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敌舰队（普利策奖获奖历史著作、一流史学及文学作品，非虚构历史写作典范。汗青堂系列）。(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加勒特·马丁利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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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敌舰队（普利策奖获奖历史著作、一流史学及文学作品，非虚构历史写作典范。汗青堂系列）。试读：

无敌舰队的逃归历程，始于格拉沃利讷，沿途绕过苏格兰和爱尔兰亨德里克·弗鲁姆（Hendrick Vroom）为我们展示了战争来到第七天时的景象，格拉沃利讷的战场被置于前景的显著位置，后方是冲散西班牙舰队阵列的引火船，远处则是败退北方的西班牙船只组成阵型的西班牙无敌舰队驶经康沃尔海岸附近。一幅18世纪的版画，来自某块已然遗失的挂毯，出自弗鲁姆之手33名无敌舰队的幸存者终遭处决，理查德·宾厄姆（Richard Bingham）爵士在致女王的书信中罗列了他们的名单据说为伊丽莎白赠送给托马斯·赫尼基（Thomas Heneage）爵士的盒式挂链。揭开盒盖后是女王本人的袖珍肖像，由尼古拉斯·希利亚德（Nicholas Hilliard）绘制，底盖上描绘的是在暴风席卷的大海上劈波斩浪的“皇家方舟”号，设计意图是为了纪念击败无敌舰队某一卷近岸海图的卷首插画，该卷海图最初以荷兰语标注，为服务水手绘制而成，1588年10月再度刻印并译成英文。这卷海图在无敌舰队铩羽而归后即刻付梓，是第一份印刷出版的海图集无敌舰队肖像（Armada Portrait），画中伊丽莎白将手安放在地球仪上，预示着未来她将享有超越国界的荣耀地位，成为“世界的伟大女皇”西班牙无敌舰队，此画乃是为庆祝战胜无敌舰队而绘制，画中既有巡视提尔伯利驻防军的伊丽莎白，也有正忙于战斗的“皇家方舟”号序　言

传统上，无敌舰队战败的故事也被视为一个国家遭逢危机又自我救赎的故事——经历了危机和救赎的是 16 世纪末叶的英格兰，它面对和挫败的对手是腓力二世的西班牙，一个势不可挡的强国，一个自封的罗马教会的捍卫者。在时人和后代的眼中，这座由童贞女王统御的小岛竟然击败了西班牙和天主教反宗教改革阵营的庞大势力，可谓天意使然的大事，对于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新教徒而言，这场胜利也提供了有目共睹的凭据，证明了上帝绝不会抛弃他孤苦无依的子民。

胜利的喜讯传来后，一场举国同庆的感恩节与伊丽莎白一世登基 30 周年的纪念庆典一道被安排在了 1588 年 11 月，感恩节的日程包括为期一周的祷告仪式、布道宣讲和列队巡游，与此同时还伴有明亮的篝火和四处回响的教堂钟声。这是一场为天降救赎举办的庆祝典礼，为了共同纪念这起伟大事件，英格兰和起义的荷兰诸省还打造了许多纪念章，其中的一枚刻画了无敌舰队被“新教之风”吹散的景象，还烙有“上帝吐纳风雨，他们因之溃散”的字样。这场突然笼罩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劫难极大地巩固了 16 世纪晚期正在英格兰呼之欲出的一种国家自我想象，在这种想象中，这是一座蒙神祝福的岛屿，一处崇奉新教的自由乐土。

17 年后，在伊丽莎白的继承者詹姆斯一世即位之初，又有一幕显然彰显了天降救赎的好戏再次确认了这种想象。1605 年 11 月 5 日，盖伊·福克斯（Guy Fawkes）的火药阴谋被破获。11 月恰恰是伊丽莎白登基的月份，这位女王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光辉在当时与日俱增，此时披露罗马天主教会的惊天密谋刚好提供了新的凭据，证明上帝一直在照看他的这片国度。随着教皇和敌基督的势力又一次遭到挫败，一项年度庆典自 1605 年开始设立，旨在每年提醒英格兰的男女牢记这两次都称得上无与伦比的天恩，为此他们有必要永远忠于信仰的事业。

最后，好像是为了再三强调上帝将非凡的祝福赐予了这个国度似的，奥兰治的威廉——在另一阵“新教之风”的助力下——于 1688 年 11 月 5 日在托尔湾登陆，他将要履行身为光荣革命捍卫者的使命，而这场革命最后确保了新教和自由的决定性胜利。在一个团结的英国威严地迈步向前的进程中，它其实是怀着骄傲的自信依次超越了西班牙和法兰西两大帝国，直到在这世上远迈群伦，它坚信自己是一个尤其得到垂青的国家，它的宗教、自由无不安如磐石，它的舰队也好似有铜墙铁壁。不过等到 1888 年，当击败无敌舰队的第三个百年纪念日在各地分散的庆典中度过时，典礼本身已经无甚必要了。大不列颠已经统治了海洋。无敌舰队的故事早已被重述了无数次，19 世纪的①②③一批杰出史家，如 J. A.弗劳德、J. K.劳顿、朱利安·科贝特等人，在重述时还补充了新的文献证据，而今这个故事早已深刻地烙印在国家记忆之中。④

饶是如此，到了维多利亚时代晚期，世界又迅疾地发生了巨变，这将激烈地改变英国及其世界帝国的前景。1940 年的情景一如 1588 年，这个国家的生存再度命悬一线，某个奉行侵略的强国正咄咄逼人地跨越欧洲大陆，迫使一个又一个国家在其显然不可阻挡的侵略势头之下屈服。两起事件相隔几个世纪，却又如出一辙，此间的张力让一位年届不惑、曾经在哈佛大学接受学术训练的美国史学家加勒特·马丁利心绪难平，很快，当他的祖国加入战争并与英国并肩作战时，他也即将前往美国海军服役。“写一本有关西班牙无敌舰队战败的书，”他的序言如此开篇，“一定早就有人动过这个念头，而我第一次产生这样的想法，是在 1940 年 6 月，那时全世界的目光又一次转向了英格兰的海岸及周边海域。”19 年后，即马丁利逝世前的第三年，《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战败》（The Defeat of the Spanish Armada）——在美国发行的版本简称《无敌舰队》（The Armada）——将会付梓，批评界和大众读者的好评随即如潮涌至。“这部书，”英国历史⑤学家 J. H.普拉姆写道，“无可挑剔，是一部大多数史家都会不惜耗费半生心血以求完成的杰作。”

