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全传:从三试不第到封疆大吏(传记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孙良珠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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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全传:从三试不第到封疆大吏(传记馆)试读：

左宗棠（1812—1885），汉族，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晚清重臣，军事家，政治家，著名湘军将领，洋务派领袖。左宗棠少时屡试不第，转而留意农事，遍读群书，钻研舆地、兵法。后竟因此成为清朝后期著名大臣，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左宗棠一生见证了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镇压陕甘回变和收复新疆等重要历史事件。

左宗棠自幼聪颖，14岁考童子试中第一名，曾写下“身无半文，心忧天下；手释万卷，神交古人”的对联以铭心志。

左宗棠1832年（道光十二年）中举。1851年（咸丰元年）太平天国起义后，他先后入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幕，为抗拒太平军出谋划策。为抓住展示才能的时机，他经常为一件小事而与人发生争执，但在当上巡抚、官及三品时，他的脾气却越来越小。“穷困潦倒之时，不被人欺；飞黄腾达之日，不被人嫉”这句著名的话就是他说的。1856年，因接济曾国藩部军饷以夺取被太平军所占武昌之功，他被命以兵部郎中用。1860年，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后，左宗棠随同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襄办军务。他曾在湖南招募5 000人，组成楚军，赴江西、安徽与太平军作战。1861年，太平军攻克杭州后，他由曾国藩疏荐任浙江巡抚，督办军务。1862年（同治元年），中法混合军组成，称常捷军，左宗棠扩充中法混合军，先后攻陷金华、绍兴等地，升闽浙总督。1864年3月，攻陷杭州，控制浙江全境，论功，封一等恪靖伯，随后奉命率军入江西、福建追击太平军李世贤、汪海洋部，至1866年2月攻灭于广东嘉应州（今梅县）。镇压太平天国后，倡议减兵并饷，加给练兵。1865年升任闽浙总督。1866年上疏奏请设局监造轮船，获准试行，即于福州马尾择址办船厂，派员出国购买机器、船槽，并创办求是堂艺局（又称船政学堂），培养造船技术人才和海军人才。旋改任陕甘总督，推荐原江西巡抚沈葆桢任总理船政大臣。一年后，福州船政局（又称马尾船政局）正式开工，成为中国第一个新式造船厂。1867年11月，奉命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率军入陕西攻剿西捻军和西北反清回民军，镇压了陕甘回民起义，他为晚清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光绪十一年（1885年）7月27日清晨，74岁的湘人左宗棠停止了呼吸。他是在福州北门黄华馆钦差行辕任上去世的。他一死，意味着大清王朝最后的顶梁柱倒下了，这大厦还能维持多久？

接到丧折后，慈禧太后的心情是复杂的。“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言犹在耳，可左宗棠走了。走了也好，这个汉人太强硬，太无拘束，甚至在万寿圣节也不参加行礼。但态是要表的，要不然还会有谁去为朝廷卖命呢？于是慈禧诏谕立即派发各省：追赠左宗棠为太傅，恩谥“文襄”，赏治丧银三千两。

就在慈禧太后下达诏谕后的一个夜晚，福州暴雨倾盆，忽听一声雷响，东南角城墙，顿时被撕裂一个几丈宽的大口子，而城下居民安然无恙。老百姓说，左宗棠死了，此乃天意，要毁我长城。

左公行辕标着“肃静”、“回避”字样的灯笼，左宗棠死了，原来的灯笼已被罩以白纱的长明灯代替，沉重的死亡气息，压得人透不过气来。这盏盏白灯，宣告着时代强音的终结，这是一个奋起抗争、抵御外侮的时代，左宗棠是中流砥柱。而拥有“二等恪靖侯、东阁大学士、太子太保、一等轻骑都尉、赏穿黄马褂、两江总督、南洋通商事务大臣”等七个头衔的左宗棠，这个风光了半生的男人，随着他生命的终结，退出了历史舞台。

左宗棠的死，让列强松了一口气。

左宗棠的死，让法国人放松了。他们在攻占台湾岛，他们的军舰还在东海耀武扬威。左宗棠与他们摆开了决战的架势，发出了“渡海杀贼”的动员令。他们吃过左宗棠的大亏，知道他是雄狮。一头狮子领着一群羊，个个是狮子；而一群狮子被一头羊领着，个个就成了羊。左宗棠一死，便群龙无首了。

左宗棠的死，让英国人的恐惧感消失了。英国领事在上海租界竖有“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的牌子，左宗棠发现，令侍卫将其立即捣毁并没收公园，逮捕人犯。左宗棠端坐在八人抬的绿呢大轿中，身穿黄马褂，头戴宝石顶戴，三眼花翎，手执鹅扇，面容饱满，威严无比。只要他进入租界，租界当局立马换上中国龙旗，外国兵警执鞭清道。左宗棠死了，就不需要对中国人那么恭谨有加了。

左宗棠的死，让俄国人感到，中国再没有硬骨头了。左宗棠把他们从新疆赶走，把他们侵占的伊犁收回，甚至用兵车运着棺木，将肃州行营前移几百公里于哈密，“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准备与俄军决一死战。左宗棠一死，没有什么可阻拦他们了。

其实，在大清朝内部，更有人希望左宗棠死，这个人就是李鸿章。一个月前，他在天津与法国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这是中国军队在战场上取得重大胜利之后，签订的一个地地道道的丧权辱国条约，是世界外交史上空前绝后的奇闻。左宗棠领衔反对，说“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还说“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全国舆论哗然，群情激愤，弄得李鸿章狼狈不堪，李鸿章认为这个湘人不懂中国国情。李鸿章决定拿左宗棠的下属开刀，杀鸡给猴看，指使亲信潘鼎新、刘铭传等陷害“恪靖定边军”首领王德榜等，将他们充军流放。左宗棠上书为属下鸣冤叫屈，眼看就要翻过案来，但是，左宗棠死了，主战派的旗帜倒了，躲在京城的李鸿章面对这个与自己争斗了三十多年的政敌的死亡，终于松了一口气。他再也不用顾忌，可以放肆地弓着腰在列强面前周旋，抖抖索索地在不平等条约上签字画押了。

死，对于死者来说，是结束，但对活着的人，是一种绝望的痛苦。大清的中兴重臣，林则徐、曾国藩……一个一个地死了，茫茫九州，哪里还听得到复兴的呐喊？大清气数尽了。

左宗棠死了，有人幸灾乐祸，躲在阴暗角落里窃笑不止，反证了死者的强势和伟大。左宗棠是真正的英雄，是爱国者，在民族危亡的时刻，能拍案而起，挺身而出，他这样的行事风格势必会触犯一些人的私利。有些人要保家卫国，有些人要侵城掠地，而有些人甘愿当亡国奴，他们怎么会不惧怕他呢？中国历史上，能够所向披靡，铁腕收复大片国土的，有几人？苏武饮血茹毛，威武不屈；张骞关山万里，沟通西域；班超投笔从戎，西戎不敢过天山；祖逖（tì）闻鸡起舞，击楫中流；史可法慷慨殉国，魂傍梅花……他们留下的是一段段荡气回肠的故事，是仰天长啸的悲壮，是可歌可泣的精神，是让后人无限的敬仰和唏嘘，而没有谁比得过左宗棠——为后人收复了占国土六分之一的大好河山，留下任我们驰骋的广袤疆场。于是有人认为，左宗棠乃千古一人。

