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树东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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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兴衰——全球化背景下的路线之争试读：
前言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他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笔者写这本书则希望通过对过去200多年世界历史的透视，“究兴衰之际，通各国之变，为人间正道立言”。即，通过分析各国兴衰更迭，寻找左右其成败的共同原因；通过分析一国内部利益格局的演变，探究其发展战略变迁的轨迹；通过分析主要历史事件和思潮，为符合历史逻辑的发展方式立言。一国的盛衰不是偶然的。我们可以透过一些历史现象来观察一个时代或一个国家由弱到强或由盛而衰的轨迹。希望本书能为读者“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提供一个宏大的历史坐标；为正确的发展选择提供借鉴。236年来的路线之争
1776年，人类历史上发生了两件当时看似无关，但却共同对后来的人类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一件是亚当·斯密发表了《国富论》；另一件是缔造美国的人们签署了《独立宣言》。这两件事，在后来的岁月里诱发了关于落后国家发展方式的两种不同路线的争论。概括起来就是：对后起的国家而言，是通过自由贸易发展自己还是通过保护主义发展自己？最初，自由贸易的代表是亚当·斯密，而保护主义的大本营是美国学派。
本书就是围绕这场路线之争来展开这200多年的历史的。
美国立国以后有过激烈的路线之争。最初三十年，美国实施的是自由贸易战略，利用农业和原材料的比较优势，拼命要挤到欧洲的经济体系里去，做一个赶集市贸易的农民。后来，在同大英帝国的较量中，尤其是在1812年战争前后，美国精英痛感自由贸易的危害，转而支持保护主义。从此，两条路线的争论虽然持续存在，但是保护主义在美国逐步占了上风。而内战则摧毁了自由贸易最后和最黑暗的利益堡垒。
美国崛起的历史，犹如一幅宏大的画卷，细节如此庞杂而逻辑如此鲜明。其间，围绕路线之争，利益集团彼此争夺国家发展的方向，演绎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和许多几乎沉船的危机。但是，美国终究成了超级大国。太平洋对岸美国走向霸主的历史，对中国有许多借鉴意义。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从本书第二篇直接开始。
这种关于发展道路的争论，后来被李斯特带到了德国，再后来变成了一场世界范围的争论，至今从未间断。
保护主义的作用是多方面的。美国的崛起和德国、日本不一样。这三个国家都实施了保护主义。但是，德国和日本由于国内市场狭小和原材料缺乏，必须走出去，继而同既有国际秩序发生碰撞，挑战了既有体系，最后失败。而美国幅员辽阔，内部市场广大，资源丰富，保护主义不仅保护了民族工业和科技，还在同大英帝国主导的世界体系之间筑了一道防火墙。美国对世界秩序的改造，是在它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以后。美国是和平崛起的，而保护主义（门罗主义）是它的保障。
为什么这个防火墙很重要？本书在第一篇中撇开许多价值口号，详细解构了当今世界体系的利益结构和它的基本目的。在这个体系下，简单地融入，要么大量放弃国家利益搞犬儒主义；要么坚持国家利益而面临大规模利益冲突的可能。中国要和平崛起，需要在中国同现有世界体系之间筑一道防火墙，减少中国同不公正的世界体系之间的冲突；同时，又要避免滑入全球化陷阱，以自己的财富谋别人的发展。
犬儒主义危害甚大。笔者认为一个国家的崛起首先是意志上的崛起。精神可以变为物质。有了意志可以从无到有，意志消沉可以从有到无（参见第三章）。而犬儒主义是意志消沉的表现，危害无穷。以日本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牢记以前挑战世界体系的教训，在20世纪80年代，搞了经济上的犬儒主义。为了避免同既有世界体系之间的利益冲突，几乎照单实施了别人提出的改革和经济政策，最终一蹶不振。对这段历史，本书在第四篇中有详细的演绎，并对美国的战略战术有详尽的分析。我为什么要谈论“主义”？
笔者最早是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提倡者。后来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所见所闻极大冲击了早期的想法。发现走万里路，做万件事，远胜于躲在象牙塔里。一下子多了那么多可以全方位实地观察、体验、研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现实的机会，实在是人生经历的一次跃进。带着关于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浪漫幻想走进新自由主义的“理想国”，相当于一个梦想着风平浪静的游客一下子掉进百慕大的漩涡里。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所带来的冲击和震撼，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
本书多次谈到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许多读者可能会问，“主义”就那么重要吗？其实，笔者何尝不希望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现实世界里——在那里我们少谈主义，甚至不谈“主义”，可以把关于“主义”的对话紧锁在书柜的最顶层里。但是，现实生活充满着利益差异和冲突，许多人就把对利益的追求包装在“主义”的外衣里。“主义”就是利益。所谓“主义”之争，路线之争，其实就是利益之争。关键在于争的是什么人的利益，哪个国家的利益。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时候，避免讨论这个主义，可能就是为了推动与之相关的利益格局。当胡适先生提倡不谈主义不争论主义的时候，其真意未必是不谈主义，而是为了维护占支配地位的利益格局，为了避免谈论对这个利益格局的改造。
全球化思潮是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部分。而新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和自由贸易思潮的延续。所谓“新”是因为它是在长达90多年的社会改造运动中，尤其是在美国“新政”和二战以后逐步产生和兴起的。人类历史上那场持续90多年的社会改造运动的共同特点是，无论东南西北，无论方式如何，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公平。而全球化思潮的目的非常明显，就是要摧毁那些社会改造运动的成果。这个时代背景和它的针对性，决定了它的“新”。比起“旧”，它对社会公平公正的攻击，对社会进步的攻击，对保护主义的攻击，对达成国际公正具体建议的攻击，更加直接而有针对性，更加具体而鲜明，更加激烈而极端。如果说原有的自由主义是右的话，这个“新”的思潮就可能是极右。这是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参见第二章）。本书的头五章对这个思潮兴起的历史有详细的叙述。这套东西，让日本失去了20年，拉丁美洲失去了20多年，让美国和欧洲正在失去它们的10年，我们一定要警惕。构建橄榄形社会，需要橄榄型改革
笔者崇尚个人自由、民主和法治。但是，我们不是生活在抽象的世界里。在市场经济中，任何东西都是有价或有偿的，任何选择和任何行为都需要一定的资源为基础，都有机会成本或直接成本。所以，利益结构是基础。这其实是马克思的方法。一般来讲，那些占有大量资源的集团拥有的自由选择权就比较大。所以，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是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经济基础。笔者提倡“共同的富裕，公平的自由，普遍的民主，自主的发展，强大的国家”。共同富裕是基础。
中国通过几十年的发展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中国经济的风险也在加深加剧。主要有二，第一是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第二是出口导向战略的危机。
破解这两个难题的关键在中国内部，就是推动社会公正，调节收入分配，提振内需，降低对出口的依赖，解决生产过剩，并从利益结构上降低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简而言之，就是要构建橄榄形社会。在橄榄形社会中极端贫困和极端富有者都是少数。构建橄榄形社会需要橄榄型改革。橄榄型改革方略应能达成下面这个目的：它能有力地推动财富和收入向广大的中下层流动，推动中产阶级的形成和扩大，形成橄榄形的分配结果。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构建的是金字塔形或撕裂型的利益格局。推动橄榄型改革需要摈弃这些东西。
中国通过几十年的改革，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比如代表大私有资本利益的利益集团和代表外国资本利益的利益集团，即人们通常称的权贵资本主义利益集团，以及非常弱小的中产阶级利益集团和比较广大的下层利益集团。它们当中，哪一个利益集团是既得利益者呢？当然是那些在改革过程中财富和收入越来越处于相对优势的利益集团。任何一个改革方略都不可能对上述所有的利益集团同等有益。一定要具体分析，谁受益，谁受损，财富向谁流动。
橄榄型改革需要反映大多数人的利益。在任何社会，极右和极左都是少数，如果改革被极右和极左绑架，都是国家的不幸。目前，极右就是急剧拉大财富和收入的差异，极左就是想搞绝对平均主义。而广大中下阶层的最大公约数是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我们应当寻求这个最大公约数。它才是橄榄型改革的基础。橄榄型改革其实也是群众路线。相反的例子是有的，20世纪70年代，拉美许多国家发生政变，实施独裁。它们不顾民意，强制性地在国内推动代表大资本和国际资本利益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改革，用暴力压制所有不同的声音，把国家导入深渊，最后经历了漫长而普遍的不满和暴动。后来在下层人民的推动下，独裁者们几乎遭到全面清算，经济政策几乎全面左转（参见第三篇）。但是，国家已经饱受劫难。警惕政策性致贫
任何社会大规模的利益结构变迁，都不是偶然的成功或失误造成的，而是政策选择的结果。全球化是一个政策性致贫的体制，它导致一国之内财富向精英流动，国家之间财富向发达国家流动，制度性地制造着贫穷阶层和贫穷国家。
一国财富的分配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在国际进行分配，一个是在国内各阶层之间进行分配，二者交织在一起。中国国民财富的大规模流失，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实，是包括发达国家精英集团在内的大多数人都认知的事实。笔者的发现是，国际分配中财富的大量流失与国内的分配不公互为因果——分配不公导致贫富悬殊，贫富悬殊导致需求不足，内需不足导致出口依赖，特殊的出口导向导致财富流失。这就是我们一直反复强调的、困扰中国经济的“铁三角”，在《中国，你要警惕》一书中有详细阐述。不解决国内分配不公，就无法解决财富的大规模流失。在国际国内两个分配层次都不公平的条件下，中国经济的增长很难解决不包容的问题，中国的中下层就不可能摆脱艰难的处境。
本书反对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参与国际分工，并以此制定国家发展战略。它是要把落后当成优势固定下来，让暂时落后的国家，永远处在产业链的低端。有人说，咱们中国工人的工资低，是比较优势，我们要发扬这种优势，就应该继续实施低工资政策；假如我们提高工人工资就失去了比较优势。这种发展方式从出发点到归宿点，都是低工资。这种低成本竞争战略是贫富悬殊的始作俑者。
实施低成本竞争战略的关键就是能否成功打造低收入洼地。过去，推行私有化和破除社会保障体系形成了低收入洼地。私有化的推行导致几千万工人下岗，转制以后工人收入大幅度下降，许多中小私有企业工人的工资在过去十多年中停滞不前，农民工长期低工资，这些有力地降低了工人的直接工资。而在教育、住房、医疗等公共领域的一系列改革，以及农村社会保障的缺乏等，则大幅度降低了二次分配的作用。所有这些，为中国“成功”地打造出了低收入洼地。中国的出口繁荣就建立在这个洼地上。但是，这种“成功和繁荣”却是中下层的“失败和贫困”。（参见第五章和第五篇）
笔者在国际金融体系里摸爬滚打了许多年，亲历和见证了中国经济的繁荣，并为许多人曲解邓小平而不平。许多人打着邓小平的旗号各取所需。邓小平是提倡先富起来和共同富裕的。二者绝对不能割裂。因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另一面，就是让大多数人先（相对地）穷下去。而作为老一辈革命家的邓小平是不能容忍大多数人永远穷下去的。所以，他反复强调最终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才是目的。没有共同富裕，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固化起来，就变成了大多数人永远地穷下去。低成本竞争战略无法实现共同富裕，那些打造低收入洼地的政策措施，比如私有化，只能导致更加严重的贫富悬殊，只能导致内需更加不足，在全球性生产过剩的今天，中国将无法破解出口难题。
本书原名《选择和崛起》，成于经济危机最高峰的2008—2009年之间，带有那个特殊阶段的色彩。几年下来，书中的许多分析和预测，都在现实中演绎着。中国遭遇着出口危机，中国经济不得不转向内需。这为中国实施一定程度的保护主义提供了历史性机会。中国应当通过关税政策、非关税政策、产业扶持政策、国家采购政策、自主技术标准政策、高标准的准入政策，以及汇率政策等等，扶持和保护核心产业，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高收入工作岗位，为创造共同富裕的高收入社会创造必要条件（参见第十八章）。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曹沁颖女士为本书再版所做的大量工作。
曹沁颖女士约我为再版撰写序言。以上文字，记以为序。黄树东2012年4月8日星期日于美国前言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经改变了中国，而且仍在继续改变中国。中华民族正处于历史性的复兴过程中。中国的崛起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大事，也是改变世界的大事。由于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由于中华民族追求国际正义的传统，由于中国巨大的战略潜力，中国的崛起对世界上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意义。世界上不同的人对中华民族的崛起必然持有不同的态度。
