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贾大泉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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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大泉自选文集试读：
前言
文如其人。一个人的文章总能从某些方面反映他的一些人生历程和情性。
我是1956年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并从那时开始学习写作有关专业文章的。1961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当宋史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做研究人员。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我开始对写文章失去兴趣，不再写作。1972年我主动离开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回到四川德阳东方电机厂做中学教师，养家糊口，以度时日。随着“四人帮”倒台，“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国政局发生了巨变。特别是被人们称为共产党的良心和一代人杰的胡耀邦同志组织领导了真理标准、解放思想的讨论和平反冤假错案，拨乱反正，翻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1979年底我调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重新开始历史研究工作。1980年我又开始发表文章，这距1961年停止发表文章已近20年。1983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即被推到历史研究所所长、《历史知识》杂志主编和四川省历史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的工作岗位上。我是一个在其位必谋其政的人，于是我只能在兢兢业业完成行政工作之余从事写作。可以说，我一生中的学术成果几乎都是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完成的。借此机会，我要衷心感谢历届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和支持我工作的同志，给我创造了和谐宽松的研究环境。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所写的文章都是平庸之作。但人类的进步都是平凡的人辛勤劳动，代代积累、传承才实现的。同样，科学研究和文化进步也是作为个体的人，代代相传，在不断继承，不断创新中发展的。我在自己的某些研究领域，也曾独辟蹊径，为后人奠定了一点基石，把它整理出来，算是没有虚度年华，是对社会的一点贡献。
收录在这本文集中的文章，今天已成为历史。它基本上反映了我发表时的学术水平和对社会历史的认识。我研究历史，深知一个史学工作者最起码的素质是尊重历史、秉笔直书，不隐瞒、歪曲、伪造、篡改、美化历史。对别人如此，对自己更应如此。所以，被收录的文章，从题目到内容都完全保持原貌，不足之处未作补充，错误之处未作修改。只是在陈小梅女士的帮助下改正了原刊印时的错字并把某些引文中的夹注和文末注改为脚注，以求全书统一、便于阅读。对注文不够规范之处和已经发生变化的今地名都维持原状，以求历史的真实，供今人和后人批评指正，汲取经验，推动学术文化的发展。
文集的文章，大多登载于国内学术刊物，也有登刊于台湾地区和日本学术刊物的，在目录上都注明了发表的时间和刊物的名称，便于读者检阅。其内容有研究全国性的文章；有研究四川纸币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提高成都历史文化名城地位的文章；有研究四川茶业和马贸易，促进川、藏民族关系，社会发展的文章；有研究宋代全国性的文章和研究宋代四川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文化等方面的文章；有关爱国主义的文章，以及给某书籍写的序言、前言、导言等等。
没有收入的文章原因：一是发表时间久远、难于查找；二是已被收入，但又被其他刊物登载，避免重复；三是有的长达三万余字，甚至四万余字，其中大部分内容已被我的其他专著吸收；四是与同仁合作共写的文章；五是没有公开刊登只是内部刊印等等。但绝无隐恶之文故意不予收入者。
文章的排序，除大学时发表的两篇文章排在前面之外，其余均根据内容的不同，而进行排列。
最后我想说明，出版这部选集还有两个原因：一为把已写文章作个小结，二为缅怀我深爱的亡妻。
我出生于1935年，已年近八旬。尽管我愿遵循古训“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继续为我的国家、民族写作。但毕竟已步入黄昏之年，今后很难再写更多的文章。所以决定把一生所写文章选编成集，暂时画个句号，以作总结。同时，我的研究成果，都是在与亡妻共同生活期间完成的。她于抗战期间流落四川，幼年在孤儿院生活，养成心地善良的品质。一生爱雪中送炭、不愿锦上添花。她生前是四川教育出版社副编审，曾组建职教编室，出版了许多优秀教材，为我省培养职业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我的专著《宋代四川经济述论》、《四川茶业史》（与陈一石合著）、《宋代四川纸币》、主编兼编著的《四川历史辞典》、七卷本《四川通史》以及大部分文章都倾注了她的心血。她是我不少文章的第一个读者，并提供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她与我在极其贫穷困苦之时，同舟共济，渡过难关；而在富裕享乐之时，却猝然辞世，想起来实在令人痛心、惋惜。我愿把这一选集作为对她的缅怀和纪念，愿她可以为此而含笑九泉。
最后，我要感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李后强、院长侯水平、科研处处长向宝云、四川人民出版社黄立新社长的全力支持和陈小梅女士尽心尽责的帮助。没有他们的关心和支持、帮助，本书是难于出版问世的。同时还要感谢四川省政协主席陶武先为本书题词生辉。贾大泉2012年5月1日
农村共产主义家庭的萌芽
现在农村实行了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的建立，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最后残余，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因素开始萌芽。我们知道，家庭性质、家庭成员间形成的关系，跟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有着有机的联系。生产资料的性质不同，家庭的性质及成员间的关系也就不同。因此公社化后，就必然使建筑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家庭作用及其成员间的关系发生巨大的变化，使社会主义的家庭关系更加发展，共产主义的家庭关系开始萌芽、成长起来。这种共产主义家庭关系的萌芽、成长主要表现在：由于私有经济而引起的家庭作为社会经济细胞的作用彻底消失；妇女彻底的得到了解放；家庭成员间的权利义务发生许多变化，共产主义原则在家庭中反映出来。本文打算就这些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以求正于各位同志。
