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家史(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远江

出版社：鹭江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我们的家史试读：

历史本应是一面镜子，用来对照和借鉴，让后人可以从中找到一些社会发展的规律，减少制度建设上的错误。但如果这面镜子的本身有许多的凹凸不平，又有许多的污垢，照出来的形象也会是扭曲的。

过去的历史大多是官吏们记录的，这些历史都按统治者的意愿和政治诉求进行了修正，于是多多少少都被染上了许多本来没有的颜色。历史也就失去了真实。

然而，那些真正的历史往往被称为野史而在民间流传。许多真实的故事通过民谣、小调和艺人口中的史诗一代一代地传承着。

从秦统一之后的焚书坑儒，到后来战火中的多次焚烧，以及每朝每代的修史，无论庙堂还是民间都流传着许许多多的不同版本的记录。虽然现在无法用技术去一一证实过去的历史，但研究人员总是能用逻辑分析去佐证真伪。许多民间版本的历史都已被证实。

自“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打破了皇权之后的历史也被用不同的文化和主义各说各话地记录着，也成了最有争议的一段历史记录。不仅是在官与民之间流传着不同的版本，在两岸之间也流传着不同的版本。这一切也许都有待于统一之后才能找到共识。“文革”前三十年似乎成了社会讨论的禁区，然而“文革”却影响了不止一代人。每个家庭、每个社会组合中都有许多人是从那个时代的苦难中一步一步成长、走来的，这段岁月无法从他们头脑中消失，这些坎坷也会由这一代人的言行影响着他们的家庭，影响着他们的下一代，甚至再下一代。

历史不仅发生于宫廷变革之中，更多是由民众的生活所积累。最真实反映社会现状的，恰恰是不同阶层民众的生活群像，是不同角度的感受，是血与泪的凝聚，悲欢离合的累积。没有了这些社会的基础，又哪来的上层建筑？

历史就是每个人的生活经历，当每个人真实地记录下身边发生的一切时，当每个人真实地记录下生活的感悟时，就会让社会多一分了解，多一分公正，少一些谣传，少一些扭曲。

任何社会最可怕的就是只有当权者的声音，任何历史最可怕的就是只记载着社会顶层的活动，似乎只有精英才能创造历史，似乎这个世界只为他们而存在。

最可贵的是那一双双童龄人的眼睛和他们用没有被污染的心灵所感受的真诚，从与家庭和长辈的共同生活中，看到、听到、想到的一切。虽然这不是他们的亲身经历，却有着血肉的联系，虽然这不是他们的直接参与，却有着血脉相通的心意。

应感谢中学生写史活动的组织者，感谢资助人让这些“课本上不说的历史”能真实地展现于这个曾经混乱的社会。既能让年轻人重新认识他们的父母，也能增进他们对历史的尊重，以及对家庭的尊重。

当年轻的一代开始关注父母和家庭的传奇时，这一段历史才会再现在社会的现实中，也唤醒了老几代人的沉睡。人们不应只看到眼前，眼前的一切其实都是过去的沉淀。从过去吸取更深的营养会让后几代人更茁壮地成长，不会再迷失方向，不会在历史的长河中彷徨。

不管历史曾经让多少人困惑，写出来就会让更多的人从痛苦中走出来，跨入一个新的天地。让这面历史的镜子，既照亮今天，也照亮未来。

不仅是年轻人，也包括那些曾经从这条长河中蹚过的人都能共同分享过去的记忆。这个世界才会在多元的善爱中清楚地看到明天的光芒。序二这是最好的公民实践活动赵亚夫

从李远江老师来我家讲他的“中学生写史”计划，一晃近四年过去了。“全国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扎扎实实搞了三届，有数万名学生参与，还有数量可观的教师、教研员、家长和志愿者，形成了稳定的指导和服务团队。当初的计划已结出累累硕果，作为参与者，特别是专门的历史教育研究者，除了充分赞许活动本身的意义外，更是由衷地感佩远江老师的公民实践和社会组织能力。在《我们的家史》付梓之即，远江老师要我作序，禁不住要结合公民教育谈几点对中学生写史活动的认识。

一百年前，各国的学校历史教育，都是围绕着民族主义展开的国家历史，虽说公民教育已立意其中，但多数国家的公民教育则是由集体主义为骨架，用国家意志对等公民意志，流行的做法是将公民捆绑在民族主义的战车上直通国家主义的目的。牺牲公民个体来获得国家的强大，在近代世界各国被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

近代历史教育的旗帜，就是“国家至上”的理念。表面看，“国家利益至上”=“民族利益至上”，成就了近代国家。于发达国家而言，它是国家在世界竞争中的利器，既有充分的政治伦理方面的道义功用，又可直截了当地获得经济红利；于被殖民国家而言，它恰是最好的救亡图存的口号。与近代国家意识相仿，国家至上的历史教育养成的历史意识，常常就是一条由国土、人民和政党构成的爱国主义利益链。对国土的认知，关联一国历史和文化的特殊性，以本国为中心看世界，讲自古以来的光荣和当下的历史使命；对人民的认知，则由民族、种族的特殊性凝成伟大传统，宣扬本民族的优越性，进而教化其他地域的人民。关键是，这种历史教育定义了国家、民族特殊性和优良传统的标准，选择合适的宣教方式，利用宏大的历史叙事彰显执政者的合法性并或明或暗地嵌入其政治意图。因此，以国家至上为理念的历史教育，以历史英雄主义为特点，灌输经久不变的历史逻辑。为了教化的功能，它拒绝个人参与历史、反对心理分析、忽略事实细节。按照指定的历史逻辑推演讲义式的故事，从中抽去了证据意识，“国家至上”的原则不可能全面呈现历史，所谓历史逻辑，不过是作为宣教资料的历史知识线索而已。在近代，各国历史教育普遍存在着片面和不实，只是程度不同罢了。

最为糟糕的情况是，独占政治权力的政党会把这种历史教育推向极端，为了“国家利益”肆意歪曲历史、掩盖真相、裁减事实。希特勒统治的德国如此，军国主义控制下的日本如此。“国家至上”理念的历史教育，在本质上是排斥养成公民素质的、反智的，其宣扬的国家或民族的历史记忆，与公民个体的地位和社会认知，与公民全体的健全的历史意识和理性的社会行动全无关系。没有建立在公民社会基础上的公民教育是政客们的把戏，这样的教育拒绝公民真正进入公共领域、公共关系和公共事业。当然，没有公民行动的公民教育，同样是政客们的把戏。

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本该让国家至上主义彻底破产。但是，因为其内核是“近代性”或“现代性”，民族国家需要它，冷战需要它，各种新殖民主义、新民族主义也需要它，历史教育自然也很难排除它。

