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法师与他的学徒们：MIT媒体实验室的创新密码(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弗兰克·莫斯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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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法师与他的学徒们：MIT媒体实验室的创新密码试读：

前言

2005年12月，我正在为做出一个决定而左右为难。我是否应该接受邀请，做下一届麻省理工学院（MIT：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媒体实验室的主任？对于像我这样毕生在科技界打拼的企业家来说，这听起来简直是个梦寐以求的工作，而且我一直希望能够更直接地为社会贡献力量。然而，我之所以犹豫不决，是因为我担心这次变动对于我来说是否有意义，因为毕竟企业界和学术界的文化环境是完全不同的。

为了征求内行的意见，我拨通了罗德尼·布鲁克斯（Rodney Brooks）教授的电话，他时任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实验室（CSAIL：Computer science and Artificial Inteelligence Laboratory）的主任。布鲁克斯是机器人领域的杰出学者，同样也是一名优秀的企业家。所以，我想他或许也面临过和我同样的困境。当我问起他为何决定成为CSAIL的主任的时候，他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说：“除了和最聪明的人一起工作以外，做麻省理工学院重要实验室负责人的最大好处就是，如果你想讲一个故事，这里将为你提供最佳的舞台。”

我接受这份工作以后，经常想起他说的这句话。不久以后，我自己的故事就变得清晰了。实际上我要讲的故事有很多。每当我到世界各地宣讲媒体实验室的时候，听众们常常会被我展示的最新发明所震撼。这当然不足为奇，但当我讲解这些发明是如何实现的，以及它们如何在一个完全颠覆了传统实验室应有样子的环境中诞生时，观众也充满了浓厚的兴趣，这一点才真正使我感到惊讶。媒体实验室里的研究人员来自各种不同的学科，多得令人吃惊（包括建筑学、计算机学、电力学、音乐学、神经学、物理学、视觉艺术，当然这里只能有限罗列这几类）。在这里，他们可以跟随自己的感觉，无拘无束地创作和发明。他们绝不会坐等灵感的闪现。相对于简单的空想，他们更愿意埋头苦干去实现自己的想法。这里就像一个开放而热闹的工作室，学生们可以在此与世界各国的大公司保持紧密的合作。而对研究者们而言，在这儿所必须要遵守的原则是，（1）他们的发明将有可能改善人类未来的生活；（2）他们的工作和发明必须与其他人正在从事的研究有着根本的区别。

在这个开放且充满各种可能性的环境中，各种想法不断滋长，相互勾连、突变，并逐渐成了一种风气，一发而不可收拾。但这恰恰就是媒体实验室建立的初衷。在这种创造的混沌中，每年能够产生数以百计的新发明，有的极具实用性，有的则是疯狂的新想法。这其中总会有几个存活下来，并且不知不觉地打破传统工业模式，带来革新，从而产生全新的技术，乃至给整个社会带来改变。

受到我的那些热情的读者所发来的反馈的启发，我将这本书设计为一本故事集，把自己站在幕后深入观察作为教师和学生的发明家（即“魔法师和他们的学徒”）在媒体实验室中进行创造和发明的精彩过程（即“魔术”）讲给大家听。我选取的故事总共有24个，仅仅涵盖了每年媒体实验室所产出发明的一小部分。然而，我选择的都是极具代表性的发明，它们既代表了媒体实验室对发明和革新所做出的尝试（具有高度的非正统性），同时也彰显了科学研究令人激动的新趋势。

当然，我并不是第一个讲述媒体实验室的发明家及这些发明的人。1985年，媒体实验室正式成立不久，未来主义者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就在他1987年出版的《媒体实验室：在麻省理工学院创造未来》（The Media Lab:Inventing the Future at MIT）中向世人介绍了这个新机构。在媒体实验室成立的初期，布兰德曾经在里面待过一段时间，所以他在书中描述了早期团队的努力过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麻省理工学院传统的学术模式并不适应，但是却在相对自由的、非正统的媒体实验室环境中获得了茁壮成长的空间。这其中包括媒体实验室合伙创办人兼首任总裁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他因预言了印刷与出版业、广播与娱乐业和计算机业三种工业的“数字汇合”及这种汇合将会对人类、工业和社会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而闻名于世。对此，尼葛洛庞帝之后在他1995年出版的《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s）一书中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在我完成这部书的过程中，媒体实验室恰好迎来了25周年纪念。这时，也就是2010年的秋天，尼葛洛庞帝所预言的“数字汇合”也早已变为了现实。在当今社会，由人群和信息尽力互通所形成的社交、移动通讯、即时传输、超链接等各种的技术，正仰赖于媒体实验室的促进。这些技术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工作和娱乐的方式，而这种改变的程度，更是远远超过了尼葛洛庞帝和媒体实验室所有创办人的想象。

但是，就像科技给我们带来的进步一样，它们和今天媒体实验室所想象和发明的东西相比，仅仅在于“数码承载”的功能。除了尽可能挖掘信息和通讯技术的潜力之外，研究者在媒体实验室还同样撬动了生物学、物理学及社会科学的巨大进步，由此而诞生的新一代发明，对于人类的生活将会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鉴于奥利弗·萨克斯对于“使科技人性化”的迫切要求，媒体实验室在未来25年的目标和使命，就是赋予普通人以特殊的能力，同时还要让人们能够掌控他们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三样东西——健康、财富和快乐。

在下文中各位将会读到，当前在媒体实验室中，都有哪些革命性技术正在进行研发：

● 使人类每天的生活变得更加简单且更加安宁

● 从身心残障的人士入手，增强人类的脑力和体力

● 学习并理解人类，随时对人类的欲求抱有着高度责任感

● 帮助人们按照“生命数据”进行反应和行动，由此真正地作出理性的选择

● 让家、工作室和城市适应人类居住

● 使每个人释放出充足的创造力

接下来我想简单地解释一下我是如何在书中安排这些故事的，同时我还要强调一些我认为重要的讯息。其实这本书就像媒体实验室一样，没有一个正式而严格的结构。但大体上，每一个章节都包含了三位发明家和他们的发明的故事，放在一起就展现了某一个特定的主题。

前四个章节主要介绍了媒体实验室对于创新的基本思想，内容如下：

第一章：激情的能量。主要介绍了研究者在发明创造时如何遵循他们的热情和好奇心，享有空前的创造自由。在那种环境下，唯一的法则就是没有法则；而且在那种环境下，没有所谓的失败。