自从 1959 年出版以来，马丁利的《无敌舰队》不仅旋即跻身畅销书之列，而且一版再版，当读者们渴望寻找关于 1588 年划时代事件的叙述类作品时，这部著作依然是最常出现在推荐书单上的第一选择。我们该如何解释本书在数十年中经久不息的畅销和长销呢？马丁利是一位深具职业素养的历史学家，他的研究专长本来是一个相对深奥晦涩的题目——“16 世纪的欧洲外交和国际关系”，在这个领域他将发表另一部经典作品——《文艺复兴时期的外交》（Renaissance Diplomacy, 1955）。马丁利的研究使他对相关时段史料——无论出版与否——的掌握造诣非凡，他曾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准备编纂一部纵贯 16 世纪上半叶英西关系史的多卷本史料集。不过在一丝不苟的学究式研究之外，他还是一位胸中燃炽着雄心的历史学家，他想要写作能够吸引和感染公众的作品，而在平常的学术机构中，这样的作品罕如凤毛麟角，与此同时，他还要以完美无瑕的学术成就作为支撑是书的立论之基。他在 1942 年第一次得偿夙愿，一部成功的传记《阿拉贡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在该年问世。他还将再次如愿以偿，而这一次，出现在他笔下的无敌舰队甚至博得了更加轰动的反响。

只需读一读《无敌舰队》开篇的第 1 章，看看有关 1587 年 2 月 18 日苏格兰的玛丽女王在福瑟林格受刑伏诛的生动描写，我们就能体会到马丁利是一位何其擅长讲述故事的大师。他在摹画细节、呈现戏剧效应等方面委实别具只眼，而类似的神来之笔还会在书中层出叠现，对 1588 年巴黎街垒日战斗的描写可谓才华横溢，对同年 8 月英、西舰队的海上持久战的描绘也令人过目难忘，后者还展现出了马丁利对海军事务细节的精通。他在勾勒人物性格上同样才气过人，例如文中对行将老去的腓力二世的刻画，身在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的腓力操劳国事，“双眼布满血丝，筋骨疼痛，手指僵直”，他宵旰忧劳，“将重任加诸己身，做起了西班牙帝国的头号职员”。在马丁利的书中，16 世纪的欧洲在我们眼前栩栩如生。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妙笔也⑥出现在了另一位史家费尔南·布罗代尔的作品中，两人同处一个时代，虽然彼此间风格路数迥然，但布罗代尔那部在《无敌舰队》面世十年前首次出版的《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也以僻处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的这位孤独君王为主人公，为我们留下了一幅难以忘怀的肖像画。马丁利作品中的细节描写、人物性格刻画，谋篇布局上的布景与闪回，并没有阻遏和毁坏故事的内在动力与连贯性。他有一个伟大的故事要讲给世人，他以明晰、凝练、深邃的笔触，出色地完成了叙述。

因此，仅就对于这一段著名历史插曲的勾画和再创作而言，马丁利的《无敌舰队》不仅在当时，而且至今仍然无与伦比。但是在另一方面，和布罗代尔的《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不同，该书在历史学意义上的新颖程度还可以再作商榷。《无敌舰队》展现了令人钦佩的清澈文笔，就无敌舰队一役做出了专家式的权威论述，却似乎并没有为既有的故事框架带来实质性的改变。对此或许只有一点例外，这便是马丁利就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的历史评判所做的翻案，1588 年以后的几个世纪里，梅迪纳·西多尼亚在指挥无敌舰队期间的表现只为自己招来了无穷无尽的蔑视和非难。马丁利是一位决心要为过去的历史人物讨回公正的史家，而历史上与公正无缘的失败者至少与胜利者一样为数众多。在马丁利充满同情的描述下，梅迪纳·西多尼亚是一位按良心办事而且富有才干的统帅，马丁利讲述了公爵一路上遭逢的可怕难题，描画了他在主公下达的时常前后违忤的命令中左支右绌，欲兼得而不可为的挣扎状态，日后彼得·皮尔森（Peter Pierson）曾就公爵及其作战生涯开展过一项资料翔实的研究，马丁利为梅迪纳·西多尼亚所做的辩护在皮尔森出版于 1989 年的《无敌舰队的指挥官》（Commander of the Armada）一书中得到了有力的印证。

然而，作为增进历史性理解方面的一项贡献，本书的真正力量还不在于此。马丁利最突出的成就表现在他没有仅仅把无敌舰队的故事局限于英国，或者英西双边关系的历史剧本中，而是将此事置于全欧洲这场大戏之下，这场历史剧不仅涉及伦敦和马德里，巴黎、布鲁塞尔和罗马也都深深地卷入了戏剧冲突。在这里，身为精研外交的历史学家，作者回到了自己的本行。在此前没有任何历史学家曾经获得过彻底成功的地方，马丁利成功了，他揭示了一张覆盖欧洲大陆的盘根错节的多边关系网——譬如，发生在法国，以吉斯公爵夺取巴黎为最高峰的一系列事态发展，原来与腓力的无敌舰队终能扬帆起航彼此息息相关。凭着高超的技艺，他在编织一个复杂故事的千丝万缕时做到了条分缕析，将英格兰的事业放在了更为寥廓的欧洲语境下予以论述，无敌舰队一役也被纳入新教势力与天主教反宗教改革阵营相互对抗的宏大叙事之中，变成了这场囊括寰宇的全面战争中的转折时刻。从另一重角度来看，这场战役甚至成了后来在 1940 年春夏之际臻于顶峰的另一场全面战争的预演。

不可避免地，本书对 1588 年诸多史事的解读在收获教益的同时，也存在某些疏漏之处。在回首这段历史时，很明显马丁利将视线更多地锁定在欧洲的场景上，从而牺牲了故事中大西洋的历史维度。整个故事或许更适宜从德雷克完成于 1577 年至 1580 年的环球航行开始起笔，是这次周游而非苏格兰的玛丽女王在 1587 年的死刑处决，让利益遍及世界的西班牙帝国感到了真切的威胁。同样，对 1587 年至 1588 年的全神贯注还制约了故事另一端的叙述视野，这个故事无论如何不应该以 1588 年无敌舰队的战败和溃散而告终。新的入侵舰队将会在 16 世纪 90 年代再度向不列颠群岛进发，未来十年里，西班牙权势的骇人程度在同时代人的眼中似乎并不逊色于从前。

