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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17 01:3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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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韩)金惠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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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流:韩国的政治、经济、文化

韩流:韩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试读:

序言

1998年,在香港的大学中,香港科技大学首开先河,开设了韩语讲座,讲座由我主持。香港的大学生为什么要学习韩语?他们刻苦学习英语或汉语等,其动机不外乎为了未来的就业。我丈夫的一位学弟虽然专业是工科,但由于酷爱德国歌曲并跟着学唱,开始很热衷于学习德语。偶尔会有人努力学习一门与自己专业毫无关系的外国语,如果不是喜爱该国文化,是很难有这番毅力的。一般来说,如果一个人对某国感兴趣,便会看这一国家的电影或去这一国家旅行、交这一国家的朋友。一旦感情进一步加深,下一步就会学习这一国家的语言。也就是说,即使与自己没有任何利害关系,也愿意主动学习这一国家的语言,这是喜爱这一国家的表现。跟我学习韩语的香港学生,就是怀有这种心态。

2001年,我到香港城市大学就任时,校报把我介绍为来自于“隐士之国”的韩国。现在确实难以想象,在十几年前,香港人眼里的韩国还只不过是个隐逸的国家,几乎无人问津。后来随着韩国的经济复苏、举办世界杯足球赛、“韩流”涌入等,港人开始认识到韩国是个颇有魅力的国家,想学习韩语的学生猛增。当然,起初学习韩语的大部分学生并非为了考试,而是因为对韩国文化感兴趣。为此,这些学生自然要向我提出有关韩国文化的各种问题。这就是主修法国文学专业的我,为何继韩语之后开始讲授韩国文化的直接原因。

可是,最初给香港学生讲授韩国文化并非易事。首先,甚至难以找到合适的教材。当时已有的介绍韩国文化的书籍,大部分都以西洋人为对象。对于西洋人来说,只介绍韩国人的节日有农历新年和中秋节、主食是米饭而非面包、崇尚儒教传统等即可。但是,如果把这些内容作为韩国文化讲授给中国内地或香港的学生,反而有可能招来误会。不久前,以中国网民为对象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对于“韩国会让你联想到什么?”的提问,最多的回答是“歪曲历史”。“歪曲历史”这句话,原本是韩国人对日本的印象,现在却反而变成中国人对韩国的印象。韩国人为自己的祖先曾向日本传授过许多文化而感到自豪,同时对极力歪曲这一点的日本人感到愤慨。同理,中国人觉得自己也向韩国传授过许多文化,但却遭到漠视,所以对韩国人感到愤慨。因此,为了给香港学生介绍韩国文化,我首先需要学习中国文化,以便向他们讲解两国文化的相似之处,以及有何差异。

不久前,与来自台湾的一位教授同事闲聊时,她突然问我在韩国的历史课上是否讲“孔子是韩国人”,这种无中生有令我当时非常吃惊。从类似情况来看,确实有不少中国人对韩国产生了误会。其实,由于韩国人和中国人的民族主义都很强,互联网上相互挖苦的各种传闻和诽谤比较泛滥。而且,和日本人一样,韩国人也确实没有认真思考过从中国学到了什么。以前,作为超级强国中国的邻邦,韩国自然从中国学到许多东西,这一历史事实当然令中国人感到无比骄傲。同样,韩国人也没有理由为此感到羞耻。古罗马时代,英国曾是公认的最边缘的国家,但英国人从未对此感到过羞耻,反而最积极地从事罗马时代的历史研究。总之,在诽谤对方之前,有必要先确认事实真相,这也是我觉得应该正确比较中韩文化的理由。

