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姚余栋,李宏瑾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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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与牡丹：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消费崛起试读：
作者简介
名人推荐
总序
序一 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
序二 文化自觉：全球化时代中华美
序三 梅花与牡丹是文化创新
序四 乾坤万物 复兴往复
序五 梅牡精神与改革开放
自序 右岸年华，左岸回忆
右岸是我值得紧握的璀璨年华
左岸是我无法忘却的回忆
中间是我年年岁岁淡淡的感伤
第一章 梅花与牡丹：中华文化身份
中华文化唤醒时间
中华文化的“阐释焦虑”
中华文化的双重性
中华文化的身份表达
中国立场，国际表达
第二章 无鱼群的巨型孤岛
孤岛上的盆地
捕鱼还是不捕鱼
“塔斯马尼亚岛效应”
“李约瑟难题”新探
第三章 中华文明滥觞：同源变异
一元说与多元说
旧石器时代狩猎采集承载人口
新石器时期农业经济所承载人口
史前人口大爆炸
黄河农民的迁徙：风华绝代
文明裂变的结果：万邦时代
第四章 两个平原的故事：混血儿的诞生
初始地理环境：两个平原
两个平原的文化基因
炎黄联盟的后果：天赋使命
第五章 “中国的忧伤”及夏酋邦的文化后果
“中国的忧伤”：黄河周期性泛滥
不幸中万幸：永不干枯的河流
夏酋邦的文化后果：大一统
第六章 全球化时代的光荣与梦想
走出国花评选的“囚徒困境”
我的祖国是花园
点缀和谐世界
人人心中都有梅花与牡丹
为人类社会灌注时代精神
第七章 大国兴衰之谜：“盛世悖论”
终将消逝的梅花精神
大唐天宝十四年
民族精神“断层线”风险
后记 一只中华文化复兴的萤火虫
代跋 吾国与吾民
中国服饰之中华美
中国居住文化浅谈
牡丹与梅花：中华女性的写照
中华佳人词
临江仙
有感《梅花与牡丹》
民族精神的内省
论梅花牡丹双重文化基因与知识分子精神的自觉平衡
中华文化的内在张力
经济转型时期的文化思考
附录一 书评之二
梅花与牡丹：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8090后书评四篇
附录二 用梅花与牡丹诠释民族精神
附录三 中国新供给经济学书系介绍
作者简介姚余栋：现任人民银行文联副主席、人民银行青联常委、货币政策司副司长、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
1971年4月出生于宁夏，原籍辽宁省辽中县。1992年获东南大学工学学士学位；1995年获清华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2001年获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2001年10月至2005年10月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2005年10月至2009年3月任原黑龙江省招商局副局长（聘任）。2009年3月-2010年5月任黑龙江省商务厅副厅长，2010年5月至2011年9月任人民银行货币政策二司副巡视员。
主要研究方向是货币经济学，在《经济研究》、《世界经济》、《金融研究》等共发表十几篇关于货币政策方面的文章。出版作品：《学习经济》、《重燃中国梦想——中国经济公元1年至2049年》、《通胀预期与货币政策》（与谭海鸣合著）、《梅花与牡丹：中国消费社会的崛起》（与李宏瑾合著）、《新供给：经济理论的中国创新》（执行副主编）。
作者声明和鸣谢：
本书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所在单位无关。
本书得到人民银行文联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大力支持，在此鸣谢。名人推荐
以经济学家的视角来探讨‘梅花与牡丹’与中华文化模式，充分体现了文化学者底蕴和严谨、博大胸怀和历史责任。站在历史、现状和未来的高度，对‘梅花与牡丹’作了精辟的命题和解答，实现了几代人将“梅花与牡丹”誉为国花这一美好的梦想。——前中国人民文联主席、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理事长 初本德《梅花与牡丹》或可媲美《菊与刀》。——中信证券副总经理、中国金融40人论坛成员 徐刚博士
面对即将到来的牡丹时代，如何把梅花精神融入80后的身体里、血液中，是当前教育面临的重大课题。——教育部综合司副司长 柯春晖
中华民族的identity是在何种条件下，如何逐步形成的？这种民族性和独特的身份认知有何种特点？您在姚余栋先生的这本书中会找到答案。——中国证券会上市部副主任、中国新供给50论坛成员 周健男
我惊讶作者的才华；我惊讶作者的智慧；我更惊讶作者用梅花与牡丹作为中华文化符号的良苦用心和伟大情怀！——人民银行调统司副司长、中国新供给50人论坛成员 徐诺金
把梅花和牡丹，喻作中华文化的象征和特殊符号，反映了作者独特的人文视角和家国情怀，彰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精神。——新华社 罗海岩司长
梅花和牡丹精神，流在每个中国人的血液里，我们无法剔除。读懂了这两种精神，便看清了我们自己、我们所处的社会以及民族的未来。读余栋的书，就像他坐在你面前，娓娓告诉你我们是谁、我们为什么存在、我们归于何处。一本多年未曾读过的佳作，帮我们认清了自己，坚定了信心，拥有的勇气。——中组部 郭强处长
作者试图以这两种花卉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代表性符号，以此提高国家文化实力内涵，全文立意高远，持论允当，表述有力。是值得细细品读的一本好书。此作凝聚了姚余栋先生多年的心血，真是功德无量之事，其精神值得赞叹与肯定。——可祥法师
老子言：万物负阴而抱阳。《易经》云：一阴一阳谓之道。用梅花与牡丹这两种阴阳相对的意象概括浩如烟海、灿若群星的中华文化模式，正是恰到好处，让人禁不住一咏三叹。——中央国债登记公司副总裁 白伟群
中国文化乃至社会的复兴必须要有图腾似的文化标记，以完成从经济大国到文化大国之路。余窃以为中国现状类似欧洲文艺复兴前夜的黑暗时刻。我们在不停摸索我们追求的方向，崇尚的精神以及本民族文化的定位。中国作为历史上唯一没有断档的文明古国在上一世纪并没有提出自己文化的标志，提出梅花与牡丹是一个有益的尝试。——罗盛咨询总监 张明磊
牡丹，盛世之外皮；梅花，崛起之风骨。
在自信、自尊的仪态下，是自强、自省的架构。余栋先生将两者并列，可谓用心良苦。“中国梦”，自当如此。为此良苦用心，当浮一大白！——九三学社上海委员会 沈丽总序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是由贾康、白重恩、王庆等12位学者发起设立、经政府管理部门批准成立于2013年9月的民间智库组织，现任理事长为民生银行洪崎行长。研究院旨在推进“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的研究，秉承“求真务实融汇古今，开放包容贯通中西”的精神，基于全球视野和时代责任感，以“责任、专业、团结、创新”为文化，以“人才是核心，研究是基础，社会效益是追求”为理念，践行勤勉奋进的“梅花精神”和开放包容的“牡丹精神”，打造学习型组织和创新型团队，通过构建跨界合作的“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努力建设具有高学术品味和社会影响力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已有几十位经济学家、实业家、金融界精英和媒体人士加盟的新供给研究院的研究团队，通过“新供给双周学术研讨会”、新供给年度重点课题研究等活动，致力于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发展创新，对中国改革开放予以理论阐释和提出积极建言，持续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实践，为中国和世界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竭尽所能。