第二章：学科界线的消失。描述了实验室的反教条精神。这里的研究者拥有各自迥异的文化背景，因此思考问题的方式也与传统方式大相径庭，也就不会被诸如“什么是可能的”或“解决方案应该是什么”等传统的成见所阻碍。

第三章：尽情玩耍。这部分探讨的是关于媒体实验室倡导的“在玩耍中发明”的尝试，即教学生如何打造一件东西，然后鼓励他们将最离奇的创意付诸实践，继而观察人们在使用它们的时候都发生了什么。

第四章：设计的意外收获。介绍了媒体实验室如何慎重地营造一个和谐的环境。在这里，各种不可能和看起来随意的连接都会偶然碰撞出“大思想”，而这些看似是偶然，实则都是必然的。

我必须承认，MIT媒体实验室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场所，我相信，任何的个人、企业或机构——从新成立的公司到跨国企业、从玩具公司到金融服务公司、从学校到政府机构——只要他们全部或部分地采用以上四条法则，都能够大大推动他们的创新进程。

另外，我还希望这四条法则能够给亟待思考的美国创新生态系统带来启发。现在已经有这样一种普遍的认识，即在21世纪，创新是解决人类所面对的迫切挑战的钥匙。但不幸的是，在美国，政府、工业和学术界新想法不断迸发的创新浪潮在20世纪末就已宣告结束。那些拥有梦想的领导者和投资家曾经为互联网和人类基因技术的变革提供了强大的支持，但在今天却放缓了步伐。除此之外，大学里的学者在学术研究中也变得更加保守，因为他们意识到评审专家不会支持激进的或有争议的想法。许多大企业（除了一些例外，像谷歌公司）也大幅削减了他们在创新驱动研究方面的投入，而大多数在高科技和生物科技革命上具有远景期待的风险投资者，也慢慢对初期的投资失去了兴趣。这样的结果就是，那些作为创新种子的激进的新想法和发明不再像以前那样被迅速地创造出来了。但我相信，本书所介绍的媒体实验室中各种激发人们创意与发明的方法，最终都可以被用来指导我们远离现在灾难性的发展轨道。

从第五章到第八章，故事继续讲述，但是主题关注的焦点转移到在媒体实验室中所研发的各种技术以什么样的方式改变着我们未来的生活、社会和工作。

第五章：重新定义“正常”。介绍了人类扩增技术会不断改变我们最初对“人类能力”的定义。这其中首先要解决的是通常被认定为残疾的人群所面临的困难，例如截肢者和孤独症患者等，而这些技术最终也会改善所有人的生活。

第六章：一起生活和学习。这部分在探索一种人和科技的新关系，在这种关系下，科技像一个真实的伙伴一样，学习、理解和辅助人类，从智能电话所扮演的善解人意的私人助理，到为老年人提供帮助和陪伴的社交机器人等，都展现了这种新型的人机关系。

第七章：代理人时代。这部分关注科技如何消除普通人和社会精英（如医生和银行家）之间的由来已久的不平衡关系，进而使每个人获得前所未有的驾驭自我健康和财务的能力。

第八章：我是一名创造者。这一章展现的是能够充分地释放人们内心表现力和创造力的科技，以及这些科技在未来如何从整体上改变个人及其社会身份。

最后，我还想分享一点想法。相比在创新产业做技术专家的近30年时间，在媒体实验室的短短5年，就完全颠覆了我关于技术革新能否解决人类和社会面临的挑战的看法。现在我坚信，如果个人被赋予一种根本上的新技术（前文所提到的），就能成功地由下而上地改变社会，而这些是目前我们的体制所无法完成的。因此，我对未来充满了乐观的态度，而读完这本书，我相信它也会同样感染到你。“安迪，我们准备好了吗？”

这个夏天，28岁的电子工程专业博士求职者格兰特·艾略特（Grant Elliott），一直跟随21岁的麻省理工学院机械工程专业的大三学生安德鲁·马雷奇（Andrew Marecki）工作。马雷奇盘着腿坐在生物力学工作室内拥挤的地板上。地上散落着两根长的薄玻璃纤维棒（称作“struts”），各种硬件设备，一套黑色幻彩表带及一件黑色编织潜水短裤。乍一看，这儿就像一堆垃圾，等待和早晨的垃圾一起被拖运走。但是，对于这个年轻的发明家来说，这些却是一个全新的、具有雄心的挑战的组成部分。

工作室里的每一个角落几乎都摆满了电脑、废纸、各种各样的工具和部件。不知名的物件摇摆地悬挂于钩子和从天花板吊下来的带子上。2009年夏天，这个生物力学工作室和几十个其他研究团体几乎挤爆了威斯纳馆（Wiesner Building）。几个月之后，这个在过去的25年里作为媒体实验室之家的建筑，将会与人们期待已久的媒体实验室新大楼连接起来，那是一座由铝合金和玻璃制的6层大楼，也是由伟大的日本建筑师桢文彦亲手打造的数码仙境。

艾略特和马雷奇辛勤工作台的不远处，有一张红色的桌子，上面散放着分离的机械肢体——一块人工膝盖、已经被分解的机器人脚残体以及被剥掉并拆做他用的零件。对面的台子上，放着一架蓝绿色的缝纫机——看起来显得与这里格格不入，它也许更应当出现在家中或时装秀的后台，而不是在一个世界闻名的研究实验室里。实际上，它是前一个晚上用来修理潜水短裤的，而这个正是马雷奇试图解决的其中一个问题。因为前一天，他们在做实验时，不小心把潜水短裤给弄破了。

生物力学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新领域，融合了生物学和工程学等学科。它的研究内容包括正确地测量人的行走、攀爬和奔跑后，将这些信息转化为复杂的人体运动计算机模型。然后利用这些模型为截肢患者创造仿生义肢。同时还能使人体机能得到扩增，并研究出与身体接合紧密的机械骨骼。生物力学的终极目标就是创造出灵活的电动机械替代物，使其修复人类的生理功能——这种装置能够非常好地和人体的神经系统对接，让他们感觉和行动起来就像真的四肢一样。

目前，我们还研制了义足。它可以让使用者感受到脚掌下方的玻璃片或沙滩上的沙粒。然而，这个生物力学团队，除了马雷奇和艾略特以外，还包括两名机械工程师、两名物理学家、两名机器学校专家、一名材料科学专家和一名电机工程师，他们每天都在慢慢地朝着既定目标靠近。这个团队以极快的步调开展工作，尽管每个成员都被安排了各自的任务，但实际的结果却是每个人都经手了全部的任务。艾略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同时拥有物理学的本科学位和电机工程专业的硕士学位，他说：“在这个团队中工作，你必须是一个有些文艺复兴式的人物。”