国家博弈，利益至上。我们不能希望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会用鲜花和掌声来迎接中华民族的崛起。中华民族不必也不能要求世界上所有的人对自己的崛起都拍手欢迎。无论别人欢迎与否，都无法改变中华民族自己的历史进程；无论中华民族愿意与否，都不能改变别人对中华民族崛起的态度和反应。能改变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的只有中华民族自身。
掌握中华民族未来的是中华民族自己。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中华民族选择崛起，就是选择了竞争，就是选择了竞争对手。在拳击场上，两强相遇，任何人都不能抱怨对手的精明和强大。
中华民族历经了几千年的历史洗礼而巍然屹立。几千年的博弈竞争炼就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雄心和意志，铸就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自信。当今世界，有哪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一样，拥有几千年世代相续的历史，拥有连绵不断的文化？中华民族是数千年博弈的强者。在几千年中，中华民族多少次登临绝顶而一小天下；又有多少次穿越惊涛骇浪而青山依旧！
中华民族是历史的强者。中华民族是清醒的强者。我们不想改变别人，但是我们却不能不了解别人；我们不害怕崛起道路上遍布陷阱，我们却不能不看清那些陷阱；我们不能选择世界，我们却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我们不能选择竞争对手，我们却必须看清竞争对手；我们不能选择别人强加在我们头上的竞争方式，我们却可以选择我们自己的竞争方式，选择对我们有益的竞争方式。中华民族不害怕竞争，但是却不能按别人要求的方式竞争。中华民族不能把崛起的希望寄托于人，不能将崛起的道路置于对手的掌握之中。
拳击对手之间也有握手言欢的时候。但是，握手言欢不能改变拔拳相向的现实。
按照中华民族今天的战略实力，任何对手都不太可能阻止中华民族的崛起。但是，中华民族自己的选择却可能加快或延缓自己崛起的过程。中华民族不必太严苛地要求这个世界，然而却不能不严苛地要求自己。
在历史的长河里，兴衰更替，潮涨潮落。一些国家崛起，一些国家衰落。
一个民族崛起的过程不是国际局势自然消长的过程，而是一个民族奋斗不息的过程。崛起本身具有相对的含义。一个国家的崛起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改写着历史的版图，它意味着国与国之间实力对比的改变，以及这种改变必然带来的国际规则和利益格局的改变。新强权的崛起就是旧强权的相对衰落。
一个民族崛起的过程就是在一定程度上逐渐改变现有国际秩序的过程。不想做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敢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民族不可能在真正的意义上崛起。
支配国际关系的根本原则是国家的利益关系。一个民族的历史性崛起必然受到既成强权的挑战。现有强权对潜在或崛起的强权总是充满疑虑。这不仅是历史的法则也是利益的原则。所以，崛起是一个漫长的艰苦奋斗的过程。它是数代人孜孜以求艰苦奋斗的结果。一个希望崛起的民族，必须放下包袱，丢掉幻想，直面崛起过程中的各种挑战，敢于塑造新的世界秩序。
一个国家的崛起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内部的和外部的，然而归根结底取决于内部因素。有许多国家由于自身的某些原因注定不能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也有一些国家由于自身的原因注定成为世界强国的潜在选手。但是在国与国竞争的格局下，潜质再好的国家也不能自动地成为世界强国。正如条件再好的运动员也不能自然而然地成为世界冠军。
资质优秀的选手不少，但冠军只有一个。
通向冠军的路是残酷的。冠军来自于同对手的竞争，而不是来自于对手的施舍。崛起也是这样。只有敢于争当冠军而又勇于付诸实践的选手才有可能成为冠军。
崛起是强者的游戏。没有一个软弱的民族真正崛起过。对强者而言，有条件要崛起，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崛起。
崛起是智者的游戏。没有一个轻信对手的民族成功过。崛起需要与既存国际秩序妥协，但是妥协界定的崛起必须是公正而持续的崛起。
崛起要广交朋友，善于学习，更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做自己的事，走自己的路。崛起不是照搬现有强权的模式和发展道路。任何模式和道路都根植于特定民族的特点和历史条件。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是注定没有出路的。
学习借鉴必须与自身的国情相结合。学习借鉴不能从一种教条主义走向另一种教条主义。有些人一方面大力破除自己教科书上的教条主义，另一方面又把别人书上的东西奉为新的教条；一方面破除对自己模式的迷信，另一方面又把别人的模式捧为新的迷信。今天中国最大的教条主义，不是我们的教科书，而是所谓的“普世价值”，是新自由主义，是全球化，是几本西方的《经济学》。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熟读几本西方的书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的崛起之路是靠中国人自己走出来的。崛起之路既不存在于别人的书本里，也不存在于别人的建议中。任何善意的建议背后都可能有自身的利益动机或认知误区，而貌似善意的建议背后布满了利益的陷阱。崛起是自己的实践。有些人言必称西方，语必及市场，处处要与国际接轨，其实他们忘了生活的源头在中国，必须从自己的国情出发，与自身的国情相结合。学习借鉴不是目的，建立某种模式也不是目的，目的是自身的崛起。
崛起不是简单地变得富一点，不是GDP量的扩张，不是简单的资源输出，包括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输出。建立在不合理国际分工上的“富裕”，不是中国崛起的道路。富不是强。富而挨打，先进而挨打，乃至丧权辱国，甚至败亡的例子，历史上比比皆是，中外都有。
古罗马亡于野蛮部落，
北宋亡于金，
南宋亡于蒙古，
明亡于清。
罗马的公民社会、罗马的奢靡富有，汴梁的商业繁荣、汴梁的市民文化，西湖的轻歌曼舞、西湖的软语香风，晚明的纸醉金迷、晚明的发达手工，都在强敌的进攻下零落成泥，烟消云散。
谁说只有贫穷才会挨打？
一个软弱而又富有的国家无疑是对强大对手的巨大引诱。一头软弱而肥胖的羊是狼的理想猎物。一个软弱的国家，越富越有可能挨打，越富越胆小，越富越依附。结果是要么服输，要么挨打。这不只是历史的教训。历史的法则也适用于现在和未来。
落后要挨打，贫穷要挨打。富而弱，富而依赖，如果不想做附庸，同样要挨打。
一个强国的崛起是全面的崛起，包括军事的崛起、经济的崛起和文化的崛起。三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军事崛起是经济、文化崛起的前提和保障，经济崛起是军事、文化崛起的基础，而文化崛起的核心则是为强国崛起提供一套独特的价值体系，是意志上的崛起。
价值体系上依附他人，必然导致心理萎靡，意志软弱，自尊丧失。崛起本身是一种进取的战略。照搬别人价值体系的做法与崛起战略格格不入。
纵观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强盛的民族是靠否定自身的历史而崛起的。民族虚无主义托起过哪一个民族的强国梦想？有人忙于盘点我们历史上的某些“失误”，但是同样的一批人，却无视英国“羊吃人”、大萧条，以及资本主义的历史由于制度的原因导致了多少人口的非正常减少。这种选择性的盲点，制造着民族的虚无主义，消减着民族的自信。
这种虚无和自卑是一个民族不能走自己的路的真正原因。要崇拜人民自发地、出自内心地崇拜的民族英雄。那些活在人民心中，活在民族记忆中的英雄，才是指引人们的灯塔。
对自信而强大的民族而言，暂时落后并不可怕。一张白纸可以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关键是要自信自强，把握历史给予的机会。
今天我们就面临这样的机会。
历史长河，大浪淘沙；兴衰相替，环环相因。人类历史到了21世纪出现了几十年未有之大变局。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在自身规律的推动下出现了历史性拐点。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历经沧桑，阅尽兴废，相承不绝。我们曾经把握住历史提供的机会创造出光辉灿烂的过去，我们怎样才能在今天再次把握历史提供的机会，顺势而搏，调整战略，减少损失，再造辉煌，实现崛起？这是每一个赤诚的炎黄子孙都关心的问题。
在正文开始之前，本人特别申明，本书所表达的内容和观点，纯属作者个人的观察和思考，与作者所任职的机构无关，不代表所在机构的观点！第一章 危局和机会——站在历史的分界点上
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是一场体制性危机。只有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中，才能理解这场危机本身和反危机措施的历史含义。在人类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多种原因，新自由主义作为经济实践在人类历史上逐步兴盛。在苏联解体之后，新自由主义作为与政府干预相对立而存在的选择，几乎成了人类唯一有效的经济体制。许多国家先后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新自由主义的实验。美国不仅积极实践新自由主义，而且充分利用其庞大的国际干预能力，大力向其他国家推行这种经济体制，利用IMF、世界银行和WTO干预其他国家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美国更是把世界范围内的新自由主义化，当成在新世纪中能够独霸世界的体制性基础。全球化的实质：美国利益
新自由主义在世界各国的具体表象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共同的命题：市场自由是好的，市场是万能的。在实践中追求所谓大市场、小政府。它认为只有市场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而市场之所以能有效地配置资源是因为产权明晰且有保障。所以，新自由主义的政策目标对内毫无例外都是私有化，市场化，减少政府管制；对外是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的自由化。新自由主义是对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后兴起的大规模政府干预和通过政府干预而达成某种社会公正的“革命”。
美国是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推手。新自由主义是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一项国策和持续的外交政策。新自由主义不是什么“普世价值”，对内是强化资本效率和解放资本盈利冲动的途径，对外是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国家利益、维护霸权的手段。
1981年8月31日，美国总统里根签署了《经济恢复税收法案》。这个法案大规模地削减个人和公司所得税，反映了里根的经济理念，决定了美国未来近30年的经济命运，是美国走向金融危机所迈出的第一步。史称该法案开创了美国经济的“新时期”。这一天被称为“里根革命”的开始。美国从此进入一个减少政府干预，减少社会福利，将公共职能私有化的过程。这是一个市场原则至上的时期。美国2008年危机的许多问题几乎都源于那场“革命”。
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大力输出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在苏联解体以后，美国更是力图以新自由主义来改造世界，改造现实的对手和潜在的对手。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体系的全球化是美国改造世界的两大手段和目的。新自由主义通过看似严密的理论体系向世人证明，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将使每个国家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使每个国家都能公正平等地走向繁荣。这个理论似乎为贫穷的国家解开了繁荣的密码，让许多人沉迷，为美国按自己的方式打造新的世界经济秩序奠定了意识形态的基础。
在新自由主义风靡的时期，美国理想的世界模型是一个金融贸易自由开放的世界体系，资本货物要素能在国际自由流动。在这个世界体系里，民族国家对自己经济的保护、各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经济中公共产业的成分都将被压缩到最低限度；美国在这个体系中将起主导作用，其金融体系作为世界金融体系的中心将在制造财富、分配财富的过程中起支配作用。在这个体系里，国际分工有一个巨大的特点，那就是发展中国家向美国出口资源、货物和服务，而美国则向世界各国出口美元、金融产品和不影响美国安全和竞争力的低技术。这是美国为霸权的长期存在而设计的经济基础。
在这个体系中，美国为中国设计了一个什么位置呢？美国政府和智囊在许多文件中明白无误地指出，要把中国纳入能保障美国利益的格局里。要把中国纳入这样一个经济框架中，必须做到三点：第一，使中国经济依赖美国，至少是依赖美国市场；第二，必须使中国经济走上低技术水平扩张的道路；第三，必须在金融上控制中国。美国认识到，鉴于中国巨大的经济潜力，不把中国纳入这个体系，中国就有可能成为竞争对手。
为了达成这一战略目的，美国做了四件事：一是在中国入世文件中，迫使中国承诺开放银行、金融和资本市场；二是作为交换，美国开放了自己的低端市场，通过市场力量将中国经济引导到低水平扩张的轨道上；三是通过中国承诺的产业开放，打击乃至摧毁中国的自主技术；四是严格限制具有竞争力的技术向中国的转移，完善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只要观察一下美国对中国经济政策的走向，就会看出，美国对中国经济关注的重点从产品市场，到知识产权，到金融体系，到经济体制的轨迹。金融体系的开放和经济体制的改革是现阶段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的重点。
美国在寻求危机出路时，有可能加剧中美两国经济纠纷。而在未来的纠纷中，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中国金融的开放将成为美国重要的筹码。中国在WTO的承诺将成为美国的有力武器。
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另一个更具有战略意义的目的，是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制的全面市场化和私有化。
新自由主义不是普世法则。甚至在美国也不是。把新自由主义、自由贸易当做普世法则的人大概不了解美国发展的历史。