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的目标和实质是把传统经济学理论和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转轨经济学等熔于一炉，这首先必然表现为中国特色经世济民的“改革开放经济学”：既是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梳理与总结，又是对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学解释与阐发。新供给经济学强调在“破”与“立”结合的理论创新中更加注重“供给管理”和结构优化，并特别关注如何形成有效的“制度供给”，以提升全要素供给效率，提高经济产出质量，并在供给端与需求端的互动中引导合理的投资与消费、力促资源节约、优化配置公共福利及追求可持续发展。这也使研究的成果在具有新供给经济学“经世济用的现代性和中华性”特征的同时，与全球经济社会生活的发展互动，以中国背景的“个性”而联通人类文明提升进程中的“共性”，使“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努力，可以一方面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综合实力”提升，另一方面在挖掘、继承、弘扬“汉唐文明”为杰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同时，充分吸收人类文明精华进行无可回避的现代化改造提升，联通“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及人类共赢愿景。
研究院及论坛致力于“求真务实融汇古今，开放包容贯通中西，努力打造与未来中国经济地位相适应的一流智库”，其新供给经济学理念的构建要体现“四个结合”：一是将马克思主义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原理与中国国情紧密结合；二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原理与不断发展的实践动态需求紧密结合；三是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和文化的精华与当代文明先进认识成果紧密结合；四是将经济学已有成果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与经济学势在必行的创新突破紧密结合。“新供给书系”包括经济和文化两个系列，是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暨“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作为公开出版物的系列研究成果，力求每一部著作都能够体现思想的力量与研究者的新意，对世事有所裨益。秉承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滥觞之篇《中国需要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之期冀，并展望本书系所反映的研究努力的继续深化和未来发展，“我们诚挚地希望并邀请更多的经济学工作者加入到构建和发展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的研究和相关政策探讨行列，共同交出一份无愧当代经济学工作者历史使命的答卷”，在交流、争鸣和创新中，共同推动中国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共同促进中国伟大的现代化。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理事长 洪崎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贾康序一 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全国文联理事、人民银行文联主席 张汉平
大道似水水自流，海纳百川川自归。文化是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创造的精神财富，是社会政治经济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应。文化的力量深深地熔铸在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之中，成为国家的根、民族的魂。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开宗明义提出：“我今说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意在指示人们，文化是极其实在的东西。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设“文化强国”，这展示着一个文化领域的大繁荣大发展、开创精神文化生活全新局面的新时代的到来。
欲理者道其真，欲信者施其明。国家发展需要文化，广大人民离不开文化。在后现代的今天，在追求物质极大丰富的同时，不能忘却我们的精神家园还需要灌溉。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伟大的事业需要崇高的精神支撑和引领，崇高的精神需要优秀的作品激发和讴歌。“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央行的梦；是全国人民的梦，也是每个央行员工的梦。人民银行文联将组织带领广大文艺爱好者站在中央银行的视角诠释“中国梦”，推出更多的优秀作品，形成更有价值的文化成果，引导干部职工倾心追梦、尽力圆梦、共享出彩人生。将继续广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积极参与央行文化建设工作，切实践行文艺界核心价值观，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倡导健康文明，反对不正之风，为全行干部职工道德风尚形成，发挥好艺术感染和文化熏陶的作用。
人民银行文联成立以来，在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和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团结和带领人行系统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立足行业、面向职工，充分发挥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开展了一系列具有广泛群众性的职工文艺活动，为繁荣文艺创作，培养文艺人才，促进银行系统的改革发展和先进文化建设做出了应有贡献。在2013年人民银行成立65周年之际，人民银行文联举办了职工书法美术摄影作品展。当时展出的门类太少，特别是文学作品犹为稀缺，略有遗憾。不过今天欣喜地阅读到人民银行文联副主席姚余栋先生的著作《梅花与牡丹——中华文化模式》一书，它不仅填补了人民银行文学作品的空白，也创新了中国文学作品关于中华文化模式高度概括为梅花与牡丹品格的研究。余栋先生历时四年，用业余时间，遨游于书海之间，躬耕于案牍之上，借尺幅天地，放万里胸襟，呕心沥血著就的这部作品，从中华文化身份到中华文明起源，从文化模式比较到时代光荣与梦想这条主线，深刻阐述了中华文化的精髓。正如余栋先生自云：“梅花与牡丹，为我们理解中华文化提供了一个起点和路标”。