左宗棠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在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中，他威武不屈，毫无奴颜媚骨，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为了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统一大业，他勇赴国难，虽“马革桐棺”在所不计。左宗棠的这种以天下为己任，不顾个人荣辱生死的献身精神，在晚清封疆大吏中实属独树一帜，绝无仅有。近代中国对外战争中两次重大的军事胜利——收复新疆和镇南关大捷，都与左宗棠的名字紧紧相连。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丰碑上，应该镌刻上左宗棠的英名。

左宗棠又是一位励精图治、顺应历史潮流的改革者。为了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他勇于开拓进取，力主向西方学习，成为中国早期近代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在推进近代经济发展、加强近代国防和培养新式科技人才方面，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左宗棠还是一位重民主义者。他深悉“民为邦本”的真谛，为官之后，每到一地都关心民瘼，注意爱惜民力，为民兴利除弊，并引导民众发展近代工商业，使传统民本主义思想放射出时代光彩。但是，民本主义又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它从统治者的长治久安出发，必须服从于皇权。因此，当皇权受到来自农民起义的威胁时，左宗棠又义无反顾地血腥屠杀敢于造反的民众，犯下了严重的历史罪过。

正是这个注重经世致用而不是娴熟八股的人，承担起了匡复社稷的重任。左宗棠的存在，深邃地透射出民族之魂。左宗棠精神、左宗棠人格，典型又真切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精神的精髓。可以说，左宗棠以他全部的生命之火将自己塑造为传统文人的精神典范。第一篇传奇家世——没落时代出英才时势造就英雄，英雄成就时势。每当时势动荡不安时，每当时代没落之时，总会出现一些为了挽救时势而努力抗争的人，这样的人，我们称为英雄。他们将振兴国家、拯救民族作为自己的理想，视报效祖国为自己的责任。为了民族大业，他们不计个人得失，全情投入，鞠躬尽瘁。这样的人，总是能应时而出。左宗棠，正是这样一个人……第一章天朝没落日西坠

历史的发展总是让人毫无准备，大清王朝的繁盛时代过后，紧跟而来的便是萧条与落寞，但此时的大清，还沉醉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大清统治者没有放眼看世界，所以，当世界局势发生急遽（jù）变化之时，并未引起他们的注意。清王朝就如同过午的太阳，日渐西坠，失去光亮……湘乡文化陶冶重

湖南，是我国的一个省份，宋朝时亦称湖湘，位于长江中游南部。因大部分地区在洞庭湖之南，故名湖南；因境内湘江贯穿南北，因此又简称为湘。据传，湘江流域过去多植芙蓉，五代末诗人谭用之有“秋风万里芙蓉国”之句，湖南故又有“芙蓉国”之称。湖南东临江西，西接重庆、贵州，南毗广东、广西，北连湖北。

湖南是华中地区的一个内陆省份，北阻大湖，境内多山，远离全国政治中心，长期以来，一直处于经济文化落后状态，直至清代道光年间，在全国各省中仍属于不发达省份。王闿运说湖南“财赋全盛时，才敌一大县，院司之选在直省下等”；曾国藩也说湖南“山国荒僻之亚”。多山、贫瘠、交通阻隔，给湖南人带来了贫穷和落后，但同时也使湖南人形成了吃苦耐劳和坚毅强悍的个性与民风。湖南又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西部和南部各民族杂居，民族关系、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加之地主官僚兼并土地的现象比较严重，造成大批农民或沦为佃农，或进入游民无产者的行列。所以这里打着“反清复明”旗号的民间秘密会社——天地会、青龙会、白虎会、白教、黄教、红教等迅猛发展，一遇天灾人祸，往往发生起义或叛乱。乾隆末年的湘黔苗民起义，成为川楚白莲教大起义的前奏，清政府为镇压这次起义调动了七省的兵力、财力。道光以来，各地起义更加此起彼伏，接连不断，影响较大的如道光十二年（1832年）瑶族赵金龙起义、道光十六年（1836年）的新宁斋教起义。

后来的鸦片战争给了湖南很大的冲击。清政府在战争期间，从湖南征调了一部分兵力参加战争，战争结束后，他们被遣散回籍。但是，很多人发现，他们回去之后已经没有生活出路了，因此，他们奋起反抗。战前，广州对外通商，从广东到新湘潭有一条重要的商路，依靠这条商路为生的商贩、挑夫有几十万人。战后对外贸易中心由广州移到上海，进出口货物通过长江转运，旧的商路衰落了，依靠这条商路为生的人大批失业，更使社会矛盾激化。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郴（chēn）州人民反抗州官苛征；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武冈饥民起事；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乾州苗民发动抗租斗争；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新宁瑶民雷再浩聚众抗租抗粮，后发展成武装起义，两年后雷再浩旧部李阮发再度起兵反抗；1852年，洪秀全、杨秀清率领太平军从广西打进了湖南，仅在道州到郴州一带踊跃参加太平军的劳苦群众就有五六万人。真是三湘四水之间，到处都郁积着农民反抗的怒火，只要有人带头发难，“奋臂一呼，万人皆集”，“上下交视，莫可谁何”。这种频繁的反抗斗争和极不安定的社会环境，迫使许多地主士大夫走出书斋，过问政治，并造就了他们特有的政治敏感和丰富的斗争经验，与比较富庶安逸的江南地主确有明显的不同。

由于地处偏远，远离全国文化中心，又与文化发达的江浙地区很少往来，远比中原及东南地区落后，湖南的知识分子思想也偏于保守，不容易接受外部思想的影响。湖南的这种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状况，造成了湖南学术界的如下两个显著特点。

一是程朱理学一直居于统治地位。早在理学兴起和形成的宋代，其就对湖南的思想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周敦颐（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的老师）就是湖南道州人。北宋初年，当时全国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就建在长沙；南宋时，作为理学家的张浚、张栻父子又在长沙创建了另一个书院——城南书院。城南书院也是湖南最有名气的两大书院之一。大理学家朱熹和张栻都曾在这两个书院讲学，弟子达千人。清代乾嘉以来，这两大书院的山长（山长是历代对书院讲学者的称谓。五代蒋维东隐居衡山讲学时，受业者称之为山长。宋代将南唐在庐山白鹿洞所建国学，改成白鹿洞书院，作为藏书讲学之所。元代于各路、州、府都设书院，设山长。明清沿袭元制，乾隆时曾一度改称院长，清末仍叫山长。废除科举之后，书院改称学校，山长的称呼废止）都是习宋明理学的。我们所熟知的中国清代著名人物曾国藩、胡林翼、郭嵩焘、刘蓉、刘长佑、曾国荃等，包括本书的主人公——左宗棠，都曾在这里学习过。他们之中，有的是在岳麓书院学习过，有的是从城南书院毕业。道光年间的山长欧阳厚钧、贺熙龄等人，就是直接向他们传道授业的老师。尽管乾嘉以来汉学风行海内，可是对湖南的影响不大，程朱理学在这里的统治地位没有动摇。

