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手迹故事(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孙东升,蒋永清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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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手迹故事试读：

在历史的交接点上，我们回望来路不难发现，在过去一百多年间，中华民族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现在正在走向伟大复兴。在这一不平凡的历程中，一代伟人邓小平，以其卓越的政治才能、深邃的战略智慧和果敢求是的政治家风范，不仅为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还带领党和人民开创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对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和十几亿人民的命运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当之无愧的一代伟人。

2014年8月22日，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的日子。作为邓小平生平思想的研究者，我们感到有责任和义务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来缅怀这位世纪伟人，宣传他的卓越贡献，弘扬他的品格风范和人格魅力。我们一直在思考，并尝试用一些简明生动的故事、通俗易懂的语言来刻画邓小平的形象，使广大干部群众和社会各界人士能够全面、直观、系统地了解他的生平思想和丰功伟绩。

客观地说，邓小平生平思想的宣传和研究，此前已经形成了十分丰富、客观的成果。或是资料翔实的年谱和传记，或是思想深刻、观点鲜明、文笔犀利的论文和研究专著，或是走进千家万户的银屏影视剧等等，不一而足。而作为邓小平生平思想研究的专业人员，长期以来，由于工作原因，我们有幸接触到邓小平留下来的大量珍贵手迹和文献档案。我们选择了用他的手迹来展示他的生平历程这一形式。这些手迹，或题词，或草拟的各种文电、报告提纲，或作出重大决策的批示等等，一方面，它们本身就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献档案，见证和承载着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探求民族复兴的艰难历程；另一方面，这些手迹又体现着邓小平独具魅力的强烈的个性色彩。它们不仅充分展现了邓小平举重若轻、敢于担当的巨大智慧和工作风格，也充分展现了他底蕴丰厚、遒劲有力、挥洒自如的书法艺术风格。通过这些珍贵手泽，把它们背后的故事讲述出来，将它们推向大众、推向社会，我们认为一定会让更多的人从中获得教益和启发。

于是，就有了您面前的这本书。

本书以邓小平生平思想的发展历程为线索，从他留下的大量珍贵手迹中撷取具有代表性的60幅作品，讲述其背后鲜为人知的精彩故事。这些故事，涵盖了邓小平留学莫斯科，领导百色、龙州起义，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主政大西南和担任十年党中央总书记，以及他领导党和人民开辟、推进改革开放伟大道路的不平凡历程。可以说，基本上贯穿了邓小平的一生。从手迹的内容看，涉及军事、政治、经济、科技、教育、统一战线、民族政策等方面，体现了邓小平在这些方面的一些重要思想。从书稿形式看，我们力求文风活泼、鲜明生动，立意新颖、不拘一格。我们衷心地希望，读者朋友们能够通过这本书，既欣赏到邓小平独具特色的书法风格，感受他的政治智慧、工作作风和个性魅力，又能借助书中鲜活的故事，走进以往辉煌的峥嵘岁月和历史巨人邓小平的心灵世界。

本书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孙东升、副研究员蒋永清提出编辑设想、选编手迹并担任主编，参加撰稿的青年学者有：王达阳、刘贵军、董振瑞、孔昕。重庆出版集团的陈兴芜总编辑，别必亮、林郁两位老师参与了选题策划并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借鉴、吸收了学术界、理论界的一些研究成果，在此谨向众多前辈、专家学者致以深深的敬意和谢忱。由于水平所限，书稿中难免有错讹和不足，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编　　者2014年6月把身子交给党，交给本阶级

4、来俄的志愿

我过去在西欧团体工作时，每每感觉到能力的不足，以致往往发生错误。因此我便早有来俄学习的决心。不过因为经济的困难，使我不能如愿以偿。现在我来此了，我便要开始学习活动能力的工作。

我更感觉到而且大家都感觉到我对于共产主义的研究太粗浅。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要有革命的行动，才能证验出革命的理论。”由此，可知革命的理论于我们共产主义者所必须的。所以，我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

我还觉得我们东方的青年，自由意志颇觉浓厚，而且思想行动亦很难系统化，这实于我们将来的工作大有妨碍。所以，我来俄的志愿，尤其是要来受铁的纪律的训练，共产主义的洗礼，把我的思想行动都成为一贯的共产主义化。

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的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的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

这是1926年1月下旬，邓小平按照莫斯科中山大学党组织的要求撰写的自传的一部分。

22岁的邓小平（当时叫做邓希贤）受中共旅欧支部派遣，从法国抵达莫斯科，在苏联居住和学习了一年。

1926年1月17日，星期天，莫斯科比拉罗斯火车站，邓小平和17名同行者受到中共莫斯科支部（简称“旅莫支部”）代表的热情欢迎，然后马不停蹄地赶往位于市中心普希金广场的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这所大学是当时苏联最大的共产主义大学，共有学生1664人，大多数来自欧洲，其中中国学生约有100名。

中共旅莫支部的总部不在东方大学，而在孙中山中国劳动者大学（简称“中山大学”）。中山大学成立于邓小平抵达莫斯科两个月之前，仅招收中国学生。当时，中国国内正处于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学生中不仅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青团的成员，也有中国国民党成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一些负责人认为，把有前途的中国共产主义者送到苏联重点“中文”高等教育机构学习更加合适，所以邓小平到达莫斯科12天之后，就转到了中山大学。

作为入学新生，邓小平被安排住在一个招待所里。他转入中山大学的第一天，就收到了一大堆日用品：西装、外套、皮鞋、鞋刷、衬衫、毛巾、浴衣、香皂、手帕、梳子、牙刷和牙膏。

在中山大学，邓小平的学号是233，取俄文名字“多佐罗夫”。学生一共分13个组，每组25人至40人，邓小平被分到共青团第七小组。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班组。团小组有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于右任的女婿屈武，以及后来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谷正鼎、担任中华民国国防部政工局局长的邓文仪等蒋介石的心腹亲信。

邓小平后来回忆说，蒋经国“学得不错”。当邓小平与国民党右派同学谷正鼎、谷正纲、邓文仪辩论时，蒋经国往往站在他这一边，国民党右派同学为此十分恼怒，常常责问蒋经国：“经国，你是吃国民党的饭，还是吃共产党的饭?”蒋经国毫不犹豫地说：“我是吃苏联的饭！”