美国立国以后，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奉行经济上的保守主义和外交上的孤立主义。从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部长，到“美国体制”，到林肯，到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这100多年里，保护主义是美国贸易政策的主线。为了保护美国的民族工业，美国的关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高达49％！在自由贸易体系里，商人是主人而生产者是奴隶主。保护主义不是别的，是自然的法则，是自我保存的法则，是自我发展的法则，是人类得以保全最高和最好的前景的法则……为什么？如果保护主义能有益和增进6 300万人民的利益，这6 300万人民的影响将会增进世界上其他人口的利益。我们不能在前进的道路上不考虑整个人类的利益。是的，那些人士说“在你能买到最便宜的地方去买”。当然，这一原则（在那些人士看来）也适用于劳动力。让我给你一条比那些人士所说的好一千倍的信条，那就是保护主义的信条：“在你能获得最高支付力的地方去买”。而且，那个地方就是劳动者的报酬最高的地方。
这不是什么“左派”人士对自由贸易的牢骚，而是美国第25届总统麦金利1892年在波士顿的演讲中的一段话。这段话概括了美国共和党政府的保护主义政策。共和党在从内战到1912年的几十年里，几乎赢得了每届总统选举。
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为了打开海外市场，才把自由贸易作为长期外交政策。这种变化反映了美国实力的变化。这种变化背后的推动力还是美国利益。不对称格局：开放和保护
美国追求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贸易，不是出于对自由贸易的意识形态偏好，而是将其作为维持经济强权的途径和手段。
依靠自由贸易为美国打开国际市场，是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持续国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支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制成品占世界的50％以上，美国必须为剩余产品打开海外市场。美国就是在自由贸易的旗帜下，让大英帝国无可奈何地为美国产品打开了广大的殖民地、托管地和英联邦。到今天，这依然是美国推行自由贸易的根本目的。美国总统布什在2009年的国情咨文中指出：保持美国的竞争力要求我们为美国制造和种植的所有东西打开更多的市场……我们想世界上所有地方的人都购买美国产品。在一个开放的市场和公平的竞争场上，无人能竞争过美国工人。
纵观“里根革命”以后，美国对世界范围的市场开放和自由贸易的谋篇布局无不反映了美国长远的战略意图。美国在推行自由贸易的同时，十分注意保护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这些核心竞争力是美国长期强盛的基础。美国实行的是贸易上的现实主义，对低端产业实行开放，对高端产业则倍加保护。
美国近30年的贸易历史表明，其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底线，是确保美国在高科技和其他关键产业上的垄断地位。套用尼克松的话：“美国必须是第一，美国必须不逊于任何人”。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是不对称的自由贸易。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全面实践始于里根。从里根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奉行的都是这种贸易上的现实主义。一方面用自由贸易、国际条约、国际组织撬开其他国家的市场，打击潜在的产业和技术竞争对手；另一方面，严格保护核心产业。
美国在这方面的成功例子比比皆是。美国通过压迫别人实施市场开放，有效地摧毁了许多高科技竞争对手，并成功地限制了核心技术向其他国家，尤其向中国的转移。
以2005年中国联想花了17.5亿美元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为例。美国有个“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这是一个高层次的委员会，由许多关键的机构组成，包括国防部、财政部、商务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该委员会专门调查外国公司对美国公司的收购案，并授权向总统提建议，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阻止这类收购案。虽然联想收购案最终获得了政府批准，但是联想没有获得任何核心技术。美国为了有效地防止高科技的外流，实施了铁腕一般的行政控制。其惯常手法就是将许多技术、产业和企业列为国家安全的范围。
就核心技术而言，美国不仅不承认市场，而且不承认私有。基于国家安全和核心竞争力的考虑，许多技术的所有者不能在市场范围内用手中的技术最大限度地追求自己利益。在美国，企业、学校、政府都在从事科技研究。一旦有了重要技术突破，政府就要介入。如果是涉及国家安全的技术，将被列入保密技术。任何人包括发明者都不能随便转移。
反思中国，30多年来，不是开放少了，而是保护少了。没有在开放中保护好自己。中国开放30多年，能开放的几乎都开放了或即将开放。中国在出口导向政策引导下，建立了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国市场的开放为中国引入核心技术了吗？中国能用巨额的外汇储备买到核心技术吗？答案是否定的。
如果我们客观地分析一下，在所有开放的领域，中国曾经已经建立的自有技术几乎全面丧失，而且都是在“引进，合作”的口号下丧失的。而那些受到保护的领域，我们还能在原有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我们今天那些真正奠定中国战略实力的技术和产业，哪一样不是在当年“闭关自守”的情况下从无到有发展起来，并在30多年来的开放过程中受到保护的？回顾历史，我们真要庆幸我们没有开放以航天核武为代表的核心工业。中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极短的时间内从无到有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有了自己的汽车和电子工业。今天，我们的国土成了世界汽车博览会，我们的计算机产业成了装配产业。
美国的这种保护不只是政府的行为，也是企业的自觉行为。这30多年里，有一段时间我们在开放市场的同时，把技术转让作为市场进入的一个条件。许多跨国公司在中国开办了不少研究中心。但是，为什么这些研究中心没有什么研究突破？为什么各公司的技术突破都不是在中国的研究中心产生的？对此，我长期不解。在同某大公司顶级人物的一次谈话中我发现了答案。许多人都知道，美国企业把技术分几代：即将淘汰的、成熟的、新兴的和正在研制的。这些大公司在中国研究中心研究的都是即将被淘汰的技术。这位明星人物很自信地说：“（研究中心的）中国人研究的永远是我们要淘汰的技术。他们不可能形成独立的创新能力，不可能挑战我们！”
让别人研究即将淘汰的技术而获得市场进入，并不是什么精明的商业策略，却能轻易地撬开中国的市场。由于中国的入世承诺，现在连这种技术也无法获得。
与中国许多人希望通过开放提升技术相反，美国政府和企业似乎不把技术进步的希望寄托在开放上。美国政府从立国之初就把政府资助科技研究当做一项长期的国策。当时的美国，科技远远落后于欧洲。但是，美国从来没有实施过依赖别人获得技术的国策。如果你建议美国企业通过开放来引进先进技术，对方要么认为你在怀疑他的创新能力，要么认为你缺乏商业常识。美国企业在国内外为了争夺某些技术的专利而不惜耗费巨资长期打官司。现在你寄望于开放而获得他的先进技术。在他眼里，这不是天方夜谭就是商业无知。市场如同战场，有谁会武装竞争对手？
依靠开放提升技术是认知上的误区。必须独立自主。有人动辄要与国际接轨，向美国学习。要知道美国在技术上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有一个由政府和企业资助的、庞大的研发体系，是一个在许多方面瞄准世界前沿并寻求突破的国家。政府和企业资助的许多研究并不直接源于商业动机和盈利动机。如果真要向美国学习，就必须重新高举“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旗帜。通过开放提升技术的想法，是想走捷径，怕吃苦，然而在国家竞争中无捷径可走。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要有毛泽东的勇气、智慧和远见，要“自力更生”加自我保护。没有保护就无法实施自主创新。当然，只要条件允许，通过开放引进设备技术无疑是惠国利民的好事，问题是不能寄望于他人。新自由主义的推动手段：渐变和危机
美国的经济霸权与历史上的其他一切霸权不一样，与其取而代之的大英帝国也不一样。它不是通过殖民地统治，而是通过国际条约、国际组织和机构为自己的霸权建立了一个坚实的法律和制度框架。
这个世界经济模型的制度框架就是WTO、IMF和世界银行，加上华尔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国充分利用其在现存国际体系中的规则制定者的地位和作用。前述三大机构的原型或前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按凯恩斯主义建立的国际经济机构。美国在这三大机构中居于主导地位。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美国主导下，它们逐渐演变为美国干预别国经济和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工具。
在这个框架下，美国依靠渐变和危机两种方式推动新自由主义。
渐变的方式主要是通过WTO来实施的。美国对可能成为潜在对手的国家和可能成为潜在对手的经济体制，在加入WTO的过程中设立了很高的门槛。申请国不仅必须对自己的国家利益做出巨大的让步，还必须对自己的经济体制做出巨大的让步；不仅必须在入世前进行大部分改造，还必须承诺入世后有更深刻更广泛的改造。入世的过程变成了一个被美国用来获取战略利益、重塑别国经济体制和决策者价值取向的过程。美国常常有选择性地为某些申请国贴上“非市场经济”的标签，这是美国惯用的战术手段。被贴上标签的国家往往因此而自觉地站在被告席上，拼命地证明自己。这个证明的过程往往就成了一个自我放弃的过程。这些国家要想加入WTO就必须按市场经济的要求实行彻底的改造。美国市场经济设定的标准和衡量的标准，不外乎是那套新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私有化、市场化、减少政府干预、开放民族市场、开放金融体系。于是被贴标签的国家纷纷将这些药方作为改革的目标。能在短期实现的被列为短期目标，不能在短期实现的被列为长期目标。这是一个通过WTO将新自由主义推行到世界各国的和平演进战略。
进入WTO不仅取决于申请国是否达到WTO定义的“市场经济原则”，而且还取决于申请国给予其他会员国的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准入条件。从1986年中国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席位，到2001年正式加入WTO，花了十多年时间。在这一过程的开始，中国就被定义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实质上由美国主导的WTO“中国入世工作委员会”和国与国双边会谈中的对手，为中国入世设立了很高的门槛，不仅要求中国开放市场，并要求中国大规模地私有化，还要中国大幅度地减少政府干预。中国被要求订立改革的时间表。在每次“中国入世工作委员会”的年会上，中国像被告一样被严厉检查和质询。
仅就市场开放而言，对方的价码越加越高。从最初的产品市场到服务市场；从一般产业，到金融产业，再到知识产权。市场开放的要求直指中国的核心产业。要价的领域从单纯的关税同盟，扩展到非关税手段、法律，甚至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力图通过市场开放达到控制中国关键产业和经济命脉的目的，达到把中国改造成市场经济的目的。这漫长的十多年是中国大批国有企业通过各种方式私有化的十多年，是政府干预大幅度削减的十多年，是社会福利开支相对降低的十多年，是传统社会服务功能被产业化、市场化的十多年。在这十多年中，大批国有企业职工被迫提前退休和下岗，大批社会成员失去医疗退休保险，大批贫困家庭不堪教育重负。这些巨大的社会代价是中国加入WTO的入场券。
中国在入世文件中承诺了超过既有成员国和其他入世国所承诺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中国加入WTO的文件是一个不公平的文件。这些过度的让步，给未来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外部隐患。我每次读到有关文件，都不得不扼腕叹息。这个文件，立下了撤除中国经济保护的一个时间表。
在重温中国入世历史时，我发现中美两国的一些人之间有一种惊人的相似：都希望通过开放，通过WTO推动中国内部的市场导向改革和私有化。这一点令我十分不解。中美当然有许多共同利益，但是也有自己独特的甚至彼此矛盾的国家利益。在不同的国家利益方面，在事关中国经济体制和长远经济利益方面居然有如此相同的里外一致的共识！
我百思不得其解。
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我有时候会突发奇想，也许正是这种共识导致了（中国）有些人自觉地做出了关于巨大利益让步和放弃自我保护的承诺。也许有人认为这种不平等的责任是推动中国跳上市场改革快车道的唯一途径；也许有人认为这种签署国际文件的方式是强制性克服内部市场改革阻力的最佳方法。
不过这种让步带给中国的危害将是长远的。阅读美国历史，我还没发现美国在什么时候在非战的情况下，这样大量地放弃国家利益。这一纸文件，无疑给今天的中国对付世界金融危机带来许多困难。
后来在俄罗斯入世的过程中，对方打算复制俄版的中国过程，企图压迫俄罗斯开放石油和金融等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允许外资进入。这些要求显然不符合普京的治国理念，于是双方争执不下。最后俄罗斯发现以对方开出的条件加入WTO不符合国家的长远利益，决定将加入WTO从国家的政策优先选项上删掉。纵观俄罗斯的战略思路和历史教训，这种选择不是以退为进的战术手段，而是看穿对方底牌的战略调整。俄罗斯要改革世界经济秩序。
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另一个战略就是危机介入。在这方面IMF和世界银行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新自由主义作为人类经济体制的一种实践，尽管曾创造过短暂的繁荣，迄今为止还没有成功的例子。那些不遗余力和被迫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都先后陷入经济危机。其中影响深远的有拉美危机、亚洲金融危机、日本金融危机和长期的经济停滞。美国作为当代新自由主义的坚定推行者，每一次都将危机当成进一步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绝好机会。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宣言的“华盛顿共识”就是针对拉美危机而提出的。在过去三十几年里人类发生了许多金融经济危机。这些危机发生的根源各异，而美国和IMF为危机国开出的药方却千篇一律：进一步市场化，进一步减少政府干预，彻底私有化，大力削减公共支出，削减政府开支。这是一个让危机国通过进一步实施新自由主义的方式，来处理经济危机的战略选择。虽然这些药方往往不是缓解而是加深了危机，甚至导致社会动荡、政权更替，但危机国迫于经济的、政治的压力却别无选择。对美国来说，这些国家的经济动荡对世界经济金融体系并不带来体系性威胁，反而为外力介入的经济改革创造了条件，使新自由主义得以加速植入。新的国际分工
