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天文,王维国
出版社：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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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中国与顶层设计试读：
简介
本书以文明发展的历史维度，来看待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美丽中国的设计等问题，试图建立一个旨在研究、分析、预测社会和谐状态与风险状态的社会解析理论，深度的解读，入木三分，大胆的创新，指引方向，为美丽中国呈现最完美的顶层设计。主要内容有文明的困境、文明的线路、文明的转向与制度决定、美丽中国的顶层设计、美丽中国的空间模型、美丽中国的时间规划等几个部分。
导论
在当前，建设美丽中国，是我国社会的时代最强音。美丽中国不但包括了和谐社会的根本内涵，也包括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时代任务。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在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负面的社会问题，如何扭转人与自然之间持续紧张的矛盾关系，如何使有限的社会资源得以合理化地配置，如何使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成为区域优势，如何使人们在狭窄的生存空间里获得较大的社会活动效率，如何使人们有更多的闲暇时间进行社会交往活动和个人精神的培养，这是十分重要的时代课题。
作者以文明发展的历史维度，来看待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美丽中国的设计等问题，试图建立一个旨在研究、分析、预测社会和谐状态与风险状态的社会解析理论。通过社会时空的复合维度去审视和谐社会的动态结构，具有以下诸多优点：一是有利于历史性地看待城乡关系、城镇和城市群之间制衡与共生的关系，避免孤立、静止、片面地讨论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二是有利于科学地协调一个城市的整体生活节奏，建设和谐社会。通过协调不同城区、不同行业、不同工种、不同人群的作息时间来提高城市交通功能，缓解能源压力，从而达到降低生活成本、节约管理成本、减少环境污染的目的，实现城市生活的最优化。三是有利于动态描述社会各成员之间交往关系，从生活时间维度去衡量社会成员的生活内容与生活质量，为社会和谐程度提供参考指标。四是有利于从社会和谐运动中呈现出来的节律现象来看待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倾向性和周期性问题，从而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决策参考。五是有利于从社会空间中挖掘更多的文化内涵。社会空间不仅包括地理空间，也包含文化空间，具体说还可以细分以下几项内容：以自然环境为制约因素的地理空间，以物质资料为形式的生存空间，以生产、制度、宗教、伦理、家庭等社会关系为线索的文化空间，以语言符号为工具的虚拟空间，以人际关系、民族关系、国家关系为主要内容的交往空间，以及反映人类生活综合质量的活动自由度。社会空间结构的合理性是一个社会发展潜力和生活水平高低的重要因素，如社会分层结构、阶级关系、地理空间的大小、生存空间的分配、文化空间的深浅、交往空间的疏密、社会制度的宽容度等，都是社会结构合理性和有序性的指标。
本书兼具理论探讨与应用价值，为了方便读者了解全书概貌，现把要点罗列如下：
要点一：透过历史时空，探讨文明的本质内涵与基因缺陷。得出的结论是：人类文明肇始于技术，技术是文明的真正内核，正是技术，一步一步地使人类从野蛮的洪荒中走出来，走向文明的历史。但是，也正是由于技术，把人类引向未知的不确定的风险的领域。技术的进步是显性的，而道德的进步是隐性的，技术的进步未必带来道德的进步，甚至导致道德的退步。在技术内核的作用下，在人类历史上，进一步先后出现了技术与道德、科学与宗教、经济与环境等三个方面的逻辑背离，这种逻辑背离是人类文明自身的内在矛盾，是一种先天缺陷，注定了当前人类文明的困境。
要点二：梳理文明发展的线索，归纳出世界文明的13个“脚印”，分别代表不同时期文明中心的流转。世界文明中心或科技中心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在不断地流转的，这对于华夏文明而言，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只要我们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发挥主观能动性，则世界文明中心总有一天会重新回到中国来。人类活动的节奏具有相对稳定的频率，这种频率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地加快。当然，人类活动并不是单一整体的机械运动，而是具有多层次的结构。譬如，在政治、经济、文化这三个领域里，人类活动所表现出的节律就有很大的差异。在经济领域，人们在从事物质财富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中所表现的积极性最大，活动频率相对较高；在文化领域，人们在从事精神财富和观念传播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活动频率相对较低，文化的变迁和文化模式的选择具有较大的周期；在政治领域，人们在从事社会管理和矛盾冲突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活动频率处于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之间。最后的结论是，文明的发展具有内在的枯荣周期，当前文明遇到的生态问题能否顺利解决，这取决于技术究竟能否自救的问题，而技术的自救又取决于资本运行的规律，而资本的本性是夺取利润，看来环境的恶化在所难免，若无非常措施，人类文明很难扭转颓势。
要点三：深入探讨文明历史发展中存在因果决定性、必然性和规律性，通过分析历史内在的因果性、必然性和规律性，可以总结历史的发展轨迹。历史上有多种决定论，归纳起来有：地理环境决定论，精神决定论，唯物决定论，经济决定论，技术决定论，神灵决定论，文化决定论等。上述几个决定论反映了人类对自身发展的一种理论判断和设想，不管哪一种决定论，都难免存在一定的理论缺陷。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一种新的理论，以更好地认识和解决眼前人人都不可避免的生态窒息问题，我们呼唤一种文明的转向。根据人类不同发展时期的社会因素，作者概括了三种理论应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在早期社会的萌芽阶段——适用地理环境决定论，在中期社会的发展阶段——适用社会存在决定论，在当前社会的折转阶段——适用社会制度决定论。其中制度决定论是对社会存在决定论的丰富和发展，即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阶段，人与自然的关系出现对立倾向的时候，人与自然的矛盾超越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成为决定人类文明生死存亡的重要环节。所以说，制度决定论是应对并解决当前生态文明问题的有效理论，代表着人类自觉描绘的生态文明的发展方向。