二是学者面向现实，注重研究有用的学问和社会实际问题。他们把倡导理学作为一种拯救危机的精神力量和道德准绳，而不是陷入空谈“义理”、“性命”的思想牢笼中，这与传统宋明理学只限于空谈穷理尽心有重大的区别。正如唐鉴所说：“内期立身，外期辅世”，“守道救时，要躬实践，发为事功，期于辅政”，这样，在“宋学”营垒中，也涌现出一批既以“程朱为宗”，又以“拯时”、“经世”为志的地主士大夫。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学用结合的优良学风和治学传统即为经世致用。尽管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在不同历史时期其内涵和特征不尽相同，但大体上总以关心社会政治、匡时济世、讲求实际为主旨，即把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紧密地结合起来，让传统儒学直接、有效地为现实服务。它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也是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古代，学者将“经世致用”作为经邦治国的一种指导思想。战国时，七雄争霸，社会大变动，于是有才学的知识分子都积极奔走，到处游说，为各国君主出谋划策，把他们的知识运用于现实政治。同时，为了总结经验，为后人提供历史的殷鉴，他们著书立说，“古者儒墨诸家，其所著书，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为名用，盖未有空言无事实者也”。这种“经世”精神，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下来，一直不断。

我们提到的这两点，便是湖南学术界的两个显著特点，这两个特点又对湖南及整个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近代湖湘这块土地上走出来一大批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他们既讲求程朱理学，又怀抱“经世”之志，注重经世致用。他们对清廷权贵的昏庸腐败，社会的种种黑暗，虽然也有不满，并有种种抨击，但是综观他们的政治态度，温和、忠君在他们身上有更突出的体现。因此，当农民大起义威胁到清廷安危之时，他们代表本阶级的利益，对之进行残酷剿杀，绝不手软，涌现了一大批清廷的“功臣战将”，所谓“同治中兴”的四大“中兴名臣”，湖南就占了三个。在强敌入侵面前，湖南更是涌现出一批爱国的思想家、外交家，敢打敢拼、不畏强暴的硬汉、民族英雄。在西方近代化大潮的挑战面前，首批开眼看世界、率先作出回应的有识之士当中，又不乏湖南籍人士。所谓洋务运动的四个重要代表人物，湖南亦占了其中三个。

本书的主人公——左宗棠，便是在这样一种社会思潮、学术氛围和社会大环境中度过了他的青壮年时代。步入官场之前，他是新经世说的信徒；步入官场后，又是一个出色的身体力行者。“经世致用”、“精忠报国”、“民为邦本”等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使他关心国计民生，办实事，为国家、为民族建功立业；恪守理学“义理”的信条又使他终其一生无法突破“忠君”的樊篱，而只能在“中体西用”的范围内有所作为。从中我们可以得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同样给予左宗棠极深的影响。因此，要想全面地了解左宗棠这个人，我们就必须首先了解造就左宗棠的时代特征。内忧外患国力衰

18世纪后期，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第一次近代化大浪潮，进而拉大了东西方的发展距离，古老的东方成为西方猎取的目标。当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大潮裹挟着腥风血雨滚滚而来的时候，统治中国二百余年的清王朝已经度过了它的“康乾盛世”。乾隆于1736年登基，因为在位时间不愿超过康熙，所以于1796年逊位。乾隆虽然形式上已经把皇权移交给嘉庆，但实际上他仍然掌握着实权，直到他1799年去世。乾隆的去世结束了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乾隆的治国之才创造了康乾盛世，但他的继任者却无法继承他的遗志。大清帝国由此走向了衰败的晚期，丧失了原有的活力和生机。可是，中国这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封建大帝国的内部各种机制却具有很高的稳定性和牢固性：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结构，不是西方商品大潮一时能够冲毁的；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依然根深蒂固；高度中央集权专制的官僚政治体制，直至19世纪末仍未发生根本性的分化；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儒家传统文化，更是深深地植根于每个人的心中；加之清代以来文化专制的高压政策、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长期以来重农抑商的传统政策、闭关锁国的对外方针，以及夷夏之防、重义轻利的传统观念和价值取向，使得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不可能像日本那样，在外力挑战面前，通过积极主动的自身改革，走上正轨。在西方列强咄咄逼人的气势之下，清王朝的统治者在无可奈何的消极思想支配下，越来越“自觉”地走向保守、封闭的道路。乾隆皇帝在《御制诗》中写道：

间年外域有人来，宁可求全关不开；

人事天时诚极盛，盈虚默念惧增哉。

由于清朝统治者将闭关锁国当做一种国策，在很大程度上堵塞了世界资本主义与中国文明交往的通道，致使封建的中国只能在旧的治国模式中，缓慢地前行，进一步拉大了中国与西方先进国家的距离。当中国社会进入18世纪后期，上一世纪孕育和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都相继暴露出来。

首当其冲的就是土地兼并问题。湖南巡抚杨锡绂（fú）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的奏折中提到：“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

造成土地兼并和集中的原因有以下两个。一是大地主、大贵族、大官僚疯狂地掠夺农民的土地，比如乾隆朝居官20年的军机大臣和珅占田8 000余顷（1顷等于100亩，1公顷等于15亩，后同），他的两个管家也各占有土地600余顷。鸦片战争时期的直隶总督琦善，占地256万亩。占有绝大部分土地的人就是这些大地主，他们对无地、少地的农民进行残酷的封建剥削，过着“食租衣税”的生活，其结果是造成了剧烈的阶级分化，大批自耕农、半自耕农沦为佃户或流民。二是清代人口剧增，据《东华录》记载，清顺治八年（1651年）全国人口在6 000万上下，到道光十四年（1834年）已经超过4亿，不到200年间，人口增加了六倍以上。人口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生产力的增长速度，大大增加了社会负担。在一个农业为主的国度，人口增多，即是农民和地主的增多。小农增多，则土地分割愈碎，生产和再生产的能力势必削弱；地主增多，则兼并之家愈多。因此，人口的增长促使土地兼并加速，这势必造成农民生活的日趋贫困。与此同时，地主对农民的地租剥削率也是很高的，基本上占生产物的百分之五十，“岁取其半”，正租以外，地主还强迫农民交纳押租、预租等各种名目的附加租。无地、少地的农民除了负担繁重的地租外，还必须向当朝统治者缴纳繁重的赋税。“永不加赋”的口号是清政府提出来的，但实际做法并非如此。清政府在征收赋税的时候，在“地丁”正额之外，又以各种名目增添附加税，造成所谓“私派倍于官征，杂项浮于正额”的严重现象，而且地主官僚又想方设法把这项负担转嫁到无地、少地的农民身上，这叫“以小户之浮收，抵大户之短欠”。如此繁重的地租和赋税，使得农民往往是“场功既毕，米谷随尽，至有糠秕（bǐ）糊口者”，只有“今日交租，明日乞贷”，更有“卖男鬻（yù）女以偿租者”。“中稔之岁，人不宿饱，一遇凶荒，流亡道路”，这些都是当时农民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尖锐矛盾，严重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个时期，自明朝中叶开始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虽然有了进一步发展，但其所占比重不大，宛如封建经济汪洋大海中的几叶小舟，发展极为艰难而缓慢，而落后闭塞的封建自然经济仍是基本的经济形态。由于清廷的长期闭关锁国和重农抑商政策，造成了社会生产力的停滞。