和平渐进战略和危机介入战略使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张，成为一种世界性浪潮。美国在这一浪潮中的战略利益是显而易见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挟新自由主义的浪潮在两霸对抗中不战而胜，在与许多潜在对手的交往中巧妙地将对手纳入自己的战略体系并让其为自己的战略买单。
在新自由主义鼎盛时期，美国最具竞争力的是美国的金融产品和尖端科技。一方面，美国将美元和美国制造的金融产品输往世界各国；另一方面，实施选择性的市场开放，大量输入世界的廉价产品。
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就是追逐利润和回报。美国以其独步世界的金融体系和创新能力，不断向世界推出层出不穷的新产品以满足世界各地的这种逐利的冲动。作为这些产品的制造中心，美国和华尔街得以吸引大量的世界资本。这些金融产品作为优质产品进入了世界各国的金融血液里。这些产品具有的高回报低风险幻觉，使其有极大的瘾性作用。在进口了这些金融产品后，世界各地对这些产品产生了更多的需求。世界的资本就这样源源不断地流进美国。美国的金融制造业就这样为世界编造了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金融网络。世界各国的货物通过这个网络源源不断地输往美国而获得美元，而这些美元和其他资本又通过这个网络源源不断地流回了美国。美国当初为了进口而支付的美元在世界周游了一圈后又回到了美国。美国的金融体系像变戏法一样使美国免费获得了世界的货物。在这段时期美国通过这种体系吸引了世界外贸盈余国70％的储蓄！我们中国就是这样的国家之一。这就是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为美国带来的竞争力。如果你不了解这种竞争力的威力，你就应当看看发展中国家是如何得到外资的。有些国家为了吸引外资不得不做出许多让步，出让许多经济利益，甚至不惜损害民族产业以换取外资。往往是引进一笔外资，倒了一批民族工业。外资进入，民资退却。我们中国以各种方式在30多年里引进了几千亿美元的外资，而我们却以极其低廉的价格为美国提供了超过3万亿美元的储蓄。
到了21世纪，美国的这种金融出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以债务证券化为例，美国依靠其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推出了大量的金融创新产品。它通过将消费者债务、房屋贷款和别的贷款捆绑在一起的方式实行证券化。这种证券化产业成了21世纪美国最大的出口产业。根据美国证券业和金融市场协会（Securities Industry and Financial Markets Association）公布的资料，从2001年到2007年大约有27万亿美元的这类债券被出口到世界各地。美国2007年GDP约为13.7万亿美元。这项“出口”相当于美国GDP的2倍，相当于中国GDP的8倍多。那是多少个玩具、多少件成衣、多少双鞋？国际金融体系和信用霸权
自由贸易的扩张带来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经济的货币化或信用化。以中国而言，市场经济推动的结果就是许多以前不通过市场交换的物品和服务现在都要推到市场上流通。而流通的媒介和手段是货币。这个货币是广义的货币。市场经济发展得越深刻，这种货币化的过程就越广泛。中国是这样，自由贸易扩张迅速的世界经济也是这样。经济货币化导致了经济的信用化或债务化。到了最后，经济的增长必须依靠货币和信用来推动。就世界而言，有人估计，GDP每增长1美元，信用必须增长4～5美元。以中国为例，在1978年以前，政府对货币发行、信贷增长有严格控制，而且经济的主体不是市场。在那样的条件下，经济增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依赖货币和信用增长，但是远远没有达到今天的程度。以2007年为例，中国经济增长11.3％，而M2的增长高达16.7％。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每增长1％，M2要增长1.48％。M2的增长速度比GDP的增长速度高48％。M3的数量则远远大于这个数目。可见货币信用对GDP的重要性达到什么程度。
在这种情况下，信用萎缩导致经济萎缩。充足的信用是经济发展的基础。
在这样一个货币化、信用化的经济体系里，劳动和自有资本本身在社会财富分配中所占的比重急剧下降。那些能够筹措资金、运作资本、运作信贷的个人、企业和国家在社会财富分配中的地位越来越高，更重要的是那些能够制造信用的个人、团体和国家则处于财富金字塔的顶端。创造信用，拥有创造信用的权力是支配社会和世界财富分配的最佳手段。如果一个人、一个阶层、一个国家占有了创造信用的垄断地位，则该个人、该阶层、该国家将会在财富分配中占据主导地位。有鉴于此，世界经济的竞争最激烈的部分就是信用垄断和信用霸权的争夺。
就美国国内而言，为了成为信用创造者，通过提供信用而在世界财富分配中占有越来越大的份额，美国的金融体系走上了极度信用扩张、极度杠杆运作的道路。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银行改革、金融自由化、华尔街的自由化为这种信用扩张提供了体制性条件。
就世界范围而言，并不是任何国家都可以获得信用霸权成为信用帝国的。只有本国货币成为世界货币的国家，才有可能成为信用帝国。不管你有多先进的技术、多先进的管理、多周到的服务，只要你的货币不是世界货币，你就不可能成为信用帝国。美国是信用帝国，因为美元是世界货币；只要人民币不是世界货币，中国永远不可能成为信用强权。信用一方面是资产，另一方面是债务。对世界货币国美国而言，它制造的信用是美元，是美元贷款、美元资产，其回报也是美元。而美元是世界上的“硬通货”。这个硬通货的背后是军事霸权。军事霸权能保证你的货币、你的资产、你欠别人的债务，不会因为外敌的入侵而灰飞烟灭；保证你是投资的安全天堂。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国家才会大量购买你的金融产品。
美元就是这种依靠军事霸权的“债务”。比如中国拥有3万多亿美元的储备，实质上是美国欠了中国3万多亿美元的债务。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也是世界信用帝国。但是，由于金本位和固定汇率制度，那种信用帝国必须以黄金来支撑。到了1956—1965年美元面临极度的危机。最后，美国废弃了黄金本位，为美国无限制地制造信用创造了条件。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重生产轻金融的体系。它的特点是固定汇率，美元中心，政府间对外汇、国际资本流动实行严格的管理。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不再在生产上居于垄断地位，日本、联邦德国、其他欧洲国家通过重建逐渐成为美国制造业的对手。这时候美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开始转向世界金融，认为金融垄断和开放世界金融体系是在新条件下延续美国霸权的重要条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生产了40％以上的世界制造品，而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打开了欧洲和日本的产品市场。美元与黄金脱钩，解放了国际金融资本，为美国的信用产品打开了世界市场，使美国得以无限制地创造信用。美国从此登上了信用帝国的宝座。
美元作为世界货币还仰仗石油美元。美元虽然与黄金脱钩，但是却获得了石油的支撑。这种以他人的石油来支撑美元对美国而言是免费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石油的支撑比黄金更具有战略意义。
市场化、信用化的结果，使一个开放的、自由的全球性世界金融体系居于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使控制世界金融的一方得以追求最大的利益。
经济货币化的结果，使一个国家的财富偏向于控制信用和资本的个人和集团；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使财富的分配偏向于在资本信用等方面居于支配地位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将在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中操作世界财富的分配。
这就是为什么，一方面美国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竭力推动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又竭力通过世界金融体系的自由化维护自己的金融中心地位。
美国改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第一步就是对世界金融体系的改造。1971年的“尼克松震荡”开启了国际金融自由化过程。而“里根革命”则开启了美国金融体系的自由化。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不仅逐步放开了既有的银行金融体系，而且还以放任自流和积极鼓励的方式发展起了一个“影子银行体系”。
美国作为世界金融输出中心涌现了大量的廉价资本。廉价资本加上金融体系的自由化，极大地加剧了美国消费者和金融企业的金融杠杆运作，急剧地推动了资产规模的快速增长，吹大了美国的资产泡沫。为了在世界财富的分配中占据更大的份额，美国金融资本加剧了杠杆运作和信用扩张。以华尔街为例，在鼎盛时期，华尔街五大银行运作的总资产高达3万亿美元，几乎是自有资本的30～40倍。这些泡沫化的资产被出口到世界各地，为美国吸引了更大规模的资本，成为美国进一步加工新产品的廉价的原材料。这样循环往回，美国出现了信用扩张、资产泡沫、经济虚拟化。作为这场信用扩张的市场基础之一，是不受政府管制、高度放任的影子银行体系。这个影子银行为美国的证券化产业提供了资金渠道，为美国金融机构、消费者个人的杠杆运作提供了融资渠道。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廉价资产，以及没有政府干预的融资市场——影子银行，导致投资者过度乐观，低估风险。在一段时间内，美国金融体系的这种高度杠杆运作导致了巨大的超额利润。巨大的超额利润对世界各地的资本起到了巨大的示范效应。世界各国金融界纷纷效仿或试图效仿美国的金融体系，纷纷自由化自己的金融体系，放松政府管制，纷纷走上了过度扩张的模式。
这种过度的信用扩张最后导致了危机。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表面上看，是美国当初出口的那些优质金融产品露出了原形：原来都是假冒伪劣产品。由于这种假产品已经流入了世界金融体系的血液里，并通过自由的世界金融体系而循环到全世界。在这种危机面前，投资者不知道谁被传染了、谁没被传染，干脆罢市并冻结所有的信用。这就导致了流通性萎缩、信用萎缩和信用冻结。就如你面前有10个人，你被告知其中有一个染上了艾滋病，但是不知道是谁。你一定会回避所有10个人，对10个人都不相信。在金融市场里，这种回避行为的结果就是信用危机，就是信任危机，就是诚信危机。所有金融体系都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一旦这种信任丧失，金融体系的基础就受到了威胁。信用是经济的润滑剂。特别是在信用发达的经济体系中，经济几乎就建立在信用上。信用的崩溃往往会导致经济的崩溃。这就是这场危机的严重性。
不良资产损害了世界金融体系的偿付能力。金融机构的性质是杠杆运作。不良资产导致资产减损，资产的减损导致自有资本的减少，最后可能导致金融体系的破产。
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体系和金融自由化，是资本在自由放任的情况下过分逐利的结果，是资本与劳动间分配不公平的结果。历史性衰退
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在解决危机时采用的方法完全有别于它曾经为面临危机的发展中国家所开出的药方，也完全有别于新自由主义。美国政府的拯救措施就有鲜明的政府强势干预的特点：部分国有化，加强政府直接干预，增加政府开支，抑制市场力量。更重要的是，这些政策源于信守新自由主义的布什政府。新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是美国当前经济危机的主要根源。美国的决策者知道，继续新自由主义的政府不干涉政策，美国将滑入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那样的深渊。
其实，在美国政府处理危机的过程中，也不是一开始就确定要放弃新自由主义的教条。美国最初力图在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框架内来解决危机。危机爆发时，决策者不认为这是新自由主义的体制性危机，而认为这不过是一般经济周期中的衰退，从而选择了新自由主义的传统反危机政策。退税、降息、增加货币供应量等。和任何正统的新自由主义剧本一样，其中以货币政策为主。布什政府一开始就让货币当局在反危机中扮演主角。随着危机的深化，信用萎缩进一步恶化，短期资本市场进一步冻结，并开始出现体制性危机的征兆，这时，政府，尤其是货币当局，加深了干预的程度，开始启用一些非传统的货币政策手段，期望解决信用萎缩的问题。这个时期，政府对危机的判断依然停留在传统的流动性危机上。出发点是如何帮助企业和世界金融体系度过流动性危机。从这个角度出发，美联储创造了一些新的非传统的政策手段，极度增加了美元的供应量，目的是解决金融体系内的流动性困难。这个时期虽然有行政当局的微观干预和部分金融企业的国有化，但是政策的主要目的还是如何增加流通性，政策的主要框架还是新自由主义，依然停留在货币主义范围内。在这一时期，政府依然幻想市场机制的自愈能力，还力图在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下解决危机。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决定让雷曼兄弟破产的原因。雷曼兄弟破产是市场法则的选择。雷曼兄弟破产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这种放任的市场行为急剧恶化了危机。雷曼兄弟不仅为美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也给世界其他国家带来近3 000亿美元的损失。更重要的是，雷曼兄弟摧毁了当代市场原则的基本信条——互信。在经济危机中，和任何社会危机中一样，当市场自身无法解决自己的问题时，人们把政府当成最终的依赖。随着雷曼兄弟的倒闭，投资者的信心被彻底摧毁了。投资者发现，没有任何力量会保障其投资的安全，市场不会，政府也不会。于是，信用进一步收缩，银行间的不信任进一步增加，资本市场几乎全面冻结。美联储数以万亿计的增发货币进入不了真实经济里。为了对付急剧恶化的危机，货币当局加大了流动性注入，行政当局也开始进一步走到前台，宣布了拯救计划，决定政府出资购买金融企业的不良资产。但是，这项购买以不良资产为主的拯救计划虽然开始突破新自由主义的框架，但其本质依然是一个解决流动性危机的计划。然而这次危机早已演变成金融体系的支付能力问题，是市场体系本身脱节的问题。当这个计划最终在美国国会通过后，人们已经看到了这项计划背后的错误判断。人们开始恐慌，危机进一步深化，信用进一步萎缩，银行间的信用也进一步冻结，美国股市连续8天下跌。在这个时候，决策者才发现，必须跳出新自由主义的框架。在这个时候，G7和G20开会，寻求国际合作。在这个时候，英国率先宣布将部分实施银行的国有化。英国首相宣称“在不确定和不稳定时期，我们必须是人民可以依赖的坚定磐石”。到此，美国决策者终于认识到，国有化，哪怕是暂时的国有化才是出路。美国宣布对部分银行实施部分“准国有化”的政策，开始用优先股的方式直接向银行注资。这种注资，为日后将优先股转化为普通股提供了条件。新自由主义开始在美国退却。在美国，新自由主义始于里根，所以有人称这是里根主义的“死亡”，亦即新自由主义的死亡。