要点四：从生态文明的自觉性角度出发，探讨美丽中国的制度设计，以及生态政府的顶层设计等问题。生态文明暗含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维度、“文明演进路径”的历史维度、“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维度以及环境治理的技术维度，这反映了人们在生态文明这个问题上的多维认识。由此可以衍生出新的价值体系、新的行为规则乃至新的社会制度。因此，从广义上说，文明本身就是一种制度，生态文明就是一种参照自然而立法的制度体系。
作者认为，在中国建设生态文明具有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三大优势：其一，中国社会具有较为统一的意识形态，高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可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甚至可以使市场机制得以最高效的运行。意识形态发挥的重要作用，是其他经济制度所无法达到的。其二，中国的经济性质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国有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很大，因此国家有能力界定产权结构，调节社会分配，但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国家机器被资本所绑架，产权结构是一个极难解决的问题。其三，中国拥有30多年来丰富的改革经验，这种经验之于当前生态文明的建设，有很多地方可以借鉴。当然，从学理上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就包含生态文明的内涵，或者说，生态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是内在契合的关系。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才有可能解决社会化的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才可以解决资本支配下的人、劳动、技术等方面的异化问题，才可以解决人与自然的冲突问题。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说，生态社会主义是通往生态文明的捷径。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单靠任何一个地方、一个群体都无法完成，必须举全国之力，才可能完成。只有采取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方式，才能充分体现生态文明的急迫性、重要性、系统性、整体性。在中国，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证生态制度的合理性：制定一整套生态文明的相关法律法规，从法制角度明确方向。把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国家核心战略，经济发展不能背离生态文明的底线。建立科学决策制度，研究生态综合治理的程序、办法以及技术手段，便于统一国家意志，协调各个部门，特别是各级决策者在全局与局部发展的具体决策过程之中，建立高效的环境发展综合决策机制，具体从产业布局、工业标准、经济结构等规划决策上控制环境问题的产生。设立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平级的生态战略委员会，制定生态文明建设的方针政策，督促地方政府贯彻实施生态文明建设的全过程。
生态文明的本质是一种自觉反省并自发绘制蓝图的一种文明。这为中央政府进行顶层设计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在社会主义中国，中央政府具有顶层设计的合理性与可能性：即政府集思广益，统一制定生态文明战略，并以重要文件等权威形式贯彻，地方政府结合区情进行低层级的制度再创新，经过中央、地方政府和微观主体之间的利益权衡，实现生态文明的社会共识和社会习惯。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高度综合的巨系统工程，涉及多领域的协同合作，也关乎多方面的利益分配问题。所以，在制度设计上，就必须确立中央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核心领导地位，这不但可以减少利益多方的摩擦与冲突，而且对于出现问题的地方和部门，可以中央政府的名义责令调整改正，对于部分薄弱区域，还可以调配更多的资源予以帮助。总之，在生态文明建设这个问题上，中央政府的政令畅通，统一调配，统一指挥，是十分高效的，因而也是十分必要的。
要点五：在生态文明的逻辑下，参照古代理想国思想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探讨和谐城镇与和谐城市群的空间模型。在梳理当前城市发展的七个趋势中，归纳并确立当前中国城镇建设中的生态化、智能化、区域化等三个原则。当前是中国城市病高发期，主要症状是交通拥挤，人口密集。鉴于此，作者参照血液循环模型，设计出仿血液循环理想交通模型，该模型仿血液循环原理，不容易堵塞，每一辆车都沿一个方向流动，且在特定的车道内到达目的地，不存在红绿灯等待情况。要实现车辆的恒常通畅，首先必须尽量减少红绿灯，让每一辆车都在快速路上行驶，其次必须杜绝过境车辆，让所有越境车辆绕道而行，避免车流太大引起的拥堵，再次必须杜绝城市中心化，让所有车辆都只在外围做环形运动。详见第五章相关内容。
仿血液循环理想交通模型虽然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但是其优点还是十分突出的，主要有：A.取消红绿灯，减少交通等待时间。B.所有循环的车流方向一致而有序，提高交通安全系数。C.闭合快速路或高速路的设计，提高车流通行效率。D.取消中心区的单元设置，避免城市中心区的拥堵。E.所有环路内只要一路公交车，按照公交专道绕城环行，提高了公交效率。F.由于公交的效率很高，公交成为出行的首选，大大降低私家车的出行率。
根据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内涵，以及当前中国城镇化建设的总体部署，依照上述的仿血液循环路网模型，作者进一步建立了具体的城市交通模型。在此基础上，逐步构建标准城镇交通模型，乃至都市交通模型。