这正展现了媒体实验室中典型的跨学科特点，实验室就是一个创意和发明的大熔炉，在这里各领域或各学科之间没有界线，没有人被限制在自己的专业里；在这里，计算机科学家学习设计和儿童早期教育；在这里，音乐家可以在精神科学领域指导研究；在这里，艺术家变得精通电机工程和机器人制造；在这里，梦想家和思想家变成了行动家和发明家。媒体实验室的学科探索也在25个不同的研究项目中反映了出来，这些项目的名字体现出他们的折中主义和完全原创的工作。这些项目中有“私人机器人”“未来剧院”“终身幼儿园”“新媒体医学”“情感计算”“病毒通信”“认知机器”“语言与行动”“信息生态学”和“可触媒体”等。

教师和学生们——也就是魔法师和他们的学徒——共同组成了这些团队，他们都是非常有能力的人才，不管在哪里都能独当一面。但是，当他们在媒体实验室中汇聚起来时，他们的热情就被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在这里，他们能够以无与伦比的创造自由追逐他们的梦想，这样的创新精神在其他地方是难以想象的；在这里，他们能够大胆地在传统学科的边界之间穿越，用出人意料的新方法重新架构老的问题；在这里，他们能够任意地制造他们所能想象到的东西，又能观察人们在真实世界中使用这些发明的时候都发生了什么；在这里，他们可以将挫折转变为学习经验并以此为阶石触及有价值的新视角和新想法。所有这些都应该归功于独特的和高度非传统的发明和创新探索，而这些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媒体实验室的发展时间已经超过了1/4个世纪。原型

媒体实验室因其对于建筑和原型设计的专注而出名，实际上它最初就是从各种各样的原型设计展开它的生涯的。1985年，两名抱有梦想的科技专家和人类学家共同创立了这个实验室，一位是刚退休的MIT院长杰罗姆·威斯纳（Jerome Wiesner），另一位是MIT建筑系的年轻教授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最初，媒体实验室被设计成一个在即将到来的数字革命时代，能够消除各学科之间的壁垒的大本营，这非常符合20世纪学术界的发展方向。

数十年前，早在智能电话和电子书还未成为我们生活的必需品之时，威斯纳和尼葛洛庞帝就曾经预言，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会很快引发三大媒体——计算机、报纸和电视的聚合，从而对设计与商业产生颠覆性的影响。所以，尼葛洛庞帝作为实验室的第一任总裁，招募了一批志同道合的麻省理工学院同事，他们具有广泛的不同背景，且其中大多数人不适应那时候学院中的传统学术机制。但是问题仍旧存在：他们怎样将头脑中的想法转化为雄心勃勃的研究项目？很快，他们就得到了答案。他们说服了许多大企业——主要集中于计算机、电信、媒体和金融服务行业，涉足一个空前的金融和才智的合作。这些公司将会资助媒体实验室的运营，而作为回报，他们可以无条件地共享研究者产出的知识产权。结果，研究者享受了一定程度的创作自由，而这在其他的机构是难以想象的。

接下来，他们继续筹到一笔资金兴建媒体实验室大楼并购买新设备。同样，新建筑的风格也和MIT其他的建筑风格迥然不同。这栋由贝聿铭设计的大楼，取名为“威斯纳馆”，以此向杰罗姆·威斯纳致敬。楼里有两层的展演空间——“计算机公园”和开放的区域，在这种自由轻松的环境里，研究在每天24小时不停歇地进行。负责使媒体实验室正常运转的各种设备和装置，包括最新的实验通信网络，都被藏在地板下、壁橱里和门后。每个徜徉于这个新颖且特别的空间的人，都能很容易地在其中感受到创造的激情和能量。实验室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不仅表现在研究人员和学生的数量上，还体现在所表现出来的跨专业性上：视觉艺术和设计、计算机科学、自然科学、机电工程、电子音乐、认知和学习等。这些来自不同背景、兼容并蓄的团队，都已为深入探索人与科技的关联而做好准备，随时准备研发最前沿的新科技。

从一开始，媒体实验室就在一定程度上享有自主权，当然这在学术领域是极其罕见的。当所有其他的麻省理工学院实验室从各种不同的学术机构招募研究人员的时候，创建者和麻省理工学院的行政部门先一步达成了协议，即媒体实验室拥有自己的学术项目和学科规划——“媒体艺术与科学”（MAS：Media Arts and Sciencos）。因为历史的原因，MAS在技术上隶属于MIT建筑和规划学院的一部分，MAS可以任命自己的教员和选择自己的学生，他们的工作目标是获得理科硕士和博士学位。但是实验室与正式的院系不同，它更像是跨学科的研究所。多年来，媒体实验室已逐渐发展成为拥有150名研究生的机构，这些研究生分属于20多个研究小组。每个学生都由MAS的一名教授或媒体实验室研究人员带领。这种在学术课程和研究项目之间的紧密联合有着极大的好处。因为许多MAS的必修课程实际上为发明和创造提供了亲自动手的机会，所以这种安排就催生出许多新想法和新发明大量涌现，而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

和媒体实验室独特的创新模式同等重要的是，研究者和企业赞助商之间形成的独特的合作模式。媒体实验室用于打破学科界线的另一个事例就是，媒体实验室非常鼓励赞助企业的员工与MIT师生进行紧密的合作。一些员工甚至利用休假时间来实验室做研究团队的正式成员，有时他们甚至会暂时离开正式岗位，在实验室参加研究长达一年或更久。研究者和企业代表一年之内至少有两次会面，并进行长达一周的会议。在会议上，学生会以“要么展示，要么毁灭”的形式，推出和展示他们最近的新发明。媒体实验室以疯狂夸张的“地狱周”而著称，学生们被高度地激励，夜以继日疯狂地工作，以便赶在会议之前将项目准备就绪，并向赞助商展示——直到今天这仍旧是媒体实验室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

很快，媒体实验室就成了世界闻名的地方，只要人们想体验它独特的创新环境，或者希望一瞥未来科技将给社会、商务和每个人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这里都是他们不能错过的圣地。实际上，今天科技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改变和便捷，许多正来自媒体实验室的贡献。如果你曾经在亚马逊的Kindle（电子书阅读器）上看过书；或你因“吉他英雄”游戏而唤醒了心中的摇滚精神；或你开的车配有儿童安全气囊，这些都说明你已经享受到了媒体实验室的科技成果所带来的便利。

