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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图说天下·探索发现系列》编委会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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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悬案试读：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如同一条深沉隽永的河流，从崇山峻岭中发源，横贯高原，在大地上奔流不息，一路向，不时激起惊涛骇浪。岁月扬起的朵朵花，是一段段荡气回肠的往事，也是一桩悬疑谜案。

千年长河，千古悬案，有悲，有喜，有迷惘，有惆怅。望尽天涯，迎风而立，在大浪淘沙中拾取开启历史之门的钥匙。这扇大门的敞开，将引领你走入一个目眩神迷的世界。

泱泱大国，5000年的灿烂，奏响了一曲钟鼓雅乐。站在时光的源头，倾耳似乎能听闻时空长廊的回响，那是先民的呼唤。半坡陶盆上神秘的人面鱼纹图案，是从远古传来的信号，诉说着人与自然的水乳交融。纵目蚕丛建立的巴蜀，在创造了青铜文化的另一辉煌之后，这一充满谜团的神奇国度却突然消失。连云港将军崖岩画中令人疑窦顿生的“天书”，其中怪异的图画和符号蕴含着至今仍然无法破译的信息。

为大汉帝国驱逐而被迫北走的匈奴人，是否便是欧洲史上令人闻风丧胆的“上帝之鞭”？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洛神，这位让曹植梦牵魂系的女神，她的原型又是谁？自古红颜多薄命，杨贵妃魂断马嵬坡，却也由此演义出了一段离奇的生死之谜。

晚明三案：梃击、红丸、移宫，一案紧扣一案，揭秘明末宫廷重重阴谋。清末名噪一时的刺马案，是为仗义，抑或只是一场被卷入权力斗争的政治游戏？诉讼数载，无辜蒙冤终得雪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冤案？奇案？怪案？种种令人拍案称奇，事事令人不胜唏嘘。

人生如白驹过隙，那些曾为前人视为日常的存在，那些曾经发生过的故事，伴随着沧海桑田逐渐变得模糊不清，最终成为悬案。徜徉于传奇投射的光影之间，走过先世的遗迹，一一抚摸它们留给我们的沉思和疑惑，穿过千年迷雾透视遥远的过往，久久意难平。ZHONG GUO LI SHI XUAN AN谜团重重的文明故址奇妙的人面鱼纹盆半坡遗址之谜

圆圆的脸庞、笑眯眯的眼睛、倒立如“T”字母的鼻子、哈哈大笑的嘴巴以及分别用鱼或鱼形纹装饰的双耳和高耸的发髻……对于绘有这组奇妙、诡异图案的半坡人面鱼纹盆，有人说它是一种权力的象征，有人说它是远古巫师做法时的面具，还有人说它是6000多年前外星人光顾地球时所戴的帽子。那么，究竟哪种说法才是正确的呢？

半坡遗址是一处典型的仰韶文化村落遗址，距今6700年～5600年。1953年，考古人员在陕西省西安市东的半坡村发现了这片面积达5万平方米的遗址。经过近4年的发掘，获得了大量珍贵的考古资料，其中包括房屋遗迹45座、圈栏2处、窖穴200多处、陶窑6座、各类墓葬250座（其中成人墓葬174座、幼儿瓮棺73座），还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等近万件。看到这些，一幕幕6000多年前先民生产与生活的场景就会生动地浮现在人们面前。探秘远古村落

通过诸多努力，考古工作者对半坡遗址的村落进行了复原。走进村落，可以看见许多方形或圆形的房屋。它们多数都是半地穴式的，每个房屋都有很多柱洞，也就是说房屋的骨架由环形的柱群构成，再用树枝和其他植物的茎叶混和泥土建成墙壁。这种今天看起来不起眼的土棚，却是6000年前先民的杰出创造，也应该算是中国土木合构建筑的发端了。

住在这种半地下的近乎穴居的房子里是非常潮湿的，所以人们在屋子里修造了火塘，烘烤地面，再把茅草、皮毛等铺在地上。可是，这种屋子没有修建烟道，一旦失火，房子就得彻底废弃，重新建造。由此可见远古先民生活的艰难，也能感受到他们用血与泪的代价换来的不断进步。

位于村落中央的是一座大屋，四周围绕建造着许多小屋。那么，这些大小不同的房子里都住着什么人呢？这种环形布局又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呢？

半坡人处于母系氏族阶段，妇女在氏族公社里占有重要的地位，她们从事采集果实、烧烤食物、缝制衣服等劳动，比男子从事的狩猎更稳定。同时，她们又担负着照顾老人和繁育后代的重任。每个小房子里，住着本族的妇女和来自其他氏族的男性，她们和这些男性的婚姻生活是不确定的，要依附于母系大家庭，子女跟随母亲，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而在大房子里住的是最受尊重的“老祖母”。大房子也是老年人和孩子的集体住所。这种环形布局，不会是无意识的，应该是一种维系母系大家庭团结精神的体现。↑半坡遗址原始村落复原建筑现位于陕西西安半坡博物馆。半坡遗址是中国首次大规模发掘的一处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1957年建成博物馆。

在环形居住区四周，环绕着一条壕堑围护。堑深6米～7米，宽5米～8米，长达数百米。据推测，壕堑的作用除了抵御野兽袭击和外族侵扰外，在下雨时节，也可以用来疏导村落里的积水。它是一条防护村落的屏障，也可以算得上是城壕的雏型。建造这样一条壕堑大概需要挖出一万多立方米的土，而半坡人的挖掘工具只是简单的石铲，要一铲一铲地掘成这数百米的壕堑，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可是，当时的一个氏族又能有多少人口呢？除去老弱病残，又还有多少强壮者呢？这些问题至今仍是个谜。但不管怎样，这个壕堑的工程对他们来说是浩大的，也是艰难的。