要点六：在城镇布局上，创造一种新的城市空间模型——和谐之城。和谐之城在空间布局上形成一个闭合的圆圈，内层为中心空旷区，也是自然生态区；外层为功能单元区，也是住宅工商区。为了避免交通拥挤，城镇中心尽量保持空旷，除了消防中心，其他功能单元一律设置在外围，中心区最好可以规划大面积湖泊或者农田。湖泊有美观宜人、调节气温、调节地下水位、预防干旱、渔业养殖、水上游乐项目等众多功能。而对于耕地面积紧张的地方，可以选择保留原有农田，在这里农田具有生态环保功能，而且对于城市儿童来说具有农耕文明的教育意义功能，同时又可以就地部分解决城市农产品消费问题。在外层，十个标准社区可以分列在湖泊或农田周围，其余城市单元就镶嵌期间，其中有大型步行商业区，以及生态工业园，这样的分布不但可以解决宜居环境的生活配套问题，而且有利于当地的经济生产与居民就业问题。每个单元之间用绿化带隔离，特别是把生态工业园镶嵌在宜居单元之间，可以解决每天的通勤压力，就近上班的基本上可以步行，既节能环保，又锻炼身体。详见第五章相关内容。
要点七：在大力推广城镇化过程中，城市群的布局可以参照以下几点。（一）四大原则
1.环境红线：城镇化布局应坚持以不破坏原始森林资源、不影响生态平衡、不减少耕地面积为总的环境原则。
2.水岸优先：根据水岸经济的原则以及几十年来发展经验，沿海沿江在交通运输方面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可以极大地降低经济初始发展的成本，同时沿海地区可以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沿江地区在水资源的利用方面也相对便利，水岸应该作为城镇化规划的首选地区。
3.交通先行：对于内陆型地区的城镇化布局而言，交通道桥的建设必须先行。交通先行其意义不言自明，但在前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很多地区走的是传统的老路，即先探索性地发展，在成功的前提下，再来思考交通的拓展问题。
4.因地制宜：城镇化布局不是一窝蜂地上，而是要根据地理环境的承受力，根据自然资源特别是水资源的总量规模，根据地方经济的传统特色和优势，根据地方人口多就业压力大的实际情况，再兼顾宏观格局的需要建立起来。（二）空间格局
1.星罗棋布：城市群是星丛，城市群之间的路网是棋局，星丛总是分布在棋局的点上，星丛之间的距离，以及整体星丛的数量和路网的密度，都是一个需要精密计算的参量。理论上说，最佳的情况是到处星丛、遍地路网。但实际情况不可能完全做到如此均衡，所以我们要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总体上把握星丛的合理布点，既要群星璀璨，又要满天星光，聚集而不拥挤，舒朗而不荒凉。
2.四道弧线：以沿海经济带的那把“大弯弓”为参照点，东西向左右开弓同时进发。向东，规划更多的滨海城市与海岛城市，规划更多的沿海或海岛工业园区，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甚至将来可以尝试建立人工海洋城市（即巨形漂浮式城市）。由“弯弓”向西，沿长江、黄河流域逆流而上，逐渐从东部到中部再到西部依次扩散的路线。这样就形成了从东到西的四道城市群密集的经济带弧线：即海岛与海洋城市群、东部沿海城市群、中部城市群、西部城市群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海洋城市的建立与发展，对当前我国发展海洋经济，对当前破解岛链封锁，瓦解国际阴谋具有急迫的现实意义。
3.五大国门：国门是边疆地区的象征性代表，这里比喻我们要建设固若金汤的边疆经济，在城镇化建设中要优先考虑边疆地区的城市群的规模发展。国门经济的意义十分重大，涵盖经济、社会、军事、外交、文化等诸领域。（三）区域交通路网
通过中国城市群落的分析，从中可以看出，沿海、沿江是城市群的密集区域，也是发达经济带，沿海、沿江的最突出地理优势就是水运能力，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城市的交通与运输问题，因而在最大程度上释放了城市的经济动力。从政策层面看，2013年3月份，国家发改委明确了“基本建成42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发展目标和“按照零距离换乘和无缝化衔接的要求全面推进综合交通枢纽建设”主要任务。我国交通路网的布局基本上按照地方的经济和人口两个方面的因素进行，区域之间的铁路、高速公路、国道或省道分布形成了一个东密西疏的路网，总体上比较合理，基本上满足了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若以仿血液循环交通路网模型作为将来城镇化的交通模型，则只要在区域路网中多设置一些交通枢纽站即可完成从标准城市到区域城市群的完美衔接。
要点八：公共时间规划。公共时间的结构需要由国家政府统一调剂，由于每项经济活动与非经济活动都需要在空间上发生移动，而人们的移动存在时间限制。因此，有必要研究如何在空间上组织人们的活动系统，使个人生活环境得到改善，这种改善不是单靠增加收入能够实现的。我们要力图通过针对个人行为的线索式研究，总结出不同人群与不同行为系统的匹配，进而更加准确地把握不同类型人群的不同生活需求，为城市规划提供可靠的依据。例如，在工业化的城市里，居民有着极为相似的活动节律，生活节律的整体性具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活动的共时性有利于人们之间的交往，也有利于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但是，消极的一面也是明显的，如在同一个时间里上下班，会给交通带来很大的压力，经常引起潮涌式的交通阻塞，把人们的时间白白浪费在路途当中，这是社会的巨大损失。上下班的时候经常会发生交通拥堵，如果把这一段公共时间分割成几个部分，使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上下班时间交错开，则交通状况将会得到显著改善。具体建议有：（一）错峰上下班
在标准的和谐城镇内，特殊的环形设计可以避免交通拥堵，但这只是通常意义下的稳恒车流，对于上下班高峰期引发的潮汐车流，依然存在拥挤问题。既然潮汐车流实际上是一种时间性的现象，那么我们也可以从时间维度上考虑解决。首先要明确，跨镇上下班的相对较少，因此潮汐人流和车流基本都在和谐城镇内，只要按不同职业或行业错峰上下班即可。这种错峰的分流，使人流和车流在总量不变的情况下，由于时间的控制而达到良好的效率。（二）节假日管理
目前我国在假日管理方面，尚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譬如，由于春节、国庆长假的设置，拉动了旅游经济和休闲经济，但是客观上也造成了潮汐出行现象，给铁路、高速公路、机场和旅游景区带来巨大的短期压力。作者认为，除了春节有特殊性之外，其他长假一律只有一天的公假，一天的公假是象征意义，与周末双休意义本身不同，因此不必要来回拼凑，增加管理成本。那么，余出来的公假可以拼凑扩展成全国指定的强制性带薪假期，带薪假期每人每年5天，加上头尾双休，实际上每人每年有一次性9天的长假。这样的好处是，一天的公假和周末双休并不一定连接，不会带来大规模的人潮涌动，同时，由于每个人都有9天的带薪长假，必然会在一年某个时间段里出行，但这是随机的出行计划，绝不会出现全国性的统一的大迁徙行为。（三）大春运管理