滚滚红尘之中，虽然“右岸年华，左岸回忆，中间是淡淡的忧伤”，如能坚守因情而悦，因艺而和，以文化人，春风化雨的信念，梅花傲雪凌霜的品格和牡丹从容淡定的大度一定会包围我们，感染我们，塑造我们。
此为序。序二 文化自觉：全球化时代中华美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副理事长、金陵华软投资集团董事长 王广宇
20世纪末，费孝通先生在北京大学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首次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他说：“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并接触到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地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多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连手发展的共处原则。”而他八十寿辰时所言之“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即是对中华文化自觉的高度概括。
某种意义上讲，文化自觉是一代代中国人在数百年追求现代化历程中渐成之共识，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是应对全球一体化趋势而提出的解决人与人关系的方法。生活在特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足够投入与热情，明晰其来历和形成过程，厘清其特色和发展趋向，并不是要复古，也不是主张异化或全盘西化。这种自知之明，才是实现文化发展转型的自驱力，是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自主选择能力。故今日有识者更要提倡文化自觉，以实证的态度、求是的精神来认识我们历史悠久的文化。
中华乃文化古邦，亦是花之国度。作为诗词歌赋取之不尽的吟咏题材，文化殿堂姹紫嫣红的精灵，绚丽的花儿承载着人类许多的美好情感，如爱情、亲情、友情；象征了人类许多的卓越精神，如高贵、坚忍、自由；也寄托着人类许多的良好愿望，如吉祥、长寿、幸福。天地造化，花儿与人文精神绾结在一起，与人们的历史、传统、道德、风俗和习惯息息相关，被人们赋予众多的文化内涵。赏花下品品色，中品品香，上品品资，极品品境。牡丹与梅花均是极品，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骨法与气韵、含蓄与写意、寄情与畅神、审美与意趣。
美莫若花。从花触发的文化反思，对内是关于“中华美”的研读，对外则是“中国梦”的探索。习近平总书记所讲“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观点本质统一。返身回顾，中国的“梦”与“美”休戚相关、不可剥离；放眼未来，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美”与“梦”则共迎挑战、共享机遇。这就更要求文化自觉先迈步向前，不能简单弘扬所谓的传统，也不能一味张扬地西化。如果走极端，“各美其美”的尽头就是老子天下第一，其他人的都不行；“美人之美”的尽头，就丧失了最基本的自信，什么都是别人的好。这两种极端的痛苦，我们都经历过，所以才更期待“中华美”的“美美与共”和“中国梦”的“天下大同”！
今天，“中华美”必须以全球标准进行重现和展示。世界日益趋平，虽然各类多元文化有同质化趋向，但更大的潜能其实在于激发文（1）化的差异多元化。故弗里德曼（T.Friedmen）提出“地域全球化”（Globalization of the local）。他说，今日全球化的新的趋平化的阶段，并不意味会有更多的美国化，而是多元的地方（民族）文化会越来越全球化。英格莱哈特（R.Inglehart）则通过调查发现大规模文化变迁和继续保持独特文化传统的证据。他说，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我们所看到的不是以西方文化普遍化的形式所表现出来的与日俱增的一致性，而是文明多样性的延续。这种延续是通过积极地重新创造和重新吸纳非西方文明模式而得以实现的……经济发展倾向于将不同的社会推到一个共同的方向上去，但是，这些社会并没有互相靠拢，而是行进在各自传统形成的平行轨道上。
确实如此，在信息技术时代，“美”的展现需要重新定义：定性是美，定量也是美；文字是美，数字也是美。今之时代，云计算出现，导致万物皆联网，无处不计算。社交媒体出现，推动社会向智能时代迈进。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会更加精巧复杂，越来越多的资源能够自由交换整合，中国之“美”要为世界认知和尊重，应以全球标准重现和展示，与时俱进。从这个方面来看，梅花与牡丹无疑是中华美的最佳形象化表达。“中国梦”的实现需要全体国民的理性和建设性。中国经济正从以解决温饱为目标的生存型阶段，进入以人的自身发展为目标的新阶段。当前转型的主题就是要建设消费型、服务型、创新型经济，三者的核心是服务。服务业的繁荣发展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从全球视野看，现代服务业是在工业化比较发达阶段主要依托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理念而发展起来的知识技术相对密集的服务业。重新审视服务的价值，IBM公司提出了“服务科学”的概念，并对其展开研究。中国主导产业要过渡到现代服务业，也必须学习和发展服务的理念、知识和科学。更深入地看，过去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主题，基本上是各领域寻求制度和规则的建立，几乎是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一波的全球化同步的，但未来要从深化经济改革破题，过渡到政治和社会管理的现代化，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背景中推进制度和社会改革，就离不开文化自觉的理性与建设性。
今天，我们不需要拣起任何一个所谓的传统来抵抗全球化，而是要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未来世界以更符合我们所有人。放眼寰宇，以博大胸怀理解他人与自己，更要懂得对传统文化反思和再造。在离开时，让世界比我们初来时的“美梦”实现了一些，相信这是你我共同的心愿。（1）《世界是平的》作者。序三 梅花与牡丹是文化创新中国金融出版社社长 魏革军
姚余栋先生既是一个经济学家，也是一个具有强烈文化追求的人。作为人民银行文联副主席，在相对复杂、浮躁的环境下，能够静下心来，潜心思考和研究文化，他的执着、严谨和创新令人感动和钦佩。
认识余栋的时间不算长，由于志趣相近，几乎每次见面都谈及文化，很快成为良师益友。他把梅花与牡丹看做中华文化象征或特殊的文化符号，是一种形象的比喻，也反映了他独特的人文情怀、见解、视角和责任。
梅花与牡丹是国人喜爱的花卉，它们所象征的品格和精神，自古至今被广泛传颂，以梅花、牡丹为题材或寓意的诗词歌赋及文学作品汗牛充栋。有人粗略统计，有关梅花、牡丹的古诗词名作均在百篇以上，足见二者在人们心中的位置。梅花，象征着纯洁、坚贞和坚韧。宋代王安石这样咏梅：“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唐代崔道融著有诗句：“香中别有韵，清极不知寒”；元代冯子振曾写道：“任他桃李争春色，不为繁华易素心”；毛泽东赞美梅花：“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这些诗句描绘了梅花独特的品质。牡丹象征着忧患、包容和开放。唐代白居易在《惜牡丹花》一诗中写道：“惆怅阶前红牡丹，晚来唯有两枝残”；刘禹锡在《赏牡丹》中这样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唐代徐凝赞美牡丹，曾写下：“何人不爱牡丹花，占断城中好物华”；宋代谢枋得有“春深富贵花如此，一笑尊前醉眼看”的诗句。近现代文学作品对梅花、牡丹也是情有独钟，赞咏梅花、牡丹的名篇佳作不胜枚举。