当然，1588 年这一战确实导致了一些重要的后果。征服英格兰的宏图大计在该年落空，对西班牙人和英国人的集体意识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就西班牙而言，这暗示着因为自己的罪过，上帝已经转而与他的选民彼此敌对。这种意识连同此后接连不断的挫折和战败，为西班牙的国民心理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失利阴影，直至 20 世纪的最后数十年才得以云开雾散。另一方面，对英格兰来说，这场大捷则宛如一针强心剂，在全体国民的心中奠定了胜利的意识，这种集体意识⑦不仅在汉诺威和维多利亚时代结出了辉煌的硕果，还让英国人在面临德国 1940 年发起的猛攻时，能够举国上下坚定一心，勇于成为这⑧场泰坦之战中活下来的那一个。

时间又到了 1988 年，庆祝击败无敌舰队的第四个百年纪念日来临，当一场令人印象深刻的庆典展览在格林威治的海军博物馆（Naval Museum）拉开帷幕时，看上去无敌舰队的故事终于耗尽了它对国民情感的所有号召力。就像马丁利本人首先期冀的那样，当年涉事的各方都已各领褒贬，得其所哉。伴随英国的国民心理自 20 世纪中叶以来的变迁，多数时候，无敌舰队一役已然难以在集体意识中唤起共鸣，故事的遗音余韵正随尘埃落定。结果便是，无敌舰队的战败作为一起遥远的历史事件，到今天不过意味着按时重放的富有戏剧性的文献纪录片而已。而马丁利早已通过卓越的叙事技巧将英格兰当年的伟业雕琢成一部好戏，在全欧洲的舞台前方上演，其实他才是这条路的先行者和奠基人。虽则如此，1940 年那场黑暗和光明的伟大角逐尚且距今未远，现实的呼应更为马丁利戏剧化的历史重塑灌注了动人心扉的力量，仍将继续感染读者与之同行，并确保他对于 1588 年这段往事异彩纷呈的召唤能够不断吸引新的读者展卷共赏。⑨J. H. 埃利奥特

①詹姆斯·安东尼·弗劳德（James Anthony Froude，1818—1894），英国历史学家、小说家、传记作家、杂志编辑，著有十二卷本《英格兰史：自沃尔西覆灭到无敌舰队战败》（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Fall of Wolsey to the Defeat of the Spanish Armada）。——本书脚注皆为译者所加，下文不再指出。

②约翰·诺克斯·劳顿（John Knox Laughton, 1830—1915），生前曾任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现代史教授，他可能是第一个主张将海军史划为独立研究领域的史家。

③朱利安·科贝特（Julian Corbett, 1854—1922），海军史家，他的研究曾经为同时代英国皇家海军的改革提供帮助，代表作《海上战略的若干原则》（Some Principles of Maritime Strategy）至今仍是军事领域的经典作品。

④即维多利亚女王在位时期（1837—1901）。

⑤约翰·哈罗德·普拉姆（John Harold Plumb，1911—2001），英国历史学家，生前曾任剑桥大学现代英国史教授，曾在 1960 年赴马丁利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任客座教授，他兴趣广泛，研究领域涉及社会史、艺术史等多个领域，作品雅俗共赏，在英国史学界门生众多。

⑥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1902—1985）是 20 世纪享有盛誉的法国历史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年鉴学派第二代学者中的翘楚和集大成者，其在史观、视野和研究方法上的诸多创见已为当今史学界广泛借鉴。

⑦英国汉诺威王朝（1714—1901），因王朝首位国王乔治一世本为德国汉诺威选帝侯而得名。

⑧亦称诸神之战，指古希腊神话中俄特律斯山上以克洛诺斯为首的十二位泰坦神与下一代奥林波斯山上以宙斯为首的十二主神之间的十年鏖战。

⑨约翰·赫克斯特布尔·埃利奥特（John Huxtable Elliott, 1930—），当代英国历史学家，牛津大学钦定讲座教授，在伊比利亚半岛现代史的研究上建树颇丰，著有《旧世界与新世界：1492—1650》（The Old World and the New, 1492-1650）、《大西洋世界的帝国：英国和西班牙在美洲，1492—1830》（Empires of the Atlantic World: Britain and Spain in America，1492-1830）等。前　言

写一本有关西班牙无敌舰队战败的书，一定早就有人动过这个念头，而我第一次产生这样的想法，是在 1940 年 6 月，那时全世界的①目光又一次转向了英格兰的海岸及周边海域。如果说这个想法有令我痴迷的地方，那是因为虽然已有不少人就这个题目著书立说，可是把那场海战置于更广阔的全欧洲语境中予以重述，看起来仍然饶有趣味，这种视角曾一度受到青睐，不过自从 1914 年以前的和平年代开②始，战役和语境之间的纽带便在人们的视野中逐渐瓦解了。在马汉和一系列帝国理论家的塑造下，1588 年的那场战役在人们心中似乎变成了一场制海权之争、一场意在争夺通往亚洲和美洲的新航路的现实较量。从这些观点来看，为经济利益而战既正当又理所当然，为彼此冲突的思想体系而战，为维护信仰的相对正确而流血，则显得荒诞不经和骇人听闻。

然而 1588 年的人们会对此持有异议。对他们而言，英国和西班牙的舰队在英吉利海峡上的碰撞是一场末日决战的开端，决战双方分别代表光明与黑暗，即将迎来最终的殊死搏斗。身处哪个阵营取决于你的立场，整个欧洲大陆已经被清晰的鸿沟一分为二，虽然多数国家名义上未曾参战，可是真正意义上的中立国并不存在。欧罗巴大陆的每一寸土地都在屏息谛视海峡中的战斗，因为人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战争的结果不仅将要决定英格兰和苏格兰、法兰西与尼德兰的命运，还将决定基督教世界未来将何去何从。意识形态之战从来都是具有革命意义的战争，它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逾越国境，而且在参战人群的想象中，至少就他们的意愿来看，这将会是毫无保留的全面战争。站在 1940 年的历史关口，当然要比以往的某个时刻，例如 1890 年，更容易理解这一点。

西班牙进攻英格兰是大陆军事强国企图建立欧洲霸权的首次尝试，在现代历史上，这个模式还将一次次地反复重现。早在 1940 年，我就曾构思过一本小书，它将以标准化的叙述为基础，主要致力于提出多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基于，或者说让人觉得都是基于西班牙成功入侵英格兰所引发的。不过，在我的设想尚未取得深入进展的时候，它就不得不因为其他事情的干扰而暂告中止了。在得以回归该计划前，我收获了些许新知——诚然，这不过是些浮光掠影的认识，但委实要比一位久坐书斋的中年历史学家所能期待的丰富得多——其中的一些涉及海战和两栖联合作战，另一些则与无敌舰队当年驶过的水域有关。

