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冀朝鼎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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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试读：

本书提出了基本经济区的动力学这一概念，对了解中国经济史大有裨益。通过对修建灌溉防洪工程和运河的历史研究，追溯基本经济区的沿革发展，明确基本经济区作为控制附属地区的工具和政治斗争武器的功能，揭示其转移过程及其与中国历史上兴废更替之间的动态关系，并以此为契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进行具体的、历史性的描述分析。本书并非重新解读整个中国历史，然而，如果能证明基本经济区这一概念有助于解决中国历史的某一个根本问题，也许对中国历史发展全过程的理解和解释就会发生改变。为了正确看待这一理论并说明它可能的拓展和进一步应用，我也许应该略微说明一下自己从事中国历史经济研究的一般方法。

人类谱写历史，不仅是借助历史流传下来的某些背景知识，某种程度上还重新阐述着过去的历史。这是因为历史本身就具有历史属性，只能根据各个时代的经验，被其所理解、所利用。新经验会带来新的历史认识，根据新的理解，可以阐述新的问题，重新考查新旧证据，从大量看似无用的数据中遴选出重要事实。因此，历史必须不断重写，以满足每个特定时期的人类需要。历史重写，是人类努力驾驭历史力量的一部分，这一任务在历史进程的每个转折点都显得特别迫切。

自从 19 世纪中叶“中国开放”以来，重写中国历史的问题日益突出，这不仅针对中国知识界，而且也针对世界知识界。通过开拓世界市场，资本家的对外贸易和投资已经创造了一种相互依赖的世界经济，使不同民族的发展不均衡的社会经济体制卷入世界历史的湍流之中。中国历史不再是一个国家的历史，它已经汇入世界历史的河流。西方的体制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反过来，中国人的生活也成了西方生活的一种重要元素。这种局面产生的深远影响，集中体现在 1925 年至 1927 年的大革命及后续发展中，数百年来第一次把中国社会动力学的最根本问题摆在了最为显眼的位置。

经济史，或者说辩证经济学，承认一个事实：要了解今日中国的根本问题，不能只靠研究当代的情况，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去研究，尽力解决应我们这个时代的需要而提出的中国历史的基本问题，发现支配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趋势。当然，这一研究的主要目标是历史和社会经济的综合。

但是，综合和分析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无法机械地分开。综合意味着建立或者组织，分析意味着分解或者分割。然而，因为两者都排斥杂乱无序和随意为之，所以有一点十分清楚：不首先进行分解，弄明白各部分的意义，便不可能进行建立；同样，不首先弄明白各部分是如何组织在一起的，也不可能进行分解。把这一原则用于历史书写，意味着把分析研究特殊问题得出的主要看法进行系统综合；如果没有一种普遍方法指导梳理错综复杂、看似无意义的数据，分析也不会行之有效。这两个概念之间显而易见的矛盾，真实地反映了它们的辩证关系；它们都代表了科学调查这同一过程所必备的两个方面。一本书也许主要是综合的产物，或者主要是分析的产物，但是只有明确或者暗中认识到两个概念之间的密切关系，调查研究才会有成效。

我研究经济史的最终目的是综合，但是本书主要以分析为主，通过分析研究大量之前未曾接触过的原始材料，追溯中国历史上灌溉和防洪的发展。这些涉及灌溉和防洪的材料都隐藏在地方志、中国水利专著和正史中。我研究的总体方向，大半基于我的预想和总体研究方法，特别是我对中国历史上灌溉和水运相应重要性的认识。然而，在仔细查阅了美国华盛顿特区国会图书馆的大多数可用资料之后，我才确信治水对中国历史的重要性，才萌发出基本经济区及其与中国历史上统一和分裂的关系这一概念。目前这本书，完成于 1934 年 4 月，后来经过稍许修改；它代表着我在此领域的一些初步尝试，即界定概念，研究中国治水和经济区划的地理基础，以及简单追溯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区转移等方面的问题。

因此，分析研究治水历史的原始材料后，产生了一个新概念，这个新概念又用作界定治水发展历程的手段。但是，一个概念就像一盏灯——一旦点上，照亮的就不仅仅是房间的一个角落。基本经济区这一概念，可以用来阐述中国历史的每个基本问题。它强调的是中国经济的地方和区域特征。秦始皇（前 221—前 210 年）成功打破了战国时期各个国家之间的封建障碍，但是他取得的统一是松散的统一。不像现代国家一样，依靠经济联系凝聚在一起，这种统一是通过控制基本经济区进行军事和官僚统治而实现的。因此，它不可能长久，一旦基本经济区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统治者就会失去立足之地和补给来源。分裂和混乱就会随之发生，直到新的统治者扎根于一个基本经济区，并依靠经济区重新实现统一。这就是中国古话“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真正含义。这是一条铁的法则，它准确描述了中国历史从第一个皇帝到 19 世纪闭关状态被打破的半封建时期的一种基本趋势。

基本经济区的存在，促使土地制度和税收方法产生地理差异，加强了不同地区不均衡发展的自然趋势。它还影响了商业资本的分布，并为其发展创造了不同的条件。土地制度、税收以及商业和高利贷资本的发展程度存在差异，意味着社会特征和地方统治集团权力的差异、剥削程度的差异、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生活和工作条件的差异。这些差异的性质永远无法改变中国广阔领土上基本同质的社会结构，但是却足以影响阶级斗争——特别是农民战争——各个方面的发展。此外，尽管基本经济区的理论解释的不是地主拥有大庄园的长久趋势，不是商业资本的增长及阻止其发展的力量，不是官僚、地主、商人和农民之间的对立，也不是内部经济的周期性衰退和崩溃——总之，这一理论虽然不解释阶级斗争，却揭示了决定阶级斗争发展进程的一种重要影响因素。

我们暂且考虑一下基本经济区对农民战争的影响，农民战争一直都是中国社会危机的顶点和最尖锐的表现，因此值得当作中国历史的基石进行研究。当一个社会经济周期——通常与一个王朝时代相同——终结时，当对农民的剥削加重而生产衰退时，当奢侈和腐败削弱了统治力量时，当政府濒临破产而贫困人口面临饥饿时，农民通常就会揭竿而起，拒绝交租缴税，拒绝偿还债务，袭击和抢劫富人，洗劫政治权力和行政中心。这种运动通常始于各地的一系列叛乱。由于中国各地经济都自给自足，联合农民的分散力量困难重重，迅速结束任何这种斗争几无可能。在长期的斗争中，各地的地理和经济状况限制了某些团体的发展，促进了其他团体的发展。这种斗争是反对政府的斗争，也是一个消除敌对团体的痛苦过程。通常，具有地理、经济方面优势和出色领导能力的团体，都在斗争中脱颖而出，掌控全局。在此考虑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与其说是从战略角度，毋宁说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我计划以农民战争的历史为背景，具体地研究这个问题，由此将会看出，基本经济区的理论将有助于理解许多迄今为止没有得到解释或者被误解的事件。