春运是颇具中国特色的现象，这既是土地辽阔、人口众多、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综合结果，也是中国文化的一种情怀。由于春节长假只有7天，人们只能集中在这么短时间内返乡，潮汐现象更加明显。作者认为，要区别对待，首先对于暂住人员，一方面政府号召工矿、建筑、粗加工等企业，在春运期间给农民工春假以更宽的选择项，避免集中放假；另一方面，政府大力推广城镇化建设，让更多的农民有机会到城里过年。其次，对于常住人口，特别是在商业、工业部门工作的人员，政府要鼓励春假倒休制度，让错峰过年的人能够得到实际的回报。最后，政府有必要在国人过年的形式上进行艺术性、现代性、科学性的论证，提倡多样化的、健康的过年方式，如旅游过年、多家庭聚餐会过年，和谐城镇里可以尝试建立生日城，平时给所有过生日的人提供专门场所，春节期间就作为过年城等。
要点九：城镇化布局的步骤。目前在国家城镇化规划制定过程中，很多省市自治区都希望自己的区域中心城市纳入城市群规划，已经纳入城市群规划的地区则希望晋升为国家级城市群，于是出现了多地竞逐城市群指标的现象。有的省份担心若没有纳入新的城市群发展规划，今后在经济发展和项目申请中会受到冷落。鉴于目前多地竞逐城市群规划的局面，作者认为，资源总体上是有限的，工作的重点也总是有限的，不管各地有多大的理由，首先都应该服从大局的利益。根据第五章论及的城镇化建设的环境红线、水岸优先、交通优先、因地制宜的四大原则，可本着先易后难、逐渐铺开的顺序，新一轮的城镇化的规划可以按照以下几个战略步骤进行：
第一步，东部先起。东部三大城市群工业基础雄厚，科技水平较高，人口密度较大，又有濒临沿海优势，可以考虑先起步，以建设世界级城市群为目标，全面提升发展水平，利用其经济优势和区位优势同时带动沿海“大弯弓”经济带城镇化进程，同时培养更多的海滨城市。这样的优点是，东部的基础好，具备“先富起来”的条件和带动作用，同时，沿海经济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经验之一，沿海在交通运输方面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可以极大地降低经济初始发展的成本，同时沿海地区可以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所以，在原有三大城市群的基础上继续扩大沿海城镇化，兴建滨海城市，可以节约交通成本，增加出口机会，化解人口压力。
第二步，左右开弓。以沿海“大弯弓”经济带的城镇化为样板，向东发展海洋经济，培养海岛城市，壮大海洋国防能力，形成由舟山群岛、钓鱼岛、台湾列岛、海南岛、南沙群岛、西沙群岛等构成的第二道大弧线。一面向东发展的同时，另一面向西则沿黄河、长江、珠江逆流而上，依托中部城市已有的区域城市群，构筑与沿海“大弯弓”经济带平行的城市群，从南到北依次由呼和浩特、石家庄、太原、郑州、武汉、南昌、长沙、南宁构成的第三道大弧线。这样的优点是，海岛城市和海洋经济符合国家的战略部署，并且具有广阔的前景，我国目前在技术上、经济上、人力上都具备大规模发展海岛经济的可能性，并为海洋国防提供强大的后方支援；向西溯流而上，沿江地区在水运交通、水资源的利用方面也相对便利，这种开发顺序也符合经济扩散的规律，先进对落后的帮扶带，既利于产业的转移，也利于资本的扩张。
第三步，五大国门。由整个海岸线构成的第一国门，即沿海“大弯弓”，经济带发展十分良好。陆地上大致可以设置四个国门经济圈，以便加强与邻国的经贸往来。分别是：面向东北亚的以哈尔滨为中心的第二国门经济圈。面向中亚、中东地区的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第三国门经济圈，面向南亚的以拉萨为中心的第四国门经济圈，面向东南亚国家的以南宁为中心的第五国门经济圈。通过国门经济圈的发展，提高我国边疆地区的经济实力，为腹地的发展打开通畅的大门，通过与周边邻国的经济文化交往，有利于提高互利合作的睦邻友好的国际关系。
第四步，西部腹地。完成西部地区城市群的选点和布点工作，鉴于西部地区地广人稀、资源丰富的特殊性，可以在城市群以外地区培育区域性中心城市，对于一些城市数量少的地区，应将区位条件好、腹地比较大的县级市培育为区域性中心城市，或在交通便利，水资源丰富的地区重新规划和谐城镇。西部地区的城市群分布广阔，构成了空间规模最大的资源最丰富的第四条大弧线。
要点十：智慧中国，和谐国度。阐述文明变局下的文化变迁，以600年历史时空作为比较尺度，反映东西方文明互相传承的过程。以300年作为比较尺度，反映中西方科技落差，在这300年里，欧洲文化无论物质技术和意识形态都出现了革命性的飞跃，完成了工业革命，建立了世界市场，完善了社会制度。东西方时代落差的强烈对比，以及被动落后挨打的惊醒与自觉，终于在恰当的历史时空下酝酿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运动。这一场意义深远的民族运动，肇始于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主张。改革开放之初曾引起不少非议，30多年来的历史证明，改革开放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改革开放的真正含义，是把中华民族推向世界潮流中去，只有在世界潮流中，才有机会赢取下一轮的辉煌。要知道，历史上的中国并没有真正开放过国门，晚清政府即使开放了一些通商口岸和城市，也是迫于西方坚船利炮的淫威。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在3000年的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经济改革的阶段性成功，推动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等各领域的全面改革与进步，中华民族第一次自觉、自愿、自主地全方位打开国门，迎接全球化的浪潮，迎头追赶世界的潮流。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是身份社会走向契约社会的过程，是农业经济走向商品经济的过程，是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的过程，是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是社会机械团结走向诸领域有机团结的过程，是民族文化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
当下，在虚拟社会里，城市的最高形式应该是现实空间合理化与信息空间智能化的高度统一，建立智慧城市，是当前城市规划的重要目标。如果说，和谐城镇理想模型是智慧城市的外在要素的话，则物联网和互联网的信息要素就是智慧城市的内在要素。前者是物质内涵，后者是精神内涵。智慧城市是近几年才产生的新生事物，它是网络社会的必然结果，它是一场以透彻感知、互联互通和深入智能等高新技术以及整体智能化管理为引导的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是在特定的城市空间下经济发展模式的新形式，体现城市经济、市民生活和管理上的整体性的城市智慧。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城市将成为经济社会主导，智慧城市将成为城市进化的必由之路。智慧城市更有活力，更符合虚拟社会下的发展模式，与传统城市由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推动发展的模式不同，智慧城市的发展更富有创新活力，其经济增长动力不但与劳动、资本、土地要素有关，但主要来自于知识、信息、技术创新等虚拟要素，更多反映了智慧的层面。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遇到了诸多理论难题和实际困难，为了解决这些难题与困难，作者做了一些创新的尝试。