等我终于有时间再次回到无敌舰队的命题时，完成这本书已不再是一项紧迫的任务，不过着手写作的想法仍在召唤着我，因为书中的战役不仅仅是西班牙和英格兰的海上决斗那么简单，它实则是现代历史上第一次重要国际危机的焦点所在。由于时间很充裕，我决定这一次从原始文献入手，注重蒐求档案资料和印刷品，对于即将提及的地点，我尽可能多地实地参观乃至故地重游，之所以这么做，既不是因为我坚信这套程序更加纯正，也不是为了得出什么惊人的新发现，原因其实很简单，这就是我喜欢的工作方式。除此之外，我从迈克尔·③刘易斯教授发表在《水手之镜》（The Mariner’s Mirror）上的系列文章《无敌舰队的火炮》（“Armada Guns”，第 XXVIII-XXIX 卷，1942—1943）中获益良多，该文向我展示了，只要拥有崭新的视角和若干新鲜的材料，就依然能够在公众熟知的老生常谈中铺就另一条新颖④而重要的阐释路径。还有吾友伯纳德·德沃托的《决定之年》（The Year of Decision，1943）和《横渡宽广的密苏里河》（Across the ⑤Wide Missouri），刚脱下戎装不久，我便开始拜读这两部书的手稿，我渴望复原 16 世纪末那一帧帧彼此串联的历史画面，使之如德沃托笔下落基山西麓的历史那样跃然纸上，但我很好奇自己的成功能否达到老朋友的一半。

最后，我终究没能发现什么前所未闻的惊人阐释，不过对未出版材料的钩沉和对已出版文献的再度检视，倒是令我得出了些许宛似零珠碎玉的新证据，它们削弱了一些既有观点，又使另一些得到夯实。还是拜这段艰辛的基础工作所赐，时不时地，我确乎听到了袅袅如诉的音符，看到了触手可及的映像，它们赋予这一段人尽皆知的故事以新的活力。故而，虽然这里的文字大抵与当下通行的学术观点并无二致，我仍奢望它能充分展现出论述重点转移和史料细节增订上的努力，以证明这并不完全是一次旧调重弹。

既然本书的写作并非专供学界方家的探讨，而是服务于对历史感兴趣的任何读者，书中便没有附加脚注。但考虑到部分研究这段历史的学生兴许会在翻阅之余，对于文中的判断和立论的背景稍感好奇，我先在文末附上了一份总体说明，解释了本书主要依据的史料和已出版的著作，接着对每一章涉及的主要文献作了简要注解，任何与大众观点抵牾的新见解，其后都列有专门的论据介绍。

我的档案踏勘工作得到了资金支持，包括一笔富布莱特助研奖学金和两份来自约翰·西蒙·古根海姆基金会的津贴。我曾觍颜得到众多图书馆员、馆长、档案保管人的鼎力相助，他们来自英格兰、欧洲大陆本土或美利坚，此处恕不一一。对于我和我的学生，西曼卡斯综合档案馆（Archivo General de Simancas）的里卡多·马达莱诺博士（Dr. Ricardo Magdaleno）及工作人员帮助良多，本人铭谢在心，一刻不能淡忘，一并需要致谢的还有路易斯·B·赖特博士（Dr. Louis B. Wright）和华盛顿特区富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Folger Shakespeare Library）的其他工作人员，感谢你们的理解与合作。受益于海军中将 J. T. 菲尔斯特纳（J. T. Furstner）的热忱鼓励，以及荷兰海军史专家、莱顿大学教授 T. H. 米洛（T. H. Milo）的专业辅助，我在荷兰的短暂停留得到了远远超乎事先设想的收获。我的朋友艾达（Ida）和利奥·格肖伊（Leo Gershoy）阅读了大部分手稿，并给出了颇为有益的建议，爱德华·麦克（Edward Mack）仔细阅读了每一行内容，此前三十年，他正是这样不辞辛劳地几乎读遍了我的所有作品。查尔斯·H.卡特（Charles H. Carter）先生同样巨细无遗地审阅了全部书稿，还帮我制作了索引。我要感谢美国海岸和土地测量局潮汐和洋流研究处提供的潮汐表，还有我的同事哥伦比亚大学天文系教授扬·施尔特（Jan Schilt）以及海顿天文馆的休·赖斯博士（Dr. Hugh Rice），后者为我解答了有关英吉利海峡上的暴雨和汐流等方面的疑问。在研究和写作的每一个阶段，我都理所当然地受益于妻子的全心参与，因而对笔者而言，正如往常一样，本书有几分属于我，就有几分属于她。

①随着法国于 1940 年 6 月沦陷，纳粹德国基本占领了欧洲大陆本土，希特勒的下一个目标将是入侵英国。

②马汉（A. T. Mahan，1840—1914），美国军事理论家、历史学家，生前曾任海军学院院长，强调“制海权”，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海军战略》等著作曾引起较大的时代反响。

③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 1890—1970），英国历史学家、海军史专家，同时是一位小说家，他曾长期在格林威治的英国皇家海军学院任教。

④伯纳德·德沃托（Bernard DeVoto, 1897—1955），美国历史学家、作家，研究方向为美国西部史。20 世纪 20 年代，马丁利与德沃托都曾在伊利诺伊州西北大学供职。

⑤拍摄于 1951 年的同名电影在我国旧译为《蛮山血战》或《横渡野疆》。关于历法的说明

书中提及的所有日期，除非特别标注，否则概为新历，也就是说，①书中依据的是每个人现今正在使用的格里高利历，虽然它直至 1582 年才由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公布，但到 1587 年已经被西欧大部分地区采用。当然，这些地区中不包括英格兰。在保守主义的坚定支配下，英国人抵触改革，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的春分继续安排在 3 月 11 日，而没有像海峡对岸那样移至 3 月 21 日。结果英国的历史学家一直声称英格兰、西班牙舰队的第一天交锋发生在 1588 年 7 月 21 日，与此同时，西班牙人却从来都将这一天记为同月的 31 日。

