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胡注表微(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陈垣 著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通鉴胡注表微试读：

百年前，张之洞尝劝学曰：“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是时，国势颓危，列强环伺，传统频遭质疑，西学新知亟亟而入。一时间，中西学并立，文史哲分家，经济、政治、社会等新学科勃兴，令国人乱花迷眼。然而，淆乱之中，自有元气淋漓之象。中华现代学术之转型正是完成于这一混沌时期，于切磋琢磨、交锋碰撞中不断前行，涌现了一大批学术名家与经典之作。而学术与思想之新变，亦带动了社会各领域的全面转型，为中华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时至今日，中华现代学术已走过百余年，其间百家林立、论辩蜂起，沉浮消长瞬息万变，情势之复杂自不待言。温故而知新，述往事而思来者。“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之编纂，其意正在于此，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收纳各学科学派名家名作，以展现中华传统文化之新变，探求中华现代学术之根基。“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收录上自晚清下至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海外华人学者的原创学术名著（包括外文著作），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体兼及其他，涵盖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学等众多学科。

出版“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为本馆一大夙愿。自1897年始创起，本馆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己任，有幸首刊了中华现代学术史上诸多开山之著、扛鼎之作；于中华现代学术之建立与变迁而言，既为参与者，也是见证者。作为对前人出版成绩与文化理念的承续，本馆倾力谋划，经学界通人擘画，并得国家出版基金支持，终以此丛书呈现于读者面前。唯望无论多少年，皆能傲立于书架，并希冀其能与“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共相辉映。如此宏愿，难免汲深绠短之忧，诚盼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共襄助之。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2010年12月凡　　例

一、“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收录晚清以迄20世纪80年代末，为中华学人所著，成就斐然、泽被学林之学术著作。入选著作以名著为主，酌量选录名篇合集。

二、入选著作内容、编次一仍其旧，唯各书卷首冠以作者照片、手迹等。卷末附作者学术年表和题解文章，诚邀专家学者撰写而成，意在介绍作者学术成就，著作成书背景、学术价值及版本流变等情况。

三、入选著作率以原刊或作者修订、校阅本为底本，参校他本，正其讹误。前人引书，时有省略更改，倘不失原意，则不以原书文字改动引文；如确需校改，则出脚注说明版本依据，以“编者注”或“校者注”形式说明。

四、作者自有其文字风格，各时代均有其语言习惯，故不按现行用法、写法及表现手法改动原文；原书专名（人名、地名、术语）及译名与今不统一者，亦不作改动。如确系作者笔误、排印舛误、数据计算与外文拼写错误等，则予径改。

五、原书为直（横）排繁体者，除个别特殊情况，均改作横排简体。其中原书无标点或仅有简单断句者，一律改为新式标点，专名号从略。

六、除特殊情况外，原书篇后注移作脚注，双行夹注改为单行夹注。文献著录则从其原貌，稍加统一。

七、原书因年代久远而字迹模糊或纸页残缺者，据所缺字数用“□”表示；字数难以确定者，则用“（下缺）”表示。内容提要《资治通鉴注》是胡三省所作，他是南宋遗民，是爱国史学家，与文天祥、陆秀夫、谢枋得是同年进士，宋亡後隐居不仕，杜门著书，宋史无传，故其生平事迹，知者甚少，学者只认为他长于地理考证，故《通鉴注》成书後六百六十年，前三百六十年沉埋于若无若有之中，後三百年掩蔽于擅长地理之名之下，至于他的爱国思想和治学精神，很少有人注意。本书乃将《通鉴注》加以分析研究，把胡三省的生平抱负和学術成就，作了具体详尽的介绍和阐发。全书分二十篇：前十篇讲史法，後十篇讲史事，引书二百五十馀种。书中并对研究历史的基础知识多所讲述，对于从事历史科学研究者有很大帮助，并且是研究《通鉴》及《通鉴注》的重要参考论著。胡三省跋宋高宗书徽宗文集序墨迹跋

跋无年月，而云书于袁桷清容斋，宋亡，桷才十一岁，此跋当在宋亡以後。又《清容集·师友渊源录》，言身之乙酉岁留袁氏塾，则跋当作于是时，时清容年二十，身之年五十六，即撰《〈通鉴注〉序》之年也，说详《表微·解释篇》。此墨迹曾刻入《玉虹鉴真帖》，此照片则苑北草堂主人所赠也。後第十一乙酉冬日，新会陈垣。小　引

频年变乱，藏书渐以易粟，唯胡氏覆刻元本《通鉴》，尚是少时读本，不忍弃去；且喜其字大，虽夹注亦与近代三号字型无异，颇便老眼。杜门无事，辄以此自遣。一日读《後晋纪》开运三年《胡注》有曰：“臣、妾之辱，唯晋、宋为然，呜呼痛哉！”又曰：“亡国之耻，言之者痛心，矧见之者乎！此程正叔所谓真知者也，天乎人乎！”读竟不禁凄然者久之。因念胡身之为文、谢、陆三公同年进士，宋亡隐居二十馀年而後卒，顾《宋史》无传，其著述亦多不传。所传仅《鉴注》及《释文辨误》，世以是为音训之学，不之注意。故言浙东学術者，多举深宁、东发，而不及身之。自考据学兴，身之始以擅长地理称于世。然身之岂独长于地理已哉，其忠爱之忱见于《鉴注》者不一而足也。今特辑其精语七百数十条，为二十篇，前十篇言史法，後十篇言史事，其有微旨，并表而出之，都二十馀万言。庶几身之生平抱负，及治学精神，均可察见，不徒考据而已。《鉴注》成于临安陷後之九年，为至元二十二年乙酉；《表微》之成，相距六百六十年，亦在乙酉，此则偶合者耳！

 一九四五年七月　新会陈垣识于北平兴化寺街寓庐本朝篇第一

本朝谓父母国。人莫不有父母国，观其对本朝之称呼，即知其对父母国之厚薄。胡身之今本《通鉴注》，撰于宋亡以後，故《四库提要》称之为元人。然观其对宋朝之称呼，实未尝一日忘宋也。大抵全书自四十卷至二百三十二卷之间，恒称宋为“我朝”或“我宋”，而前後则率称“宋”或“宋朝”，吾颇疑为元末镂板时所改，其作内词者，身之原文也。试顺全书卷次，条举其例如下：

秦二世二年，陈婴为楚上柱国，封五县，与怀王都盱眙。注曰：《班志》盱眙县属临淮郡。《史记正义》曰：“今楚州。”宋属泗州。（卷八）

汉高帝五年，汉王还至定陶。注曰：《班志》定陶县属济阴郡，古之陶邑，宋为广济军理所。（卷十一）

此二条在开篇前数卷，皆单称“宋”，不类本朝人语，身之对父母国，似已漠然矣。然以後文例之，原稿当称“我宋”，刻板时去“我”字耳。《提要》引黄溥《简籍遗闻》谓是书元末刊于临海，而不明著为何年。然元统二年纂成之《元文类》已载胡三省《新注通鉴序》，则其刊布必在《元文类》纂成之前。序中“宋英宗皇帝”云云，今《鉴注序》作“宋朝英宗皇帝”。疑本作“我朝”，刻版时改为“宋朝”，苏天爵复删“朝”字。犹之《元文类》本名《国朝文类》，后人改为《元朝文类》，又称《元文类》也。至正三年诏修《宋史》时，《胡注》已刊布十馀年，而《宋史·艺文志》不载者，以为元人也。《千顷堂书目》史学类著录《通鉴释文辨误》，以胡为宋人；而编年类著录《胡注通鉴》，亦以为元人。