我国在解放前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资本主义未占统治地位，它没有能够全部破坏封建社会个体经济的家庭关系，相反，在广大的农村，封建的家庭仍然占主要地位。一家一户的农民把农业和手工业结合在一起，进行劳动，养活自己和供养剥削者。家庭是社会的经济细胞和生产单位。它是生产的组织者和生活的组织者。解放后对农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初级农业社和高级农业社，生产由合作社经营，家庭才不是一个生产单位，不是生产的—组织者（但仍保留一些残余，如自留地仍为家庭经营）。而家务劳动，则仍按一家一户进行，家庭还是生活的组织者。公社化后，生产资料私有制残余消失了，生产都由公社统一经营。公社成立了大队、中队、分队等单位，生产的组织领导、计划安排、劳动力的调配等都属于这些组织，家庭就完全丧失了生产单位的作用。同时，公社为了满足生产上和社员生活上的需要，建立了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缝纫组等，使几千年来世代相传的家务琐事，成为社会的公共事务。人们实行了生活集体化，公社成了生活的组织者，代替了家庭在这方面的作用。
生产的社会化，家务劳动的社会化，生活的集体化，正是共产主义社会人们的生活情况。
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的家庭，资本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家庭，都是建筑在压迫、奴役和侮辱女性的基础上的。我们建国后就废除了封建的和资产阶级奴役压迫妇女的法律和制度，建立了新的社会主义的家庭制度。1950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第一条就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但是由于私有制的存在；由于妇女没有从家庭中走出来和男子一样参加社会生产，学习技术，提高文化；由于生活来源还有赖于男子，妇女因经济原因委身于男子，男子虐待妇女的现象仍不能彻底根除，结果她们并未得到彻底的解放。所以列宁把解放妇女的法律看成是“为建筑物扫清基地，还不是建筑本身”。他说：“尽管颁布种种解放妇女的法律，但妇女仍然是家庭奴隶，因为琐碎的家庭事务压迫她们，窒息她们，使她们愚钝卑贱，把她们缠在做饭管小孩的事情上；极端非生产性的、琐碎的、劳神的、使人愚钝的、折磨人的工作占去了她们的时间。只有在反对这种琐碎家务的普遍斗争（为掌握国家权力的无产阶级所领导的）开始了的地方，更确切地说，只有在开始把琐碎家务普遍改造为社会主义大经济的地方，才有真正的妇女解放，才有真正的共产主义。”列宁接着指出：“公共食堂、托儿所和幼儿园是这些幼芽（指共产主义幼芽——引者）的标本，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平凡的、普通的东西，这些东西实际能够解放妇女，减少和消除她们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上同男子的不平等。”
党十分重视妇女的彻底解放。建国几年来，党和政府曾采取各种措施组织和动员妇女参加社会劳动，并在条件成熟了的地方兴建了托儿所、幼儿园，以保证妇女摆脱家务劳动，得到彻底的解放。但是由于经济的原因，直到人民公社成立以前，广大农村的妇女并未能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现在人民公社普遍建立了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和缝纫组，妇女开始摆脱了带孩子、煮饭的家务，参加了社会化的劳动。她们根据劳动能力领得工资，正如斯大林所说：“在劳动日面前男女一律平等。谁得到劳动日多，谁就拿得多。从今以后不管你是老子或是丈夫，都再不能斥骂妇女，说是你养活了她。现在妇女，有劳动日，她就是自己的主人。”这就从根本上破坏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家长制，妇女得到了彻底的解放。
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这些东西，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有，为什么在那时不能是解放妇女的东西呢？列宁对此曾作过正确的回答，他说：“这些东西不是新的，它是由大资本主义造成的（也如社会主义的一切物质前提一样），但它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第一，数量极少，第二，——这点特别重要——是实行投机、渔利、欺骗、伪造等等营业性企业，或是‘虚伪的资产阶级慈善事业’，这种事业受到优秀工人的憎恶和鄙视是理所当然的。”
人民公社化后，生产资料属于社员集体所有，任何个人都无权支配这笔财富，从而引起了父母子女在经济上权利义务上的若干变化，一方面父母子女间在法律上继承生产资料的权利已经消失，所能继承的只是生活资料了。另一方面生产资料的分配决定了产品的分配。生产资料属于社会成员，社会产品也就属于参加劳动的社会成员，这样，家庭成员间的经济依赖性就大大削弱，父母子女间赡养、抚育的义务也大大削弱了。
事实正是这样。河南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稿）第十五条就规定：“在粮食生产高度发展、全体社员—致同意的条件下，实行粮食供给制。全体社员，不论家中劳动多少，都可以按照国家规定的粮食供应标准，按家庭人口得到免费的粮食供应。”这就是说，已经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和不能从事生产劳动的儿童的粮食费用，已由公社承担。
产品分配的供给制办法，在其他各地已开始实行。根据中共河南省委农村工作部截至八月底的统计，全省已经推行各种形式供给制的共有九百四十二个社，占全省人民公社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其中绝大多数实行粮食供给制，还有一些实行伙食供给制或实行生活基本需要供给制。在实行供给制的同时，还根据劳动能力发给基本工资和奖励。
不难看出，随着生产的发展，供给的范围将日益扩大，供给的水平也将日益提高，老人和儿童的生活费用将逐步由社会全部承担。
这样，家庭已经不再是社会的经济细胞，不再是生产和生活的组织者，赡养父母和教育抚养子女的费用逐步为社会负担，儿童的教育和抚养，老人的赡养照顾的事务，也将由家庭的私人事务逐步变为集体的社会化事务。社会将采取妥善的措施，保证儿童受到良好的抚养和教育，保证老人度过幸福的晚年。
目前各地人民公社都普遍地建立了托儿所、幼儿园、小学，甚至有的建立了初中、高中和大学，这就是保证每个儿童都能同等的得到社会的教育，从而使家庭教育相对的削弱。刘少奇今年在河南视察工作时就曾指示：托儿所应当发展全托，小学也要向学生住校方面发展。对小孩子要强调社会教育，不能把重点放在家庭教育上。当然家庭教育还是要的。党委要加强对社会主义教育和共产主义教育的领导。教员和保育员的水平要提高，要办师范学校训练小学教员和保育员，小学教员、保育员都应当是师范毕业。管孩子应当比管拖拉机、抽水机更重要。强调对儿童实行社会教育，不仅是妇女能从家庭琐事中走出来，使她们能得到彻底解放。同时它能彻底地消除由于一家一户的生活方式、在儿童心理上培植起来的眼光狭小、自私自利的观点。完全按照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儿童，使其在德育、智育、体育上得到全面健康的发展，成为共产主义时代的新人。