这使得任何在此落笔的史家，但凡兼涉英格兰和大陆事务，难免进退两难。一些史家以类似 7 月 21/31 日的书写形式规避上述难题，然而大多数人单是看到众多日期并存便已然心生排斥，更不要提这些日期还要装扮成纷争的派系了。为此，既然在随后的叙述中，发生在英格兰和大陆的各起事件之间的顺时性常常颇为重要，而在两种历法之间往来切换又实在易生混淆，在新旧两种历法之间做出抉择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必要之举了。我选择使用新历，因为它更符合真实的季节走向，而在某些季节，十天已经足以造成光照程度的变化，并直接影响到人们对天气的预期。倘若有些读者对于以大陆历法体系记载英格兰的事务感到烦扰，只需减去十天，就可以恢复旧历的原貌。当然，每个礼拜的日子依然如故。周日仍旧是周日，无论在罗马还是伦敦。

①1582 年，罗马教廷主持了历法改革，由于此前通行千余年的儒略历已出现十天的误差，因此根据新的格里高利历，当年 10 月 4 日后的第二天将直接跳至 10 月 15 日，跨越十天。天主教国家很快采用了新历，但新教国家出于宗教对立情绪，一度对历法改革坚辞不受，如英国直到 1752 年的 9 月才改用新历，9 月 2 日后的第二天为 9 月 14 日，跨越十一天（因误差比 1582 年又多了一天）。关于船只及其火炮的说明

尽管在无敌舰队一役中，双方几乎使用了欧洲已知的每一种船只，涉及大量令人眼花缭乱的型号，以及更加让人目不暇给的名称，但在做出合理而简明的分类后，对之加以描述仍然是可能的。

盖伦帆船（galleon）是大西洋海域的标准战船。它们多半在船首至船尾之间设有双层甲板，将主战火炮安装在侧舷，并在前后船楼上搭载轻型速射火炮。虽然以日后的标准来看，它还是显得过于短粗、高耸，但比起同时代等量吨位的商船，当时盖伦帆船已然更加狭长、低平。

同样安排在前线的还有武装商船，它们为盖伦帆船提供了支持；那些重达 300 吨（英制）以上的武装商船能够携带长重炮（culverin）和半加农炮（demi-cannon），是一种常见的大型战船。其中，最可怕的英国大型战船要数利凡特公司（Levant Company）的武装商船，它们在建造时便以航行的速度和操作的便宜为鹄的，装配了足以驱散海盗的重型火炮，正因如此，它们有时竟会被来自伊比利亚半岛上的敌人误认为盖伦帆船。形制最大的地中海商船是卡拉克帆船（carrack），拥有巍峨的悬伸艏楼、艉楼和深深的货仓；其中一些设有三层甲板，那些被葡萄牙人用于东印度贸易的卡拉克帆船正是如此。波罗的海的霍尔克船乌尔卡船（urca）通常在大小和高度上赶不上卡拉克帆船。浑如黄油桶一般的外形使这种船只十分适宜航海和载货，但反过来也让它们比卡拉克帆船还要缓慢和笨拙。

小型船只被用于侦察勘测、派遣调度和近岸作业，英国人一般称其为“轻帆船”（pinnace），无论它们装备了怎样的船具。我用这个术语指代双方舰队中的同类船只。西班牙人会按照由大到小的顺序，进一步区分扎布拉船（zabra）、弗拉加塔船（fragata）、帕塔耶船（pataje）和帕塔科船（patach）。所有这些类型的船只都像英国的轻帆船一样，在水中模样低矮，但却比大型船只更加快速和易于操纵，而且需要时可以用桨驱动。除了独立服役的轻帆船，双方舰队还都将他们较大的舰载艇称作轻帆船。这些小艇或拖曳在船尾，或装载于甲板之上，既然它们并没有被单独分派船员，也就并未出现在船只的名册中。

其他种类的小型沿海船只，如霍伊平底船（hoy）和卡拉维尔帆船（caravel）、克鲁斯特帆船（crumster）与加里奥特桨帆船（galiot），有时也用于作战。他们常常采用贯穿首尾的纵帆装置；克鲁斯特帆船与加里奥特桨帆船经常被置于船尾曳行。

加莱桨帆船（galley）和加莱赛战船（galleass）都是纯粹的战舰；它们平时借助风帆巡航，但战时亦使用桨橹。加莱桨帆船身躯狭长，入水后船身颇矮，火力较轻。加莱赛战船之所以会诞生，源于人们想要将加莱桨帆船的航速和盖伦帆船的火力、适航性融为一体的尝试。这种尝试并没有完全成功，但它们确乎称得上是令人畏惧的战舰。与无敌舰队同行的那不勒斯加莱赛战船配备有 50 门火炮，其中一些是大口径长重炮，该船还载有 300 名士兵、水手和 300 名桨手。

16 世纪的火炮甚至比船只还要纷繁复杂。无论是前膛装填、以摧毁船只为目标的重型主战火炮，还是后膛装填、着意于击杀人员的小型火炮，都可以分为三个主要类型：波特炮（pot gun）形状极其粗短，类似毕雷炮（perrier），是迫击炮（mortar）的前身，后者最初只是其中一些炮型的名字；加农炮（cannon）家族都是些厚实的中程火炮，当中的首要类型是半加农炮，它浑如蹲伏着的怪物，有 9 英尺长的炮管和 6 英寸宽的膛孔，可以直射 32 磅重的实心弹（round shot），射程约为 500 码，是 18 世纪臼炮（carronade）的始祖；最后是长重炮家族，它们是 18 世纪长程火炮（long gun）的先辈。

理论家们时常宣称，一门长重炮能够将 18 磅重的炮弹——半长重炮（demi-culverin）的炮弹重量减半——有效平射至 700 码外，随意发射的话（最大射程）则高达 2 英里左右。因此，船舶之间相隔“长重炮的射程”，意味着两船的间距约略小于 2 英里，距离达到“半长重炮的射程”意味着两船相隔大约 350 码。事实上，纵然这些火炮统称为长重炮、半长重炮，但由于每门炮在膛孔、炮口口径、重量和性能上大相径庭，又由于 16 世纪各地区在重量和尺寸上的五花八门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而多数兴之所至的作者对于精确性却漠不关心，最后的数据也就要一再进行校正。所以，一位弹道学专家也许会提到，某一门如此这般规格的长重炮将一枚 9 磅重的炮弹射至 2500 步外的位置，但何谓 1 步、1 磅，他其实并不具备精确的认识，对于笔下誊抄的外国人的陈述（理论家们全都仰仗相互传抄），他也不了解对方使用的数值是与自己一致抑或迥然不同。迈克尔·刘易斯教授便在做出总结后表示，我们所掌握的有关无敌舰队火炮的信息大体上只具有相对的准确性。1 揭幕福瑟林格1587 年 2 月 18 日