在过去的25年，与媒体实验室所研发出来的无数科技成果的演进方式相同，实验室也完成了自身的演进。“媒体的汇聚”正在不断地发生，就像尼葛洛庞帝和威斯纳在25年前所预言的那样，一切都真的发生了，甚至程度超过了他们的想象。但实验室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的是，媒体实验室的贡献不仅仅是一些小发明、小玩意和偶然的疯狂创意。今天，它正在充分利用计算机、网络和其他能够深度改善我们生活的新兴科技武装自己，以期解决21世纪社会和商业领域所面临的紧迫问题，并为每一个人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

在接下来的章节，你将会了解到，实验室目前正在进行的项目包括：“城市汽车”，一个网络化、由数字控制的可折叠电动车——这个项目可以使我们的城市趋于更加宜居、安全和可持续；“合作节拍”，是一个软件平台，利用虚拟私人健康护理助手使病人在家中或其他任何地方都可以掌握自己的健康状况；“面部知觉”，一种小的可穿戴的装置，可以实时地跟踪并翻译面部表情，帮助患有孤独症的人们更好地融入学校和社会；“Nexi”是世界上首批可移动的、灵敏的、善交际的机器人之一，它复杂到能够向老年人学习并和老年人生活在一起，提供持续的陪伴和协助；“Merry Miser”是一个人性化的智能电话应用程序，通过在购物时帮助人们在消息足够灵通的前提下做更多的开支决策，以此掌握他们自己的财务状况；“移动音乐诊断”，可以让使用者利用自己的播放列表尽早检测相关的记忆力疾病。我的创新中心之旅

我是在2006年初成为第三任媒体实验室总裁的。我接手时的代理总裁是沃尔特·本德（Walter Bender），他介入实验室是因为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离任去从事他的“孩子人手一台笔记本电脑”（OLPC：One Laptop Per Child）的项目，这个项目目标是为发展中地区的孩子提供廉价的笔记本电脑。我的媒体实验室之旅包含着像实验室中的发明一样多的意外收获。我实际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来到麻省理工学院的，这时离实验室开门还有将近10年的时间。我抱着追求童年时代的梦想在这样的空间里工作这一个目标，作为一名研究生加入了麻省理工学院的航空学系。但我1976年以后获得博士学位的时候，登月竞赛就已经结束了。大家不再着迷于太空探险，政府对于这方面的资助也随之削减，乃至曾经设计过“阿波罗”火箭的科学家也因此失去了工作。显然，我需要改变我的职业方向。幸运的是，我已经看到了这个不祥之兆，并已经准备开始将我博士期间的研究方向从航天学转移到一个那个时候刚刚兴起的新研究领域——计算机网络。像那个时候麻省理工学院的许多其他人一样，我对于方兴未艾的计算机和通讯科技为社会带来改变的广阔前景非常着迷，而我就想要成为其中的一份子。计算机产业看起来就像一个天然的“备份计划”。

于是，我就在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的T.J下属的计算机科学部门做了一份网络研究的工作，工作地点位于纽约州约克镇高地的沃森研究室。但6年之后我开始变得不耐烦了，我希望我的很多想法能够被更快地转化为实际应用，但这在当时的IBM是不可能的。于是我在1984年离开了IBM，搬到了波士顿地区，而那里不久后就成为了高科技炙手可热的128号公路区。我打算在企业界一展身手。在“阿波罗计算机”“星球计算机”和“莲花发展”等公司做了一段时间的副总裁之后，1991年，我带着夫人和小女儿搬到了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在那儿我成了Tivoli（IBM为企业使用IBM产品专门定制的工厂管理员管理组件）系统的CEO（首席执行官），这是一个我得以发达的起点。我被委任去挑战占据统治地位的科技巨头，并为用于管理和控制大型计算机网络的软件探索市场。1995年，我负责Tivoli公司的宣传工作，一年多之后，它和IBM合并（这里指反向兼并），而我又做了几年Tivoli软件业务部门的主席。当我在1998年离开的时候（这里说的是我职业生涯的第二个阶段），我又一次受到创业冲动的诱惑。当然，我刚好赶上网络发展最繁盛的时期，于是我忍不住要回去创业。所以，我和妻子、小女儿又搬回波士顿，和我们的家人重新团聚。那时，我和朋友们合伙创办了几个网络公司。

但在计算计行业摸爬滚打了将近25年之后，我已不再享受其中。当时令我着迷的东西已不再吸引我。我察觉到电脑和网络给生活质量实际上带来的影响是有限的——换句话说，对比我25年前第一次进入这个行业时，曾经怀有的期望值有些过高了。对于所有信息革命所带来的喧嚣，我觉得我所从事的行业并不是在生产各种我所憧憬的有变革能力的革新。在我看来，我们正在创造的是数字功能的可见性：科技改变了人类消费信息、购物和社交的方式，但是对于一些真正的挑战尚未涉及，比如改变天气的变化、贫困和慢性病，都是我们无论个人还是群体所要直面的。仅仅建立几个新的高科技创业公司，仅仅靠出售科技产品或向公众普及它，已经不再能激起我的兴趣了。说起来有些讽刺，现在我真正想做的，恰恰是我总是督促孩子们要做到的事情：一定要寻找到一个你自己真正热爱，并且能够使世界变得更美好的事情，并为之奉献自己的能量。

当时我正为信息技术在生物医学上扮演的重要角色而着迷，于是我就将触角伸向波士顿科学界一些卓越的玩家，去看看是否我能以某种方式融入这个即将到来的人体健康变革中来。我为他们的热情所震惊，这个区域的活动的数据驱动呈增长态势，而我在计算机业务方面的背景显然是我的资本。阿莱克斯·达贝罗夫（Alex d'Arbeloff），一个熟悉高科技领域的人，时任麻省理工学院公司的主席，将我介绍给麻省理工学院的生物学教授埃里克·兰德（Eric Lander），他那时正在对人类基因组的排序做出最后一个阶段雄心勃勃的努力。兰德介绍我加入了一个小组，而那个小组建议他在剑桥大学创建一个新的生物医学研究中心，以撬动基因组学为医学革命带来动力。而我正是在这里结识了斯蒂夫·霍兹曼——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生物科技产业资深人士，他那个时候正好在从事一项风险投资工作，这项工作致力于寻找发现抗癌药物的新方法。霍兹曼和我很快就成为了朋友，而我们在见面的咖啡馆，就针对信息科技怎样能够帮助加快新公司对于新药品的搜索开始了一次头脑风暴。当霍兹曼邀请我合伙创办无限制药公司（Infinity Pharmaceutical）时，我立刻接受了邀请。就这样，我一下子就跳出了计算机业务的范畴。我加入了应用计算机来实现便利地发现重要的新药品的业务行列。我也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

