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原配夫人传记：朱安传（我也是鲁迅的遗物）(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乔丽华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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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原配夫人传记：朱安传（我也是鲁迅的遗物）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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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

寂寞的世界，寂寞的人

世界是喧闹的，也是寂寞的。在喧闹的世界上，活跃着一些改天换地、运转乾坤的杰出人物，他们在人生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屐痕，在历史的册页上镌刻了英武矫健的身影。在寂寞的世界里，也生存着许多渺小如蝼蚁的人们。他们自生自灭，来无痕，去无迹，随着时光流驶，像尘埃般迅速消失在大千世界。作为中国五朝古都的北平也是喧闹的，这里官盖如云，騠骑遍地；但北平宫门口西三条胡同却是喧闹世界的寂寞一角。这里位处运煤车往返的阜成门墙根，是车夫、工匠、贫民的杂居地。在西三条二十一号一所小四合院里，居住着一位妇人。她身材瘦小，脸色狭长，颧骨突出；由于缠足，行走时有些颤颤巍巍。她跟名义上的丈夫各处一室，每天基本上只有三次对话：一、叫早。回答是：“哼。”二、临睡，问关不关北房过道的中门。回答是：“关”，或“不关”。三、索要家用钱。回答是：“多少”？然后照付。为了尽可能少费口舌，名义上的丈夫将换洗的衣物放在柳条箱的盖上，塞在自己的床底下；她支配佣人洗净之后，叠放在柳条箱内，上面盖一层白布，放在她卧室的门旁。这位妇人就是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

朱安是一位苦命人。我不懂佛学，但知道佛教讲“浊世恶苦”，即“生时苦痛，老亦苦痛，病极苦痛，死极苦痛”（《佛说大乘无量寿经·心得开明第三十四》）。还听说有一种苦，叫“求不得苦”。朱安在她六十九年的生涯中，真可谓诸苦遍尝。她虽然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官宦之家，但一生下即缺少天生丽质，又被缠足，无文化，这些因素自然会减损她作为女人的魅力。28岁成为老姑娘后才嫁到周家，跟鲁迅过的是形同陌路的日子。鲁迅的母亲希望她能生一个儿子，以此维系夫妻感情。朱安回答得很实在：“老太太嫌我没有儿子，大先生终年不同我讲话，怎么会生儿子呢？”跟精神生活贫乏一样，她的物质生活同样困顿。北平《世界日报》有一位记者采访朱安，看到她正在用晚餐：半个小米面窝窝头、一碗白菜汤，另外有几碟尖辣椒、腌白菜、霉豆腐。

比生苦、老苦更可怕是的病苦。我目前已是奔八十岁的老人，深知老人并不畏死，只求死得少痛苦，有尊严。然而这种愿望对朱安来说显得十分奢侈。我不确知朱安死于何种疾病，但从她托人代写书信来看，应该是既有肾病、肺病，多年来又有严重的胃病，再加上血液循环不畅，两腿长期处于冰冷麻木状态，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成。“千古艰难唯一死”，这句老话在朱安身上也得到了应验。

我不懂佛学中“求不得苦”的准确概念是什么，但用世俗观念理解，大约是反映出愿望与现实的冲突吧？人的愿望如果是奢求或苛求，那“求不得”是正常的，不值得同情。如果这种愿望属于正常的最基本的人性需求，然而又偏偏不能实现，那就会酿成人间悲剧。比如朱安希望能有正常的夫妻生活，这本无可厚非。但她从订婚到结婚却整整拖延了七年。据鲁迅故家的佣工王鹤照说，新婚后的第二天新郎就独睡书房，婚后第四天，新郎又东渡日本了。作为妻子，朱安在夫妻身处异地的日子里当然会想有鱼雁往返，但鲁迅读她来信的感受却是“颇谬”，自然也就碰撞不出跟许广平撰写《两地书》时的那种火花。朱安临终前给许广平写信，希望将她的灵柩运至上海跟鲁迅合葬。作为正常夫妻，这种愿望当然可以理解，应予满足。但对于朱安而言，这却是一种妄想，不仅许广平不会赞成，其他亲友也不会认为妥当。结果朱安既没有埋在初葬鲁迅的上海万国公墓，也没有葬在她婆婆长眠的北京板井村坟地，而是临时埋在北京西直门外的保福寺墓地。结果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破四旧”，朱安坟墓被夷为平地，所以我们至今也不知她魂归何处。朱安临终前还希望死后每逢七日有人给她供水饭，至“五七”请和尚给她念一点经。这也是往昔一般人家的旧习俗，并不过分。但朱安无子嗣，估计也不会有什么人认真为她焚香念佛。

由上可知，朱安的一生是名副其实的悲剧一生。作为一种生物的存在，朱安自然有她由新生到老死的生命流程；但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她生命的意义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思来想去，我感到她存在的价值主要就是为周氏三兄弟贴身照料了他们的母亲。周氏三兄弟都不是一般的人物。鲁迅与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地位自不待言，即使周建人也是一位生物学家、编辑家、翻译家，建国后担任过浙江省副省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要职。朱安自嫁到周家，三十七年中尽心尽力承担了照料婆婆的职责，除开早晚问候起居，还要管理家务；即使家中请了佣人，下厨烹炒绍兴口味的菜肴也是她的日常劳作。鲁迅虽然恪守孝道，连给母亲购买的通俗小说都要先行阅读，但毕竟在上海定居十年，单靠书信问候起居饮食，其间仅两度北上省亲，但还要忙于其他方面的杂事。周作人在1943年5月写过一篇《先母行述》，简述了母亲一些美德，如“性弘毅，有定识”，自损以济人，读书以自遣之类，但在日常生活中恐怕距离孝行的标准尚存差距。据了解周家状况的人说，周作人自从跟乃兄闹翻之后，不但不愿见兄长，连老太太也不看。住在八道湾的时候，周作人让母亲单独起伙，母亲生病时也只好到砖塔胡同去找鲁迅带她看病。鲁迅定居上海之后，母亲不愿到八道湾跟周作人一起生活，从中似可窥其家庭关系之一斑。周建人是周氏兄弟中的老三，从小体弱多病，先于鲁迅到上海谋职，经济支绌，对于母亲恐怕是出力出钱都有实际困难。老人既需要“生活费”，更需要“生活”——这种生活就是亲人的贴身照料。朱安在她存活的岁月当中，有一多半光阴是用于照料周氏三兄弟的生母，使他们减少了后顾之忧，在不同领域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从这个角度来看，朱安存在的社会价值恐怕是不能低估的吧。既然我们充分肯定许广平在上海期间照顾鲁迅的功劳，称她为伟人背后的“无名英雄”，那朱安伺候鲁迅母亲长达三十七年，那不也是一种功绩吗？