政治上，清王朝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发展到了顶峰，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之大成，满洲贵族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度，削除了相权，这就更加强化了皇帝决策的独断性。这种体制就决定了它的官僚政治体制只能是一个因循、苟且、敷衍、毫无创造力的惰性运转的官僚机构。封建官场的金科玉律即是“多磕头，少说话”。由于这种封建官僚政治体制没有遏制腐败的有效机制，乾隆以后，贪污案件层出不穷。嘉庆四年（1799年），军机大臣和珅的财产被抄没入官，按银折合，竟达4亿两，可抵清廷15年的财政收入，故当时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谚。整个吏治腐败程度，难以想象。

清朝统治大厦内部溃烂的同时，外部力量也不断对其进行冲击。

英国殖民主义者为了打开中国市场，攫取暴利，向中国大肆倾销杀人不见血的毒品——鸦片，从1800年到1820年20年间，英国每年向中国输入的鸦片约有4 000箱，到1839年，达到35 000余箱。烟毒泛滥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的灾祸：由于鸦片输入的逐年增多，改变了中国对外贸易的长期优势，致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清政府为缓解财政困难，大搞卖官鬻爵，仅1843-1850年间，各省报捐人数即达6 200多人，凡事“非贿不达，非贿不行”。各级官吏吸食鸦片，不仅将这笔巨大的耗费用各种手段转嫁到农民、手工业者身上，而且由于鸦片走私行贿，清朝官吏贪污受贿成风，吏治更加腐败。此外，鸦片吸食者由统治阶级及其依附阶层迅速扩大到社会下层。黄爵滋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的奏折中说：

其初不过纨绔子弟，习为浮靡，尚知敛戢（jí），嗣后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吏，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购买烟具，为食日中。

鸦片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毒害是巨大的，它不仅毒害了人们的身心，摧毁了社会生产力，而且也泯灭了他们的良知，种种罪恶由此而生。烟毒泛滥成为当时最难医治的社会公害。

下层人民大众的反抗斗争连绵不断。嘉庆元年（1796年）北方爆发的白莲教大起义，烽火燃遍湖北、四川、河南、甘肃、陕西五省，坚持斗争长达九年之久；嘉庆十八年九月，由林清率领的一支天理教起义军一度攻入紫禁城，在隆宗门一带与清军激战，震撼了最高统治者的殿堂；在南方，天地会领导的反清斗争也在持续进行。这些起义虽然先后被镇压下去，但他们的斗争，都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的统治，使大清帝国陷入危机。龚自珍曾深刻指出：当时的封建社会已是“日亡将夕，悲风骤至”，处于“大乱”将起的“衰世”。

上述情况表明，清朝建国后的200多年间，始终将自己置于“天朝上国”的位置，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隔离于世界大潮之外，没有放眼看世界、关注世界局势的变化，没有为自己寻求一条新的出路，而是延续一条封建旧王朝由盛而衰的老路，逐渐走向了尽头，致使中国远远地落在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后面。落后就要挨打，衰弱的中国变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竞相侵略的对象。

19世纪初叶的清王朝，是一个伟大而繁荣的帝国，到了19世纪末，清王朝进入了衰败的最后阶段。我们知道，从历史的发展规律来看，盛极必衰，否极泰来，这个过程在历史中不断地反复重演。19世纪的中国，正是进入了这样一个衰落的时期。统治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做最后的垂死挣扎。它之所以能够苟延残喘地度过19世纪，可以说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发生，是由少数杰出的人物共同努力创造的，这其中，就有本书的主人公——左宗棠。第二章牵牛神投胎凡间

名人将相的身世，总是普通百姓最想知道的，他们也总是不会让大家失望。每个名人的身世，都有着曲折离奇的传说，要么是上天的星宿下凡，要么是某个神仙转世，不一而足。这些传说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每个人的身世都扑朔迷离，让普通百姓觉得他们不同于凡人。那么，左宗棠，这个大清硬汉，中兴名臣，有着怎样离奇的身世呢……避难迁居杨梅山

湖南境内有闻名全国的“八百里洞庭”，烟波万顷，天水一色。在洞庭湖之南，有一个名叫湘阴的县，其东部谓之东乡，虽近洞庭，却群山起伏，延绵百里，其间有一山，名杨梅山。相传，很早很早以前，有一神鸥自东海含一带有灵性的杨梅至此，经过若干年的沧桑变迁，此处逐渐形成一杨梅状的山峦。故此，后人就叫它杨梅山。

说来也怪，这杨梅山所养育的子孙，大多经历坎坷：有的苦守田园，勤于劳作，也难得温饱；有的虽勤读苦学，也难入仕途，一辈子当个教书匠，有幸者当上教谕（正式教师），就再无升迁了。这似乎像那杨梅一样，总离不开一个酸字。左氏家族，是在南宋时期（公元12世纪）从江西迁到湖南的，世居湘阴东乡左家塅。湘阴在湖南是一个中等县份，它濒临洞庭湖，周围与益阳、沅（yuán）江、巴陵、平江、长沙相接。南距长沙不过一二十公里。省内的最大河流湘江绕贯县内，与逶迤（wēi yí）而来的资水汇合后，在县北注入洞庭湖。境内湖塘棋布，水道纵横，水陆交通比较便利，称得上是一个鱼米之乡。在文化教育方面，虽然很少有著名学者，但相对其他许多县份还是较为发达的。这是湖南省内对外联系比较方便，经济和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这里的居民绝大部分世代从事农业生产，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由于受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农田大都“普种而薄收”。少地、无地的农民向地主租赁土地，须先向地主交纳“上庄钱”。上等土地每亩需交上庄钱二千余文，可收谷三石六，除去纳租一石五以外，加上肥料、上庄钱的利息以及其他各费，佃农终年劳动，每亩实得不过一石左右，亦即收获量的四分之一。所以广大农民生活相当穷苦，即使条件较好的“上农”，也是“矻（kū）矻终岁，仅及一饱。次亏子钱，又次乏耕资。负租不能偿，或以上庄钱抵，或径谢赁地，还取上庄钱，弃耕图暂活”，因此，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

左家在杨梅山腰休养生息，繁衍后代，至嘉庆年间已有五百余载。

嘉庆年间，左家传到左人锦一辈，左人锦娶妻杨氏，膝下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左启录，二儿子左启宗，三儿子左观澜。左人锦是个读书之人，曾经中过秀才，虽不是学富五车，却也熟读了各种典籍，诗赋文章俱佳，只因家境贫寒，无力再读，遂以教书为生，三个儿子也跟他读书习文。

启宗和启录二人，学业未成，只得守着山腰间的几亩薄田，耕种度日。只有观澜，生性聪慧，勤于攻读，终于争得了湘阴县教谕之职，他不仅要管理全县的教育事务，还要主持县学堂的讲学，日夜忙碌，尽心尽力。他教学的地方离家虽然不远，但一年下来，也只有十多天回家省亲休息。观澜此时已有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长子名宗棫（yù），次子名宗植。大女儿宗慧已年满十七岁，人也长得清秀，且知书达理，只是自幼体弱多病。父亲常年在外，母亲一人操持家务，对宗慧也疏于照料，只有祖母杨氏很疼爱这个孙女。宗慧在十岁时，得了一场重病。老祖母是个信佛之人，只信菩萨能治病消灾。为了孙女的病，她独行数十里，去西乡观音庵焚香膜拜，求神许愿，卜卦问药，一片虔诚，求来一杯神茶。说也奇怪，宗慧服神茶后病确实渐渐好了。痊愈之日，老太太带着孙女前往庵堂还愿，宗慧做了观音庵的俗家弟子。从此，她迷上了出家为尼这一行，不愿婚嫁。后经父母一再劝说，多次催促，才勉强许配给湘阴县城一个商人的儿子为妻。