那时，意外地，在2005年11月的一个下午，我接到了来自波士顿的猎头公司的电话。我被问及是否有兴趣竞争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新岗位——媒体实验室的总裁。当时我想这的确很奇怪，为什么他们需要我呢？我不是学者，我只是一个职业经理人。我问他是怎样得知我的名字的，他说是斯蒂夫·霍兹曼（Steuen Holtzman）向他提到了我。我想斯蒂夫真是个好人，但是这并没有引起我太多的兴趣。当然，许多年前我就已经听说过媒体实验室了，它早已在科技圈铸就了名誉，而且我在20世纪80年代末还曾经造访过一次。但是我对于他们在那里做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给我留下的印象仅仅是至今它几乎是徒有虚名的。再有，为什么在职业生涯的这个时点上我选择进入学术界？那不会是为我设计的，我想。

我礼貌地婉拒了去造访的邀请，但是猎头不接受我的婉拒。其中的部分原因是他强烈地认为这是一个绝佳的匹配。又持续地接收了几个星期来自他那里的电子邮件和语音邮件，我最终答应去实验室待上一天。但是我仍旧抱着怀疑的态度。我希望寻找一群同样被狭窄的领域埋没的计算机能手，来调整模糊、难懂的发明，就如同5年前我是从高科技界逃离时一样。

我从来没有这样失策，与我的想象截然不同的是，我发现了一个充满激情的办公楼和一群精力旺盛的工作人员，他们开始将科技植入一个新的、不同的和更加完善的方向。这是一群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广泛兴趣的人群，他们没有将他们的时间和精力仅仅贡献给可见的数字，而是用于发明那些真正改变人类生活的东西。那些我在寒冷的12月的下午看到的东西不仅仅改变了我的职业轨道，还重塑了我对于创造力和创新的看法，我永远都这么认为。

托德·麦克弗（Tod Machover）教授是院系成员，负责引导新的总裁。他将我的“旅程”起点设定在“未来剧院”工作室，那里配有显示梗概的天花板和开放的管道系统。在那里，他将我介绍给他的一名学生——亚当·布朗热（Adam Boulanger），他正忙于完善最新的发明：一个红外线头部跟踪器——它可以帮助有严重身体残疾的人，借助团队研发的Hyperscore软件来创作音乐。他告诉我，他的目标就是用看似不可能的方法，帮助人们释放出他们的创造力和表达的能量。我很快就领悟了，这也是实验室里其他项目的目标。布朗热的工作开启了一种基于标准展开的严谨的工作模式，并对于自己是如何展开工作的提供清晰而充满激情的阐释的新模式，我想这确实是有价值的。

下午我继续我的“游历”，更多的惊喜开始浮现出来。我没有去找那些仅仅盯着计算机屏幕的人，而是找那些挤在工作台周围，正在修削、钻孔、画图、焊接、缝纫和雕刻的人。麦克弗向我解释道，媒体实验室不仅是一个梦想发明的地方，而且在这里，你被期待切实地建造、测试和演示发明，这些方法是受到鼓励的。他又说，他的挚友和同事西摩尔·派珀特（Seymour Papert）认为，“要想释放创造力，最好的方法就是动手学习和建造，而对于具有好奇心的孩子来说创造力的到来是很自然的事情。”

当我继续在办公楼里参观时，我抓住机会和一些学生进行了简短攀谈。我记得我对他们难以置信的多样化背景和广泛的兴趣印象特别深刻。这里的工作人员并非一伙同类的工程师和电脑科学家（我原本想象会遇到这种情形），我碰到了在各领域工作和学习的人，从视觉艺术到心理学，再从诗歌到音乐。没有人能够对他的或她的专业做出定义。取而代之的是，计算机科学家在探索儿童早期学习心理学；音乐家在开发电脑程序，并与神经科学家合作；艺术家则精通电机工程，且能生产类人机器人。

随后我拜访了来自比利时的派蒂·梅斯（Pattie Maes）教授，她主要负责人机交互（HCI，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领域，她向我介绍了媒体实验室的研究风格——她称其为工作室方式——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学徒制度模板的现代改写版，使我对媒体实验室的认识越来越明朗。创造性天才，如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哥白尼和其他工艺大师，都会雇用年轻的助手，并给他们提供住宿、饮食和工艺制作的正规教育。一起工作的时候，几年下来，大师会传授自己的技能和知识给学徒们，为下一代的发明家的产生埋下种子。在媒体实验室，梅斯解释道，教职工就像那些“大师”一样，而学生——通过数年的动手研究来学习他们的手艺——就像学徒一样。接着，梅斯带我看了她的环境只能工作室，坐落在实验室的一个开放区域——她称其为“池塘”。墙、桌子和地板都摆着很多她的小组所做的发明，而其中的一些我能辨认得出来，因为我在新闻上曾看到过它们，当然这已经是许多年前的事情了。她的几个学生正全神贯注地工作着，但是当她问到他们中间的一名学生——一个叫作大卫·梅里尔（dadid merrill）的博士研究生——是否可以让我快速浏览一下他的项目时，他欣然答应了。梅里尔带我们走到一个三英尺宽的超市货架实体模型那里，上面备有盒装黄油、打蛋器和谷类食品，然后，他轻松地滑动一个带有蓝牙功能的圆环（就是当我们打断他的工作进程时，他正在修理的那个东西）。他直接指向一盒谷物，货架上的灯就会在它的正下方发出红色的光。他告诉我们，这就意味着食品不符合他已经程序化于装置内部的营养标准，也许它包括坚果成分或缺乏足够的纤维素。他告诉我，有许多“很酷的科技”可以实现这些——红外线发射器（或接收器）被装在圆环上；货架上有转频器，借助它可以实现通信；针对智能手机的蓝牙连接可以实时地获取佩戴者的基本信息等。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梅里尔所称的“增强界面”是如何真正深刻地改变商店里的购物体验的。然而，在这次“旅行”中真正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里和谐的工作关系。我的印象是他们奉行的是给予与获取并行的合作方式，这才像真正的合作者和同事。

虽然之前答应“游览”是礼节性的，但是我现在的兴趣已经被激发出来了。我特别地为到现在为止我见过的教授和学生们所释放出的难以置信的热情和他们对于寻找科技在改进人类（包括社会中的残障和弱势群体）生活质量方面的根本意义上的新方法所表现出的责任感而感动。再者，令我感到惊讶的是，他们能够享受到巨大的创造自由，以打破传统的壁垒并一起释放他们的激情，这一切都是我始料不及的。然而，仍然有一件事使我感到困惑，我从一开始的那几天就非常懂得，一个人的激情不会燃起富有如此高创造力和好奇心驱使的研究。它也需要资本，而不是空穴来风。那么这些——教授、学生和不寻常的设施——到底是以何种方式受到资助的呢？