中山大学一日三餐非常丰富，早餐有鸡蛋、面包、黄油、牛奶、香肠、红茶，偶尔还有鱼子酱。为了让中国学生吃得习惯，学校特意雇来了中国厨师，学生可以随意挑选俄式饭菜或中餐。学生们的休息和娱乐也组织得很好，经常参观博物馆、看展览、去剧院。这与邓小平留法时期的拮据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法国时，他为了微不足道的小钱整日工作，靠微薄的失业救济金勉强支撑。相比之下，苏联新经济政策所显示出来的优势，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中山大学的学制为两年，学生每周六天、每天八小时在教室里学习。课程安排比较紧凑，除俄语以外，还有社会形态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中国革命运动和东西方革命运动史、联共（布）党史、经济地理学、政治经济学（以德国社会学家卡尔·考茨基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为主），以及党建、军事事务和新闻学。邓小平经常作为代表，同国民党右派分子进行辩论。

邓小平在自传里写道：“我过去在西欧团体工作时，每每感觉到能力的不足，以致往往发生错误，因此我便早有来俄学习的决心。不过因为经济的困难，使我不能如愿以偿。现在我来此了，我便要开始学习活动能力的工作。”“我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我还觉得我们东方的青年，自由意志颇觉浓厚，而且思想行动亦很难系统化，这实于我们将来的工作大有妨碍。所以，我来俄的志愿，尤其是要来受铁的纪律的训练，共产主义的洗礼，把我的思想行动都成为一贯的共产主义化。”“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的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的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

留学期间，邓小平与同在该校学习的张锡瑗相识。张锡瑗，1907年10月28日出生于顺天府（今北京市）房山县良山乡的一个铁路工人家庭，小邓小平三岁，比他早两个月来到莫斯科。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道：“父亲和张锡瑗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只是同学，只是战友，还未发展到恋爱的程度。但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毕竟是起于斯时，始于斯地。”

1926年6月16日，邓小平按照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共党支部的要求，填写《党员批评计划案》。在关于“党员问题”一栏填写：“一切行动合于党员的身份，无非党倾向；对党的纪律问题甚为注意，对一般政治问题亦很关心，而且有相当的认识；从无缺席党的大会和组会，能切实执行党指定的工作。”在“做什么工作最适合”一栏填写：“能做宣传及组织工作”。

这一年的5月，来苏联访问的国民军领导人冯玉祥希望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选拔四五十名优秀共产党员到他的部队做政治工作。11月，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决定，先选派二十几人入伍。邓小平被列入选派人员名单。

11月5日，莫斯科中山大学联共（布）党支部书记阿戈尔签写鉴定书：“多佐罗夫同志是一个十分积极、精力充沛的党员和共青团员［联共（布）预备党员］。他是该大学共青团委员会的一名优秀组织工作者，组织纪律性强，有克制能力，学习能力强，在团委会的组织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进步很快。积极参加社会工作，同其他人保持同志关系。学习优秀、党性强（单独开展工作——单独做国民党党员的工作，被指派做这项工作的都是最优秀的党员）。该同志最适合做组织工作。他具有在法国无产阶级组织的工作经验。”

这一年的年底，邓小平和第一批被派往冯玉祥国民军联军工作的二十几人一起，从莫斯科启程回国，结束了在莫斯科为期一年的留学生活。百色、龙州起义：和韦拔群的深厚情谊

韦拔群同志以他的一生献给了党和人民解放的事业，最后献出了他的生命。

他在对敌斗争中，始终是英勇顽强，百折不挠的。他不愧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英雄。

他最善于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的疾苦，对人民解放事业，具有无限忠心的崇高感情。他不愧是名符其实的人民群众的领袖。

他一贯谨守党所分配给他的工作岗位，准确地执行党的方针和政策，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他不愧是一个模范的共产党员。

韦拔群同志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他永远是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学习的榜样，我们永远纪念他!邓小平一九六二年十二月

这是1962年12月邓小平为纪念韦拔群牺牲30周年所写的题词。韦拔群是壮族人民革命的卓越领袖、中国农民运动的先驱者、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左右江苏区的主要创建者。他和邓小平、张云逸等一起带领左右江各族人民进行了长期的百折不挠的英勇斗争，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韦拔群面对大革命的失败和蒋介石的屠刀，毫不畏惧，毫不气馁，仍然率领右江农民坚持斗争。1929年3月，蒋介石和桂系军阀发生混战。三个月后，桂系军阀落败，广西政局发生变化。掌握广西新政权的俞作柏和李明瑞，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靠近革命，要求中共派干部协助其工作。党中央抓住这一有利的时机，7月，选派中共中央秘书长、25岁的邓小平带领一批党员进入广西南宁，由邓小平统一领导广西的革命斗争。邓小平化名邓斌，以广西省政府机要秘书的公开身份与俞作柏、李明瑞建立了密切的关系。邓小平等利用合法和半合法地位，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和工农革命武装力量。从此，广西革命运动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形势。

在这期间，韦拔群在东兰、凤山一带，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广泛开展农民运动，扩大农民自卫军，加强农民武装，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基础。

邓小平早就知道韦拔群在广西搞农运很出色，但为了保密起见，没有直接和韦拔群见面，却对韦拔群的农民运动十分关注和支持。邓小平通过做统战工作，使俞作柏、李明瑞同意开放工农运动。1929年8月间，广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邓小平积极促成韦拔群出席会议，并当选为省农协筹备处副主任。俞作柏、李明瑞同意以成立“右江护商大队”的名义拨给韦拔群一个营的武器装备，即300多支步枪，两万多发子弹，还同意韦拔群的东兰农军300多人到南宁郊区西乡塘进行军事训练。也就在这一时期，在邓小平的推动下，韦拔群被中共广西特委正式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不料，俞作柏、李明瑞主政广西不到三个月，就贸然决定参加广东军阀张发奎组织的反蒋战争。他们不顾邓小平的劝告，于1929年10月1日在南宁召开了反蒋誓师大会，并挥师东进与蒋军作战，结果部队还没迈出广西省界，反蒋之战就宣告失败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邓小平当机立断，决定即刻举行兵变，把所控制的部队拉出南宁。他命令中共党员俞作豫掌握的广西警备第五大队转移到左江龙州，命令中共党员张云逸掌握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携带南宁军械库所有的武器装备西进右江地区，命令在西乡塘的韦拔群立即停止农军训练，率队赶回东兰，为“工农武装割据”作准备。这是党的兵运工作策略在广西的一次成功实践。