2008年,我在香港大学开设了一门选修课“韩国文化与社会”。由于要求选修这门课的学生太多,不得不限制人数,可见这一课程深受学生们的青睐。从2009年开始约两年间,我精选了当时的讲义内容,以《中韩文化比较》为题每月在《香港文学》上连载。《香港文学》是纯粹研究文学的评论杂志,除特殊原因外,几乎不接受连载文章,我是第一个能在两年的较长时间内连载二十多篇文章的人。之所以能连载,也许是因为目前韩国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获得香港知识分子的关注,而我所选择的角度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由于起初是为了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所以我写的有关韩国文化的文章,并没有只有在博物馆或民俗村才能找到、连韩国人也感到生疏的有关韩国传统的内容。为了与中国文化进行比较,虽然也探讨历史上的演变,但大部分都是讨论整容手术、街头啦啦队、“韩流”、炒米糕等当今为人们所熟悉的主题。我以前的专业是法国文学,但过了40岁以后改换专业,选择了韩语、韩国文学博士课程。因此,在比较中韩文化的过程中,我有时会谈及曾体验过的欧洲文化。我希望这种尝试能有助于从第三者立场上,更客观地观察中韩两国。

文化的权力结构

文明与文化

文明与文化的界限比较模糊,因此常常混同使用。为方便区别,有观点认为文明与科学技术(物质方面)有关,文化则与包括艺术在内的人文事物和现象(比较倾向于精神方面)有关;而且,有观点认为文明是文化的结果。“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随着美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关系的高度紧张,美国政治学学者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的著作《文明的冲突》得以出名,他在书中主张:“冷战之后,文化与宗教的正体性在本书《大众文化》一文中,对此解释得更为详细。将会成为纠纷的主要原因。”暂且不谈我是否同意他的主张,令我感到不解的是他的书名为何是“文明的冲突”,而不是“文化的冲突”。日本女作家盐野七生曾作为古代世界中心的西欧地中海地区的历史为主要题材写过书,在韩国也比较有名,我读过她在某书中写的:“文明可被万众共享,但具固有特征的文化却格外顽固。”她虽然并非专业学者而是普通作家,但这句话却简明易懂地说明了文明与文化的属性。

我离开韩国,来到“美食天堂”香港生活了十多年,仍觉得平淡朴素的韩国料理吃起来比较舒适可口。我们把这种一旦习染于身就难以改变的现象称为习惯。所谓文化,是在某个社会或区域里能够普遍发现的一种习惯,这就是盐野女士为什么提出文化是顽固的。当然,文化会不断地发生变化。正如上了年纪的人为了健康会疏远油腻食物,如果产生了某种动机,有时会克服不方便来改变自己的习惯。同理,文化也会依据某种动机发生变化,有些社会学学者以唯物论将此解释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在《文化与经济发展》一文中也提到这个例子)。

有时依据某种习惯可以决定自己的情趣,但即使不改变习惯,也能改变情趣 (恰当的例子可以举服饰)。所谓流行,可以说是某一时期许多人共享的一种情趣,因不是习惯,所以不顽固,可随时改变。可是,有时候某种流行事物因在某个区域长时间维持生命力,后来便成为那个区域文化的一部分。实际上,仔细探究我们所说的传统文化,其实都是过去的新生流行事物存留下来的产物。此外,流行先由几个带头者先行,后由大众模仿而持续,传播流行的动力大体上来自于人们的虚荣心。综上所述,文化具有多层次的结构,其内部存在难以改变的固有部分,代表一个社会或区域的正体性,包括饮食、语言、信仰等;其表层存在相对容易改变的部分,即使改变也无大碍,典型例子是艺术领域。

东方主义

不知从何时开始,香港每年都要举行一届“亚洲小姐”选美大赛。从中国等亚洲国家选拔的美女参赛,每个人都要比普通人高出一头。单从身高来看,亚洲小姐与西洋美女没有太大区别,而且不仅体型,她们的容貌也明显不同于以细长眼睛和小嘴为特征的中国(或韩国)传统美女形象。换言之,以中国人为首的亚洲人的审美观已经西欧化。据说唐代富态才被视为美女,此外,中国审美观发生最大变化的时期是最近几十年。

亚洲人以现代化的名义一直“有意识地”学习西洋的科学技术、制度等所谓文明,进而又“无意识地”憧憬产生这些文明的西洋文化。与此相反,本来在西洋,“东方”一词意味着“文明之源”,但现在却变成了“文明的不毛之地”。认为西欧文明和文化比东方更优越的观念,即东方主义(Orientalism),已经在西洋和亚洲扎了根。在西欧化过程中,至少在东亚已经几乎看不到可称为文明或文化“冲突”的持续或有组织的抵抗,正如审美观等相对非顽固部分的文化已经西欧化,代表文化正体性的顽固部分也起了变化。