在2008年反危机过程中，美国用行动体现了私有权的有限性而不是私有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在救市的过程中，政府考虑的是体制性风险，而不是部分股东的利益。例如，美国财政部为了防止房贷市场的崩溃，决定为两房公司各注入1 000亿美元的资本，从而占有公司79.9％的股份。两家股票应声下跌了90％。这一决定不是股东的决定，也没有通过股东大会，是政府强制性的赎买。为防止美国国际集团（AIG）危机的扩散，美国财政部决定强制性为AIG提供850亿美元贷款而占有AIG79.9％的股票。AIG股票一天跌落79.9％。AIG的大股东们刚开始时反对政府的这种强制性贷款，决定联合起来自行筹资以取代政府贷款。鉴于AIG的体制性风险，政府坚持要发放贷款。华盛顿互助银行零售银行部分被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以1.5亿美元的价格卖掉，而且卖掉的收入进入FDIC。美国财政部的7 000亿美元拯救基金中有2 500亿美元被用于为银行注资。其思路已经明显，就是通过对问题较少的银行注资，注资银行再在政府的帮助下以低于市价的价格收购不良银行。
为了寻求危机的出路，美国选择了新的总统。这一选择开启了美国一个新的时代。中国的机会和挑战
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于美国复兴，短短的几十年后又在美国受到重挫。美国向世界各国竭力推销的经济体制，在自己国内遇到了危机。美国欲借以在这个世纪内独步世界的战略和体制受到了挫折。国际金融的自由化道路已经中断，可以预见，国际金融体系将有更多的规范、更多的管制。国际金融体系的这些变革，必然会导致国际贸易的变革。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不可能也不能再由新自由主义任意挥洒。人类历史的浪潮在这里改变了方向。自苏联解体以来，人类第一次有了可以重新选择国际经济体系的机会，许多变革中的国家也第一次有了可以理性反思改革方向的机会，第一次有了重新思考自己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的机会。我们虽然不知道未来国际经济秩序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们知道了它不会是什么样子，应当不是什么样子，我们看到了参与构架未来新秩序的机会。
这是一个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所未见的大变革时代，是一个给中国带来了60年来未有之机会的年代，给中国带来30多年来未有之挑战的年代。这个年代给中国提供了崛起的历史性机会，也给中国带来了历史性挑战。新自由主义在它的故乡破产后的今天，那些将市场、私有制、自由贸易、金融开放绝对化的理论和方向理所当然地受到了质疑和挑战。自今以后，中国应当全方位地反思自己的经济改革，全方位地反思自己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积极介入新的世界经济秩序的建立。中国的选择应当为中国人民带来最大的福祉，中国的选择应当是中国人民自己创造的结果，中国的选择应当成为中国崛起之路。第一篇 谎言崇拜——一个时代的通病任何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都是建立在自己的价值体系上的。一旦这种价值体系崩溃，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也会随之崩溃，导致国家利益大量丧失。几十年以后，当人类谈论21世纪初期的大衰退的时候，人们会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终结作为这场大衰退的历史定位。人类历史往往在灾难中走出迷途。一种误导人类的观念，在与财富和权势的结合下可能被包装成人类的终极真理，从而成为一段时间的主流意识。这种短暂的主流意识往往具有长久统治历史的愿望。只有当这种主流意识演绎出了一场历史性灾难的时候，它才会从崇拜的神龛上跌落到世俗的尘埃里。
这场灾难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战略的全面破产，是人类抛弃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开始。在过去几十年里，历史的钟摆被一部分人强制性地推向灾难的一方。现在历史正在用自己不可抗拒的规律，将它的钟摆向另一方矫正。
但是，历史毕竟不是钟摆。历史的法则需要人的实践来实现。为了矫正历史潮流的方向，我们必须首先反思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历史性谬误。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是全球化崇拜。其核心都是丛林法则。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是全球化的基础，而全球化又是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自然延伸。了解全球化要从了解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入手。
全球化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是资本将各个国家的市场经济整合成世界市场经济的过程。了解全球化的历史，要从了解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历史入手。历史是现实的最好诠释。忘记了历史的人，最终要被历史惩罚，要被以历史的名义推销自己利益的那一部分人戏弄和惩罚。第二章 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图腾的升起
全球化、新自由主义能够成为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风靡世界的主流思潮，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20世纪80年代之间，人类追求的不是新自由主义所代表的价值体系。作为一种世界潮流，当时人类追求的是公平和正义，在经济上追求的是通过政府对经济的多种形式的干预而实现不同程度的公平。然而，同任何历史时期一样，对于公平的追求受到了严峻挑战。在西方经济学体系内部，这种关于公平的历史争论主要体现为两个经济学派的争论。有人转换历史话题，将这场争论转换为关于自由和效益的争论，那种关于政府干预既没自由又没效益的命题开始逐步形成。这两个虚假的命题认为，政府干预带来的公平是社会进步的障碍，而不公平是社会前进的动力。这些虚假的历史命题成了新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是全球化的核心价值。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之所以最终风靡世界，得益于美国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两件事。这两件由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分别主导的不太引人注目的事，终于让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成为一部分人的信仰。公正和平等：前全球化时代的信仰
无论怎么包装，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都不是一种科学，而是一种信仰、一种崇拜丛林法则的信仰。这种信仰是如何被推上原教旨主义圣坛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丛林时代之前的历史。
其实丛林法则并不是什么新的信仰，是原始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基本特色。那种原始的资本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中受到生死考验。在整个20世纪，没有任何一个体制（法西斯除外）为自己的社会和人民带来过如此漫长而巨大的伤害。30年代的大萧条使西方经济实践的钟摆开始向左偏移。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原则受到了普遍怀疑，资本放任的自由受到普遍限制，传统的市场体制逐步让位于普遍的政府干预。自由市场经济历史性地退却，政府干预历史性地上升。凯恩斯主义逐步成为西方的正统。凯恩斯理论、经济政策、体制性改造形成了“凯恩斯共识”。这个共识的核心就是市场经济不能自动趋向均衡，政府必须通过干预在资本和劳动者之间实现某种平衡，实现某种公正和平等。
以限制资本自由为特点的政府干预开始成为西方的历史现象。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公正开始受到重视，资本的效率不再是财富创造和分配的唯一动力和判断标准。在追求经济效益和公正平等的过程中，政府的干预和规范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不只是经济的服务者，而且也是经济的管理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模式成了欧洲重建的基础。战后建立的以“美国—欧洲”为中心的国际经济体系，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就是按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而设计的，体现了西方对30年代大危机的历史性反思。那种体制严格限制了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
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在西方几乎人人自称是凯恩斯主义者。只有极少人公开宣称市场必须是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的唯一决定者；企业必须被赋予完全的自由；政府必须减少对经济的干预；经济模型必须是“大市场，小政府”。
在新自由主义兴盛以前，除了一部分国家实施计划体制外，西方集团早已形成了政府干预、政府管制的混合经济体制。许多国家甚至实行大量的国有制，通过一系列社会福利政策来保护劳工的利益，通过一定的法律法规和政府干预来限制资本的权力。政府干预、社会公正、社会福利等口号在西方逐步成为主流。在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下，美欧实施了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在诸如教育、失业、养老、健康诸方面为全社会提供不同程度的保障。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充分就业，而不是“资本的效益”。
这种公正和平等的历史潮流同时也体现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政治经济舞台的中心议题既不是全球化，也不是新自由主义，而是贫富不公和“南北关系”。而寻求解决这种不公的途径不是依靠资本的全球化。那是前殖民地国家和其他新兴国家由于共同的历史遭遇而有高度认同感的时期，是第三世界联合起来争取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时期。与其交织在一起的是两霸对抗和西方体系内部对美国挑战的时期。
这种思潮一直延续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不结盟运动，以及后来在此基础上扩大的77国集团，在南北对话和南北谈判中通过联合行动，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解决不平等问题是当时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要诉求之一。当时的国际潮流是追求平等和公正，是发展中国家通过斗争寻求公正的时代。
这种“平等和公正”的议题不仅左右着国际政治和经济议题，也几乎左右着许多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议题。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平等和公正”是社会经济政策和体制的价值基础（随着对这种价值的否认，计划体制全面退却）；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平等和公正”是推动社会变化的主要动力；在西方内部，追求公正和平等的运动风起云涌。
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改革思潮风行，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工会力量日渐强大。当时由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席卷美国。在反对因性别、种族和贫困导致的社会不公正运动的推动下，美国总统约翰逊推出了“伟大社会”的社会计划。这项计划的目的是通过一系列社会政策，缓和美国社会严重的不平等不公正现象。英国也进行了一系列教育和福利改革，旨在缓和社会不公正的现象。
不仅政治社会思潮如此，“不平等”和“不公正”也是那一代主流学者们探究的主要议题。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相关理论，提倡国际和一国内部的“平等和公正”。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世界主流特色之一就是在国际关系中追求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和公正；在一国内部追求各阶层间的公正。这种平等和公正，不是后来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推行的“过程平等”，它追求的是最后分配的相对公正（不是绝对公正）。这种相对公正是要在承认和接受不公正的前提下，营造一个让弱势群体和弱小国家都尽可能获得最大优惠的体制环境。