朱安的一生既然是一出悲剧，那么悲剧的制造者究竟是谁呢？这并不是一个复杂深奥的问题，而且前人已有公论。不过近些年来由于颠覆解构鲁迅的声音甚嚣尘上，以至于有人想依据中华民国的法律判鲁迅以“重婚罪”，依据上世纪八十年代台湾当局修订的《民法》想判鲁迅以“通奸罪”；比较温和的责难，是认为鲁迅在家庭中对妻子施加了“冷暴力”。如果违背历史进步的逻辑来判定是非，那岂不是还要依据蒋介石政权制定的“勘乱条例”将革命前辈都判以“叛乱罪”吗？其实，鲁迅的母亲鲁瑞已经承担了自己的那一部分责任。她承认这桩不相称的婚姻给大儿子带来了终生的苦痛，所以此后二儿子和三儿子的婚事她就撒手不管了。鲁迅有一篇未完成的杂文，内容就是谈论“母爱”。鲁迅认为母爱是伟大的，但他也认为在旧时代母爱有时也是盲目而可怕的。母亲在有些问题上成见很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只能改变十分之一、二，但没过多久又会故态复萌。不过，鲁瑞的想法和做法在当时也不是什么“奇葩”和“异端”，无非是一般人家的普遍想法和做法。由此可见，酿成朱安悲剧的总根源是旧的家族制度和伦理观念。现代的爱情观以两情相悦、自由择偶、心灵沟通为主要特征，而在中国封建社会，那种仪式化婚姻的特征却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鲁迅去世之后，有人离间许广平跟朱安之间的关系，说什么许广平每星期都给鲁迅写信，破坏了鲁迅跟朱安的关系。又说，许广平跟朱安争夺《鲁迅全集》的版权，似乎许广平是为了金钱而跟鲁迅结合。在极端气愤的情况下，许广平写了一首白话诗《为了爱》，刊登于1937年《中流》第1卷第11期，道明了新式和旧式婚姻的本质区别：

在亚当夏娃的心目里，

恋爱结合神圣；

在将来解放的社会里，

恋爱，再——

志同道合，成就婚姻。

那言语不通，

志向不同，

本来并不同在的，

硬说：“佳偶”，

就是想污蔑你的一生。

所以，要根除无爱情婚姻酿成的悲剧，从根本而言就是要涤荡旧式的伦理观念和婚姻制度，而不能苛责旧式婚姻的受害者，使他们受到双重伤害。鲁迅在文章中叫出了“没有爱的悲哀”，叫出了“无所可爱的悲哀”（《随感录·四十》），号召人们把妨碍人类享受正当幸福的一切旧制度、旧观念、旧习俗通通踏翻在地，哪怕是历来被视为凛然不可冒犯的《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许广平也表示，她跟鲁迅之间有着共同反抗旧伦理的思想基础，决心“一心一意向着爱的方向奔驰”“不知道什么是利害、是非、善恶”。在鲁迅和许广平这两位“同行者”面前，朱安确如她自比的那只蜗牛，虽然想尽力慢慢往上爬，终究无法接近鲁迅心灵的殿堂。

前文提到，朱安是一个旧时代普通的悲剧人物，只是因为她嫁到了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鲁迅家，才受到了世人的特别关注。把朱安这个寂寞的人引入到“公众视线”有什么意义呢？根据现代传记理论，传记写作的对象并不限于凯撒、拿破仑、成吉思汗、腓特烈大帝一类人物。除开帝王将相、英雄豪杰、才子佳人，普通人的人生故事也可以反映出时代的一鳞一爪。只有依据各色人等不同的生命史和心灵史，才能整合出一部最为真实、最为鲜活的人类历史。所以，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倡导者胡适不但鼓励陈独秀、蔡元培、梁启超撰写自传，而且1919年11月30日还亲自为一位英年早逝的普通知识女性李超立传。为朱安立传，当然不能从中品尝什么心灵鸡汤，获取什么励志教诲，但正是朱安这位个性色彩鲜明而不引人注目的人物，可以反映出“无爱情结婚的恶结果”（鲁迅：《随感录·四十》），是研究中国妇女史、伦理史的一个活标本，对于研究鲁迅生平更具有直接的意义。

在当下，美女几乎成为了不同年龄段女性的统称，但用“美女”二字称呼《朱安传》的作者乔丽华博士显然不够庄重。但是，将乔博士迳称为“才女”，却应该说是名至实归。我跟乔丽华在研究鲁迅手稿和整理许寿裳文稿的工作中多年合作，深知她知识面广，文笔优美，兼修中外文学和现当代文学。她的才华不仅来自于刻苦钻研，而且必须承认还有其先天的禀赋。禀赋相对差的人固然也能够做学问，但禀赋加上刻苦，那就如虎添翼。乔丽华说，她撰写《朱安传》最大的困难就是史料匮乏，“巧妇难为无米炊”，但经过实地考察，走访调研，把口述史料、文字史料和实物史料进行综合提炼，读者就会发现乔丽华烹制的不是一盆清汤寡水，而是一席美味佳肴。她说写作过程中她想站在女性的立场，对女性命运加以关注和思考。但这位女性作者在这部史传中秉持的仍然是存真求实的公正立场，并没有表现出某些西方女性主义者的偏执。乔丽华是懂理论的，但她在这部传记中表现出来的考证功力也相当了得。最让我佩服的是她对鲁迅1914年11月26日的日记中“得妇来书”这件事的考证。因为当年11月22日朱安从绍兴寄给北京鲁迅的这封信荡然无存，所以鲁迅为什么会斥责信的内容“颇谬”就成为了千古之谜。有老专家说，这是因为朱安在信中劝鲁迅纳妾。但这种说法仅仅是出自推测，朱安即使有这种念头，也未必就是写在这封信里面。乔丽华则根据周作人同年10月30日和11月18日日记中关于朱安的两则记载，得知当时朱安房中窜进了一条白花蛇，而民间常把蛇视为淫物，所以，朱安特请周作人买了一枚“秘戏泉”（即铸有春宫图的钱币），想以春宫辟邪，并写信向鲁迅表白自己内心的贞洁。乔丽华自谦地说她的这种解释也是一种“推测”，但因为有周作人日记及绍兴民间习俗为依据，所以这种“推测”就比此前一些专家的推测更贴近于事实。仅此一例，也就能说明乔丽华涉猎之广博，考证之缜密。

众所周知，自改革开放的四十多年，鲁迅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形成了一门体系完备并产生了国际影响的学科。但目前也遇到了瓶颈；特别是在网络世界，有时甚至出现了邪不压正的畸形现象。所以，这部《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的再版，在鲁迅研究界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它标志着鲁迅研究后继有人，也证明了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定然会有悠长的生命力，不会像那种学术泡沫，也许会借某种光源炫耀于一时，但顷刻间就会破灭，化为乌有。

是为序。

再版前言

原本以为朱安只是一个边缘人物，鲜有人关注，不料这本传记出版后却出乎意料地得到大量反响。我欣喜地看到，这些年“朱安”已然成为一个较为热门的话题，引发了人们多方面的讨论和思考。去年，值鲁迅先生逝世80周年之际，今日头条文化频道发布2016鲁迅文学大数据，其中“鲁迅相关度最高的家族成员”中，“朱安”榜上有名。