历史教育理应产生的力量，恰恰作用于公民个体的觉悟，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便是通过“做历史”达成社会认识、历史认识和自我选择、自我决定的能力。传统的学校历史教育，为什么顽固地将公民压缩在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中，不厌其烦地用伟人和精英的故事构造历史，因为历史教育服务的对象不是公民主体而是政府。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历史教育中，人性解放的道路不断拓宽，人权诉求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得以张扬，但是将公民驯服为盲从政府的工蜂的指导思想，仍没有减弱。和过去一样，今天的人们，处在历史关头时必须做出选择，参与某一社会行动时，需要做出决定。比如，我们知道二战时美国海军的苏利文五兄弟，英勇战斗为国捐躯，给后人留下一段感人的历史故事，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记住一个母亲在墓碑上的留言：“对于世界，你只是一名士兵；对于母亲，你是整个世界。”今天的人们，同过去不一样，一是自己掌握了更多的可能性，二是能够运用批判性思维为自己做出决定。“中学生写史”张扬的目的是：“家长和孩子共同守护家族的记忆，老师和同学共同探寻国家的历史，找回遗忘的家国记忆。”当然，于可能的选择和批判的力量，都是再实在不过的训练了。它丰富并完善了学校历史教育，是最好的公民实践活动。

中学生写史在乎一点一滴的积累，目标可以是在适宜的条件下恰当地学习“怎样去了解真相”的技能。“课本上不说的历史”比比皆是，而历史写作的意义在于把自己选择的重点尽可能详尽地表达出来。好的历史写作，无论题材大小，无论何人书写，都是人类历史结构体中的一个节点。

当然，中学生写史有其特点。作为在学校接受教育的一分子，既有知识和技能方面的养成要求；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她）是一个成长中的人、一个公民，有权利接受真实的教育，不遮掩事实和回避真相。这些，我们在前两部《课本上不说的历史》中看到了！很是欣慰，很是感慨，了不起啊！

我期待第三部的出版，乐意看到中学生笔下林林总总的家族史。其实，我更愿意从中体会中学生投入公民写史活动的独特视角，因为他们表现的不仅仅是一段纪实，还有一个公民对国家和民族历史的真诚。时代记忆“四个人抬一个毛”的时代董烁/北京市一〇一中学 张健 孙淑松/指导老师

一“嘿，小董，主任叫你去一下！”“好嘞！”

一个年轻人正推着一车的鲜奶往车间去，大声答应了一声。他身材偏瘦，但挺结实。因为卖力，头上的青筋在他黝黑的皮肤上微微突起，沉甸甸的纯白色的鲜牛奶在桶里轻晃。卸完鲜奶，他一边擦着汗，一边往车间主任办公室跑去。“培良同志，你这几年来干得很好，一直是我们厂的先进代表啊。”主任笑着拍拍他的肩膀说，“这次市里要开大会、大游行，遵从毛主席的指示，要革文化的命啦！厂里要安排人去抬大幅标语，我们车间有一个名额，就给你啦！”

董培良对这个意外的好消息感到格外兴奋。游行一事他早有耳闻。前日《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篇毛主席的文章《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国上下都沸腾起来，工友和邻居们都在议论。作为工农一分子，他不清楚“革文化的命”是怎么一回事，更不知道怎么去“革文化的命”，只是感到一定很重要、很有意义，因为敬爱的毛主席都亲自写大字报了。而且，他当然知道，参加游行是一种莫大的殊荣。他惊喜而感激地看着主任，兴奋得有些不知所措，粗糙的手下意识地蹭蹭身上那件溅有鲜牛奶的工装服，双手握住主任的手说：“我……我保证，保证完成任务！”

厂里安排他们几个人脱产一周，集中制作写着“毛泽东思想万岁”的大标语牌。每块标语板长宽各三米，中间是木板，两面盖上白布，布上写着鲜红粗壮的大字，四周再框上厚厚的角钢，安到结实的架子上。制作完成后，宣传科领导亲临指导并组织操练，他们一连在厂区排练了三天，抬起、放下、起步、停步、喊口号、大声高唱……

游行的日子终于到了。董培良起了个大早，仔细扣好他蓝色工装的纽扣，认真戴好毛主席像章。他抽出门闩，准备出门。“哎，培良，你还没吃馒头呢！先吃点儿再走吧。”妻子在灶台边喊道。“好嘞。”他蹿过去揣上两个，便疾步出了门，直奔厂区而去。

董培良和其余三个人各执标语牌一角，抬着硕大的“毛”字板，骄傲地站在队伍的最前列，昂首挺胸，一路齐步走到人民广场。只见广场上早已人山人海，红旗招展。“东方红，太阳升……”，“大海航行靠舵手……”，“咱们工人有力量……”，嘹亮的歌声此起彼伏。

夏日里，初升的太阳就已很刺眼。在骄阳的照耀下，台上领导终于到了，高音喇叭上传出领导同志高亢的声音：大会开始了。

领导讲话很大声，拖着长长的尾音，伴着喇叭的回声，董培良也没有听懂什么，只是反复听到“毛主席”、“大字报”、“炮轰司令部”、“打倒走资派”等字眼。每个领导讲完后，人群中总是爆发出欢呼声，并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这些口号耳熟能详，董培良完全能够跟得上，所以也一次一次地高高举起“红宝书”，喊得特别有劲！

如此几番后，动员大会终于结束，队伍依次走出广场。街道两边全是人，男人、女人、老人、孩子、住家的、开店的，楼上的窗户全挤满了人头，楼下的孩子骑上了大人的肩膀，手里还摇着拨浪鼓。处处有人齐声高喊着“将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万岁”的口号。稍有空地的街角，还有很多人伴着欢快的唢呐和锣鼓，跳着“忠”字舞。游行队伍沿着街道，几乎绕城一周。一路上敲锣打鼓，欢呼不断，声振衢路。

快至正午，游行也接近尾声，工友们早已是浑身汗水，声嘶力竭。董培良渐渐感觉到肩上标牌的分量，脚步变得沉重起来。这时他才注意到，早上带来的馒头还在口袋里。突然，他一阵晕眩，眼前一黑，依稀听到旁边那嘈杂的呐喊声一下子变成了工友们急切的叫唤：“小董！小董！……”

二

迷迷糊糊地睁开眼，虚弱的董培良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小董，你终于醒啦。”工友急切的脸上露出了笑容，立即倒了杯热水递给他。“哎，小董，你说你早上怎么不吃饭就匆匆去参加游行了？你本来胃就不好，不吃早饭怎么扛得住呢。何必那么拼命啊！”“嗬，何必那么拼命？”小董心底里觉得这个问题简直无须回答。因为毛主席给他带来了新生活，他只能用拼命的方式表达自己对毛主席的感激。他默默地接过水，凝视着病房墙壁上那张边角略微泛黄的毛主席画像，陷入了回忆。

三

1950年，这个出生于贫农家庭的叫董培良的男孩刚满13岁。

那一天傍晚打完猪草回家，他察觉到父母心情特别激动。“培良，回来啦，来吃饭吧。”妈妈不似以往那样给他一碗稀粥，而是给他盛了一大碗米饭。他有些惊讶，一边瞪大眼睛看着父母，一边听着父母的谈话。“乡里工作组召集干部开会了，村里的广播也说啦，毛主席要搞土地改革，要给我们贫下中农分土地了，我们马上就可以种自己的地了！”“是啊，我们以后不愁吃不饱饭了，伢儿们也不用跑那么远去打猪草了。”

董培良默默地听着，心里想着毛主席。虽然生活在远离京城的闭塞小山村，但也不断地听到毛主席的威名，看到毛主席的画像，就像大家都知道庙里的菩萨，广施恩德，救苦救难。乡里工作组的领导开会说，在距离这儿好远好远，有一个叫北京的地方，那儿有个很大的广场，毛主席就站在主席台上，面对整个广场，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他托着腮帮子，思绪不断飘远：那时燃放的礼炮声一定比新年时整个村里所有的鞭炮声加起来还要响亮。