古人云“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话一点不假。就在宗慧婚嫁之喜的前一天晚上三更时分，一家人忙碌了一会儿，刚刚上床入睡，厨下突然失火。当夜又刮起了大风，火顺风势，一下就烧到了宗慧的卧房，幸亏宗慧的伯父和几个兄弟抢救得快，她才免于一死，但已被烧得面目全非，十分丑陋。男家得此消息后便借故退了婚。宗慧此时万念俱灰，几次想自杀了此一生。后在家人的多方劝解下，才打消了此念，但她决意出家修行，青灯古佛，相伴残身，父母只好应允，并经湘阴白马寺住持推荐，将她送往庐山白云庵，剃度为尼去了。

此时，观澜的夫人余氏，又身怀六甲，肚子渐渐大起来了。老太太杨氏已年过七旬，经过数十年的人生变故，她越来越信神信佛。在她看来，无论何事都是天意，不是人力可改变的，对杨梅山的兴衰，也深信是上苍的安排。不过她也经常想：“自己省吃俭用，还经常施舍助人，古人不是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们不仅未做过什么伤天害理之事，更是多行善举，为何后人却不发达，甚至惨遭横祸呢？想来，还是我对菩萨不够诚心。”自此，老太太杨氏斋戒食素，每日拜佛念经，祈求菩萨保佑子孙平安。牵牛托梦降凡尘

时光的年轮转到了1812年的冬天，按照农历的月份排，应该是仲冬，人们常常将之称为“小阳春”。尽管是冬季，却没有冬天的寒意，因此在这个季节的傍晚，农人们都喜欢走出家门，聚在房前檐下闲话家常。他们经常去的地方便是左家大屋旁的晒谷坪。自从左氏家族南宋时搬迁到湘阴东乡左家塅以来，经过几百年的变迁，他们不但在这扎下了根，还由以前破落的家族逐渐发展为湘阴县城中的一个大姓。左家祖上也先后出现过几位中过进士的先人，做了地方官。在那鼎盛时期，左氏家族也曾广置田产、大兴土木，是方圆百里屈指可数的大户人家。若干年前，那围住左家大屋数十间房舍的一人多高的白粉墙不知吸引了多少人的目光，也不知有多少心高气傲的农家子弟站在这墙外暗下决心一定要潜心治学，发奋图强，为自己和家人也挣下这样一份家业。

世事变幻无常，左氏家族已经很久没有人进入仕途了，加上接连几次遭受的天灾，左家殷实的家底也被折腾殆尽。到左人锦的祖父辈，终于坚持不下去，正式分了家。家族产业早就只是个空架子，分到各支更是寥寥无几了。几家人虽然仍旧住在一起，但房屋已各归其主，人也自谋生路，渐渐都疏于往来。一个延续了几百年的大家族就这样分崩离析、不复存在了……

清仁宗嘉庆十七年十月初七日（1812年11月10日），晚上七八点钟，天色已经由渐渐昏暗转至浓黑了。高远的天穹之上繁星密布，但大多黯淡无光。只有传说中常常提起的那颗牵牛星不时地明明灭灭，格外引人注目。一弯新月悄悄地从竹林旁边爬上另一角的天空，发出淡淡的黄色光芒，给左家大屋笼罩上了一种神秘的气氛。

与往常一样，大家在吃完晚饭后，又都聚在了左家大屋的晒谷坪上。但不知为什么，这天晚上，人人都有一种心绪不宁的感觉，分不清从何而来的紧张之感压迫在每个人的心头。有人不自然地扭动着身子，并自我解嘲说：“太闷了，可能要下雨。”可是人人心里都很明白：仲冬时节，湖南很少下雨，况且天上的星星闪耀着，根本就不可能下雨。终于，有人坐不住了，起身离开，大家也都不约而同地站起了身，各自分散开来，准备回家去。

然而还没等大家走远，身后的晒谷坪上忽然响起了噼里啪啦的声音，与此同时，一阵狂风呼啸而来，将旁边的竹林吹得发了疯似的摆动。惊诧的人们回头一望，不禁呆了。

左家大屋上方出现了一个怪异的现象，刚才天空中还是繁星点点，突然被一团浓黑的乌云遮了个严严实实。那突如其来的乌云宛如一块黑布，端端正正地罩在了左家大屋、晒谷坪和它周围的一小片农田上。雨帘从云中倾盆而下，打在屋上、地上噼啪作响。这哪里还是片刻之前的天气？更不可思议的是：大雨虽有铺天盖地之势，却全数落在从前左氏家族的产业范围以内，即使是刚刚跨出晒谷坪的农人，也未曾淋到半滴水珠！

如此突兀和不合情理的狂风暴雨，把人们都看傻眼了，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仿佛都被钉住了脚跟，呆呆地立在原地。只见一道曲折的电光迅速闪过，如天龙骤现，不见首尾，随即传来一阵沉闷的雷声，从西北滚向东南方，最后隐隐地逝去。

过了大约一刻钟，风雨雷电如其初来时一般，又在顷刻间尽数散去，留下被水洗过的大屋和谷坪，分外明净。呆若木鸡的人们这才回过神来，刚刚发生的异象使他们心神震慑，顿生惶恐，虽然心里有各种想法，但再也不敢多说一句话，急急忙忙地赶回各自家中。

此刻在左人锦家的东厢房里，他的妻子杨氏也看到了刚刚这一幕景象。

杨老夫人已年近八旬。年轻时，她也生在半耕半读的人家，自小耳濡目染，能识得几个字。嫁给左人锦之后，丈夫虽然家贫，却遵循先父左逢圣的遗训，从未放弃过读书习经，始终属意于功名，闲暇时，他也教妻子识文断字，与其谈古说今。于是，杨夫人渐渐成了远近闻名的一位才女。夫妻二人都还精明强干，尤其是杨夫人又比丈夫年长三岁，家中大小事务管理得井井有条，对家人又体贴入微，左人锦便将一颗心全放在读圣贤书上，由杨夫人一手来操持家务。

这天傍晚，杨老夫人也与晒谷坪上的众人一样，感受到了那种不知从何而来的紧张，一场暴雨下来，她的心情如那乌云一般凝重。天有异相，必然有大事发生，吉可使举国共庆，凶可令天地同悲，是吉是凶，眼下都无法推测，怎不令人忐忑不安呢？