10月中旬，邓小平、张云逸等率领我党掌握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和部分教导总队来到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右江地区的百色县城，准备举行武装起义。

就在邓小平等进入百色前后，韦拔群于10月中旬至11月上旬率领东兰、凤山农军1000多人，攻克东兰县城，赶跑了反动县长，捣毁国民党县政府，并将中共东兰县革命委员会迁入县城办公。韦拔群的实际工作，为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准备了深厚的群众基础，促进了革命斗争的迅猛发展。邓小平曾对此作过评价：广西右江地区是一个比较有群众基础的地区，这里有韦拔群同志那样优秀的、很有威信的农民群众的领袖。东兰、凤山地区是韦拔群同志长期工作的地区，是很好的革命根据地。他高度赞扬了韦拔群在开辟革命根据地方面的功绩。

1929年12月，在广州起义两周年之际，按照邓小平、张云逸等的部署，中共广西前委在百色举行武装起义，宣告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1930年3月，中共中央指定邓小平为红七军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军长。红七军共辖三个纵队，韦拔群率领的东兰、凤山一带的农民自卫军，编为红七军第三纵队，韦拔群任纵队司令，李朴任政治部主任，钟鼎任参谋长。1929年12月11日，在恩隆县平马镇召开了右江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右江工农民主政府，雷经天当选为政府主席，韦拔群、陈洪涛等当选为政府委员。

1930年2月，邓小平又领导发动了龙州起义，建立了红军第八军和左江革命根据地。

这年4月，邓小平带着一班警卫从左江冲破敌人层层封锁，冒雨来到右江苏维埃政府、右江特委机关所在地东兰武篆。这里是韦拔群的家乡，邓小平见到了韦拔群。这也是邓小平与韦拔群第一次见面，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当晚，他们长谈到深夜。在与红七军主力会合失败后，邓小平在武篆又继续居住了一个多月。他在这里同韦拔群、雷经天等一起，领导东兰、凤山地区军民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根据地建设。

这期间，邓小平随韦拔群一起住进魁星楼。趁此时机，邓小平还在武篆旧州屯开办了一期党员干部训练班，学员有韦拔群等红七军第三纵队的领导干部、雷经天等右江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也有东兰和凤山县委及部分乡区的党员干部。邓小平亲自编写了《土地革命的政策和口号》、《苏维埃的组织和任务》、《党的问题》等课程的教材，并亲自给学员上课。韦拔群既是教员又是学员，每逢邓小平讲课，他都要到场听讲。邓小平是四川人，乡音难改，有时有的学员听不懂四川话，他就请韦拔群做翻译。

韦拔群同邓小平一起，在东兰武篆进行土地革命的试点工作。他们经常深入到东里屯、板勉屯、旧州屯等地进行阶级关系、土地占有情况等方面的调查，了解广大农民对土地革命的具体要求。为了摸索、总结经验，韦拔群亲自到自己家乡东里屯试办共耕社，并动员家人带头入社。韦拔群作风朴实，平易近人，善于联系群众，团结群众。为了发动在东兰境内的瑶族同胞，他不辞辛劳地跋山涉水。他和瑶族同胞一同吃糠咽菜，一同睡在火塘旁，同贫苦群众结下了兄弟般的友谊，群众称他为“拔哥”。在韦拔群的宣传发动下，全屯120户都入了社。共耕社举行成立庆祝大会时，韦拔群与邓小平、雷经天等一起，佩着红领带出席。韦拔群在会上号召说：“今天的大会是从来没有的大会，我们就是要做过去祖宗没有做过的事情。现在成立共耕社，大家要努力搞好生产，拔掉穷根，过幸福生活。”邓小平也代表红七军前委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希望共耕社“成为一个发展生产的火车头”。邓小平和韦拔群对共耕社很关心，经常深入了解群众对共耕社的思想反映，及时解决生产和办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东里共耕社在乡工农民主政府领导下，按全乡人口和劳动力等条件，分成七个生产队，划分耕作区，耕牛和农具统一使用，土地和种子统一调配，劳动力统一安排，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集体生产。由于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精耕细作，获得了当年粮食大丰收，贫苦农民的生活得到很大改善。

邓小平和韦拔群既有敢于试验和探索的革命精神，也持慎重的科学态度。他们没有因为东里共耕社获得当年增产而全面铺开，除了在其他县个别乡继续试点外，其余都采取“分配农民个别耕种”的分耕制方式进行。根据试点的经验，邓小平、韦拔群等一道制定了《土地法暂行条例》和《共耕条例》，以右江苏维埃政府名义发布。《土地法暂行条例》对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没收地主土地财产的原则，分配土地、耕牛、农具的方法，以及发展农业、商业的举措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成为后来右江地区各县开展土地革命的准则。

在邓小平、韦拔群等的正确领导下，右江地区条件成熟的乡村，都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广大各族贫苦农民分到土地后，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他们更加热爱新生的红色政权，热爱工农红军。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共产党真好！土地革命真好！”当时流传着这样的山歌：“跟着共产党，翻身各有份，不论老和少，人人有田耕。”“人人分得地，户户有田耕，土地回老家，枯树发新芽。”在共同的革命工作中，邓小平和韦拔群也加深了革命的友谊。

1930年10月，红七军主力奉命北上，离开了右江革命根据地。北上前，红七军集中在河池六甲一带进行整编，军前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和全国红军统一番号，宣布把红七、八军改编为十九、二十、二十一共三个师。十九、二十师北上，二十一师留下坚持右江革命根据地斗争。韦拔群任二十一师师长，陈洪涛任师政委。