汉武帝征和四年，匈奴驰言：“秦人，我匄若马。”注曰：据汉时匈奴谓中国人为秦人，至唐及国朝，则谓中国为汉，如汉人、汉儿之类，皆习故而言。（卷二二）

全注称宋为“国朝”者绝少，必谓身之为元人，此“国朝”本可指元，因元时亦称中国为汉也。

汉元帝初元二年，贾捐之弃珠崖疏。注曰：采珠蜑丁，死于采珠者多矣，此我太祖皇帝所以罢刘氏媚川都也。（卷二八）

媚川都南汉刘氏置，定其课，令人入海五百尺采珠，见《宋史》四八一《南汉世家》。宋太祖罢之。此称宋太祖为“我太祖”，身之之忠于宋，可谓深切著明矣，夫谁得而元之！

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大军进至安次，连战破之。注曰：贤曰：“安次县名，属渤海郡，今幽州县也。”按我朝霸州文安县，本汉安次县地。（卷四〇）

全注称宋为“我朝”者始见于此。然此我朝亦可指元，因元时亦有霸州文安县也。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孙权分其地为新都郡。注曰：权分歙县为徙新、新定、休阳、黎阳，并黟为六县，置新都郡；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新安郡；唐睦州是也；皇宋改徽州。（卷六五）

全注称“皇宋”者只此，此可断为改刻所遗者也。《元史》九《世祖纪》，至元十四年，曾命中书省檄谕中外：“江南既平，宋宜曰亡宋。”身之山中注书，或未之知，或知之而不忍改也。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上，言：“方回昔受前朝高官，今乃动辄非骂，以‘亡宋’称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方回与身之同时，而对父母国之称如此，取悦新朝耳。

魏明帝太和二年，吴王以吕忠诚，厚见信任，以周谷能欺更簿书，不用也。注曰：周世宗之待周美，我朝太祖之重窦仪，事亦类此。（卷七一）

窦仪见《宋史》二六三，窦燕山五子之一。此“我朝”不得指为元矣。

魏邵陵厉公嘉平三年，司马懿为书谕王凌，已而大军掩至百尺。注曰：杜佑曰：“百尺在陈州宛丘县。”我朝析汝阴之百尺镇，置万寿县。（卷七五）

晋穆帝永和三年，日南太守夏侯览贪纵，林邑王攻陷日南，杀览，檄交州刺史朱蕃，请以郡北横山为界。注曰：今邕州南界有横山，其山横截江河，我朝置横山寨，及买马场。此横山自在日南郡北界，非今邕州之横山。（卷九七）

此二条“我朝”亦皆指宋。颍州万寿县，开宝六年置，见《九域志》。邕州横山寨买马场，绍兴初置，见《宋史·兵志》“广马”条。

晋海西公太和四年，大司马温至金乡。注曰：金乡县后汉属山阳郡；晋属高平郡；隋属济阴郡；唐属兖州；我宋属济州。（一〇二）

全注称“我宋”者始见于此。以前文例之，此“我”字亦刊削未尽者。

晋安帝义熙四年，乞伏炽磐筑城于嵻山而据之。注曰：丁度曰：“嵻山在西羌。”予据乞伏氏据苑川，其地西至枹罕，东极陇坻，北限赫连，南界吐谷浑，嵻山当在苑川西南。宋朝西境尽秦渭，嵻山始在西羌中。（一一四）

全注称“宋朝”者始见于此。据下文迭称“我朝”，则此“宋朝”本亦称“我朝”也。

义熙六年，桓谦屯枝江。注曰：枝江县自汉以来属南郡，春秋之罗国也。江水于县西别出为沱，而东复合于江，故曰枝江。我朝熙宁六年，省枝江为镇，入松滋县。（一一五）

宋文帝元嘉三年，梁、南秦二州刺史吉翰，遣始平太守庞谘据武兴。注曰：武兴，汉武都郡之沮县也；蜀以其地当冲要，置武兴督以守之；宋立东益州；梁立武兴蕃王国；西魏改东益为兴州，因武兴郡为名；至我本朝以吴曦之变，改为沔州。（一二〇）“我朝”中间，忽夹入“本”字，此为仅见，且嫌不词。元本“我”字适在行末，疑当时欲改为“本朝”，而未去“我”字耳。然“我朝”例改“宋朝”，此独改为“本朝”者，以上文适言刘宋立东益。州，不便复言“宋朝改沔州”也。

齐武帝永明元年，张敬儿弟恭儿，常虑为兄祸所及，居于冠军。注曰：冠军县自汉以来属南阳郡；唐为邓州临湍县；我朝建隆初，废临湍入穰县。（一三五）

永明六年，魏桓天生弃平民城走。注曰：平氏，汉县，属南阳郡；晋宋属义阳郡。县西南有桐栢山，淮源所出也。《五代志》：“淮安郡平氏县，魏置汉广郡。”我朝开宝五年，省平氏县为镇，入唐州泌阳县。（一三六）

齐东昏侯永元二年，萧頴胄与武宁太守邓元起书。注曰：晋安帝隆安五年，桓玄以沮漳降蛮立武宁郡，属荆州。《五代志》：“竟陵郡乐乡县，旧置武宁郡。”刘昫曰：“乐乡汉鄀县地。”我宋废县为乐乡镇，入长林县。（一四三）

全注称“我宋”者此其二，其他见《避讳篇》及《感慨篇》。

梁武帝天监四年，魏邢峦表魏主，请乘胜进取蜀。注曰：李雄、谯纵取蜀，东不能过垫江；以苻秦兵力之盛，取梁、益如反掌，垫江以东，苻秦不能有也。邢峦之图蜀，亦规垫江以西而已，盖地利足恃也。我朝自绍定失蜀，彭大雅遂城渝为制府，支持四蜀且四十年。渝，古垫江之地也。（一四六）

绍定四年，元兵破蜀口诸郡，彭大雅知重庆，大兴城筑，僚属谏不从，彭曰：“不把钱作钱看，不把人作人看，无不可筑之理。”既而城成，僚属请立碑纪之，大雅以为不必，但立四大石于四门之上，大书曰：“某年某月，彭大雅筑此城，为西蜀根本。”其后蜀之流离者多归焉，真西蜀根本也。语见《三朝野史》。大雅即撰《黑鞑事略》之人。

天监十五年，魏崔亮攻硖石，上使左卫将军昌义之与直閤王神念泝淮救之。崔亮遣将军崔延伯守下蔡，以竹贯车轮，塞梁水路，义之、神念不得进。注曰：呜呼！吾国之失襄阳，亦以水陆援断而诸将不进也！（一四八）

全注称“吾国”者只此。失襄阳在宋咸淳九年，《提要》谓身之为元人，则必作“吾国之得襄阳”而後可也，岂不悖哉！夫《提要》宋元人之分，大约以曾否入仕为断。故焦竑《国史经籍志》列卫宗武《秋声集》入元人，《提要》讥之，谓：“宗武实未仕元，当从陶潜书晋之例。”然身之亦何尝仕元！若以入元已久为言，则牟献之、熊勿轩，均后卒于身之者垂十年，《提要》皆以为宋人，何也！

中大通四年，魏主使骠骑大将军高隆之，帅步骑十万，会丞相欢于太原，因以隆之为丞相军司，欢军于武乡。注曰：晋置武乡县，属上党郡；石勒分置武乡郡；唐为武乡县，属潞州：我朝属威胜军。（一五五）

