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新明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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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的力量试读：
绪论
信息时代，新闻媒体以其不可抗拒的魔力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传媒的触角迅速延伸至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传播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超乎想象。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言：“一个自由电【1】台的威力，等于20个师。”传媒的力量不可小觑。在战争年代，传媒施于攻城略地，胜过雄兵百万；在和平建设时期，用以安邦治国，足可兴国利民。某种意义上，执政者的新闻执政理念的优劣、能力的高下，决定着执政的兴衰成败。但凡明智的执政者都重视传媒这一强有力的执政手段，借助媒体的力量，服务公民社会，巩固其政权，实现其政治理想。因此，无论从学理价值或从实践意义来讲，都有必要就传媒与执政的关系进行系统研究，从而为传媒参与执政实践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持，为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探寻新的视角，为构建和谐社会找到更多的路径，为践行科学发展观开辟新的思路。第一节 背景诠释
21世纪唯一不变的是永恒不断的变化。面对纷繁变化的世界，我们只有具备全球化视野和发展变化的思维，才能成就卓越、基业常青。达尔文曾说：“能够存活下来的物种并非是最强大的，也并非最【2】聪明，但其适应变化的能力却是最强大的。”因此，我们只有了解今天的世界正在上演着什么样的剧目，新闻媒体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哪些变化，才能避免管见，览尽万象，潜心研习，得出接近正确的结论。在探讨新闻媒体在国家政治生活和政党执政中的使命时，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有：
一、政党兴替引发新闻执政能力的新思考
20世纪末期，世界政坛出现了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相继失去政权，其中包括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墨西哥的革命党；此外，日本的自民党、美国的民主党、英国的保守党、德国的基民盟—基社盟也经受了失去执政地位的教训。综观世界主要政党的成败经验和教训，除了政策失误造成民众的支持率骤降外，媒体从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甚至可以说，成也传媒，败也传媒。历史经验显示，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总是先从意识形态打开突破口。因此，各国政党空前重视日益凸显的新闻执政作用，并设法加强对新闻媒体的领导和掌控。加强新闻执政能力建设，自然已经成为执政党建设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二、“软实力”的竞争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热点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约瑟夫·奈教授在《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中，把国家的综合实力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硬实力”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科技实力；“软实力”主要指一个国家的凝聚力、文化影响力和参与国际活动的程度。与“硬实力”不同，“软实力”发挥作用的方式主要不是靠“施加压力”或者“施与恩惠”，而是靠“吸引”和“影响”。当今世界，国家的执政者要善于通过调节舆论引导方向、扩大舆论传播范围、改进舆论影响方式、增强舆论渗透能力，不间断地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文化、政治理念和方针政策。当这个国家主流媒体传播的新闻信息为国际社会所接受，认为其合情、合理、真实、可信时，这个国家在世界舆论中的影响力就会明显提高，其“软实力”也会随之增强。为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明确“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软实力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都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重要发展战略，千方百计壮大本国文化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而文化软实力，在全球话语权的争夺中，某种程度上体现为一个国家新闻传播的实力。
三、西方国家利用新闻媒体加剧对我进行西化分化
媒体把广袤的地域和庞大的人口凝聚成一个文化整体，或一种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其强大的传媒技术为后盾，在世界各地特别是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地带建立了自由电台，报道不利于当地官方的新闻，吸引听众，逐渐培养忠诚的听众群体，以潜移默化地灌输其价值观念，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有步骤的西化分化，进而对其政权进行颠覆。同时，对这些国家的媒体进行资本渗透，逐步掌握这些国家的传媒资本，进而控制传媒的话语权，播报对当地政府执政不利的新闻，弱化当地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及权威性，煽动民众，造谣生事，号召群众暴动，并为反对势力夺取政权而摇旗呐喊。【3】
四、突发事件频发呼唤新闻执政能力建设的紧迫性