在外国文化的影响下,本国文化正体性逐渐模糊不清,在西欧也有发生。法国几十年前还是世界文化的中心,最近也开始通过向外国人授予文化勋章(Légiond’ honneur)来努力宣传本国文化。由此可见,连对本国文化怀有很强自豪感的法国,也在外国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泛滥的情况下,为保护本国文化用心良苦。难以否认的是,人们所体会到的不同国家文化的优劣,即文化的权力,建基于国家的经济实力。一个国家无论拥有多么灿烂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如果现在经济水平低,其文化就不会得到外国人青睐,可能连本国人也不会重视。这是因为,如前所述,文化具有朝不断满足我们虚荣心的方向变化的属性。

既然审美观已经发生变化,就很难期待建基其上的艺术领域免受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亚洲的艺术家须二选一,其一是全盘西欧化,其二是呈现西洋人所期待的亚洲人风貌,即“自愿的东方主义”(Self-Orientalism)。全盘西欧化成功的典型案例就是“韩流”,即韩国大众文化。韩国的大众文化在周边的亚洲国家很受欢迎,但其所呈现的并不是传统的韩国面貌,而是非常西欧化的韩国面貌。换言之,韩国的大众文化商品之所以能获得人气,是因为很好地刻画了别的亚洲国家也普遍憧憬的西欧化面貌。经济上领先于韩国的日本,也认可韩国的大众文化商品具有竞争力,其原因也许是,日本人发现韩国电视连续剧或流行歌曲有比自己更西欧化的苗头,而非他们痴情于韩国传统文化。

北京大学戴锦华教授在深入研究现代中国文化方面很有名,她曾经批评:“在以张艺谋为首的第五代导演的作品中,只有西洋塑造的东方面貌,找不出中国的真正原形。”他们的电影作品虽然在世界著名电影节上获奖,给中国人和韩国人带来了许多欢乐和感动,但其成功的背后俨然存在“自愿的东方主义”。而且从十几年前开始,一些中国现代美术家的作品受到西洋人的众多好评,得以以极高价格出售,在这些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把中国和中国人描绘得过分滑稽的情景。在我这个韩国人眼里,这好像不是中国人自己想象的中国面貌,更像西洋人想看到的中国面貌(当然不是说自嘲性社会批判是错误的,但其频度太高,着实令人疑惑)。

无论如何,由于太多与艺术无关的外在因素存在,中国艺术家把独创作品不加粉饰地展现在外国人尤其是西洋人眼前时,很难得到客观的评价,这可以成为对“自愿的东方主义”的辩解。当然,不能说全盘西欧化和“自愿的东方主义”分别是韩国和中国的典型情况。中国传统上具有很强的自我文化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并且还遭受过西方的帝国主义侵略,估计不会如韩国一般选择全盘西欧化。可以作为参考的是,韩国因为过去的历史问题,曾有一段时期限制进口日本的大众文化产品。

Japonism

上述《文明的冲突》一书的作者亨廷顿,曾制作了一份“世界文化地图”,把中国、韩国、越南列为中华文明,却把日本列为具有另一独立文明的国家。这与一些亚洲学者的见解不同,他们把包括日本在内的四国划为“汉字文化圈”(或“儒教文化圈”)。这意味着比起亚洲其他国家,西洋给予了日本更好的待遇。

19世纪末,称为“浮世绘”的日本风俗画传到欧洲,当时以印象派画家为首的欧洲艺术家受到日本画风的极大影响,将其称为“Japonism”。这也许是近代以后克服东方主义的少数案例之一。进入20世纪之后,日本在实现现代化方面领先于中国与韩国,率先取得成功,成为亚洲的盟主,后来又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虽然日本在经济方面占有优势,但中华文明的起源国中国,以及将此文明传播给日本的韩国,认为日本的文化与自己并无太大差别,表现出不愿恭维的倾向。西洋人对日本文化的认识却有很大不同。20世纪80年代,当西洋人看到日本在经济上比自己取得了更大成功时,开始对日本文化有相当的好感。现在日本料理的地位在西洋已经超过法国大餐,一跃成为顶级佳肴,包括西洋在内的全球年轻人狂热于日本漫画电影,甚至产生了叫做“Anime”的新体裁。而且,仔细探究几年前开始就风靡全球的iPod热潮便会发现,这可以说是80年代日本某电子公司制造的Walkman热潮的翻版。总之,日本继经济领域取得成功后,在文化领域也颇有建树,Japonism迄今似乎还在继续。