当麦克弗将我介绍给米切尔·瑞斯尼克（Mitchel Resnick）的时候，我得到了答案。他除了指导实验室中一个颇有名气的小组“终身幼儿园”以外，还是媒体实验室的“媒体艺术与科学学术项目”的负责人。我们是在他立方体中的办公室里会面的，这个办公室是一个类似工作室的空间，这个地方在媒体实验室开办之初是被用作现场表演的，但是后来已经转为三个研究组（包括雷斯尼克的研究组）混用的空间了。

当我穿过他的工作室时（这条路通向他位于后面的办公室），我注意到一大排开放的陈列室，那里装满了五颜六色的乐高积木，其中一些散落在地板上，呈现出各种不同的组合形式。这很像那种锻炼动手能力的游戏场地，纽约中央公园玩具王国（FAO Schwartz）在圣诞节期间也推出过类似的场地，当我就此发表议论的时候，雷斯尼克解释道：“乐高集团从媒体实验室建成之日起，就一直致力于对它的资助。”这种独家的财务安排意味着，作为每年支付会员会费的回报，乐高集团将能全权拥有会员期间媒体实验室所研发的所有项目的知识产权，这种开放性是极为罕见的，这种政策也因为其所处的领先地位而被广泛复制。也许重要的是，这些赞助企业的雇员有资格在研究的过程中参与合作，尽可能频繁地和实验室中的教师、学生相互影响。在乐高集团的案例中，集团首先对“终身幼儿园”小组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关注小组探索的创造性的游戏和学习的关联。当然，他们也对其他的小组、教师和学生感兴趣。而乐高集团是当时作为会员的60多个这类集团的赞助商之一，他们的产业覆盖了各个门类。实际上，他们都乐于资助并愿意平等地分享实验室工作人员所产出的知识成果。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正困扰着我，那些实际上为媒体实验室设定研究方向的企业赞助商在其中注入了多少资金？难道没有研究者受赞助企业的短期商业兴趣所左右的风险吗？雷斯尼克向我保证，教师和学生享受全部的创作自由，只要跟随他们的好奇心和激情进行发明和创造就可以了，而像乐高集团那样的赞助商不会干涉实验室的工作，而是随时向研究者提供赞助商在市场上观察到的需求和潮流的资讯。这种安排从根本上讲是双赢的。研究者获得了工作条件而赞助商则获得了大量可以引导和开发的新产品，乃至开辟全新的市场的创意和发明。当我走出这个立方体办公区去参加当日我的最后一次会议的时候，雷斯尼克指向一个乐高机器人建造装备，它放在零件柜的顶部。他自豪地告诉我，这个时髦的教育玩具的灵感和核心科技，就是该小组和乐高集团长期合作的产物。

和雷斯尼克的这次谈话又使我的大脑开动了不少。我怀疑是否是因为这个特殊的地方有着大量未知的东西，直到现在我都相信那里有一些东西具有难以想象的魅力。据我所知，我那天亲眼目睹的这种由好奇心驱使且激情燃烧的探索，已同时在学术界和产业界消失了。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强调短期的季度收入，许多大的产业研究实验室不是关门就是缩减规模，而大多数企业则取消了他们的研发部门。商界的每一个人都在谈论革新——每周似乎都有一本讲述革新的新书出版。但是现实状况是人们已经无暇去播种能够产生创意和发明的“创新”种子。尽管许多企业减少了自己内部的研究投入，但他们还是非常慷慨地支持媒体实验室的研究，其中的一些企业已经坚持了20多年的时间。

那天我稍晚之后回到家的时候，回忆起我心中感受到的激动与焦虑，我感觉我的生活就要改变了，即便在严谨或审慎的考虑之后，我仍然会退出我的安乐窝。我那个时候就决定——如果他们愿意考虑我做下一任的媒体实验室总裁，我一定会欣然接受。不到两个月时间，也就是在2006年的2月初，我就回到了威斯纳办公楼的底层。这次，媒体实验室的全部人员都汇集到了巴托斯礼堂。而我就这样站在他们面前，麦克弗宣布我成为新任总裁。选择奔跑而不是漫步

电线、玻璃纤维杆和尼龙搭扣杂乱地丢在艾略特和马雷奇位于威斯纳办公楼生物力学工作室一角的地板上。那个夏天，在我加入媒体实验室两年半后，生物力学工作组最新的项目就实现了——被作为小组领导的休·赫尔（Hugh Herr）教授称为“我们的最新尝试”。

我是在2005年12月的那次令人兴奋并长达一天的媒体实验室参观中，第一次遇到赫尔的。他长得很高，有着运动员的身量。他讲话声音低沉以至你需要靠近他才能听清楚他在说什么。之后我了解到，他还有戏剧方面的天赋。我们第一次会面是在他4楼的办公室里，但是他很快提供给我一个参观楼下生物力学工作室的机会。赫尔说：“我们走起来速度会很快。”说着，他将我领到了楼梯边。他下楼的时候，脚步轻快，我勉强可以跟上他。当我最后在工作室里赶上他的时候，赫尔已经坐在了工作台前，修理起一个硬件，看起来似乎是机器里的某个连接部分。他立刻调出来一系列视频，这些视频展示了截肢患者正在尝试小组研制的各种不同的机械义肢，同时赫尔一边指着摆放在我们面前的工作台上、视频里出现过的每一个部件。然后，令我异常吃惊的是，赫尔作为其中的体验者也出现在了屏幕上面。他咧着嘴笑，又往后靠在椅背上，随意地抬起一条腿放在桌上，又拉起他的裤腿，露出了他所穿的麻省理工学院“动力足”（Power Foot）——一个用金属和碳复合材料制成并由高扭矩电机、嵌入式微处理器和环境传感器共同驱动的机械义肢。然后他又卷起了另一个裤腿，露出了另外一只义肢，它借助一些细小的金属棒来连接膝盖以下的腿部。我到这时才知道赫尔原来是一位双腿截肢的残疾人。