这种追求公正的思潮反映在经济体制上就是政府干预，反映在国际经济秩序上是政府对资本流动的限制。总之，那是一个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受到限制的时代，是一个认为资本理所应当受到限制的时代；那是一个弱者联合在一起寻求社会公正的时代，是一个能理直气壮地寻求社会公正的时代；那是一个反对南北两极分化、反对旧有国际分工的时代，是一个能理直气壮反对南北分化、反对旧有国际分工的时代。
平等和公正是写在那个时代许多国家旗帜上的主要原则，是那个时代大多数人追求的目标，平等和公正是历史的良心。
然而，平等和公正这些抽象的价值，必须建立在具体的经济体制和国际经济体系上面。公平的体制要建立在体制的公平之上。
所以，那个时代的主题是寻求并建立一种得以保障这种公平的世界体系，这是人类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几十年中探索的主要目标。这种通过体制而实现公平的思潮在80年代初期的《勃兰特报告》（Brandt Report，1980）中得到具体的体现。
在信奉全球化自由贸易的今天，没有人记起曾经风靡一时的《勃兰特报告》。勃兰特是联邦德国前总理，《勃兰特报告》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个独立委员会的研究和政策报告。这份报告指出：“新世纪即将来临，伴随她的是新的文明”。其中不无忧虑地提出：我们能够开始为崭新的人类秩序打下基础，让人们和国家间形成一种合理的关系吗？我们能够开始建立一个新世纪，在那个新世纪里分享公正、自由和和平将压倒一切吗？《勃兰特报告》描写的是那个时代的主要议题。而且它进一步指出，南北间存在巨大的贫富悬殊，而这种贫富悬殊的原因是世界分工。北方因生产制造品而富，南方因生产原材料而贫。所以，它认为打破旧有的国际分工，打破北方对高端产业的垄断是消除南北差距的必要条件。《勃兰特报告》指出，打破旧有的国际分工是实现世界公平的必要条件，而全球化则认为加入这种国际分工是发展中国家走出贫困陷阱的必由之路。两个时代的差异就浓缩在这一点上。
公平从来就是相对的和具体的。20世纪80年代以前对公平的追求，是以限制资本为中心环节的。虽然当时对资本限制的方式和程度在不同体制下有不同的表现，在深度、广度和实质上都有差异，但是，那时候的历史共识是公平必须通过限制资本而实现。对资本自由的限制，是人类寻求公平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公平就是资本不能不受约束地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公平就是对资本绝对自由的丛林法则的否认，一种从体制上的否认。所以，这种对公平的追求一开始就受到强烈的反对。公平和非公平的论战从而成了那段历史往事中最大一桩公案，一桩足以影响历史，而且影响了历史的公案。
抽象的价值诉求比不上具体的体制诉求。追求公平必须通过建立体现公平的体制而实现，而去掉公平则必须通过拆毁体现公平的体制而实现，通过去掉限制资本自由的体制而实现。追求公平的人们要寻求实现公平的经济体制，而反对公平的人们则要寻求拆毁实现公平的体制，而这种体制之争最后集中在市场之争。这是了解那桩历史公案的钥匙。丛林法则对公平的侧翼进攻
对资本主义批判最彻底的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认为，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解决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根本出路是彻底变革。关于马克思主义，我们中国的读者已经非常熟悉。我们在这里将主要讨论西方内部关于公平的一场经济学争论。
上述寻求公正和平等的历史潮流，一开始就受到另一种思潮的反对。这种思潮和历史上所有貌似公正的思潮一样，强调程序的公正和过程的公正。本来程序和过程是人类追求自己福利的手段，但是这种思潮认为手段就是一切。只要手段是公正的，结果也就是公正的。我们且不讨论程序和过程是否会真正公正，即使过程是公正的，结果有时候也是不公正的。你把狼和羊放在一起竞争，程序公正至上的理论认为，狼吃掉羊是公正的。
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认为，为了经济增长牺牲几千万人的利益依然是公正的。
代表这种思潮的经济学就是后来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这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要推动者就是芝加哥大学的哈耶克和他的学生弗里德曼。前者是奥地利学派的代表，后者是货币学派的创始人。他们的共同点是极度反对政府干预，信奉市场万能。
哈耶克和弗里德曼是新自由主义的老前辈和大腕，是比许多“经济学家”懂得策略的经济学家，懂得在经济理论辩论中，人类的伦理底线不能直接挑战，至少不能大规模挑战。可能他们明白，两军对垒，有时候正面进攻可能遭遇强大的反击，而精心组织的侧翼进攻则常常能取得惊人的成果。所以，他们将公正和平等这些中心议题放在一边，而从个人自由和政府干预入手，来间接否定这些中心议题。从市场万能的角度来掏空公正平等的经济体制基础。
后来证明，这种侧面进攻的战术，为他们的经济学说带来了不少科学的色彩，并为推动他们理论的后来者扫清了不少障碍。
这种思潮所推销的本来是丛林法则，却通过转换历史话题，把这场争论变成关于自由和效益的争论，并把自己打扮成自由和效益的代表。这是了解那场历史争论的关键。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所有对公正的进攻都是在自由和效益的口号下进行的，而几乎所有对公平体制的进攻都是以不自由和低效益为切入口的。
哈耶克被认为是传统自由市场经济的捍卫者，是使西方经济体系从凯恩斯回到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影响者之一。20世纪80年代三大新自由主义的实践者之一的撒切尔夫人就是哈耶克的信徒。在凯恩斯刚兴起的时候，哈耶克就与凯恩斯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辩论的焦点是个人自由和政府干预的关系。哈耶克认为，凯恩斯主义将会赋予国家过多的权力而导致社会主义，导致对个人自由的干预。
哈耶克出生于奥地利，后到了美国。到了美国以后，和弗里德曼组织了一个人数极少的讨论小组，这个小组获得了美国许多大资本的慷慨解囊，他们二人的许多思想都是在这个小组中产生和传播的。我不敢推论，是不是这些大资本早就看好了这个小组是一只优异的代表自己利益的潜在股。
弗里德曼和哈耶克一样，信奉绝对的个人自由，从绝对的市场自由出发，反对干预政策。了解货币学派的最好办法是把它与凯恩斯主义作一比较。凯恩斯认为市场经济在短期内不可能自动实现均衡。虽然他承认市场经济在长期中具有自我均衡的功能，但是，他补充说，“在长期中我们都死了”。他似乎对市场经济玩了一把具体否定抽象肯定的游戏。而弗里德曼则认为市场是万能的，市场而且只有市场才永远有自我均衡的能力。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兼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就此指出：他太过容易地宣称市场经济永远有效而且只有市场经济才会有效。要发现弗里德曼承认市场经济可能出错或者政府干预可能服务于有用的目的极其困难。
这种关于市场能否实现自我均衡能力的争论不是一般的学术争论，这种争论背后有非常深刻的体制判断和历史含义。西方经济学认为，一种经济体制是否有效益关键在于它能否实现自我均衡。实现自我均衡达到资源的有效利用是他们判断经济效益的唯一标准。凯恩斯对市场经济的具体否认，实际上是说，市场经济是无效益的至少是低效益的。而弗里德曼则认为市场是有效益的而且是唯一有效益的。按凯恩斯的观点，政府干预是实现效益的必要条件，而弗里德曼则认为排除政府干预是实现效益的必要条件。
所以，凯恩斯和弗里德曼争论的焦点是政府和市场与经济效益的关系。这种基本判断上的差异导致了对政府干预的不同解读，得出了一系列不同的政策建议。
凯恩斯认为市场无法实现自我均衡而有危机倾向，所以政府干预是反危机的重要手段。一句话，没有政府就没有均衡，就没有效益。在凯恩斯的经济框架里，政府干预是实现效益的必要条件。这种结论，显然与新自由主义的所谓“小政府”背道而驰。
凯恩斯还暗示没有公平也就没有效益。公平和效率在凯恩斯的论述里不是一个明显的话题，但是他的理论框架让人认识到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率。凯恩斯在其《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关于工资有完全不同于古典主义的论述。古典主义描述的市场经济是强者通吃的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劳动者必须在经济自动趋向均衡的过程中付出沉重的代价。它们将经济的周期和衰退的责任推卸给劳动者，认为高失业率和经济不景气是因为实际工资太高。所以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必须降低实际工资。实际工资降低，利润上升，就业增加，经济复苏。按照这种理论，在自由市场经济里，劳动者必须而且必然为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买单。而凯恩斯则完全相反，认为在经济不景气时降低实际工资，会导致总需求的降低，而总需求的降低反过来会导致企业销售和利润的降低。这又会增加投资的风险预期，从而导致投资下降，导致经济的进一步下滑。总之，他认为在经济不景气时，降低工人工资会使情况更糟，导致更严重的经济衰退。凯恩斯复杂的理论创新，实际上是在证明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率，把经济波动的成本转嫁给劳动者的市场经济原则会导致经济的进一步波动。
既然不能通过解雇工人、降低工资来应对危机，怎么防止和解决危机呢？凯恩斯认为出路就是政府。所谓危机就是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这个时候政府必须通过开支增加总需求。所以，凯恩斯的理论把反危机的出路从解雇工人、降低工资的传统思路中拉了出来，而提倡增加政府支出。
凯恩斯不仅倡导政府干预，而且倡导公平的干预。许多人知道凯恩斯倡导积极的财政政策，那是一种带有公平色彩的积极。“反周期财政政策”应向低收入阶层倾斜，因为这一部分人更倾向于花掉这部分钱从而增加总需求，而不是储蓄起来。这又是一个公平带来效率的例子。用非经济术语讲，就是只有追求公平的反危机政策，才能达成反危机的效果。如果去掉让人费解的经济学术语，凯恩斯的论点可以表达为：为了对付经济危机，政府必须要以照顾弱势群体为重点，多在低收入阶层身上花钱，花很多的钱，而且要花到出现赤字的程度。许多人都知道凯恩斯的总需求管理，其实总需求管理，实际上就是财富分配和再分配的管理。
只要你把凯恩斯和时下的某些所谓经济学家的行径比较一下，你会发现，不管你是否同意他的理论，你都得同意，他的理论客观上体现了一种人文主义倾向，为弱势群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保留了一席之地。在他的理论中，他为工会、为最低工资辩护。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的标题中，就业居然被排在第一位，这不是无心的偶然。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关心的是充分就业，总需求管理和反周期财政政策的目的是实现充分就业，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状态下运行。所谓充分就业，就是创造条件让愿意工作的人都能有一份工作，而不是想方设法让一大部分人失去工作。这是后来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一个核心部分，而放弃这种充分就业的经济政策也是新自由主义的一大鲜明标志。
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目标是充分就业，新自由主义的政策目标是资本效益。
对凯恩斯关于市场无法自我均衡的结论，弗里德曼则站出来说，不对！市场是完美的，市场的一切问题都是政府干预的结果。我们可以借用里根的一句口号来解释弗里德曼的立场：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手段，而是问题的原因。在研究了经济历史以后，他得出结论，历史上的经济危机都是政府货币供应量的波动导致的。总之，他认为市场经济是唯一有效益的经济体系，政府干预永远是低效益的根源。所以，限制乃至取消政府干预，放任资本自由是实现效益的唯一出路。
一句话，只要保证了自由市场每个主体的自由，结果就是合理的，经济就是有效益的。
凯恩斯要限制资本，弗里德曼要限制政府。
弗里德曼认为，政府唯一的经济职能就是通过货币量的稳定增长而维持物价稳定。只要实现了物价稳定，市场就能自动地实现均衡。政府的干预是不必要的，也是无效的，甚至是有害的。市场才是唯一有效的资源配置者。
如果说凯恩斯提倡政府在公共产品领域的投资的话，弗里德曼则认为应当把公共产品降低到最低限度，应当大力减少公共开支，大力降低教育、卫生、福利等方面的支出。他认为很多由政府提供的服务，私人机构会做得更好，应当将许多政府职能私有化，使传统上免费的公共产品变为付费的私人商品。他甚至一度提议用负所得税来代替福利政策。总之，要把市场机制引入教育卫生等传统的公共服务领域，使之产业化、市场化、商品化。表面上这很公平，人人都能通过付费而获得这些服务，但是，社会中的低收入阶层在这种表面的公平下被排除在外。他提倡以“震荡疗法”推行新自由主义。
从这种市场万能的理论出发，他提出了如下新自由主义的标准政策药方：减少政府开支，减少政府干预，实施“小政府”。削减公共支出，反对福利政策，实行低福利。实施私有化，发展私有经济，推动自由市场。放弃充分就业的政策目标，转而寻求物价稳定。开放金融体系，实现货币的可兑换。实行自由贸易，开放外资进入，开放资本市场，退休金私有化。
他认为，这是发展中国家走向富裕的唯一道路，是致富的“金马甲”。全世界就只有这一条路（One size fits all）。弗里德曼有没有悬壶济世的雄心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的确有不懈推动新自由主义的意志，对此我们将在后面述及。
就这样，弗里德曼在他的经济学中既避免了与公正和平等发生正面冲突，又实现了把两者都从市场经济中踢出来的战略目的。他在把关于公正和平等的争论转化为效益之争的同时，把公平从那场历史争论中淡化出去；他在把市场经济界定为唯一有效益的经济体系的同时，把一切关于公正和平等的政策干预都否定掉了。
他就是如此策略地介入了20世纪50—70年代的那场关于平等和公正的争论。
许多人错误地认为，凯恩斯主义与货币学派的差异在于前者主张财政手段，后者主张货币手段。那是一种误解，二者的根本差异在于市场是不是永远有效益的，要不要干预市场，要不要社会公正，要不要限制资本的力量，要不要依靠社会的权力来实现一定的社会公正。
弗里德曼对政府的经济行为极其厌恶，以至于认为积极的货币政策也是不必要的。他曾积极倡导废除美联储而代之以保障货币供应稳定增长的数量体系。在他的眼里，任何政府干预都是万恶之源。
弗里德曼的这种观点影响了不少人。我不知道弗里德曼对政府干预的厌恶源于什么，但是，他的许多学生的言行，似乎是因为厌恶社会公正而厌恶政府干预。