若询问西洋人为何喜欢日本文化,大部分人会回答说日本文化比较独特(不给别人添麻烦的日本礼节文化也对减少西洋人对日本文化的反感起到了极重要作用)。以我这个韩国人之见,日本文化确实有很多独特之处,但是,若非日本经济力量的支撑,独特之处不仅不独特,更有可能被视为怪异现象而受到嘲弄。例如,日本的相扑选手以超肥的身躯和令人羞愧的着装出现,但没有任何西洋人对此冷嘲热讽,反而赞其为固有的日本文化。如果其他亚洲国家有与此相似的情形,西洋人的反应可能会完全不同(实际上,韩国与蒙古也有跟日本的相扑类似的比赛项目,也像日本那样具有悠久的传统)。问题不是“做什么”,而是“谁做”,这意味着并非谁都能成为流行的带头人。人们都说历史由强者书写,同理,流行是由能成为憧憬对象的人搞起来的。

我曾听说,某一中国学者以茶道为例称赞说:“日本人进一步发展了从中国学到的东西。”对于我来说,这话听来像中国老师称赞日本学生学得很好,而责备韩国学生没有做到这一点。若要对此加以辩解,可以说韩国(以及中国)与日本有所不同,现代化过程并不顺利。在现代化过程中,韩国曾经遭受外部势力(即日本)的侵略,因而不得不“否定自我”,学习西洋。无论是茶道还是相扑,之所以赏心悦目,是因为获得了“格式包装”,而只有国王或贵族、富商等享受的文化传播给一般百姓时,这种格式才有可能用得上。可是,韩国(以及中国)在否定自我的过程中,上下阶层之间的纽带被切断,过分地断绝了很多关系。与此相反,日本否定的不是自身,而是邻邦中国和韩国,所以即使学习西洋,也从未与长期保存的文化有过隔绝。借助于此,日本的固有文化能够以完整的格式和赏心悦目的姿态存活下来。

由于文化只有受到外部刺激才能更丰富多样地发展,因此文化交流对任何一方都是有益的。所以“异域”(exotic)这一词汇,无论在西洋还是亚洲都有好的含义。但问题在于,我们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为基准评价其他国家的文化,发现不了隐藏在泥里的珍珠,总是错失珍宝。

文化与经济发展

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

2008年9月,美国的投资银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以英国《金融时报》为首的媒体曾警告说,韩国将要遭受继1997年之后的第二次金融危机。但出乎他们的意料,韩国似乎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好地克服了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外国媒体之所以对韩国经济颇感忧虑,是因为他们看到曾是世界第十大经济体的韩国在1997年金融危机冲击下,变得软弱乃至瘫痪,因此感到非常失望(可以说韩国能够顺利克服此次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得益于经历1997年金融危机而获得的经验和教训)。直到1997年,许多外国媒体还一直对韩国经济大加赞赏。这是由于1953年朝鲜战争以后,韩国曾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通过产业化取得高速的经济增长,令世界瞩目。

正如二战后从废墟中重新崛起的德国(西德)被称赞为“莱茵河奇迹”,韩国获得的惊人的经济增长也被称赞为

“汉江奇迹”

。德国面对世界打了两场战争,是科学技术发达的国家,即使战争失败之后也还留有能够快速恢复经济的最起码的无形本钱。但朝鲜战争之后的韩国,情况却有很大不同。那么“汉江奇迹”的秘诀是什么呢?观照韩国的成功与现在中国展现的惊人的经济发展速度,两国在文化方面是否具有某些共同点呢?