本书出版后将近8年间，我陆陆续续收到一些来信和读者的反馈，许多读者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对朱安这样一位旧女性寄予深深同情，为之唏嘘、感慨。尤其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杨绛先生也注意到了这本书，她在报上看到《朱安传》的介绍后，给朱正先生的信中提到我的这本书，说：“我觉得这是血泪的呼声。”朱正先生把这封信复印给我，并在信中不无幽默地问我：“你愿意送一本大著给这位热心的读者吗？”我立即按照朱正先生提供的地址寄出拙著，并附了一封信，表达一个后辈的仰慕之情。书寄出后我从没有想过杨绛先生会给我回信。在我想来，钱钟书的夫人、翻译家、作家杨绛先生，且已届高龄，对于不知名作者寄来的书，翻两页大致了解一下，大概已经很够意思了吧？惟其如此，当有一天收到一封字迹陌生的来信，随意地拆开，却看到落款是“杨绛”两个字，别提有多惊喜了。杨绛先生在回信写道：“朱安最后那一声凄惨的呼号，实在动人怜悯。常言‘一双小脚三升泪’,她却为此成了一件无人珍惜的‘弃物’!”杨绛先生关注女性的命运，她对朱安流露出深深的同情。

本书出版后，得到诸多鲁研界前辈的肯定，有些学者则指出朱安对鲁迅的影响至为深刻：“一个伟人的诞生，往往出于迫不得已。鲁迅文风的阴冷、偏激、滞涩，也与朱安这个背景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说，朱安成就了鲁迅。”（陈丹青语）也有研究者围绕鲁迅与朱安婚姻中的一些问题，提出种种疑问……总之，在鲁迅研究的领域，就像周氏兄弟为何反目始终是个未解之谜，鲁迅与朱安的关系也是个道不尽的话题。

当然，2009年底《朱安传》出版后，也有细心的读者向我指出了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包括当初由于时间仓促，个别地方没有仔细核对所产生的差错。这次再版，正好能把这一类的讹误加以订正，而更主要的是能对本书做些必要的修订和增补。

此书出版后，叶淑穗老师对于我用“弃妇”一词描述朱安婚后的状态提出了不同意见。她在信中说：“我认为鲁迅对朱安，虽然是不喜欢，只作为母亲送他的礼物，供养而已。但从鲁迅对他的态度来说，始终还是尊重的……当然在鲁迅的心里确实也是无奈。但鲁迅没有抛弃，所以我看到您有一个标题用‘弃妇’我感到心里有些接受不了。鲁迅对这桩婚事虽在感情上接受不了，但他始终都是承认的，在日记中也将她写成‘妇’。这个意见仅供您参考。”

叶老师的这个意见一直萦回在我的心中。可以说，当初用“弃妇”这个标题完全出于我的直觉，感性的成分居多。虽然我认为这个词并不过分，但也必须承认它可能会对读者产生误导。记得有一年我赴外地参加一个鲁迅研讨会，席间遇到一位老师，她直言不讳地认为《朱安传》过分同情朱安，贬损了鲁迅。尽管我并不能接受这位老师的观点，但也使我反思：我的有些用词是否表现出过多感情色彩，从而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因此，这次我把标题《弃妇——落地的蜗牛》改为《深渊——落地的蜗牛》。“深渊”一词，同样表达了朱安跌落谷底后的悲苦处境，也更符合本书的宗旨——用资料说话，不做过多的阐述。

叶淑穗老师还向我指出了一处差错，关于初版本第124页的一幅合影的说明。她在给我的信中指出：“P124，左起第二人认为是许羡苏，实际上左起第四人才是许羡苏。此事俞景廉和我也做过讨论。他曾对此发表了文章，可查《鲁迅研究资料》。”查《鲁迅研究月刊》，确实刊登过多篇俞景廉先生关于他母亲许羡苏的文章，还有叶老师的《许羡苏与鲁迅文物——记许羡苏在鲁迅博物馆的日子里》等文，某种意义上也侧面提供了朱安在西三条的生活背景资料。对于叶老师的指正，我非常感谢！

还有已故的高信先生，作为鲁研界的前辈，看了这本传记后，热心提供给我周作人的外甥杨吉昌（周静子之子）写的《忆外祖父周作人》一文，文章对八道湾11号的情况有较为详细的描述，其中有“大外祖母”一节，很短，内容如下：

大外爷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是和鲁迅的母亲住在一起的，她们在西三条住了多久呢？或许她偶尔也来过八道湾，我幼时见到大外祖母，留下的印象并不深。记得她的头发向后梳结成一个髻，椭圆形的脸，下巴较尖，矮个子，底下一双旧社会常见的小脚，谈话声音很细，自然是绍兴口音，我见到的她也在六十岁左右了吧！而我却没有见过大外爷，他去世在我出生之前。

大外祖母指的就是朱安。杨吉昌此文发表于1995年，发表在《华山天地》上。这篇文章前面有高信先生的《写在前边》一文，对杨吉昌及其家人的情况做了一些介绍。从高信先生和杨吉昌的文章可知：周作人的长女周静子于1935年与留日回国的数学教师杨永芳结婚，次子杨吉昌生于1938年，所以他从未见过鲁迅，却见过大外祖母朱安。1949年后杨永芳任西北大学数学系教授，周静子随杨永芳去了西安，主要料理家务，他们的一双儿女（杨美英和杨吉昌）都曾在秦岭电厂子校教书。周静子大约去世于1984年。此外杨吉昌还提到阿姨周鞠子（周建人之女）去世于1976年唐山大地震。

尽管杨吉昌的回忆主要讲述周作人一家的情况，但跟朱安不无联系。据高信先生说，杨吉昌曾给高先生看周静子的两张结婚合影，照片上都有朱安。高信先生还将这两张照片复印给了我。事实上，尽管鲁迅与周作人反目，但后来朱安与八道湾11号并未完全断绝往来。有研究者注意到新披露的周作人1939年1月9日的一则日记，里面写到：“下午大嫂来。”由此指出：这里的“大嫂”，显然不是许广平，而是朱安女士。周作人1月1日在八道湾寓所遇刺，“为暴客所袭，左腹中枪而未入，盖为毛衣扣所阻也。启无左胸重伤。旧车夫张三中数枪即死，小方左肩贯通伤。”得知周作人遇刺之后，朱安女士还是抽时间前往探视。

我在书中引用了周作人早年绍兴时日记里关于“大嫂”的记载。其实到北京后也是有记载的，如1932年就有几处提到“大嫂”：

8月16日阴……旧中元，午祭先祖，母亲大嫂来，下午去。

9月8日晴上午大嫂来，托代交佩弦贺礼。

9月19日阴雨……大嫂来即去。

9月21日阴雨，下午晴……下午往商务买书……大嫂来……

从以上几则日记可以看出，像中元节这样的日子，鲁迅母亲和朱安会去八道湾跟周作人一起祭拜先祖。而送朱自清（佩弦）贺礼，朱安也托周作人转交。另外9月周建人之子丰三住院，这段时间鲁瑞和朱安婆媳俩多次前往八道湾。自然，日记中也多次记载周作人和羽太信子前往西三条看望母亲。这些虽是微末小事，但知者不多，故趁此机会在这里写一笔。可惜的是周作人日记还没有全部影印出版，仅能看到1934年以前的部分，如全部影印出来，对于周氏兄弟及周氏家族的研究是很有价值的。