文化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具有丰富的内涵以及广泛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文化，犹如一根红线贯穿于社会发展的过程之中。余栋用梅花和牡丹诠释中国人的文化精神并非空穴来风。他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深入研究了我国的文化起源和历史变迁，善于归纳、梳理、提炼和升华，既尊重传统、富于理性和逻辑，又充满感情、开放和包容，其结论独树一帜，又有扎实的基础。
把梅花与牡丹作为文化象征契合我国传统文化特点和时代精神。中华民族源远流长，逐步形成了独特的历史文化：谨慎、坚韧、包容、谦和，既有梅花凌风傲雪、坚韧不拔的毅力，也有牡丹大气大度的品质。我们的文化蕴涵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有危机感、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也具有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胸襟。这恰恰是梅花和牡丹最基本的社会属性。这种文化是经过几千年融合形成的，是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造就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用梅花与牡丹代表和彰显我国的文化，是一种创新和突破。文化是渗透到血液里的力量，是抽象的，同时又是鲜活的、具体的。用两种花卉概括我国文化，是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这种对文化物化而又富有寓意的表达，生动、形象、具体，易于识别、易于认知、易于沟通、易于弘扬。我国地域辽阔，经济与文化差异大，要增强向心力、凝聚力，需要对文化相对统一的自然表达，并把共同认知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从这种意义上看，余栋的研究是我国全面发展所需要的。
中国日益融入世界，世界也需要全面了解中国。在文化交互影响和融合的进程中，我们需要更加有效的载体和传播讲述中国人自己的文化故事。这个故事应当有广泛理解的语境，有引人入胜的情节，有明确的价值符号，有独特的精神魅力。余栋所提倡的梅花与牡丹之文化精神，无疑是有益的尝试。
文化问题是复杂的，任何抽象或物化都存在一定的风险，但不能因此裹足不前。作为朋友，衷心希望余栋沿着这样的轨迹思考、求索，不断完善升华自己的理论。序四 乾坤万物 复兴往复光大银行信用卡部总经理 戴兵
中国人推崇“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两句话出自《易经》中的卦辞，为六十四卦中的首卦乾卦和第二卦坤卦。传说《易》为上古伏羲氏所制，后于新石器时代由周文王根据河图、洛书演绎并加以总结概括形成《易经》，这部我国文化史上最古、地位最显要的典籍，集结了华夏五千年智慧与文化，对中国的道教、儒家、中医、文字、算数、军事、命理、民俗文化等产生深远的影响，可谓大道之源，群经之首，圣人之道，帝王之学。
古人认为，天在上，为阳，性刚；地在下，为阴，性柔；天地最大且包容万物，天地合而万物生焉，四时行焉。所以八卦中乾卦为首，坤卦次之，乾为天，坤为地，天高行健，地厚载物。乾卦与坤卦相互影响，相互牵制，刚柔并济，生生不息而造万物。
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揭示的是阳刚者的进取哲学，其精神诠释就如凌霜傲雪的梅花品格。梅花坚贞不屈，神姿绰约，被誉为花中“四君子”之首，也是“岁寒三友”之一。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梅花仍在凌厉寒风中傲然绽放于枝头，当之无愧为中华民族最有骨气的花。梅之风骨，亦如人之气节，正如梁启超先生在清华大学演讲所言：“君子自励犹天之运行不息，不得有一曝十寒之弊，且学者立志，尤须坚韧强毅，虽遇颠沛流离，不屈不挠。人之生于世，犹舟之航海，顺风逆风，因时而异。如必风顺而后扬帆，登岸无日矣。”梅的品格与气节成为民族精神的写意，化为民族魂代表。梅的傲骨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不畏艰险、百折不挠、奋勇前进。这种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精神就是梅花精神。
坤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代表了阴柔者的仁爱处世哲学，象征的是兼收并蓄的牡丹性格。牡丹雍容华贵，国色天香，自南北朝时已被追捧，在唐代更是达到鼎盛，被誉为“百花之王”。牡丹花开盛世，有着雍容大气的胸怀和上善若水的气质，如梁启超先生所言“坤象言君子接物，度量宽厚犹大地之博，无所不载，君子责己甚厚，责人甚轻”。所谓君子，必有仁爱之心。厚德载物的牡丹精神，引导人们要如同流水一样，滋润万物、承载万物，才能实现华丽绽放；有大地一样宽厚仁爱的胸怀，包容万物、孕育万物，方能实现整个国家、整个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和谐发展。
阴阳互生、刚柔并济，方谓之道。“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两条精神命脉，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傲然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之源和力量之源。几千年来，在“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两种思想的潜移默化下，中国人形成了鲜明的性格和品行，创造了先进的科学和文化。梅花精神中的“坚韧”和牡丹精神中的“仁爱”一阴一阳，二元和谐，共同造就了华夏民族的精神气质，最终孕育了伟大的华夏文明。
华夏文明经历了几千年时间和历史的考验，传承的文化精髓被历代华夏子民所认同并不断发展，显示了其强大的内生性和先进性，在保持自身文化进步的同时，对外来的文化纳为己用，使其内容丰盈。这种“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就如梅花与牡丹精神的和谐共生，体现了文化的兼收并蓄，提升了人们的修养，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