照顾老人的事务，也已开始由社会承担。现在各地人民公社都在过去实行“五保”的基础上，建立了幸福院，收容没有儿女的老年人。组织他们参加轻微的劳动，在生活上加以妥善的照顾，给予必要的供给，使他们愉快地度过晚年。
建立幸福院收容没有子女的老年人，就是以后建立养老院，保证所有老人度过幸福晚年的开始。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物质资料的丰富，社会不但有可能兴办社会福利，建立这些组织保证老人度过幸福晚年。而且集中照顾老人，也是节约劳动力发展生产所必然采取的措施。湖北省浠水县红莲乡群英农业社今年七月抗旱时，有三十多个社员中暑、泻肚、伤风，每人需要一个人来请医生、买药和照顾，全社197个劳动力，一下就去了六十多个。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想：“既能办集体食堂，为什么不能办个小医院呢？”于是他们在乡卫生院的帮助下，建立了小医院，买来了药品、糖果，请来了医生，使病人得到了舒适的护理和治疗。而护理人员则从三十多个减少到两个。同样的道理，既然群众能自发地建立小医院妥善地护理病人，节约劳动力，为什么又不能建立养老院，来妥善地照顾老人，节约劳动力呢？可以设想，老人进养老院，“老人公社养”，已经不是遥远的事情了。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指示》中就规定：“有计划地改善居住条件，修建新房舍。普遍实现食堂化，建立幸福院，使老人过好晚年生活。”
必须强调指出，家庭关系的这些变化，其发展程度并不是一致的。有些东西是已经定了型的（如家庭已不是经济细胞，父母子女间继承生产资料的权利已经消失，以及妇女的彻底解放等），有的东西还处于萌芽阶段（如父母子女间权利义务的变化等）。我们决不能把萌芽阶段的东西，看成是已经成长起来的东西。由于我国现在生产水平还比较低，社会产品还不能最大限度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资产阶级法权残余仍然存在，产品基本上还是用按劳取酬的原则来分配，不能马上过渡到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来分配。已经实行供给制的地方，也还有一部分产品是用按劳取酬的原则来分配的，按其劳动能力领取工资。老人和儿童所需的全部费用，仍需家庭成员负担一部分。没有实行供给制的地方，还全是按劳取酬原则来分配，老人和儿童的生活费用，则应由家庭成员全部负担。老人的照顾还得主要由家庭承担。儿童的家庭教育仍然不可缺少。在今后较短的时间内，老人进养老院，儿童进学校，也还需缴纳费用。承担抚育子女，赡养扶助父母的责任，仍然是我们的社会义务。不承担这种义务，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是违法的。只有到了共产主义阶段，社会才能完全负担对儿童的体力、智力和道德发展的一切关注，才能负担对老人的一切照顾。
我们说到了共产主义阶段，社会将全部承担对儿童体力、智力和道德发展的一切关注，并不是说父母对自己子女就没有教育的义务了。相反，这种义务将保存下来。人们结婚的目的就是繁衍人口，它的自然结果就是生育子女和对子女的教育。父母的作用不只限于生孩子，也将和社会一道参加对儿童的教育。
最后，我想谈谈：既然随着生产资料的公有，父母子女间继承生产资料的权利已经消失，父母子女间抚育、赡养的义务也将逐步为社会所承担。那么，家庭是否就破坏了，而不存在了呢？
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消灭，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家庭是被破坏了。但是这种破坏是应该的，正确的。正如生产资料私有制所带给劳动者的是贫穷痛苦一样，建立在这种制度基础上的家庭也是带给劳动者贫穷痛苦。封建社会的个体家庭，只不过是受封建奴役的囚笼；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的家庭，只不过是再生产劳动力供资本家剥削的家庭。我们为什么又不破坏这种家庭呢？
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家庭，终究不是最幸福美好的家庭。解放后，我们国家就制定了婚姻法，规定男女平等，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以保证妇女和子女的合法利益，保证老有所靠，少有所养。但是，由于生产资料的私有，由于妇女未从家庭中走出来参加社会生产，由于家庭生活来源主要依靠家庭中的某些人，由于资产阶级和封建社会思想残余的影响，结果仍然有男子虐待妇女，父母虐待遗弃子女，子女虐待遗弃父母的现象发生，这些违反道德义务，违反法律的人虽然是少数，并都遭到了舆论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但作为家庭本身来说，则终究是不幸的事。
人民公社成立后建立起来的新家庭，彻底地消灭了妇女受奴役压迫的经济原因，使妇女得到了真正的解放。供给制的实行，家庭中的任何一个成员，无论他们有无劳动能力，都能无偿地得到同等的不同程度的生活供给，不再依赖某一个人。这样就保证了他们在家庭中处于平等的地位，在物质上不至再遭受虐待和遗弃。将来普遍地修建了养老院和各种教育机构，就能彻底地消除老人和儿童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遭受虐待的可能性。社会将同等地关怀和照顾孩子，将同等地照护老人。人们可以免除一切后顾之忧。只要他们努力地工作、劳动，为社会创造财富，社会将保证他们的家庭成员和自己过着幸福美好的生活，所以说，我们破坏的是贫穷痛苦的不平等的家庭，建立的是家庭成员地位绝对平等幸福美好的家庭。
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始终会存在下去。恩格斯曾说：“可以不无理由地答道：它不仅不消灭，反而只有那时才能十足地实现。因为随着生产资料转化为公有，雇佣劳动、无产阶级、从而一定数量的妇女——这妇女可用统计方法计算出来——为金钱而献身的必要，也都要消灭下去。卖淫定会消灭，而一夫一妻制不仅不会终止其存在，而且最后对于男性也成为现实。”恩格斯同时指出：“一夫一妻制的发生，是由于大量的财富集中在一人手里，即集中在男子手里，并且是由于需要将这种财富遗传这个男子的子女，而不是遗传给另一个男子的子女。为此就需要妻子方面的一夫一妻制，而非男子方面的一夫一妻制，因此妻子方面的一夫一妻制决不妨碍丈夫实行公开的或秘密的一夫多妻制。”所以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一夫一妻制，卖淫就是它的补充物和不可分离的对立物。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的一夫一妻制，并不是真正的一夫一妻制。资产阶级社会的卖淫和情妇已经是公开的事情，而在这个社会生活的劳动者则是过的“单身汉”的生活。《共产党宣言》就指出：“资产阶级底婚姻在实际上是公妻制，他们最多只能非难共产党人说他们想把公开的率直的公妻制去代替伪善地隐蔽着的公妻制。可是，显而易见的，跟着现存的生产关系底消灭，从这种生产关系中所发生的公妻、即公开的与不公开的娼妓制度，也便会消失。”因为生产资料公有后，社会财富没有再遗传给任何人的必要了，夫权也就彻底地消失了。妇女参加了社会生产，不再有因经济原因而委身于男子，卖淫自然能够彻底消灭。两性的结合，就必然以互爱为前提，以同志间的关怀互助为前提，以关心和爱护子女为前提。除此以外再没有其他的动机了。这样建立的婚姻制度，自然就是真正的一夫一妻制。