在国际上，全球金融危机、孟买爆炸事件、“9·11”事件、伊拉克战争、俄罗斯核潜艇事件、东南亚海啸、朝鲜核危机等，突发事件层出不穷。就我国而言，近年来突发事件不断，如四川汶川大地震、青海玉树地震、西藏“3·14”事件、新疆“7·5”事件、甲型HN流11感、牛奶和食品安全事件、罕见的南方冰雪灾、中美军机相撞、内蒙古大雪灾、湖南衡阳火灾、美国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SARS”的流行、禽流感的爆发、大范围的食物中毒、重庆开县天然气井喷、松花江污染，等等。新闻媒体在处置突发事件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对突发事件的控制能力成为考验执政者新闻执政能力的试金石。
五、公众权利意识在传媒的催化下急剧增强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这种转型表现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型。社会的发展进步，特别是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出现使公民的维权意识空前高涨，唤起了公众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的冲动，同时也提供了参与的条件和可能。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谈到保证人民各种权利时提出：“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是人民当家做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必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胡锦涛同志还强调“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让我国人民在享受经济发展成果的同时，精神生活也获得丰富与提升。在新闻传播领域，人人均拥有平等的机会和权利接近媒体，每个公民平等享有消费新闻文化产品的权利。因此，我们应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为公民提供更便捷有效地获得和运用新闻媒体的权利。
六、构建和谐社会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使命凸显新闻媒体的作用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课题，并明确实现这一目标的五种“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任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牢牢把握舆论导向，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增强引导【4】舆论的本领，掌握舆论工作的主动权。”这表明，提高党对媒体的领导能力成为党和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并被列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意义、主要任务、主要路径和保障手段。毋庸置疑，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但也出现了经济领域的发展不平衡、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缓慢、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健全、道德伦理层面信仰缺失、公民社会的信任危机、终极关怀存在真空等问题，呈现出从未有过的复杂局面。新闻媒体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承担着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的特殊任务，担负着其他任何手段不可替代的“润滑剂”和“稳压器”的作用。只有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优势，我们才能更好地通往和谐之路。
传媒巨头鲁珀特·默多克有句名言：“谁掌握了传播人口，谁就掌【5】握了世界。”在传媒政治时代，现代传媒的力量延伸了国家权力和执政的时空疆域，我们当顺应时代潮流，探寻新闻执政的奥妙，提升新闻执政的能力，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最大限度地发挥传媒在构建和谐社会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淋漓尽致地展示新闻执政的魅力，凝聚各方力量，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的共同愿景。第二节 研究现状
传媒渗透并改变着当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各个领域，为了便于驾驭和深入剖析，本书仅从新闻参与和影响执政的视角阐释其非凡的力量，以期起到从一叶窥见浩瀚森林无限风光之功效。
新闻执政（governing with news）这一概念最早由白宫的一位发言人提出。它区别于传统政治传播中的“宣传统治”（rulling by propaganda）。美国学者兰斯·班尼特认为，所谓新闻执政，是指通过媒体新闻来进行执政，即运用媒体新闻来提高执政者的公共形象、执政公信和执政的合法性，向广大群众传播执政者的决策，达到安邦【6】治国之目的。在当今高度信息化的媒体社会里，新闻执政已成为治国理政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
新闻执政作为新近提出的概念，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特别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任务后，“新闻执政”的字眼越来越多地见诸媒体，如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所长陆小华的《作为执政能力构成的舆论影响能力与传媒运用能
【7】力》、吉林大学张朝阳教授的《“新闻执政”能力与“和谐社会”【8】构建》、清华大学刘建明教授的《当代中国舆论形态》、清华大【9】学政府发言人制度课题组的《新闻发布与新闻执政的紧迫性》、清华大学新闻研究中心的《中国政府执政能力与新闻发言人制度》【10】
、中国人民大学陈力丹教授的《论传媒与构建和谐社会》【11】
、张崇防教授的《苏东剧变和“颜色革命”对中国传媒的启示》【12】
等。除了学者专家研究外，这个问题还吸引了业界的管理者和资深人士参与讨论，如湖北日报报业集团董事长毕志伦的《对媒体的领【13】导能力是党的重要执政能力》、齐齐哈尔市广电局李景利的《加强新闻舆论监督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武汉广电局梅华与杨晓凌的《新闻媒体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角色与任务》等。这些研究从不同层面就“新闻执政”、“新闻发言人制度”、“新闻舆论监督”、“媒体的领导能力”进行了讨论，提出了一些值得借鉴的观点。