以下各卷，连称宋为“我朝”，皆改刻未及之证。

中大通六年，魏侯莫陈悦还入陇，屯水洛城。注曰：我朝以渭州笼竿城置德顺军，水洛城在军西一百里。（一五六）

大同元年，元庆和攻东魏城父。注曰：魏收《志》，陈留郡浚仪县有城父城。至隋改浚仪为城父县，属谯郡。《五代志》：“谯郡城父县，宋置浚仪县。”又考沈约《志》，陈留浚仪县，并寄治谯郡长垣县界。则知诸《志》所谓浚仪，非我朝开封府之浚仪也；魏收《志》梁州陈留郡浚仪县，则我朝开封之浚仪也。真宗改浚仪曰祥符。所谓城父，则今亳州之城父县是也。（一五七）

大同三年，时洛阳荒废，人士流散，惟河东柳虯在阳城。注曰：阳城县汉属颍川郡；晋属河南尹；魏孝昌二年置阳城郡，属洛州；隋废郡为阳城县；唐登封元年，将有事嵩山，改为告成县；我朝属西京登封县界。（一五七）

梁简文帝大宝元年，东魏司马子如逆齐王洋于辽阳。注曰：辽阳县自汉末以来属乐平郡；隋开皇十一年改曰辽山县；我朝为辽州治所。（一六三）

又，初，燕昭成帝奔高丽，使其族人冯业，以三百人浮海奔宋，因留新会。自业至孙融，世为罗州刺史。注曰：《五代志》：“高凉郡石龙县，旧置罗州。”我朝为化州治所。（一六三）

又，湘东王绎以南平王恪为武州刺史，镇武陵。注曰：武陵唐为朗州，至我朝改为鼎州。（一六三）

陈文帝天康元年，巴州万荣郡民反。注曰：《五代志》：“清化郡梁置巴州，所领永穆县，旧置万荣郡。”《唐志》永穆县属通州，我朝改通州为达州。（一六九）

陈宣帝太建八年，齐主欲自向北朔州。注曰：后齐置朔州于古马邑城，于西河郡置南朔州，故谓马邑为北朔州。大元以朔州置顺义节度，领鄯阳、窟谷二县，而以马邑县置固州。（一七二）、

全注称“大元”者始见于此。所据盖陈元靓《事林广记》乙集之文也。称宋曰我，称元曰大，我者亲切之词，大者功令之词。《元史》七：“至元八年十一月乙亥诏：建国号曰大元。”是“大元”二字本连用。《辍耕录》五，“碑志书法”条，言：“尝闻诸大老云，古碑刻中单书国号曰汉曰宋者，盖其建国号曰汉曰宋也。我朝‘大元’二字，在诏旨不可单用”云云。则当时已有单用者矣，然非功令也。

隋炀帝大业二年，命苏威等六人与吏部参掌选事，虞世基独专之，受纳贿赂，多者超越等伦，无者注色而已。注曰：注其入仕所历之色也。宋末参选者具脚色状，今谓之根脚。（一八〇）

此言“宋末”，宋亡後之词也。所谓“今”，元初也。根脚犹言履历。《朝野类要》三，载：“宋时脚色状，崇、观间加‘不是元祐党籍’，绍兴间加‘不是蔡京、童贯、朱勔、王黼等亲戚’，庆元间加‘不是伪学’。”元初根脚，则《谢叠山集》四，有《上丞相刘忠斋书》，刘忠斋即降臣留梦炎，书言：“当日中书行省勒令福建有官不仕人呈文凭根脚者，又从而困辱之。”此叠山所身受。身之与叠山同榜进士，国亡同隐居不仕，何能独免，身之盖深苦于不断呈写根脚乎！

唐高祖武德二年，先是上遣右武侯降军高静奉币使于突厥，至丰州。注曰：丰州，汉朔方临戎县地；隋开皇五年置丰州，大业废州为五原郡；唐复为州；大元以丰州置天德军节度，属大同府路。（一八七）

此条亦称“大元”，为《日知录》所未引。《日知录》十三“本朝”条，言：“宋胡三省注《通鉴》，书成于元至元时。注中凡称宋皆曰‘本朝’，曰‘我宋’；其释地理皆用宋州县名。惟一百九十七卷盖牟城下，注曰‘大元辽阳府路’；辽州城下，注曰‘今大元辽阳府’。以宋无此地，不得已而书之也。”亭林此言，诚得身之微意。然谓注中称宋皆曰“本朝”，曰“我宋”，则殊未尽然。盖全注称“本朝”及“我宋”者不过数条，馀皆称“我朝”、“宋朝”，或单称“宋”。其称“大元”，亦不自一百九十七卷始也。

唐中宗景龙三年，崔湜、郑情，俱掌铨衡，倾附势要，赃贿狼藉。数外留人，授拟不足，递用三年阙。注曰：选法之坏，至于我宋极矣。吏部注拟，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之者一人，未至者一人，伺之者又一人。稍有美阙，伺之者又不特一人也，岂止逆用三年阙哉！（二〇九）

全注称“我宋”者至此而止，以後各卷不复见有此称。然则亭林所谓皆称“我宋”者，未尝统计之也。

唐睿宗景雲二年，上召天台山道士司马承祯。注曰：《临海记》：天台山超然秀出，山有八重，视之如一，高一万八千丈，周回八百里。又有飞泉，垂流千仞。时属台州唐兴县界，我朝太祖建隆元年，始改唐兴县为天台县。（二一〇）

此卷以後，有称“有宋”者，有称“宋氏”或“宋人”者，皆一二见，不具举。身之字景参，台州宁海人，有《宝祐四年登科录》自填脚色状可据。《十七史商榷》因其自署“天台身之父”，而《浙江通志》则云“宁海人”，四明陈著《本堂集》又称其字曰景参，以是为疑。不知景参系旧字，天台系郡之统名，非指天台县。方正学与身之同邑，其撰《王华川集后序》，自称“天台方孝孺”；其撰《蚊对》，且自号“天台生”，不足异也。因注言天台，特附论于此。以解西庄之惑。

唐玄宗天宝六载，高仙芝为节度使，即署封常清判官。仙芝出征，常为留後。注曰：唐诸使之属，判官位次副使，尽总府事。又节度使或出征，或入朝，或死而未有代，皆有知留後事，其後遂以节度留後为称。至我朝遂以留後为承宣使资序未应建节者为之。（二一六）

唐肃宗乾元元年，颜杲卿子泉明，为王承业所留，因寓居寿阳。注曰：晋置寿阳县，属乐平郡。後魏废乐平郡，以寿阳县属太原郡。《九域志》：“在太原府东一百八十里。”然本朝太原府已移治阳曲。（二二〇）

全注称宋为“本朝”者，自《避讳篇》外，始见于此。

唐代宗广德元年，子仪请太子宾客第五琦为粮料使。注曰：粮料使，主给行营军食，我宋朝随军转运使即其任。（二二三）

全注称“我宋朝”者只此。元本“我宋”二字挤刻，似欲由“我朝”改为“宋朝”而未去“我”字者。

唐德宗贞元二年，吐蕃又寇夏州，亦令刺史托跋乾晖帅众去，据其城。注曰：托与拓同。托拔起于鲜卑之裔，自谓“托天而生，拔地而长”，故以为姓，此后魏所本者也。若唐时党项诸部，亦自有拓拔一姓，我朝西夏其后也。（二三二）

全注称宋为“我朝”者，至此而止。以后悉称“宋朝”，或单称“宋”，不具举。

唐武宗会昌二年，回鹘乌介可汗帅众过杷头烽南，突入大同川，驱掠河东杂虏牛马数万，转鬥至雲州城门。注曰：宋白曰：“雲州，古平城之地，北至长城三百里，即蕃界。”今大元大同府治大同县，领雲中、白登二县。又有雲内州，领柔服、蛮川二县。（二四六）