父母子女间的关系也是始终会存在下去的。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父母还是父母，子女还是子女。父母子女间除了社会成员间的同志关系外，还存在血统的关系。这样就使他们的思想更加接近，更为亲密友好。促使他们之间无微不至地关怀和照顾。由于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给予个人的生活资料，仍归个人所有，个人有权将这些东西赠送给自己的父母子女或其他任何人（尽管社会财富丰富，人们不需要个人之间的物质上的照顾）。所以父母子女间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互相关怀照顾有了极充分极优越的条件。到了共产主义，人们的道德意识提高，尊重老人，照顾爱护儿童已是日常生活的习惯了，人们自然会照顾关怀自己的亲人。那时的家庭成员将不是封建的宗法的统治，也不是“资产阶级扯掉了家庭动人的多情的纱幕并使之变为纯粹的金钱关系。”（《共产党宣言》）。家庭成员不是变得“冷淡”无关，而是更加亲切。人们不但可以得到来自社会的同等关怀照顾，而且也会得到来自父母、子女的关怀照顾。上海《学术月刊》1958年第10期
“九一八”事变中美国帮助日本侵略我国的罪行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三十周年。三十年前，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九一八”事变，用武力侵占了我国东北。“九一八”事变的罪行，当然主要应由日本帝国主义承担。但是，日本之所以敢于制造这次事变，并在事变之后肆无忌惮地迅速侵占东北，使之成为东方战争策源地，除了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卖国政策而外，则是同当时国际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竭力支持分不开的。
一
美国支持日本侵略我国东北不是偶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世界历史开始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帝国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世界革命人民之间的矛盾，成了时代的基本矛盾。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了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它开始争夺整个世界的统治霸权，把维护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反苏反共，镇压各国人民革命运动当作它的主要任务。因此，尽管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同日本在争夺中国统治权上存在着你死我活的斗争，为了重新夺取在中国和太平洋上的优势地位，美国曾经采用了组织和领导国际资本主义大联合的形式，在华盛顿会议上压迫日本放弃对中国的全部控制。但是，美国又不能不考虑如何笼络和利用日本。因为美国在中国的主要竞争者既然是日本，要使日本不公开反对美国在中国和太平洋上的统治，就有必要让它分享一定的权益。同时，苏联在亚洲人民中的威信日益高涨，中国革命日益发展，阻碍着美国在亚洲建立殖民统治。美国要建立亚洲的殖民统治，就要把这股革命势力当作眼中钉，誓死加以消灭。美国距离苏联和中国较远，对于直接进攻苏联和中国有着地理上的不便条件，它不能不把日本势力继续留在我国东北，作为反苏的壁垒，镇压中国革命的马前卒。这样，美国就在对日关系上制定了既压迫又笼络利用的政策。把日本变成它在远东扩张的工具，并使其在侵略苏联、镇压中国革命运动的战争中遭到削弱，达到既反对苏联、绞杀中国革命，又消灭它在远东的劲敌、统治亚洲的目的。
早在1923年7月，当时美国海军部副部长、后来是美国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就在亚细亚杂志上发表文章，宣传美国的这种政策。罗斯福要求美国公众舆论改变对日本的“敌视”态度，并建议为了建立国际资本主义的联合体系，维护世界资本主义秩序和在这一帝国主义事业中进一步“并肩合作”，美国应该承认日本“有必要”去占领中国东北市场和原料。罗斯福认为，美国若要称霸世界，必须在世界各个重大地区取得有关国家充当小伙伴与美国“合作”。在远东地区，这个小伙伴就是日本。这篇文章说明了美国政府虽于1923年 4月和日本政府宣布将“兰辛——石井协定”废止了，但该协定中美日两国政府的妥协内容——美国承认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地位，而以日本遵守“门户开放”为条件——依然存在。
日本当然不愿意充当美国的小伙伴。但正如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说：“日本过去虽然能够掠夺东方各国、亚洲各国，但是，现在没有别国的帮助，它无论在财政上或军事上都没有独立行动的能力。”日本要侵略中国，不取得国际帝国主义特别是它的主要竞争者美国的支持是不行的。美国的反动政策正是日本加以利用实行侵略我国的良好条件。因此，日本就把自己打扮成国际帝国主义在远东利益的维护者，寻求国际帝国主义对它侵略中国的支持。这样，从华盛顿会议起，美日两国的关系，表面上的确已不再保持会议前的那种紧张状态。双方仿佛都表示要“释嫌修好”、“敦睦邦交”，出现了美日关系史上的“和睦时代”。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经济危机。世界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宗主国与殖民地及附属国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帝国主义阵营为了争夺销售市场和殖民地，为了重新分割世界而展开了疯狂的斗争。帝国主义国家在东方掠夺殖民地与附属国斗争的中心舞台是中国，因为中国是最大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对中国的独占统治，就意味着对整个东南亚的独占统治。
这时，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从 1928年开始了第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五年计划。苏联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是对资本主义世界各国无产阶级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的莫大鼓舞，使帝国主义胆战心惊。这种情况使帝国主义国家加强了对苏联的侵略活动。它们企图建立反苏的军事同盟。法西斯和军国主义集团所热衷的武装侵略社会主义国家的准备更加积极。在酝酿进行的反苏战争中，中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帝国主义者总是把中国视为反苏战争中的重要的军事战略根据地。