创新一：提出和谐之城的理想模型，该模型可以作为城镇化发展的样板。
创新二：提出仿血液循环理想交通模型，解决都市内部和城镇内部的交通问题。
创新三：提出公共时间规划模型，以实现全国范围内生活节奏的和谐。
创新四：提出城镇化发展的次序步骤方案，以应付多地竞争以及财力有限的现状。
创新五：梳理人类文明的枯荣周期及其走向，强调生态文明的唯一性与必然性。
创新六：提出经济短波、文化长波、政治中波概念，用于描述不同领域下人类活动的交往频率与社会节奏现象。
创新七：提出社会主义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独特优势，是西方发达国家所无法比拟的。
创新八：提出制度决定论（对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论的丰富和发
展），认为在生产力发展到相对高水平的时候，自然矛盾已经超越社会矛盾，成为制约文明生死存亡的关键因素。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建设真正的生态文明，只有社会主义才是生态文明的最大希望。
当然，问题依然存在，和谐之城及其仿血液循环理想交通模型只是一种理想状态，目前还没有实践的经验，因此其可靠性和可行性方面尚待观察。第一章文明的困境
人类文明发展到了今天，进入了困局。在漫长的自然经济社会里，人们依靠采集、狩猎、种植获取生活资料，虽然物产匮乏，生活艰难，但仍无碍文明的延续。然而，近代以来，欧洲秉承古希腊的理性传统，发现并利用了自然力，掀起一场工业革命，此后，人类进入一个物质丰富却精神匮乏、生机勃勃却危机四伏的时代。
近代以来，人类的文明是伴随着文明乐观主义而不断进步的。培根、笛卡尔、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人都是坚定的文明乐观主义者。然而，近百年来的历史证明，人类文明并非乐观主义者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和完美无瑕。斯宾格勒的悲观主义就是典型一例，他为人类文明描绘了一幅愁云惨淡的图景。从古希腊古罗马的衰落中，他看到了现代文明的暗淡前景。
事实确实也如此，近代工业文明促进了社会的全球化发展，也造成了人口爆炸、粮食危机、军备竞赛、政治腐败、道德滑坡等等，形成了一组令人堪忧的全球问题复合体。独立地解决个别问题一般都难以奏效，而且只会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科学成就不但以建设性的方式被应用，而且也以破坏性的方式被应用。技术系统既可以为创造性的目的服务，也可以为毁灭性的目的效力。核技术既可以作用破坏生态环境、大规模高效率屠杀生灵的武器，也可以作为一种发展生产、创造财富、促进人类文明的能源。微生物技术既可用以传播疾病，污染环境、制造杀人武器、搞细菌战，也可以贡献于医药科学和食品制造，以及水体净化、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激光技术可以用于杀人，也可以用于文化和医疗事业。自控技术既可以造出机器人替人从事一些危险的工作，也可以制造出机器人杀手，滥杀无辜。生物技术可以搞体外受精、试管婴儿、基因重组、克隆人体，但由此也会造成一些伦理道德和法律方面的严重问题。电脑与网络的虚拟技术给人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带来虚拟社会无法克服的隐匿性、多重人格性、脱离实际、沉溺网游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极大地伤害了众多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把一些沉溺于网络的青少年引入一个无以复加的怪异空间。
总之，技术的工具性和应用归宿的不确定性，带来一种独特的双重性：它既是仁慈的，也是残忍的；既是温情的，也是冷酷的；既是富有人性的，也是灭绝人性的；既是救世主，也是魔鬼；既是天堂，也是深渊。这就是人类文明之殇，当我们面对技术进步社会发展的时候，真的不知道是该庆幸，还是悲伤。
归纳起来，人类文明之殇蕴含着三个方面的内在矛盾，即技术与道德，科学与宗教，经济与环境之间的矛盾。一、技术与道德的背离
技术与道德究竟是什么关系？技术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也是推动人类文明的动力之一。然而，技术的道德含量，一直以来备受诟病。科技看似与道德无关，就像有学者提出的科技中立论和道德无用论，二者之间似乎没有任何关联。作者认为实则不然，虽说科技为真伪领域，道德为善恶领域，二者领域不同，但是从科技研究的对象、方式、结果来看，科技与道德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科技研究的对象可能涉及伦理问题，科技研究方式可能涉及道德问题，科技研究的成果可能涉及善恶问题。总之，科技研究是有目的的社会活动，其行为后果对社会必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善恶影响。因此，科技行为不是单纯的一种理性判断，而是与社会法律、责任、道德密切关联的一种社会性实践活动。
正是由于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历史上存在两种比较极端的文明论：一是同一论，一是对立论。同一论认为知识与道德是同向运动的，科技与道德是共同进步的。最典型的代表是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的观点，知识的学习就是美德的获取的过程。这种观点推崇知识的力量，强调科技的权威，道德是苍白的，只是一种附属品，实际上是一种科技至上的科学主义，最终导致科技决定论。科技决定论认为科技决定道德，左右经济发展的状况，属于经济基础的力量，而道德属于上层建筑部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故科技理应决定道德。这种观点片面强调科技的力量，忽视了道德在人性中的潜在力量，在实践中其结果必然是有害的。
对立论则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与道德伦理的进步是相反的，处于此消彼长的关系。在文明相对落后的时候，道德水平处于相对原始淳朴的状态。随着科技进步与社会的发展，社会事务愈加复杂，道德困惑愈加明显，道德水平逐渐下降。历史上，中国的老庄和法国的卢梭，是最典型的对立论者。老子有“绝圣弃智”、“返璞归真”、“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的观点。在技术问题上，采取抵制的态度：“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1为了建设一个和平、平等、自由、和谐的社会环境，老子不惜牺牲技术文明带来的便利和富足。