如果说去年的礼炮声比较遥远，听不真切，那这次的土改简直是平地一声雷，使山坳里董培良一家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家有了自己的土地，董培良也更加忙碌起来，除了打猪草外，还帮着父母到田间做农活——播种、插秧、耕耘、除草、收割、晒谷——生活丰富而充实。面对香喷喷的米饭，他幼小的心灵充满了对毛主席的敬仰和感激。

四

转眼间，七年田间的劳作时光已流逝。董培良也已长成了一个能干的小伙子。

1955年的一天，如往常一样，他在田间耕作完毕后回家吃饭，听着父母的唠叨。“听说老李家的大儿子进城了，人家现在是工人了。”“‘工人’？那就是公家的人了，捧铁饭碗了，真是好福气。”“听说城里办了好多工厂，都在招工呢。”“听说招成工人后，老了干不动还能办退休拿工资呢！”

……

董培良心里也萌生了进城的想法。

他与父母商议后，决定将田地留给父亲耕种，自己卷起铺盖进了城。在城里转悠了一周后，最终进了一家牛奶厂，做了个搬运工人，因为这单位对文化没要求。他就这样抓住了国家工业化的机遇，从农民转变为工人。

这牛奶厂虽小，但也算是国营企业，一天上班八小时，星期天还能休息一天；厂里还有一个医务室，据说病了还给药，不花钱；听说将来退休后还能有退休工资，不用干活。这是他原来种田时从未想到过的优待。

一个月后，勤劳的他获得了第一笔工资。他心里默默地感激伟大领袖毛主席，让他有进城的机会，逐步迈向美好的生活。

五“董同志，你再住两天，就可以出院了。”护士走进病房，帮他拔掉手背上的针，收起空吊瓶，微笑着对他说。“好，好。”董培良从刚刚的回忆中醒来，感激地点点头。

墙上的画像中，毛主席穿着墨绿色的军装，戴着军帽，帽子上那颗红色的五角星熠熠生辉。这颗红星正在指引着全国人民，将全国各地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引向深处……

六

1969年，春。

初春的早晨还是挺冷的。凛冽的北风灌进董培良单薄的外衣，他缩了缩脖子，加快脚步往厂区里走去，一如既往地准备开始新一天的工作。

但他刚一进门，便发现一群工友围在墙边，热议着什么。他在掌心哈了口气，搓了搓冰冷的手掌，也凑近去看。原来，墙上糊着一张白底黑字的大字报：打倒反革命走资派陶某某！

怎么了，主任也成了反革命、走资派？多好的老同志啊，兢兢业业、埋头苦干、身先士卒、吃苦在前，从来没看到主任休息过一天，因为他说，奶牛不会休息，所以牛奶厂也一天都不能停产，工人可以轮班，但领导要带头坚守岗位！

工友们悄悄地告诉他说，大字报控告主任的正是：只抓生产，不重视政治学习，走的是资本主义路线！这就是反革命！

大字报满天飞，游行、大会接踵而来，越来越多的职工都参加各种各样的革命活动去了。终于，生产线停了。

纯白色的生牛乳因为没有及时加工，变黄了、结块了、变质了，被不断倒入了废水沟……

董培良觉得无比心疼，却又无能为力。他呆呆地望着这一切，喃喃道：“怎么了，这一切怎么了？”他隐隐地觉得，社会氛围渐渐改变。街上的游行越来越频繁，各种口号声也越来越高涨，大会的高音喇叭天天在回响。“革命”成了生活的代名词，“批斗某某某”成了工作的主要内容，先是各个车间的主任，后来是厂长、书记。“当权派”都陆续倒下来后，新生派又开始了你争我斗……“三年前，可不是这样的啊。”他喃喃道。他又想起那件他引以为傲的抬标语的事。

在特殊的年代里，有些现代人看来轻如鸿毛的小事，对亲历过的人来说都重如泰山。对董培良来说如此，对一起抬那块“毛”字板的其他三个人来说亦是如此，对当时的亿万同胞来说更是如此。

后记

他时常讲起抬标语这故事，而且每次讲起时一定会强调：“当时我走在队伍的最前列。我们四个人，”然后举起右手皴裂的手掌，伸出四个指头，继续说，“抬一个毛。”听他不厌其烦地重复讲述，我心底里暗暗把这个故事冠名为：“四个人抬一个毛”。我认为这是“文革”时期一个比较典型的故事，因而以此为切入点。

这个故事发生在“文革”初期，他有幸或是不幸地参与了这场历史浩劫。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客观地看，他所经历的“文革”是中国的倒退，但他一直认为自己经历了“好时代”。

实际上，对于我爷爷这样没有知识的体力工人，直到现在他也还不知道当年那场大游行乃至后来的“文革”，会给自己的工厂带来什么，对这个国家、民族意味着什么。后来开大会、大游行越来越频繁了，工厂还一度停工了，纯白的鲜牛奶白白地被倒掉了，最后被他视为恩人、好人的车间老主任也被批斗、关牛棚了。

改革开放后，在他退休那年，这个工厂也倒闭了（改制了）。他对此也迷惘过，质疑过。但直到现在，他也从来不许我们说当年毛主席犯错了。他坚决地认为，后来的一些变化，即使有错，也绝对不是毛主席的错。所以，我感到，当年不管发动者真正的动因是什么，也无论最终的结果可能会是什么，他都会以满腔的热血、虔诚的疯狂投入进去——因为是毛主席带给他焕然一新的生活，他对毛主席怀有由衷的爱戴与忠诚。为了表达感激，他对于毛主席的指示与号召会无条件地服从和支持——虽然他根本不明白政治运动的内涵。

我在文中写了他对毛主席发自内心的感激，并用倒叙的手法写明了他如此虔诚的原因，当然不是为了鼓吹个人崇拜这种行为。我只是觉得，“文革”中，政治集团利用了工农群众对毛主席的诚挚感情。我的爷爷只是那个大历史背景下的一个小缩影。正是有成千上万像他一样的普通工农分子的响应，“文革”之火才会发展为燎原之势。

也许，如《一九八四》里所说，“无知即力量”——他们太过于淳朴，所以他们对肮脏的政治斗争是“无知”的。而千万场如此这般的游行所掀起的动荡，是类似我爷爷这样的工农分子万万不曾想到的。

这也让我想到了狄更斯《双城记》的开头：“这是最美好的时代，这是最糟糕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头，这是愚昧的年头；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也如王开岭所说：“每个人都结实地拥抱了他所处的时代，都完成了对时代的认领。”我们无法逃脱所处的时代，像蚯蚓淹没在土里。饥饿岁月里的那些人，那些事邬欣颐/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孙震/指导老师

当一个黄蜡蜡的青糠饼放在你面前，你一定无法想象该如何下咽；50多年前的人们，同样无法想象，这是何等幸福的一件事。

1958年，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在祖国大地拉开序幕，全国各地纷纷成立人民公社，农民化小家为大家，集体劳作，“吃大锅饭”成为时代新词。那时我的外公还在上初中，如今说起人民公社化，“大概那时候大家都觉得很新奇”，就在这股新奇的引导下，农民热火朝天地耕作，学校组织学生帮忙种植，外公就有一次去锡北某公社秋种的经历。同时，一股异样的风在人群中悄悄飘散开来。