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传播一直是自发进行，是一种基于文化本身先进性的自觉传播。对于现阶段的中国，文化复兴更多需要的是传播的复兴，需要归纳总结我们自己的文化品牌，积极主动地将我们的传统文化传播到全世界，最终实现让世界了解中华文化，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梅花与牡丹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名花，其精神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已经传承了几千年，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一种象征符号、精神图腾。作为一位经济学家，姚余栋博士心中同时盛开着梅花和牡丹。一直以来，姚余栋博士将其心中盛放的梅花和牡丹不断给我们描画：在其《重燃中国梦想》一书中，他审视两千多年经济发展史，展望中国经济未来腾飞的伟大气象，阐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这种乐观的心态呈现出的就是牡丹花开盛世的大气之势；同时，在对中华文化模式的探求中，姚余栋博士皓首穷经、呕心沥血，几易其稿后终完成本书，充分体现了自强不息、锲而不舍的梅花精神，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姚余栋博士可谓是孜孜不倦的思考者、研究者、传播者，堪称“文化传播的布道者”。中华文化精髓的梅花与牡丹精神在姚博士身上充分体现，这种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对整个中华文化的大爱，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的有志之士投身文化研究与文化传播，让中华文明的智慧之花开满世界各地，让中华文明的和谐之美传遍天下四方！
是为序。序五 梅牡精神与改革开放华夏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 黄剑辉
踏着2014年马年春天的轻快脚步，伴着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的新一轮改革开放号角，在中国未来必将长期直面“全球化背景下的新战国时代”的政治经济竞争格局之际，马年春节期间，我的好朋友姚余栋先生的大作《梅花与牡丹：中华文化模式》顺利完成、“奔腾”而至。姚余栋先生在发给我的邮件中写道“历时四年的多个假期，特别是春节，我终于完成了《梅花与牡丹：中华文化模式》书稿”。读毕全书，在惊叹、叫绝之余，我的第一个感受是此书的诞生过程印证了“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锋从磨砺出”；第二个感受是此书倡导的运用“梅花与牡丹精神”代表“全球化时代的中华美”、“为美丽中国造就美丽中国人，为人类社会灌注时代精神”，提出了极为重要的时代命题，在重塑和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方面具有无可估量的划时代意义，其未来在国内外的影响必将印证“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文化象征寓意的运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在中国的语言文化及各种艺术形式中常常采用各种手法，如隐喻、象形、谐音等，表达人们生活和思想中某种特定的象征或寓意，进而表达人们的以及民族的理想、祝愿、向往和追求。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花卉的文化象征意义更有着相当丰富的内容。中华民族是一个爱美的民族、爱花的民族，尤其钟爱梅花和牡丹，并将梅花和牡丹作为我们民族精神的象征，代表了中华民族精神力量的优秀品格。
梅花在寒冬依然绽放，象征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顽强奋斗、不畏艰难的可贵精神品质。我国古代就多有诗人咏诗颂梅，如“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梅花也被认为是最有气节和傲骨的花种，虽然其生长环境恶劣，但依然坚强、快乐地绽放，表现了一种开拓进取，迎接希望的无畏精神与乐观性格。“竞夸天下双无绝，独立人间第一香”。牡丹是我国特有的木本名贵花卉，花大色艳、雍容华贵、富丽端庄、芳香浓郁，而且品种繁多，素有“国色天香”、“花中之王”的美称，长期以来人们既将牡丹作为富贵吉祥、繁荣兴旺的象征，也用其代表劲骨刚心、不畏权贵的高风亮节，同时在中国民众的心目中牡丹也是美的化身，纯洁与爱情的象征，并引发人们诸多联想，派生出了与之相关联的一系列文化象征意义，形成牡丹文化的基本内涵。
回望具有5000年文明的中国历史，汉唐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光辉灿烂的两个朝代，每当想到中国的荣耀与复兴，人们必会提及汉唐，而汉代的主流文化呈现的“求真务实、开拓创新”体现的正是“梅花精神”，唐代的“开放包容”则体现了“牡丹精神”。汉朝立国之初，面临的是一个百废待兴的烂摊子，但它却奇迹般地实现了中华文化的第一次复兴，汉朝的创业史很完整地演绎了一遍组织文化的发展规律，并从根本上思考、设计、再造和创新了其管理流程。唐朝的国家组织在继承隋朝的基础上，以《周礼》为蓝本创建了“三省六部”制度，构建了中央政府的管理职能，并开创了“科举制度”，弘扬以创造力为特征的“歌手文化”，加上思想、文化和经济全面开放，成就了无与伦比的大唐盛世。
2014年春节期间，我拜读了2013年8月出版的《中国历史周期律——朝代更迭中的管理变革》（成君忆著）一书，该书运用管理学的研究框架，对中国自炎帝、黄帝至明清两朝的历史进行了全景式分析，梳理得出了中国近5000年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兴衰存亡的奥秘就存在于各个国家政权的组织文化之中，构建了“关注内部整合——关注外部动态”、“组织的灵活性——组织的稳定性”两个纬度，并相应划分为“强调创造力的歌手文化（强调个人的努力，能够灵活地应对外部的变化）”、“强调凝聚力的部落文化（在乎对组织成员的关心程度，注重灵活的内部管理）”、“强调控制力的宫殿文化”（在稳定和控制的前提下，强调内部运营系统的维持）、“强调竞争力的军营文化（在稳定和控制的前提下，强调对外部的竞争）”，从汉唐等朝代的兴衰经验教训看，只有强大、健康的组织文化，才能构建优质的管理制度进而实现经济社会蓬勃发展和国泰民安。
审视当代的中国，经过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35年的改革开放，经济总量已上升至全球第二位，硬实力及综合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但是理性、客观地看，我们还没有实现中华文化新的复兴，在国外目前仍然主要依靠“孔子学院”作为文化符号，总体上呈现为只有经济硬实力而缺乏现代文化软实力的“土豪”形象。
展望未来的中国，2013年11月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并明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2014年，将是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启动之年，我深信《梅花与牡丹：中华文化模式》一书通篇弘扬的“梅花与牡丹精神”，可为构建中国“文化复兴软实力+经济发展硬实力”相结合的双轮驱动复兴模式提供有益的思想源泉，并对2049年中国建国一百周年时实现“中国梦”产生深远影响。自序 右岸年华，左岸回忆左岸是我无法忘却的回忆，右岸是我值得紧握的璀璨年华，而中间飞快流淌的，是我年年岁岁淡淡的感伤。——郭敬明右岸是我值得紧握的璀璨年华“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像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
人们总是在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终结后才发觉其实质。著名经济学家王庆提出的“王庆悖论”对人类行为有深刻的洞见，人们总是不经意间忽略当下，以为这是个平凡的时代，恰恰相反，现在很可能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所以，当代人会错解当代事。英国工业革命开始60年后，历史学家才把它定义为“工业革命”，而英国当代人却对人类社会如此石破天惊的大事件毫无知觉。我们也是如此，对20世纪80年代的留恋也是在其过去三十多年后才开始的事情。不是吗？中国经济三十多年高速增长已经实现之时，我们才发觉那是个“黄金时代”。