比尔先生周日晚上才把死刑判决书带回，但是到了周三清晨，未①等曙光爬上高高的窗棂，福瑟林格的大议事厅早已布置停当。尽管②什鲁斯伯里伯爵迟至昨天方才返回，人们却无法再忍受丝毫的迁延，急不可耐地要求执行死刑。没人知道下一个从伦敦疾驰而来的驿使会捎来怎样的旨意，也没人知道，倘若再等一天，其他同伴是否会意志动摇。

平时摆设的家具都已搬离大厅。在大厅进深的拦腰地方，木料燃起的烈焰在烟囱下熊熊闪耀，与令人汗毛竖立的酷寒彼此交锋。人们③朝向大厅高端搭建了一座小型平台，模样像是提供给巡演艺人的小巧舞台，伸入大厅有 12 英尺长，8 到 9 英尺宽，不足 3 英尺高。平台的一侧设有一段阶梯，台面用新伐木材铺就，上面严严实实盖着黑天鹅绒布。在平台上，正对着阶梯放着一把同样罩着黑天鹅绒的高背椅，前方三四英尺外则铺着黑色的地垫。紧邻垫子的地方坐落着像是一张低矮长凳的物什，然而丝绒未能遮住的边角却分明地显露出，那是一具木质断头台。时间将才早上 7 点，这“舞台”的管理者已经在满意地眼看着一切准备就绪了。郡长的差役已经全部就位，他们头盔、胸甲一应俱全，努力使自己看起来勇武英伟，纵然动作僵硬，长戟也被紧紧地攥在手里。观众全都经过拣选，包括来自邻近地区的两百多名爵爷和乡绅，他们一大早就被紧急传唤而来，此时已经排队进入大厅的低端。

舞台的主角让他们等待了三个多钟头。差不多 30 年前，她嫁给了未来的法国国王，在卢瓦尔河畔那辉煌而险恶的宫廷里，她一次次错失了领悟更为重要的政治教训的机会，却习得了掌控社交场面的诀窍。现在她从大厅一侧悄声穿过一扇小门走了进来，在众人发现自己之前便已在大厅中现身。她迈向平台，六位侍从两人一组尾随其后。她无视延颈企踵、窃窃私语的观众，看上去对执掌自己生死的官员也同样漠然。在一位虔诚人士眼中，步履柔缓的她仿佛行进在前去祷告的路上。只有在拾级而上，继而坐进黑丝绒椅子的一瞬间，人们才隐约感到她似乎也需要他人的援助之手。就算她的双手在安放于膝上之前曾有过一丝颤抖，也未曾有人察觉。接着，尽管大厅里的氛围十分静穆，她却仿佛是在向观众雷鸣般的掌声答礼致谢一般，第一次转过身来面向他们，有人觉得在她脸上看到了微笑。

身着黑天鹅绒的她好像淹没在了相同颜色的高背椅中。冬日阴郁的光不仅使得她白皙的手黯淡了几分，还令她头巾的黄金色与堆叠在头巾下的棕发的红金色也失去了色彩。但看客们仍然可以清楚地望见她喉上精致的白色蕾丝褶边，再往上，是一片反衬着黑暗的洁白的心形花瓣，那是她的脸庞，上面点缀着一双乌黑的大眼睛、一张小巧而流露出渴望与不甘的嘴。这就是令里奇奥为之殉身的女人，是她让达恩利勋爵这个年青的傻瓜，还有亨特利伯爵、诺福克公爵、巴宾顿，以及其他上千位无名男子在北方的荒野和绞架上身名俱裂。自从她鼓动拜倒裙下的臣民们越境来袭，她的传奇光环便像一柄利剑悬挂在英格兰的上空。这是最后一位富有此等传奇色彩的被俘公主，她是法国④国王的遗孀、遭放逐的苏格兰女王、英国王储，而且（沉默的现场见证者中想必会有人认同这一点）就在这一刻，如果她的权利得到伸⑤张，本应该是英格兰的合法女王。她在刹那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接着便深深陷进椅子的一团暗影之中，浑似身边的法官并不存在。在众人的目不转睛中，她感到了满足。⑥

肯特伯爵和什鲁斯伯里伯爵与她一同进门，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们已经在女王对面落座。比尔先生立于一旁，清了清嗓子，展开羊皮卷，开始朗读判决书。他其实没有必要紧张，因为是否有人聆听委实是件值得怀疑的事。“目无法纪……招亡纳叛……欺君犯上、密谋弑君……叛国罪……死刑。”公文的字句对于玛丽·斯图亚特和厅堂里的其他人来说无关紧要，他们心知肚明，宣判与罪行无关。本次判决不过是这场政治决斗中发起的又一轮攻势，在场的多数人自记事之日起便目睹了这场战争，实际上，早在敌对的两位女王出生前，决斗便已开始。交战的两派于 60 年前开始形成，一方捍卫旧教，另一方代表新教，出于命运的捉弄，其中的一方甚或双方都常常团结在女人的统领下。历史见证了阿拉贡的凯瑟琳与安妮·博林的矛盾、玛丽·都铎与伊丽莎白·都铎的冲突、伊丽莎白·都铎与洛林的玛丽的较量，而伊丽莎白·都铎与绞刑台上的这位囚徒玛丽·斯图亚特之间的决斗，如今已经持续了将近 30 年。最敏锐的政治家们兴许会好奇，过去 20 年中，英格兰究竟如何成功地容下了这两位前世注定的仇家，并让她们同时存留在世上。

无论伊丽莎白做了什么，玛丽·斯图亚特都必定竭尽所能寻找一切办法破坏表姐的计划、贬损她的身份。在双方的殊死搏斗中，挥出的刺击没有犯规一说。当带来优势的武器从手中滑落后，玛丽尝试了弱者可以随手抓起的所有武器。除了谎言、眼泪、逃避、威胁和乞求，她还利用王冠、美貌和信仰去尽力赢得任何男人为她的事业赴汤蹈火。他们最终证明自己是柄双刃剑；但是，就算他们现在砍了她的头，她也利用他们给敌人留下了伤口，在英格兰的牢狱中，玛丽甚至比在苏格兰的王座上给表姐的国家造成了更大的混乱。她还打算再度出击。现在，她转过下巴颏儿，向比尔先生的结束语表示厌倦。⑦