到了1959年，一些类似“放开肚子吃饭，想尽办法偷懒”的话已经暗中流传起来，然而某地粮食产量翻番的新闻遍地开花。少年时的外公眉头紧锁了起来，这年，人们开始饿肚子了。“其实1959年是丰收的一年，但大呼隆的生产让粮食不能及时丰收。”外公回忆道，“什么叫大呼隆？都是些没实效的事，队里频繁调动大批劳动力，误了农时。到了1959年年底，食堂都散了，其实之前食堂的伙食就只有稀粥了。”

村上的悲剧“1960年确实是灾年，土地盐碱化，庄稼种不出来。土地是百姓的命，真正的灾难啊！”外公沉重地说道。江南虽是富庶之地，但饥饿的镰刀还是砍到了无锡的土地上，一时间，哀声四起。那时外公村上有一个残疾人，家境贫寒又不能下地干活。“他的家人一点点压缩他的口粮，最后，饿死了。”

我诧异道：“这么说是家人害死了他？”“不，那个残疾人不是劳动力，口粮自然应该少，如果大家都吃一样的，那干活的人吃不够，哪有力气去种田呢？”“那他就这么死了，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呢？”“爱莫能助。”“仅此而已？”“那时就算想也没法帮他，自己的处境也不怎么好，只能叹口气了。”

我正想问怎么没有其他人帮他时，又不自觉住了口。外公露出复杂的神色，良久，才幽幽地说：“那时肚子真是饿啊，那个残疾人经常饿得大叫，整个村都听得见。”我点了点头，没有再问下去。

我想象着外公说的那个惨痛情景：那个残疾人躺在床上，一边敲着床一边哭，与其说是哭，不如说是悲号吧。号叫声就如一把利剑，在整个村里横冲直撞，所有人都皱起了眉，妇女匆忙拉走了懵懂的孩子，老人也无声地低下头，有人躲进了墙角，趁没人注意偷偷抹了一两把眼泪，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少年时的外公，在某个地方，听见了这凄惨的声音，他曾逃跑过，但发现无论逃到哪里都摆脱不了这嘶喊，因为哪里都有饥饿，而这声音早已深深印刻在心。或许，这就是自己内心的声音罢。

据说，村里以后再也没饿死过人。“爸爸很坏”

我问外公：“当时家里的情况怎么样？”“老实说，我们家的情况确实比其他人好。”外公清晰地说道。“祖上几辈一向富有吗？”“哪有，那时的农民都不富，况且我们一家子十口人。说到这个，就要说我的父亲，就是你太祖父。我现在想来确实挺佩服父亲的，他有一个原则：精细搭配。每顿饭规定只能那么多米，如果不够再用蔬菜杂粮等来补。所以我们家的饭菜质量永远比别人差一点，但量总是足的。几年饥荒，兄弟姐妹们也都撑下来了。”

在我的印象里，太祖父确实是个勤俭有计划的人。每次回去，都可以看见他把前院后院收拾得井井有条。他的生活也十分节俭，总是尽可能利用所有的资源。这是否是那时养成的习惯呢？也或许是当了父亲后，他就自动变成了这样？

我又好奇追问：“杂粮就够吃了吗？”“也不多，那时广泛种植丝瓜，长得快嘛，丝瓜确实吃了不少。尽管这样，还是吃不饱啊。所以我那时候挺恨我父亲的，多坏啊，老叫我们吃不饱。”爷爷又似回到当年，带着孩子气的口吻说道。

可以想象得到那样的场景：少年的外公，半夜里饿醒，难以入睡，还要倔强地埋头强迫自己睡着，即便腹中空空，胃一阵阵抗议着。他嘟起嘴，皱起眉头，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说：“爸爸，我要吃饭，爸爸好坏啊。”“现在想来他的做法是明智之举。可惜我那时候还是个孩子，哪里会理解父母的苦处，只想着自己罢了。”说罢，外公低下了头，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等待着父母的教诲，不过很快又抬起了头。

一首小曲

外公说：“我们那时上学，早上去时就带上中饭，在学校里热一下吃。我的一个初中同学，中午总是不吃饭。不是因为他不带中饭，而是上学路走到一半已饿得眼冒金星，他就把中饭全吃光了。”一次外公正走在上学的路上，手里提着自己的中饭，正巧碰到了那个同学。同学看着外公的中饭，像饿狼看见小羊似的，狠狠地吞了几口口水，两人便又一同上学去。一路上，同学总低着头一声不响，快到学校时，却开始紧张地东张西望。两人走到一座桥时，同学兀自往桥洞里一坐，打发走了外公。那天中午，他果然又没吃中饭。

我惊讶地“啊”了一声，外公不以为意地说：“你说他那只有几粒米的早饭能填饱肚子吗？”“那他中午干什么？”“到处溜达，笑着哼几个小曲，或者找个地方睡一觉。”这时外公情不自禁地摸了下肚子，脑子里尽是他哼着曲儿的笑脸，和那蹦蹦跳跳的模糊身影。

都吃不上饭了，居然还有笑有唱，这是怎样的一种心态？那张笑脸，正经受着长期饥饿的折磨，那首小曲儿，不会有人记得是什么调子。饿着哼出的歌，是什么味道呢？强装出的笑脸，背后又有怎样的苦涩呢？歌者似乎不想引起他人的注意，那种时候，真的有人会注意他吗？“这件事我印象特别深。”外公轻轻地说。

山芋水，山芋饼

后来，饥荒越发严重，人们连大米都吃不上了。外公曾跟着太祖父到以前的无锡溶剂厂买一种叫山芋水的东西。它是山芋经过发酵，再将山芋渣用水冲开制成的，说白了，是一种工业废水。然而就是这种水，引得当时的人们争相购买，并一船一船地运回家。“我看着父亲将山芋水沉淀后取出山芋渣，再干燥，经过筛选后取最细的那一层，一吨水最终沉淀下来也就那么一小盆渣，剩下粗糙的就喂猪了。”当时的外公愣愣地看着那一盆珍贵的山芋渣，内心风起云涌。他用手捻了一点，经过多次筛选的细渣，依旧是粗糙不堪，这堆灰白色的颗粒，任谁看了也不会有食欲。他却轻轻拍去留在手上的渣，一点也不肯浪费。“你们就吃那渣，那东西怎么吃啊？”我纳闷。“做成饼。”外公回答。我满脑子都是现代的山芋饼，色香味俱全，想象不出被那一代人视作美味的山芋渣制成的饼。

山芋饼不久就做好了，和渣的颜色相差无几，一群兄弟姐妹立马围了上来，人人脸上都似过年一般喜悦，目光全部聚集在那几个还冒着热气却没什么香味的饼子上——这就是那个饥饿频发的年代里我的祖辈们的美好一刻。“一口咬下去淡而无味，以前都是喂猪的，可是那是活命的东西，必须得吃啊。”外公感慨道。

我狠狠地掐断了刚才的念头。那时候有的吃就不错了，还讲究什么味道？我惭愧地偏过头，心想，如果是我，在那时会吃这种饼吗？也许不会。就算是现在，那些香喷喷的麦饼、月饼，我也不屑一顾，更不用说苦涩粗糙的山芋饼了。当然也说不准，到了那种时候，我还真就有滋有味地吃掉了。