赫尔年轻的时候曾经是一个狂热的攀岩爱好者。他高中毕业以后甚至曾打算做一个职业运动员。他从没有想过去大学里面学习——就像他自己设定的那样，成为一名店主。但是之后不幸降临了，在他17岁的时候，他和一个朋友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华盛顿山爬雪山的时候，意外遇到了猛烈的暴风雪。赫尔被严重冻伤，结果导致他失去了双腿膝盖以下的部分。虽然遭受了伤病的摧残，他仍旧坚持着一个信念，那就是无论怎样、无论何时都要继续攀岩。当然，他能够攀爬之前，首先要能够行走——在那段时间里，行走对于他来说都是一件难以想象的艰难事。

他尝试使用义肢，但是那个时候的义肢是很不舒服的。所以他决定拆开它们，然后重新组装。最终，他成功地改进了义肢装置，超越了那些所谓专业的产品。即便如此，他还是明白，他攀岩生涯的结束已经是必然的了。但是这没有阻止他发明帮助行走的新义肢的步伐，他甚至还希望为攀爬运动发明新的装置。有一种义肢直接模塑进登山鞋中，专门为冰上攀爬（这是他最喜欢的一项运动）而设计，他决定不放弃探索的脚步。难以置信的是，截肢仅仅6个月以后，赫尔就又能去攀岩了。当然，一开始他只是尝试着爬，但很快就能爬得更高、更快，甚至超过了他之前曾经攀爬的速度［休·赫尔的故事由艾莉森·奥塞斯（Alison Osius）在她1991年出版的《再次攀升：休·赫尔的故事》（Second Ascent:The Story of Hugh Herr）中详细讲述过，之后还成为了《国家地理》特别节目的一个专题］。“我的医生说我再也不能攀岩了 ,”赫尔平静地说道，“但是他错了！”

赫尔的医生告诉过他，他将会永远残疾。但是为了证明医生是错的，赫尔想办法让一些东西变成现实，而这些恰恰形成了他之后在媒体实验室中的研究方向：根本就没有残疾人这个群体！什么是残疾？他的结论是，残疾是科技在服务人们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缺陷”。所以他决定奉献自己的一生来改变这种现状。为了做到这一点，这个自称为“高中生店主”的人，进入了高校的物理学专业学习，并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学硕士学位和哈佛大学的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作为一名助理教授“蛰伏”在哈佛大学医学院以后，赫尔于2004年加入了媒体实验室，在很短的时间内，他的“生物力学”小组就因它在生物混合燃料（bio-hybrids）领域的前沿探索而闻名。人机融合的科技所创造出的假肢可以和真肢相媲美。在仅仅6年的时间里，赫尔和他的学生就已经研发出了一种机械义肢膝关节——可以进行全方位的运动；一个矫正器——可以帮助中风患者恢复正常的步伐；“动力足”——一个足够精致的假肢膝关节，能够为截肢患者重新获得以常规速度和常规力量行走的能力。很快，赫尔位于英国剑桥的创业公司（iWalk）就将这种义肢推广到了市场上，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那些在战争中失去四肢的老兵已经在使用这个产品了。

今天，赫尔的团队已经将目光盯在了建造世界上第一个“用于增强人类奔跑能力的外骨骼”上面。它是iWalk行走装置的下一代强调流线型的版本，而对它的研发在赫尔的实验室参与之前就已经进行了很多年了，赫尔及他的团队所做的是帮助减轻军人在崎岖不平的地形上长距离载重行走的负担。最近一个“exo”（团队给一种外骨骼装置起的昵称——它被穿在身体的外部以增强自然人体的机能）的落实，是打算让每个人，无论其年龄和体质如何，都能在不出汗的前提下跑得更远、更快。

当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传统义肢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它们通常会消耗身体的能量，因此使用者会很快感到疲劳。所以，赫尔召集了一群年轻的工程师组成了一个团队，他们不得不解决这样的问题：如何使“exo”足够坚固、轻盈，设计得足够完美，从而让它不仅表现得和那些平时控制奔跑的肌肉和肌腱一样强壮，而且还要让奔跑变得更加简单。这个团队已经成功地利用“动力足”这种用于帮助截肢患者行走的义肢实现了这个目标。他们在一种能够让人持续跳跃的装置上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上面的要求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更加具有挑战性的。

格兰特·艾略特、安德鲁·马雷奇和他们小组的其他成员已经在这个版本的“exo”研发上花费了数月的功夫。最后，在7月一个潮湿的下午，他们准备将它绑在马雷奇身上，在户外实施他们的“宠物计划”。今天的试运行，是许多最后设计标准认定之前的诸多试验的一部分，它关注的是，确保装置——特别是用作外套的潜水短裤足够舒适并能够很好地贴合在马雷奇的身体上。这仅仅是第二天决定性的试验的前奏，那时安德鲁将要戴上一个面具，这个面具可以测量出他的代谢速率并确定是否奔跑时“exo”能够使他表现出优于天然人体的能力。

设计一个轻质、舒适且不向上缩（指衣服离开原来的位置）的外套，是一个主要的挑战。我们知道附着在骨骼上的皮肤是很光滑的，因此想在腰臀部的骨骼区域内获得一个安全的支点就变得非常困难。然而，黑泽尔·布里纳（Hazel Briner）——一个在生物力学小组工作的麻省理工学院生物和工程专业大学本科实习生——成功解决了这个问题。他缝制了一个薄衬，采用的材料是同样防滑的纤维材料，将一个鼠标垫缝到潜水裤上，并用皮带粘附其上。布里纳不仅是一个出色的工程师和熟练的裁缝，而且对外套制作还非常拿手，这都要归功于在史密葛马戏团（Circus Smirkus，世界闻名的国际青年马戏团）的大帐篷里参与空中飞人循环演出的那四个夏天。

马雷奇把那条已经被修理过的潜水裤套在他的牛仔裤外面，在他的手腕上戴了一条黑色腕带，然后给缝在裤子上的臀板缚住两个长的支柱。他弯下腰去触碰自行车定趾器上的支柱底部。这个瘦高的工程系本科生在迈开大步的时候看上去更加高大，他弯曲和伸展双腿以检验嵌入式的膝关节，而这种“膝关节”是一个由电磁驱动的机械离合器。马雷奇把他暑期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设计他的离合器，因为那种在市场上可以买到的离合器都太重了。“感觉不错吧！”马雷奇向艾略特炫耀道。

他又进行了下一步工作，并跳上跳下，好像他在为起飞做准备。他清楚而高兴地说道：“这感觉有点像撑杆跳。”“让我们出去试试看。”艾略特说着将手指向门外。当他们穿过走廊来到宽敞的五层中厅的底层时，马雷奇缓慢而笨拙地行走着。他发现使用义肢时，奔跑比行走容易多了。