此条称“大元”，亦为《日知录》所未引。元至元二十五年，改西京大同府为大同路，此所据盖在未改路以前。蛮川，《元史》五八《地理志》作雲川，因形近而异也。

唐昭宗光化三年，静江节度使刘士政，闻马殷悉平岭北，遣副使陈可璠屯全义岭以备之。注曰：武德四年，分始安置临源县；大曆三年，更名全义，属桂州；国朝改全义为兴安县。（二六二）

全注称宋为“国朝”者此其二。自二百三十二卷后，“我朝”悉改“宋朝”，此仍称“国朝”，其为改刻所遗无疑也。

後梁均王乾化三年，晋周德威拔燕顺州。注曰：《金人疆域图》：“顺州至燕京一百十五里。”《匈奴须知》：“顺州南至燕京九十里。”其载道里远近不同，今并存之。宋白曰：“幽州东北至顺州八十里。”大元顺州领怀柔、密雲二县，属大同府路。（二六八）

此条称“大元”，为《日知录》所已引。然顺州元初沿金旧，属中都路，不属大同府路，此疑误。其馀称“大元”已见《日知录》者不录。

後梁均王贞明三年，及周德威为卢龙节度使，恃勇不修边备，遂失渝关之险。契丹每刍牧于营、平之间。注曰：《金虏节要》曰：“燕山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关，昌平县之西乃居庸关，顺州之地乃古北口，景州之东北乃松亭关，平州之东乃渝关，渝关之东，即金人来路也。此数关皆天造地设，以分蕃汉之限，一夫守之，可以当百。本朝复燕之役，若得诸关，则燕山之境可保。”（二六九）

此“本朝”盖引《金虏节要》之言，《三朝北盟会编》廿二引作朝廷。

後唐庄宗同光二年，伶人周匝涕泣言曰：“臣之所以得生全者，皆梁教坊使陈俊、内园栽接使储德源之力也。”注曰：梁内园栽接使，犹唐之内园使也。宋白曰：“栽接使贞元中已有之。”《职官分纪》：“五代有内园栽接使，国朝止名内园使。”（二七三）

此“国朝”盖引《职官分纪》之言。

後唐明宗长兴四年，帝登极之年已逾六十，每夕于宫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乱为众所推，愿天早生圣人，为生民主。”注曰：范仲淹曰：“我太祖皇帝应期而生。”（二七八）

此“我太祖”盖引范氏之言，故均仍而不改。

後晋高祖天福元年，石敬瑭表至契丹，契丹主大喜，白其母曰：“儿比梦石郎遣使来，今果然，此天意也。”注曰：自是之後，辽灭晋，金破宋，□□□□□□□□□□□□□□□□今之疆理，西越益宁，南尽交广，至于海外，皆石敬瑭捐割关隘以启之也，其果天意乎！（二八〇）“金破宋”下，元本阙十六字，盖刻板时铲去，陈仁锡本同。《日知录》十九“古文未正之隐”条言：“文信国《指南录序》中‘北’字，皆‘虏’字也，后人不知其意，不能改之。谢皋羽《西臺恸哭记》，本当云‘文信公’，而谬云‘唐鲁公’；本当云‘季宋’，而云‘季汉’，凡此皆有待于後人之改正者也。胡身之注《通鉴》，至，石敬瑭以山后十六州赂契丹之事，‘金破宋’下，阙文一行，谓元灭金取宋，一统天下，而讳之不书，此有待于後人之补完者也。”

亭林以为所阙者身之讳言，吾则以为所阙者镂板时铲去。伺也？盖身之全书，立言谨慎，忠愤所发，不能已于言者，亦只有痛于宋，而无怼于元，观《感慨篇》可知。一九三二年，北平厂肆发见旧钞本《日知录》，为沧县张氏所得。录中“本朝”、“国朝”字，今本悉改为“明朝”，见黄侃氏校记。“执柯伐柯，其则不远”，亭林处境与身之同；清初之刻《日知录》，亦与元末之刻《胡注》同。不过《日知录》卷帙少，易于遍改；《胡注》卷帙繁，故但改前后耳。此条之阙文，盖镂板时偶检点及此，认为有碍而去之，非身之讳而不书也。文津阁库本《通鉴》，乃于“金破宋”下补十六字云：“南北分裂，兵连祸结，凡数百年，而定于元。”果如所云，又何必讳。且全注称元皆曰“大元”，无单称“元”者，与其妄补，毋宁仍史阙文之为愈矣。

後晋齐王开运元年，以河阳节度使苻彦卿为马军左厢排陈使。注曰：苻当作符。郑樵《氏族略》曰：“鲁顷公为楚所灭，顷公之孙公雅，为秦符节令，因以为氏。后汉有符融；皇朝有符彦卿，望出琅邪。”非苻秦之苻也。（二八三）

此“皇朝”盖引郑氏之言，故仍而不改。然今本《氏族略》已改为“宋”矣。

後周世宗显德六年，导汴水入蔡水。注曰：魏收《地形志》曰：“汴水在大梁城东，分为蔡渠。”《九域志》曰：“浚仪县之琵琶沟，即蔡河也。”《□朝会要》曰：“惠民河与蔡河一水，即闵河．也。建隆元年，始命陈承昭督丁夫导闵河，自新郑与蔡水合，历陈、颍，达寿春，以通淮右，都下利之。至开宝六年，始改闵河为惠民河。”（二九四）

此为《通鉴》末卷。“朝”上阙一字，陈仁锡本同。盖所引者《国朝会要》，以书名不便改，故阙之也。然《国朝文类》后人既可改《元文类》，此《国朝会要》，独不敢改宋朝，盖其慎也。由是推之，今注中称“国朝”者少，称“宋朝”者多，以及二百三十二卷以後，不见复称“我朝”，必有由“国”由“我”改刻为“宋”者矣，以故後刻之《释文辨误》，亦不复称“我朝”也。

又，立皇弟宗让为曹王，更名熙让，熙谨为纪王，熙诲为蕲王。注曰：更“宗”为“熙”，避帝名也。《欧史》曰：“本朝乾德二年十月，熙谨卒。熙让、熙诲，不知所终。”盖讳之也。（二九四）

此“本朝”《欧史》二十作“皇朝”。据北平图书馆藏元本《通鉴》残帙，“朝”上亦阙一字，丰城熊罗宿氏校记所见元本同，此盖据陈仁锡本补。或疑温公著《通鉴》，于末四卷述宋太祖在后周时事，均称“太祖皇帝”，跳行题头，元人覆刻《通鉴》，行款悉仍其旧，不以为嫌，何独于《胡注》之“我朝”、“国朝”，有所改避？曰：温公书著于北宋，可信其无碍于元；《胡注》撰于宋亡以后，不敢必其无怀旧之念。且当时曾檄谕中外，称宋宜曰“亡宋”；元贞元年七月，又曾诏毁江南诸路道观所奉宋太祖神主，均见《元史·本纪》。则“我朝”、“我宋”之语，自触忌讳。《胡注》刻于元末，其时国力已弱，不复当年气势，故身之原注，犹得大体保全，此则后学之幸也。书法篇第二《通鉴》书法，不尽关褒贬，故不如《春秋》之严。温公谦不敢法《春秋》，而志在续《左氏传》，有所感触，亦仿左氏设辞“君子曰”而称“臣光曰”以发之。馀则据事直书，使人随其时地之异而评其得失，以为鉴戒，非有一定不易之书法也。旧传温公《修书前例》一卷，公曾孙伋曾梓行之，然脱落已甚，不皆可据。兹篇所录，则身之推论《通鉴》之书法为多，其有关全书义例及史文构造、史料采取，亦隶焉，固与《通鉴纲目》等之所谓书法，涵义颇殊也。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注曰：此温公书法所由始也。三家者世为晋大夫，窃晋之权，暴蔑其君，剖分其国，王法所必诛也。威烈王不惟不能诛之，又命之为诸侯，是崇奖奸名犯分之臣也。《通鉴》始于此，其所以谨名分欤！（卷一）