在壕堑的北边有一片墓葬区。这是一片完整的氏族公共墓地，死者头部向西，排列得十分整齐。墓葬的形式以单人葬为主，也有二人葬或四人葬；有一次葬，也有两次葬。有的死者是仰身的，有的死者是俯身的；有的死者肢体平直，也有的死者肢体弯曲。考古人员还发现，在仰身葬的墓室里多出土随葬品，而其他墓室则没有或很少。既然母系氏族社会是没有阶级、没有贫富、没有剥削与压迫的，那么又为什么会有这种安葬形式的差别呢？

社会学家认为，屈肢葬、俯身葬死者的身份一定与仰身葬的死者不同。仰身葬死者在社会地位上可能高于其他葬者。因为当时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哪怕几件陶罐也是较为贵重的器物。不仅如此，在公共墓地里，只埋葬成人，没有儿童。死去的儿童被置于瓮内，埋在居住的房屋附近。瓮上有一个钻凿的孔洞，大概是作为孩子灵魂的通道，这表明半坡人已经具有人死后灵魂不灭的观念了。半坡人的生活

民以食为天。6000年前的先民要想过上定居生活，必须要有稳定的粮食来源。那么，半坡人的食物是从哪里获取的呢？

从出土的许多用石或骨制成的箭头来看，半坡人已经普遍使用了弓箭。他们还使用石球、石矛等，这些都是狩猎工具。他们以此延伸自己的手臂，获取猎物，满足生存需要。

另外，半坡人已经大量地使用石铲、石斧、石锄等生产工具。在半坡遗址中发现了许多罐子，里面贮藏着已经埋藏了数千年的粮食——粟。粟耐旱易种，便于贮藏，至今仍然是中国北方种植的主要作物。粟的发现，证明半坡人已经学会了栽培种植，进入了比较发达的原始农耕阶段；也证明了中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上农业发展较早的国家之一，也是最早栽培粟的国家。先民们用石斧砍伐树木，割除杂草，并放火焚烧，再用石铲翻掘土地，用石锄和尖木棒挖穴点种。收获的时节，人们就用石镰或陶镰来收割，把粮食用石磨盘和石磨棒脱皮碾碎，然后食用，剩余的粮食便用罐贮藏起来。↑鱼纹彩陶盆此盆的外壁画有比较写实的鱼纹。在以半坡为代表的仰韶文化遗存中，鱼纹是母题花纹。

彩陶画

制陶工艺是新石器时代最突出最丰富的美术创造。陶器的原料是较细腻而有粘性的黄土。因陶器的不同用途而对原料进行不同的加工处理（如淘洗或羼料）。彩绘纹饰的颜料系天然的赭石、红土或锰土，有的器皿在彩绘之前还加施一层红色或白色的“陶衣”作衬底，最后入窑经1000℃左右的高温烧成。由于窑室封闭不够严密，陶土中的氧化铁得以充分氧化，故烧成后的陶器是橙黄、红或红褐色，纹饰呈黝黑或殷红色。重要的有仰韶文化的红陶和彩陶，长江流域及以南以至台湾地区的几何印纹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和龙山文化的黑陶。奇妙的人画鱼纹盆

半坡人已初步具有了审美观念和灵魂等原始宗教观念，创造了人类最初的文化，为后来人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半坡遗址出土了大批奇妙的人面鱼纹彩陶盆。盆口用露地线纹做等距离的四方八位式分割，盆壁上画着两个人面鱼纹、两个网格纹，它们位于盆的四壁，呈对称分布。

这些画有人面鱼纹的彩陶，虽然诞生于远古时期，却具有浓厚的艺术感染力。彩陶上的图案，有的如游动的鱼，有的如奔跑的鹿，很写实地表现了半坡人的渔猎生活，寄托着捕获更多的鱼和鹿的希望。图案多在陶器内壁上部，笔划流畅疏朗，又具有装饰作用。而最具有吸引力的，莫过于这些人面鱼纹图案：人面涂彩，口部衔鱼，戴着三角形的头饰，或许这就是半坡氏族的图腾或族徽。在表现手法上，这些鱼纹图案已经脱离了鱼的自然形态，成为抽象的几何图案。那么，旁边已经抽象的网纹代表的也是鱼或渔网吗？

网格纹为呈45°角的斜置正方形，每边划分10等分，共100个格，每个格的四角上又各接一个涂实的等腰三角形。但是这种100格网纹在图式上没有严格标准，而是写意性地绘出，有的甚至很潦草。大部分网格都因为太小而看得不是很清晰，有的已经不是网格纹，而变成了两个涂黑的小方块；有的则象征性地在正方形内拉几条对角线及其平行线。这种100格网纹，在发现之始被视为“鱼纹”，体现的是当时半坡人用网捕鱼的生活场景。有的学者认为，这种网格纹与天象历法有关，是太阳光通过树木之后在地上的投影空间的想象。也有人认为网格纹和田猎、渔猎用的网有关，也象征着耕作与雨季的关系。有人拿它和“河图”、“洛书”联系起来，认为河图和洛书在新石器时代可能已经产生。因为半坡鱼纹常见的100格网纹，四角上的三角形呈两两尖角顶对，用10×10的形式组成方阵，不仅合乎原始人类颇为神秘、混沌的思维方式，也符合河图、洛书的形式。不过历史真相究竟怎样，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彩陶人面鱼纹盆高16.5厘米，口径39.5厘米，1955年陕西省西安市半坡遗址出土。神秘微笑的女神牛河梁遗址探秘