一块青糠饼“听说过青糠吗？”我点了点头。青糠就是糙米的那层外皮，脱掉这层外皮才是我们平时吃的大米。“我的叔叔原本是生产大队的大队长，有一次，他弄来了一些青糠。”那一瞬间，我看见外公的眸子里闪出喜悦来，如历经久旱的人们捧着雨水欢呼一般，亦如辛劳的农人终于等来丰收一样，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我怔怔不语。

听外公回忆，有一次他饿得发慌，头昏脑胀地走到灶台旁，可哪会有什么吃的？于是他就来到附近婶婶家，正巧碰到婶婶点火烧饭，一时呆呆地忘记走了，嘴里却不自觉呢喃：“婶婶，好饿啊。”婶婶开始不睬外公，但她到底是心软，四周一望没什么人，右手藏在左袖子里，低着头迈着小碎步径直朝外公走去。婶婶弯下腰，又左右看看，迅速往外公手里塞了一个东西，小声说：“千万别被发现了。”

外公只觉手心暖烘烘的，张手一看：哎呀，一块青糠饼！“我三口两口就吃掉了，真好吃啊！”外公微微抬起头，不知在看什么。嘿，我能想象当年的外公，用一种幸福喜悦的眼神，望着婶婶，望着那个意义非凡的饼。“青糠饼真有这么好吃？”“有啥好吃的，现在谁还要吃那玩意儿，只是在当时，真是觉得好吃啊。”“如果现在再叫您吃，您会吃吗？”

外公停顿了一会儿，郑重地说道：“会。”

我仔细一看，外公的手微微收拢，那姿势，就像拿着一个青糠饼一样，50多年前的小手已经变得苍老，那份心情，却是一样的，下一个动作，不知是不是……

若眼前也有这么一个青糠饼，我也真想尝尝呢。我本想问外公他的叔叔是怎么弄来青糠的，但这已经不重要了吧。一份珍贵的青糠，一块珍贵的青糠饼，经过最亲的亲人的手与心，不知会变成何种难以言述的美味与温暖。

五十五年之后“外公，现在再让您看当年的话，有没有什么新的看法呢？”“现在我们自然知道，所谓三年自然灾难实为人祸，先前和你说的大呼隆生产和人群中流传的口号，其实就揭示出运动失败了。”

的确，大家都知道，大饥荒实质上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中央提出的以工业为重的经济建设方针违背客观规律，同时农民公社的生产关系已经超越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两大错误导致生产资源遭遇巨大破坏，全国生产率急剧下降。某地农业增收的新闻已经掩盖不住饥荒的事实。“当时您是怎么想的啊？”“我只是个农村的中学生，除了饿肚子，还会想什么？”“这……”“那时的教育水平哪能和现在比，人民百姓自顾不暇，哪有闲情关心国家大事，更何况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初中生。再者政府多是正面宣传，大多数人都被蒙在鼓里，一心认为是老天爷不高兴在作祟。”“那有没有啥对现在影响特别大的事？”“这个，没什么特别的，就是刚才我给你讲的几件事印象较深。”

不可能啊，经历了如此艰难的时期，多年后却只有短短数语。影响，我想自然是有的，外公沉稳的性格、认真负责的态度和节俭的作风，我都看在眼里了。影响的极致表现，便是一个人在生活中的所作所为。这些已不须过多言语。红卫兵汪苑菁/东莞市东城初级中学 周培/指导老师

大喜事

1966年，全国各地都汹涌着大字报、大辩论的惊涛骇浪。英德市的百姓也渐渐有所耳闻。

这日清晨，微风阵阵，连带着树枝轻轻颤抖，台下一排排简陋的课椅上，学生们正襟危坐。一张张稚嫩的脸带着显而易见的紧张，仿佛讲台上穿中山装的人即将说出的话将会牵动他们一生的命运。

陈翠姬坐在前排的学生中央，身旁竟有同学穿着黄绿色的军装，异常正式。不知怎的，她心里有种奇妙的预感，似乎将有喜事来临。而她在这猜想中，心情越发地愉快起来了。刘老师站在讲台上，满面愁容。他皱着眉头，似乎思索了几秒，最后翻开了讲义，清了声说道：“咳，同学们，我们这就上课……”可这不是个天大的笑话吗？眼见台下的学生少有人带着课本来校，谁还有心思听课呢？“老师，为什么还要上课？”有个大胆的学生猛地站了起来，振振有词，“毛主席已发出了大字报，号召所有大好青年组织成红卫兵干革命。我们怎么还能在这待着呢！”“你这……”刘老师一时呆愣在原地，手握紧了讲义说不出话来。“就是如此！我们应响应号召！”另一个学生激动地站了起来。两位学生一带动，台下立即变得躁动不安。“可不是，我们作为祖国的花朵，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为革命奋斗！为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奋斗！”

……

越来越多的同学坐在座位上起哄，陈翠姬也被带动得情绪激昂，跟着同学一声声冲着讲台上脸已煞白的刘老师吼，隔壁班也传出了同样的起哄声。没过一会儿，这样的声音仿佛从校园的四面八方都传来了。刘老师似乎使尽了全身气力拍着讲台，颤抖着张口说了几句话，却终是湮没在了更大的吼声中。他显得无可奈何。拿起了讲义，默默地走出了教室。在他踏出教室的一瞬间，全班发出了惊天动地的欢呼声，少数同学带来的课本被撕烂了扔向天花板。陈翠姬看着漫天飞舞的纸张，与同学们一起大声欢呼起来。她想：真好，终于摆脱了枯燥无味的学习生活，可以尽情地玩耍了。这真是一件大喜事。

大串联

从那日开始，陈翠姬每天都能从窗外看到有同校的学生穿着军装，三五成群地出发，追随毛主席的思想，到北京去。她好玩的心开始蠢蠢欲动，说服了姐姐与同学在内共五个人，准备前往另一个革命意义颇深的地方——井冈山。“哦，我们是很支持的。”校文革工作组的同志一听她们的来意，从小山似的文案堆里抬起头，小眼睛从厚厚的镜片里盯着她们，像是要看个究竟。“我还以为是谁又来举报来着。不过我们这里这么偏僻，奇事怪事还是不会有的啦。听过进牛棚吗，别说上海，凡是大城市，批斗之风……哎哎我跟你们说什么。不对，你们来干吗来着？”他皱起眉头，苦恼地揪了把鬓边的白发，又打量着眼前几人。“我们是来拿袖章和传单的。”陈翠姬连忙说，觉得不妥，补上一句，“听说学校这里有派发的。”“啊……是的、是的，这倒是的。这几日宣布了学校为无序状态，我这却是忙起来了。你们像是最后一批了……嗯，我想想，大概还是有剩的。”那人将他桌子里的抽屉一个个拉出来，口上不闲着，仍是絮絮叨叨地：“我跟你们说，我们的毛主席多么伟大啊。你们将要遇见的苦难也许多了去了，这时候你们想想毛主席的建国之举。哎哟，什么都值了！”

几人却是笑着，倒也没将他的话放在心上，仅是觉得稀奇。说话间，他抽出一沓红色的袖章和传单，仔细地点了她们的人数，又数出了六个袖章，每人30来份的传单，极为宝贝似的说：“别不当个宝。路上见着了同仁，发几张，就是在传承着伟大的思想。我说，你们有旗帜不？”“那是什么？”其中一人好奇地问。