中国的局势也发生了越来越不利于帝国主义的变化。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广泛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并在全国许多地区建立起了红色政权。代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在1930—1931年，对江西革命根据地所组织的两次血腥围攻都归失败；1931年 8月蒋介石的第三次围攻又被工农红军所粉碎。国民党政府已经没有能力来镇压国内越来越强大的反帝运动。中国革命运动的高涨阻碍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为所欲为的掠夺与剥削，动摇了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地位，震撼着帝国主义的后方，同时也使帝国主义在东方发动反苏武装侵略发生了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美日帝国主义为了镇压中国革命运动，建立反苏堡垒，摆脱经济危机，就积极开展了侵略我国东北的准备活动。日本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对侵略东北表现得特别积极，很早就在进行武装侵略东北的准备。美国更是予以热烈支持，1929年美国钢铁大王卡耐奇就公开地向蒋介石政府建议把东北卖给日本。之后，日美两国政府和财阀集团在侵略我国东北问题上进行了多次的外交谈判和幕后磋商的阴谋活动。1931年8月，日本最大的垄断组织的代表小仓，到美国游说美日两国共同对付苏联，小仓会见了美国垄断组织的代表，并与参议院委员会主席进行了长期会谈。小仓的活动受到美国垄断统治集团的完全支持，因而美国国务院在得到驻中国和驻日本大使有关日本准备进攻中国的报告后，也就不采取任何行动。相反，美国还大谈其两国“友谊”，鼓励日本的侵略行为。1931年9月17日，即“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驻美大使出渊又特别访问了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史汀生满足了日本的要求，除继续表示了两国政府的“亲善”态度以外，还希望迅速修改美国国会在1924年通过限制移民的法律，以扩大和巩固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美国支持日本的侵略政策，对日本最后决定发动侵略东北的战争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美国这种政策使日本过去在侵略中国问题上的主要竞争者变成了它的盟友；而且日本还可以利用这个盟友来说服或压服其他帝国主义同意它的侵略行为。这样，日本帝国主义就可以放肆发动对中国的侵略了。终于，在1931年9月18日发动了侵华战争。
二
日本侵入我国东北，破坏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华盛顿会议所建立的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凯洛格公约、国际联盟章程等国际协定和条约，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其他帝国主义在华利益。上述条约和协定都是国际帝国主义所签订的。照理说它们应该遵守这些协定，出来制止日本的侵略行为。但是，帝国主义的掠夺本性决定了这些强盗根本就不讲什么信义，遵守什么国际协定。帝国主义为了掠夺而签订国际协定，为了掠夺也就会撕毁这些国际协定。所以，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帝国主义在日本侵入东北后，不是出来干涉日本的侵略行为，而是竭力支持。
美国国务院在日本侵入东北后，就急忙发表声明，宣称东北事件没有提供违反凯洛格公约的根据。9月24日，美国就东北事件给日本和中国政府的照会中，都不提破坏凯洛格公约和华盛顿协定的问题，抹杀谁是侵略者，谁是被侵略者，把日本和中国置于同样的地位。
美国在公开发表支持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言论的同时，还急忙同日本商讨下一步的侵略计划。“九一八”事变不久，美国陆军部长哈尔莱就到东京与日本陆相南次郎会谈。根据南次郎在战后东京受审时的供认，他们之间的会谈使哈尔莱非常满意。哈尔莱认为他们的访问是非常得策的，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接着美国国会贸易委员会负责人霍斯顿又到日本了解日本的侵略计划，组织日本进一步进攻中国和反对苏联的行动。
继哈尔莱和霍斯顿访问日本之后，美国就正式公布了它的反动政策。这个政策就是限制日本向南扩张，以牺牲我国东北为交换条件，把日本作为它镇压中国革命运动和进攻苏联的工具。因此，在10月8日，美国给了日本一份备忘录，反对日本向南推进。同月，美国总统胡佛又发表支持日本镇压中国革命运动和进攻苏联的声明。胡佛在声明里公开宣称：假使日本人公开对我们说：我们不能再遵守华盛顿协议，因为中国的秩序没有恢复，中国的领土有一半已布尔什维克化并且与俄国合作；而我们人民的整个生活都依赖于我们对中国输出和从中国输入原料；由于中国没有秩序，我们的经济几乎已经麻痹；满洲国在冒险家手中；加之，我们在北方已和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为邻，如果在侧面再有一个尔布什维克化了的中国，我们的存在就要受到威胁，所以，让我们有恢复中国的秩序的机会吧！假使他们公开地对我们这样说，我们是不能提出异议的。
显然，胡佛的声明，不仅同意日本侵占整个东北，并且还给了日本“恢复中国秩序”的自由。这样，日本为了“恢复中国秩序”，也就是为了镇压中国革命，维护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秩序，就可以把侵略军队开进凡是爆发革命运动的地区镇压中国革命，扩大它的侵略范围。这就使得美国企图把日本侵略行动限制在东北地区的主张软弱无力了。日本就根本不理会美国的照会，把它的侵略权限于东北，而是在11月南下侵占了锦州。
美国在外交上公开支持日本侵略，使日本摆脱了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的同时，还援助日本大量的战略物资，解除了日本在侵华战争中财政上军事上的困难。
日本侵入东北后，美国就成了日本工业所需要的稀有物资和战略物资的主要供给者。美国对这些物品的供应立刻增加了好几倍。例如，据美国年鉴统计，1932年1月运往日本的硝甘油类的化学物品就有一千九百万吨，即比1931年同期增加了十一倍。1932年美国卖给日本的煤油，比1931年增加了200％。同年头四个月美国出口的钢铁品比1931年同期减少了一半，而这个时期运往日本的钢铁品却增加了一倍多，并有大批的废铁运往日本作弹药之用。日本所需用的汽车也主要是由美国供给的。美国完成了日本的巨额的军事订货，有些货物还是由美国特别照顾赊给日本的。1931年美国运往日本的枪炮弹药值14万多美元，而1932年1月所值就超过了3万美元。1931年运往日本的工业装备品值588万美元，铁与钢值 700万美元，石油值1630万美元，棉花值8千万美元。更为毒辣的是，美国独占资本为了完成日本的军事订货，杜邦公司竟以90万美元的代价，将用硝酸和氨制造炸药的专卖权卖给日本三井公司。这笔买卖正如美国的一位参议员所承认：其价值就其全部意义上来讲，等于派了若干师团的力量。