因此，尽管区域关系问题并非中国历史的中心问题，基本经济区这一概念也并非解释整个中国历史的主导概念，但是应该认识到：在区域自然经济条件下，这种理论具有特殊意义，能极大地促进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理解，还为研究帝国主义冲击造成的影响以及为当代中国问题提供研究背景。要想认识这种观点的全部意义，还需要撰写许多有关这一理论应用的论文和专著。仅仅是水利史问题，我就收集了大量资料，尚有许多仍未派上用场。要出版的这本书只能算作开始。其主要概念有待于检验，需要与中国历史的其他主要趋势联系起来；它隐含的多种意义，已经在前两段中加以概述，但是仍然需要进行阐述。在这些可能性的基础之上，我也正酝酿新的研究计划。如果条件许可，我希望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大多数尚未进行过科学审查——能产生有益的观点，可以证实、加强或者纠正基本经济区这一概念。

我希望向华盛顿特区国会图书馆的员工，特别是东方史料部主任恒慕义（Arthur W. Hummel）博士，还有他的助手 B. A.克莱特（B.A. Claytor）先生、坂西志保（Shio Sakanishi）博士和韩寿萱先生，表示真诚的感谢，因为他们让我利用了图书馆里的优秀藏书，并提供了理想的研究条件。我对弗拉基米尔·G. 西姆柯维奇（Vladimir G. Simkhovitch）、约翰·E. 奥查德（John E. Orchard）和富路德（L. C. Goodrich）三位教授也深表谢意，他们对本书有兴趣颇浓，通读原稿并提出批评性意见。我还要感谢 K. A.魏特夫（K. A. Wittfogel）博土，他在中国经济与社会史方面的启发性贡献，证明对这一领域中的许多其他工作者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另外，他还热心地通读了全稿，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我还应感谢两位朋友：罗斯·马库斯·科（Rose Marcus Coe）夫人阅读了原稿校样，弗兰克·弗吉尼亚·科（Frank Virginia Coe）先生阅读了原稿，他们都提出了宝贵的批评性意见。我也感谢《太平洋事务》的编辑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先生，他的帮助无以言表。拉铁摩尔先生精心审阅全稿，提出了无数重要和详细的编辑意见，并热情地推荐出版。我也要感谢太平洋关系学会美国委员会及其秘书弗雷德里克·V. 菲尔德（Frederick V. Field）先生和其他工作人员，正是由于他们的帮助，本书才得以出版。最后，我要向妻子表达无尽的感谢，并将此书献给她，因为没有她的关心与鼓励，本书将绝对无法完成。冀朝鼎　1935 年 2 月于纽约布鲁克林第一章基本经济区的概念及其与水利事业的关系概　述

1671 年，清朝著名大臣慕天颜在呈送给皇帝的奏折中言明：“兴水利，而后有农功；有农功，而后裕国。”这句话概括了治水、农业生产率和中国国库状况三者之间的密切关系。这种公共工程的历史，已经存在于许多世纪以来的记载中，对评价中国历史上统一和分裂的经济基础，具有独特的价值。

发展水利或者修建水利工程，目的是提高农业生产率，便利交通，尤其是方便运输漕粮，这在古代中国实质上是国家的一项职能。修建的灌溉水渠、陂塘、排水与防洪工程以及人工水道，大部分都是公共工程，因此它们与政治都密不可分，成为历朝历代社会和政治斗争的重要政治杠杆和有力武器。这些公共工程的兴建和目的，主要不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而是取决于自然条件和历史条件以及统治阶级的政治目的。在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有些地区会比其他地区更受重视。每一个受重视的地区，官方都会以牺牲其他地区的利益为代价，进行重点发展，目的是建立或者维持所谓的“基本经济区”。

借助基本经济区这一概念，能够分析中国经济基地的作用，这种基地为对附属经济区进行政治控制提供了支点。由此，便可以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一个重要方面，从政治权力与地区关系的角度研究，并针对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加以阐述；生产率的提高，是通过灌溉、防洪和建设主要为政府运送漕粮的人工水道系统实现的。没有其他方法能够如此清楚地说明政治权力与中国地理区域之间的关系，解释一个地区屡屡主导另一个地区的原因，阐述在区域差异如此明显的辽阔土地上实现政治统一的方法。在这一点上，需要着重指出，区域经济地理影响了中国农民起义的历史（这些起义经常导致改朝换代），因为它既为起义提供了据点，也使起义成功的可能性或增或减。

公元前 3 世纪古典封建主义结束后，中国迎来了一个领土扩张、经济中心转移和政治控制不断更迭的漫长时期，但是实际上，无论是社会性质还是政治上层建筑，都没有发生改变。直到 19 世纪中期中国的闭关锁国状态被打破之后，这一时期才宣告结束。因此，这个时期几乎涵盖了整个中国历史，从帝国或者王朝统一，一直到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在此时期，可以观察到两个明显的动向：一个是统一和分裂的交替更迭，这种现象是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结构都几乎毫无变化的条件下发生的，也就是所谓的停滞不前；另一个是中华文明由北向南发生了转移，从黄河流域中部转向长江流域中部，这明显是一种发展现象。在从黄河流域中部向长江流域中部推进的过程中，各个地区的相对力量和政治重要性都逐渐发生了变化，作为区域控制中心问题的基本经济区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因此，如果不考虑这一现象中的外部侵略、农民起义、商业发展及其他因素的影响，那么领土扩张以及经济与政治重心变化（但是社会或经济形式都未发生结构变化）的问题，就成为基本经济区转移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便成为了解中国历史的关键所在。基本经济区的定义

在本书所涉及的漫长时期内，中国经济体系主要是由几十万个村庄构成，这些村庄或多或少都能自给自足，为了便于行政管理或者军事行动，它们被编为更大的单位。与现代的“省”相当的更大政治管理单位，在汉朝（前 206—220 年）就已经存在了。这一名称随着朝代更替有所改变，各个省的边界也经常发生变化；但是，这一省级单位，从古至今几乎没有改变。然而，根据主要地形划分和经济因素，这些省级单位又被编为地理区域。这种地理区域的轮廓，在动荡和分裂时期便尤为重要。例如，把秦朝（前 221—前 206 年）和汉朝（前 206—220 年）之际、隋朝（581—618 年）和唐朝之际（618—907 年）动荡时期的地图，与三国（220—280 年）、南北朝（420—589 年）和五代（907—960 年）动荡时期的地图进行比较，这一事实便显而易见。中国商业的发展，从未达到能克服农业经济的地方性和狭隘的排他性的水平。这些区域高度自给自足，彼此独立；在没有机械工业、现代交通通信设施和先进经济组织的背景下，现代意义上的国家集权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的统一或者国家权力的集中，只能意味着控制一个经济区的问题；在此经济区内，农业生产率和运输设施使缴纳漕粮成为可能，而且要远远胜过其他地区，因此任何一个团体，只要控制这一经济区，就掌握了征服和统一全中国的关键。因此，这种地区被定义为“基本经济区”。漕粮的功能