这些年网上关于朱安的文章屡屡见到，其中陆波的《在保福寺桥下，寻找历史的草蛇灰线》一文挖掘了关于朱安最后的埋葬地保福寺的一些情况。根据陆文，从明朝起，在中关村这块永定河故道的低洼地区，就开始兴建寺庙，特别是明清两朝太监偏爱在这一带购买“义地”（墓地），后来普通人也愿意埋葬在这片抬眼即看到西山的土地上，形成了中关村一带寺庙、坟地众多的格局。保福寺建于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到清朝道光年、光绪三十一年都进行过重建。清代《日下旧闻考》载：“南海淀之东二里许有保福寺，东柳村有长寿寺、观音庵……”民国时期进行寺院统计，做记录如是：“此寺位于保福寺村六十四号，占地二亩零四厘，有九间瓦房，土房两间，附属瓦房一间。泥像九尊，铁五供一堂，另有石碑两座，井一眼，楸柳四棵。属合村公建。被村公所及小学占用。原有鼐公禅师灵塔，三十年代塌了一半，但仍有香火。”新中国成立之初，在这座寺庙成立了保福寺小学。保福寺小学1958年搬迁后，保福寺也就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基本可以判断，保福寺于20世纪50年代末废弃，最多熬不过文化大革命。

陆文还提到，抗战胜利后，因为保福寺这块坟地属于周作人家私产，1948年国民党政府将其私产予以没收。从1951年起，中关村地区就已确定规划建设社会主义科学城，也就是说，大规模的平坟拆迁，在1950年代初期就开始了。我曾说朱安的坟毁于“文革”，恐怕还需要进一步查证，不排除它毁于更早之前。这虽然也属于细枝末节，但考虑到朱安作为一个旧女性，临终前对于身后事曾有慎重的嘱托和安排，如此结局不免让人兴叹。

朱安作为一个家庭妇女，也只是在鲁迅去世后才受到媒体的关注，初版本引用了《北平晨报》《新民报》等报刊的相关报道，并将《世界日报》的报道作为附录收入书中。其实，还有一些刊物当时也对朱安有所报道，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时段：

一、1936年10月鲁迅刚刚去世不久，上海的《电声》周刊等关于鲁迅身后作品版权的问题做了一些报道。需要指出的是，其中有些内容并不符合事实。

二、1944年9月至1945年，上海的《文艺春秋》《杂志》等刊物关于出售鲁迅藏书一事所做的报道。

三、抗战胜利后，除了北平的报纸外，上海的《海光》《快活林》《吉普》等刊物也报道了朱安的生活情况。当然有些小报只是将朱安作为谈资，如1946年12月1日《新上海》刊登的《许广平故都访鲁迅前妻》一文，虽然许广平去北平西三条一事是实有的，但其中很多内容都出于臆想，完全是小报手法。

这次再版，我经过甄选，增补了三篇较有史料价值的报道。同时在参考文献部分列出了以上报道的目录，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此外，增补了几幅图，如朱安住过的八道湾11号、砖塔胡同及西三条故居的平面图等。总之，这次的修订本，在基本保持原貌的基础上，弥补了初版本的不足，也能将这些年来我发现的一些新资料呈现给读者，可以说了却了我心头的一件事。

最后，还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诸多同行的帮助，特别是本书刊用的朱安的书信及照片，绝大部分藏于北京鲁迅博物馆，其中有些从未发表过。在此特致谢忱！2017年4月于上海虹口

序章：“一切苦闷和绝望的挣扎的声音”

那是2006年4月底的一个周末，为了给《鲁迅和他的绍兴》一书寻找灵感，我和几位合作者来到了绍兴。就是那一次，绍兴鲁迅纪念馆的人员带着我们走上了鲁迅故居二楼的房间。这是鲁迅和朱安当年成婚的新房，平时一般不开放。我之前也不止一回来过鲁迅故居，但从来没有进入过二楼的房间，而且是鲁迅成亲的洞房，可以说是怀着一种十分好奇的心情走上楼梯的。

台门里的老屋子大多光线昏暗，但二楼的这个房间更幽暗。也许是因为多年空关的缘故，感觉有些阴森。仔细打量室内的陈设，旧式的雕花木床、衣橱、桌椅等不多的几件家具在黑暗中似乎只浮现出一个轮廓，相形之下，贴在墙壁和家具上的大红喜字格外醒目。

我们问：这是原来就有的吗？

工作人员回答说：是剧组拍电影留下的。

是啊，隔了这么多年红纸怎么可能还存在？当年的大红喜字早已从墙上剥落了，当年的新人也早已消殒了。

环顾这间洞房，并没有因为贴了鲜艳的喜字而呈现出喜庆的气氛，相反，红色的喜字让屋内显得更压抑惨淡。特别是想到鲁迅成婚后第二天就住到了别处，只留下朱安独守空房，这大红喜字给人的感觉也就分外刺眼。

其实，说这是鲁迅当年的新房并不完全准确。1919年，周家新台门卖给了城内的富豪朱阆仙，鲁迅携全家迁往北京。直到1949年后，周家新台门才被政府收回，成为鲁迅故居。因此，我们看到的这所谓鲁迅的新房，也只能是一种历史场景的复原，不可能是朱安当年生活的真实还原。但即便如此，走进这间屋子，还是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一个被抛在暗处的影子，感受到在鲁迅身边，还有朱安这样一个人物存在着，徘徊着。

作为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在无爱的婚姻中度过了苦涩的一生。这是个一提起来就令人感到窒息的话题，鲁迅本人也很少提到朱安，他的缄口不语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未解之谜。当然，关于鲁迅的这段婚姻，在他同时代亲友撰写的回忆录中还是有所反映的。许寿裳、孙伏园、郁达夫、荆有麟、许羡苏、俞芳等在他们的回忆录中，大多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对鲁迅与朱安名存实亡的夫妻关系做了描述。从这些描述来看，鲁迅的确只是把这位夫人看做“母亲送给的礼物”，对她仅仅是尽到供养的责任而已。朱安在婚后的几十年里，始终处于“弃妇”这一可悲的地位。

鲁迅对朱安没有感情，二人形同陌路。但这是否意味着他能够忘记身边这样一种凄惨的存在呢？

1935年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序言中提到凌叔华的小说，称赞她“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写出了“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我不知道，他写到这里，脑海中是否会浮现出朱安的身影？

每次读《伤逝》，我都会被那些冰冷尖锐的词句深深触动：

四周是广大的空虚，还有死的寂静。死于无爱的人们眼前的黑暗，我仿佛一一看见，还听得见一切苦闷和绝望的挣扎的声音。

从这沉痛的文字中，我仿佛听见了鲁迅内心的声音。我认为，他从来没有忘记那些“死于无爱的人们”，忘记朱安们的不幸。就算这是一个令他痛苦的问题，他也要把这个问题揭示出来，而不是绕开，甚至遮掩。固然，在鲁迅的文字中很少提及这位夫人，但在他的内心深处一刻也不曾忘记“无爱的人们”与“一切苦闷和绝望的挣扎的声音”，而这声音中定然包括了朱安这样一个与他有特殊关系的旧女性的声音。