另外，国内外的一些学者从传媒与政治的关系及实践层面进行了【14】研究考察，如《传媒政治》、《媒体与权力》、《新闻实践与政治【15】【16】控制》、《软力量与全球传播》、《新闻发言人理论与实【17】【18】【19】务》、《网络传播与社会发展》、《新闻学前沿》等。这些专著讨论了新闻传媒在执政中的重要作用，为我们探讨“新闻执政能力”的话题提供了理论基础，拓宽了考察的视野。
新闻执政的问题虽然已提出并引起了重视，但并没有人就此进一步进行深入的讨论和系统的研究。笔者找遍书城，搜尽网络，找寻各种可能得到的资料，但收获甚微。由此更感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性，希望这一初浅的尝试，能引起有识之士的关注，填补目前新闻应用研究的一隅空白。第三节 研究路径
笔者试图运用新闻学、传播学理论，借助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成果、框架和方法，把新闻执政能力建设放在全球化、数字化的大背景和趋势下，从历史的纵向维度和现实的横向维度，以新的视角较为全面、深入地探讨新闻执政能力建设问题，从而为中国的新闻执政能力建设提出可供参考和选择的路径。
在研究过程中，本书主要采用了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案例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并尽量遵循学术研究的严谨规范和职业操守。
通过历史分析的方法，笔者从大量的文献中梳理出新闻执政思想的源流，试图从中汲取新闻执政的丰富养分，力图找到新闻执政的一些规律性的思想理念和做法。如本文从历史角度考察了西方国家、中国近代和无产阶级的新闻执政思想，并归纳出了新闻执政的主要实现途径，介绍了各国的有益尝试，总结了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的新闻执政经验。
在文献研究中，本书借助尽可能多的资料，沿着前人研究的阶梯，采撷到了很多充满智慧的理论和思想的花朵，在其引领和光照下，这次研究多了几分深邃，也产生了一些新的思想火花。如传媒执政时代、新闻执政理念、新闻执政能力模型和新闻参与公共政策的过程分析，这些问题的提出与探讨都具有一定的新颖性。
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本书始终关注西方各国特别是美国的新闻执政实践的经验，在比较分析优劣得失的基础上，分析各国的差异性和独特性，提出我国在实施新闻执政方略中所应树立的观念、采取的措施、努力的方向。
书中还采用了大量案例进行分析研究，列举分析了新闻执政的成功与失败的案例，同时借鉴中西方国家新闻执政的经验，提出人类已经步入传媒政治时代，这个时代的特征决定了我们必须加强新闻执政能力建设，重构新闻执政的理念，调适新闻执政的角色，构建新闻执政的能力结构模型，指明当前加强新闻执政能力建设的实现途径。
本书采用的资料来自公开发表的著作、文章、内部资料，以及对业内专家学者和资深人士的深度访谈。对为本文提供相关信息支持、新的视角和有益借鉴的著作、文章在“脚注”和“参考文献”中均一一注明，在此谨对作者致谢。
注 释【1】 转引自岳麓士：《攻心伐谋又一招：美国自由1号电视台开播》，载http://www.CCTV.com/news/world，2004-02-19。【2】 转引自网络佚名文章：《英国科技专栏之人——卡文迪许》，载http://news.163.com，2007-06-22。【3】 突发事件包括爆炸、火灾、车祸、矿难、建筑物垮塌、污染环境、投毒、骚乱、官员涉案的揭露等天灾人祸。具有如下特点：（1）突发性；（2）灾害性；（3）社会关注度高；（4）公众的应变能力弱，灾害承受度不高；（5）是媒体报道的热点；（6）对政府和政府形象具有杀伤力；（7）易造成流言泛滥而形成群体性恐慌和非理性行为，尤其是在主流信息渠道不畅时更易出现。【4】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2004年9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5】 转引自［英］詹姆斯·卡伦：《媒体与权力》，译后记，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6】 参见［美］兰斯·班尼特著，杨小红、王家全译：《新闻：政治的幻象》，中文版序，3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7】 陆小华：《作为执政能力构成的舆论影响能力与传媒运用能力》，载《声屏世界》，2005（4）。【8】 张朝阳：《“新闻执政”能力与“和谐社会”构建》，载《中共长春市委党校学报》，2006（4）。【9】 清华大学政府发言人制度课题组：《新闻发布与新闻执政的紧迫性》，载《新闻记者》，2005（1）。【10】 清华大学新闻研究中心：《中国政府执政能力与新闻发言人制度》，载《今传媒》，2005（8）。【11】 陈力丹：《论传媒与构建和谐社会》，载中华传媒网，2005-07-14。【12】 张崇防：《苏东剧变和“颜色革命”对中国传媒的启示》，载《现代传播》，2006（1）。【13】 毕志伦：《对媒体的领导能力是党的重要执政能力》，载《红旗文稿》，2005（1）。【14】 ［英］詹姆斯·卡伦著，史安斌、董关鹏译：《媒体与权力》，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15】 田中初：《新闻实践与政治控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16】 李希光、周庆安编：《软力量与全球传播》，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17】 杜江、邱沛篁、赵英编：《新闻发言人理论与实务》，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18】 陈卫星、高晓虹、雷跃捷编：《网络传播与社会发展》，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19】 刘建明：《新闻学前沿》，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上篇新闻与执政
根据议程设置理论，人们倾向于按照传媒对某一事物的关注程度来确立自己对该事物的关注程度。这正如美国白宫前传播顾问大卫·杰根所言：“要成功执政，政府必须确定议程，而不能让媒体来为它【1】确定议程。”在治国理政中，我们要善于通过事先的精心策划，以召开新闻发布会、发新闻通稿、约见传媒记者等方式，巧妙引导传媒设置党和政府要设置的议程，并转化为公共议程，从而引导国内外舆论，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使党和政府、传媒以及公众三者间形成一股合力，有效推动各项方针政策的顺利实行，实现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第一章 新闻执政思想的源流