这里应该强调指出的是：日本在侵占东北以前，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还是比较薄弱的。美国对日本军事物资的援助和把制造各种武器的技术秘密供给日本，不仅克服了日本当时缺乏军事物资的困难，保证了日本能够用武力侵占东北，而且在日本侵占东北后军事工业的迅速发展，军国主义势力的发展，远东战争策源地的形成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由此可见，“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之所以能够迅速地侵占东北，是与美国的支持分不开的。
三
在美帝国主义看来，要达到独占亚洲的目的，不仅需要日本这个小伙伴作为它侵略扩张的工具，而且还需要采用政治欺骗的方法，隐藏它的狰狞面目，装出伪善面孔，欺骗世界人民，特别是亚洲人民。为此，它就力图利用国联组织来作为它的侵略工具。所以美国除直接支持日本侵略外，更多的是积极地勾结国际帝国主义，通过国联来帮助日本侵略我国，达到它独占亚洲的目的。
我们知道，美国为了实现它的目的，1919年威尔逊政府就在巴黎和会上建议成立国际联盟，指望把它变成美国实现世界统治目的的政治斗争工具。但是帝国主义阵营内部互相斗争的结果，是英法两国在国联占据着领导地位，美国的冒险侵略计划落空了。美帝国主义不甘心容忍这一既成事实，并梦想夺取世界霸权，就没有参加国联，而千方百计扩大和加强在世界上的政治经济影响，使其他国家在财政经济上依赖于美国，以此达到在国联之外操纵国联，实现它的侵略目的。
日本侵入东北后，美国认为不暴露它支持日本侵略的真实面目，利用国联组织是一个最好的办法。所以就在日本侵入东北后，积极与国联搞合作。这样，美国虽不是国联成员，但从国联干涉中国问题的第一天起，美国就参与了国联关于中国问题的活动。
日本侵入东北后，美国政府就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面前装出一副伪善面孔，指示它的走狗蒋介石政府不要抵抗日本，避免“流血牺牲”，把东北问题提交国联讨论，等待国联和美国的“公平”解决。根据美国主子的意旨，蒋介石政府就请求国联调查中日冲突，解决东北事件，为国联打开干涉中国问题的大门。
9月21日，国联行政会议讨论了日本武装侵入东北的问题，美国对这次会议所采取的政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据美国驻日内瓦公使威尔逊所承认，1931年9月21日国联理事会讨论中国东北问题，“我在理事会开会时，虽然没有正式发言，但显然，我是能够通过决议中决定性的因素”。这次会议上，国联领导人曾主张派遣—个中立委员会到东北调查。但由于日本反对这样做，美国国务卿又支持日本的意见，国联便放弃了这个主张，建议中日两国政府召回自己的军队，不要使两国公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这样就把侵略者和受害者相提并论，把日本侵略军撤出东北的问题交由侵略者自行处理。对此，日本政府事后还专门向美国发出照会，感谢美国对它的支持。
以后，国联一直未对日本侵略者有任何谴责。直到9月30日，国联还通过决议，希望中日两国政府恢复正常关系，并把日本撤军问题与日本臣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问题联系在一起，使日本能在保护其臣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借口下，留下侵略军继续侵略东北，掌握东北的统治权。这个决议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迫使国联在10月24日通过了白里安要求日本撤军的决议，并规定了在11月16日——即下次行政会议前日军撤出东北。这个决议是美国代表参加通过的，它本来应该贯彻执行。但美国国务卿史汀生事后却暗地给日本表示，国联规定日本撤军的日期不合理，美国政府不同意国联理事会的意见。因此，日本在得到美国的支持的情况下，对国联的决议置之不理。相反，却增兵东北，轰炸齐齐哈尔，向北推进。美国见此，以为日苏战争必发，更加支持日本的侵略行动。于是美国驻英大使道威斯在接到参加国联理事会工作指示之后，就在伦敦与日本驻英大使松平、英国外相西门会谈，决定日军继续留在东北，把东北变成反苏基地。以后道威斯到巴黎参加国联理事会工作，又使法国外长白里安接受了这个意见。
国际帝国主义者能够迅速一致谈妥日军继续留在东北，是有它们各自的反动打算的。英法帝国主义的想法是，除了反苏的目的外，以东北给日本，以华南给法国，以华中、华西给英国。美国则想独占中国。因此，1931年11月16日，在紧张的政治局势下，国际行政会再度在巴黎集会讨论东北事件时，理事会第—次会议只开了半小时，帝国主义者就转入了秘密外交和秘密协商中，去准备新的冒险行动。
美国想在中国建立自己的独占统治地位，就在外交上表现得空前积极，力图在巴黎的国联行政会上起领导作用。大会前夕，在华盛顿由日本驻美大使出渊与史汀生积极会谈过好几次；在东京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美国大使福尔布逊也有会晤；在南京，詹森公使走访了蒋介石。由于这些会谈的结果，美国国务卿以所谓解决“满洲”问题的折中方案提交巴黎会议。美国外交当局坚称国联行政会应接受美国的方案。11月16日，道威斯两次与英国代表西门、国联秘书长特鲁蒙及日本驻英大使松子商谈。次日一整天又与英、法、日、中四国代表举行“私人会谈”。在这些会谈中，他们商讨了美国的“折中方案”。根据这个方案，他们想在锦州地区建立“中立区”，由美、英、法三国军队开入“中立区”。美帝国主义提出这一方案，实质上是企图组织国际对华武装干涉。美帝国主义分子计划把军队开入南满，限制日军向中国关内前进，并把日军的侵略锋芒引向反对苏联。同时把美军留在后方，以便在必要时增援日军反苏战争。把持国联的英国和法国，则打算在国联的保护下，赋予日本以主要的警察职权，在“满洲”建立国际共管。他们坚持开进“中立区”者只有英、法、意及其他国家的军队，而不包括美军在内，这样就使在巴黎的国联行政会讨论瓜分中国问题一度陷入僵局。
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并以中国革命运动相威吓，借此争取时间，扩大侵略。在日本1931年11月25日进攻锦州时，国民党卖国政府按照帝国主义的意旨，在11月25日致函国联秘书长，请求国联立即采取必要措施，在中日驻军之间，划出一中立区，在国联行政院权力之下，由英、法、意等国中立军驻防。关于美军是否要进入中立区，则未提及。这使美国反动集团大为不安。以后在国联行政会公布决议草案之后，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围绕着美国的“折中方案”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美国坚持要在锦州一带建立中立区，并把美、英、法军队开进“南满”。但当决议草案最后制定成功，并得到美国政府完全同意时，日本在12月9日正式声明，反对设立“中立区”，这样，出乎美国意料之外，美国坚持要把美军开进“南满”的侵略性折中方案落空了。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的深刻化，对中国组织国际武装干涉的计划遭到了失败。
国联利用调停中日冲突的方法帮助日本侵略，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扩大了。世界各国人民要求防止远东战争的函电每天都要飞入国联。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更加强了反对日本侵略和国民党政府卖国投降的斗争，上海、南京、北京及全国各地都发生了强大的工人、学生的示威游行，要求立即制止日本的侵略行为。