能否在一个时代开始时就察觉呢？这需要对重要事件的敏感性和对趋势把握的预知性。如果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主要包括经济复兴和文化复兴两大方面，在我看来，经济复兴已经进入中后期，而文化复兴却刚刚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穿越到2049年，莫言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将被那时的历史学家确定为文化复兴肇始的“标志性事件”。
经济可以看做是硬实力，文化是软实力。“软实力”这个概念最早由美国著名战略学者约瑟夫·奈在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是指一国的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国际影响力与感召力。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名言：“宁可没有印度殖民地，也不能没有莎士比亚”。
作为一名经济工作者，我感觉经济复兴尽管困难重重，但已经有较大把握了。1949年以来，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一千年以来首次人均收入增长，而且增长迅速。在2010年出版的《重燃中国梦想：中国经济公元1～2049年》拙书中，我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做了预期，现在看来，还算基本符合：中国的GDP总量将在2029年超过美国，到2049年——也就是建国一百周年的时候，将为美国的三倍。在这本书序言中，我被中国发展的硬实力所震撼，随着写作的深入，我对时代发展的整体脉络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从1949年到2009年的60年，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建国60年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无论从纵向时代定位还是横向国际比较，都是一个“中国经济大变局”，也是“中国梦想”从熄灭到重新点燃的过程。从纵向看，这个60年与它之前的中国漫长千余年相比，是承继了千年经济辉煌；与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经济沉沦相比，是翻天覆地的乾坤逆转；而与它之后的一个时代相比又是如此的开天辟地。这个60年基本上完成了五千年前中国农业革命之后的又一次经济革命，即工业革命，改变了中国从公元1年到1948年以来的人均GDP长期停滞的状态，创造了不可估量的社会财富，并且深远地影响着中国经济今后的发展。从横向看，这个60年对世界经济也产生深远的影响，其意义远远超出了亚洲的范畴。历史上唯一在程度上可与之相比的是19世纪美国的经济崛起。中国继五千年前第一次经济革命（农业革命）之后，再次点燃“中国梦想”的经济圣火，取得罕见的经济奇迹，产生的全球性效应还在延续，并将深刻地改变人类未来的经济前途和命运。
硬实力和软实力就如中华民族复兴的两个车轮：两者不管是平排还是一前一后，总得要平衡与匹配才能走得顺走得稳。2013年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而我们今天面对的是另一个版本：软实力未做到同步和平衡发展，跟不上硬实力。硬实力是直线上升，但软实力要走个“U”型曲线，先下降再上升。中国人从默默无闻的观众到舞台中央引人瞩目的角色，给外界的印象更像“土豪金”，而不是“高大上”。毕竟，中华民族被地理环境基本上隔绝了一万年，当第一次闯入世界这个“房间”的时候，外界社会的心理是新奇和对“文明活化石”的珍惜，然而在短短的四十年里，中国突然间变成“房间里的大象”，外界可能会保持集体沉默与担忧。“房间”对“大象”需要适应过程，而“大象”也需要了解“房间”。这个心理适应期会导致中国软实力不但不随着硬实力上升，而且会暂时下降。美国高盛公司顾问、清华大学教授、因提出“北京共识”而引起国际瞩目的战略分析家乔·库·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在《中国形象：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一书中坦率地指出：中国目前最大的“战略威胁”在于“国家形象”的不确定、内外评价的巨大反差。他援引一些国际知名的调查机构三年来（2004～2006年）对全球十几个国家的受访者进行调查分析的数据，发现：在人们对中国的评价中，“难以亲近”、“不可信赖”是几乎满分的评价，除“充满活力”一项外，其他诸如“有创新力”、“可靠可信”等许多方面都得分很低，并且在“其他国家如何看中国”和“中国如何看自己”之间存在巨大落差。他认为，中国国家形象的危机、声誉资本的匮乏，不仅增加经济改革、开放、社会稳定诸方面的成本，更不利于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中华民族原本在文化领域上是得天独厚的，可惜过去二百年中华民族的硬实力未能做到跟软实力同步和平衡的发展，出现了后期从妄自菲薄到自毁文化的悲剧。而等到硬实力反弹了，可软实力又拉开距离。应该承认，中华文化的对外魅力要弱很多，软实力回升有个艰辛漫长的过程，必须靠中国硬实力持续稳定地增长，同时主动重塑对外形象。
站在文化复兴肇始的历史时刻，文化复兴面临双重挑战，不仅是对外的文化彰显和供给，还有对内的文化自觉和自信。中国俗话说，“打铁需要自身硬”，“内圣外王”。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不能停留在情绪上，必须有理性的建构和科学的回答。更为严重的是，全球化可能会弱化民族认同。美国著名学者萨缪尔·亨廷顿在《我们是谁？》一书中提出的美国人“认同危机”值得注意，否则，就会出现“文化空心人”，根基不稳，地动山摇。从宏观层次讲，中国是既要有对传统文化的自我认识，又要有与当代时尚文化相结合的文化创新，返古开新，从而建构一个与其历史、现状和未来相适应的文明新形象，敢于为危机四伏的人类社会带来时代精神的曙光。从微观个体层次讲，要真正鉴定自己的文化基因，知道自己的美丽，有底气、不忽悠，做一个美丽的中国人。柏杨先生恨铁不成钢，大声疾呼，“中国人的丑陋在于不知道自己的丑陋”，也深情呼唤着“不仅物质上要极大丰富，文化上也要不断创新发展，让中国获得世界的尊重，让每个中国人都活得有尊严”。中国人刚从文化自卑的挫折中走出来，被从国民性角度痛批得体无完肤，又要走进文化自信的美丽中去，不可不谓“冰火两重天”。
我粗略地查阅了一些历史文献。1958年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四位儒者联名发表《中华文化与世界》宣言，代表了当代新儒家对中华文化反省的一个结论。张岱年、季羡林等76名中华文化研究者于2001年发表《中华文化复兴宣言》，许嘉璐、季羡林等在2004年发表《甲申文化宣言》，都是号召中国的有识之士共同为中华文化复兴而奋斗。这三份《宣言》都有深识卓论、石破天惊、激励后人。遗憾的是，三份《宣言》都没有对中华文化是什么做出明确且形象化概括。