整编后，二十一师实际上只是一个番号，韦拔群坚决服从军前委的决定，立即把自己从东兰、凤山带来的第三纵队1000多名武装，除留下七八十个体弱有病的战士外，其余全部拨给主力部队北上，并勉励大家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要无条件地执行党给予的一切任务。我们是工农红军，要无条件地为工农利益去战斗。我们的目的是解放全人类，革命者处处是家乡。现在，你们要远离家乡，希望你们安心战斗，将来必定会胜利打回家乡来！”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员以革命利益全局为重的崇高品质。

邓小平也很关心韦拔群留守工作的开展，他亲自就右江的党、政、军等方面的工作，向韦拔群作了明确的指示和部署，并特别强调要加紧土地革命工作。邓小平和韦拔群依依惜别。让他们都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分离，竟成永别！1932年10月，韦拔群在反“围剿”作战中不幸被叛徒杀害，年仅38岁。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纪念韦拔群烈士，人民政府将他的遗骨重新安葬于东兰革命烈士陵园内。

1962年，邓小平为纪念韦拔群牺牲30周年亲笔题词，也就是本文开头的题词。1989年，在纪念百色起义60周年之际，邓小平又为李明瑞、韦拔群纪念碑题词，表达了他对这位壮族战友的深深怀念。

2008年12月，广西东兰县武篆镇，邓小平与韦拔群相见于魁星楼的铜像正式落成。铜像是根据1930年4月5日邓小平与韦拔群第一次相见这一特定历史事实创作构思而成，形象地记录了邓小平与韦拔群的深厚情谊。我们打得越好，毛主席就越安全

在上党战役中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

这是1985年8月邓小平为上党战役胜利40周年写的题词。

1945年9、10月间，时任晋冀鲁豫军区政治委员的邓小平和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领导了著名的上党战役，集中太行、太岳优势兵力，歼灭进犯根据地的阎锡山部，有力地配合了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斗争。

上党，位于山西东南部的长治，因“居太行山之巅，地形最高与天为党也”，古称上党郡，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素有“得上党可望得中原”之说。1945年的上党战役，也称长治战役，是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国共两党发生的首次军事冲突，也是第二次国共内战的序曲，在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抗日战争刚刚取得胜利，当人们还沉浸在胜利欢乐中的时候，中国上空已笼罩着一片阴云，坚持内战与独裁的蒋介石已经迫不及待地动手争夺抗战胜利果实，玩弄内战与“和谈”反革命两手。对此，毛泽东洞若观火、胸有成竹，1945年8月23日，他专门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评论，提醒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蒋介石在挑动内战。”

国共两党的摩擦和争夺，主要集中在晋冀鲁豫地区。蒋介石发动进攻，首先也在这个地区。盘踞在晋西南的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充当了急先锋。在蒋介石密令下，阎锡山派出13个师，在部分伪军的配合下，先后侵入晋东南解放区的襄垣、屯留、潞城等地，企图分割我太行、太岳根据地，为夺取抗战胜利果实作准备。

蒋介石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又在一个月内三次电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施展缓兵之计，掩盖进攻部署。

为了争取国内和平，表明中共的诚意，揭露蒋介石的阴谋，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表示说：“可以去，必须去!”但谈判不能没有准备，毛泽东在动身前，专门对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准备立即上前线的邓小平、刘伯承指示，一定要组织好上党反击战，拔掉这把刀子。

8月25日，时任晋冀鲁豫军区政治委员的邓小平和司令员刘伯承，以及滕代远、薄一波、张际春、陈赓、杨得志、陈再道、陈锡联、王近山等将领，乘坐当时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一架道格拉斯运输机，从延安秘密飞回太行山根据地。当时美机不知我方意图，也不知乘员身份。

重庆谈判期间，上党战役打响了。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临危受命，坚决执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命令，集中太行、太岳和冀南主力，率领解放区军民进行了上党自卫反击战。邓小平在战前动员会上说：“根本问题是抗战胜利果实落到谁手里的问题。蒋介石、阎锡山伸手来抢，我们决不能让他们抢走。毛主席在赴重庆之前说过，‘只有你们打得好，我才能谈得好’。我们上党战役打得越好，歼灭敌人越彻底，毛主席就越安全，毛主席在谈判桌上就越有力量。我们不要辜负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期望。”最后，邓小平向参战将士发出命令：“打好上党战役，支援毛泽东主席赴重庆谈判!”

上党战役于9月10日正式打响，10月12日胜利结束，历时30余天。上党战役共分为三个阶段：夺城打援、围城打援和追歼逃敌。第一阶段：夺城打援。从9月上旬开始，我军先后解放了屯留、襄垣等11座县城，于9月20日合围长治。第二阶段：围城打援。当我军合围长治时，阎锡山急忙派出两万多援兵，在其第七集团军副司令彭毓斌指挥下，从沁县出发，兼程南犯，企图援救长治史泽波部。情况突变，刘、邓首长在潞城县马厂村（今长治市马厂村）紧急命令太行和太岳纵队急速北上，埋伏在虎亭以南白晋线的常隆、上村地段准备打援。其余部队及地方兵团伪装主力继续包围和佯攻长治，以吸引敌援军南下，并将指挥部移到大平村。10月2日晨，敌援军先头部队到达老爷山附近，遭我军阻击后犹豫不前，停驻在榆村地区。为诱敌深入，刘、邓首长决定放弃老爷山阵地，令太岳纵队向敌左翼、太行纵队向敌右翼迂回，当日中午敌人占领老爷山。刘、邓首长亲临大平村指挥部指挥。同时又调集后续部队冀南纵队等投入战斗，并在白天开进，故意暴露，以加速敌军动摇。敌人在我军打击下败退老爷山，全线北撤。我军又乘胜追击，于10月5日占领了土落村附近制高点、断敌后路，把敌军压缩在虎亭以北和漳河沿岸地区。至5月9日，敌人除2000人逃回沁县外，其余被我全歼。第三阶段：追歼逃敌。敌援军被歼后，困守长治的史泽波部于10月8日夜趁大雨浓雾弃城西逃。我军跟踪追击，在沁水县苏庄桃川地区将敌全歼，敌军长史泽波被活捉。至此，上党战役胜利结束。