综观历史，新闻思想一直是引领新闻媒体发展的航标。我们在探讨新闻执政思想之前，首先有必要对新闻执政的概念做出界定。新闻执政一词诞生并引起关注是近来的事，对于这一提法，有不少学者也存有异议。由于目前还没有学者对此给出明晰而权威的定义，这为笔者发表拙见留出了空间，但也缺失了参照的坐标。笔者认为，新闻执政是执政者为实现其政治目标，运用新闻传播手段，动员民众力量，引导社会舆论，调和利益关系，平息公共危机，塑造良好形象，营造有利环境，赢得公众支持，并以此推行其政治理念和执政方略所进行的活动。需要指出的是，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不同政治立场和利益群体的人对新闻执政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如果从舆论传播的角度进行考察，新闻执政的思想和实践始终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历程。第一节 西方国家新闻执政思想
追溯西方的新闻执政思想源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据考证，公元前59年（一说前60年），尤利乌斯·恺撒当选为罗马执政官后，创设“阿尔布”（Album）［后人称《每日纪闻》（Acta Diurna）【2】］，用来记述元老院会议情况和公民议事内容。其主要目的是争取舆论支持、扩大政治影响。这是迄今为止西方历史中较早记载利用“新闻”进行辅佐执政的范例。
如果说，从最先采集并发布信息的《每日纪闻》到第一份报纸【3】《通告报》（Aviso）的诞生，都只是一种新闻传播活动的尝试的话，那么现代意义上的新闻报刊则是资产阶级革命和科学技术发展相结合的产物，同时新闻执政思想也应运而生，并在社会发展进程中逐步彰显其作用。
今天，当我们把目光再次转向人类所走过的历史时，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新闻媒体一诞生，就成为执政者维护既得统治地位的政治工具。早期的西方思想家，如柏拉图、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等都鼓吹媒体的绝对统治功能，他们的政治逻辑起点都是基于精英治国理论。1534年，英国都铎王朝的亨利八世为阻挡日益高涨的新教潮流，筑起了一道“防波堤”，他发布公告规定，印刷商在开业前须先行获得皇家许可，“事先约束”（prior restraint）这一思想从此成为法律。1586年，伊丽莎白女王颁布《出版法庭命令》，规定了“特许制”、“限印制”、“检查制”，成为限制英国出版自由的最大桎梏。最早的党报1643年创始于英国，即《宫廷通报》，史称第一家英国王党报纸。此后，又出现了英国托利党和辉格党的党报，同时诞生了“报【4】纸的党派倾向”的观念。1688年，威廉和玛丽凭借公众舆论的力量取得执政地位，他们认为印刷商和出版商左右着社会舆论，不可轻易得罪，因而给报刊以较大的自由空间。从1662年颁布的《出版许可法》因陈腐无用而寿终正寝，到1765年通过第一个《印花税法》（Stamp Act），官方对新闻出版的控制措施只保留了关于叛国罪和煽动性诽谤罪的法律，以及禁止报道国会活动的规定。“事先约束”时代随之在西方国家宣告结束。
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报刊成为资产阶级宣传启蒙思想、争取自由进而获得执政地位的有力武器。约翰·弥尔顿、约翰·洛克、托马斯·杰斐逊、约翰·密尔便是游刃有余地利用这一武器的杰出代表。1644年，约翰·弥尔顿出版《阿里奥帕吉蒂卡》（Areopagitica）（现译为《论出版自由》），认为出版自由是天赋人权的有机组成部分，竭力标榜“观点的自由市场”和“真理自我修正的过程”理论，设法摆脱政府的控制。这是最负盛名的对新闻出版自由的伟大请愿，成为资产阶级思想启蒙与争取出版自由的宣言。可以说，新闻报纸是从对出版自由与控制的论争中，开始了它参与政治斗争与执政活动的神圣使命与历程。
在欧洲大陆，法国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法国政治活动家米拉波立即向三级会议呼吁：“让你们法律的第一条永远奉献给出版自由，使它居于神圣的地位。在所有的自由中，它最不能触犯，最不受限制。【5】假如丧失了它，其他自由便永远得不到保障。”在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启迪下和激进的法国政治家的敦促下，议会通过了一系列保障出版自由的法律和法令，其中最伟大的成果就是1789年制定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简称《人权宣言》）。《人权宣言》第十条明确规定：“任何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即使是宗教上的意见——而不受打击，只要他的言论不扰乱法定的公共秩序。”第十一条进一步规定：“思想和见解的自由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除非根据法律决定的情形而必须为这项自由的滥用负责，每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这两个条文都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新闻出版自由、舆论自由和言论自由。在法国大革命初期，这些法令和基本思想冲破了封建专制法规的禁锢，法国的新闻出版事业也因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788年法国巴黎获准出版的报社仅10家，而1791年竟【6】涌现出了500多家。
不久，法国政府颁布的《惩治嫌疑犯条例》规定：凡行为、关系、言论及著作表现为拥护专制政治、联邦制及敌视自由者……均被视为嫌疑犯；各地监视委员会或代理其职权的其他委员会应在其辖区内编制嫌疑犯名单，并将他们收押、监管到和平时为止。这项法令对于真正的反革命分子无疑是可怕的威胁，但由于条文内容含糊和执行中的偏差，而使嫌疑对象不仅及于已犯罪者，且及于可能犯罪者，不仅有贵族，还包括经济、宗教政策的反对者。据估计，到1794年5月，法国全国被逮捕的嫌疑犯总数达30万之多。
在大革命之前，罗伯斯庇尔一再强调“出版自由必须是完全的和无限制的，不然它就根本不存在”。但在取得政权之后，罗伯斯庇尔就公开表示：“对新闻实行严格的监督，毫不留情地制止新闻界乱【7】说。”因为在他看来“凡是定出界线的地方，凡是出现意见分歧【8】的地方，在那里就有某种仇视祖国利益的东西”。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雅各宾派政权在新闻方面实施了相当严厉的措施：查封各种革命报刊和革命阵营中持不同政见的报刊，停止实行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政策，控制消息传播，引导和操纵舆论。