在中国历史上，税赋主要是以实物缴纳的，由此可见漕粮的重要性。漕粮是皇族、中央官僚和卫戍部队的主要粮食来源。清朝高官董恂在关于大运河一书的作者序中，清楚地描述了漕粮的功能。原文如下：京师控天下上游。朝祭之需，官之禄，主之廪，兵之饷，咸于漕平取给，而饷为最。综材官、技击、厮养、羡卒，名载饷册者，十七万人。家以八口计，则食饷者百有三十有六万；即家五口，食饷者亦宜八十有五万。此断非籴数十百乡镇，乡镇籴数千百斛，所克济。……微漕东南粟，蔑由职是故也。

董恂说的是清朝的具体情况，但是其中的一般道理却几乎适用于秦朝以后的每个朝代。

除了满足首都的需要，漕粮也是必要储备积累的来源，尤其是用于防止可能发生的叛乱，或者说供给一支集结起来的庞大军队，在预防无效时镇压叛乱，或者跟入侵的外国军队进行战争。早在汉朝，汉文帝的博士贾谊（前 200—前 168 年）就认识到了这种储备的政治和军事意义。他提醒皇帝说：“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他还提了一个劝告性的问题：“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对任何军队而言，充足的粮食供应总是至关重要的，在现代战争迈出第一步之前，毫不夸张地说，粮食就是军队的生命，而充足的粮食储备则是最重要的武器。

宋朝的一位学者于 1013 年写成的名著《册府元龟》，关于漕粮运输一章的序言就很好地总结了漕粮的两种功能。序言明确写道：若乃京师大众之所聚，万旅百官之仰给，邦畿之赋，岂足充用？逮于奉辞伐叛，调兵乘鄣，或约赍以深入，以嬴粮而景从，曷尝不漕引而致羡储，飞挽而资宿饱。

在上述情况下，漕粮及其生产、征收和运输总是统治集团和官僚们主要关心的问题。长江三峡 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治乱兴衰的背后是基本经济区的转移。统一与分裂的经济基础

每年都要上缴一部分地方收成作为漕粮，是地方官员的主要职责之一。以清朝为例，不同的省份都分配了明确的定额。然而，在动荡时期，只能依靠那些中央政府直接牢牢控制的地区继续缴纳漕粮。在中央政府权力难以约束的地区，地方官员或者自封的首领就会乘王朝崩溃之机，独立统治这些地区。这些首领各自控制的地区，如果经济实力旗鼓相当，那么就存在形成某种均势的客观物质条件；如果没有其他因素打破这种平衡，就将陷入旷日持久的分裂状态。这种分裂势必引发相互斗争，而相互斗争的统治集团往往会修建水利工程。一方面大搞建设，彼此竞争，另一方面是封建战争常见的恣意破坏，两者最终通常会打破平衡态势，产生新的主导经济区。三国时期就是国家分裂的典型时期，此时并不存在游牧民族侵略这一复杂因素；三国末期发生的事件是值得关注的例子。“黄初（221—226 年）以后迄晋（265—420 年），当时能臣皆以通渠积谷为备武之道。”

这种主导经济区形成之后，控制了基本经济区的领袖，就比自己的竞争对手获得了更多的物资方面的优势，就有可能最终统一国家。实现统一之后，为了维持权力，统治集团往往会特别重视基本经济区农业生产率和运输设施的进一步发展。因此，以基本经济区为控制杠杆当作出发点研究中国历史，可以更好地解释有关统一与分裂这一中心问题。这也会帮助我们了解一些基本客观条件，这些条件决定了整个中国历史——从公元前 221 年的秦初到公元 1911 年的清末——不同朝代所采取的经济政策。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区的转移

根据这一标准判断，从公元前 255 年到公元 1842 年（有外国列强影响的近代时期的开端）的中国经济史分为 5 个时期。第一个统一与和平时期（前 255—220 年）包括秦朝和汉朝，泾水、渭水、汾水和黄河下游流域为基本经济区。第一个分裂和斗争时期（220—589 年，极为重要的转变时期）包括三国、晋朝和南北朝；四川与长江下游流域，因为灌溉与防洪的逐渐发展，成为重要的农业生产地区，对早期基本经济区的主导地位构成挑战。第二个统一与和平时期（589—907 年）包括隋朝和唐朝，长江流域获得了基本经济区的地位，同时大运河也得以迅速发展，把首都和新基本经济区连接起来。第二个分裂与斗争时期（907—1279 年）包括五代、宋朝和北方的辽朝和金朝，长江流域作为中国突出的基本经济区进一步得到迅猛发展。第三个统一与和平时期（1279—1911 年）包括元朝、明朝和清朝，统治者日益担心首都与基本经济区之间的距离，多次想把海河流域（即现河北省）发展成为基本经济区。

这五个时期代表了中国社会经济史上的长期变化，其标志是基本经济区从一个地区向另一地区转移。不言而喻，每个时期都有社会与政治动荡的短暂间隔期，动荡常常起源于农民起义，而起义通常都会导致改朝换代，例如 1368 年元朝灭亡后建立了明朝。其他改换朝代的情况，则是少数民族趁中国内部经济崩溃时发动侵略造成的，例如契丹人（辽朝，916—1125 年）、女真人（金朝，1115—1234 年）、蒙古人（元朝，1271—1368 年）和满洲人（1644—1911 年）发动的入侵。然而，如果认为短期循环附属于长期循环，就更好理解了；循环周期受经济重心转移的支配，而经济重心为政治运动和朝代变化提供了场景——无论这些变动表现为内部叛乱，还是外族入侵。

因此，要探究和了解发展水利工程的总体方针，都可以从掌控和发展基本经济区的必要性着眼，因为这一原则是历朝历代经济政策的基础。弄清了水利工程的发展过程，基本经济区这一概念就可以解释中国历史上整个半封建时期历史进程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第二章中国治水的地理基础和经济区划

以中国的地理条件而言，如果不在农业实践中坚持发展一种水利体系，农业生产就绝对无法达到如此高的水平。同样，中国半封建社会的文化繁荣也不可能出现，因为这种文化是高效农业经济的产物。魏特夫的详细研究已经清楚地说明，灌溉对于中国经济具有重大意义，由此使人相信：灌溉“在中国每个地方都是集约农业的必要条件；就在此基础之上，建立了中国的农业社会，就像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是建立在煤铁的基础上一样”。