于是他停下来，调整了一下保护膝盖和臀部的支架，然后跑向对面底层大厅的墙壁上开动，支架就从他腿的侧面突了出来。当他在大厅来回奔跑的时候，每一个奔跑的步伐都会传出噼里啪啦的声音，听起来就像一台老式的打字机传出的声音，并在大厅内产生回音。马雷奇制造了太多的噪音而且看起来非常古怪，甚至那些对媒体实验室所测试的各种古怪的装置已经习以为常的学生，都忍不住多看两眼。一些待在楼上的人也被吸引到了阳台，看到底是什么引起了这一声响。“我们已经采取措施来控制那些噪声了！”艾略特有些畏缩，然后他在他的笔记本上乱写了一些想法。“好吧，让我们到室外试试看它能够做什么。”

马雷奇马上行动起来，将通往与实验室毗邻的艾姆斯街广场的台阶折叠起来，并继续借助exo奔跑，沿着街区而上直到肯德尔广场，然后再折回，接着又以极快的速度大步通过实验室的正门。在这个过程中，外骨骼还是叮叮当当地发出声响。就在那个时刻，一辆橘黄色与绿色相间的“老城电车旅游巴士”载满夏季来旅行的游客，在正门前停了下来。乘客们在车窗上都看呆了，纷纷拿出相机疯狂地拍照。一个乘客打开了一扇窗户，开玩笑地冲艾略特喊道：“我在哪里可以买到那种东西？”艾略特毫不避讳地回答道：“沃尔玛超市。”

几分钟以后，艾略特和马雷奇回到了生物电力学工作室，那个“running exo”已经被拆散了，它的各个部件再一次地散落在地板上。这两位年轻的发明家以现场试验的方式，向小组中的其他成员做了报告。不久，他们就开始调整设计工作，并准备第二天的演示。

这其中的每一个环节，虽然本身的进步都很微小，但每一步都是赫尔和他的团队接近目标的阶梯。实际上，媒体实验室自身的更广泛的目标就是，发明那些能够从生活的点点滴滴入手，让普通人有条件做出非凡事情的东西。深入思考在接下来的篇章中你还会读到，媒体实验室的教学人员始终鼓励他们的学生去“冒险”——让他们任由想象力自由翱翔，并充分利用在媒体实验室所能享受到的超凡的自由去创造。这样的结果使那些充满冒险的项目的数量以平均每年数以百计的速度增加，在过去的1/4个世纪中出现了数千个。而在这里唯一会被否定的项目就是那些不够大胆和冒险的想法。随着所有的这些充满冒险的项目的进展，在媒体实验室中从来就不存在被认为失败的事情。那些不能像理想或预期一样实现的模型，被当做锻炼的机会，为研究者提供学习、重新想象或向其他方向延伸的素材。即使最终被封存在架子上或展示柜中，或者被存档于网络服务器中，这些模型也没有死去。也许它们在未来不会“苏醒”，但更多的情况是，有些人——可能是在完全不同的领域工作的人——总会找到利用它们的途径，以运用到他们正在进行的研发项目之中。这种创造的自由在当今世界上的任何一家研究机构都是罕见的，而在媒体实验室却是可能的，只因为一个原因：赞助实验室的企业不指望我们能够解决某一个他们遇到的特定问题，也不期待那些可以迅速地应用到下一季产品生产上的知识产权，而是在寻找一些更重要的事情——有机会“从消防软管中喝富于想象力[1]的见解和发明的水”。而这些或许在一开始显得和核心的业务无关，但它们中的一些最终转变为那些可以真正深刻地给人类的身心、经济或社会带来影响的创新。当时间久了这种情况成为常态之后——你将通过后面章节所讲的“设计中的意外收获”得知——媒体实验室，作为数以千计风险项目的乐园，反而是一个毫无风险的命题。它的韧性，已经伴随它走过了25年——多代的科技兴替和三次经济衰退就见证了这一点。

[1] “从消防软管中唱富于想象力的见解和发明的水”：这种说法引自媒体实验室的共同创始人及麻省理工学院校长杰罗姆·威斯纳（Jerome Wiesner）的经典说法：“在麻省理工学院求学就像试图从消防软管里喝水一样。”

在当媒体实验室总裁的5年时间里，我经常会收到一些颇为意外且与众不同的电子邮件，但是都没有比我在2009年12月的一个周六晚上所收到的那封更令人吃惊的了。这封信来自桑迪·潘特兰德（Sandy Pentland），他是我们的“人类动力学”小组的主管。他发来的这封信的主题是“我们赢得了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项目署（DARPA: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40周年的网络挑战赛”。我最初以为潘特兰德是在搞某种恶作剧，因为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关于类似竞赛的事情。但是当我点击附件之后，我的疑虑就打消了。这是一个来自美国国防部的新闻稿，时间是12月5日，里面这样写道：麻省理工学院“红气球队”赢得了DARPA网络挑战赛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项目署宣布，麻省理工学院“红气球挑战队”在DARPA举办的网络挑战赛中赢得了4万美元的现金奖励。这个挑战赛要求参赛者寻找遍布全美的10个放飞体积庞大的红色气球的秘密地点。而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团队因为第一个找到所有10个气球的位置而获得了奖金。“这个挑战赛成功地调动了世界上各个地方的人们的想象力，它极富科学难度，同时我们也希望它能够成为组成我们这个国家不断兴起的‘文化复兴’的一部分。”DARPA的总裁雷吉纳·E·杜根（Dr.Regina E.Dugan）说，“DARPA向麻省理工学院的团队致敬，因为他们在气球放飞之后仅用了不到9个小时就成功地完成了这项复杂的任务。”

我通读了几遍才相信这个报道不是恶作剧，而是真的。为了确认，我回复了一封电子邮件，让潘特兰德有空给我打一个电话。我的手机立刻就响了，的确是他的声音。他解释道：“新闻稿中提到的麻省理工学院的红气球队实际上是他在媒体实验室的一个小组。”他又说：“那天在比赛刚开始不久，他们就淘汰了来自全球的大约4000支队伍，而这些队伍为了准备这项赛事已经花了几个月的工夫。”我问他为什么我之前从来没有听过这件事，他解释道：“我在周四之前也没有听说过，我的同伴知道这项竞赛也仅仅是在周二的时候。”我挂断了电话，摇头惊叹。

但是当我经过一整个周末的思考以后，开始慢慢认识到它的价值所在，尤其是在我重读了他的电子邮件以后。他在信中将这一胜利描述为“社交网络设计和巧妙的数学所能够做的事之中一个令人吃惊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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