老子的继承者庄子则有“无己”（取消自己的欲望）、“无待”（与物无所对待）、“齐万物”（齐是非、齐彼此、齐物我）、“同于大道”（与物等齐，则与物通合为一，体证了道）的观点。在《庄子·天地篇》里有一个典型的绝圣弃智的寓言故事：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搰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仰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泆汤，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2
看来，使用机械与否不是一桩小事，而是关系到人生能否得道的大事。使用机械，必然就会做投机取巧之事，必生投机取巧之心，这使人心地不纯，神气不定，这样就永远不能领悟人生真谛了。可以说，古今中外，一切反对技术机械的思想无出庄子者。
当前，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人类运用机械技巧的程度已经达到了令人瞠目的地步，机械占有了人们生活高地，机械成为人们的生活主轴。更有甚者，由于机械的广泛利用，激发了人性中好逸恶劳的一面，即庄子所谓的“机心”，一方面人们越来越懒，另一方面欲望越来越大。问题是，当代这样一群机心重重的人，是否真的获得精神快乐与道德上的幸福了呢？
最完备的物质条件，最高效的工作方法，最便捷的交通方式，似乎没有让人有丝毫的懈怠与满足，反而感觉内心的失落与莫名的急迫。
耐人寻味的是，十八世纪中叶，正值工业文明初兴，近代启蒙思想家卢梭并不看好工业文明，他独具慧眼，坚持科技是背离道德的观点，认为科学无助于教化，反而容易伤风败俗，认为“科学与艺术都是从我们的罪恶诞生的。”3科学与艺术败坏社会风尚，助长邪恶与虚伪，在科学与艺术的影响下，人类甚至开始退化了。他认为，从文艺复兴以来，科技的进步没有使人幸福，也无助于道德进步，相反，却带来一个虚伪的时代。科技与艺术的进步，导致美德的丧失与灵魂的腐化。一切科技皆源于卑鄙目的：“天文学诞生于迷信；辩论术诞生于野心、仇恨、谄媚和撒谎；几何学诞生于贪婪；物理学诞生于虚荣的好奇。”4相比而言，卢梭更加赞美幸福的无知，怀念蒙昧的时代，看似有点荒唐，不过其中深意和庄子的齐物论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劝说人们不要过分依赖技术带来的一切物质财富和享受。因为技术同样也会给人们带来厄运。卢梭是近代欧洲第一个看到科学技术负作用的哲人，只是他的观点不合当时潮流，应者寥寥。卢梭超越了他的时代。
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道德和技术关系是相互的，不存在谁决定谁的问题，甚至是辩证统一的。其理由是：
首先，科技与道德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统一于对社会的进步作用。两者作用迥异，但目标相同，共同指向健康文明的社会需要。一方面，道德对科技具有一定的约束作用，科技虽是一种理性的知识体系，但科技活动必须是在人类社会中进行的，科技成果也必须是在社会中应用的，因此科技自身难以摆脱道德因素的约束。另一方面，科技也会影响道德建设的理性力量。近代以来，由于科技进步带来的道德文明的进步的例子不胜枚举。借助现代科技，人们的物质日益丰富，精神生活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生活质量愈来愈高，这本身就体现着科技外在的伦理价值。同时，科技是人类追求真善美的实践活动，本身就具有求真务实、陶冶情操、增进修养的重要价值，科学家的道德情操也能够起一定的模范带头作用。
其次，科技与道德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科技领域的重大突破，会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带来巨大影响，容易产生一些新的具有时代特征的道德观念。反过来，新时代的道德观念又会影响人们对科技的评价以及科技发展的进程。5
作者认为，这种观点看似合理，也符合历史的潮流，但是，正是道德与技术这种没有核心的关系才是危险的。科技发展到今天，道德的批评和规范作用已经略显苍白，长此以往，总有一天，道德曾有的规范能力，会淹没在铺天盖地的科技海洋之中。科学发展得太过迅速，以至于完全超越人类的生活范畴，因而也可以说超越了道德的范畴。道德高尚的社会不一定是天堂，但道德失范的社会一定是地狱，到那个时候，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拯救我们自己。卢梭认为，人类是邪恶的，假如人类天生就有知识的话，那是很不幸的，因为那样他们就会更坏。他曾把科技比作孩子手里的危险武器，很有深意。他以自然的口吻劝告人类说：“你们应该知道自然想要保护你们不要去碰科学，正像一个母亲要从孩子手里夺下一个危险的武器一样，而她所要你们隐蔽起来的一切秘密，也正是她要保障你们不去做的那些坏事。因而你们求知时所遇到的艰难，也正是她的最大恩典了。”6现在，世界上一些核大国拿着核弹四处进行核讹诈，这好比一个幼儿手里挥舞着一把菜刀、口里嚷嚷要吃糖果的情形，有十分相似之处。从纯技术角度看，菜刀是技术产品，幼儿能够使用菜刀更是绝顶聪明的“技术专家”。但从道德角度看，幼儿本来天真无邪，幼儿要吃糖果也天经地义，但是当幼儿手里拿着菜刀的时候，菜刀连同幼儿都可能成为恶的对象。这时候我们能做什么呢？夺下菜刀是“违法”的，因为菜刀是属于幼儿的；劝说幼儿放下菜刀，改用其他方式，或许可行，但最后结果完全取决于幼儿的意愿，假如因此他拿不到糖果则有可能拒绝合作；教育幼儿提高道德水平，让他知道那菜刀的罪恶并自觉放下菜刀，以后绝不乱用菜刀，或许是最好的效果。
鉴于此，有必要提出一种新的观点，即道德本体论：道德为体，科技为用。道德是本体，科技是工具。道德决定论认为，伦理学应发挥独立的批判作用和规范作用，有权对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进行批判和反思。在历史上，当科技与道德发生冲突的时候，人们往往偏向于从传统道德的角度去审视新兴的科技问题，任何一项新的科技发明，若不妨碍道德的本体尊严，那么这类科技成果就容易在社会上流行，反之则会遭到反对和遏制。
事实证明，古代社会虽然文明程度不如现代文明，但是古代社会以道德为体，技术为用的机制是安全的，也是可持续的。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除了火药外，都符合传统的道德体制，因而能够得到快速的推广应用。火药虽是危险品，但火药是道士在炼丹过程中的发明，丹丸的使用是符合道德规范的。至于火药爆炸力的一面，仅限于庆典方面的用途。火药从中国传到欧洲，由于道德体制的转变，其用途也发生了质的变化：火器技术的提高和大量使用，彻底改变了人类世界的格局和历史的进程。二、科学与宗教的背离
在传统观念看来，科学与宗教之间，似乎就是宿敌，二者水火不容。在很多人看来，宗教是精神麻醉，而科学则是造福良药。实际情况远非这么简单，宗教固然有“迷信”成分的一面，但是毕竟还是有积极的社会作用的；科学固然有进步作用，却也有消极的社会作用。宗教与科学的对立关系可能被夸大了，从人类生存的样态来看，二者是不可或缺的，从文明发展的进程来看，二者更是共生的关系。宗教作为文化的核心内容深深地扎根在各民族文化之中，表现在语言、习俗、哲学、法律和生活各方面。而科学技术作为人类文化的后起之秀，在理念上、方法论上都与宗教时刻交织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的萌芽与古代宗教实践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只不过近代科学的崛起是伴随着宗教批判并以牺牲宗教利益为前提罢了。欧洲实验科学的先驱罗吉尔·培根就是典型一例子，他是13世纪英国唯物主义思想家和伟大的科学家，但他曾是法兰西斯派僧侣。在当时炼金术风气的影响下，他主张用实验来认识自然，认为实验可以解决科学、医药、炼金术和一切事物。认为只有实验方法才能获得真知灼见，他曾在修道院中简陋的条件下做了一些光、磁铁等实验，还研究了包括天象、闪电、炼金术、火药、显微观察等等。他通过研究光的折射规律，发现了透镜对人的视力有着重要的矫正作用，他的这项成果促进了眼镜的诞生。罗吉尔·培根的科学研究活动曾得到教皇克莱门特四世的大力支持，其名著《大著作》就是受教皇之命而作。可见教会与科学并非一开始就是死敌，科学甚至曾经是在教会的庇护下逐渐成长起来的。