后来，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在世界范围内的某些困难和凯恩斯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的无能，市场万能论占了历史的上风，弗里德曼对政府的干预似乎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正是在这个历史前提下，丛林法则终于开始重新受到崇拜。
货币学派信奉市场万能。这种市场万能论推广到世界经济体系中就是全球化。全球化的基础和核心就是自由贸易。没有自由贸易就没有全球化。一份改变历史的备忘录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其兴起的背后是大国利益的影子。
美国精英集团深刻认识到凯恩斯共识和货币学派的论战、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的论战、平等公正和资本效益的论战不只是涉及具体的经济政策、经济管理方法、经济结构等局部性问题的论战，而是对美国所代表的整个经济伦理和道义的根本论战，进而是涉及美国霸权地位的历史论战。
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新自由主义包括信奉市场万能的货币学派最初只不过是少数人信奉的信条。60—70年代初期，美国精英集团信奉的不受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体制面临严重的挑战。这种体制性挑战是全方位的：在美苏对抗中，苏联居于攻势而美国则处于守势，美国在两霸对抗中开始力不从心，从而面临战略调整，出现了尼克松主义；发展中国家普遍将政府干预和社会公正作为经济发展的模型，素称“美国后院”的拉美各国纷纷选择国有制和政府干预；在美国自己的阵营中，西欧国家社会民主党在欧洲纷纷执政，带有社会主义特点的体制和政策特征在欧洲进一步涌现，实现了大规模的国有化和政府干预；而日本则更是以一种不同的经济模型对美国体制提出了挑战。就世界范围而言，人类的经济实践明显地向公平的一边偏移。就美国国内而言，自罗斯福实施“新政”到20世纪70年代，已有几十年的历史。政府干预、社会福利、工会力量、政府管制已经深入经济的各个方面。市场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市场。在当时的情况下，传统的自由市场受人诟病，那些提倡削减公共产品、私有化、大力降税、降低社会福利的思潮没有多少市场。不仅如此，进入六七十年代以后，美国问题重重。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工会力量不断壮大，越战泥坑越陷越深，通货膨胀高居不下，失业率不断上升。1970年通胀超过6％，1971年高于4％。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内出现了对美国传统体制强大、广泛的批评声音。这种批评挑战美国传统资本主义的合理性。而美国的体系和美国的霸权都是建立在这种合理性上的。这是美国继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后面临的又一个巨大的挑战，是一次价值体系的挑战。
任何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都是建立在自己的价值体系上的。一旦这种价值体系崩溃，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也会随之崩溃，导致国家利益大量丧失。所以当时这种对价值体系的挑战不仅是对经济理论、经济政策的挑战，同时也是对国家根本利益的挑战，是对美国霸权及其存在的道义基础的挑战。无法成功地回答这种挑战，将导致美国霸权的全面崩溃。这种挑战的严重性，颇类似于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所面临的挑战，那种挑战的实质是对苏联体制的道义基础的挑战。苏联未能成功地应对这种挑战，因此其经济体制丧失了合理的基础。随着世界范围内对苏联体制的放弃，苏联霸权迅速崩溃；随着苏联国内对原有体制信心的丧失，苏联的整个经济体系迅速崩溃。
美国保守的精英集团，对这种挑战所带来的历史危机感的洞察比后来的苏联要深刻得多，而且态度也要坚决得多（当然，也许是苏联精英们基于理想的丧失而选择了放弃和投降）。他们敏锐地看到，任何针对道义基础的挑战都是一种战略性挑战，一种存亡绝续的挑战。他们对内开始寻求取代罗斯福“新政”以来建立的许多机构和观念，取消“新政”以来的许多社会经济政策，实施自由市场经济；对外开始寻求输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信条和体制，甚至为别的国家培养新自由主义的信徒和推销者。
一句话，他们要重建美国体制在道义上的优越性，要使美国体制成为世界上唯一有道义基础的体制，要在世界范围内推广美国体制。
但是，在当时那种历史大背景下，要在一夜之间扭转公众的认识，回到自由市场时代显然是不可能的。要使新自由主义从少数人的信条转化为多数人的共识，从理论转变为实践，要扭转已经形成的历史惯性，绝非易事。它需要新自由主义者们协同作战，全面出击，长期努力。怎样才能把零星四散、单兵作战的新自由主义者组织起来？怎样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在各个领域里，形成一个协同作战的新自由主义的自觉联盟？怎样才能将各种新自由主义者联合在一个简单的共同旗帜下？怎样找到这面简洁明快有强烈号召力和感召力的旗帜？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正是新自由主义缺乏的。
影响历史的大事件，往往发生于偶然。
1971年，美国就发生了这样一件偶然的事件。1971年，刘易斯·F·鲍威尔（Lewis F. Powell）给他的朋友，美国商会主任小尤金·西德诺（Eugene Sydnor, Jr.）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这就是著名的《鲍威尔宣言》，一篇新自由主义的动员令。鲍威尔是美国著名律师，1964—1971年任某家大烟草公司及其他好几家公司的董事会成员，曾任美国烟草行业的法律代理。
在备忘录提出的两个月以后，他被尼克松提名并由国会批准而任职于最高法院。
对新自由主义而言，这篇备忘录的题目就振聋发聩：“对美国自由企业制度的攻击”。这是一个捍卫美国传统经济体制，捍卫代表美国经济体制的意识形态的动员令；一个代表美国企业利益，尤其是大企业利益的宣言；一个推动新自由主义在美国迅速发展并在短时间内取得惊人成功的标志性事件。这篇备忘录为新自由主义者们，尤其是大企业，提供了一个大胆而全面的纲领性行动计划。这篇宣言有三大要点：（1）美国自由企业制度受到了可怕的进攻；（2）要对付这种进攻，任何简单和零星的办法都无效；（3）美国企业界必须采取联合行动。美国前民主党参议员比尔·布拉德利曾这样指出：共和党在1964年选举中失败后……他们开始考虑怎样才能使他们的观念对选民更有吸引力。作为这个努力的一部分，他们转向了刘易斯·鲍威尔……1971年，鲍威尔为美国商会写了一篇里程碑式的备忘录。在这篇备忘录里他倡导一种全面的、协同的和长期的努力，在校园学术刊物和新闻媒体中传播（新自由主义）观念。
有人称其为改变历史的备忘录。
在这篇备忘录里，他开宗明义地指出：“任何有思想的人都不会否认美国的自由企业体制正受广泛的进攻”。“我们受到的不是零星的或孤立的进攻”，“而是一种广泛的和持续的进攻”，而且这种进攻“获得了强大的态势”。
这些进攻来自何方呢？除了美国一般认为的传统左倾势力外，他认为对自由企业制度的这种进攻来自于“社会上那些备受尊敬的要素”，大学校园、教会讲坛、新闻媒体、知识分子、人文杂志、艺术和科学，以及政治家们。也就是说，这种进攻来自于社会的方方面面。他尤其指责美国媒体，认为许多媒体出于多种动机在不同程度上，要么与这些“进攻者”协同一致，要么默许这些人充分利用媒体；他指出美国企业没有对这种进攻实施有效反击，实际上容忍了这种对自己的“毁灭”；他指责美国大学年复一年地培养出批判现有体制的毕业生，他认为这一批人为数不多，但能量和影响力很大。他描述的是一种来自于制度内全面的攻击。
他认为企业主管不能单纯地追求利润，而且要捍卫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他甚至提议企业至少要有一位执行副总裁级别的主管专职反击这种攻击。也就是说，企业家在大是大非面前要“讲政治”。
他认为单独的没有协同的企业努力是不够的。他提倡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者们，尤其是企业界要联合起来，协同努力，长时间不懈努力。他提出“力量来自于组织结构，来自于仔细的长期规划和实施，来自于年复一年不间断的努力，来自于通过联合行动而获得的经济能力，来自于通过联合行动和全国性组织而获得的政治力量。”
他认为，大学校园是这种反对自由企业制度思潮的“最活跃的单个来源”。许多大学教授对美国自由企业体制不复同情，这些人对现行体制倾向于批判而不是评论。“他们具有人格力量和吸引力；是引人思考的教授，他们的争议吸引学生追随；他们是多产作家和讲授者；他们出版了许多教科书，在同事和学术界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他们的人数。”他认为，这种对美国企业制度的批评是不公正的，这些人的影响在校园里没有得到应有的平衡。他们影响了数以百万计的学生，而这些不相信美国企业体制的学生毕业后进入了媒体、政府、政治和教育界，乃至企业。言下之意，大学校园为美国自由企业体制培养了毁灭者。
他认为，为了解决这种校园根源，必须强力介入校园，采取“建设性行为”，以达到在学术界重建“公正，平衡”的目的。所谓“公正，平衡”就是要以强力介入的方式使自由企业体制得到“公正”的对待；而使那些批评因素得到制约。为此他提议，大力推出一批相信现有体制的高质量的社会科学人士，包括那些具有全国声誉的学者；检查教科书以确保现行体制得到公正的对待；制衡教师，清洗那些不利的因素。
他还提出了一系列涉及监督和批评公众、媒体、学术刊物、报刊书籍、小手册、付费广告的建议，以及涉及政治、法庭、股东的建议。这些建议的目的是如何影响公众，使之相信美国企业体制。
他的主要目的是要改变个人和社会对企业、政府、法律和文化的看法。
显然，这是一个捍卫体制的持久的、全面的大战略。
这是一个美国精英集团要控制话语权，要通过话语权来制造舆论，来重塑公众思维取向的战略。
这份备忘录对美国新自由主义复兴有巨大影响。新自由主义者遵循他的建议，在这份备忘录的直接影响和鼓舞下，建立了一系列机构组织，包括美国著名的思想库——传统基金会。这些机构旨在通过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来改变和重塑美国公众的价值和信仰，使自由市场体制深入人心，从而使新自由主义在美国的推行成为可能。在后来的十多年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从零星的“游击队”，迅速发展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不可谓不是一种奇迹。如果说在这份备忘录出现以前，新自由主义还处于“自在”的时期，那这份备忘录的出现使之进入了“自为”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新自由主义建立了一套巨大而有效的“精神基础设施”，大企业大实业家为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捐款，这些捐款被用来建立和资助一大批相互配合的思想库、压力集团、代表特别利益的基金会、法律服务中心、学术研究和学术基金、出版和电视机构、倾向性媒体、政治咨询机构、民意测验机构和公共关系机构，等等。并在几乎所有的领域里面，都收集或捧出了一大批全国知名的“权威人士”为新自由主义鸣锣开道。
正是新自由主义的这种长期不懈的协同努力，加上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失败，以及这种失败给美国带来的各种困境，逐渐改变了美国公众的价值观，使自由市场万能的观念从一小群人的、几乎不具影响力、不为多数人接受的观念，逐渐变为一种人们普遍接受的价值，从美国的保守主义非主流思潮变为世界范围内的流行价值，甚至被有些人信奉为普世价值。
这份备忘录出现于1971年。从1971年开始，到1982年里根上台大幅度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其间花了11年时间。金融资本：全球化战略的推手
在工业资本极力推动新自由主义的同时，金融资本极力推动全球化。
全球化就是市场经济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自然延伸，其实质就是陈旧的自由贸易理论。但是，当今的全球化却远比自由贸易的内涵丰富得多，它不仅包括自由贸易、资本及其他要素的自由流动，还包括国家主权的限制。
当代全球化观念的产生与一个超级金融家有关，这个金融家就是戴维·洛克菲勒。
洛克菲勒财团是美国著名的大财团，洛克菲勒家族是美国非常显赫的家族，而戴维·洛克菲勒则是对美国乃至世界金融界和政界有广泛影响的人，是约翰·洛克菲勒的孙子。而约翰·洛克菲勒是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的创始人，亿万富翁。戴维·洛克菲勒除了控制着美国主要金融机构以外，还是美国外交委员会的主席，他的家族是该委员会的主要资助者。该委员会的第一座总部就是他父亲1921年捐献的。他的弟弟是福特总统的副总统。洛克菲勒曾就读于哈佛经济学院，毕业后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一年（期间结识了肯尼迪，并与肯尼迪的妹妹有过短期交往），后来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曾经是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歇尔计划”的主要幕后推手之一。
戴维·洛克菲勒对美国乃至世界金融界有着重要影响。其控制的银行曾向世界银行输送过三个总裁，世界银行的另一位总裁曾经在洛克菲勒基金会里任过职。许多年以来，他几乎每年都要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华盛顿年会以后，在他豪华而古典的私人住宅宴请世界各地的金融巨头，包括这两大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和世界各国央行的负责人。20世纪60年代，他与人创立了某“国际顾问委员会”（Inter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后来易名为“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到2005年，这个委员会有大约28个成员，其中包括基辛格、李光耀、舒尔茨。在他的掌控下大通银行成了世界金融体系的中心支柱，是联合国的主要银行。前两任美联储主席都曾经是该银行职员：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和格林斯潘。
在戴维·洛克菲勒作为美国外交委员会成员和主席期间，他同从杜鲁门政府以来所有政府外交政策的主要决策者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如大家熟悉的舒尔茨和万斯。他似乎是一个喜欢在幕后工作的人，卡特总统曾试图任命他为财政部部长和美联储主席，而被他拒绝。
美国有一个“美日欧三方关系”组织。这个组织从成立以来一直充任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蓄水池。这个委员会成立以后，马上对美国政府发挥了巨大的影响作用。卡特总统曾经是委员会成员，而且他还任命了26名前委员会成员到美国政府的各类高级位置上。当时，美国流行着一种“阴谋论”，指责这个委员会控制了政府。