在中国远古神话中，有一位用黄土造人、用五色石补天的女娲娘娘。几千年来，她被奉为华夏始祖，但历史上是否真有“女娲”其人，人们又是从何时起开始崇拜她的，一直是个谜。直到20世纪80年代，人们终于在红山文化的牛河梁遗址见到了“女娲”。

传统观点认为，华夏文明主要起源于黄河流域，或者说是黄河、长江流域。然而，当以坛、庙、冢为代表的红山文化被发现的时候，她那丰富的文化内涵、高超的发展水平，不仅震撼了人们的双眼，也震撼了人们的思想。人们意识到，中华文明的起源并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辽河流域同样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女神庙和女神像

在辽宁省朝阳市的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有一条缓缓流淌的牡牛河，因此这里得名牛河梁，这一位置刚好位于红山文化地点分布的中心位置。1983年，考古学者在牛河梁主梁的北山顶发现了一座庙堂遗址。这座庙堂由一个多室和一个单室两组建筑构成，多室在北，为主体建筑；单室在南，为附属建筑。多室建筑中有中心主室，其他房间在中轴线左右对称分布，和另外的附属建筑一起，形成一个有中心、多单元对称的殿堂。在建筑物墙壁的残块上，绘有赭色与黄白色交错的三角纹几何图案，被认为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壁画。

这座庙堂供奉的是谁呢？人们在庙西侧发现了许多人物泥塑造像的残块，包括头、肩、臂、手、乳房等器官。显然，这些是女人像的残块，而且分属6个个体。她们的形体有大有小，或张开手臂，或曲肘握拳，但都呈盘膝坐姿。根据塑像大小和体态的差别来看，这些形神兼备、栩栩如生的塑像似乎是有中心、有层次排列的女神。

其中，有一尊和真人大小相当的彩塑女神像。她的肢体虽已残碎，但头部却保存完好。她的眼睛是用5片淡青色圆饼石做成的，看起来炯炯有神，极富生命力和神圣色彩。她是典型的蒙古利亚人种，与现代华北人的脸型接近。在女神上臂的空腔里，人们发现了一些被火焚成的灰渣，专家推测，这些灰渣有可能是人骨渣。古籍记载，女娲的第一大功劳就是“抟黄土做人”，而牛河梁女神带有肢骨的塑件，似乎与古籍记载有某些相似。如此看来，牛河梁女神群像是中华文明幼年时期的艺术高峰。在女神像的身上，亿万炎黄子孙第一次看到了用黄土塑造成的5000年前祖先的形象。

据推测，牛河梁女神可能是上古人对女娲的一种回忆或崇拜，或者是当时族群里的权势者的象征，更或者是受到崇敬的祖先。而传说中古代最高统治者的祭祀活动——“郊”、“燎”、“火帝”也可能在这座供奉着女神的庙里举行过。

这里还供奉着许多动物塑像的残块，包括猪龙和禽爪。猪龙的头顶以及身体的大部分已经残碎缺失，只剩下头、耳、吻及前身、下肢部分，但人们仍能感觉到它昔日的风采。那尊禽的塑像，只剩下了趾爪，关节突出，趾尖锐利，表现力极强，在做奋力抓攫状。猪龙神和禽类神的出现，意味着牛河梁人已经超越了对自然的崇拜阶段，进入到了图腾崇拜的时期。金字塔形积石冢

在牛河梁遗址的考古发掘中，人们还发现了4座积石冢，它们的特点都是以石垒墙、以石筑墓、以石封顶，其规模之大世所罕见。在墓室里，排列着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石棺墓群，它们是探讨东北亚地区石棺墓形制起源的重要资料。在架子山顶一号冢中心大墓里，发现了一具完整的男性骨架。他的头两侧有两个大耳环，胸部有勾云形玉佩，双手握着一对雌雄玉龟，手腕上还戴着玉镯。人们推测这位墓主人生前是这个部落的领袖，统治着这个富有的族群。↓红山文化·勾云形器

在距离女神庙4千米外的转山，人们还发现了一座“金字塔”式的大型建筑遗址。这座金字塔建筑占地近万平方米，使用夯土石砌的圆形台阶的形制，基部直径100余米，残存高度20余米，顶部堆积大量坩埚片，下部中央位置埋有骨架。这座巨型建筑，使用了大量的巨石，很难想象当时的人们是怎样把它们从远处搬运来的。牛河梁发现的这座金字塔，堪称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古老、最庞大的金字塔。美国、法国、日本和印度的一些学者，在实地考察后，也都惊叹红山文化是可与埃及金字塔、印度河摩亨佐达罗古文化相媲美的世界性发现。↓红山文化·玉兽形玦神采奕奕的玉猪龙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不仅以女神庙和积石冢闻名遐迩，这里出土的精美的玉猪龙同样震惊了世人。

过去，人们对龙的形成说法不一，一般认为龙的形状来源于蛇、蜥蜴、鳄鱼等为主体的多种动物组合。然而，在牛河梁发现的这条玉“龙”，似乎是猪首蛇身的组合体。这样一来，人们才把龙的形成和猪联系在一起。这枚猪龙形玉饰，整体扁圆，体卷曲如环，大耳，吻部前突，口略张开，体型厚重、光洁，体现了牛河梁人独特的玉器制作技法。从工艺水平上看，人们很容易认为它们是商周时期的器物，然而，牛河梁文化时期却比商代早了两千年。因此，专家认为玉猪龙不仅与宗教有关，而且也是当时社会某种等级或权力的象征，已具有“礼”的雏形。五千年前的祭坛