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对新闻出版仍然实行严格的控制和检查。1800年查封了许多报刊，只允许听命于它的报刊存在，同时还建立起了苛刻的书报检查制度。拿破仑登台之后，背弃了宪法的有关承诺，于1810年成立出版管理署，设立新闻检查官，正式恢复书报检查制度，封杀对立的报纸，扶植发行官报。他认为，“一家有敌意的报纸比一千把刺刀更可怕”，“如果允许一家自由出版物的存在，我在位【9】就不会超过3个月”。他对警察总监富歇说：“大革命时代已经结束，在法国只能存在唯一的党派，我绝不容忍报纸说出或做出有损【10】于国家利益的事情。”当时巴黎只批准60家印刷所开业，只允许4家报纸出版，监视和囚禁不驯服的人士，法国公民的表达自由权丧失殆尽。于是，报刊和新闻变成了官方的喉舌，为拿破仑的对外扩张和对内独裁统治竭尽宣传之能事。当时任奥地利外交大臣的梅特涅在评价法兰西第一帝国的传媒时说：“法国的报刊胜过拿破仑的30万【11】大军。”
路易十八在1814年6月第一次复辟后，以《钦定宪章》表示了对大革命成果的承认，宣称要废除各种形式的检查制度，并认可法国人“有权发表他们的思想观点”。但数月之后（10月21日）第一部出版法令就宣布，每期的报纸必须先由一指定的官员审阅后才能发行。【12】
对于法国当局对新闻出版自由如此之压制，贡斯当颇不满意，他在1822撰写了《对菲朗杰里著作的评论》，在文中他写道：“我建议【13】深入研究英国的宪法，我忘不了英国新闻自由的历史。”
1824年，查理十世即位，他将出版自由看做是“一切混乱和诽谤的工具”，并于1830年7月颁布了4项非常法令，封闭报刊和取消新【14】闻自由。1830年7月27日，巴黎终于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七月革命”。起义大军占领了王宫，推翻了波旁王朝。法国报业得到了较为宽松的环境，政党报刊增多，廉价报纸兴起，杂志出版也有进展，出现了一些优秀的文学刊物、画刊。但“七月王朝”给予的新闻出版自由也是相当有限的。1835年，法国发生了图谋杀害国王的事件，议会以此为借口通过法令，将出版保证金增加一倍，并建立对报刊漫画的预审制度。对此，法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在1835年出版的《论美国的民主》上卷中写道：“在美国，既不向印刷业发放执照，又不要求报刊进行注册，更不知保证金为何物……我真不明白，【15】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真理，为什么还未在我们法国推广？”
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浪潮在欧洲兴起，法国人民起义推翻了“七月王朝”，开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3月，政府颁布法令废除印花税、保证金等一切限制报业的措施，法国又出现了短暂的普通报刊自由的时期。但好景不长，1849年6月19日，秩序党颁布了禁止俱乐部和公共集会的法令。7月27日，颁布了严禁报刊自由出版的法令。《和平民主报》、《真共和国报》、《社会民主革命报》和《改革报》均被禁止出版。在19世纪50年代，法国的报刊出版“须经政府预先批准”，对于普及读物和宣传品的管理尤其严格。马克思在分析这次革命时不无讽刺地写道：“人身、出版、言论、结社、集会、教育和信教等等的自由（1848年各种自由权的必然总汇），都穿上宪法制服而成为不可侵犯的了。这些自由中的每一种都被宣布为法国公民的绝对权利，然而总是加上一个附带条件，说明它只有在不受‘他人的同等权利和公共安全’或‘法律’限制时才是无限制的，而这些法律正是【16】要使各种个人自由彼此之间以及同公共安全协调起来。”
1852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改第二共和国为第二帝国。第二帝国初期，政府对新闻出版的压制更为严重，严禁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取消一切民主成果。早在称帝以前，波拿巴就为自己的统治定下了基调：1852年2月17日，他发布新闻法令，规定一切报刊均须获得政府事先批准、登记在册后方可发行，并规定高额保证金和印花税。报社经理和主编由政府任免，编辑人员亦须备案审查。还建立惩治报刊的法庭，受过政府三次警告的报刊必须立即停刊，书店销售的书刊均须受到审查。
1881年7月29日，法兰西共和国众议院通过了《出版自由法》，标志着新闻出版自由在法国得以确立。该法第五条规定：一切报纸或期刊，在作了本法令第七条规定的声明后，无须获得预先许可，也不必缴纳保证金，均可发行。第七条规定：一切报纸或期刊，发行前必须向共和国检察院作如下声明：（1）报纸或期刊的名称以及发行的方式；（2）经理的姓名和住所；（3）印刷该报或期刊的印刷厂的名称和厂址。该法还规定：公民有权建立出版社，经营出版事业和新闻事业，从事新闻出版活动，自由地从事记者职业；出版诉讼不再由刑事法庭而由陪审团组成的民事法庭审理。《出版自由法》的诞生，标志着法国结束了一个世纪对新闻出版与言论表达的严密控制。当时该【17】法被认作是欧洲最自由的一部法令。
在美洲大陆，1662年马萨诸塞殖民地的议会通过了第一个限制出版自由的法案后，引来了此起彼伏的反对浪潮。这一时期，“英王陛下在美洲之全体自由而忠诚的臣民的共同声音——要自由和财产，不要印花税”，成为殖民地各报的座右铭。本杰明·富兰克林、萨姆·亚当斯、汤姆·潘恩、托马斯·杰斐逊借助报刊媒体的力量，向宗主国发起了总攻，引燃了莱克星顿的战火。《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在1787年致友人卡林顿（Carrington）的信中写道：“一个是没有新闻的政府，一个是没有政【18】府的新闻，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这表明了美国的设计者们捍卫新闻自由的初衷，也充分说明了新闻在政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在登上总统宝座、手握执政权力的情况下，即便在受到新闻界羞辱和恶毒攻击时，杰斐逊仍一如既往地在捍卫这项神圣的自由。他在1802年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他们（联邦党人）让自己的报纸充斥着谎言、诽谤和狂言……我们正在进行这样的实验，看一看不借助强制，光凭着自由讨论，是否不足以宣传和保护真理，是否不足以使政府在行动和观点方面保持纯洁和正直。……（无论如何）我将保护【19】他们撒谎和诽谤的权利。”之后，杰斐逊在致西摩的信中对这种实验给出了肯定的答案：“我心甘情愿贡献出自己，作为一名伟大实验的对象……以证明所谓新闻自由与安邦定国水火不容这种说法纯【20】属一派胡言。”在美国，新闻自由的理念由此第一次从在野思想变成了执政者治国的理念，迈上了新的里程碑，开启了新闻执政历程的新篇章。