没有有效供给就不能创造有效需求，没有创新就没有有效供给。国学大师张岱年认为，中华文化最核心精神就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他提出，中华文化“综合创新论”，超越东西方两极论，坚持东方文化本体，吸纳西方文化优点。中华文化复兴不是复古，而是在中华传统文化同现代生活结合中创造性地飞跃，并引领人类社会的时代精神。在短期内，中华文化应该是避免被误解。达到目的的唯一办法是与世界加强沟通和交流，防止文化上的理解偏差。在长期内，中华文化应站在人类社会价值的制高点上无私贡献出自己的民族精神，给全球化时代的人类文明带来新鲜血液。从2007年爆发第二次国际经济危机以来，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经济复苏缓慢、生产力革命、债务陷阱、人口老化和气候变暖等诸多挑战，迫切需要突破困境，重整旗鼓。未来作为可能的最大的经济体，中国不光要与其他国家一道做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还要为人类社会应对困难和危机提供精神食粮。“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舍我其谁？左岸是我无法忘却的回忆
中华文化基因是充满神秘色彩的密码，往往导致集体无知觉，“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梅花与牡丹历来就在人们心目中占有崇高位置，象征着中国泱泱之历史与几千年沉淀凝聚而成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很多优秀品格和人文情怀都能在梅花牡丹上体现，梅花与牡丹能表达中华民族几千年兴衰与繁荣后绵延不断的文化张力。从人类学角度，我把中华文化模式概括为“梅花与牡丹”（见《梅花与牡丹：中华文化身份初探》，《金融博览》，2012年6月）。“梅花与牡丹”反映了中华文化独特的“双重性”，分别代表着自强不息、吃苦耐劳、坚毅勇敢和创新包容、大气庄严、雍容富贵。或许，“梅花与牡丹”可以是一个普遍认可的对中华文化模式的概况，中国人可接受，外国人能认同。
仅对中华文化模式进行概况总结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理论和事实支撑，我由此对中华文化模式的起源和演变发展进行了探求。中华民族处于文化复兴的前夜，必须对自己的悠久文化做出深刻的重新解读与认识，突破“史障”（孙皓晖语），追溯到民族精神初创的轴心时代，看清楚文化基因定型时的雄壮英姿。
弗洛伊德所讲的，一个人的个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他人生的最初几年，也就是他的童年时期。中国也有“三岁看小，七岁看老”的古谚语，说明童年对今后的生活影响深远。的确如此，要理解中华文化的过去和未来，则莫若溯寻她的源头。我不是故意跳过中国五千年的文字历史，冒然闯入无文字的远古时代的，而是遵循人类学的共同指向。作为交叉学科的人类学，倡导从文明发生源头入手，探寻文明发生的独特因素，探寻文化基因。
中华文明为什么区别于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这个区别不是今天的区别，而是在文明初创之时产生的，在文化基因融合生成阶段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基因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毕竟文化基因是一个民族深层次价值观所在。中华民族是怎样形成的？中华文明的基因是什么？她为什么不同于西方和其他文明？她又是怎样形成的？让我们一起准备穿越到一万年前的史前洪荒时代，借以确定实现文化繁荣的历史根基和时代精神引领的出发点。
本书的目的，就是努力返古开新，为中华民族提出一个史前史的假说框架，并由此而来进一步论证“梅花与牡丹”是中华文化模式。正如钱穆在《国史大纲》一书中说，“今求创建新的古史观，则对近人极端之怀疑论，也应稍加修正”。孙皓晖在《中国文明正源新论》一书中振聋发聩，“在文明继承的意义上，我们必须具有一种立足于整体中国文明史的大器局，大气魄。我们的文明视野，必须高高越过两千余年的文明停滞期，直接与我们的原生文明时代实现精神对接，直接与我们的文明正源实现精神对接。那里有我们的光荣，那里有我们的梦想”。
对没有文字的远古史研究能够从中发现中华文化基因。但遗憾的是，国内外都没有很好研究这个问题。阿诺德·汤因比的十二卷本的《历史研究》，对23个先进文明进行了深入研究。这23个民族中有22个是有文字的，19个是欧亚大陆民族。但是，他对史前史较少研究，往往一笔带过。美国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中对史前史研究是开创性的，突破了人种学偏见，具有重要的意义，构成本书的人类学理论基础。他认为远古时候各大陆上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分道扬镳源自气候和地理方面的其他特点，地理禀赋的不同决定了各个大洲发展的不同，其核心论点则在于不同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进，其原因是民族环境尤其是地理环境的差异，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他提出很多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猜测，但他对中国的研究还没有足够深入。
当前国内的考古学研究著作，多是以单个或某一区域的考古发现为中心，停留在较为单纯的考古资料的编写上，难以从大历史发展和国际比较的双重角度认识。考古学家苏秉琦在《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一文中反思道，“考古学的最终任务是复原古代历史的本来面目。除了传说材料，史前时代没有确切的文献记载可供依据，建立史前时代信史的任务自然就落在考古学家的肩上。40年来，我们忙于日益繁重的田野工作，侧重于进行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但相对来说，重建史前史的任务无暇顾及，甚至在一些考古学家头脑里，重建史前史的观念淡薄了。由于研究机构的分工，旧石器时代考古主要归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承担，隶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考古研究所没有专人从事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持续多年的结果，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的研究被人为地割裂了，上下不能贯通，以至对中国史前史各自只能有片断的而非完整的认识。台湾方面的学者在20世纪60年代曾提出重建中国上古史，由于他们受到更多条件的限制无法实现。20世纪还剩最后的10年。我们迎来了改革开放，祖国走向统一，学术繁荣的新时期，理应趁此大好时机把重建中国史前史的任务提上工作日程”。
从方法论角度上说，在回答人类文明起源问题上，无论是对考古学研究还是历史学研究，都不如方兴未艾的人类学更深刻。人类学研究的目的就是以全面的方式理解人这个个体。人类如何行动、如何认知自己的行动、行动的结果又如何影响人的思考以及人与其他群体、象征的互动即是人类学最根本想解答的问题。美国人类学家威斯勒（Clark Wissler）认为，“人类学是一群由探索人类起源而生的问题的总名”。中国台湾著名人类学家张光直在《考古人类学随笔》中总结道，“这个新学科的特点，是把个别文化放在从时间上空间上所见的各种文化形态当中来研究，同时这种研究是要基于在个别文化中长期而深入的田野调查来进行的。用这种做法所获得的有关人文社会的新知识，一方面能够深入个性，一方面又照顾了世界性；一方面尊重文化的相对性，一方面确认文化的一般性。这种做法，这样的知识，是别的学科所不及的，因而造成人类学在若干社会科学领域内的优越性”。
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超级洞察力可以从鲁思·本尼迪克特对日本文化的研究中管中窥豹，略见一斑。《菊与刀》的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从来没有去过日本，是以人类学研究方法理论推测出来的成果：她透过当时日本发布的宣传电影、集中营中的日裔美国人和战俘的访谈纪录以及日本人的文学作品中收集资料，建构出日本文化以及对日本战后重建的期许。她不但以文化形貌论谈论日本文化的特质，并从孩童教养的角度剖析日本人的生命史。其细腻的描述摆脱了学术上的论战，也因此掀起了读者们的好奇心及之后美国的日本研究风潮。《菊与刀》是第一本整合性的日本人论，对日本人文化自觉和外国人了解日本文化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与菊与刀相比，梅花与牡丹对比不那么泾渭分明，但依然表达了文化张力。