上党战役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打败了在武器装备和兵力数量方面都超过了自己的国民党军，整个战役共歼敌3.5万余人，生擒军长史泽波等师以上高级将领27名，取得了重大胜利，是解放战争时期的第一场歼灭战，有力地配合了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斗争。

上党战役的胜利，对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持。毛泽东听说上党大捷的消息后，高兴地对身边的人说：打得好！打得越大越胜利，我们回去的希望就越大。”尽管我党是抱着和平的愿望到重庆去的，但毛泽东心里非常明白，没有针锋相对的斗争，不给国民党当局一个教训，蒋介石是不会在和平协定上签字的。10月10日，“双十协定”终于签订了。

10月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10月17日，毛泽东在延安作《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对上党战役作了高度评价：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的十三个师全部消灭。”他说：“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

同一天，毛泽东致电刘、邓，赞扬他们：“在你们领导之下打了一个胜利的上党战役。望利用上党战役的经验，动员太行、冀鲁豫两区主力，由刘伯承、邓小平亲临指挥，精密组织各个战斗，取得第二个上党战役的胜利。”

上党战役揭开了伟大的解放战争的序幕，打响了解放战争的第一枪，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光辉史册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在上党战役中牺牲的英烈们用热血捍卫了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谱写了一曲壮丽的英雄赞歌。如今，邓小平的题词被镌刻在这次战役主战场之一“土落截击战”遗址纪念亭的碑石上，缅怀着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办一张自己的大报

为人民服务邓小平五月十五日

这是1946年5月15日，邓小平为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在邯郸正式创刊发行时写的题词。时任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和晋冀鲁豫军区政治委员的邓小平把毛泽东提出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题赠报社，指明了《人民日报》的办报宗旨。《人民日报》在《发刊词》中郑重指出：“我们的口号是毛主席昭示我们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也就是本报的方针和宗旨。”

这份《人民日报》，是后来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前身之一，但不是同一份报纸，它是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

晋冀鲁豫根据地从创建到发展壮大，走过了一段不寻常的艰苦历程。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位于德石、正太、同蒲、津蒲铁路之间，内分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战略区，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八路军在华北创建的四大战略根据地之一。邓小平作为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和中共太行分局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对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创立、发展、巩固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早日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进一步推动全国抗战，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红军改编为八路军。1938年1月，邓小平出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开始和刘伯承等人一起创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通过组建八路军游击支队在晋冀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在与日军的多次反围攻作战中，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为我军向冀南、豫北平原地区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邓小平和刘伯承指挥的一二九师，在战斗中也不断壮大，由出师时的3个团发展到6个团又6个游击支队。

为落实中央指示精神，1938年4月25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一二九师军政委员会会议，决定成立晋冀豫军区，以师参谋长倪志亮兼任司令员，黄镇任政治委员，一二九师主力兵分两路，分别向冀南和豫北地区发展。7月5日，邓小平由太行山到冀南指导工作。他到达冀南后，与徐向前一起领导了对冀南地方武装的改编和改造工作，又对冀南各部队进行了统一整编，同时从部队抽调了一批党员干部，协助地方党组织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在豫北，8月下旬至9月上旬，一二九师一部为牵制日军进攻潼关、洛阳，开辟漳河以南地区，进行漳南战役，消灭伪军7800余人，收复滑县、浚县等城镇，从而奠定了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基础。到1941年，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几块抗日根据地已逐渐扩大并连成一片，发展成为敌后重要的抗战基地——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1940年4月，中共北方局在黎城召开了太行、太岳、冀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邓小平在会上做了重要发言，首次提出建立晋冀豫边区政府的主张，把以往分散的根据地统一起来。根据他的提议，会议决定先成立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作为向边区政府过渡的准备；会议还决定成立太行军政委员会，以邓小平为书记，统一太行、太岳、冀南三区的领导。8月，冀太联办成立。根据中共中央下发的“三三制”原则，北方局建议召开根据地临时参议会，选举产生根据地政府。1941年3月16日，在冀太联办第二次行政会议上，根据邓小平的建议，成立了晋冀豫临时参议会筹备委员会。

邓小平关于成立边区政府的提议，得到边区各界的热烈响应。7月7日，晋冀豫临时参议会在辽县桐峪镇正式成立。大会接受了邓小平代表北方局提出的建议，将鲁西的33个县划入本区。9日，更名为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同时成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制定和通过了《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组织条例》和施政纲领。至此，晋冀鲁豫边区西起同蒲路，东至津浦路，南临黄河，北抵石太、石德路，包括39个县，面积达2万余平方公里，人口600余万，形成空前统一的整体，成为华北敌后抗战的重要依托。它不仅是敌后民主政治的新成就，而且对于全国民主政治也是一个伟大的贡献。

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此时，全国人民渴望和平民主新生活，但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大举进攻解放区，又一次挑起大规模的全面内战。为适应抗战后新的形势的发展，194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中共冀鲁豫分局，成立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由邓小平任书记；成立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从此，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等四个根据地组成统一的晋冀鲁豫战略根据地（后称“解放区”），成为全国七大战略区之一。10月4日，华北重镇邯郸解放，晋冀鲁豫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解放区。1946年3月初，晋冀鲁豫中央局、边区政府、军区等党、政、军机关相继迁至邯郸，邯郸市成为晋冀鲁豫边区的首府及解放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

有了稳固的解放区，邓小平、刘伯承提出，我们要办一张自己的大报。在邓小平的指示下，为了进一步解放全中国，进一步宣传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广大民众，这份“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日报》在万众期盼中诞生了。

如前所述，1946年5月15日，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正式创刊，四开四版。党中央和边区领导对《人民日报》的创刊非常重视，刘伯承、邓小平、杨秀峰等边区领导出席了创刊典礼并题词祝贺。

刘伯承的题词是：“力争和平民主团结反对内战独裁分裂乃人民呼声。”邓小平的题词是：“为人民服务。”杨秀峰的题词是：“真正人民的报纸不仅是人民的喉舌，还应是人民的司机和人民事业的组织者；在当前更应成为边区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一颗原子弹。预祝胜利！愿为一个虔诚的读者与拥护者。”张际春的题词是：“人民日报创刊志庆：人民的喉舌，真理的火把，和平的号角，民主的先声！”