由此可见，尽管中国有很多不同的地理区域，而且各有特点，但是几乎所有主要区域都需要某种形式的水利工程，作为发展农业的基础。在西北黄土地区，主要是修渠灌溉的问题；在长江和珠江流域，主要是为肥沃但多沼泽的冲积田排水，并维持一种复杂的排水灌溉系统问题；在黄河流域下游和淮河流域，主要是防洪问题。在运输领域，水道作为整个中国商业与行政管理的动脉，一直具有重要意义。黄土与灌溉

丁文江（V. K. Ting）博士认为，“中国早期文明的最重要摇篮”，是在北纬 31°—40°与东经 113°—118°之间的地区，包括山西省、河南省、河北省南部一部分、山东省西部以及江苏和安徽两省北部。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地区的黄土要多于冲积土。东经 118°以西的整个淮河流域都位于黄土区。除了黄河故道以外，北纬 32°—34°和东经 114°—118°之间的地区，几乎都是黄土区。在上述经度内，位于北纬 25°—36°之间的地区，除了河谷，也主要是黄土区。因此，山东半岛通过两条相同的黄土地带与西部黄土区相连。整个地区的冲击土都位于北纬 36°以北的地带和河谷地区。

丁文江最后说：“连绵的半草原，从大海延伸到土耳其斯坦，没有森林，也没有沼泽，非常适合农业和车辆；因此，这里早期定居与文化的持续传播才成为可能。”这里描述的黄土区非常辽阔，即使我们拿周朝（约前 1050—前 255 年）来说——周朝比丁博士所说的那个时期，很可能是殷朝（约前 1401—前 1050 年）要晚，并且把陕西省也归到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中，那么整个发祥地仍然在黄土区范围之内。

描述古代中国领土的这一显著地理特征，是了解灌溉对中国农业重要性的关键。当然，关键就在于黄土与水的关系的特殊性。

大约半个世纪之前，E. F.冯·里希特霍芬（E. F. von Richthofen）教授的研究就揭示过这一现象。他观察到，黄土吸水，就像海绵。黄土具有多孔性和很强的毛细管吸收能力，能够使藏在深层土壤中的矿物质上升到表层，让农作物的根部吸收，从而赋予了黄土自我施肥的能力。然而，有一点很明显，即只有水分充足时，这种机制才能发挥作用。因此，莱昂（Lyon）、菲平（Fippin）和巴克曼（Buchman）在权威著作《土壤：特性与管理》中得出结论说：“黄土富含碳酸钾、磷和石灰，只要水分充足，就会变成极为肥沃的土壤。”

基于此，中国北京燕京大学的前地质学教授乔治·B. 巴伯（George B. Barbour）得出结论说：“中国黄土的石灰成分往往很高，施肥现象非常普遍，所以供水成为重要因素。”这些结论不仅仅是推理得出的，而且被三个实验所证实：中国北京清华大学 T.纽（T. New）教授的毛细实验，中国南京的金陵大学罗德民（W. C. Lowdermilk）教授的黄土持水能力实验，中国地质调查所翁文灏博士的黄土化学分析。巴伯教授根据自己的观察，进一步强调了他的结论：“这些理论性的结论，似乎被田野观察的事实所证明。”陕北梯田　黄土富含碳酸钾、磷和石灰，只要水分充足，就会变成极为肥沃的土壤，中华文明就是黄土所孕育的。淤泥的肥田价值

无论是中国北部还是中国南部，农业最发达的地方都是冲积平原、河谷、旧河床、旧湖床的农田；这里能起到肥田作用的灌溉，与黄土草原并不相同，但是，即使不能说同样重要，也可以相提并论。在这里，灌溉主要依靠洪水泛滥完成。甚至今天，在中国北部地区也经常看到，夏季暴雨过后，洪水携带着泥沙从山上冲下来。于是，农民修建沟渠——如果工程较大则由政府承担——拦截携带泥沙的洪水，将其引入农田，实现灌溉、增肥和防洪的三重目的。

中国北部的大河，如泾水和渭水（陕西）、汾水（山西）、洛水（河南）和黄河，一路上都有携带泥沙的洪水汇入。因此，这几条河流几乎都携带着大量泥沙，然后通过沟渠系统将这种泥沙引入农田。黄河的泥沙含量平均为 11％。中国古代的作家，按照前汉（前 206—25 年）时期张戎的估计，认为黄河的水和泥沙之比为 10∶6。明朝官员潘季驯（1521—1595 年），因治水成就和一部水利经典著作而名垂青史，他认为到了秋季，黄河的泥沙含量会由 60％增加到 80%。显然，绝不能把这些说法当作科学估计，它们只是为了强调而进行的书面夸张而已。然而，它们的确表明，黄河的大量泥沙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引起了中国当政者的注意。

有权威记载表明，在前汉时期，中国农民就知道了淤泥的肥田价值。公元前 95 年前后，白渠建成。白渠将含有泥沙的泾水引入今陕西省中部的大片农业区。当时，这一地区的农民为白渠大唱赞歌。有段歌词说：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

唐朝太宗（627—649 年）和高宗（650—683 年）时期，名臣长孙无忌曾经这样评价说：“白渠水带泥淤灌田，益其肥美。”明朝潘季驯曾经提到，黄河决堤的一个原因是有些农民为了淤灌农田偷偷挖掘堤岸。

关于河南省的颍水，1660 年出版的《临颍县志》中有一段文字很有启发性。它是这样说的：其源深而委小，夏秋淫雨，辄泛涨弥漫，溃决难防。然浊流一奔，所过即为沃野，西南之民多利之；正东、东北则受其害。或数年不决，地即硗，民伺其水弥，乃盗决，用肥其地。颍民谓是河有损益云。

近几年的一个例子发生在河南。1932 年 7 月，由于洛水泛滥，出现了八十年来最严重的洪灾。洪水破坏了很多村庄，但在 1933 年小麦却大获丰收。再如，陕西同州的几百亩农田，在 1932 年也遭到洪灾，但庄稼同样获得了当地多年未见的好收成。

李协是一位重要的治水专家，也是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前委员长。他清晰地认识到了上述事实，建议修建沟渠灌溉系统；沉积在沟渠底部的淤泥，要每隔一段时间进行挖掘，以保持沟渠深度，而挖出的淤泥则用来肥田。

出版于 1887 年的《山西通志》记载了两个有趣的例子，证明了淤泥在山西省的肥田价值。其中一个例子是大同县玉河的水通过沟渠灌溉农田，《山西通志》这样描述：“沙砾平滩，一二年间，淤成膏腴。”