除了上文提到的这些声名显赫的智者外，西方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就新闻传播理论展开了研究，其中有些理论直接或间接地考察新闻在政治活动和社会管理中的角色、功能和途径，有的对今天进行新闻执政的研究和实践依然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最为著名的当属美国报刊自由委员会提出的“报刊的四种理论”，即从新闻与政治、媒体与政府和公众的关系出发，把新闻理论划分为集权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责任理论、批评学派和民主参与理论等。该理论解析了媒体及其新闻产品在政府执政和社会管理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美国著名媒体批评家和新闻学者阿特休尔在其《权力的媒介》中，摒弃冷战思维的“报刊的四种理论”，重新划分出三种社会传播模式，即市场经济世界模式、马克思主义世界模式、进步中世界模式。尽管这种分法的科学性还有待商榷，但它通过对三种模式在新闻事业的目的、信念、新闻自由等方面的内容进行比较分析证实：不管是哪个模式，也不管它是基于何种政治、经济或社会制度，传媒的性质和功能在执政功能这个根本问题上，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
美国著名政治家、传播学奠基人哈罗德·拉斯韦尔研究提出了新闻传播的三种社会功能：（1）公众服务：媒体在新闻报道中要体现客观性、知晓性、知识性、教育性和娱乐性。媒体要做到选题上的重要性和有用性。同时，在具体的报道中还要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及时性、平衡性、真实性、全面性、完整性。（2）商业服务：要求媒体在新闻报道中要体现独家性、爆炸性、恐怖性、丑闻化、绯闻化和第一时间报道。记者在具体的报道中，无论在事实上、选题上，还是在标题制作、画面拍摄、叙述语言中都有高度的主观性、选择性，有自己的框架和放大的焦点，从而获得了煽情效果，赢得更多的收视率和发行量，获得更多的广告收益。（3）政治倡导：主要指政治宣传与动员的功能。如政党的政治动员力、舆论驾驭力、自身形象塑造力和议程设置能力。
另一位传播学家麦奎尔还形象地列出了一个“媒介地图”，清晰地表明了大众传媒作为一个中介，在社会、国家和媒体受众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学科特点。新闻传播的功能理论为我们在新闻执政中评判媒体的优劣提供了依据。从传统意义上讲，对媒体的优劣有三种判断的角度或标准，即政治倡导、公众服务、商业服务。
评论家额特凯在《德国的杂志和舆论的形成》一书中把新闻命名为“舆论的统治者”，并称新闻不断影响着人们，统治着人们的意见，使人们抱有一定的观念，并借此刺激一定思潮的勃兴。拉萨基认为，报纸对普通的人来说是一个活动着的头脑。法学家贝尔涅尔在《刑法教科书》中指出：新闻使人们从独立思考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它甚至会占领人们独立思考的头脑，因为它如同滴水穿石一样，每天向着一个方向影响着人们，最后使人们麻痹。这就是说，通过长期的灌输和潜移默化，执政者的政治理念和政策导向是可以被公众接受的，甚至可以化为自觉的行动。
1948年，美国传播学者拉扎斯菲尔德曾提出了著名的传播两极理论，他提出，来自大众传播媒体的影响力首先到达“舆论领袖”，再由这些舆论领袖传播开来。美国传播学者威尔伯·施拉姆则指出，在人类传播中，不仅有施动者即信息的发出者和传播者通过传递信息来影响受动者即信息的接受者，而且有接受者对传播者发出的信息的反应。这样传播者可以根据信息反馈来检验传播的效果，并适时采取进一步行动。由此，在新闻执政中，无论是国际传播，还是国内传播，要搞清谁在扮演舆论领袖的角色。只有这样，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有的学者还不无担心地提出新闻的异化可能带来的危险倾向。就像霍尔（Hall）所言，媒体成为权力金字塔的一部分，原本这正是媒体被认为应该监督和批评的。斯旺森（Swanson）也观察到同样的趋势，他谈及一种“政治—媒介复合体”的上升和新的“媒介政治”的增长，其中“新的政治体系的中心媒体”成为公开统治的工具，而且秘密地不被人们所广泛知晓地实现其政治目的。安德烈·萨卡罗夫（Andrei Sakharov）曾指出：“如果一个国家被不受监督的势力所统【21】治，那么这个国家肯定要陷入危险之中。”新闻媒体同样存在带来这种危险的可能。
在当今的媒体商业化和产业化时代，人们越来越相信媒体的商业功能和公共服务的功能。曾有人幼稚地认为，一家报纸只要走了商业化的道路，只要媒体背后的投资者是个商人，而不是一个政党，媒体就会在任何冲突、争议和斗争中保持客观中立，不再具备政治倡导和宣传功能。也有人极端地认为，商业化毒化了媒介生态环境，丧失了媒体应有的公正性，背离了媒体的使命。现实中，媒体商业化并没有更多地带来不偏不倚的新闻报道和平衡对称的言论，去商业化也没有带来更多的公共服务领域的革命。事实上，媒体商业化虽然并不等于公共服务，二者也并非不共戴天，而是在亦步亦趋中相互融合、相互促进。
西方新闻执政的历史表明，新闻一直是统治者的权柄，也是政治开明、社会繁荣的晴雨表。一个政府越是稳固，就越不怕别人挖它的墙脚，它给予新闻报道的自由就越多。当政治领袖们及追随者们对国家安全感到忧心忡忡时，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就会面临被限制的危险。同样，伴随着政府的稳定而出现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新闻出版自由。恰如弗雷德里克·西伯特所言，除非受到攻击或严重威胁，政府不应竭力保护自己——这是一条不言而喻的公理。第二节 近代中国新闻执政思想
就中国而言，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初期（约公元前2世纪左右）就出现了“邸报”。这可以算是我国最早的新闻执政实践的雏形。“邸”原是指古代朝觐京师的官员在京的住所，它最早出现于战国。颜师古注：“郡国朝宿之舍，在京师者率名邸。”“邸”后来成为地方高级官员驻京的办事机构，为传递沟通消息而设。“邸报”又称“邸抄”（亦作“邸钞”），并有“朝报”、“条报”、“杂报”之称，是专门用于传知朝政的文书和政治情报的公告性新闻。西汉时期实行郡县制，全国分成若干个郡，郡下再分若干个县。各郡在京城长安都设有办事处，这个住处叫做“邸”，派有常驻代表，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在皇帝和各郡长官之间做联络工作，定期把皇帝的谕旨、诏书、臣僚奏议等官方文书以及宫廷大事等有关政治情报写在竹简上或绢帛上，然后由信使骑着快马，通过秦朝建立起来的驿道，传送到各郡长官。自汉、唐、宋、元、明直到清代，“邸报”的名称虽屡有改变，但发行却一直没有中断过，其性质和内容也没有多大变动。