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1948年5月，晋冀鲁豫与晋察冀两大战略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成立中共中央华北局，《人民日报》与《晋察冀日报》随之合并，新报名称还是《人民日报》。1949年8月1日，《人民日报》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仍沿用华北版《人民日报》的顺序排列。

晋冀鲁豫版《人民日报》从1946年5月15日创刊，到1948年6月15日终刊，共印制了746期。它有效地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指导了晋冀鲁豫根据地各项工作的开展；报道国际、国内新闻，揭露了世界法西斯及国民党反动派的全面内战的反动本质；反映革命发展形势及群众的呼吁和地方的要求，对唤起民众推动全国解放起了重大作用。《人民日报》切切实实做到了“为人民服务”。保护机要，就是保护我党我军的生命

大家要为党负责，为革命负责。力求进步，力求革新。加强政治文化学习，提高党性锻炼，把我们的机要工作永远向前推进，始终为机要，保护机要，就是保护我党我军的生命。所有同志必须愉快的担负起这个光荣的责任。邓小平

这是时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的邓小平于1943年为一二九师机要科编印的《机要工作手册》所写的题词。这个题词把机要工作的重要性提高到了“保护我党我军的生命”的高度，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对机要工作的重视。

机要工作作为党和部队的一项重要工作，集安全与保密于一身，其中机要文件的传阅、办理都是有严格规定的。所以，机要工作人员务必保守机密，做到不该透露的绝不透露，不该说的绝对不说。同时，还必须注意时效性。收到文件后，首先要注意传递文件的时间，避免发生文件传递不及时的错误。这就要求工作人员熟悉各领导之间的分工，了解各部门及其分管领导的工作规律和时间安排，准确领会领导指示精神，掌握文件的急缓程度，机动灵活，掌握时机。

邓小平在1927年担任中央秘书和秘书长期间，即开始接触机要工作，管理文件、交通等事务，为中央的会议作记录，参与起草文件。通过早年革命工作的锻炼，邓小平认识到机要工作的重要性。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邓小平受命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战争年代，敌我斗争形势严峻，环境复杂，对于通信、保密等机要工作的要求更加严格。百团大战后，日军加强了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中国的抗战更加艰苦、困难。皖南事变后，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大举发动进攻，晋冀豫根据地面临严重的困难局面。1941年1月，一二九师新四旅出兵华中，邓小平和刘伯承、蔡树藩致电新编第四旅旅长兼冀南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徐深吉及文建武、杜义德、袁鸿化、陈元龙，对即将执行新任务的新四旅提出几点工作要求。电报特意提到，新四旅以后“应切实与师联络，加强机要股和电台的领导”，“以保证师能随时给以指导”。1941年春天开始，为实现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的目的，日军强化其“囚笼政策”，策划“治安强化”运动，强化保甲制度和青年团等反动组织及内奸政策，妄图彻底破坏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8月10日，为有效组织对日反击作战，邓小平和刘伯承再次致电冀南军区、太岳军区、新一旅、新四旅、三八五旅、三八六旅、新十旅，对彻底执行机要规则和绝对保守我党军事秘密作出具体规定。

1943年，国际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现了有利的变化。苏联开始了对德国的战略反攻，美国也对日本转为全面进攻，盟国力量大大增强，法西斯力量遭到重创。在国内战场，一方面，日本侵华战争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出现了很大的危机，部队消耗大，士气低落；另一方面，日军为挽救其失败的局势，加强部署，急于尽快结束侵华战争。由于日军的扫荡和国民党军队的侵扰，太行区抗日根据地进入了抗战以来最困难的时期。邓小平在年初召开的温村会议上提出，加强反扫荡与反蚕食，进行广泛的政治攻势。其中，机要工作就是重要工作之一。

1943年4月1日，邓小平和刘伯承、李达、蔡树藩、黄镇向各军区、军分区发出关于机要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办法的电令。电令要求各级首长应重新审查机要人员，将不适宜机要工作者调出，文化程度低的送延安训练。机要人员从军区各单位挑选出的忠勇可靠及优秀的青年党员中选择，集中训练见习两个月，方能正式做机要工作。机要工作的顺利运转，保证了命令的上传下达和通信保密，保障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全国解放前夕，部队节节胜利，收编、改编了部分国民党旧军队、地方武装，补充了许多新的干部。新的形势对机要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1949年7月1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发布第二野战军训令：“鉴于有些带临时流动电台的负责干部，对密码通讯工作不熟悉，不能很好使用电台，保守机密，致使工作受到影响。为此，特发布临时流动台之机要工作须知，希各配属临时流动台之部队首长，切实遵照执行。”训令的贯彻落实，确保了二野进军西南的顺利进行。

1949年7月，根据中央命令，由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组成西南局，经营川、滇、黔、康四省，邓小平随后担任第一书记。伟业初创，百废待兴。主持西南局工作期间，面对纷繁复杂的工作，邓小平依然对机要工作给予了足够的重视。1950年7月14日，邓小平结合西南刚刚解放不久的复杂形势，为西南军区司令部机要处编印的《机要工作》创刊题词：“今天的环境比过去更为复杂，保护我们的机密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为重要。革命的胜利，很容易产生麻痹和疏忽，这就会给敌人以可乘之机，故应引起一切负责同志和机要干部的警惕。”一方面，这是对机要工作保密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对西南局全体干部工作戒骄戒躁的新希望。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根据时代形势的变化，对机要工作再次提出了现代化的新要求。1982年11月，邓小平为机要工作题词：“继续发扬机要工作人员对党忠诚、埋头苦干的优良传统，为实现机要工作现代化努力奋斗。”既肯定了机要工作人员的成绩和贡献，也对机要工作提出了新的期许和希望。吹响战略进攻的号角

集中意志，集中力量全力击败蒋介石，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事业的最后胜利！

祝贺人民日报一周年。邓小平敬题

这是1947年5月15日邓小平为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创刊一周年所写的题词。《人民日报》作为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秉承“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宣传边区发展建设、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广大民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变化，邓小平对《人民日报》有了更多的期望。