又，初，智宣子将以瑶为后，至豫让为智伯报仇。注曰：自智宣子立瑶，至豫让报仇，其事皆在威烈王二十三年之前，故先以“初”字发之。温公之意，盖以天下莫大于名分，观命三大夫为诸侯之事，则知周之所以益微，七雄之所以益盛；莫重于宗社，观智、赵立後之事，则知君臣之义，当守节伏死而已；观豫让之事，则知策名委质者，必有而无贰。其为后世之鉴，岂不昭昭也哉！（卷一）

文、谢、陆三公之殉国，所谓“守节伏死，有无贰”者也，故身之以此自励。或疑身之《鉴注序》撰于至元二十二年乙酉，叠山被逼入燕而死，在至元二十六年己丑，身之何能预知？曰：身之卒于大德六年壬寅，书成后经十六七年而后卒，此十六七年中，自必续加修订。《光绪宁海志》载身之子幼文所撰墓志，言身之“旧注《通鉴》，中经散逸，购求他本为注，手自抄录，虽祁寒暑雨不废，诸子以年高不宜为言，则曰：‘吾成此书，死而无憾。’一日晨兴，言笑自若，忽曰：‘吾其止此乎！’寝至三日而殁，年七十有三”。若乙酉自序之年，仅五十六耳，未足为年高也。

周安王五年，日有食之。注曰：朱元晦曰：“此则系乎人事之感，盖臣子背君父，妾妇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国，所感如是，则阴盛阳微，而日为之食矣。是以圣人于《春秋》每食必书，而诗人亦以为丑也。”今此书年而不书月与晦朔，史失之也。（卷一）

此引朱子《诗集传·十月之交注》。日食本有一定之躔度，而先儒必以当时之政治勘合之，以为有关于君相之措置，此古代政治家之妙用，读史者深知其意焉可矣。

周显王三十三年，孟子曰：“君何必曰利。”“君曰何以利吾国。”注曰：《通鉴》于此段前後书“王”，因《孟子》之文也。中间叙孟子答魏王之言，独改“王”曰“君”，不与魏之称王也。（卷二）

此亦谨名分之意，身之因其与《孟子》异文而推论之如此。

周慎靓王元年，卫更贬号曰君。注曰：显王二十三年，卫已贬号曰侯。介于秦魏之间，国日以削弱，因更贬其号曰君。（卷三）

显王四十六年，赵武灵王不肯称王，令国人谓己曰君，至是又有卫贬号曰君之事。知温公之改称梁惠王曰君，不为无意也。

汉宣帝神爵元年，于是诸降羌及归义羌侯杨玉等怨怒，无所信乡。注曰：师古曰：“恐中国泛怒，不信其心而纳嚮之。”仲冯曰：“恐怒，且恐且怒也。羌未有变，而汉吏无故诛杀其人，故杨玉等谓汉无所信乡，于是与他族皆叛也。”余谓恐怒，仲冯说是。无所信嚮，不信汉，不嚮汉也。作“怨怒”者，《通鉴》略改《班书》之文，成一家言。（卷二六）《史》作“恐怒”，《鉴》作“怨怒”，故身之释之如此。凡引书声明引自古人者，可略而不可改，裴松之之《三国注》是也。未声明引古人而用其语者，可括成一家言，范蔚宗之《後汉书》是也。温公之《通鉴》，盖《范书》之类，亦即《班书》用《史记》之类。

汉平帝元始三年夏，安汉公奏车服制度，吏民养生、送终、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立官稷。注曰：元始元年，莽号安汉公，至是始书以冠事，表其所从来者渐矣。《通鉴》凡书权臣例始此。（卷三六）

王莽居摄元年，春正月，王莽祀上帝于南郊，又行迎春大射养老之礼。注曰：上无天子，《通鉴》不得不以王莽系年。不书假皇帝，而直书王莽者，不与其摄也。及其既篡也书莽，不与其篡也。吕后、武后书太后，其义亦然。（卷三六）

王莽始建国元年，春正月朔。注曰：去年十二月莽改元，以十二月为岁首。《通鉴》不书，不与其改正朔也。（卷三七）《通鉴》不书莽改正朔，身之因其阙文，而推论之如此。

汉光武帝中元元年。注曰：洪氏《隶释》曰：“成都有汉蜀郡太守何君造尊楗阁碑，其末云‘建武中元二年六月’。按《范史·本纪》，建武止三十一年，次年改为中元，直书为中元元年。观此所刻，乃是虽别为中元，犹冠以建武。又《祭祀志》载封禅后赦天下诏，明言云‘改建武三十二年为建武中元元年’。宋莒公《纪元通谱》云：‘纪志俱出《范史》，必传写脱误，学者失于精审，以意删去。梁武帝大同、大通，俱有中字，是亦宪章于此。’司马公作《通鉴》，不取其说。”余按《考异》，温公非不取宋说也，从袁、范书中元者，从简易耳。（卷四四）

汉桓帝延熹四年六月，京兆扶风及凉州地震。庚子，岱山及博尤来山并颓裂。注曰：岱山在博县西北。贤曰：“徂来山，一名尤来山。博，今博城县。”余据二山并在博县界，而先书岱山，以尤来山之博者，岱宗人皆知之，而尤来山则容有不知其在博县界者，故书法如此。（卷五四）

此史文之构造，亦谓之书法，固与褒贬无关，身之所释甚精。

魏文帝黄初二年，温公《正闰论》曰：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拔乱世反诸正”也。正闰非所敢知，然天下离析之际，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事之先後，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注曰：温公纪年之意，具于此论。（卷六九）

因有此论，而知前此之不书莽改正朔，亦未必有意阙之。温公谦不敢法《春秋》，可于此论见之也。

黄初七年，帝殂。注曰：《通鉴》书法，天子奄有四海者书“崩”，分治者书“殂”，惟东晋诸帝，以先尝混一，书“崩”。（卷七〇）

然则续《通鉴》者，于南宋诸帝，亦可以先尝混一书“崩”。身之盖思及本朝，而心痛国力之不振也。

魏明帝景初二年，蒋济谏帝宠任刘放、孙资。注曰：自此以前，皆非此年事。《通鉴》因放、资患失之心，以误帝托孤之事，遂书之于此以先事。（卷七四）

魏高贵乡公正元元年。注曰：是年嘉平六年也，冬十月，高贵乡公方改元正元。《通鉴》以是年之高贵乡公，因书正元元年。（卷七六）

古时改元，并从下诏之日为始，未尝追改以前之月日也。《通鉴》患其棼错，乃创新例，必取末後一号冠诸正月之上，当时已有议之者，说详《日知录》“史书一年两号”条。余撰《二十史朔闰表》，凡在年中改元者，不书其元年，而书其二年，睹二年即知有元年，而前元之末年，不致被抹也。