这一提问立即遭到他的白眼：“怎么连这也不知道呢？到底还是娃娃，不过就是要有人教了才懂得不是？”他似在对她们说，又似在自言自语，忽然又醒过来似的：“你们组队好歹有个队名吧？叫啥子？”“毛主席思想长征处！”陈翠姬脱口而出，隐隐地兴奋起来，突然觉得神气极了。“听着挺响亮，不错。旗帜就是将队名弄在红旗上的。”讲到这，他翻翻白眼，“是这么个意思？我口才不好……这倒是解释不过来……”“就是队旗。您说是吧？”姐姐似乎有点不耐烦，搓搓手。“对、对的，就是这个意思……”

几人走远了。渐渐有人笑道：“你说这同志怎么这样唠叨呢？”“可不是，解释个旗帜也要半天。”“怕是学校都没啥人了，人有些寂寞了，话也多了。”“管这么多作甚，反正我们终于要开始长征之路了。”

陈翠姬前面听得懵懵懂懂，一听到“长征”二字像是遇到了知音，又立即热血沸腾起来。

这日，一行人背着大棉被，担着书本，意气风发地上路了。街上人山人海，英德这座城市似乎被红色包围了，随处可见耀眼、醒目的大红色彩：红色的大字报张贴满了街旁的专栏，红卫兵三五成群，红色的旗帜飘扬在人海的上方、红色的袖章在人群中闪现……陈翠姬心中涌起一股豪情，她想起放在担子内亲手制作的旗帜，连忙抽出来。红色的底面衬托着“毛主席思想长征处”几个黄色的大字，与川流不息的人海融为一体。“翠姬，你就不能走慢点吗？”几个女生在人群里毫不起眼。姐姐气喘吁吁地冲着前面担着书卷的人儿嚷着。“你们可以走快点的嘛。”陈翠姬肩上扛着重重的担子，里面全是那日领的传单和几十卷的《毛泽东选集》，但她却没什么感觉，脚下生风，走得飞快。

离家也有三五天了，她竟是完全不觉得悲伤与害怕。毕竟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有红卫兵，既然哪里都有她们的同胞，想家的念头还是淡了。有这么多与自己相似的人在，还怕啥呢？即使街上到处都是红卫兵，大家也不怎么讲话，好省些气力赶路。尽管如此，陈翠姬也不会感觉太沉闷。“卖陶瓷咯！五分一个咯！”有小贩见缝插针地摆了地摊，正大声地招揽顾客。“姐！有陶瓷咧，我去看看！”陈翠姬立马兴奋起来，穿过人潮间的缝隙，担子在两臂旁晃来晃去。姐姐本想喝止，见她这样，也只能无奈地跟了上去。“你这妹妹，倒是很贪玩哪。”身旁的同学笑着。陈翠姬因为钱不够，无奈地被姐姐牵扯着走开了。

过了晌午，几个人终于找到镇上的一家饭店。饭店很小，看起来惨败破旧。她们早已饥肠辘辘，自然不管那么多，将东倒西歪的凳子集中在一张缺了腿的桌子旁，将就坐下。等了一会儿，仍然没人过来招呼。她们大声叫唤了几声，才惊觉这里只有她们几人。周围的秋蚊子闹得厉害，嗡嗡声不绝。一张大字报贴在了最里面，墙上有明显张贴过的痕迹，很是斑驳。她们忽然明白了什么，沉默了下来。不是没有看过批斗的景象，站在批斗台上的人把姿态放得很低很低，低下的头颅似乎蕴含着无法述说的苦闷。“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反动地主！”不管过了多久这样的声音还是会萦绕在耳畔。不知是谁首先叹了口气。陈翠姬觉得似乎有无尽的哀愁缠绕于心中，久久挥之不去。

她们只得离开了饭店，饿着肚子继续走路。村庄炊烟袅袅，几个穿着厚棉袄的孩童站在自家的门口，好奇地看着路过的红卫兵。六个女孩走得极累了，陈翠姬倒是还有心思对着那些小脑瓜做了个鬼脸，逗得他们咯咯笑。

走到了红卫兵接待站，同志招呼着她们进去，房子里满满的都是人。接待站的饭菜说不上好吃，陈翠姬却是狼吞虎咽，什么滋味也没尝到，饭便落到肚里了。人群的拥挤程度也是让人很无奈，她们在屋内勉强找了块地方，铺开草席，盖上自带的棉被，就席地而眠了。

陈翠姬睡到半夜突然醒了，大概是因为已经接近江西省的缘故，潜意识里异常兴奋。她躺在被子里，过了不久觉着冷风丝丝从脚底往上猛灌上来，打了个寒战。这时渐渐听见周围微弱的呼噜声了，她在心里暗笑，闭了闭眼，想进梦乡里去，却怎么也睡不着了。她只好爬起来穿上棉袄，想去外面溜达一圈。像姐姐说的，她好玩的心是怎么也停不下来的。冬日的凌晨是极冷的，陈翠姬走在光秃秃的地上，两手恨不得缩进棉袄里。她戴上了厚棉帽，还是清晰地听见牙齿打战的声音。这时她才感觉脚是钻心地疼，日日赶路该是超过她的负荷了。想到这里，她只觉身体一软，一下子就坐在了土地上。冰凉的触感刺激着神经，她像是突然惊醒了过来，又改成了蹲着的姿势。她就在原地愣了一会儿，突感呼吸不通，哈了几口气，看着白色的气体在眼前迅速地消散，眼眶却是不知不觉地热了。她在黑暗中就这么盯着土地发呆，有液体流转在眼眶中终是没有落下来。过了许久，她颤颤巍巍地伸出手指，在地上一笔一画地写着“毛泽东思想长征处”、“毛泽东思想长征处”，连续写了十几遍，像是要坚持什么似的。她写着写着，仿佛眼前就是她想象中那种连绵的山脉，她在山上唱着歌谣，红旗高高地飘扬。在黑夜中，她握住冻得火辣辣疼的手指，露出了憧憬的笑容。

大瘟疫

转眼到了一月，井冈山的雪下得纷纷扬扬。这里的红卫兵没有多少。山路结了坚硬的冰，是意料之中的难走。陈翠姬仍担着担子，没几步就跑到前面去了。同行的人惊奇着，姐姐只能无奈地笑：“目标就在前面了，她怎么会被一点点困难打倒？”话是说的没错，她从前几天开始，不知为何有些头疼，怕是那天夜里着凉感冒了，却仍是一鼓作气地向着目标冲去。“哎——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她到了山顶，冲着下面的人大声地唱起了歌来。五星红旗就在她身后，高高地飘扬着。“你还真有心情啊。你看到那边桥下的人了吗？”没唱几句就被一个红卫兵打断了。“什么？”她按着指示看去——一副副担架就在桥下摆着，白布在雪的衬托下，却是让人触目惊心。

显而易见。是死亡。“这……”她吓得说不出话来，惊恐地看着那人。“这里有人得了脑膜炎，赶来的红卫兵大部分被感染了。轻的高烧不断，重的……”他往桥下的方向努了努嘴，“我们也是才知道的。要是早知道谁还敢来啊？”

随后知道的姐姐却是有些歇斯底里，她紧紧抓住陈翠姬的手臂，不安地说：“你不是头疼吗？所以我们还是赶快下山坐火车回家去吧。感染了怎么办啊？”她对死亡的认知是很懵懂的，任由姐姐拉扯着，回头最后看了一眼红旗，下山了。