但是科学作为一种新生事物，与传统宗教的对立或许是一种历史性的必然。特别是中世纪以来，源自基督教体系内部的科学与基督教之间就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交锋。原因有三：
第一，因世界观和方法论不同，两者对自然的解释路径是完全不同的。宗教是建立在启示和信仰的基础上来认识自然的，表现为崇拜超自然的力量，具有非理性主义的色彩。而科学则崇尚理性，强调观察和实验的重要性，不承认任何实验以外的经验，不相信理性之外的权威。科学家和神学家都是非常坚持原则的群体，于是当科学家与神学家在观察同一对象的时候，难免不会发生激烈的冲突。科学家认为神学家在不顾事实地主观臆造，神学家则认为科学家是无法无天的叛逆者。相信科学则意味着要反对宗教，相信宗教则意味着要反对科学。科学越取得“进步”，就越使人对宗教产生了怀疑。
第二，教会自身有一些浅见，为了维护自己的意识形态地位，竟错误地在《圣经》之外去寻找教义，盲目扩大教义范围，必然引起争议。譬如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托勒密的宇宙模型以及盖伦医学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前述诸位哲人本身与宗教无关，他们是凡人，其作品不可能是永恒的真理。于是就酿成了科学史和宗教史上的冤假错案：布鲁诺、伽利略、塞尔维特、培根等一批优秀的科学家遭到宗教的无情镇压。可以说，这些斗争与宗教本身无关，与《圣经》无关，而是教会盲目扩大教义的结果。
第三，科学与宗教的社会功能不同。在西方资本主义早期，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科学理念悄悄萌芽，并迅速找到了社会土壤。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恰逢其时，符合了当时社会发展的潮流。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下，科学获得了资本的支持，开始了300年的光辉历程。这300年，科学自身取得了辉煌成就，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社会存在的方式，促进了文明的进步。在人们心理预期中，当科学对社会的改造功能超过了宗教对精神的改造功能的时候，人们对科学的信仰就逐渐侵蚀宗教的领地，于是乎，宗教的教义受到质疑，僧侣阶层被科学家群体所取代，成为在各行各业最受尊敬的权威。如果说，宗教是一辆慢悠悠的四轮马车的话，则科学就是一列高速火车，人类文明坐在四轮马车上，虽然速度很慢，且有点颠簸，但是稳当，至少前途是可预知的，且可以沿途欣赏田园风光；而高速火车则不然，虽然速度很快，也很舒适，但是窗外景色稍纵即逝，不可欣赏，且前方是何站，究竟要驶向何方，有很大不确定性。
在科技的社会里，在琳琅满目、五花八门的艺术世界里，人们追求物质财富，追求标新立异。特别是在后现代的社会里，新生的人们似乎在质疑传统一切。此时此刻，特别理解当年卢梭面对工业社会兴起时的无奈和感慨了：“他们鄙夷地嘲笑祖国、宗教这些古老的字眼，并且把他们的才智和哲学都用于毁灭和玷污人间一切神圣的事物。”7在这里，卢梭把社会信仰的危机归咎于科学与艺术的流行。确切地说，我们无法回溯到过去洞悉历史上科学与宗教的真正关系，不管科学与宗教的冲突是如何发生的，但有一点十分肯定，那就是在科学兴起之日，就是宗教信仰开始暗淡之时。三、经济与环境的背离
在经济理性的支配下，在科技力量的催化下，现代经济的快速发展严重地损坏了环境并降低了环境的生态质量。100多年来，自然界已发出许多警告，但仍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近些年来，随着城市化给人类生存环境带来的破坏日益显现，人们才逐渐开始寻求平衡环境的出路，但收效甚微。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人类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没有自然界就没有生态系统，也就没有人本身。人类依托自然资源繁衍生息，走过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过去大部分的时间里，由于人类的知识水平较低，人向自然索取的欲望也不大，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十分和谐统一。然而，随着科技的昌明，自然力的开发，人类对资源需求也越来越大，对自然资源的索取变成掠夺。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以科技力量为先导，在全球性的竞争中人们变本加厉地开采自然资源，同时产生大量污染物，打破了生态家园的平衡，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
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人类在短期内不能找到生态治理良方，继续疯狂耗用资源并污染环境的话，那么，结果只有一个：人们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终究是自取灭亡。这里仅举一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了。有人说，如今这个世界一年生产出来的陶瓷就超过远古以来人类生产的所有瓷器的总和，数量之大，品种之多，可见一斑，问题是，现代人真的需要这么多的瓷器吗？这么多品种的陶瓷真的满足了人类的需求了吗？
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是经济决定论和拜金主义的温床，经济的自由竞争本质上是资源的控制。这使得大部分人只看到一种发展模式，即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模式，大部分人只看到一个标准，那就是资本的标准。经济的标准摧残人类善的本性，生活的意义失去了本真的状态，人的本性逐渐被外在的金钱崇拜所取代，金钱是衡量一切的准绳。在资本主义的时代里，资本就像一个恶性肿瘤，疯狂扩张是它的本性，而对于机体本身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噩耗。
随着全球化的浪潮的到来，近些年来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因此，调查研究当今环境状况，调查研究经济发展的崭新模式，大力改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成为当前每一个地球人刻不容缓的任务。