此时，她又禁不住联想到自己有孕在身的儿媳。儿媳余氏生第二个孩子左宗植的时候，不小心受了风寒，大病一场，虽然侥幸捡回一条性命，经过几年调养有所好转，但始终身子虚弱，不比从前。自从怀了这个孩子以来，她一直被腹中的胎儿闹个不停，深受其苦，尤其如今临近产期，不是痛得大汗淋漓，就是睡得昏昏沉沉。可是细心的杨老夫人发现，儿媳今天却一反常态，午后她到儿媳房中去探望，看到余氏正在收拾东西，面色红润，精神奇佳，完全不是平日里那副病恹恹的模样。就在刚才那场暴雨之前，他们用过晚饭，几天以来都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饭，更没有精力做家务的儿媳，还抢着要去洗锅刷碗，众人怕她动了胎气，一致反对，这才仍请来照顾她的秀嫂帮忙。精神回转对产妇来说固然是件好事，但毕竟有些反常，又兼一场暴雨下得奇怪，多思多虑的杨老夫人不免担起心来。

正在她沉思之际，突然眼前一黑，一双小手捂住了她的眼睛。“宗植，不要胡闹！”她装出生气的样子厉声喝道。

没错，捂住杨老夫人眼睛的正是左家二公子左宗植。左家现有两个孙子，长孙左宗棫，字伯敏，已经虚岁14，是个小大人了。他生性纤弱内向，不善言辞，但心思细密，做事中规中矩。弟弟左宗植却不一样，他字仲基，上月刚满了8岁，平日里吃学行止都与哥哥在一起，但终究还是小孩子心性，总喜欢调皮捣蛋，因此杨老夫人马上就知道是他干的。宗植天资聪颖，强于兄长，和宗棫在一起跟祖父、父亲读书的时候，虽然年纪小些，得到长辈的称赞却要比哥哥多，深得家人喜爱，虽然平时的举动颇为顽皮，但大家也都不以为意。一般情况下，弟弟比哥哥受宠，哥哥可能会有怨言，但左宗棫天性宽厚，即使知道家人有时宠着弟弟也不计较，两人能够相互扶持，手足情深，长辈们都看在眼里，喜在心上。

左宗植松开捂住杨老夫人眼睛的手，杨老夫人问两兄弟：“你们去向母亲问安了吗？”“我们刚刚去看望过母亲。”两人一同笑道。左宗植又补充一句，“奶奶，母亲今天的精神好像格外的好，和我们说了许久，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和母亲交谈了。”

一句话无意间又勾起了杨老夫人暂时压制住的愁绪，她一下子失了神，半天没有回应孙子的话。左宗植和左宗棫不知出了什么事，两人面面相觑，不敢出声。杨老夫人回过神来，便打发两个孙子回房休息。听着孙儿们的说话声和脚步声渐渐远去，杨老夫人也觉得有些困倦，索性宽了衣上床，然而神思还留在今天的反常之事上，令她无法安睡。不知不觉间，她的思绪又飞向公爹左逢圣临终之时对她的嘱托：“……人锦为人刚直，乐善好施，但对家人难免照顾不周，你比他年长几岁，且素来能识大体，端庄贤淑，我对你甚是放心。日后，家中事无巨细，都要靠你全力操持，切不可坏了我们左家读书人的名声。“……想我左家，人丁单薄。如今观澜孩儿年纪尚幼，我想看他成家立业，恐怕是没有机会了。唯愿上天念我祖上行善积德，历来守得清贫，以耕读为本，保佑观澜学有所成，今后能谋得一官半职，光耀门庭。你夫妇二人，要好生课子，不可一味宠溺，不可有一日荒废了诗书礼义……”

时间过得飞快，当年不到50的杨氏现在已经成了年近八旬的老妇人，丈夫左人锦与其父一般，一辈子只做一个秀才，再与功名无缘；公爹寄予厚望的左观澜也已30出头，虽然满腹经纶，博古通今，但在考场上却总是不能施展，只好在私塾教授。

蒙眬之中，杨老夫人突然看到窗外白光一闪，她正觉奇怪，又听见几声低微不清的呼唤，仿佛是在叫她走出去。还没等她想明白，身子就像是被一股无形的神秘力量控制住了，她恍恍惚惚地穿上衣服，下床往外走。

出得家门，走到晒谷坪前，但见满天繁星密布，颗颗闪亮灼人，将一块晒谷坪照得如同白昼一般，通明透亮。星光下，谷坪当中，赫然站着一个男子。

这个男子中年模样，一副农人打扮，头戴竹笠，脚蹬草鞋，仲冬天气，居然只穿一身单衣。但仔细观察却可发现，他的斗笠和鞋都是金光闪闪，竟似纯金打造；衣物单薄却丝毫也不觉寒冷，浑身上下散发出一股温暖的气息；说他中年模样，可又面皮光滑，嘴生软须，手上还拿着一根长长的竹枝，显得有几分滑稽。不知是什么缘故，杨老夫人虽然与他素不相识，却从心底里没来由地涌出一股亲近之感。

她正要开口问话，那名男子先向她作了个揖，说起话来：“老夫人，深夜打扰，实属冒昧。但此事势在必行，小仙也是情非得已。”“小仙？”杨老夫人情不自禁地接口问了一句。

只听那男子又说道：“在下乃上界牵牛星之化身。今日天庭众仙议事，称小仙尚有74年尘缘未了，特奉天帝此旨，下凡转世投胎。机缘巧合，正应着这湘阴左家将生之子。原本是天机不可泄露，但近年内左家将有一劫，虽然小仙劳金甲神人护体，性命无碍，只恐家中有变，坏了前世的缘法，又需重投凡间。因此天帝特许将投胎之事告知老夫人，请老夫人日后千万设法将此新生小儿保在左公逢圣一门，不可违了天意。”

杨老夫人听他说得郑重，急忙追问道：“不知左家将有何等劫数？还请仙人明示。”

牵牛星摇头不答，只说道：“上天自有安排。左家并无大劫，只是小有变迁，老夫人不必多虑。还有一事需要小心，今夜之事，即使亲如夫君，也断断不可透露一字。等老夫人百年之后，才可宣与人知。切记，切记！”说完，一阵清风吹过，晒谷坪上已是黑漆漆一片，仿佛从未有过刚才这一番交谈。

此时的杨老夫人心乱如麻。亲眼看到上界的仙人，令她受宠若惊；又知道了家中即将出世的孩儿乃牵牛转世，想来必有一番造化，更是惊上加喜；但又苦于不明左家究竟将遇何事，不知能否预先防范；更是有一点不明白，自己百年之后，如何能将这个秘密告知他人……千头万绪无法理清，情急之下她不由得高声叫道：“仙人留步！”晒谷坪上空空荡荡，牵牛星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哪里还有半点印迹。

正在此时，耳边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你还好么？”分明是丈夫左人锦在唤自己的闺名。她睁眼一看，自己正好端端地躺在床上，旁边既不是晒谷坪，也没有什么牵牛星，只有丈夫关切的目光。

左人锦又说：“我今日念书念得晚了，回来见你已然熟睡，不忍打搅。想是白天操劳了，夜里睡得不安，近日媳妇身子不适，你也过于劳累了。我们均已年迈体衰，你要多加休息，保重自己呀！”

杨老夫人半晌才说道：“刚才做了个怪梦，不妨事。现在什么时辰了？”“已经寅时了，快些睡吧。”

蒙眬之中，杨老夫人不知道自己刚才是真做了梦，还是自己出现了幻觉。如果是幻觉，但那梦中情景历历在目，二人对答之言句句真切，犹在耳边。这似梦非梦的感觉，使人心神恍惚。杨老夫人想，或许是自己今天受那场暴雨的影响，又担心儿媳生产，想得多了，才做起这种梦来。