一行人徒步到了湖南长沙，准备坐火车回到英德。火车站里人满为患，陈翠姬她们没钱买票，站在火车站的门口不知所措。

姐姐咬咬牙关，硬着头皮对火车站的工作人员说：“我们是湖南英德师范的，现在没钱，所以你能先让我们上车，然后再写张欠条寄给学校吗？”

工作人员感到好笑：“湖南还有英德师范啊？我怎么没听说过。”

看到她们因谎话被揭穿而满脸窘迫的样子，他大手一挥：“好啦，给你们坐吧！”

女孩们一听这话，欣喜地向着火车跑去。车上大多都是红卫兵，吵吵闹闹。不少红卫兵硬是要从窗户爬入。车座下边躺着人，过道上坐着人，甚至行李架上也有人。陈翠姬坐在过道旁，看着少年们手中抱着的红色皮装的《毛主席语录》，手中挥舞的鲜艳的红旗，臂上戴着的鲜红的袖章。

红色、红色，到处都是红色……

一时间也竟感觉眼睛疲惫。这几个月来的赶路，记忆中似乎也只有红通通的事物。她一时不知这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个时候，火车剧烈地震动了几下，响起一串鸣笛声，缓慢地启动了。在黄昏的余晖下，一列火车载着满车的人们，向着南方行驶。土改——我家的故事叶晓彤/东莞市大朗一中 张仑/指导老师

茶余饭后，奶奶总爱给我们讲起她小时候的故事；我也总会用手撑着下巴，目不转睛地望着奶奶，津津有味地听着，让奶奶的故事把我带入那时那景……

我认为，不一定只有革命战士才有曲折的人生，普通人也会拥有一段段坎坷的人生插曲，使人生不再平淡无味。

土改时期 批斗“地主”

很早以前，奶奶的娘家人就已拥有属于自己的田地。他们很勤劳，不管炎炎酷暑还是刮风下雨，每天都下田忙活；只是在农忙的时候，会请福记（临时工）、长工等来帮忙。土改时期，奶奶的家人经历了一场血雨腥风的运动，它给奶奶的家人带来严重的伤害。

奶奶的爷爷为人很善良，平时很照顾生活贫苦的人，逢年过节都会给贫苦的乡亲派发一些米粮。一次，奶奶的爸爸“漂洋过海”去了一趟香港，看到当时香港已经有“风雨欲来”的趋势，他猜想家乡今后也将不再平静，便劝父亲不要再派米给穷人，以免惹来麻烦。奶奶的爷爷不知是固执、不相信，还是过于善良，不听取儿子的话，继续派米给穷人。结果，灾难真的来临了。

1951年，东莞开始了土地改革。在“分田地”之前，先给农村各家各户定“阶级成分”。奶奶家因为总是给穷人派米，显得很有钱，结果不由分说被定了个“地主”成分，成了“专政”的对象。

奶奶抿了抿嘴巴，闭了闭眼睛，给我们娓娓道来：“那时候可惨了，当时首先批斗的就是我们家。那些批斗的人其实都是村里的人，有很多还曾经接受过我们家的救济，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突然变得那么残忍、可恨。“一天，那些人来到我家，二话不说，就拉了我爷爷、我父亲和我叔叔去到鱼塘边批斗。我爷爷被打得昏死在鱼塘边，那些人就从鱼塘里舀水上来泼醒他。昏一次，泼一次，醒一次，又被打得昏死过去。我记得很深刻，当时我爷爷是被我父亲和叔叔抬着回来的。”“你有见过烧鹅皮吗？”我连连点头。“当我第一眼看到爷爷时，我被眼前的一幕吓傻了，全身上下的衣服被打得稀巴烂，就跟什么都没有穿一样，全身的皮就像烧鹅皮一样，人已奄奄一息。我父亲和叔叔也被打得衣服上只剩下纽扣那丁点布条了，那脸青一块、紫一块的，走路也不是很稳。”

奶奶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我婶婶赶紧从屋里跑出来，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搀扶叔叔到床边，让他轻轻躺下。婶婶连忙打来一盆温水，把毛巾放在水中湿一湿，轻轻为他抹去身上血迹。叔叔已被打得有气无力，连痛都无法大声地叫，婶婶是个多愁善感的人，面对如此悲惨的事情，怎能不落泪呢？她一边为叔叔清理伤口，一边哭泣道：‘那些人真是坏透了。’”

说到这儿，奶奶的眼眶里有些湿润了，虽然没有哭出来，但是不难看出这次批斗给她家带来的伤害是多么的惨痛。

其实，按照奶奶家里当时的条件，最多只能算“富农”，根本不符合“地主”的条件。那些家中有大量田地，全部田地让别人去耕种，自己在家享清福，有钱、有权势，剥削贫苦百姓的人，才算是“地主”。而奶奶家人每天都去田里干农活，仅仅是请了一个福记。后来，政府发现了评定“阶级成分”中的错误，进行纠正，奶奶家经过重新划分“阶级成分”，被评定为“中农”。

错误批斗 后患无穷

本以为被批斗过，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不，不，事情并非如此简单，灾难接踵而来；那些批斗地主的群众要求每天交一定的钱，否则就要打人。因为奶奶家算是有点钱，开始几天，还是可以熬过去。

几天后，邻居跑来拍门，用沙哑的声音喊：“大哥，开开门呀！”奶奶的叔叔连忙打开了门，邻居气喘吁吁地在外屋问：“你家是否还有一些钱，我家的钱都交完了。借我一点行吗？”“这个……”奶奶的叔叔搓搓手，支吾地答道，“其实我家也没有多少了，交得了今天就交不了明天。唉！”邻居着急得“咚”的一声跪在了奶奶的叔叔面前，紧紧握住他的手，说：“求求你啦，今天他们就会来拉我家老爷子去打啦！昨天在村口的那家人因为没钱交，他们家的老爷子被打得奄奄一息而归。他们说，今天再不交钱还是要继续拉人去打呀！呜呜！我真的求求你了。”邻居一把鼻涕一把泪地乞求着他。善良的他二话不说从房间拿出了一点钱，交到了邻居手上说道：“不好意思，我现在的家境也不是很好了，只能帮到这么多啦。”邻居多次鞠躬后转身迅速地跑回家中。

其实，大家都明白：无论你家多有钱，天天交钱换不挨打，钱在只出不入的情况下，不用多长时间必定用光。奶奶家再一次交了钱不久后，家里的钱都快见底了，大家就只好变卖金银首饰来换取钱财，但是这也顶不了多少天啊！

老话说：天无绝人之路。在穷途末路的时候奶奶的家人最后选择铤而走险：奶奶的妈妈把自己家做的一个鸦片饼，偷偷地放到裤兜里运到大塘去卖。俗话说：“有头发，哪个想做秃头。”大家都是没有办法，才会去做这个冒险的事情。