为加强“邸报”的政治功能，宋代统治者进行了改革：（1）加强了中央集权。宋太宗把诸道进奏院合并成一个总的都进奏院，后来直接称为进奏院。中央政府直接控制了进奏院和官方新闻的发布权，所有公开发布的政府文告都要经过进奏院，变成了中央报纸。（2）内容上：抄报内容只是朝政简报，明发上谕和大臣奏章，而没有进奏官自行采写的消息。这种官文书的“邸报”，又称“进奏院状”或“进奏院报状”，更具有权威性，传播速度也快。（3）管理上：在宋代还形成了一套相当完整的“邸报”审稿制度。“定本”制度便是我国最【22】早的新闻检查制度，主要为中央集权服务。
根据史料记载，清朝内阁在北京的东华门外设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名为“抄写房”，每天由报房派人去那里抄取当天发布的新闻，称“宫文书”，这就是当时清政府发布的“邸钞”的地方。报房人取得抄件后，为了争取时间，即刻排印，除被称为“宫门抄”的朝廷政事、动态的报道和谕旨全部照登外，奏折的数量因较多则加以选用。这种被印刷成单页不加封皮的“新闻纸”就叫“宫门抄”，多在傍晚发行，派人送阅，在时间上很像现在的晚报，从性质和级别上又很像现在供高级干部阅读的《大参考》和《内参》。而“京报”则由“宫门抄”、谕旨和奏折三部分组成，由于奏折的字数较多，排印费时，在晚间才能完成印刷装订，在次日发行，这种印成对折双页装在一起的“京报”很像现在发行的日报。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国进步人士就开始重视近代报刊的作用，并尝试着出版自己的报刊。林则徐是中国重视近代报刊的第一人，他利用翻译外报来了解敌情、抵御列强入侵。之后我国陆续出现了一批资产阶级思想家、政治家和报刊活动家，他们一方面创办报刊服务于政治斗争实践，一方面也在实践中提出一些新闻观点，阐释自己的办报思想和新闻在执政中的作用。如太平天国后期领导人洪仁玕，资产阶级报刊政论家王韬、郑观应，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梁启超，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等，都曾就报刊发表自己独特的见解。这是中国近代新闻执政思想的萌芽。
洪仁玕在其所著的《资政新篇》中就提出了设报馆办报纸的主张。他认为，报纸“上览之得以资治术，士览之得以识变通，农商览之得以通有无。昭法律，别善恶，励廉耻，表忠孝，皆借此以行其教也。教行则法著，法著则知恩，于以民相劝戒，才德日生，风俗日厚
【23】矣”。在他看来，报纸具有沟通上下、开启民智、监督政府和移风易俗的作用。
王韬在其《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和《论日报渐行于中土》等文章中，主张放宽言禁，设立报馆，开展对外宣传。他认为，报纸可以“达彼此之情意，通中外之消息”，可以使“民隐得以上达”。他亲自创办了大型政论报纸《循环日报》，并开创了我国报纸政论之风。【24】
他提出，办报是为了“立言”，即可以议论时政、宣传变法改良的主张。
郑观应在其《盛世危言》一书中论述，设报馆“其益甚多”：可以“通民隐”，“达民情”；可以“足不逾户庭而周知天下之事”；可以“有功于救荒”、“有功于除暴”、“有功于学业”，等等。他还提出【25】了办报者应当“据实直书，实事求是”的主张。他对报刊在社会管理中所起的独特功能和作用理解得非常宽泛。
梁启超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办报大师和著名政论家，也是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奠基人和集大成者。他先后参加过《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湘学报》、《湘报》、《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等十几种报刊的创办、主编及编辑出版工作，这些报刊成为他宣传维新变法和政治主张的工具。他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敬告我同业诸君》等专论文章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办报思想。20世纪初，梁启超在多样化的报业体系中提出党报概念，他说报纸有一人之报，有一党之报，有世界之报。以一人或一公司的利益为目的者，一人之报也；以一党之利益为目的者，一党之报也；以全世界人类之利益为目的者，世界之报也。梁启超把报纸比做“耳目喉舌”，说它是“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强调报纸具有“去塞求通”的功能；认为报纸是“人道总监督”，应处在与政府平等的地位，应担负起“监督政府”和“向导国民”两大“天职”；他还提出了新闻写作应当做到“博、速、确、直、正”，评论写作应当做到“公、要、周、适”【26】
等观点。他撰写的大量为世人称道的政论文章，形成了我国近代报纸文体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性阶段——政论文体阶段。
孙中山是卓越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宣传家。他提出，为了革命宣传的需要，必须创办机关报，而机关报必须把宣传革命政党确立的民族、民主、民生的纲领和主张作为首要任务。孙中山早期的办报思想受列宁影响，同盟会的报纸就曾介绍过列宁创办的《火星报》等报纸。他亲自指导创办《中国日报》、《民报》等革命报刊，并使之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同封建统治者和资产阶级改良派斗争的武器。他在《民报》发刊词中写道：“抑非常革新之学说，其理想灌输于人心而化为常识，则其去实行也近。吾于《民报》之出世觇也。”他希望《民报》能成为同盟会的“喉舌”，担负起“先知先觉之天职”，发挥【27】好“舆论之母”的作用。在夺取政权后，孙中山强调新闻媒体应与政府保持一致。1912年任临时大总统不久，他对广东新闻界讲道：报纸不应再攻击政府，“因政府乃人民之政府也”。孙中山领导的《民报》同改良派报纸《新民丛报》的政治大论战，显示了革命派报纸的斗争锐气，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留下了报刊论争的典型范例。【28】他的办报思想也成为中国近代新闻思想中的重要内容。
中国最早的新闻学者之一、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主任徐宝璜1919年出版的《新闻学》中指出，某些报纸“不但不提倡道德，反暗示阅者以不道德之事”；“其新闻常不确实”，“其论说常欠平允”，登载“花国新闻”、“诲淫小说”、“某某之艳史”等；认为“此于记者之道德，亦大有关系”，“与敲诈同为不德也”。该书提出了“访员应守之金科玉律”16条，包括“切勿视谣言为事实”、“不可因求速而粗心或不正确”、“不可受贿，为他人隐藏”、“广告性质之新闻，不可登于新闻栏内”等等。1941年，中国新闻学会在重庆成立，次年制定了《中国新闻记者信条》12条，被国民党管辖区新闻界用作自律的准绳。