除了牛河梁的女神庙和积石冢，考古工作者还在喀左县（喀拉沁蒙古族自治县）的东山嘴发现了距今5000年的祭坛遗址，这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宗教遗存。遗址坐落在山梁正中缓平突起的台地上，长约60米，宽约40米，四周是开阔的平地。遗址的核心部分是一座大型方形台基，东西长11.8米，南北宽9.5米。在祭坛上部，堆积着黑灰色的碎石片层，下部用黄土堆积，底部为平整坚硬的黄土层和大片的红烧土层。在祭坛前端，有一座圆形台基，直径2.5米，是在黄土的基础上用石块砌成的，周围镶上了石片，石片里铺了一层大小相近的河卵石，应该是当时的人们从山下的河里特意挑选的。这组石建筑在石料加工和砌筑技术上相当讲究，布局上按南北轴线分布，注意对称，有中心和两翼之分，具有中国传统的南北方圆呼应的建筑特色。从祭坛建筑的规模来看，其规模之大是罕见的，所用石材之多也是惊人的，这绝不是一个氏族或个别部落所能为的，应该是若干个部落联合营建的。

在基址的内部和周围，还出土了大量的器物。其中，陶器占绝大多数，还有双首璜形的玉饰和鸭形绿石饰物等。在这里，人们又发现了20余件红泥陶女人塑像残块。这些塑像包括两类：一类是小型的孕妇的裸体立像，她们腹部突出，臀部肥大；另一类是大型的人物坐像，逼真自然，富有动感，而且符合人体结构比例，其大小约相当于真人的1/2。这是一组形态各异的陶塑人像群，发现它们的地点不是人们居住的遗址，也不是墓葬，而是举行祭祀活动的地方。这说明它们与祭祀有关，而祭祀的性质，有的人认为是祭地母神、农神和生育神，也有的人认为是祭祀山川。无论怎样，它们标志着红山文化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东山嘴祭祀遗址的发现，为中国史前宗教研究扩大了视野，开创了新的领域。

从牛河梁女神庙遗址到东山嘴祭坛遗址，从女神像到玉猪龙，人们不难感受到辽河流域史前文化的发展水平。虽然蒙在它们身上的神秘面纱还未被完全揭开，但它们仍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红山文化·玉雕神兽

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大约形成于公元前4000～公元前3000年，它以辽河流域中的辽河支流西拉沦河、老哈河、大凌河为中心，分布面积约20万平方千米。

红山文化早期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当时的社会结构主要是以女性血缘群体为纽带的部落集团，这一社会形态发展到晚期后逐渐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

红山文化内涵丰富，其遗址出土了大量造型生动别致的龟、鸟、鱼等动物形象的玉器。其中，内蒙古赤峰红山出土的大型碧玉C型龙被誉为“天下第一龙”，这件作品周身卷曲、吻部高昂、毛发飘举，极富动感，是红山文化玉器的代表作。江南水乡的玉器博物馆良渚文化遗址之谜

中国幅员辽阔，在不同地域生活的人们有着不同的性格特征和文化品位，并且世代相传。如果说北方人的粗犷豪放可以从红山文化中探寻渊源，那么江南人的细腻婉约能否在良渚文化里寻到一丝痕迹呢？

良渚文化是分布于长江下游太湖流域的古文明，因发现于浙江省余杭县（今余杭区）的良渚镇而得名，拥有以莫角山为核心的50多处遗址。良渚文化内涵丰富，范围广阔，遗址密集。从已经发现的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来看，这个文化距今5250年～4150年，已经进入到铜石并用的时代。蚩尤的部落

蚩尤是传说中与黄帝同时期的东南夷部落的首领。他英勇好战，不断与周边部落战斗，被尊为战神。不过后来在与中原的黄帝部落进行大战时，他被打败。

那么，蚩尤的地盘到底在哪里？对于这个问题，众说纷纭。一种说法认为他的部落在今河北省、山西省及山东省西部；一种说法认为在中国东南部和南部，相当于现在的苗族、壮族的聚居地一带；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在中国东部沿海一个叫东夷的地区。不过，有些学者从蚩尤部落的分布范围、存在时间和信仰等各方面考证，认为蚩尤部族就是良渚人。这种说法有什么依据呢？↑良渚文化·人面纹玉琮

良渚文化遗址的分布是围绕太湖大致呈三角状，东到上海，南至钱塘江，西以茅山、天目山为界，北达长江，其影响范围包括浙东、浙西南、皖南、华南、山东、苏北等地。从时间上看，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大约距今4200年，相当于良渚文化末期。由此推测，蚩尤在战争中接连取胜的时候，正是良渚文化发达的时期；蚩尤被黄帝打败的时侯，也正是良渚文化衰败的时期。除此之外，良渚文化中还出土了大量的石钺（钺是一种兵器），可见良渚人的好勇强悍。而蚩尤族中有一支叫羽人的分族，和良渚人一样崇拜鸟、兽。

如果良渚人真的是能与黄帝抗衡的蚩尤部落，那么他们一定拥有大量的财富，并且生产力水平很高。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奢侈的生活

良渚人的食物以水稻为主。在良渚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石犁、石破土器、石镰、石锛、石斧、石镞（箭头）等生产工具，可见良渚人的水稻种植技术非常高。他们猎取鹿、麋、獐、象、野猪、老虎以及各种鸟类，圈养猪、狗、鸡、鸭等家畜家禽，还从水中打捞鲤鱼、鲫鱼、青鱼、蟹、鳖、龟、蚌、螺蛳等水产品。除了这些主食，他们还享受着毛桃、李子、酸梅、枣等美味的水果。