晋简文帝咸安元年，吐谷浑王辟奚入贡于秦。注曰：辟奚之死，视连之立，其事非皆在是年。《通鉴》因辟奚入贡于秦，遂连而书之，以见辟奚父子天性仁孝，不可以夷狄异类视之也。（一〇三）

天性仁孝，何族蔑有，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也。

晋安帝元兴元年，春正月，庚午朔。注曰：是年三月，元显败，复隆安年号。桓玄寻改曰大亨，玄篡又改曰永始，元兴之元，改于是年正月。《通鉴》自是年迄义熙初元，皆不改元兴之元，不与桓玄之篡，“拨乱世返之正”也。（一一二）

此亦身之推论之如此。然乱臣贼子可以笔削惧；敌国外患不可以议论弭。两宋之所以不亡于臣子，而皆亡于敌国也！悲夫！

宋文帝元嘉元年，裴子野《营阳王论》。注曰：裴子野究言宋氏亡国之祸，《通鉴》载之于此，欲使有国有家谨于其初也。（一二〇）

元嘉三十年，沈庆之即命内外勒兵，旬日之间，内外整办，人以为神兵。注曰：《宋·帝纪》曰：“三月乙未，建牙于军门。是时多不悉旧仪，有一翁班白，自称少从武帝征伐，颇悉其事，因使指麾，事毕忽失所在。”余谓沈庆之甚练军事，西征北伐，久在兵间，安有不悉旧仪之理，或者举义之时，托武帝神灵以昭神人之助顺，启诸方赴义之心也。《通鉴》不语怪，故不书。（一二七）《通鉴》不书，而身之书之，所以解释“神兵”二字耳。

宋明顺帝泰始元年，先是帝游华林园，使宫人倮相逐，一人不从命，斩之。夜梦有女子骂曰：“帝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帝于宫中求得一人似所梦者斩之。又梦所杀者骂曰：“我已诉上帝矣！”注曰：《通鉴》不语怪，而独书此事者，以明人不可妄杀，而天聪明为不可欺也。（一三〇）《通鉴》何尝不语怪，特以不语怪为原则，故载者较少。

宋顺帝昇明元年，裴子野论袁粲曰：“受付讬之重，智不足以除奸，权不足以处变，盖蹈匹夫之节，而无栋梁之具矣。”注曰：裴子野之论，有《春秋》责备贤者之意，故《通鉴》取之。（一三四）

以袁粲为“蹈匹夫之节”，则必以褚渊为识时之俊杰矣。子野之论，抑扬过当，故身之以责备贤者缘饰之。

梁武帝天监三年，魏主幸伊阙。注曰：自南北分治，人主出行所至，《通鉴》皆曰“如”，自此以后，率书“幸”，未晓义例所由变，盖一时失于刊正也。（一四五）

曰“如”曰“幸”，无关宏旨，盖据旧史书之。所谓《通鉴》书法不若《春秋》之严者，此其一端也。然诚如身之言，则续《通鉴》者于建炎以后，警跸所至，书“如”乎？书“幸”乎？身之固以为可援东晋诸帝先尝混一书“崩”之例书“幸”也。

梁武帝大同四年，东魏高欢朝于邺。注曰：既解丞相，遂不书官而书姓。《通鉴》纪实，非如《春秋》之有所褒贬也。（一五八）

梁武帝中大同元年，东魏丞相欢如邺。注曰：自晋阳朝于邺，而书“如邺”，言其威权陵上，若列国然。（一五九）

此所谓因文见义也。高欢前以沙苑之败，请解丞相，不久复旧。至是又书“如邺”，而不书“朝”，略无人臣礼，亦纪实也。

梁简文帝大宝元年九月，岳阳王詧还襄阳。注曰：自朝魏而还也。前已书詧梁王矣，今复书詧旧爵，以义例言之，合改正。（一六三）

梁诸王骨肉相残，各向外求援。去年十一月，岳阳王詧求援于魏。本年六月，魏册詧为梁王。七月，梁王詧朝于魏。九月，邵陵王纶请和于齐，齐亦以纶为梁王，同月詧还襄阳，是时有两梁王。《通鉴》之复书詧旧爵殆为此乎！

梁元帝承圣二年，上使侍中王琛使于魏。太师泰阴有图江陵之志，梁王詧闻之，益重其贡献。注曰：梁王詧欲倚魏以报河东王誉之雠。《通鉴》至此，复书梁王詧。（一六五）

大宝二年二月，魏围汝南，执邵陵王纶杀之，投尸江岸，岳阳王詧取而葬之，是梁王葬梁王也。梁之事亦丑矣！君子违不适雠国，梁诸王乃以内争之故，屈膝雠国，图报私恨，开石敬瑭之先例，此中国罪人也。齐梁王死，魏梁王至此复书梁王。

隋恭帝义宁元年，渊之起兵也，留守官发其坟墓，毁其五庙。至是卫文昇已卒，执阴世师、骨仪等，数以贪婪苛酷，且拒义师，俱斩之。注曰：按《隋书》称“阴世师少有节概，性忠厚，多武艺”；“骨仪性刚鲠，有不可夺之志。于时朝政浸乱，浊货公行，天下士大夫莫不变节，仪独厉志守常，介然独立”，如此，则皆隋之良也。唐公特以其发坟墓，毁家庙，拒守不下而诛之，数以贪婪苛酷，非其罪也。观《通鉴》所书，可谓微而显矣。（一八四）

以私恨斩前代忠良，唐开国典型如此，宜其季年，有张文蔚、苏循等六臣，北面稽首奉册宝于梁王而不敢拒也，盖唐公有以诏之矣。

唐高宗龙朔三年，李义府多取人奴婢，及败，各散归其家。故其露布云：“混奴婢而乱放，各识家而竞入。”注曰：此姑述时人快义府之得罪而有是，《通鉴》因采而之，以为世鉴。学者为文，类有所祖。汉高帝为太上皇营新丰，后人其事，其辞云：“混鸡犬而乱放，各识家而竞入。”此语所祖，有自来矣。（二〇一）

唐玄宗开元八年，左散骑常侍褚无量卒。注曰：按《通鉴》例，惟公辅书“薨”，偏王者公辅书“卒”。今书褚无量“卒”，以整比群书未竟，改命元行冲，故书以始事。（二一二）

开元九年，安州别驾刘子玄卒。子玄即知幾也，避上嫌名，以字行。注曰：刘子玄卒，重史臣也，例犹褚无量。上名隆基，知幾犯嫌名。（二一二）

刘子玄为唐代第一流史学者，至宋而其书不显。《容斋五笔》六，历举以“通”为名之书，谓“唯《白虎通》、《风俗通》仅存”。《黄氏日钞》四九，谓：“刘知幾、吴兢，号唐史巨擘，然后世无述。”人爱其同类，故温公、身之，均注意其卒焉。

开元十二年，命南宫说测南北日晷极星。注曰：温公作《通鉴》，不特纪治乱之迹，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通鉴》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二一二）《通鉴》之博大，特于此著明之。清儒多谓身之长于考据，身之亦岂独长于考据已哉！今之表微，固将于考据之外求之也。

唐玄宗天宝四载，安禄山奏：“臣讨契丹至北平郡，梦先朝名将李靖、李从臣求食。”遂命立庙。又奏：“荐奠之日，庙梁产芝。”注曰：《通鉴》不语怪，而书安禄山飞鸟食蝗、庙梁产芝之事，以著禄山之欺罔，明皇之昏蔽。（二一五）