1729 年，清朝官员韩光基向皇帝呈送的奏折中提到了涑水，涑水发源于绛县，途经闻喜县、夏县、安邑县和猗氏县，最后注入黄河。在流经的五个县中，农民都利用河水进行灌溉。奏折中说：“涑水深浊。每当冻河开河之际，田亩一经灌溉，肥饶倍长。故愚民混行，私决堤堰，横筑土坝……”这几个例子十分清楚地说明了灌溉的双重作用。

在河北省，人们普遍认识到，永定河频发洪水带来的破坏，通常因为淤泥的肥田效果而得到补偿。在一次针对治水问题的著名讨论中，清朝的陈仪（1670—1742 年）提到了永定河的“填淤肥美”，明确地说“秋禾所失，夏麦倍偿”。在一次针对永定河的讨论中，陈宏谋（1696—1771 年）也提到，每次永定河水淹没农田，小麦的收成就会特别好。

1871 年版的《畿辅通志》，从该通志较早的版本中，引用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这样评价永定河：“永定浊泥，善肥禾稼，所淤处，变瘠为沃，其收数倍。”在一封讨论浑河（桑干河支流）防洪问题的信中，方苞（1668—1749 年）和顾用方表明，浑河流经固安县和霸州县时，河堤消失了，水面蔓延，达一两百里宽。十天左右，河水消退，田野布满淤泥，被农民称为“金铺地”。漳河的古代灌溉工程和肥田功能同样闻名遐迩，清朝声名显赫的官员孙嘉淦（1682—1752 年）在给皇帝的奏折中也证实了这一点。这一奏折也被收入《畿辅通志》中。

治水问题，在中国南方与北方，形式上存在较大差异，但是都涉及控制水量与增肥土壤两方面的问题。在南方，不是排洪沟渠携带淤泥增肥农田的问题，而是排除多余积水、利用排干水的沼泽湖床耕种（主要种植水稻）的问题。

中国南方的大地主和富农，侵占湖泊河流，扩大耕地面积，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争夺名义上属于国家但尚未被任何人霸占的土地；第二是因为在湖床或者河床新开垦的土地暂时不用缴纳地租。

这种趋势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问题，而这一问题自从南宋（1127—1279 年）以来就一直特别明显。这些新开垦的土地十分肥沃，因此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趋势。这不仅仅是为了争夺免地租的公共土地，也是为了争夺肥沃的土地。关于福建省长乐县的滨闾湖，在 1829 年前后刊行的一篇文章中，明朝知县蒋以忠非常详细地描述了湖区的肥沃土地。他说：“顾湖堳多沃壤，可稼穑，岁收其入，较恒田足三倍，官且不税。豪奸睨其旁者，群攘而艺之。”这些开垦的肥沃“湖川田”，通常都用墙一样的堤坝围起来挡住外面的水。在长江流域下游（江苏、浙江、江西和安徽），人们把这种农田称为“围田”或“圩田”；在大湖区，特别是湖南，人们称之为“垸”。它们成为中国最富裕的农业区中最高产的土地的一部分。

对淤泥在中国农业中的地位，很多西方的杰出学者都进行过研究，并给予认可。罗德民教授曾测量过源自陕西省的山丘或者高原上的洪水泥沙含量。洪峰过后，他从三种不同的洪水中，选取了六种各为 1000 立方厘米的洪水样本，过滤后将淤泥用 100℃的温度烘干，然后进行称量，结果发现泥沙含量为 14%—22%。这位科学家的下列说法值得关注。他说：“这个数量令人惊讶。它说明每个季节，洪水都会从山上带下来数千吨的肥沃土壤。”

毫无疑问，正是这一土壤侵蚀过程，造成了中国山西省和其他省份的多石和贫瘠山脉以及山区的荒野。控制土壤侵蚀、保护灌溉水源的重要意义，下面的引文说得非常清楚。这段引文来自明朝学者阎绳芳于 1887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引文说：正德前，树木丛茂，民寡薪采，山之诸泉，汇而为盘陀水，流而为昌源河，长波澎湃，由六支、丰泽等村，经上段都而入于汾。虽六七月大雨时行，为木石所蕴于流，故道终岁未见，其徒且竭焉。以故由来远镇迄县北诸村，咸浚支渠，溉田数千顷，祈以此丰富。嘉靖初，元民竞为居室；南山之木，采无虚岁。而土人且利山之濯濯，垦以为田，寻株尺蘖，必铲削无遗。天若暴雨，水无所碍，朝落于南山，而夕即达于平壤，延涨冲决，流无定所，屡徙于贾令南北，而祁丰富，减于前之什七矣。

然而，在强调控制土壤侵蚀的同时，要尽量把侵蚀掉的泥沙保留下来，通过建造和维护良好的沟渠和灌溉系统，将它们加以利用，变废为宝。马罗利（Walter Mallory）先生对中国北方防洪具有诸多实践经验，他的观察特别值得注意。他说：洪水冲刷掉的损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补偿，因为洪水带来的泥沙沉积下来，会使土壤更加肥沃。灌溉可以起到这种改良作用，而不会造成相应的损失，因此灌溉的好处可以说是双重的。

哥伦比亚大学的路易斯·A. 沃尔凡杰（Louis A. Wolfanger）博士在评价中国的土壤状况时认识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特别是关于中国所谓的“持久农业”问题。他这样写道：（中国）人几乎或者根本没有利用他们的山地熟土，……而是拥挤地生活在江河地区。洪水暴发会造成悲剧，但是这里的土壤年轻、新鲜、适合耕种，而且周期性地得以更新。由于大量使用肥料，天然高产能力得到进一步加强。那些洪泛平原之外的人居住在丘陵和低矮山野上，这里的山坡经过努力已经建成层层梯田。这里的土壤也会周期性地变成生土。通过侵蚀，土壤总是在自然状态中不断更新；如果人类使用土壤，导致其肥力降低，那么普遍使用肥料也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给予补偿。……中国人过去曾经拥有——而且显然现在仍然拥有——年轻、多产、未淋洗的土壤。“持久农业”的物质基础

在《再论罗马的灭亡》一文中，弗拉基米尔·G. 西姆柯维奇教授意味深长地说：“中国和日本的经验已经证明，在小块土地上，即使不借助无机肥料科学地补充土壤，这种集约农业也可以无限期地维持下去。”然后，他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罗马灭亡了，而中国和日本却勉强获得了成功？”其答案可以解决中国经济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即“持久农业”的问题。

正如前面讨论所说的，上述问题的答案就在于黄土的自我增肥能力和淤泥的自行更新能力。假如水分充足，黄土就可以自我增肥；冲积平原上沉积下来的大量淤泥，因为侵蚀而不断更新，侵蚀主要是由于人工灌溉或大自然的洪水所导致的。在后一种情况下，好处被弊端所抵消；但是从长远来看，它却有助于土壤保持年轻、多产，避免长期贫瘠的危险。因此，即使不借助无机肥料为土壤科学增肥，中国的集约农业仍然可以延续许多世纪。