抗日战争结束后，晋冀鲁豫解放区首当其冲地抗击了国民党军的进犯，进行了上党、邯郸等战役，歼敌约13万人，极大鼓舞了解放区军民战胜国民党军进攻的信心，配合了重庆谈判，对打击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守住华北南大门，掩护我军向东北的战略展开，促进我军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解放战争初期，晋冀鲁豫解放区认真贯彻中共中央、毛泽东制定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进行了定陶、同蒲、巨（野）金（乡）鱼（台）、豫皖边等13个战役，粉碎了敌人打通平汉路、津浦路，歼灭我军主力的企图，配合了山东、苏北战场的作战，初步地掌握了战略主动权。1947年夏，晋冀鲁豫解放区还首次在豫北、晋南举行战略性反攻，破坏了敌人联系东西两战场枢纽地区的防御体系，有力地配合了山东、陕北我军粉碎敌人“重点进攻”的作战，也为我军战略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是解放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按照中共中央制定的方针，晋冀鲁豫解放区一面进行战略防御，粉碎敌人的进攻；一面进行土地改革，使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都翻了身。同时，从各方面为战略进攻作准备。这一年，全国的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各解放区成功粉碎了敌人的全面进攻。到1947年6月，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已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降到373万人，其中正规军由200万人降到150万人。我军的总兵力由战争开始时的127万人上升到195万人。当时的战场形势是：在北线，国民党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在南线，国民党还在对我陕北、山东两地实行所谓“重点进攻”，其主力已深深地陷入这两个战场。而连接这两个战场的中间地带，即晋冀鲁豫战场，国民党的防御力量大为削弱。因此，国民党指望以所谓能代替“40万大军”的黄河天险来阻挡我军的进攻。在国民党战略纵深的中原地区，则兵力薄弱，守备空虚。

在战略进攻的条件和时机基本成熟的有利形势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我军转入战略进攻，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并将进攻的重点置于敌人兵力薄弱且是要害的中原地区。为了实现千里跃进大别山，夺取中原的战略计划，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出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战略部署。三军配合是：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首先突破黄河天险，而后挺进大别山；以陈赓、谢富治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第九纵队和第三十八军挺进豫西，在豫、陕、鄂边实施战略展开；以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六个纵队组成一个兵团，并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在豫皖苏边区实施战略展开。三军形成“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机动歼敌。两翼牵制为：以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军出击榆林，调动进攻陕北的敌人北上；以许世友、谭震林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四个纵队组成的东线兵团在胶东发动攻势，把进犯山东的敌人引向渤海边。

为开展战略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作了长期而又充分的准备。1946年11月，晋冀鲁豫解放区在解放区和敌占区之间，建立了豫皖苏解放区，作为战略进攻的跃进基地，同时在组织领导上也作了分工，由薄一波、徐向前、滕代远主持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的日常工作，由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指挥野战军作战。在邓小平的全面领导下，各有侧重地抓紧各项斗争和准备工作。全区各级政府都组织了战略进攻支援指挥部，负责筹集物资，以百万民兵民工组成支援供应线，以8万民兵民工随军参战。因此，部队出征时，做到了兵多将广、粮弹充足。而部队进至中原地区后，晋冀鲁豫解放区仍主动做后方补给基地，经常远程补充兵员，运送经费、弹药和其他物资。

1947年6月30日夜，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纵队共12万余人（简称“刘邓大军”）突破黄河天险，吹响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号角。邓小平后来回忆说，他这辈子最紧张的时刻就是过黄河，那时候紧张得能听到心脏咚咚咚地跳。

刘邓大军渡过黄河后，乘胜发起鲁西南战役，歼敌6万余人，打乱了敌人的战略计划，为挺进大别山开辟了道路。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缺乏山地作战经验、非战斗减员和物资补给不足等多方面的困难，邓小平通过召开“不握手”会议，积极动员军队指挥员，为大家鼓舞士气。到1947年12月底，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刘邓大军终于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实现了中共中央的战略反攻决策。挺进大别山的胜利，有力地推进了解放战争的进程，为解放全中国打下了基础。毛泽东曾这样评价：“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20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100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邓小平对《人民日报》提出了新的希望，希望它能在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历程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坚决摘掉“总统”王冠上的红宝石

双堆集胜利仅仅是全国千百次重要胜利的一个。一如坚持大别山的意义一样，只能把它的宝贵经验提取出来，作为我们继续进步的基础，而不能把它变成障碍自己前进的政治包袱！邓小平敬题一九四九、八、一

这是1949年8月1日，邓小平为第二野战军司令部编辑出版的《淮海战役中双堆集歼灭战初步总结》一书写的题词。这一天，也是人民解放军建军22周年纪念日。

对淮海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双堆集大捷，邓小平指出这“仅仅是全国千百次重要胜利的一个”，要求军队提取宝贵经验，“作为我们继续进步的基础”，体现了邓小平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邓小平在落款上写着“敬题”二字，表达了他对先烈的崇敬和缅怀之情，以及对人民军队建设的殷切希望。

规模巨大的淮海战役，从1948年11月6日开始，到1949年1月10日结束，前后共65天。在以我60万对敌80万的战略大决战中，邓小平作为总前委书记，统一指挥了中国战史上空前规模的淮海战役。其中，双堆集战役是淮海战役中最重要的一场战斗，也充分展示出他作为卓越政治家、军事家的宏大气魄和过人胆略。

双堆集位于安徽省淮北市。双堆集战役，是淮海战役继歼灭黄百韬兵团之后，中原野战军在华东野战军的密切配合下，在双堆集地区进行的又一次大规模歼灭战。1948年11月22日到12月25日，在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领导下，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紧密配合，与国民党黄维第十二兵团在双堆集镇展开激烈战斗，史称双堆集战役。这场战役是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主要战役，历时23天，对于夺取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具有关键的意义。