良渚人已懂得养蚕和织布，在钱山漾一带出土了绢片、丝带和丝线，尽管没发现一件完整的衣服，但却在反山遗址中发现了一台原始腰机，能生产门幅宽30厘米～35厘米的织物。人们猜测当时的良渚人还喜欢佩戴玉项链、玉管珠、玉璜一类的东西，脚上还要戴一些小而薄的玉器，类似于现代人戴的脚镯、脚戒指。至于那些贵族，应该头戴羽毛冠，胳膊上戴着玉镯，或者用丝带在臂膀外侧系一排小玉器。一些握有军权的贵族，则一手执钺，一手拿弓，背后背箭。

良渚人把房子建造在高台上，以防止水的侵入。房子是“干栏式”的，整座房屋除几根柱子着地外，其他部分都离开地面悬空，这样设计是为了防潮、防蛇虫，有点像云南的吊脚楼。

祭祀在良渚人的生活里占有重要地位。在这里发现了许多祭坛遗址，比如在余杭瑶山遗址发现的祭坛，呈方形，从里向外为红土台、灰土围沟和砾石台，外围的边长约20米。祭坛上一般都有大墓，可能是人们祭祀先祖、天神的地方。

良渚人的手工业也很发达，开始制作精美的黑陶，包括鼎、豆、盘、尊、簋、双鼻壶、带流壶、带流杯等器物。在种类众多的手工制品中，最吸引人的莫过于玉器了。进入良渚文化遗址，人们仿佛进入了一座巨大的玉器博物馆，一个令人震撼的玉器世界。↑良渚文化·玉琮青灰色，长方柱形，上大下小，内圆外方。对钻圆孔，孔壁光洁，器壁较薄。琮表面四壁平整，四角方正，分为七节，以转角为中轴的每块凸面上，各饰一组简化的人面纹，全器共28组。玉器博物馆

与良渚文化遥相呼应的红山文化，代表了中国北方地区的原始文明，那里的玉器采用圆雕工艺，几条线就能把厚重的造型勾勒出来。良渚玉器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

良渚人的制玉工艺十分发达，除了制造珠、管、璧、璜、琮、蝉等器物，还创造出神人兽面纹、束丝纹、绞丝纹、蚩尤纹、立人纹、兽眼鸟纹、云雷纹、蒲草纹等丰富多彩的纹样。这些纹样通过或深或浅的线来表现浮雕，强化对主题的表达。玉体纹饰华丽，直线深而直，线沿光整平滑；折角线深而宽，线底略呈弧形。良渚文化玉器创造性的器型，为后代玉器的造型奠定了基础，纹饰则将新石器时期玉器的创作推到了顶峰。

良渚文化玉器比红山文化玉器更注重细节，良渚人特别注重对眼形的刻画，眼眶的形状除了有单圈、重圈的之外，还有卷云形、菱形、耳朵形、短直线形。在玉器雕刻完毕后，他们还把玉器表面打磨光滑、包浆，俗称“玻璃光”。良渚人还创造出镂雕的形式，他们先在玉片上掏出小孔，再用弦状拉条锯去多余部分，俗称“锼”，又称“拉丝”，镂孔表面会留下拽拉痕迹。专家们赞誉这种工艺水准达到了“鬼斧神工般的超卓高度”。↓中国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位于江苏省杭州市余杭区的临平人民广场，建筑面积8080平方米，有5000余件珍贵文物展出。其中100余件出土的良渚文化精美玉器是余杭博物馆的一大特色，是中国首家以文化地理区为单位设置的博物馆，也是一座展示余杭历史文化、良渚文化、江南水乡文化的综合性博物馆。

1986年，考古人员在浙江省余杭县反山第12号墓中进行挖掘的时候，突然发现在墓主人头骨的左下方放着一件玉琮。这件玉琮高8.8厘米，射径17.1厘米～17.6厘米，孔径4.9厘米，重约6.5千克，通体呈黄白色，有不规则紫红色瑕斑。整器宽阔硕大，形状内圆外方，与古代的天地相通思想相吻合。玉体四个面各由中间约5厘米宽的直槽一分为二，再由横槽分为四节。在每个直槽里，上下各雕刻一个人与兽复合的面像，单个面像高约3厘米，宽约4厘米，用浅浮雕和细线刻两种技法雕琢而成，纹饰独特繁缛，工艺精湛。这些人兽结合的面像可能是当时人们崇拜的对象。这个玉琮堪称良渚文化玉器之首，被誉为“玉琮王”。

良渚人的用玉量十分庞大，那么这么多的玉料又是从哪里得到的呢？至今，人们只在江苏省溧阳市小梅岭发现过玉矿，并证明为良渚时期用过的玉矿。而在其他良渚文化区域内，始终没有发现过玉矿。人们在对良渚反山王陵出土的玉进行检测时，发现全是真玉，而在次一级别规模的墓葬中，就有掺假的了，甚至有的全是假玉。可见，当时的人们对于玉的崇拜是广泛的，但由于玉的产地并不确定，所以玉的产量并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断层的文化

良渚文化大概持续了1300年，由于资料的缺乏，人们除了这1300年，再没看到良渚文化的影子。如此庞大辉煌的文化就这样在人们的视野中神秘地“消失”了吗？它们又是怎么消失的呢？