然而，如果以为这种土壤条件的天然优势，足以保证中国的农业生产率或多或少维持一种均衡水平，那将是严重错误。换言之，这种优越的土壤条件可以使中国免遭土壤肥力长期耗尽的危险，但是因为某些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的原因，中国，尤其是某些地区，仍然会面临农业生产率急剧下降的威胁。

如果没有一种有效的灌溉系统——这种灌溉系统不仅是工程问题，而且也是社会经济问题，黄土与冲积土也无法充分发挥其自然肥力的优越性。一个地区，如果对统治者有实际意义，就可能会迅速发展，并得到精心维护；但是，一旦不受统治者青睐，就会遭到忽视，任由命运摆布，直到土壤肥力耗尽，生产率急速下降。宋（960—1279 年）、元（1271—1368 年）、明（1368—1644 年）、清（1644—1911 年）时期的陕西省，就出现过这种情况。优越的自然条件为发展水利提供了基础，而水利的发展又决定基本经济区的地理位置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并受到它们的制约。中国降雨的多变性

从前文讨论的中国土壤的特殊性可以清楚地看出，水供应是发展农业的重要因素。接下来的问题是：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依靠每年降雨的自然过程，来满足这种重要需求？纵观中国历史，社会经济原因使旱灾和洪灾更加严重，持续时间更长，出现的次数更多；然而，这些灾害也的确说明，中国水供应的自然过程，不仅不可靠，而且具有破坏性。

无论是基本常识，还是科学观点，似乎都认为：中国，尤其是中国北部地区，降雨的主要问题不在于雨量是否充沛，而是在于年度之间的变化是否太大。像印度一样，中国的雨水都是季风雨，随着季节的交替而变化。从夏季到冬季，风的主要方向会迥然不同。下面的统计可以说明中国北部地区风向颠倒的程度。中国北方风频百分比　　单位：%

季节北东北东东南南西南西西北

冬季17856681832

夏季10912261610710

观察者一看这个表格，就会明白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的重要意义。肯德鲁说得也非常清楚：“任何非正常的重大气候变化，都可能造成危害，甚至引发大范围的饥荒。”他进一步说：“但是，不幸的是，降雨的持续时间和降雨量都会发生较大的变化，在印度和中国尤其如此。”关于这一问题的最新权威著作表明，中国年降雨量的确存在大幅度的变化。法国气象学家朱尔斯·西翁（Jules Sion）通过全面研究季风强调指出，年降雨量的大幅波动是季风性气候的特征之一。A.奥斯汀·米勒（A. Austin Miller）也表示：“季风雨主要是由旋风引发，主要特征就是降雨量变化不定，因此季风地区经常发生饥荒。”

不过，大自然无情造就的不足常常会激发人们的斗志，想方设法弥补这种不足。因此，尽管季风存在不幸的一面，但是米勒说得很有道理：“它激发了人们的一种发展灌溉的宝贵动机，从而大大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水稻与灌溉

灌溉对于中国农业举足轻重的另一原因，就是水稻作为主要作物，种植十分广泛。没有充足的水供应，没有对水的精心管理，就无法种植水稻，这是一个常识问题。发表于元朝（1271—1368 年）的一篇中国古代农业论文，对水稻种植的过程表述得很清楚：“治稻者，蓄陂塘以潴之，置堤闸以止之。……又有作为畦埂。耕耙既熟，放水匀停，掷种于内。候苗生五六寸，拔而秧之，今江南皆用此法。苗高七八寸则耘之，耘毕放水熇之，欲秀复用水浸之。”因此，水管理成为水稻种植中极其重要的一个因素。完全可以说，没有灌溉，就没有水稻种植。“河川之国”

幸运的是，中国拥有优越的自然条件，非常适合发展灌溉工程。资深中国地理学家夏之时（L. Richard）说：“世界上没有国家像中国一样具有如此丰富的水资源。”将中国的江河系统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比较之后，魏特夫着重强调了中国江河系统的重大价值。他说中国的江河并不流经绿洲，但是都分布在广阔连绵的土地之上，这非常有利。中国的土壤和气候具有特殊性，水供应必不可少，因此江河系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肥效因素。正由于这一点，到现在为止，中国农业的中心都处于几大江河流域。

詹姆斯·斐格莱（James Fairgrieve）把中国称为“河川之国”。为了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说：“中国是一个特别的河川之国，不仅因为河流众多，而且因为治理河流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从灌溉和水运的角度看，斐格莱看似笼统的说法也并非夸张。气候变化与灌溉

气候——特别是降雨量——在长时间内的周期性变化，在埃尔斯沃思·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教授的著作中已经多次强调，竺可桢也对中国的情况进行过细心研究，但是这一因素不会改变目前研究的结论。它最多只是引入了一个导致复杂化的因素。一种可能的情况是：长期干旱，会更有力地促进灌溉活动，而充足的降雨，则会使灌溉活动减弱。但是，下一章分析的统计数据并不能说明这一点。不过，从另一方面看，这些统计数据的确表明了一个地区的灌溉活动与政治经济重要性之间的关系。本书的后面几章将极力说明这一点。虽然长期气候变化已经影响了人口迁移和游牧民族的入侵，但是就本研究的目的而言，只要指出这些变化只是间接地影响了中国灌溉发展的进程，似乎就足够了。

在过去十个世纪里，位于西北地区（特别是陕西）的中华文明发祥地，经济几乎在不断衰退，但是显然不能把原因归结于长期的气候变化。在这个地区经济衰退的相应时期内，缺乏令人信服的持续干旱的证据；对衰退的一种更为可靠的解释似乎是，统治集团大力发展长江流域更肥沃的地区作为经济基地，结果忽视了在相对低产的陕西省发展灌溉工程。即使持续干旱真的发生过，也无法驳斥上述论点，因为这只会加重干旱地区忽视灌溉的危险。区划的地理基础

水利在中国农业中不可或缺，是由自然条件所决定的，因为中国的土壤和气候具有特殊性，而且水稻作为主要粮食作物，在种植方面也有特殊要求；而对中国进行区划的地理基础，则是其地形的特殊性。像在所有地方一样，中国山川河流的分布决定了主要地形的划分。中国的大多数河流都是由西向东流，而美国则截然不同，它的河流多是由北向南流。