经过第一阶段的碾庄圩之战，到1948年11月22日，华东野战军将第七兵团10万人包括司令官黄百韬全部歼灭。根据战场形势变化，中共中央和总前委确定第二阶段的歼击目标是由蒙城地区向宿县孤军冒进的黄维第十二兵团。

把歼击目标确定为黄维第十二兵团，这是总前委书记邓小平提议的。当淮海战役第一阶段胜利以后，第二阶段的歼击目标如何确定，是战局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一开始中央军委命令华野吸引邱清泉、李弥兵团东进，寻机歼其四五个师，而后视情况围歼邱、李，或攻取徐州，或打黄维。但因邱清泉兵团不敢贸然东进，始终背靠徐州，我军无法将其退路切断。就在这时，邓小平等经过缜密考虑，及时电告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时抄送华野，建议先打黄维，再打邱、李。中央军委很快就复电，表示“完全同意先打黄维兵团”，并指出“情况紧急时，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歼灭黄维兵团的胜利，说明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的决策完全正确。

把歼敌目标确定为黄维兵团，这是邓小平有胆有识有谋的一着“险棋”，充分体现了他过人的胆略。当时，在碾庄圩地区被围后，徐州吃紧，蒋介石严令驻扎在河南南部的黄维兵团急速东进，准备北上参战。黄维在出发前曾向记者夸下海口：“对攻占宿县、握手徐州信心百倍。”黄维之所以如此狂妄，是因为有他值得骄傲的资本，他率领的第十二兵团，辖第十、十四、十八、八十五等4个军和1个快速纵队，共12万余人，大部分为美械装备，是蒋介石的嫡系精锐兵团之一。其中第十八军是蒋军“五大主力”之一，军官一律军校毕业，士兵一律是国民党员，平时军事训练极严，战时讲究战术。部队装备极为精良，拥有总价值达1亿美元的美式装备。兵团司令黄维，中将，黄埔一期生，既当过军事教官，又参加过五次反革命“围剿”和皖南事变，有实战经验，年仅42岁，少年得志。相比之下，我中原野战军，经过挺进大别山等战役的艰苦作战，无论是人员还是装备都受到很大损失，要想夺取胜利，非付出极大努力不行。为此，邓小平在作战前动员时，无比坚定地说，就是要有“叫花子烧铺草”的精神，只要消灭了南线的敌军主力，中野就是打光了，全国各路解放军还是可以取得全国的胜利，这个代价是值得的！

1948年11月6日至8日，黄维兵团分两路从河南确山和驻马店向安徽阜阳、宿县方向前进。为应对敌人的战略部署，中原野战军主力于11月11日夜间向宿县地区开进，并于11月16日攻克宿县，斩断了徐蚌之敌北援南逃的通道，使国民党军徐州集团完全陷入孤立，为围歼黄维兵团准备了战场。

黄维兵团受阻后，蒋介石命令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北上接应黄维兵团。但中共中央和总前委派出中野九纵和豫皖苏独立旅在任桥、固镇地区顽强阻击李延年、刘汝明兵团，有效地粉碎了敌人“北上解围、拱卫徐州”的美梦。24日黄昏，中野各部全线出击，至25日凌晨，将黄维兵团合围于双堆集地区。黄维兵团在中野的包围压迫之下，不甘心坐以待毙，决定乘解放军包围阵地还没有巩固的时机，向固镇方向突围。由于地下党员廖运周率部战场起义，黄维的突围计划被打乱，至12月2日，黄维兵团被压缩在以双堆集为中心、纵横5公里的狭窄地区内。这期间，为保障中野围歼黄维兵团作战，华野组成两大阻击兵团：一路北阻由徐州南犯的邱清泉、孙元良兵团；一路力挡由蚌埠北援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广大指战员勇猛奋战，粉碎了敌人援救黄维兵团的企图。

为了决战的胜利，邓小平、刘伯承、陈毅毅然将总前委指挥部移到了离黄维兵团司令部仅隔20公里的小山村，在敌人地毯式、犁地式的炮火中，岿然不动，发出一个个指令摧毁敌军。

12月5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下达了《对黄维作战总攻击命令》，要求各部不惜最大牺牲保证完成任务。在各纵队司令员参加的总前委会议上，邓小平给大家作动员：“我们的决心是拿出拼老命的精神，在双堆集消灭他的土木系——十八军，坚决摘掉‘总统’王冠上的这颗红宝石！”

12月6日下午14时30分，总攻开始，战斗空前惨烈。

经过一个星期的总攻，黄维兵团损失惨重。12月12日，刘伯承、陈毅发布了《促黄维立即投降书》。黄维仍负隅顽抗，拒绝投降，并施放毒气，继续进行垂死挣扎。经过连续激烈的战斗，至12月15日午夜，黄维兵团被全歼，生俘兵团司令黄维、副司令吴绍周等。历时23天的双堆集地区歼灭战以我军完全的胜利载入史册。

淮海战役第二阶段歼灭敌人2个兵团部、6个军部、16个师、1个快速纵队，共20万人。其中双堆集地区歼灭战歼灭敌人1个兵团部、4个军、12个师、1个快速纵队，共12万余人。这是人民解放军以伤亡3万余人的代价赢得的辉煌战果。黄维兵团被歼，使被围的杜聿明陷入绝境，为第三阶段全歼该敌，夺取淮海战役全面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围歼战斗结束后，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综合报告中，对战斗经过作了这样的描述：“歼黄维兵团时，各部均下了最大的决心，不顾任何代价，歼灭黄维兵团的意志一直贯穿到下面；故在整个作战过程中，各纵队虽经过三次到四次的火线编队，没有叫苦的。”直到解放后，毛泽东还念念不忘地对邓小平等总前委的人说，“淮海战役打得好，好比一锅夹生饭，还没有完全煮熟，硬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

淮海战役胜利30多年后，淮海战役双堆集烈士陵园建成，烈士纪念碑碑身镌刻着邓小平1980年5月20日的亲笔题词：“淮海战役烈士永垂不朽！”作为淮海战役最重要的一场战斗——双堆集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光辉的一页。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的丰功伟绩，广大指战员前赴后继、英勇作战、不怕牺牲的精神，千百万人民群众全力支援前线的巨大贡献，彪炳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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