彼得伯勒教长的紧张还要甚于比尔先生，在忍受他结结巴巴地重复了三次开篇词后，玛丽轻蔑地打断了他的发言。“教长先生，”玛丽对他说，“我会怀着真切而神圣的天主教信仰死去，一如活着。您就此所说的一切都是徒劳，您的祈祷对我并无益处。”

她非常肯定，信仰是一把不会伤到自己的武器。玛丽在福瑟林格遭到的监视固然严密，但狡猾胆大的亲信们在易装后出入英吉利海峡⑧的各个港口为她捎信，使她得以接触外界信息。报告称，北部地区仍属于天主教，西部亦然，甚至就在这里，在新教异端的据点，在英格兰的中间地带，在伦敦，越来越多的人正日渐重拾古老的天主教信仰。此前，因为身为王储的自己是天主教徒，将在信奉异端的表姐驾崩后和平继承大统，数量庞巨的天主教臣民保持了平静，但现在，这位异端女王如若处死她的正统继承人，这些臣民们必将揭竿而起，愤怒地扫除所有这些不公的恶行。同时，与为了保全狱中的自己进行斡旋相比，为死去的苏格兰女王报仇这一名号必然更能激起海外的天主教国王们的热情。

玛丽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在她身上，很少有哪一点像这件事一样不会引起人们的质疑，但单纯秉持信仰死去对于她是不够的。决斗还将继续。为此所有人必须知道，她不只是赍志而殁，而且是为之殉道。也许，她并不总是天主教信仰最坚固的梁柱；也许，对于天主教这项事业来说，她施下的那些令人生疑的诡计所造成的伤害，有时要超过她的奉献所产生的助益。可是寒光凛凛的斧头会永远削去旧日的过错，会让低语的谰言沉寂。活着，她能用话语鼓动人们扑向她的敌人；死了，她的血明显能够更加有力地鼓动他们为自己复仇。近几年，她尤为钟爱一句寓意模糊的箴言：“我死即我生。”殉道将会使她的诺言和威胁一并兑现，而她只需要演好这出戏的最后一幕。

故而，她高擎起十字架苦像，让长厅的每个角落都能看清自己对宣判的挑战。她的声音如得胜般上扬，盖过了彼得伯勒教长，常常比他抬升的语调更为高亢、清越，使得那属于古老信仰的天主教祷词听起来神秘而富有支配力，一时竟凌驾于热切的新教英语祷告之上。教长诵毕，女王的祷词又持续了一分钟，现在她使用的是英语；她在为英国人民和自己的王室表姐伊丽莎白的灵魂祈祷；她原宥了所有敌人。接下来，她的侍女们忙碌起来。黑天鹅绒长袍被褪至女王的膝盖以下，露出紧身马甲和一袭绯红的丝质衬裙，她这身从头到脚都是血红色的殉教者衣着与四周的晦暗形成了鲜明对比。蓦地，她向前走出了几步，静静地屈膝跪地，俯身在矮小的断头台上。“在你手中，主啊……（In manus tuas, domine...）”随后人们听见了两下沉闷的挥斧声。

还有最后一个仪式环节等待完成。行刑人必须展示头颅，并按惯例喊出一些词句。只见戴面罩的黑衣人弓腰，直身，继而高呼：“女王万岁！”但他攥在手中的不过是属于敌对美艳女王的方头巾，以及别在上面的一顶精致的棕色假发。紧接着，一颗皱缩、枯萎、苍白的人头滚向了讲坛边缘，它娇小而发亮，有着萧疏的银色发茬儿，这才是殉教者的头颅。玛丽·斯图亚特一如既往地深谙如何令敌人难堪。

①福瑟林格（Fotheringhay），位于英格兰中部北安普敦郡。

②第六任什鲁斯伯里伯爵乔治·塔尔伯特（George Talbot, 6th Earl of Shrewsbury, 1528—1590）。

③福瑟林格的大议事厅在一座可能建于 1100 年左右城堡内，属于在中世纪英格兰、威尔士、爱尔兰和苏格兰低地常见的一种本地建筑形式。通常，这种大厅的两旁设有耳房，存放食物和酒水的一端被称作“低端”（lower end），另一端属于会客厅等私人空间，被称作“高端”（upper end）。

④玛丽·斯图亚特（1542—1587）5 岁时被送往法兰西，于 1558 年 4 月 24 日与法国王太子弗朗索瓦完婚。7 月 10 日，弗朗索瓦加冕为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二世，于 1560 年 12 月 5 日去世，年仅 16 岁。

⑤伊丽莎白的母亲安妮·博林怀上她的时候，与亨利八世的婚姻是私下缔结的，此时亨利八世犯了重婚罪，甚或可能根本没有与安妮·博林结婚，因此伊丽莎白继承王位的合法性受到了一些人的质疑。另外，由于伊丽莎白信奉新教，玛丽·斯图亚特借由欧洲各国对于异端的恐惧以及罗马天主教对于异端分子的排斥，对外宣布自己拥有英格兰王位合法继承权，拒绝承任伊丽莎白一世为英格兰女王。

⑥第六任肯特伯爵亨利·格雷（Henry Grey, 6th Earl of Kent, 1541—1615）。

⑦即理查德·弗莱彻（Dr. Richard Fletcher, Dean of Peterborough, 1544/5—1596），彼得伯勒在今东英格兰地区。

⑧本书下文中如未特殊指明，所谓的“海峡”皆指英吉利海峡。2 一座城市的天真伦敦1587 年 2 月 19 日

伦敦因为驿使的到来而苏醒，福瑟林格的消息传开后，人们迫不及待地燃起篝火，不多时，钟声欢奏，枪炮齐鸣，每条街都张灯结彩。难耐的愁云一扫而空，恐怖的日子一去不返。玛丽·斯图亚特长期以来成了每个伦敦人心头的阴影，伊丽莎白登基后，英格兰的一举一动无不笼罩在玛丽的威胁之下。过去一年中，公众要求处死玛丽的吁请一浪高过一浪，似乎只要玛丽活着便天无宁日。