历史地理学家推断，距今4000年左右，也就是良渚文化晚期，天气转暖，海平面上升，良渚人生活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受海侵影响，洪水泛滥，陷入一片汪洋。在失去家园的情况下，一部分良渚人南下，融入了当地的石峡文化；一部分良渚人北上，到达中原地带，与中原的龙山文化先民发生了一场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最后被打败。当然，也有一部分人，留在了故乡，但生活非常艰难，勉强维持几百年后，就逐渐与马桥文化融合了。

也有人认为，在良渚文化晚期，贵族生活日益奢靡，追求享乐，国家的非生产支出太大，最终国力渐衰，被敌人侵入亡国。

良渚文化遗址已经发现70多年了，但是考古界和史学界却一直没有弄清楚它们为何消失。没有一则史料对江南地区晚期的良渚文化进行过文字记载，这说明在文字诞生之后，人们对良渚文化的记忆就已经不存在了。这一曾经影响中国文明进程的文化也就成了貌似“横空出世”的现象；这断层的文明，也就成了无法看透的谜团。↑良渚文化·玉琮突然消失的文明巴蜀文明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在蜀道的尽头，曾经摇曳着一只光彩夺目而又神秘莫测的王国之舟。虽然人们能够在战国以后的古籍中，看到这只王国之舟在挣扎中沉没的片段，却无法看清它所拥有的千年辉煌。《山海经·海内经》里有一段描写：在西南的黑水之间，有一片叫都广的地方，后稷就葬在那里。那是一个充满农业文明色彩的国度。西汉扬雄在《蜀王本纪》中有“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的记载。晋代文人郭璞则认为“都广之野”即是扬雄提到的“广都”。那么这传说中的“广都”究竟在哪里呢？古国现身

川西平原东北部的广汉三星堆，位于沱江上游的鸭子河与马牧河之间，东邻龙泉山脉，西接岷山山脉南麓，属于冲积平原的二级阶地。这里水源密布，土壤肥沃，是“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的中心。千百年来，谁也没有想到在这片土地下，竟然掩埋着距今5000年～3000年的古代蜀国的辉煌历史。1929年，人们在四川省成都市以北40千米处的月亮湾发现了玉石器。1986年春，一号、二号祭祀坑也相继出现，三星堆在沉睡了数千年之后，惊现在世人眼前。

考古专家认为三星堆遗址是古代蜀国的都城之一，根据出土的文物和几十年来的发现，可以还原古蜀文化的序列：月亮湾极有可能是宫殿区，三星堆区域是祭祀区，鸭子河一带可能是手工作坊区，如果把那些被老百姓叫做“梁子”的土埂看作城墙的话，古时都城的轮廓就可以勾勒出来了。↑三星堆出土的大型人面具这个青铜面具形体巨大，造型粗犷，两眼球凸出眼眶外约30厘米，为迄今中国发现的最大的青铜人面。“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李白的这首著名的《蜀道难》，似乎道出了巴蜀文明流传的时间，但它显然是以神话传说为基础，极尽文人的夸饰。如今，科学工作者在三星堆发掘出土的青铜凸目大面像、金面罩、青铜神树等珍贵文物，证明了它们跨越的时间涵盖了距今4800年～3000年的漫长岁月，而且在这1800年间，古蜀文明一直在这个地方发展，没有间断过。那么，这里的古蜀人来自哪里？他们的青铜器是否说明这个民族与中原文化有什么渊源呢？

根据最早的文化层堆积，可以推测出4800年前，这里逐渐形成了一支拥有共同的民族文化的氏族部落群体。当时，他们已经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许多氏族在三星堆、月亮湾、西泉坎、大堰村等台地上定居下来，过着渔猎、农耕和制陶相结合的生活。人们自给自足，慢慢积累起一定的财富，逐渐在月亮湾台地形成聚落中心。

在三星堆遗址中还出土了一根1米多长的金权杖，上面刻着一个圆脸的人物雕像，他面带微笑，头顶“玉冠”，身份似乎极为特殊。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权杖上刻着鱼和鹰的图案，组成一幅典型的“象形文字”，代表着这根权杖的主人——鱼凫王。他为什么叫鱼凫王？他所统治的国家究竟是什么样子呢？鱼凫王国的盛衰

根据考古学家推测，距今4000年～3600年，当中原地区进入奴隶制国家时期，建立夏代的同时，这里也进入到早期蜀文化时期。当时川西平原水泽广阔，从岷山等地迁徙到这里的蜀人与土著人融合，既会在平原地区耕种，也会驯养鱼凫捕鱼。这些蜀人以鱼凫为图腾，被称为“鱼凫氏”。↑三星堆出土的金面罩人头铜像像高48.5厘米，人头像为圆顶，面罩与面部结合紧密，倒八字长眉，杏核状眼，蒜头鼻，阔口，闭唇，宽方颐。长方形耳廓，饰云雷纹，耳垂穿有一孔。

随着财富的积累，古蜀人的阶级矛盾也日益加剧。当中原进入商代早期的时候，川西平原也进入了奴隶社会。鱼凫部落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以月亮湾古城堡为中心，扩建起三星堆城市。根据出土的有龙的神树、大立人像以及双手反缚砍头的人牲石像，可以想象出古蜀人开始进行祖神崇拜等宗教仪式。伴随着具有神秘宗教色彩的古蜀王国的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机器已经形成。

从三星堆晚期地层出土的密集的房址和大量精美的文物来推断，距今3600年～3200年，是三星堆古蜀王国最繁盛的时期。古蜀国人口众多，国力强盛，青铜冶炼和黄金制作工艺十分发达，逐渐发展成为雄踞一方的文明中心。蜀王成为西南夷各地族群的领袖。出土的大青铜人像代表着蜀王，小青铜人像则代表着西南夷各地方族群之长。