在这种情形下，国联为了欺骗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舆论对国联软弱无力的谴责，以便继续利用“调停”，帮助日本侵略，便暗示日本提议派遣调查团到东北调查事实真相，日本考虑到在调查团调查期间，国联必定失去作用，作不出任何决定，有利于它利用时间，放手发动侵略；同时，调查团到东北看到“赤化”和苏联的“威胁”，就会更加同意它对东北的侵略和占领，因而接受了这个意见，向国联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国联也就在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操纵下，在12月10日通过成立李顿调查团的决议。
李顿调查团是帝国主义强盗联盟的调查团。它的任务完全是计划瓜分中国和镇压中国革命运动。这个调查团准备费用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使日本占领了整个东北。1932年2月，正当日本进攻上海，大肆屠杀中国人民的时候，它才开始到美国去接受指示。随后又到日本与侵略者商讨，直到3月14日，日本屠杀上海人民的野蛮行为已经结束，才到上海。随后又到广州，转至遭到工农红军严重威胁的汉口，实地调查筹划镇压中国革命。最后到4月24日才到沈阳。这时伪满洲国已经建立，日本也准备好了供调查团需用的人证物证。果然，调查团访问了伪满洲国的傀儡，带走了日本人准备的文件，就结束了它的工作。这个在美国直接参加，并始终受美国支配的调查团，最后在10月间发表了李顿调查团报告书。
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内容和实质，正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反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的通电中所说：“这是帝国主义向中国民众提出的瓜分中国的哀的美敦书。”它公开地最无耻地宣布了瓜分中国的新计划：它公开宣布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不仅应该占领满洲，并且应该瓜分中国的全部；明白宣布了日本帝国主义占据满洲、华北、上海是正当的不得已的行动，号召各帝国主义都来瓜分中国，消灭中国的革命运动，首先就是要更残酷地进攻中国苏维埃政府所领导的反帝斗争和土地革命，消灭东北的抗日义勇军和全国的反日运动，无耻地主张满洲应作为“自治国”，设立国际宪兵，成为国际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根据地，同时用“宗主权属于中国”等名词来企图解除中国民众反帝的武装，欺骗中国民众。最后，再三命令国民党要更积极地进攻红军，更忠实地去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更努力地镇压反帝运动，凶残地去屠杀中国民众！
这时，由于伪满洲国的成立，日本在东北的统治权已经确立了。在这种情况下，国联才于1932年11月21日召开行政会议，着手讨论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一直到1933年2月，将近四月之久。在此期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在国联内部展开了瓜分中国的激烈斗争。国联成立了一个又一个的委员会来处理李顿调查团的报告，终于作不出任何决定。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又利用这个时机，继续扩大它的侵略行为。1933年1月初占领华北重要战略据点山海关。山海关之被侵占，表明战事已移到中国内地。日本不北进侵略苏联而南下深入中国内地，这违反了国际帝国主义的计划，也使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矛盾尖锐化起来。国际帝国主义集团不得不采取官样文章，限制日本南下，维护它们的在华利益，麻痹各国人民意志。因此，在1933年2月24日才通过了一个决议，要驻在南满铁路地区的日军撤退，国联会员国今后无论在法理上或事实上都不承认伪满洲国。但应设立一个由十九国委员会的会员及苏美的代表组成的机构，来解决“满洲”问题。在“满洲”设立一个承认中国主权、但享有自治权利的机构，同时照顾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利益。
美国欢迎国联这项决议，同意参加拟订帝国主义奴役中国方案的这个委员会的工作。苏联采取与殖民政策完全不同的立场，拒绝了国联的邀请。日本则以退出国联以便自由行动，回答了国联的决议，并立即进犯现属内蒙古自治区的热河省，3月4日完全占领了热河省并向河北推进。到 5月20日，日本占据了华北广大地区。5月21日国民党与日本签订了可耻的投降的《塘沽协定》，把华北出卖给日本。《塘沽协定》结束了日本侵华战争的第—阶段。至此，国联的所谓调停活动也结束了。为时两年的国联借“调停”组织日本侵略战争的结果，使日本侵占了东北，并完全控制了华北和在华东的上海建立了非武装区。中国广大地区的人民便处于日本直接的奴役和压迫之下。
日本侵占了上述地区之后，依靠对中国人民的掠夺剥削缓和了经济危机，并使它的重工业和军火工业迅速地发展起来，建立了对外侵略的经济基础，国内法西斯势力也日益形成，成为远东的战争策源地，在1937年便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只是由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了八年的艰苦抗战和以苏联为首的国际爱好和平力量的援助，才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把它从我国的领土上驱逐出去。
现在，“九一八”事变早已成为历史陈迹了。但是，美帝国主义今天还在积极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想把日本变成它侵略中国发动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我们重温一下“九一八”事变中美帝国主义帮助日本侵略我国的罪恶活动，是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的。南京《江海学刊》1961年第9期
四川历史概况
先秦时期 四川和我国其他省区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在遥远的远古时代，就有原始人类在这里劳动、居息和繁衍，创造了旧石器时代的远古文明。
四川最早的原始人类，是1951年在资阳县黄鳝溪发现的“资阳人”。资阳人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新人类型，距今大约数万年至十余万年之间。此外在成都羊子山、汉源富林镇、铜梁县城附近等地都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遗址。这些旧石器时代的四川远古居民，过着原始群居的生活。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进入氏族公社时代，这一时期在考古学上称为新石器时代。在东起长江三峡，西至甘孜、阿坝等130余处都有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发现。它反映了在新石器时代四川古代先民的活动范围远比旧石器时代广阔得多。