首先，伊丽莎白上次庆祝寿辰时已经五秩晋三。就算女王身边最①合适的人选中还有追求者——自打安茹公爵之后，就再也没有追求者上门——女王将会绝嗣也已是无人否认的事实。她会是都铎王朝的末代君主，而其继承人玛丽·斯图亚特则年轻十岁，春秋鼎盛。关于这个问题，臣子们没能也不可能达成一致意见，每个人都在不停掂量王位易主的可能性。只要玛丽活着，她继承表姐王冠的可能就始终②存在。甚至连女王议会里最激烈反对玛丽的敌人——莱斯特、伯利③、哈顿、沃尔辛厄姆，也曾尝试在玛丽那里留条退路，万一苏格兰女王比自己的女主人享寿更久呢？当最坦率的新教政治领袖也认为，确保让玛丽相信自己将会投诚才是万全之策时，次一级的人物也都努力做好两手准备便是很自然的了。心怀不满的北方领主和乡绅也寄希望于玛丽的胜利，以便复兴旧教，拨乱反正。自从伊丽莎白践祚，天主教一派始终在暗中筹划反攻，封建特权和地方保守主义的余烬乃是其依靠的基石，西班牙的密谋者和派遣神父则时不时地煽动火苗。政府对北方起义的血腥镇压抑制了火势，但没能将之彻底扑灭；在希望的诱惑下，火苗仍在秘密喘息，因为王储事实上仍是一位天主教徒。只要玛丽尚在，天主教势力就会作为强大的政治派别一直存在，绝不会死去。④

一些伦敦人曾在玛丽女王重振天主教时高高兴兴地去望弥撒，⑤在路过施行火刑的史密斯菲尔德时强忍住恶臭引发的不适；一些伦敦人有可能会藏起表面的勉强，重拾旧教，只因为这是保全生意和家人的最好办法；不少自耕农和乡绅尽管在新的信仰下生活幸福美满，却仍对旧时光心存留恋。就算对于这些人来说，这股持续存在的天主教势力也是一种可怕的威胁。苏格兰的过往已经证明，一个新教国家无法接受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君主，即使教会的任命在苏格兰并不像在⑥英格兰这样直接服从王命。同样，在英格兰，尽管一代人以前，阿⑦拉贡的凯瑟琳的女儿确实曾把教会带回到罗马的道路上，但经过伊丽莎白长达 29 年的治理，无论是王国的边陲、中心腹地、南部和东部各郡、繁荣的各个沿海港口，还是伦敦这座大城本身，都已心向新教。有太多的爵爷、乡绅把自己的政治资本押注在新教上，有太多的商贾，他们如今的生存之道在旧式的教会政府支配下必然会遭受阻挠；有太多的自耕农、工匠已经习惯了前往刷成白墙的新教教堂聆听⑧布道，那里的讲道者衣领下佩戴着日内瓦式的白色双饰带。整整一代新人已经成长起来，滋养他们的是英语《圣经》、克兰默的《公祷书》和福克斯的《殉道史》；整整一代新人已经成长起来，心中怀着对天主教徒、西班牙人和外国干涉的恐惧与忿恨。设若玛丽·斯图亚特登基，考虑到她的身世及其周边人士的性格，她一定会试图复兴罗⑨马天主教会，那时必然发生的将不是怀亚特领导的短暂骚乱，而是举国沸腾、你死我亡的宗教战争。

没有必要向伦敦人饶舌内战的景象。一个世纪以来，英格兰始终在被一场梦魇困扰，担心都铎世系的覆灭会再次把王位交到冲突各派⑩的角力场中，担心曾引发混乱无序时代的所谓的玫瑰战争会又一次上演。由于大众的忧虑，在书市和舞台上，有关玫瑰战争的编年史体裁的散文和诗歌脍炙人口，但若回顾约克和兰开斯特的长期冲突，那些为争夺王位而挑起的最严重的争斗，与宗教问题导致的骇人内战相比，也不过只是稀松平常的武装暴乱罢了。曾经发生在哈勒姆和安特卫普的故事早就妇孺皆知，从许多商人、流亡者那里，伦敦人还知晓⑪了佛兰德和布拉班特在这二十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曾⑫被圣巴托罗缪之夜的故事吓坏了的孩子如今已长成须眉男儿，但对于宗教战争的恐惧却并不专属于孩子。巴黎的水渠中满溢的鲜血、卢瓦尔河上漂浮的死尸、诺曼底的滚滚狼烟和荒无人迹，这些绝非无稽之谈。街上有靠哭诉从好心肠的市民那里赚几个便士的乞丐，如果说⑬他们中间某些人一生中距离宗教裁判所的牢房从未比伊普斯维奇的

⑭监狱更近，那些假肢和伤疤也并不会透漏这个简单的事实。所以当牧师们提醒教区居民，一处人民推翻合法的统治者、彼此刀兵相向的土地是被诅咒之地时，人们会紧咬双唇，坚定地点头，而当他们低头为仁慈的女王伊丽莎白的圣安祈祷时，他们的声音里有着罔顾一切的真诚。

16 世纪饱尝分裂之苦，因此对统一与和平的渴望也至为强烈，国王则成了人们唯一寄予厚望的社会秩序的象征。因此，按照多数讲道者的教导，即使是最邪恶的君主，他的性命也是神圣的，无论君主品质如何，效忠乃是人们的天职。人们把曾献给普世教会的无限忠诚逐渐转移至世俗君主身上，这为日后的下一步转移做好了铺垫，届时取代后者的将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民族国家。总之，当时的英格兰与欧洲其他地方一样，君主的神圣性这种亵渎上帝的信条已经隐隐浮现。16 世纪，确乎是属于君主们的。

不过，在英格兰，纯粹因为如下这个被投注了个人情感的等式，君权神授的普遍信条此时尚未突显。英国人一致赞同，英格兰的伊丽莎白在列王之中如同鸟中凤凰，她独一无二，超越了衡量君主的一般标准。在这一点上，他们无比正确。伊丽莎白·都铎与英国人之间长达 45 年之久的君民互爱，在历史上还从未有过。现而今，很难断定这份感情是如何开始的，其中又包含着怎样的成分，它在那些年中升腾为熊熊烈焰，从中流露出了某种炽热的真诚，这一点却是无须怀疑的。当年的某些修辞或许矫揉造作，却并不能因此否定其背后的真实。

毫无疑问，我们在君民双方那里均能发觉某些虚饰、算计和私心，这些在所有风流韵事中可能从来都不会缺席。如果伊丽莎白·都铎想要彻底统治英格兰——她身上有着都铎王朝君主掌管权柄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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