可是，翻开鲁迅研究的历史，朱安却始终是个无法安置的人物。

当年鲁迅去世后许寿裳等着手起草年谱时，就讨论到了要不要把“朱女士”写进去的问题。1937年5月3日许寿裳致函许广平，信中提出：“年谱上与朱女士结婚一层，不可不提，希弟谅察。”对此，许广平的回答是：“至于朱女士的写出，许先生再三声明，其实我绝不会那么气量小，难道历史家的眼光，会把陈迹洗去吗？”因此，在许寿裳编的《年谱》上，留下了这样一条现在看起来十分可贵的记载：

前六年三十二年丙午（一九〇六年）二十六岁

六月回家，与山阴朱女士结婚。

同月，复赴日本，在东京研究文艺，中止学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鲁迅被定性为“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朱安的地位却很尴尬了。鲁迅是文学革命的先驱、呐喊者，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然而他的婚姻却是包办婚姻。包办婚姻对鲁迅那一代人而言是很普遍的，但许多人却认为这有损鲁迅形象。因此，1949年后鲁迅研究得到空前重视，研究者在资料的挖掘和整理工作上投入了很大的力气，唯独朱安被排除在外，乏人问津。特别是在极“左”的年代里，当鲁迅被抬上神坛，封为偶像，朱安更成了一个忌讳，成为鲁迅研究的禁区之一。所有的鲁迅传记中都找不到她的名字，很长一段时间朱安几乎就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

朱安浮出水面是在“文革”后。随着鲁迅研究回归“人性化”，不少研究者对过去那种洗去历史陈迹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并对有关鲁迅与朱安的一些事实做了钩沉和探讨。如裘士雄《鲁迅和朱安女士以及他俩的婚姻问题》（《绍兴师专学报》1981年第2期）、杨志华《朱吉人与朱安及鲁迅》（《上海鲁迅研究》第4期）、段国超《鲁迅与朱安》（《中国现代文学丛刊》1983年第3期）、余一卒《朱安女士》（《鲁迅研究资料》第13辑）、张自强《鲁迅与朱安旧式婚姻缔定年代考》（《纪念与研究》第9期）等，都是发表于这一时期的力作。特别是1981年出版的《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一辑，反映了“文革”后鲁迅生平史料研究的最新成果，其中在“鲁迅家庭成员及主要亲属”的条目下列出了“朱安”一条，突破了很大的阻力和干扰。此条目虽仅有400余字，且基本维护了旧有的观点，但终究承认了朱安的存在。

至此，朱安已不再是一个禁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承认，朱安是鲁迅情感思想的一个重要的注解，在鲁迅的一生中投下了“浓重的阴影”。然而，像朱安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是否值得更深入的探讨？这一点恐怕很多研究者心里至今还是存有疑虑的。而迄今为止尚无一本有关于她的传记，这也足以说明了一切。

当然，追溯朱安在鲁迅研究中的历史地位，也不能无视日本学者在这方面的探讨。早在1944年出版的传记《鲁迅》中，竹内好就对鲁迅留学时代回国结婚的问题提出疑问。他指出，比起与许广平的恋爱，关于与朱安结婚这条线索却十分模糊不清，从鲁迅本人那里也得不到任何解释，对于鲁迅是“如何处理这一事实的”，尽管“可以通过《随感录·四十》等材料去构制空想，但有个很大的不安却不肯离我而去，那就是这个空想会不会大错而特错呢？”自竹内好开始，一些日本学者也对鲁迅与朱安的婚姻提出种种揣测。尾崎秀树《围绕着鲁迅的旧式婚姻——架空的恋人们》（日本1960年5月号《文学》）、丸尾常喜《朱安与子君》（收入《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一书）、高木寿江《鲁迅的结婚和情》（日本《鲁迅之友会会报第13期》）、岸阳子《超越爱与憎——鲁迅逝世后的朱安与许广平》（《鲁迅世界》2001年第4期）、山田敬三《我也是鲁迅的遗物——关于朱安女士》（收入《南腔北调论集——中国文化的传统与现代》一书）等论文，均对鲁迅背后的这样一位女性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其中既不乏敏锐的发现，也不乏主观的论断，由此不难看出朱安带给人们的困惑之深。

和竹内好们相同，我在研读鲁迅的过程中，也对朱安这个人物产生了某种强烈的好奇，迫切地想要弄个明白。如果说鲁迅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在我们的关注之内，那么朱安作为鲁迅身边的一个女性，一个典型的家庭妇女，我们对她的了解实在太少！正如《故乡》中的“我”和闰土之间“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我们和她之间也有着深深的隔膜。

有不少人向我指出，朱安这个题目难写。确实，和同时代的精英女性不同，朱安只是一个目不识丁、足不出户的旧式妇女，既没有秋瑾那样的豪举载入史册，也没有留下吐露心曲的闺阁诗文，供后人唏嘘回味。有关于她的材料少得可怜，我自己的准备也远不能说充分，但她可悲的、扭曲的一生始终压在我的胸口。朱安曾开口说：“我也是鲁迅的遗物！”这声呐喊始终停留在我的心底，挥之不去。朱安留下的话语不多，但句句都令人震撼，耐人寻味。有研究者指出：“我觉得朱安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将来如果谁去研究中国女性历史的话，这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对象。”这也道出了我的想法：朱安不应该仅仅是鲁迅研究当中的一个配角，一个陪衬。无论是站在鲁迅研究的立场上，还是站在女性研究的立场上，她都是一个不该被遗忘的对象。

朱安不仅长期以来在鲁迅研究中没有地位，在近现代的女性史上也没有她应该有的位置。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去对待这样一个“她者”，一个旧女性的缩影。她是包办婚姻的牺牲者，而且至死也没有觉悟。自“五四”以来，新女性“娜拉”一跃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主角，朱安这样的“小脚女人”“旧式太太”则成了落伍者的代名词，处于尴尬失语的境地。这不仅仅是朱安一个人的悲剧，在她身后，乃是新旧时代交替中被历史抛弃的女性群像，她们在历史洪流中沦为喑哑的一群，“并无词的言语也沉默尽绝”。对这样一个女性群体，我们除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似乎很难找到一种倾听她们心声的方式，也很少有人去这样做。然而，把她们排除在外的历史书写注定是不完整的，也是没有厚度的。或许正因为如此，鲁迅对凌淑华小说中所发出的旧女性的苦闷之声产生了共鸣，尽管这声音是如此地微弱。

我想为她写一本传记的想法就是这样产生的。我不知道现在开始写究竟是太早还是太晚。我觉得是太晚了。朱安去世距今已经60多年，与她有过接触的人绝大多数已不在人世。特别是当我走在绍兴的街头却发现许多地方已是面目全非时，当我费尽力气找到朱家后人却空手而归时，当我面对一些语焉不详的资料一筹莫展找不到任何见证人时……我感到自己着手得太晚了！但另一方面，或许也只有现在，我们才能够让她从暗处走出来，才能够平心静气地看待鲁迅身边的这样一个“多余人”。

母亲的礼物

家世——丁家弄朱宅

朱安的娘家在绍兴城里的丁家弄。为此，我特意去寻访了这条过去从来没有留意过的街。

从地图上看，丁家弄位于绍兴城的西面。民国前，绍兴府城内以南北向的府河为界，东属会稽，西为山阴，丁家弄即属山阴县地界。而不远处的鲁迅家的周家台门属于会稽县。过去的绍兴城四面筑有城墙，四周共有十个城门，丁家弄就在水偏门一带，东临水沟营大街，因此从前绍兴人提到它，往往称为“水沟营的丁家弄”。此外，在老绍兴人的记忆里，它还有一个土名，叫作“竹园里”。