就在他们准备歇息时，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夹杂着秀嫂惊惶失措的声音：“老先生，老夫人，不好了，先生娘子生了！”

左人锦和杨氏闻言大吃一惊，连忙披衣下床，开门问道：“怎么毫无声息就生了？”“我也不知道啊！”秀嫂脸色惨白，一口气不停地说，“前夜里先生娘子精神好，拉着我聊了足有半个时辰，等左先生去了，相互问了安好，总算上床歇了。左先生回书房去睡，我见先生娘子没有什么不妥，便也合了眼。谁料刚刚猛然听见婴孩啼哭，竟然就生了！连先生娘子自己也不知，竟是睡梦中生的儿子！”

左家两老听了这话，惊得目瞪口呆，一句话都说不上来。秀嫂又说：“老先生，老夫人，如今先生娘子吓破了胆，左先生去了也不知如何是好。你们还是赶紧过去看一看吧！”两人这才如大梦初醒，匆匆跟着秀嫂往西厢房赶去。

一路走来，杨老夫人已经稍稍安定下来。她想，刚刚做了个牵牛降世的梦，媳妇就产下一子来，莫非方才真是牵牛星托梦，这孩子果然是上天仙人投胎？如果是真的，那么以后左家兴旺发达，恐怕都在这小儿身上了！想到这个新生儿将来有可能改变左家的命运，给祖上带来荣耀，她忍不住走过去抱起床上那个刚生的婴儿，细细端详：这小婴孩兀自哭着，声音洪亮，直震人耳；一双大耳，两道浓眉，看来是个福相。说来也怪，一直哭个不停的婴儿，经老夫人一抱，居然就止住了声，只是眼皮还紧紧闭着。杨老夫人用手轻轻抚开他的双眼，见两颗眼珠又黑又圆，炯炯有神，刚一睁开，就骨碌碌直转起来，仿佛要努力看清身边的一切。

另一边，左人锦也已静下心来，劝慰儿媳妇说：“古时‘庄公寤生，惊姜氏’，但庄公到底成了个有作为的君王；今日此子生得奇异，在我们这等人家虽无帝王之命，却难保没有将相之才，日后或者封官拜爵、飞黄腾达也未可知。”

余氏虽然生产时受了惊吓，但毕竟母子情深，又听公爹安慰，心境逐渐平和，血亲之情便代替了方才的惊恐，从婆婆手中接过新生儿，柔声轻哄。左观澜又恭恭敬敬地向父亲询问道：“前日已然拟定，如若再生一子，即跟从两位兄长唤做宗棠；却尚欠一表字，还请父亲定夺。”

左人锦回到堂屋，忙翻开历书来看，时乃清仁宗嘉庆十七年十月初七日。历书上说，今天是大吉大利、降龙生虎的好日子。平时不甚相信菩萨的左人锦，此时也心有所动。老两口都把这个小孙子视为左家的福星、光耀门楣的希望。尤其是老太太，一直围着这小东西转，寸步不离。一忽儿怕冷了，一忽儿怕热了；一忽儿怕饿了，一忽儿怕胀了，真不知如何才好。

左人锦默念了一阵，说：“《诗》中有载：‘昔周时召伯巡行南国，以布父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后人思其德，爱其树而不忍伤。’此子既名宗棠，今日又生得奇异，正与召公之事暗合。希望他将来能够位比召公，行惠政、利人民，对得起我左氏列祖列宗！就叫他季高吧！”耕读传家世清贫

左氏在当地不仅是一个大姓，而且代有名人。左宗棠的高祖左定师，是县学生员（俗称秀才）；左宗棠的曾祖左逢圣，字孔时，也是邑庠生（邑是文人对县的称呼，庠生是府、州、县学生员的别称），为人乐善好施，在饥荒之年，他常常与人一起施粥与穷人；左宗棠的祖父左人锦，字斐中，为国子监生。直到左人锦这一代，左家的经济尚能自给有余。但是到了左宗棠的父亲左观澜这一辈，情况却大不如以前了。祖遗田产数十亩，全家可收租谷48石，扣除其中的四分之一作上交官府的各种苛捐杂税，实际所获抵不上当地一个塾师一年的收入，因而经济基础比较薄弱。一遇水灾旱灾或婚丧疾病，马上就会陷入困境。嘉庆十二年（1807年），湘阴一带大旱，家里不得不“屑糠为饼食之”。左宗棠出生之时，母亲已38岁，乳汁不足，又因生活艰难，请不起奶妈，母亲只好“嚼米为汁”来喂养。婴儿日夜啼哭，“脐突出”。成年后发胖，肚子大，但“腹大而脐不深”。左宗棠后来回忆自己青少年时代家境的拮据时写道：“吾家积代寒素，先世苦况百纸不能详。”道光七年，左宗棠母亲病重，医嘱须用人参，其父借债买得几钱西洋参、高丽参，仅蒸得一羹匙。母亲死后，其父又借钱殡葬，医药费、殡葬费等共计欠债二百几十两银子，直到四五年后才得以偿清。左宗棠为此深受刺激，曾赋诗一首，追念他父母在世时家境清寒的情景：

十数年来一鲜民，孤雏肠断是黄昏。

研田终岁营儿哺，糠屑经时当夕飧（sūn）。

五鼎纵能隆墓祭，只鸡终不逮亲存。

乾坤忧痛何时毕，忍属儿孙咬菜根。

成长在这种家庭里的左宗棠，与一般纨绔子弟截然不同，他比较了解民生疾苦。正如后来他在奏折中所说：“臣来自田间，素亲穑事，穷檐苦况，知之颇深。”这使他具备了承继儒学民本主义优良文化传统的思想土壤。在青壮年时期，他就比较注意社会问题，为官后仍比较重视农业和农民生计，这都与他的家庭出身和曾经比较艰窘的生活环境有直接的关系。他本人虽官至相位，生活却一直很俭朴，除非宴客，不用海味；平常只穿布袍。他不仅自己不过分享受，也不许子孙铺张浪费。在他生了四个女儿之后，得了第一个儿子，没有雇乳母，后来得了第一个孙子，他也不许雇乳母，那时他已是声名显赫的浙江巡抚了。

前文已述左宗棠有两个哥哥、三个姐姐，但唯有他是祖父、祖母、父亲、母亲的宠儿。3岁时，他就跟随祖父左人锦在梧塘塾屋启蒙读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均能全文背诵。有一次，他和祖父到家宅后面的土山游玩，采集了一些毛栗子，祖父叫他捧回家和哥哥、姐姐一起分吃。他到家后全部分给了哥哥、姐姐，自己却一颗也不拿。祖父对他从小能知谦让、效仿孔融四岁让梨的故事，十分高兴，说他不贪、不自私，将来必能成大器，期望他发扬光大左家门风。母亲也特别喜欢他，说他有万里封侯的希望，至于那两个哥哥，只能做教书先生。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左宗棠4岁。左人锦将全家迁到府城长沙贡院东街的左氏祠堂，开馆授徒。按照常情，病不自医，子不自教，但因没有钱延聘塾师，兄弟三人只得跟随祖父和父亲读书学习。祖父对身边这个最小的孙子进行了严格的儒学训练。左观澜此时已年逾40，因自己功名不遂，就“课子尤严”，期望他们将来光宗耀祖。于是，他“教人循循善诱，于课子尤严，数年之间入学食饩，一时从游者甚众”。左宗棠4岁时便随其兄听课，他每次听其父“讲授生徒”及其兄“诵读之书，辄默识不忘，偶属对，颖悟异人”。一日，左观澜课宗棫、宗植读《井上有李》文，至“昔之勇士亡于二桃，今之廉士生于二李”句，便问“二桃”的典故出自何处，坐在一边旁听的宗棠即刻答道：“古诗《梁父吟》有之。”