当中原的朝代更迭进入到商末周初时期，三星堆的巴蜀文明也日渐衰颓。一场突如其来的变动，使得三星堆近4平方千米的古城突然变成废墟。有人认为三星堆古城毁于特大洪灾；也有人认为和蜀国内部政治更迭、开明氏取代杜宇氏有关。古蜀国都废弃的真实原因至今没有定论，神秘消失的古蜀人又去了哪里呢？金沙遗址

三星堆都城废弃后，古蜀国的都邑到底迁至何处？这个问题似乎必须要由文字记载来回答。然而文明辉煌的古蜀人和现代人开了个玩笑，他们连只言片语都没有留下。

2001年2月，在成都市西郊苏坡乡金沙村，当地工人在开挖工地时偶然发现了金沙遗址。这里出土了1200多件珍贵的金器、玉器、石器、青铜器和象牙制品。考古界称金沙遗址是继三星堆遗址之后，古蜀文化发掘工作中的又一重要发现。↑三星堆青铜立人像像高1.7米，是三星堆最大的一座铜像。头戴花冠，阔眉、杏眼，双手高抬作握物状，站在由怪兽承起的“法坛”上，当为巫师形象。

目前确认的金沙遗址的规模已超过4平方千米，在这个范围之内，分布着大大小小不相连属的居住区、墓地以及宗教祭祀活动中心。这里出土了两件商代石磬，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石磬。石磬是古蜀王在祭祀时用来演奏的乐器，而这两件石磬的发现，表明这里的古蜀人在祭祀活动中，可能已经有了比较成形的礼乐制度，演奏规模也非常庞大。在一枚人像图案的玉璋上，刻着四个对称的人像，他们肩扛象牙，跪坐着，好像在进行祭祀活动。从出土的这些用于祭祀的礼器分析，这不是一般性的遗址，只有古蜀的都邑才配得上，而这些礼器的造型也与三星堆的风格颇为接近。有人认为，这里是商周时期巴蜀文明的又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许是古蜀人建的另一个都城。

如果这里真的是古蜀国都，它和三星堆是否存在先后继承的关系呢？有的学者认为，金沙只是与三星堆同时存在的古蜀人的次级城市，这里并不是古蜀人在三星堆衰亡之后迁徙至此所建立的国都，而是三星堆文化在金沙地区的延续。当古蜀王国的国都三星堆在商周之际衰亡后，金沙政体仍然在延续着三星堆鱼凫氏文化的余脉。但为时不长，杜宇氏彻底灭亡了鱼凫氏，西周以后金沙遗址中三星堆文化内涵的消失，展现的正是鱼凫王朝与杜宇王朝更迭的景象。船棺墓葬

2000年7月，在成都市商业街发现了战国早期的蜀王墓葬。墓葬里有大大小小的船型棺木，被称为船棺。据考证，制作船棺要先把一根整木的纵面锯去约1/3，雕凿成独木舟的形状，再把尸体和随葬品装殓在里面。这里最大的一口船棺长18.8米，是用直径达1.5米左右、生长了上千年的楠木制成。这种独特的船棺最早是在1954年被发现的。那么，蜀国人是从何时开始选择船棺作为葬俗形式的呢？

考古学家认为，春秋中叶以后，巴蜀文明在经历了三星堆和金沙的辉煌后，开始衰落，直到进入战国时期，开明王朝定都成都，巴蜀文明才恢复繁荣。这一时期的巴蜀文明，青铜文化重新兴盛，并且完善了文字制度和社会制度。船棺墓葬就流行于这一时期。而到了战国晚期到西汉初期之后，船棺墓葬的形式也不复存在了，这在时间上是与古蜀王国的灭亡相伴随的。古蜀国的灭亡

关于古蜀国的灭亡，当从蜀人与楚人的关系说起。无论在地域上还是在宗教上，蜀和楚都密不可分，这就得出了“得蜀则得楚”的结论。据《史记》记载，秦国曾派李冰在蜀治水，李冰于南安（今四川省乐山市）凿离堆，疏通岷江，在僰道（今四川省宜宾市）火烧蜀王兵阑（今江中大石滩）。今人推断，李冰来到蜀地，除了治水以外，还有观察战略位置的目的。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古蜀国开明王朝的末代蜀王，在带兵北伐遭遇失败后，仓皇遁走至武阳，后为秦军所害。古蜀国从此消失。

没有留下文字，却留下了几千年的疑问。巴蜀文明神秘的面纱虽然已被慢慢掀起，但人们还是没能完全看透它。↑三星堆戴冠饰簪人头像刻在甲骨上的神秘符号殷墟文字

几千年前，它们是统治者占卜祸福、驱遣百姓的工具；几千年后，它们成为治疗疑难杂症的神奇灵药。什么才是它们真正的历史使命？又是谁发现了它们，将一句句的上古诉说大白于天下？“龙骨”上的发现