人类学认为，现代世界不平等的根源要追溯到史前阶段，这个史前阶段就是文化诞生阶段。许多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从商周开始进行断代史研究，没有提出文化起源问题，也没有去认真讨论最广泛的文化模式问题。苏秉琦在《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一文中认为，“中国人这种伟大的民族精神、力量，其根脉盖深植于史前文化之中”。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探讨中华文化已经取得很多成果，但是站在人类学方法论的角度上探讨中华文化问题还不多。人类学以“文化”研究为主题，但跟其他同样也是研究文化的诸多学科比起来，其鲜明的特点之一便是重在探讨人类文化的本源，也就是重在从文化的角度回答“人类从何而来”、“人类何以如此”等问题。
从2009年写完《重燃中国梦想》一书开始，我一直没有放弃思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触及了中华民族时代气质的实质，也是中华文化复兴的关键所在，它实质是探询中华文明的起源。“当有一天，我长大了，我希望回头看我的成长的时候，回首又见它——我的那些（1）闪耀的年华，然后可以对它们说，遇见你们，我很高兴”。但是，这个问题困难重重。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说，“我们能够向史前投射那种暗淡的光芒简直冲不破漫长的黑暗”。一部中华民族史前史初步假说，以时间说，上下数万年；从空间说，要概括960万平方公里范围内中华祖先创造的光辉业绩，任务相当繁重，远不是我这个业余爱好者时间和精力上能够承受的。应该承认，我从来没有去过一个考古点，也没有受过人类学和传统文化的正规训练，仅是一个文化领域的业余爱好者而已。之所以有勇气跨界中华民族远古史，就是要在这雅斯贝尔斯所称的“史前史黑暗”中发出一只萤火虫的微亮，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聚积一丝光芒。
从何着手呢？文明开始是把金钥匙。文化传统的根系要上溯到新石器时代。在本书中，我依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对中华民族生存一万多年前新石器时期的重大事件的考察，试图从地理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等跨学科角度解读中华文化模式的起源。因此，我将试图根据经济学的理论，在国际人类学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考古学发现和中国古老的传说，对中华文明的起源过程及文化气质，进行经济学式的大胆推论。中间是我年年岁岁淡淡的感伤
我借助人类学的方法，发挥一个经济学工作者善于观察细微变化的职业特点，从黄河流域“两个平原”的“初始环境”出发，提出中华文化模式起源新说。
从人类学视角用经济学的方法推测文化起源问题是非常有意思的。围绕中华文化起源问题的理论研究林林总总。我认为答案存在于公元前10000年冰河期结束的年代到有文字的公元前3000年，总共跨越了7000年历史。10000年前，气温开始急剧上升，到了8000年前已开始达到最高，大陆的气温大约比现在还要偏高2℃左右，一直持续到5000年前才开始缓慢下降，这3000年左右称为历史高温期。在气候变暖的情况下，地理禀赋的不同决定了中华文化与其他各个大洲发展的不同。不同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进，其原因是民族环境尤其是地理环境的差异。微小的地理环境差别，在短期不算什么，但其长期对文化基因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我认为，新石器时代发生了三件历史事件：农业革命导致的文明爆炸，炎黄联盟和大禹治水与统一，支持“五帝时代”是中华文明的创始阶段。中华文明创世纪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同源变异的文明起源。中华文明的产生是大约在10000年前，中国大地冰川大量融化，气温回升，在黄河流域某一地方爆发了农业革命，中华先祖开始从狩猎、放牧向农耕过渡，导致黄河农民与中国巨型孤岛的狩猎采集者融合，表明中华文化的同源。同时，中国巨型孤岛地理环境复杂，进入多元文化发展时代后，文化在同源的基础上又各有不同，发展成数万个定居点，即万邦；梅花与牡丹的解释之一是同源变异的文明起源，不同于当前流行的“一元说”和“多元说”。
第二阶段：炎黄联盟崛起。本来中国巨型孤岛会演变成欧洲大陆的各个国家，但黄河上游的关中平原条件优越，在人口压力下和秦岭物种多样性刺激下，努力创新，成就了“牡丹部落”，即炎帝部落。在黄河中下游恰好有华北平原，由于黄河的泛滥成灾，必须艰苦奋斗，成就了“梅花部落”，即黄帝部落。两大部落在外界威胁下结成部落联盟，利用经济实力强大和后勤保障充足的优势，打败了蚩尤部落，炎黄部落联盟在万邦中占据压倒性优势；梅花与牡丹的解释之二是梅花部落与牡丹部落的文化结合。国学大师范曾所作《炎黄赋》中称，“涉彼洪荒，文明肇创；万代千秋蒙庥，厥功在我炎黄”。
第三阶段：黄河水灾和多难兴邦。生态破坏带来黄河严重泛滥，在治水中磨炼了炎黄部落的品质。梁启超说“患难困苦，是磨炼人格之最高学府”。随着人口增加，黄河中下游生态大量破坏，黄河泥沙堵塞越来越严重，开始更加频繁地泛滥成灾；炎黄联盟的继承者华夏部落在大禹领导下吃苦耐劳又勇于创新，发明疏导法治水，获得成功。经过治水，大禹部落纪律严明，文化先进，坚忍不拔，进一步加强了在万邦时代的优势，达到中国史前时代的统一，即夏酋邦时代。梅花与牡丹的解释之三是反复无常的黄河泛滥和相应的治水加强了梅花与牡丹精神。
为什么中华文明能长期延续？与其他古文明相比，中国的生态环境不那么脆弱，可以容纳人口增长带来的严重破坏，但还不至于崩溃，而且还有长江流域的腹地可以退却。所以，中华文明得以延续至今。曾经屹立在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古城，早已荡然无存。在8000年前的苏美尔文明倾覆于历史长河中，尼罗河畔的金字塔几乎是古埃及文明光荣存在的唯一证据。
为什么中华文明能早熟？“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人口增长破坏生态环境，造就“中国的忧伤”，华夏族长期与洪水进行艰苦卓绝的奋斗，进一步强化了梅花精神；同时华夏族必须勇敢智慧地与洪水作斗争，发明文字，储备粮食，进一步强化了牡丹精神。本是同源的万邦，在华夏族为首的酋邦时代，实现了中国巨型孤岛的第一次统一，进一步融合成为中华民族雏形。人们往往惊讶于商朝的早熟，实际上商朝的文化来自于没有文字的夏。人们往往低估了无文字时代的人类社会复杂性。尽管还没有能发明文字，夏文化也是复杂精致的。
我与戴蒙德的观点基本一致，甚至极端地认为，如果一万年前，澳洲土著的祖先与中国祖先互换位置，那么现在澳洲土著可能不但占领了中国巨型孤岛，而且不会是若干个国家，而是一个国家。现在的中国人则可能已沦为澳大利亚零星分布的人口。如果一万年前，欧洲的祖先与中国祖先互换位置，那么现在欧洲可能仍不会是一个国家，可能是若干个国家，而现在的中国人不会因为地理环境阻碍，失去先到达美洲大陆的机会。一句话，中华大地造就了中华文化，中华文化造就了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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