第二年，5岁的左宗棠就正式开始诵读《论语》、《孟子》这两部基本儒书。这年秋天，祖父左人锦八旬病逝。左宗棠8岁开始学习制艺（即八股文），其父“每命题，必令先体会《大注》，一字不许放过”，目的是让左宗棠对科举考试的必读和必考书《四书章句集注》从小便能够烂熟于心。左宗棠生性聪颖，读书时理解能力很强，学习时思想集中，能随时注意听人家讲话。每当父亲向生徒和两个哥哥授课时，他都静听默记，久久不忘。嘉庆二十年（1815年）比左宗棠大13岁的长兄宗棫（时19岁）进入县学，比左宗棠大5岁的二哥宗植（时15岁）进县学后经过科举考试，成绩名列前茅，补为察生。兄长的榜样，父亲的督教，促使小宗棠长进很快。不久，两个哥哥先后考中了秀才，宗植被选为拔贡士，道光六年（1826年），他又进京参加“朝考”，名列第二，被选为湖南新化县训导。这些都促使望子成龙的左观澜对小儿子的督教更加严格。一方面，左观澜让左宗棠继续诵读儒家的基本课程（《四书》中的《论语》、《孟子》读完后，接着读《大学》和《中庸》），并让他兼读书中的大注，即朱熹的《四书集注》（因清朝的科举考试以《四书》、《五经》的文句为题，解释必须依据朱熹《四书集注》等书）。读完《四书》又继续读《五经》（即《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和《春秋》）。另一方面则是作文和修辞。作文是能否考中的一大关键，而作文又最难，论见必须遵奉经典，还必须遵循呆板固定的八股文格式，书法要求亦甚严。父亲仿照试卷从《四书》、《五经》中命题，一遍一遍地让左宗棠练习。这样，左宗棠8岁“学作制义”，即习作八股文。每命一题，必令其先细读大注，使其认真领会命题的释义，以免在行文时有所差池。

左宗棠还间读史书，留意书法，“自童儿时，即知慕古人大节，稍长，工为壮语，视天下事若无不可为”。

总之，左宗棠的少年时期，其家教的内容完全是儒家经典，尤其是程朱理学的灌输，连平时家庭生活亦“肃然翼然，尊卑上下，罔敢稍越”。虽无名师指点，但由于祖父、父亲的循循善诱和严格管教，其传统文化的基本功非常扎实，文字也写得苍劲挺秀。这期间由于读了些史书，他非常仰慕、向往“古人大节”，因此随着对传统文化了解的加深，他的视野也不断扩大。为筹赈资被过继

左宗棠5岁这年，家中发生了一件大事……

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百年不遇的大旱降临北方，这场旱灾使得黄河断流，田地干裂，整个长江北岸，数月内晴空万里，不见一丝云彩。农民为了求雨，天天给老天爷上供烧香，但老天爷却不为所动，没有半点要下雨的意思。眼见到了秋收的时节，偌大一块地里，除了几株不到半人高的干枯的玉米，再也没有他物，哪里有东西可收。人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大半年来的辛勤劳作付诸东流，束手无策，苦得连眼泪都流不出来。再过一段日子，树皮、草根都被啃光了，再待下去唯有死路一条。于是，便出现了大批北人渡江南移的局面。

江南虽然比江北水肥草美，物产丰富，但再丰富的物产，也经不住大量流民的涌入，猛然增加的人口，使有善心、有余力供人饭食的人家渐渐地也都关闭了门户。大街小巷，到处挤满了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饥民，只靠着难得一见的少得可怜的官府救济和偶尔出几个大户人家施些菜粥勉强度日，饿死街头的不计其数。

湘阴虽然是个小地方，情形也同样如此，别的不说，却急坏了一个人——左宗棠的祖父左人锦。

一天，左人锦从外面回来，双眉紧锁，不停地长吁短叹。杨老夫人已于两年多以前卧病在床，但神志还十分清楚，一见丈夫不快，连忙轻声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左人锦踱到床前坐下，看着与自己多年相依为命的老妻，难过地述说着自己在大街上看到的饥民遍地的场景。

杨老夫人知道丈夫素来为人良善，古道热肠，最见不得人受苦受难，一旦见了这种情形，如同自己身受其苦。听他这么一说，知道必有下文，便没有接他话，只将手伸过去，轻轻握住他的手背，静静地听着他说。“今日众乡里聚齐，想商讨个法子，即便是我辈无财无势，也要为北来的兄弟尽一些绵薄之力。众人商定，后日在袁家铺施粥救济饥民，大家有钱的出钱、有物的出物，但求能多救得几条性命。这等济世救人的好事，我自然鼎力支持，可惜我一个穷书生，能做什么呢？”“不是有义仓么？”杨老夫人问。这“义仓”是左人锦仿照古代社仓法提出的，建议乡人共同设立一座谷仓，将每年的收成匀出一点，积蓄起来，遇到荒年开仓给赈。“前年发大水，义仓已经所剩无多了。”

杨老夫人想了一会儿，又说：“不要紧，家里那几分薄地，还种得几棵青菜，你先将它拿了去吧。”“我原本也是这么想，只是……”左人锦欲言又止。“只是什么？”左人锦吞吞吐吐了半天，终于开口说，“后来左人贵愿借我十两银子，代我买些谷米，做了这个善事。我却不知日后该如何还他。”

左人贵与左人锦是同曾祖的兄弟辈，是左家大屋第二进的屋主。自左氏家族分家以来，左人锦一家仍世代以耕读为本，生活日渐困顿；而左人贵这一支却与左人锦家不同，他的祖父铤而走险，带着儿子在长江上放了十几年排，赚了不少钱。到了左人贵这一代，他不愿再奔波劳顿，便拿着银子在岳阳开了个小杂货铺，做点小本生意，如今也算是湘阴数得着的富户了。左人贵的日子虽然过得宽裕，但为人心胸狭窄、精打细算，加之左人锦读书人家，在封建社会，商人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左人锦终究看不起左人贵，两家平素少有往来。“这铁公鸡都愿拔毛了？”杨老夫人明白了丈夫心情不振的原委，轻松了许多，随口开了句玩笑。她又安慰左人锦说：“车到山前必有路。你且放宽心，到时候我自有办法。”

左人锦嘴唇动了动，似乎还有话要说，终于还是咽了回去。他站起身来：“我去书房看看，你好生歇着吧。”

施粥的日子到了。

袁家铺的三岔路口被挤了个水泄不通，成百上千的饥民蜂拥而至，排成六条长长的队伍。负责施粥的、运粥的，人来人往，川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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