在去丁家弄之前，我事先向绍兴鲁迅纪念馆的老馆长裘士雄先生打听了一下。他告诉我，朱家台门他曾去过两次，靠近绍兴文理学院那里。1979年，从朱家的房客陈文焕先生那里得知朱家台门要拆的消息，他也曾赶在拆掉前去看过。他记得朱安的远房堂叔朱鹿琴家里房子相当好，石萧墙，栋梁是方的，用料考究，说明家里相当富裕。当时有人租了他家一半的房子。可惜现在已经统统拆掉了，变成了丁香小区。不过，泥墙弄旁边的那条河还在。丁家弄现在叫丁向弄，是因为绍兴有两个丁家弄，所以改了名。清末的绍兴府城衢路图（局部）。朱安娘家朱家台门在西面靠近水沟营的丁家弄，离都昌坊口（即东昌坊口）的周家新台门不远。

我住的宾馆恰好是在绍兴文理学院旁，于是第二天早上，我穿过校区，从东大门出来，步行约50米，找到了我默念已久的丁家弄——如今已改名为丁向弄。这是一条长约一二百米的东西向的街，约三四米宽的水泥路，两边都是四五层楼的新式住宅小区，街道两边零星开着一些小店铺，周遭的环境显得有些杂乱。听路边小店的老板讲，在他小的时候，丁家弄的路还没有现在宽，是用六尺的石板横铺的，差不多就两米宽。但是他不知道这里有个朱家台门，也不知道鲁迅的原配夫人姓朱，更不知道她的娘家就在这里。

丁香小区在丁向弄23号，是一个颇为高档的住宅小区，丝毫也看不出当年朱家台门的影子了。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但还是有点怅然若失——为了那消失的台门，也为了台门里那些湮没无闻的故事。从出生到出嫁，差不多有28年的时间，朱安是在丁家弄朱家台门厚厚的围墙里度过的。这个大宅院里的人们是如何生活的？有过哪些悲欢？她后来酸涩的人生、乖蹇的命运是否与此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对于想要了解朱安出嫁前生活情形的人，诸如此类的疑问有很多，但看来都已无从追寻了。

本以为对朱家台门的寻访只能获得这样一点印象，好在第二天在绍兴文理学院举办的鲁迅研究30年学术讨论会上，我遇到了《乡土忆录——鲁迅亲友忆鲁迅》的作者周芾棠老先生。周先生已经81岁了，但精神矍铄，思路清晰。当年他对鲁迅亲友做了许多采访，还做了大量的笔记，也曾亲自去踏访过朱家台门。当我对他说了自己想写关于朱安的传记，他欣然表示可以陪我一起去找找那里的老住户，做些调查访问。这条街就是丁向弄（原来的丁家弄），曾经是朱家台门所在的地方，如今建成了丁香小区。（作者摄于2008年11月）

周老先生上次来朱家台门是2000年，时隔8年，丁家弄一带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我们先来到附近的居委会，希望能打听到朱家后人的一些线索。因为是周末，居委会要到下午两点半才上班，但从宣传栏橱窗里可以看到，居委干部中有四位是姓朱的，可见朱姓在这一区域占了不小的比例。

周老先生于是非常耐心地向一些看起来上了岁数的住户打听情况，这里的房子虽然拆迁重建过了，但问下来，居民们不少都是老住户。一位热心的俞先生，今年67岁，他从小听说过鲁迅夫人是这一带的人，在他的记忆中，当时靠南面丁家弄的台门比较高大，而靠北面泥墙弄，即靠近河埠头的都是破台门，房子都很浅，只有一进。这里很多住户是做锡箔生意的。俞先生所知的也就是这些，但他带我们去了一个地方，是原先的河埠头，也称为鱼闸，是丁向弄经历了种种改造后唯一留下来的遗迹。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原来，在高富中心小区和丁香小区之间有一条不太起眼的通道，走进去，有一个台阶，下去就是河埠头。看见这台阶，周老先生唤起了记忆，他记得2000年他来到朱家台门时，大门就在这个位置，在泥墙弄上。他记得台门里有弄堂、小天井、花窗、花瓶，还有一口井，虽然已不记得里面有几进，但房子古色古香，台阶很高，一看就是大户人家。

我们在这几乎被铲平的石板台阶前查看了许久。以此为界，它西面的台门大约在1992年前后被拆掉了，现在是高富小区。而它的东面，就是原来朱家台门所在的地方，据当年朱家房客陈文焕的回忆，“鲁迅到朱家做姑爷住过的房子，一直保留到1979年年底，后来绍兴地区运粮汽车修理厂扩建，把它和朱宅的多数房子拆去了。”我想，这应该是丁家弄老宅最终被彻底拆掉的主要原因吧？连鲁迅住过的房间都拆去了，则其余的就更不值得保留了。朱宅最终彻底拆除是在2003年、2004年前后，变成了现在的丁香小区。至于朱家台门后门口的泥墙弄，现在也已经被新建的小区所隔断，仅剩下东头的一小段通道，连路名也不存在了。

就只有这个河埠头依旧。当所有高大的建筑都被拆除，唯有它还默默地讲述着当年的风景。从前绍兴人出行，大多是以船代步，河埠头是船停靠的地方，也是洗菜浣衣的地方。俞先生指给我们看，紧贴河岸的一堵石墙，下面是空的，水可以通到盖着的房子里，因为从前的大户人家河埠头是在房子里面的。他还告诉我们，最下面的石板上有一个圆圆的洞，那是用来锁船的。我们仔细查看，果然看见石板上的圆孔。站在河埠头的石阶上，但见河水暗沉，几个妇女蹲在青石板上埋头浣衣。河的对面是凰仪桥，绍兴随处可见的石桥，横卧在如今的鲁迅路上。再向北是仓桥直街，那里还保留着一大片老台门……这个河埠头，是丁家弄一带经历了种种改造后唯一留下的遗迹。从前绍兴人出门，大多以船代步，如今，这里仍是居民们浣衣的地方。（作者摄于2009年5月）绍兴仓桥直街。河的对面是凰仪桥，如今被马路隔断了，但桥的风姿依存。（作者摄于2009年5月）

俞先生是个热心人，他又为我们找到了住在高富小区的80多岁的周阿婆。周阿婆说，丁向弄原来住着王家、朱家、金家。朱家过去是有官职的，原来房子好大，大门朝北，有两进三层楼，房子都是石头墙，里面住着一个老太婆。朱家主人叫朱鹿琴，朱家原来是清白的，土改时戴上了地主的帽子，成了“三九类”，房子被国家收去归公了。朱家后代到农村去了。这里拆迁时，朱家的孙子，还有两个姐妹都来过，想要房子，但户名也已经没有了，所以分不到房子了。