刘豫亦有门产瑞禾、渔者得鳣之异，见于史传。自古叛贼之兴，多话于符瑞也。

唐德宗建中二年，卢杞引太常博士裴延龄为集贤殿直学士，亲任之。注曰：为卢杞以奸邪致乱张本。然杞为建中厉阶，人皆知之，其引裴延龄以树党，其祸蔓延，迄于贞元之末年，人未知其罪也，故《通鉴》著言之。（二二六）

唐宪宗元和十年，柳宗元善为文，尝作《梓人传》，又作《种树郭橐驰传》。注曰：《梓人传》以谕相，《种树传》以谕守令，故温公取之，以其有资于治道也。（二三九）

唐文宗太和八年，时李德裕、李宗闵各有朋党，上患之，每叹曰：“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温公论之曰：文宗苟患群臣之朋党，何不察其所毁誉者为实为诬，所进退者为贤为不肖，其心为公为私，其人为君子为小人。乃怨群臣之难治，是犹不种不芸，而怨田之芜也。注曰：温公此论，为熙、丰发也。（二四五）

古人通经以致用，读史亦何莫非以致用。温公论唐事，而身之以为“为熙、丰发”，陈古证今也。昔孔子居卫，卫君据国拒父，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不问卫事而问夷、齐，贤夷、齐兄弟让国，即知其不为卫君父子争国，此史学方法也。

唐宣宗大中元年，敕应会昌五年所废寺，有僧能营葺者，听自居之，有司毋得禁止。是时君相务反会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复其旧。注曰：观《通鉴》所书，则会昌、大中之是非可见矣。（二四八）

大中五年，上以南山、平夏党项久未平。《考异》曰：《唐年补录》曰：“松州南有雪山，故曰南山。平夏，川名也。”注曰：余按《唐年补录》，乃末学肤受者之为耳。今不欲复言地理，姑以《通鉴》义例言之，《考异》者，考群书之同异，而审其是，训释其义，付之后学。南山之说，既无同异之可考，今引之，疑非《考异》本指也。（二四九）《通鉴考异》三十卷，为温公创作，凡史料之去取，均于《考异》说明之。今《胡注》几将《考异》全部收入，惟陈仁锡评本不知《考异》为温公撰，颇属异事。陈仁锡能将全《鉴》并《胡注》评点一遍；其精力远过王胜之。然于一八九卷《考异》不信《革命记》所载李世勣事，评云“注为世勣护败”，又于二七七卷《考异》不信《五代史阙文》所载安重诲事，评云“注妙”，似均误认《考异》为《胡注》。夫《考异》既已散入注中，认为《胡注》，未尝不可。惟于十二卷《考异》不信四皓能制汉祖使不敢废太子事，评曰：“胡公有史学，亦有史识。”是果以《考异》为身之撰也。今因《注》论《考异》，特附正于此。

大中七年，度支奏：“自河湟平，每岁天下所纳钱九百二十五万馀缗，内五百五十万馀缗租税，八十二万馀缗榷酤，二百七十八万馀缗盐利。”《考异》曰：《续皇王宝运录》，具载是岁度支支收之数，舛错不可晓，今特存其可晓者。注曰：温公拳拳于史之阙文，盖其所重者制国用也。（二四九）

唐僖宗乾符五年，平卢军奏节度使宋威薨。注曰：老病而死，固其宜也。史书威死，以为握兵玩寇不能报国之戒。（二五三）

书死者多矣，身之推论之如此，所谓“以意逆志”也。赵绍祖《通鉴注商》以为《胡注》多事，是使读史者不能自由运用其心思也。

唐昭宗乾宁二年，王建遣简州刺史王宗瑶等，将兵赴难，军于绵州。注曰：《春秋》之法，书救而书次者，以次为贬。贬者以其顿兵观望不进，无救难解急之意也。王建遣兵赴难，而军于绵州，何日至长安邪！（二六〇）

此有慨于宋末襄阳之围，援兵迟迟不进也。

乾宁四年，右拾遗张道古上疏称：“国家有五危二乱，臣虽微贱，窃伤陛下朝廷社稷，始为奸臣所弄，终为贼臣所有也。”上怒，贬道古施州司户，仍下诏罪状道古，宣示谏官。道古，青州人也。注曰：昭宗处艰危之中，犹罪言者，其亡宜矣。张道古见于《通鉴》者惟此事，著其州里，盖伤之。（二六一）

著州里者众矣，“伤之”云云，亦身之推论之也。

後梁太祖开平元年，阿保机背盟，更附于梁，晋王由是恨之。注曰：《通鉴》于《唐纪》书“李克用”，君臣之分也；于《梁纪》书“晋王”，敌国之体也。吴、蜀义例同。（二六六）

後唐庄宗同光三年，敕有司改葬昭宗及少帝，竟以用度不足而止。注曰：后唐自以为承唐後，终不能改葬昭宗、少帝；后汉自以为纂汉绪，而长陵、原陵，终乾祐之世，不沾一奠。史书之以见讥。（二七三）

宋亡，西僧杨琏真加发南宋会稽诸陵，遗民王修竹、唐玉潜、林霁山、郑樸朴翁等，收拾遗骨，造六石函葬兰亭山后，种冬青树为识，义声播闾里，谢皋羽所为撰《冬青树引》也。身之注《鉴》至此，觉同光、乾祐君臣，尚不如有宋诸遗民耳。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任圜将征蜀兵二万六千人至洛阳，明宗慰抚之，各令还营。注曰：以《通鉴》书法言之，“明宗”二字，当书“帝”字。此因前史成文，偶遗而不之改耳。（二七五）

後唐潞王清泰元年，孔妃尚在宫中，潞王使人谓之曰：“重吉何在。”注曰：以《通鉴》书法言之，潞王于此当书“帝”。盖承前史，偶失于修改也。（二七九）

凡史之驳文，多由杂采诸书，未及改归一律。

後晋高祖天福三年，立左金吾卫上将军重贵为郑王，充开封尹。注曰：《通鉴》封子侄为王，多书“封”，亦或书“立”，盖因当时史官成文书之，无义例也。（二八一）

後晋齐王开运元年，或谓帝曰：“陛下欲禦北狄，安天下，非桑维翰不可。”注曰：请罢冯道，请用桑维翰，盖出一人之口。前史谓维翰倩人以言于帝，《通鉴》皆曰“或”者，疑其辞。（二八四）

後周太祖广顺二年，太子宾客李涛之弟澣，在契丹为勤政殿学士，与幽州节度使萧海真善，澣说海真内附，因定州谍者田重霸赍绢表以闻。且与涛书，言：“契丹主童，专事宴游，无远志，非前人之比。朝廷若能用兵，必克；不然，与和必得，二者皆利于速。”会中国多事，不果从。注曰：北不得燕云，西不得河鄯灵夏，宋人以为千古之恨。观温公书此事，则元祐初弃米脂等四寨，知中国之力不足也。（二九〇）

契丹侵略燕雲，西夏盘据灵鄯，国力不足，不可轻挑衅端。温公书此事，所以伸其主张，是也。然何由而後得国力足乎？十年二十年，应有计画，乃终宋之世，积弱如故，当时君相不能辞其责也。校勘篇第三

校勘为读史先务，日读误书而不知，未为善学也。吾昔撰《元典章校补释例》，曾借《元典章》言校勘学，综举校勘之法有四：曰对校，以祖本相对校也；曰本校，以本书前后互校也；曰他校，以他书校本书也；曰理校，不凭本而凭理也。胡身之精校勘学，其注《通鉴》，名《音注》，实校注也。其自序言：“咸淳庚午，延平廖公礼致诸家，俾雠校《通鉴》，以授其子弟，为著《雠校通鉴凡例》。”今其例不传，然由注中钩稽，尚可窥其所用之方法，以理校为多，他校次之，用本校、对校者较少。然其所谓理校，非只凭空想，而多由追忆，故以现存宋本勘之，往往奇中，与对校无异。其他校之详者，则几于考证学范围矣。兹以次述之，皆校勘学常识也。