鸦片是害人的东西，大家都很清楚；但是为了生活，大家不得不——制作鸦片饼。

解放前，鸦片在大朗也有种植。鸦片是因为有药用价值才被引进的，后来却成了祸国殃民的毒品。鸦片长得非常诱人，仿佛使人置身于神仙的世界。鸦片花是全株粉绿色，叶长椭圆形，抱茎而生；夏季开花，单生枝头，大而艳丽。跟莲花相比，它们的样子是不分伯仲。鸦片花的颜色是又红又蓝的，充满了魔幻的色彩。鸦片花的中间有一个花籽，鸦片是从这个花籽的胶液提炼而成。在作业过程中要两个人分工明确地进行着。人们拿着那种专门收取花籽胶液的小刀在花籽上割一刀，它就会流出来类似树胶液的鸦片汁。它非常的奇怪，因为胶液流到一半的时候，就会停止流动，人们只能用手指将胶液弄出来，再刮到蜡油盒里。此时，后面紧跟着的那个人就会用一块湿布把花籽擦一擦，把擦过的布放在水中洗一洗，擦布上的胶液就会被洗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曾经明令禁种鸦片，更不能制造鸦片饼。但是，为了能够交钱避免挨打，很多人家又开始偷偷地种鸦片，偷偷地采来鸦片果实，躲在隐蔽密封的小屋子里偷偷进行加工。鸦片这玩意煮起来呀，别提有多香、多诱人。奇怪的是鸦片煮起来是不粘锅的，一边煮，还要一边放莲花花瓣，直到它变得厚厚的，成型一般就是鸭蛋那么大。

每当讲起这些故事，奶奶总是有些惭愧地说：“当时害死了不少人啊！”

制作鸦片这么危险的事情，从种植到售卖的过程，任何环节都要小心、谨慎，不允许有丝毫的差错。

但是，不幸的事还是发生了。

权叔是奶奶的叔叔，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自耕自足的农民。他每天都会到田地里干农活，然后去荔枝园巡视，一刻也不停歇。

当时有一个“坏分子”，受到那些人的监视和软禁，他想获得自由，就必须要揭发别人，才能证明他已经得到改造；他要去抓获别人的“痛脚”（把柄），也就是要找一个“替死鬼”（替罪羊），来换取自己的自由。忽然，他灵机一动，想起了以前经常“帮衬”（买东西）的权叔家。

傍晚，他趁着暮色降临，三步并作两步地来到了权叔家。他轻轻地敲门，小声地呼喊：“大嫂，大嫂，开开门。”大嫂连忙跑到门口，打开门，问道：“干什么呀？”他拉着大嫂到里屋，轻声问：“大嫂，你还有鸦片卖吗？”大嫂抿了抿嘴巴想了想，又望了望他（因为之前他来买过鸦片），答道：“嗯，阿权那似乎还有些。”（当时是备在家里做止痛药用）接着，大嫂连忙叫出了权叔，权叔警戒地望望他，表情有些犹豫不决，不过最终还是答应卖给他。他突然又说：“哎呀，不好意思，我忘记带厘吨（当时的称具）。我明早再来吧。”

次日清晨，他顶着雾气，匆匆忙忙地来了，拿好了厘吨，同时也不忘记带上一个人。带来的那个人躲在门边，耳朵紧紧贴着门缝，眼睛死死地盯着屋子里的一举一动，手里拿着一捆又粗又大的绳子。他礼貌地打了个招呼，就催促着：“早上好！我今天带来了厘吨，快把它（鸦片）拿出来。”权叔听到是他来了，就连忙拿着鸦片从屋里走出来。权叔刚把鸦片放到厘吨上，门外的那个人就急忙拿着绳子冲了进来，迅速绑住了权叔，然后押运往村口的大榕树下，绑在一条木桩上。村民纷纷问道：“阿权，你怎么啦？”“阿权，你没事吧？”权叔在村子是出了名的好脾气，平易近人。尽管他胆子不大，人也比较怕事，但是此时此刻他非常淡定地说：“没事，没事。”

后来权叔被押送到长塘村下巷祠堂后面的小屋子里，与其说是小屋子，不如说是监狱，因为当时那个地方是专门用来关犯人的。几天后，亲戚告诉已嫁到这村的奶奶：“阿好，你去买一张席子给阿权，不要让他就这样睡在地板上。”“什么事啊？”奶奶非常着急地问道。亲戚详细地回答：“没什么，只是你爷爷留下的那个鸦片惹的祸。”顿时，奶奶一边啜泣，一边念道：“权叔啊！权叔！”接着她越哭越厉害，因为她是新媳妇，买菜做饭的事是由家婆（婆婆）来打理的，而自己如果没什么事，是不会出家门的，更不用说去市场了。她正苦恼着不知道去哪买席子，突然想起了村口好像有一家杂货铺。她用衣服抹干了眼泪后，连洗脸都顾不上，就飞快地往杂货铺跑去。

正当奶奶买好席子从杂货铺出来，刚好又遇到那个亲戚，亲戚气喘吁吁地跑来告诉她：“不……不用了，阿权被转押送到东莞（城区中心的地方）去了。”她抱着席子，发了疯似的向大马路狂奔，希望能见权叔一面，可惜车早已开走了。她只好抱着刚买的席子失魂落魄、泪流满面地回家了。

牢狱艰苦

权叔被押送到东莞后，过的简直是非人的生活。

奶奶望了眼荔枝树，回过头来说：“权叔脱困后曾经对我们介绍过当时关他的木笼。他说刚一到那儿，就被人赶入那个仅有0.5立方米的木笼，一个成年人在里面只能够蜷缩着身体，弯曲着膝盖，下巴顶着膝盖，木笼还是‘长刺’的，刺得人疼痛难忍；更不可思议的是吃喝拉撒都在木笼里进行，那是一个特制、‘精致’的木笼。”大家可能认为除了环境恶劣了一些，这样子坐着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不错，一个小时是没问题，一天也是没问题，但是半个月，甚至是一个月都必须这样蜷缩着身体来坐，那又会是怎么样呢？

奶奶揉了揉眼睛，再次说道：“一个多月过去后，一次偶然的特赦机会，可以放一些人出去劳动。他双手紧合，心中默念：菩萨保佑，保佑一定要念到我的名字啊！可以出去劳动，起码不至于会屈死在木笼里面；能出去劳动就一定会有生存的机会。保佑啊！保佑啊！真的就这么幸运，念到了他的名字。打开笼门的那一刻，他真是欣喜若狂。当他一点一点、小心翼翼地爬出来时，连简单的站立都成问题。因为长时间地蜷缩着身体，肌肉逐渐开始萎缩，他的膝盖明显地突了出来，小腿比大腿还要粗，整个人瘦得只是皮包住骨头罢了，皮肤毫无弹性可言，眼睛充满了一条条血丝，变得混浊，一点精神也没有，皱纹爬满了他的眼角、额头，脸皮开始有些下垂，有点像沙皮狗。他所经历的沧桑毫无保留地刻在了他的脸上。”

非常幸运的是，所谓的劳动只是拿着锄头到打靶场里锄了几下地，那个看管的人就说：“你们可以走了。”这是一句多么普通的话呀，却可以拯救多少人的生命，令多少人重新获得自由，让多少人可以与家人相聚。

终于，权叔重新回到了家中。“土改”岁月，奶奶和她的一家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在当时的中国，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缩影。“阶级斗争”的扩大化，让许多家庭受到影响，被迫害这段荒唐的岁月，已经离奶奶远去了，然而伤痕依然存在。奶奶说，希望永远不再有“批斗”，永远不再被迫害。我相信，讲民主与法制的中国，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了。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