根据经济学学者的说法,现在有一种“东亚发展模式”,这是在东亚的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取得惊人的经济发展之后,经济学学者为了说明这一点而提出的假设(或模式)。学者认为,这些东亚国家或地区实行的政府主导型、以出口为中心的经济政策比较奏效。而且,这些学者也很关注东亚国家共同具有的勤劳、节约、集体意识等儒教传统。由于1997年的亚洲经济危机,这个“东亚发展模式”的地位随同韩国经济一起一落千丈,在所谓新自由主义、新经济的潮流冲击下,更是受到冷落。但是,在一定的时期内,韩国等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似乎确实与儒教德行有相当的关系。我的专业虽然不是经济学而是人文学,但我赞同“文化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影响”的文化主义式观点。后来,几年前读到一本书,使我改变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有关这本书的内容将在本文末尾介绍,现在想谈一下“汉江奇迹”。“汉江奇迹”

谈论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能不提到邓小平;而谈论韩国的经济发展,不能不提到朴正熙。朴正熙在担任将军职务时,通过军事政变掌握了政权,从1961年至1979年,他作为总统亲自引领了韩国经济的发展。大部分韩国人都同意,朴正熙总统推行的政府主导型、以出口为中心的经济政策,是实现当今韩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但同时,由于朴正熙掌权后期表现出对权力的执著,镇压反对集权的民主化运动,被称为独裁者)。

当时,朴正熙总统力排众议,扶持重化学工业,后来这一举动被誉为非常英明的决定。启动重化学工业需要巨额资金,当时贫穷的韩国处于无处可借款的困境(由于朴正熙通过军事政变掌权,所以不可能与当时美国的肯尼迪政府保持很好的关系)。当时韩国外汇收入的唯一来源是派遣到德国(西德)的矿工和护士的汇款。20世纪60年代,国内就业不足的韩国,向德国派遣了大约2万名矿工和护士。1964年,朴正熙总统为了得到借款,曾访问德国。关于这次访问,有一个所有韩国人都知道的传闻:总统在访德期间,参观韩国的矿工正在工作的煤矿地区时,与那里的韩国矿工和护士见了面。他在念为他们准备的演说稿中间,突然忍不住抽泣起来。这是因为,为借款而远渡重洋的贫穷国家的总统,在这里见到艰辛工作的同胞之后,感到非常悲哀。当然,在场的矿工和护士也都跟着哭起来。朴总统访问之后,韩国从德国获得了一些贷款,但这笔贷款是以这些矿工和护士未来的工资作为担保的。由此可见,“汉江奇迹”是由被派遣到外国艰辛地工作的韩国矿工和护士开始的。

韩国从1965年开始向激战中的越南派兵。在与朝鲜对峙的情况下,韩国的国防完全依赖于美国,其实也没有选择的余地,更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朴正熙总统对派兵也很积极。无论如何,借助派兵,韩国从美国获得了经济援助,后来在“越南特需”的名义之下,韩国的经济发展得到不少帮助。但是,韩国为此付出的代价也相当惨烈,有5千人战死和将近2万人负伤。(韩国与越南由于战争发生了许多不可避免的不祥之事,但现在已成为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两国通过国际联姻,人员交流也很活跃。)

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席卷全世界,韩国实施产业化之后第一次遇到危机。由于当时经济基础非常薄弱,韩国的经济受到巨大冲击。但是,韩国利用“石油美元”兴起的机会,在掀起建设热潮的中东产油国找到了一条出路。当时,韩国的年轻人需要再一次离开自己的祖国,去“热沙之国”即伊朗、沙特阿拉伯等国家。那次出国带来的所谓“中东特需”的利益,使韩国又一次从危机中摆脱出来。以这样的方式,韩国人即使在产业化萌芽的困境之中,也能通过辛勤工作度过各种难关。如果没有这些勤劳的韩国人,就不会发生“汉江奇迹”。

根据几年前进行的问卷调查,韩国人最尊敬的企业家是浦港制铁的创业者,即前任会长朴泰俊先生(第二位是现代集团的创业者,即已故的郑周永先生)。1968年韩国政府刚决定要建制铁所时,外国专家怀疑没有技术的韩国能否真正地建起来。在朴泰俊强有力的领导下,打破了许多外国专家的预想,浦港制铁从1972年开始启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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