在1980—2007年间，几乎每一届政府中的最高层都有该委员会的成员：卡特、布什、克林顿、戈尔和切尼。
为了充分利用国际金融组织作为全球化的工具，该委员会的成员几乎控制了这些国际机构。从委员会成立以来，所有世界银行的总裁（7位）都是该委员会成员。
自成立以来，美国的10任贸易谈判代表中，有8位是委员会成员。参与中国WTO谈判的美国贸易代表都是该委员会成员，都是积极推动全球化、淡化民族国家主权的成员。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入世谈判如此之难，对方要价如此之高。
从卡特到克林顿的几乎所有国务卿都曾是委员会的成员，如基辛格、万斯、黑格、舒尔茨、伊格尔伯格、克里斯托弗、奥尔布赖特等都曾是该委员会成员。
美联储的两届主席：沃尔克和格林斯潘也都是该委员会的成员。
有人认为这个组织控制了美国政府。
也许说它是一个由大金融资本控制的影子政府也许更为恰当。美国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战略主张都是由这个组织提出的。而且，作为美国全球化战略基础的美国货币的债务化也是由这个组织的主要成员推动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幅度改变美国货币政策而导致拉美诸国陷入危机的沃尔克和其后任格林斯潘都是这个组织的发起成员。而且，前者曾经是尼克松政府推动美元债务化的主要推手，是尼克松政府实施美元与黄金脱钩的主要推手。
这个组织是如何产生的呢？是由谁主导的呢？这个组织就是由戴维·洛克菲勒主导创办和资助的。
20世纪70年代初期，由于相对实力下降，美国面临巨大的国际国内挑战。美国当时一家著名银行的大金融家——洛克菲勒，在世界范围内的许多由金融经济界高级主管参加的会议上，呼吁建立一个跨国家的美日欧三方关系的民间组织，研究和探究美国如何适应新的世界格局，如何协调三方关系，如何通过民间协调来协调三方的国际经济战略，如何控制世界（建立美国的领导地位）。
这种呼吁在许多场所得到了积极的反响。当然，在有些场所则遭遇冷遇。但是，大金融家和所有意志坚定的人一样，不为别人的反响所左右。后来他授权他的私人顾问布热津斯基牵头开始发起这个协会。
这个布热津斯基和后来卡特总统的国务卿布热津斯基，是同一个人。委员会成员通过邀请发展，第一批成员由洛克菲勒亲自筛选。这个委员会提倡全球化，提倡充分运用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如IMF、世界银行及其他跨国界机构的优势，达到建立和巩固三方在世界新秩序中的领导地位。布热津斯基在1970年出了一本书，叫做《两代之间》（Between Two Ages）。在该书中，他不无远见地预见到高科技对国际政治经济金融带来的巨大影响，对民族国家主权带来的影响。他认为，科技的发展，国际经济金融的彼此依赖加深，民族国家的主权就相对削弱。在该书中，颇有一些倡导“世界大同”的味道，但是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中美国将占主导地位。布热津斯基作为战略家，将人类历史发展划分为不同阶段。他认为，现在是国家相互依赖、相互融合的阶段，是“同一个世界”（one world）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美国必须占据主导地位。这本书奠定了后来全球化的战略理论基础，覆盖了全球化的几乎所有主要方面。
假如有人想知道全球化和国家利益的关系，请读一读这本书。
该书还涉及“美国化”和“新帝国”等。
布热津斯基的思想和战略反映在这个委员会的基本价值中，这个委员会的目的是要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全球化就是这个新秩序的简明标签。全球化，尤其是金融体系的全球化就是这个委员会最先提出来的。布热津斯基是新的世界金融体系的最早提倡者之一。早在1970年，就在《两代之间》一书中提倡建立不同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新的国际经济体系。他指出：“必须通过更密集的努力以建立新的世界货币结构。未来的进步将要求废除对美国企业及其海外分部的国际行为的限制……生产和金融的国际化的出现必将与生产国际化的理论同时出现”。
美日欧三方关系委员会对美国行政部门如此广泛和持续的影响，导致了许多反弹。
美国专栏作家霍利·斯克拉（Holly Sklar）1980年在Trilateralism: 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 and Elite Planning for World Management一书中指出，美日欧三方关系委员会“是一个通过控制美国政府而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的阴谋”。美国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在他的著作《不用抱歉》（With No Apologies）中指出：“三方关系委员会真正想做的是，建立一个世界范围的经济强权。这个超级强权将高居于民族国家的政府之上”。在同一本书中，他还就该委员会的金融资本性质提出警告：三方关系委员会可能是大金融资本的一种工具。
由于大部分成员都是大银行家，他们的行为和他们提倡的政策无疑有利于美国银行业。有人甚至指责这个三方关系委员会在石油危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个委员会在推动国际金融自由化的进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由于委员会对美国政府的影响，全球化也成了美国政府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基本国策。全球化提倡要素和货物在不同国家间的自由流动，推动这种流动的是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基础必须是金融的全球化。
全球化观念被这个委员会提出来以后，后来又被人科学化，加进了如比较利益原则等经济理论而扩张成后来似乎包罗万象的观念。加上委员会在世界政治金融界的影响，通过学者和媒体的追捧，全球化就成了风行世界的观念和政策选项。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理念，作为一种人类在80年代以后的“历史性选择”，终于诞生了。一种新的崇拜通过十多年的运作终于被推上了人类历史星空，成为一种新的信仰。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还没有什么世界体系的理念如此广泛地被人接受。不同民族、肤色、政治见解、党派利益的人们，都将这种理念当成一种毋庸置疑的信仰。公平之死：一种新的信仰盛行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里根、英国的撒切尔、德国的科尔结成了新自由主义的“铁三角”。这个“铁三角”有力地推销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
随着全球化，新自由主义成了新的世界主流思潮。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追求“平等和公正”不再是国际政治生活的主流，什么新殖民主义，什么南北谈判等等，统统让位于全球化，让位于各国间的自由竞争。一个国家贫穷的原因不再是历史上的殖民主义，或现实中的不平等关系，不再是许多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发展中国家自己成了自己落后的唯一原因。解决现实世界的诸多不公正的途径，不再是调整国际秩序，而是全球化。
对公正的诉求被推到了世界议题的背后，一种新的理论和信仰开始升起。这是一个建立在丛林法则上的信仰。表面上看这种信仰提倡每个人和每个国家，无论贫富，都必须自己帮助自己，自己拯救自己，实际上这种信仰提倡的是强者对弱者的“自由竞争”，资本对劳动的“自由竞争”，强国对弱国的“自由竞争”。这种信仰表面上赋予了强者和弱者同样的自由，但是在这种“自由”面纱下，是强者对弱者的统治，强者对弱者的掠夺。
自己救自己本来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人自强不息的基础。但是，一旦这种观点被绝对化，一旦人类社会从制度上放弃帮助弱者和弱国的责任，一旦弱者必须为自己是弱者的现状而负全部的责任，一旦所有导致弱者所以为弱者的客观条件都被忽视、被淡化、被合理化，一旦强者对弱者的征服和掠夺都被合理化，这个世界就变成了一个丛林的世界。羊被狼吃，是羊自己的责任。所有的结果是自己行为和选择导致的。这种观点忽视了许多时候弱者在既存的体系里面无法选择的事实。其实羊被狼吃，往往不是羊的选择，而是狼的选择。被吃的原因，还因为狼要吃羊的本性和没有制止狼吃羊的客观环境。
在这种体系下，公正仅仅指程序公正。而经济程序的公正，又简单地被定义为市场化、私有化和全球化。这种所谓的程序公正排斥政府干预，认为所有政府干预都是不公正的。通过政府干预实现某种社会公正，通过公众权力实现财富的某些再分配被指责为程序不公正的一部分；通过政府干预保护民族产业，通过国家主权捍卫经济独立的保护主义政策也被指责成程序不公正的一部分。程序公正似乎就是，弱势群体必须忍受精英的剥夺；发展中国家必须让自己的民族工业接受国际资本的竞争。
这种程序公正的核心，就是所谓遵守程序，按规则出牌。其实程序公正不等同于公正的程序，将程序公正绝对化，导致了一种陈腐而翻新的历史现象，这就是“程序剥夺”。提倡程序公正的强者，往往通过对资源和权力的垄断，而垄断程序的设计和规则的制定，操纵程序本身，使自己的利益在这种“不公正的程序”中得到体现，然后通过“程序的公正”而实现。通过程序的制定和控制而实现“体制寻租”，是程序剥夺的实质。很多提倡程序公正的人，往往就是这种“程序剥夺”的受益者。在这种信仰里，程序和规则反映的往往是强者的利益，建立在这些程序和规则上的世界秩序代表的往往是强者的利益。这种通过“程序的公正”实现“不公正的程序”，这种自由竞争，实际上是对自由的剥夺。在这种全球化里，弱者是弱者的判决书，强者是强者的通行证。这是一种强大就是合理的理论。
如果说全球化时期还继承了关于平等公正的思潮的什么遗产的话，那就是“消除贫穷”。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世界范围内“消除贫穷”和减少政府干预联系起来了。通过市场化来消除贫穷成了一种新的世界选择。结果在世界范围内，“消除贫穷”的口号和贫穷的不断增长并存。
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际金融资本开始控制世界范围内的要素流动，甚至控制某些国家的经济命脉、经济政策和经济进程。在国际金融资本的运作下，资本开始出现倒流，开始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和市场开发变成了推销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手段。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开始了明显的政治诉求。金融资本的流入开始与一个国家内部体制的改造、经济政策的改变结合起来。
一种新的历史现象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一方面减少政府干预、私有化降低了政府在财富再分配中的积极作用，削减社会保障、冲击社会公正成了世界范围的普遍现象。在这段时期内，许多国家的市场化伴随着令人吃惊的贫富差距的扩大。另一方面，金融资本超越国界的霸权，信用帝国无所不在的控制，金融资本至高无上的顶礼膜拜，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对财富的分配和再分配的全面介入，金融资本的迅速扩张，其权力的急剧扩大，金融市场的全面整合等成了与此相辅相成的历史景观。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反对平等公正、反对对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的限制的思潮非常盛行，几乎成了主流意识。在当代人类历史上还未曾有过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反平等、反公正成了一种公开的毋庸遮掩的流行时尚。扩大不平等、不公正几乎成了追求经济增长的基本手段，几乎成了社会前进的动力。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扩大不平等和不公正几乎成了社会经济政策的出发点。在当代历史上还从未曾有过这样一个时期，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控制和暴富成了一种普遍的价值标准，不公正成了先进的代名词。似乎暴富得越快，掠夺得越多，就越先进。历史上也还未曾有这样一个时期，大金融资本和金融霸权在世界范围内不受限制的扩张成了一种优先的体制目标和政策顺序。历史上极少有这样一个时期，世界范围内财富的急剧增长和相对贫穷的急剧扩大并存。“新”的世界变成了两个世界。一边是金融帝国和信用帝国，一边是被金融和信用控制的对象；一边是暴富，一边是贫穷。财富源源不断地从后者流向了前者。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指责弱者弱国开始成为一种时尚。在近代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有人理直气壮地要穷人和穷国无一例外地要为自己的贫穷而受指责。而且这种指责还认为，政府或公权对这种贫穷的干预，对公正的追求都是对自由和效益的妨碍。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指责任何形式的保护主义开始成为一种风尚。在人类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还是第一次，如此不分国界、不分强弱地对保护主义进行围堵，认为保护主义导致的政府干预是使一个国家落后、竞争力低下的根本原因。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有些人一方面宣称要学习继承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另一方面却抛弃人类几千年对公平正义的前赴后继的探索。所有这一切推销的本来是丛林法则，而打着的却是自由和效益的旗号；从事的本来是对弱者的剥夺，宣扬的却是对程序公正的追求。
这一切都有理论包装，这一切都有时尚语言的点缀。
全球化不仅将既存的不平等的世界经济体系合理化，而且将融入这个体系描述为弱国强大的唯一道路，一种不分国情的“普世价值”。似乎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是唯一一条通向繁荣的道路。在这种理论的诱导下，作为放任自流市场经济典范的美国体制成了世界上唯一合理的体制。许多国家为了自身的崛起而纷纷模仿美国体制，从而使全球化变成了美国化。
这是一种全球化的图腾，一种强者对弱者的经济战争。而托起这种图腾的就是那两个虚假的历史命题：政府干预既限制了自由，又没有效益。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放弃政府的干预，走全球化的道路成了摆在发展中国家面前唯一一条通向繁荣的历史之路。
那么，这种全球化真的是历史潮流，真的代表了历史的走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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