周显王十七年，秦大良造伐魏。注曰：《索隐》曰：“大良造即大上造。”余谓大良造，大上造之良者也。按《史记·秦纪》：“孝公十年，卫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又按《六国年表》，秦孝公之十年、显王之十七年所谓“大良造伐魏”，即卫鞅将兵也。但大良造之下，当有“卫鞅”二字，意谓传写《通鉴》者逸之。（卷二）

校勘当先用对校法，然对校贵有佳本。身之释《通鉴》二十年，初稿丁乱散失，乱定复购新本注之，又十年而成。据《舒阆风集》一，言：“丙子兵祸，自有宇宙，宁海所未见。”则身之所藏各本《通鉴》，恐已随注稿俱毁。故今见于注中者，只有蜀本，其称杭本者仅一见，馀俱云“某字当作某”，而不明著为何本，盖从乱后追忆，非持本相对也。如此条云：“大良造之下，当有‘卫鞅’二字。”现存涵芬楼影宋本，正有此二字。然身之此条所用是理校兼他校，而非对校也。

秦昭襄王五十二年，荀卿曰：“商之服民，所以养生之者，无异周人。”注曰：以上下文观之，商周二字，恐或倒置。（卷六）

此条是纯理校。今本《荀子·议兵篇》，与《通鉴》所引者不殊，《通鉴》“殷”作“商”避宋讳耳。而身之以为商、周二字，恐或倒置，意别有在也。荀子言“所以养生之者，无异周人”，谓待新服之民，无异周人也。身之欲易为“无异商人”，则谓无异其在故国时，盖深感变于夷，不若仍为夏也。其说甚美，然无所据，故谓之纯理校。同时谢叠山与留梦炎书有曰：“殷之亡也，多士多方，依然不忘旧君者三十年。成王周公以忠厚之心，消其不平之气，曰‘商王士’，曰‘有殷多士’，曰‘殷逋播臣’，未敢以我周臣民例视之。太平君相待亡国臣民，何如此其厚也！”此即身之之意，盖宁为亡国遗民，亦不愿为异国新民也。

秦二世元年，陈守尉皆不在，独守丞与战谯门中，不胜，守丞死，陈胜乃入据陈。注曰：师古曰：“守丞，谓郡丞之居守者。一曰郡守之丞，故曰守丞。”原父曰：“秦不以陈为郡，何庸有守，守谓非正官，权守者耳。”余按秦分天下为郡县，郡置守、尉、监，县置令、丞、尉。原父以此守为权守之守，良是。《迁、固二史》作“守令皆不在”，此作“守尉皆不在”，盖《二史》“令”下缺“尉”字，而《通鉴》“尉”上缺“令”字也。（卷七）

此以《迁、固二史》校《通鉴》，所谓他校法也。

汉文帝二年，罢卫将军。注曰：按《班·纪》，诏曰：“朕既不能远德，故悯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设备未息。今纵不能罢边屯戍，又饬兵厚卫，其罢卫将军军。”《通鉴》传写，逸一“军”字耳。（卷一三）

以《班·纪》校《通鉴》，亦他校法。

汉成帝绥和元年，莽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见之者以为僮使，问知其夫人。注曰：此下依《汉书》，有“皆惊”二字，文意乃足。他本皆有此二字。（卷三二）

此先用他校，而後用对校。身之乱後重注《通鉴》成，曾至鄞留袁氏塾，当为借观藏书。“他本皆有此二字”云云，盖注成后得见他本，续行添入者也。他本指诸宋本，今涵芬楼影宋本即有此二字，可证身之所据以为重注者，是元燕京兴文署新刊本。此本不知刻于何年，卷首有王磐序。据《元名臣事略》，王磐以至元二十一年致仕，时年八十三矣。《铁琴铜剑楼书目》、《仪顾堂题跋》，均谓“至元二十七年正月，立兴文署，刻《通鉴》”，非也。《元史·世祖纪》：“至元二十七年正月，後立兴文署。”今略去一“復”字，殊乖史实。据《元秘书监志》：“至元十三年十二月，兴文署併入翰林院。”其刻《通鉴》，必在至元十三年以前。是年为丙子，即临安陷没之年。身之乱後所得者，当为此本，故即据以为注，取其通行而易得，犹吾人今日之用苏、鄂两局本也。元末刻《胡注》时，亦用此本正文，故今本《胡注》，仍冠以兴文署王磐序。此事《观堂集林》曾辨之。《通鉴》自宋元祐初在杭州镂板後，覆刻者不止一本。若不论其支派，而论其单传，则元祐杭州本为祖本；绍兴初馀姚覆刻元祐本，为第一传；元至元初燕京兴文署覆刻绍兴本，为第二传；元末临海刻《胡注》，即用兴文署本正文，为第三传；清嘉庆末鄱阳胡氏重雕《胡注》，为第四传。因此本王磐序称兴文署新刊《资治通鉴》，遂认《胡注》为兴文署本，是误以第三传为第二传也。光绪间长沙胡元常《刻通鉴全书序》，谓“元初兴文署用胡身之注刊行”，其误即由于此。应作“元末胡身之注用兴文署本正文刊行”，方得其实也。

汉淮阳王更始元年，初，茂陵公孙述为清水长，有能名，迁导江卒正，治临邛。汉兵起，南阳宗成、商人王岑，起兵徇汉中，以应汉。述遣使迎成等。成等至成都，虏掠暴横，述召郡中豪杰谓曰：“天下同苦新室久矣，故闻汉将军到，驰迎道路。今百姓无辜，而妇子係获，此寇贼，非义兵也。”乃选精兵西击成等，杀之。注曰：按临邛在成都西南。述兵自临邛迎击宗成等，非西向也。此承《范史》之误。（卷三九）

此亦理校，而兼正《范史》之讹。

汉献帝建安元年，曹操表郭嘉为司空祭酒。注曰：陈寿《三国志》作“司空军祭酒”，此逸“军”字。《晋志》曰：“当塗得志，尅平诸夏，初置军师祭酒，参掌戎律。”（卷六二）

建安二年，司空曹操东征袁術，術闻操来，弃军走，留其将桥蕤等于蕲阳以拒操。注曰：贤曰：“蕲水出江夏蕲春县北山。《水经注》云：‘即蕲山也，西南流逕蕲山，又南对蕲阳，注于大江，亦谓之蕲阳口。’”余据《三国志》：“術时侵陈，操东征之，術留蕤等拒操，蕤等败死，術乃走渡淮。”则盖战于淮外也，安得至江夏之蕲阳哉！此盖沛国之蕲县，《范史》衍“阳”字，而《通鉴》因之耳。（卷六二）

此二条均以《三国志》校《通鉴》，亦他校法。

魏文帝黄初二年，温公《正闰论》曰：“晋氏失驭，五胡雲扰。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注曰：索虏者，以北人辫髮，谓之索头也。（卷六九）

丰城熊氏校记谓：“元本‘索虏’字空缺，元人为国讳故然。”余谓此特偶然耳。他处“虏”字及“鞑靼”等字，并不空缺，足证元末刊《胡注》时，未尝通勘全书，一一剜避，偶见之认为有碍，遂去之，如《本朝篇》所举二百八十卷之空缺一行，即其例也，因言《胡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