根据史籍记载，在夏、商、周时期，四川就居住着众多的部族，其中巴人和蜀人是最主要的部族，他们的活动最为重要。
巴人是一个古老的部族，其历史可以上溯到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代。传说巴人是西北高原黄帝部落中的一支，与黄帝同为姬姓。大约在夏商之际，巴人祖先南迁至陕西南部汉水上游一带，别立宗氏，由母系氏族发展到父系氏族，殷商王朝中叶，巴人被殷商王朝征服。周武王伐纣，在决定命运的牧野之战中，“巴师勇锐，歌舞以凌人”，对武王灭纣起了重要作用。西周王朝建立后，巴被周王朝册封为诸侯，其首领称为子。巴国地域大致在今陕西南部的汉水和四川东部嘉陵江一带，其境内居住着众多的少数民族。板楯蛮和廪君蛮就是巴国居民中较有影响的部族。战国初年，巴国的疆域“东至鱼复（今奉节县），西至僰道（今宜宾市），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在四川形成了川东巴国，川西蜀国的局面。战国中叶以后，楚国向巴国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巴国放弃了汉水和大巴山之间的故地，退守川东东部。在楚国的进攻下，巴国的国都也不断迁徙，“虽都江州（今重庆市），或治垫江（今合川县），或治平都（今丰都县），或治阆中”。
蜀人是岷江上游的一个古老部族，传说为黄帝后代，可能与西北地区氐羌先民有历史渊源。传说蜀族的第一代始祖名蚕丛，称蚕丛氏。其后为蜀族首领的有蜀王柏濩和蜀王鱼凫。史称蚕丛、柏濩、鱼凫为“三代，各数百岁”。这三代的时间，大体相当于夏、商和西周前半期。蜀族从很早起就同夏王朝发生了关系。殷商时期为殷王朝征服。周武王伐纣，蜀师作为“西土八国”之一，参加了灭殷的牧野之战。西周建立后，蜀与周朝保持了贡纳朝觐关系。大约在殷末周初，蜀族已进入阶级社会。其后岷江上游的杜宇部族进攻鱼凫，夺取了蜀族的统治权，自立蜀王，史称望帝，建都于郫（今郫县），后移居瞿上（今双流县）。蜀国的疆域，北至陕西汉中，南及四川青神，西至四川天全、芦山，东达涪江流域。杜宇王国大约维持了百余年，春秋初叶为开明氏取代，号曰丛帝。开明王朝统治蜀国350余年，传11世，历12王，其疆域比杜宇王朝更为扩大，在四川境内南达宜宾，东至阆中等地，并一度挥师鱼复与楚国争雄。开明王朝曾先后建都于乐山、芦山、双流。从开明九世起定都于成都，此后成都就成为川西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
巴蜀时期四川的经济文化已经相当发达。早期巴人以善于射猎著称于世。春秋战国时期，农业已成为主要的生产部门，土植五谷，牲具六畜，盛产桑、麻、苎、漆、茶、蜜、果实、竹木等经济作物。巴地出产的“巴乡酒”，香醇浓郁，是向周王朝交纳的贡品，名列《周礼》“三酒”之一的名酒。手工业中的制陶业、纺织业、竹木编制业、漆器制造业、井盐业、采矿业、青铜冶炼和铜器制造业都相当发达。蜀人的经济比巴人更为进步。从广汉县三星堆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末周初遗址出土的精美物器和房屋布局，反映出当时蜀人已有发达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建筑业，进入了文明社会阶段。从杜宇王朝末年起，川西平原开始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开明王朝的开国君主鳖灵，就因治水有功而取代杜宇王朝。鳖灵开凿玉垒山（今都江堰市灌口山，或谓今宝瓶口）为分水口，挖掘人工河道，把岷江分流入沱江，减少了成都平原的水害，促进了农业的迅速发展。战国时期，蜀地已是沃野千里，土地肥美，富有粮食蔬菜之饶，经济相当发达。秦国司马错在建议并吞巴蜀时就说：“得蜀则得楚，楚得则天下并”，依靠四川的人力物力财力就能统一全国，四川已成为全国的一个重要的经济基地。
秦汉时期 公元前316年，秦乘巴蜀相互攻伐，出兵吞并巴蜀。秦统一巴蜀后，在四川推行郡县制，巴地设巴郡，蜀地设蜀都，保证了秦国的各项制度在四川的推行，并大量移民入蜀，促进了四川经济，特别是冶铁业的发展。经过张若和李冰的经营，四川的政治经济都得到迅速发展。李冰修都江堰，使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穿广都（今双流县）盐井，开始了四川的井盐生产。张若率军向南扩张，先后攻取了邛、笮等部少数民族，其统治范围达于今乐山、汉源及大渡河以南的西昌地区。秦朝统一全国后，继续经营西南夷，修建由宜宾通往云南昭通的五尺道和由咸阳到成都的驰道，促进了四川与中原和西南各族的经济文化联系。
秦朝灭亡后，汉高祖曾依靠四川的人力物力财力，还定三秦，统一全国。汉武帝时，唐蒙使南越，发现了经夜郎牂柯江运往番禺（今广州市）的蜀抅酱，从而料定四川有一条经夜郎而至广州的商道。其后张骞使大夏（今阿富汗），发现经身毒（今印度）运往大夏的蜀布和邛竹杖。这三种蜀中物产在异域的发现，引起了汉王朝要尽力开拓由宜宾经云贵至广州的道路和由西昌通往云南、印度的道路。经过前后30年的努力，虽未打通通往身毒的道路，但却对西南夷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工作。开夜郎，于巴蜀二郡西南分置犍为郡，其后又置沈黎郡（今汉源县北），越嶲郡、汶山郡（今汶川县北），平滇设益州郡。从此西南大部分地区都在汉朝政府的直接统治之下，西南各族与汉族人民的联系更为密切，西南民族地区的经济得到开发。
东汉王朝建立之初，无暇顾及蜀中政局，公元24—36年，公孙述曾割据四川，建立“大成国”，统治蜀中12年，被东汉王朝所灭。东汉王朝统治四川后，豪族势力迅速发展，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引起了人民的不断起义。最后在东汉末年全国农民大起义和军阀混战的形势下，导致了刘焉父子割据四川的局面。
两汉时期是四川历史上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时期之一。汉武帝时，四川人口达到766048户，3514217口。汉代四川的水利建设和农业都得到了飞跃发展。巴蜀地区已成为全国重要的粮食基地，蜀粮运往中原和江南等地赈济灾荒。经济作物则有果实之珍，“山林泽渔，园囿瓜果，四节代熟”，荔枝、柑橘、茶叶闻名遐迩。手工业高度发展，四川是西南的冶铁中心，临邛卓氏、程氏均以冶铁富比王侯，严道邓通铸钱，钱遍天下。井盐业也有较大发展，并开始用天然气煮盐；成都是全国织锦业中心，蜀锦生产达到相当水平。汉朝政府还在蜀郡、广汉设置工官，生产金银铁器、漆器、蜀刀。漆器的产量质量和行销范围，都居全国之首。汉代四川文化也有辉煌成就。文翁在成都兴学，培养了大批人才，使巴蜀学风之盛，赶上了当时文化发达的齐鲁地区。司马相如、王褒、扬雄、落下闳，是当时全国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和天文学家。汉代四川的绘画、雕刻艺术也有很高成就。石阙建筑、画像石、图像砖，是我国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魏晋南北朝时期 东汉末年，各地军阀混战，割据称雄。刘焉死后，其子刘璋懦弱无能，不能自守，派人迎刘备入蜀，刘备乘机夺取四川。220年，魏国曹丕称帝；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汉”。222年孙权在江东称帝，国号吴，正式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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