解决问题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厘清问题的结症，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第一，要重新思考经济价值观问题。余谋昌认为，现代经济学的价值论忽视了自然价值这一重要因素，这是导致现代生态问题的重要理论根源。他认为，自然界也有一个物质生产的过程，就像商品价值是社会物质生产过程并创造价值一样，自然资源的生产也应该是创造价值的过程，山上的矿藏，森林里的树，海里的鱼，都是自然物质生产过程的创造，这和人工种植的树和人工养殖的鱼一样都具有同样的经济价值，这就是所谓的自然价值。综合考虑经济价值和自然价值，才是未来社会经济生产活动的根本标准。万俊人评价说“自然价值是一个具有颠覆性的概念，这对我们反思和批判现代性具有极深的启示。”8目前，主流经济学一致认为劳动价值是唯一的经济价值，社会物质生产就是创造经济价值的过程，忽视了环境质量和自然资源本身也具有经济价值，虽然在政府工作上也注意到环境保护、资源综合利用等概念，但这只是经济价值生产之外的附属问题，在统计表上也只体现国民生产总值GDP，却没有体现环境破坏和资源损失导致的自然价值损失这一方面的成本。经济的增长有可能意味着自然价值的透支，总的价值很可能是负增长。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是表面的，也是短暂的，必然是不可持续的经济。
第二，在技术层面上考虑经济发展的模式问题，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等。各地方和企业根据自然地理和资源条件设计生产布局，模仿生态食物链原理，创造循环的生产工艺，变废为宝，实现低能耗、低污染、高产出的生产模式。
第三，要提出节约经济。崇尚节俭，不仅节约有限的资源，也有利于环境的保护，可谓一举两得。2000多年前的老子就告诫人们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9“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10“治人事天，莫若啬。”11对统治者来说，既爱民，又节财，利国利民。在超前消费的今天，人类在实现高科技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忘记了对自然界曾有的敬畏，开始大肆掠夺，这无异于自掘坟墓。卡普拉论证曾把“无为的”老子和“生态的”马克思作了比较：“在伟大的诸传统中，据我看，道家提供了最深刻并且最完善的生态智慧，他强调在自然的循环过程中，个人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潜在两者的基本一致。”12现在要建构节约型的和谐社会，老子的思想值得借鉴。四、技术依赖与悲剧
通过技术与道德、科学与宗教、经济与环境三个方面的逻辑背离的比较，得出结论，人类文明走到今天，出现这么多的全球性的问题，甚至直接危及文明自身，这或许是命中注定的结果。具体地说，是文明自身内在的矛盾造成的。
文明的定义很多，通常是指人类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物质财富主要是技术的产物，精神财富主要有文学、艺术、教育、科学、法律制度等。相对于野蛮，文明也可指社会发展到较高级的状态。有关研究发现，人类现代文明在4.4万年前就已出现。从文明的起源来说，要准确界定任何一群人或一个民族何时进入文明状态，这是很难的事情，因为每个人的标准不同。如在英国学者丹尼尔看来，古代文明有三个重要标志：即有文字，有城市（人口要有5000人以上），有礼仪中心（为礼仪而建造的场所）。这三点如果具备两点，就可以认为是古代文明社会遗址。13但我国的学者如夏鼐、李学勤等人在接受丹尼尔三个文明标志基础上，又提出加金属作为标准：“从我国的考古学来看，文明社会的标志至少还有一个，就是金属的使用。这样看来，就应该有四个。”14但一些学者认为这样还不够完善，如安志敏就认为：“文明的诞生，就是国家和阶级社会的出现，象征着社会进化史上的一个突破性的质变，这在学术界几乎是没有任何异议的。”15他又在以上四要素基础上增加了国家和阶级社会的出现，这样把标准增加到六个。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家是文明创造的概括，阶级是文明创造的结果，把阶级和国家并入划分标准本无可厚非。但是，对于文明的考古，需要的是物质考据，阶级和国家是一种无形的社会建制，这给科研工作带来新的挑战。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发现，不管是哪种标准，文明的核心标准都可以概括为：文字书写技术、城市建筑技术、金属冶炼技术。国家和阶级是无形的，并且是建立在生活技术和生产力技术之上的，因此这里暂不讨论。实际上，技术对文明的重要性远不止于此。在大约50万年前，人类掌握了火的技术，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从此人猿揖别。火的技术又衍生出烹饪技术、烟熏技术、农业生产技术、金属冶炼技术、陶瓷技术等。一般意义上的技术，是指人类为了满足生存和发展需要而依靠自然规律并从自然界获取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手段和方法，是以自然规律为客观基础的人类智力的物化，是人的主观目的性与自然的客观规律性的统一。通过技术，人类使自然发生满足需要的变化，同时又把人类改造自然的成果带到生活当中，从而使人类不断走向文明。技术对人类文明的决定性作用，可窥一斑。至于近现代科学技术对社会的改造，以及对文明的贡献，就更不在话下了。
雅斯贝尔斯认为，就技术而言，我们必须依靠技术实现的方式，实现人类自身新的可能性。面对技术给我们带来的生活手段的合理化，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正走在技术化的道路上，技术搭建起一个庞大的精妙的工具世界，离开技术，文明大厦将会崩塌。也就是说，对自我存在来说，对技术成就的任何理解必须充满着非技术化的另一种意义，因为技术的绝对化对自我存在来说是毁灭性的。16当然，今天我们对技术的批判，不是完全否定技术，而是适时改进我们的技术及其观念，以规避技术的负面作用，使技术向着更有利于人的生存的方向发展。
到这里，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文明肇始于技术，技术是文明的真正内核。正是技术，一步一步地使人类从野蛮的洪荒中走出来，走向文明的历史。但是，也正是技术，把人类引向未知的领域，由于技术的作用是不确定的，因而是有风险的。所谓，成也技术，败也技术。技术的进步是显性的，而道德的进步是隐性的，技术的进步未必带来道德的进步，甚至导致道德的退步。在技术内核的作用下，在人类历史上，进一步先后出现了技术与道德、科学与宗教、经济与环境等三个方面的逻辑背离，这种逻辑背离是人类文明自身的内在矛盾，是一种先天缺陷，注定了文明的悲剧色彩。
由于文明自身的基因缺陷，看来解决问题的关键不在文明本身，而在于人类对文明的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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