把中国分隔成三大水系的主要山脉，构成一种天然屏障，为经济和政治区划提供了条件，也是中国许多世纪以来分而治之的自然基础。

葛德石（Cressey）教授指出：“中国最大的山脉是昆仑山脉向东部延伸的部分，在中国统称为秦岭山脉；它自西藏向东延伸，几乎到达太平洋。这些山脉把中国划分为两个主要地理区域，它们在气候、农业和人类活动方面的特点迥然不同。”只要研究一下中国本土，就肯定会发现，中国南方与北方之间的差别，或者说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之间的差别，就是中国最主要的区域差别；中华文明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扩展，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决定性的转变，也是中国文化走向亚洲大陆的一个重要步骤。除了这种区划之外，中国本土还有另外两个重要地区和许多次要地区值得关注。

除了黄河和长江流域下游，另外两个最为突出的地区就是川滇和两广。四川省被称为红色盆地，四周都是高耸的山脉屏障。葛德石教授的看法是正确的，认为它“使隔离状态成为人文地理的一种明显特征”。葛德石教授还指出：“这里气候优越，土壤多产，人民勤劳，资源丰富……据说，凡是中国其他地方能种植的东西，这里都可以生产。”因此，四川周边易守难攻，资源丰富多样，非常适合自给自足的独立存在。四川田园　四川以独特的地理条件，足以媲美历朝历代的基本经济区，在乱世中常能保持独立。

因此，才华横溢的中国学者梁启超这样评价说：“若夫四川每天下（指中国）乱，则常独立；而其减亡最后。”自从前汉倾覆之后，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七次。第一次是公孙述成为蜀王，从公元 25 年到公元 36 年统治四川。在后汉第一个皇帝统一全国很久之后，他的将军才征服了蜀地。第二次是著名的刘备，他创立了三国中的蜀国（221—263 年），蜀国在中国历史和文学中的地位非同凡响。第三次是李雄，他在四世纪伊始西晋帝国瓦解时获得成都王的封号。

第四次发生在五代时期，王建与孟知祥两个家族分别建立前蜀（907—925 年）和后蜀（934—965 年），先后统治四川。第五次是明玉珍，他在明朝初年在四川创建大夏朝（1362—1371 年）。第六次是臭名昭著的张献忠，他在明朝末年统治过四川。最后是骁勇无比的石达开，太平天国（1851—1864 年）瓦解后，他带兵雄踞四川。甚至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即使长江上的汽轮穿越了四川与世隔绝的古代屏障，它看起来仍然是一个独立的世界。

至于云南，梁启超认为它是四川的附属地区，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因此，三国时期的诸葛亮，认为实施自己的北伐计划之前，必须先平定南方的云南人。“四川、云贵，实政治上一独立区域也。”

广东和广西曾经是两广总督的管辖区，它们的区域完整性，从地形上看一目了然。“（该地区）集中在一个三角洲上的排水系统，催生了贸易活动，而大部分商业贸易活动都沿着水路进行。这里四周都是山脉和海洋，维持着自己的文化生活，与邻近省份往来甚少。气候、土壤、植被和农业活动大多自成一体，与别处迥然有异。西江入海口西边海岸及海南岛，濒临海洋，气候炎热，与两广其他地区鲜有共同之处。然而，把它们单独划为一区，又似为不妥。”从历史上看，两广是中国开发最晚的地区之一，但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这里的文化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它的地区统一性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在中国近代史上可以找到充分的例证，最近的 20 年尤其如此。

从地理和历史的角度看，其他相对统一的地区是山西以及东南沿海省份浙江和福建。在这两个地区中，山西的经济（农业）自给能力薄弱，但是防御能力很强；浙江和福建防御能力较弱，但是经济资源丰富。回顾历史发现，这两个地区在分裂时期，曾经长期成为独立统治者盘踞的地方。但是，与中国本土的其他地区一样，这两个地区都距离中原太近，无法长期对抗中央集权。这里也出现过短暂的独立时期，但是很快就卷入黄河和长江流域你争我夺的旋涡。纵观中国历史，大多数决战都发生在淮河流域，而这里正是连接中国两大主要地区之间的一片狭长地带。第三章历朝治水活动的地理分布统计

在很大程度上，公共水利工程的发展进程，取决于统治集团加强掌控国家的政治目的；这一目的得以实现的经济途径，是强调在某一特定区域——即基本经济区——发展公共水利工程，而经济区将成为征服和控制附属地区的经济基地。所附的“中国治水活动历史发展及地理分布统计表”，十分清楚地说明了这些事实。

这里采用的数据都可以在省志中找到，除非发生失误，否则并没有刻意选择数据去迎合先验性的结论。必须承认，这些数据的阐释，都是以本研究课题为出发点，根据作者的特定研究方法进行的；但是只有通过这种方式，统计数据才有意义。指出特定的研究方式之后，滥用统计数据和误导读者的危险就可以降到最低。另外，本专著的结论并非完全以统计材料为基础。后面几章将会讨论大家共同得出的大量历史论据，对本章提出的事实进行论证和阐述。中国治水活动历史发展及地理分布统计表（根据各省地方志的数据汇编而成）数据来源和性质

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做这种研究。这里使用的数据，汇编自各省地方志中有关水利章节中涉及治水活动的记载。这些章节的标题各种各样，如“河渠”、“水利”或者“堤坝”。建设或者修理水利工程，无论是水渠、堤坝、池塘还是其他，都被视为一项治水事业活动，每项记载都列入表中，算作一个项目。

有关这类治水活动的记载，如果年代不明或者无法断定发生在哪个朝代，在此都忽略不计，因为就本研究而言，这些甚至连朝代也不清楚的记载毫无意义。

不同工程的规模和重要性，也不必考虑在内，因为即使能够掌握这些数据，也无法对它们进行比较。不过，这些记载列入地方志时，都用最恰当的方式对这些工程规模的差异进行了处理。这些记载全部是由各个县负责列入的，因此横跨几个县的大工程都被重复记录了几次。所以，工程规模越大，在记载中出现的次数就越多。这有效地达到了权重统计法的目的，而且表格所列的数据，对治水活动的实际规模和重要性都进行了恰当的评估。

对地方志编纂过程及其内容性质加以解释之后，就会清楚为什么各省的地方志是这种数据的最好来源。这些省志由指定官员，根据当地县、州、府的地方志汇编而成。乾隆版《江南通志》（1736 年）（江苏和安徽）前言说，皇帝“命儒臣修一统志（大清一统志），诏省会各修通志上之，而台省大臣檄征郡县志，以供采辑”。

当然，并非所有的地方志材料都照搬到了省志中去，但是就省志的数据而言，看不出或者几乎看不出什么遗漏，这种算得上系统化的数据编排，为编制表格提供了极大方便。该表格仅限于省志数据，但是也很有分量。地方志编纂者所用材料的主要来源，是各个朝代的正史、政府档案、中国众多的碑文、国民——特别是地方名人——的作品，甚至还有在民间作为真实历史流行的传统。来自中国典籍、历史和文学等丰富遗产的有关材料，都被挖掘收录到地方志中。许多地方材料，尤其是碑文、地方名人传记以及关于人民机构生活的地理、经济等数据，都首先在地方志上刊印，因此寻找这类数据只能借助地方志。目前这项研究只是简单的开端，是最早利用这些宝贵的材料研究中国经济和社会历史的尝试之一。数据解释