100多年前，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村民们在春耕挖掘土地的时候，挖出了许多骨片，发现上面刻有许多奇怪的符号。人们不知道这些符号是什么东西，却发现如果把这些骨片磨成粉末，对治疥疮和外伤有特效。于是，一些村民开始收集这样的骨片，并把它们卖到城里的药店。药店的先生从《本草纲目》里找到一条有关“龙骨”的记载：龙骨是古代哺乳类动物的骨骼化石，能治疗健忘、疟疾等病，于是收下了这些骨片。农民们还把这些骨片磨成粉末，拿到集市上去卖。就这样，“龙骨”很快被转卖到各地，甚至进了京城的各大药房，或成块入药，或碾成粉末，成为医治疑难杂症的奇药。对于骨片上的符号，人们没有一点兴趣，甚至觉得有些碍事。据说，当年药商在收购骨片的时候，要求要么加工成粉末，要么把上面的符号磨去。没有人知道，他们抹去的是可以证明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珍贵资料——甲骨文。今天，甲骨文已经为人们所了解，然而，在那个年代，究竟是谁发现了它们的价值？

很多人认为当时在清朝的最高学府国子监担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是发现甲骨文的第一人。王懿荣（1845～1900），山东烟台人，字正孺，又字廉生、莲生，晚年自号养潜居士，谥号文敏。王家有着正统、规范、严谨的教育传统，所以王懿荣从小就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并且对考古学、金石文字学有着广泛、深入的研究。他曾到各地搜集了大量的汉印、石刻、碑刻等古物，潜心考订，著述颇丰。

关于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的经历，还有一个故事。1899年的一天，王懿荣在北京东城锡拉胡同11号的家中感染了疟疾。医生为他开了一剂药方，里面有一味叫“龙骨”的药。家人从药房抓回药来，王懿荣发现，在“龙骨”的碎片上，有一些奇怪的刻痕。他很想知道这些龙骨是从哪里得到的，就在药房老板的引见下，见到了一位姓范的古董商人。当初，这位商人到河南安阳、汤阴一带去收购青铜器的时候，没有什么收获。听当地人说这里有“龙骨”，为了不白跑一趟，他就收购了12片。王懿荣看着这些骨片上的奇怪符号，推断这是比钟鼎文更古老的文字，就以高价买下了这12片甲骨。以后的岁月里，王懿荣开始在京城各大药店大量收购甲骨，还请商人帮助他四处寻找、收购。两年里，王懿荣收集的甲骨就多达1500多片。可是他的研究还没来得及深入下去，便于八国联军入侵时以身殉国。

王懿荣发现了甲骨文，他究竟有没有给甲骨文做出断代呢？大多数人认同给甲骨文断代的人就是王懿荣这一说法。王汉章在《古董录》中说他“细为考订，始知为商代卜骨，至其文字，则确在篆籀之前”。王守信也说，王懿荣是“第一个将其（即甲骨文）时代断为商代的”。王懿荣兼具考古学家和文字学家的身份于一身，当他在这个偶然的机会遇见甲骨文时，他所具备的深厚的文化修养和严谨的治学精神，再加上他独到、敏锐的眼光，使他有能力拨开“龙骨”的尘埃，发现甲骨文。

也有人认为甲骨文是天津的秀才孟定生和王襄最早发现并断代的，而且比王懿荣早一年。这个故事同样和那位姓范的古董商有关。王襄在所著的《簠室殷室》里讲述，范姓商人在天津出售古董时，曾拿着甲骨向孟定生和他讨教，孟定生推测这可能是商代的文字，请他去发现地收购。1899年秋，范姓商人把一批甲骨带到天津，想以一字一两白银的价格卖给孟定生和王襄。可是当时两人资金不足，只能收购其中一部分。而剩下的甲骨是后来才被王懿荣买走的。↓“众人协田”牛骨刻辞长14.8厘米，宽12.5厘米，河南安阳出土，这块卜骨上面有商王命令“众人”进行协田活动的记载。

王懿荣死后，刘鹗对从王懿荣那里购买的以及自己搜集的5000多片甲骨进行拓印，挑选了1058片精品，于1903年著录成《铁云藏龟》一书，共6册，以“抱残守缺斋”的名号，于1903年10月出版。这是甲骨文研究的第一部著作。刘鹗在自序中说：“不意二千余年后，转得目睹殷人刀笔文字，非大幸欤？”有人说这里提到的“殷人刀笔文字”是对甲骨文的最早断代。也有人说，王懿荣1899年发现甲骨文时，刘鹗正在北京，他俩通过仔细鉴定和研究，共同认定“龙骨”上的刻字是商代文字。这种种说法，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甲骨文的诉说

自从甲骨文被发现后，便成为学者、古董商和外国侵略者追逐的对象。如今，出土的甲骨已经超过15万片，广泛收藏于世界上10多个国家和地区。随着被发现的甲骨越来越多，对甲骨文的研究也逐渐开展起来了。刘鹗根据从王懿荣处获得的甲骨，写成了《铁云藏龟》一书。罗振玉著有《殷虚书契》和《殷虚书契后编》，董作宾根据后来从殷墟发掘出的甲骨，撰成《殷虚文字甲编》和《殷虚文字乙编》。由郭沫若和胡厚宣分别担任主编和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对80多年来发现的 10多万片甲骨进行了科学、系统的整理，并对其进行分期、分类。全书收录甲骨约4万片，编成13册，为研究甲骨文和商代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此外，日本、加拿大、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德国等国家所藏的甲骨，也已著录成书并出版。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使我对甲骨文的研究越来越深，对正处于文明发展萌芽阶段的商代先民的生活习惯也渐渐了解。

甲骨文是商王盘庚迁殷以后到纣王亡国时的遗物（前14世纪中期～前11世纪中期），距今已3000多年。甲骨上的文字最长的有90多个，短的仅仅一两个字。在已被发现的5000多个文字中，绝大部分是象形文字。象形、指事、转注、假借、会意、形声的“六书”构字法在此时也已形成，由此可见，甲骨文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文字，是汉字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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