拄着手杖的周阿婆上了岁数，说一口让我这外乡人难懂的绍兴话，靠俞先生的翻译才勉强了解大意，因此也没能向她追问清楚一些细节。周阿婆见我们对朱家的事感兴趣，向我们介绍一个人，就是住在旁边一幢楼的王嘉瑜，他是当时朱家的住户，今年虚岁77，原在茶场工作，1959年时住到这里，原来是向朱家租房的，后来房产公有化，国家分配给了他。王先生的妻子章国英1960年嫁过来，当时才24岁，她还记得朱家的房主名叫朱鹿琴。他们两人都是这里的老住户了，且有一定的文化。他们现在的住房看起来很拥挤，想来他们在朱家台门时的住房更狭小吧？

对朱家台门，王先生印象最深刻的是朱家有个花园，墙上题着“四时真乐”四个字，可惜“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凿掉了。

还有一个很大的石池，长两米左右，宽一米多，他指了指家里的一个三人沙发，说大约就是那长度。关于石池，周芾棠先生向我解释说，石池是用来盛水的，绍兴人主要派三种用场：一是天落水（即下雨），积起来可洗衣物，洗菜，如同水缸；二是防火，起火时可以用池中的水浇灭；三是可养鱼，美化环境。在鲁迅故居，也可以看到这种石池。

王先生回忆说，他住进去的时候，朱宅的正厅已经烧掉了，他住在边房，没有看到过正厅。当时朱家有一个老太太，还有个孙子，那时十多岁。老太太戴了地主帽子，不过没吃苦头，虽然年纪快90岁了，但是胃口很好，经常看见她吃带鱼。她死的时候大约是1964年或1965年左右，总之是1968年以前。老太太的名字叫平家珍。这个姓让周芾棠先生想到绍兴的一位名人平步青，系同治年间进士。周先生推测平家珍有可能是平步青的后代，因为绍兴姓平的不多。如果真是这样，那这老太太也是很有来历的了。平家珍的孙子叫朱立，文革后到浬渚（兰亭）那里去了，又听说如今在上虞。除了王先生这个外来住户，原来台门里还有个年轻的老师，是城里教书的，名叫沈绍，在阜山中学教过书，教的是数学，现已从一中退休。

显然1949年后朱家台门里主要居住着朱鹿琴这一房。朱安的娘家人因为很早就搬走了，所以大家对他们没有什么记忆。这里简单交代一下朱鹿琴的情况，他名叫朱桐荪（1890-1957），字鹿琴，鲁迅在日记里写作“朱六琴”。他早年师事徐锡麟，与鲁迅堂叔周冠五一起毕业于绍兴府学堂，后也做过幕友。1949年后，朱鹿琴在绍兴丁家弄闲居。据房客陈文焕说：“我晓得朱鹿琴有二三个儿子，小儿子在抗战时当过‘和平军’,后来加入金萧支队，解放初搞肃反，结果被清查出来了。鹿琴有一个孙子叫朱力（音），曾到上虞支农，现在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陈文焕的回忆和我从王嘉瑜先生这里听到的大致相仿。又据他忆述，1949年后，朱鹿琴曾感慨地对人说：“鲁迅定亲时送来的红绿帖，他写来的信札等等都没有保存下来。鲁迅从前和普通人一样，来到我家作客，哪里会知道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今天，他会被人民崇敬得这样高啊！”确实，鲁迅一下子成了神坛上的偶像，这是朱鹿琴当年怎么也想不到的。

我让王先生画出当年朱宅的示意图，这对他来说显然有些难度，房子的结构有些复杂，根据他的讲述，可以知道朱宅当时进出的大门在泥墙弄，台阶上去，是两扇丝竹门，一般只开一扇门，另一扇门基本不开。正厅已烧掉，房间主要集中在正厅的一侧，里面有走廊、客厅、天井等，楼梯上去还有房间。平家珍和朱立就住在最靠里的小楼上……听王先生在那里费力地讲解，我更为朱家台门被拆毁感到惋惜。

时间已近黄昏，从王嘉瑜家里出来后，我们结束了这一次的寻访。虽然，这里住户所讲述的朱家的往事支离破碎，而且主要是关于朱安远房堂叔朱鹿琴家里的情况，但对我这个外乡人来说，更高兴的是能接触到这么多与丁家弄有关的老住户，知道他们还生活在这一带，朱家的往事还依稀留存在他们的记忆里。通过这些街坊邻里的追忆，朱家台门的历史在我的眼前以另一种方式展开。这是买下朱安娘家房产的陈氏的后人陈文焕，解放后也一直住在这里，知道朱家的不少掌故。（约摄于1990年，裘士雄先生提供）朱家台门

回到清朝末年。那时山阴县丁家弄的朱家台门称得上是殷实之家，“台门”是过去绍兴大户人家的宅邸，造得都很讲究，朱家台门也不例外，它前临丁家弄，后接泥墙弄，里面有台门斗、厅堂、座楼、侧屋、天井等，厅堂内挂着“孝友堂”的匾。此外，台门里还建造有书房、小花园、石池、家庙等，时时可见题字和楹联，透露出士大夫的生活情趣。

朱宅与一般台门不同的是，有的房屋是上下用三块石板做墙体的石萧墙，既坚固又防火。在绍兴，用二道板打墙已称得上富户，三道板打墙就更显富足了。朱安的从叔朱鹿琴曾对人说起过：“房子造得这般坚固、考究，是想开当铺的。”既然一度准备开当铺，可想而知朱家曾经是有些资产的。

据说朱安的祖上和1918年买进周家新台门屋宇的朱阆仙是同一个祖宗，祖籍原在绍兴城西郭门外的白洋。查清代朱增修等纂修的《山阴白洋朱氏宗谱》，白洋朱氏为宋代宰臣朱胜非的后裔，奉朱荣一为始祖，世代繁衍，人才辈出。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明末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朱燮元，他最主要的功绩是平定了祸乱西南多年的奢崇明之乱，朱燮元本人及其后代还世代执掌锦衣卫。此外也出了一些以诗文著称的名士，如朱纯、朱启元等。朱氏后人因做官或经商等有不少迁居到了外地，谱中记载老大房第十二世的朱振孔（1656-1732）始迁至绍兴城，时间是康熙年间。但此谱只记载了朱振孔长子朱光乾这一房的后人，其余四子均“客外失考”。谱中没有丁家弄朱氏这一支的记载，可能是因迁徙到了城里的缘故。朱安母家的小天井。（约摄于1990年，裘士雄先生提供）

朱吉人曾追忆：“我们朱家纂修过家谱，记得是蓝面子，放在两只洋油箱里。日本佬打进绍兴来，我们全家逃到外地去避难。等到绍兴重光后，回家一看，发现家里着贼，好些东西被人偷走了，包括朱氏家谱，真当可惜！否则，我们只要看家谱就能搞清许多问题了。我记得我家的堂名叫‘孝友堂’,是雍十六房。朱鹿琴是我父亲的堂叔，堂名叫‘濯锦堂’,是敬大房。”看来就像鲁迅家里有《越城周氏支谱》，迁到城里的朱家也有自己的家谱，只是后来失窃了。

在朱氏后人的记忆里，在1861年太平军进驻绍兴前，朱安的祖父曾被清政府任命为江苏省扬州府的地方官吏，因故未赴任。可是这样一位人物的名字竟然没有留下来，如今也就难以进一步查考了。