在分析和解释表格中的数据之前，必须先解决评论本书者开始就肯定会提出来的一点，即气候变动和灌溉活动兴衰之间的关系问题。英国作家布鲁克斯（Brooks）研究了包括竺可桢在内的不同权威关于亚洲气候问题的著作，得出结论说：近些世纪的总体趋势是，相对于旱灾的次数，洪灾次数日益增多；四、六、七世纪以及后来的十五、十六世纪，干旱现象非常突出；二、三、八、十二和十四世纪雨水较多。总体上，与欧洲类似表格的结果非常一致。

将这段文字与印在本章开头的表格对比会发现，这两组事实之间完全没有关联。假如有任何关联，从这个表格也无法看出。它所展示的是一个地区的治水活动与政治经济重要性之间的关系，这也正是本书研究的问题。气候变动也许会影响一些灌溉工程的效果，但是这无法抵消灌溉的必要性，因为即使平均降雨量很大，也不一定会使降雨量的年际变化减小，也不会改变土壤的性质。因此，气候变动最多只能当成一个复杂化因素，不会严重影响本研究结论的总体思路。

通过观察表格，比较 15 个省在不同朝代的治水活动，就会注意到其中有些数字（表中的粗体字）特别突出；这些数字合在一起，会给我们带来重要启示：（1）表格显示，春秋（前 770—前 475 年）、战国（前 475—前 221 年）两个时期修建了大量水利工程。山西记载的一项工程，修建于公元前 676 年到公元前 652 年之间。据推测，安徽著名的芍陂是由楚国大臣孙叔敖在公元前 606 年到公元前 584 年之间修建的。他在河南还修建了另一项工程，西门豹和史起也修建了著名的工程。

江苏的邗沟，是最早连接长江和淮河的运河，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凿的。范蠡在江苏修了一座湖，在浙江修了一座陂塘，伍员也在这两个省修建了工程。范蠡和伍员都是战国时期的名人。吴都的另一条运河，大家认为是春申君（名黄歇）在公元前 314 年到公元前 256 年之间修建的。江苏省有一条小河，据说是（周文王长子）太伯挖掘的，并且以他的名字命名。在河南，据说周武王的兄弟周公组织修建了一条小型灌溉水渠。

这些记载是否真实，难以确定。除芍陂外，西门豹和史起的工程以及下一章要讨论的邗沟，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其他的工程是否存在，肯定值得怀疑，而且不值得认真考虑。（2）汉朝（前 206—220 年）时期，陕西与河南的工程数量最多，前者有 18 项，后者有 19 项。其次是直隶，只有 5 项。这两个省所辖领土的经济重要性毋庸置疑。它们分别被称为关中与河内，共同构成了汉朝的基本经济区。（3）三国（220—280 年）、晋朝（265—420 年）和南北朝（420—589 年）时期，治水活动在南方各省有所增长。这一点非常重要，在北方各省治水活动数量减少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湖北和福建两省首次出现在记载中；江苏省在南北朝时期记录了 8 项，这是它当时的最高纪录，这个数字很有意义。同样重要的是，三国时期曹操的基地河南记载了 10 项，而安徽则记载了 3 项，这也是该省当时的最大数字。当时，魏国把安徽开辟成战场，征服了吴国。（4）值得注意的是，唐朝（618—907 年）时期，除了河南以外，其他各省的治水活动都获得空前的增长，特别是在除云南之外的南方各省，都有大幅增长。

南方浙江省的数量是 44 项，超过了北方各省，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陕西是唐朝的首都，山西是唐朝的“老家”，自然都备受重视，因此两省的记载都是 32 项。但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长江流域下游的所有省份，包括福建省，都超过 18 项。浙江从 4 项增加到 44 项，增幅很大，江苏从 8 项增加到 18 项，福建从 4 项增加到 29 项。甚至安徽也从 4 项增加到 12 项，湖南从 2 项增加到 7 项，湖北从 1 项增加到 4 项。

综合各省的情况看，南方在唐朝似乎终于赶上了北方。不仅总体上发展迅速，而且南方和北方地位正在发生改变，这表明基本经济区已经发生转移，而且清楚地说明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5）从表格可以看出，宋朝（960—1279 年）时期，长江各省的治水发展迈出了一大步，尤其是江苏、浙江、江西和福建省，有史以来统计数字第一次达到三位数；浙江和福建处于领先地位，前者有 302 项，后者有 402 项。湖北的发展也很迅速，从 4 项增加到了 14 项。值得关注的是，广东省也第一次有了治水工程，北宋 16 项，南宋 24 项。

这些省份治水活动的增加在南宋时期（1127—1279 年）特别引人注目，这说明北方游牧部落的侵略，大大促进了长江流域下游和珠江流域的人口定居和发展。还有重要的一点需注意，南宋时期浙江省达到了非同寻常的 185 项。鉴于南宋定都杭州，增幅如此之大就不言而喻了。（6）元朝（1271—1368 年）、明朝（1368—1644 年）和清朝（1644—1911 年）有三个特点需要密切关注。一是长江各省及广东省日益重要，延续了唐宋之后的发展势头，把长江流域逐渐变为基本经济区。二是明朝时期湖北、湖南和云南的治水活动有了迅猛增长，分别是 143 项、51 项和 110 项，而元朝的数字分别是 6 项、3 项和 7 项。

第三个特点是这三个朝代都特别重视直隶，而大多数北方省份却遭到忽视。这明确说明当权者心怀恐惧，这种恐惧在呈送给皇帝的奏折中屡次表达过，它是因为基本经济区和政治基地相距太远造成的。政治基地有责任把直隶省的海河流域发展成基本经济区，或者用一些官员的话说，打造成“第二个江南”。（7）有必要分别解释一下表格中四个带星号的数字。清朝时期，河南的治水活动达到了惊人的 843 项，但是省志记载这些活动的方式存在问题。其中，至少 90% 是小型的沟或者堤，通常的影响范围最大只有一个村，它们的修建时间是雍正五到七年（1727—1729 年）。很小的工程都统计在内，因此得出的数据令人难以置信。很显然，这些数据属于异常情况。

在元明清时期，特别是明清时期，山西省的数字包括了私人工程，所以变大了许多。根据中国本土全部 18 个省的地方志来看，山西似乎是唯一私人水利工程众多的省份。这可能是山西省在最近五六个世纪中商业高度发展的结果。跟其他省份的数据相比，这一数据也明显是个例外。

表格中只包括 15 个省，但是对中国本土 18 个省的地方志都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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