朱安的祖辈曾被清政府任命为扬州府地方官吏一事，朱氏后人常常提起，引以为荣，却都说得含糊其辞。有的说是朱安的祖父在扬州府做过官，有的说是祖辈；有的说做过扬州知府，有的又说受到任命但没有上任。据陈文焕回忆，朱安远房堂叔朱鹿琴对他讲过：“祖上做过扬州知府，时间在太平天国以前。”朱安的侄子朱吉人则说：“我的祖父名叫朱耀庭，听说在江苏扬州做过官，好像未上任，是候补的样子。”两种说法出入很大，后一种说法恐怕是朱吉人的误记。朱耀庭是朱安的父亲，从年龄上看不可能在太平天国前出仕做官。当然，清代通过捐纳可以跻身为候补官员，而这些候补官员数量庞大，很多人根本轮不上实缺，所以也不排除朱耀庭是这种情况。

没有家谱，很难进一步查考朱安祖上的事迹。不过，朱氏祖辈曾有人在扬州府做过官，这在有关朱自清的传记资料中可以得到一些佐证。朱自清的弟弟朱国华曾说及他们与鲁迅、朱安的关系：“我家原是绍兴人氏，母亲周姓，与鲁迅同族。周、朱两姓门户相当，常有联姻，均为当地大族，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也是我家的远亲。”朱自清祖辈曾得到朱安族人的帮助，据李东轩《朱自清与鲁迅略说》一文：朱自清的祖先本姓余，是浙江绍兴人，当时在扬州做官，一次酒后坠楼不幸身亡，随之夫人也跳楼殉夫，遗下孤儿余子擎，便由当时的显宦、山阴同乡朱氏收养，遂改姓朱。后结婚生子，为不忘本姓，取名朱则余，就是朱自清的祖父。由于朱氏族人一直认为他们分了朱家的肥，朱则余为躲避朱氏族人的纠缠，后来带着儿子朱鸿均、儿媳周绮桐离开了绍兴。如此看来，则朱家在更早以前就有人在扬州做官，而且是“显宦”，说明官位不低。朱安母家的后门，即朝向泥墙弄的门口。（约摄于1990年，裘士雄先生提供）

朱家“祖上曾经阔过”，朱安的祖父或许得到过一官半职，但经历了太平天国的冲击后，绍兴的世家大族境况大多已不如从前，朱家似乎也不例外。作为朱家台门的主人之一，朱安的父亲朱耀庭也只是个师爷，并且经过商，这已是台门子弟的末路了。1948年3月24的《新民报》上刊载有一份《朱安小传》，说他“精刑名之学，颇有声于郡国间。”可以证明他主要是在各地做幕僚。陈云坡写于1958年的《鲁迅家乘及其佚事》一文中提到朱耀庭：“我在幼年时代没有机会来认识朱耀庭先生父子二人，单知道朱耀庭先生是逝世在赣浙道中的。”也可见他经常奔波在外地。张能耿《朱安家世》中说朱耀庭终年尚不到50岁，有研究者认为朱家不久破落的主要原因在于朱耀庭过早去世。

朱耀庭的生卒年不详。周作人1901年6月15日的日记中还提到过他，写作“朱印亭姻长”，那时他还健在。朱耀庭夫人俞氏，裘士雄根据朱安内侄朱吉人的回忆，对俞氏有这样的介绍：“俞氏（1854-1929），旧时以朱俞氏称，绍兴张家溇人。她嫁到绍兴丁家弄朱家后，养育了朱安、朱可铭等子女。据其长孙朱吉人函告：‘生于1854年10月17日（阴历），于1929年秋冬之际去世。’朱俞氏系传统女性，一生操持家务……”照理朱吉人的说法是应当被采信的，但杨志华《朱吉人与朱安及鲁迅》一文则说：“1932年，祖母中风去世。”而这也是根据朱吉人本人的口述加以整理成文的。因此，俞氏的卒年究竟是1929年还是1932年？看来只能存疑。

关于俞氏的生年，朱吉人的记述是重要的依据。不过，在周作人1915年11月日记里有往朱宅拜寿的记载：“廿三日雨。上午丰丸往朱宅拜寿，下午归”。查公历1915年11月23日，正是阴历10月17日，与朱吉人所说的日期吻合。又鲁迅1925年11月13日的日记：“下午寄朱宅贺礼泉十元。”朱安的父亲朱耀庭去世较早，1915年前后朱家的长辈就只有母亲俞氏，且其余年份鲁迅和周作人日记都没有朱宅贺寿的记载，也就是说，很可能1915年是她的60大寿，1925年是她的70大寿。按照旧时的习惯，一般采用虚岁，因此笔者推测她的生年是在1856年前后。

朱耀庭夫妇子女不多，朱安是长女，长辈们称她安姑或安姑娘。胞弟朱可铭，原名鸿猷，后改天蒸，字可铭，又字筱云，《周作人日记》中又写作小云。他学过法律，做过师爷，当过司法承审员，先后娶过两位夫人，生有四子一女。据他的长子朱吉人回忆：“父亲朱可铭是一子兼祧二房。他有一个弟弟叫阿兴（音），我在家庙里曾经看到父亲所书写的有‘亡弟□□’等字样的红纸。看样子，叔叔死得很早。”朱吉人曾说他的父亲属蛇，比朱安小几岁，可知朱可铭出生于1880年或1881年，与鲁迅年纪相仿。到朱可铭这一代，朱家迅速败落，但这是后话了。朱安的生年

旧时的妇女，一般来说，她们的生卒年应该记载在夫家的家谱中，可惜朱安的这一愿望落空了。因此，这里不得不费些笔墨对她的生年做些交代。

朱安出生于哪一年？历来有不同说法，至今未有定论，较常见的是这两种说法：一说生于1878年，如绍兴的研究者裘士雄、张能耿等均认为朱安生于清光绪四年即1878年，比鲁迅大三岁。这是对朱氏及周氏后人的采访调查所得。这一说法最为流行，但口述者的记忆是否准确无误，这一点不能不考虑。

另一种认为生于1879年，比鲁迅大两岁。这一说法也有不少的证据：其一，当年在北京砖塔胡同与鲁迅家人一道居住的俞芳说：“关于朱安夫人的出生年月，我写成1879年的根据是：当年和鲁迅先生一家同住在砖塔胡同时，鲁太夫人告诉我，朱夫人比鲁迅先生长两岁，鲁迅先生属蛇，朱夫人属兔。鲁迅先生1881年出生，朱安夫人的出生年就是1879年了。”其二，周作人长子周丰一1986年1月7日给裘士雄的信中说：“关于朱安生肖，我确记系兔年，推算之，则应是光绪五年己卯年，即1879年了。”其三，朱安去世后，报纸上发表的由亲友撰写的《朱安小传》（署名森君，可能是阮和森）中说：“夫人朱氏，绍兴世家子，生于清光绪五年七月。”清光绪五年即1879年。此外，有研究者根据鲁迅北京寓所的家用账指出，1928年11月22日记载朱安收到胞弟朱可铭邮寄来10元礼金，这在当时是比较重的礼，很可能是因为朱安五十寿诞。如果说1928年是她的50寿辰，那么推断起来她应出生在1879年。但小传说生于阴历七月，而收到礼金是在阳历11月，似乎又对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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