在夺取政权过程中，资产阶级革命家还利用报刊宣传的利器揭露了清廷统治下的官民对立、民不聊生的状况和文武官员贪赃枉法、尸位素餐的种种表现。如有报纸指出当时的“国之四病”为：“吏治多粉饰”、“武备鲜修置”、“经济多不讲”和“下情多不通”。这些揭露，触及当时深层的社会矛盾。正所谓“病既不除，则是积弱之渐也”。【29】
可见，革命时期，报刊宣传是与旧势力斗争的利剑；和平之秋，报刊宣传是集民意、达民情的通途。第三节 无产阶级新闻执政思想
新闻媒体是一种重要的执政资源。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和斗争史反复证明：谁拥有强大的执政资源，谁就能牢固地占据统治地位；谁不重视执政资源的保有和扩大，谁就难逃丧失政权的结局。
无产阶级革命先驱们深知新闻媒体这一执政资源的重要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欧洲革命中创办的《新莱茵报》，是世界上第一张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党报。1850年11月1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篇合写的文章中明确提出：“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30】通的”。1849年2月7日，马克思在法庭上严正驳斥对《新莱茵报》的控告，他指出：“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由的【31】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150多年以来，“社会舆论的纸币”的流通已不限于报纸，它从单一的报纸发展到广播、电视、网络、新媒体，流通的速度更快捷、更广泛，影响力更大。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发展，与传播媒体密不可分。各种传媒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介绍，以及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理论前提，准备了舆论基础。同时以《新青年》等为主的阵地，与旧势力、旧制度展开了殊死搏斗，立下汗马功劳。因此，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就与新闻媒体结下了不解之缘。在革命和建设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极其重视新闻媒体在政治活动中的作用，在动员群众、凝聚力量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毛泽东曾说过，他先是康梁的信徒，后是孙中山的信徒，后来信奉无政府主义，再后来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从早期报刊活动来看，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周恩来、恽代英等中国共产党人不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也汲取了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和报刊活动家的办报实践和办报思想的经验和营养。他们有的追随辛亥革命开始办报活动，有的在新文化运动中创办民主报刊，有的则通过阅读和研究资产阶级报刊从中汲取知识，并从资产阶级的新闻实践和新闻思想中借鉴了有益的养分。他们都把报纸视为进行政治宣传、启迪民众思想、影响社会舆论的工具。
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工作中，中国共产党人积累并形成了宝贵的新闻执政经验。为便于阐述和理解，可把中国共产党人的新闻执政思想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思想是一脉相承、浑然一体的关系，而不是相互割离、互无关联的。
一、“党性”论
坚持党性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根本原则。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体现。新闻事业属于社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范畴，在存在阶级的社会里，新闻事业具有阶级性。毛泽东要求《解放日报》增强党性与联系群众，要有强烈的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意识。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把新闻事业作为宣传本阶级思想、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工具，并委托本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政党来实行领导和控制，从而使新闻事业带有鲜明的党性。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的生活。今天而言，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都市类媒体、网络媒体等，都要接受党的领导，坚持党性原则。新闻宣传工作坚持党性原则，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始终同党中央保持一致，自觉宣传党的主张，积极推动党的思想理论和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胡锦涛同志指出，新形势下，新闻宣传工作要“更好地发挥宣传党的主张”的重要作用，提高舆论引导能力。这些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关于党性原则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是对新闻宣传工作的根本要求。
二、“中心”论
马克思、恩格斯都曾把革命报刊看做是召唤人们的一面旗帜或思想中心。列宁后来明确提出党报是“思想中心”。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中，曾把办报纸称为建党建得好不好的“中心一环”【32】
。邓小平于1980年1月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语重心长地说：【33】“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党报中心”说的新的继承，融进了新思想、新内容。江泽民同志特别强调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党的“十六大”以后，胡锦涛同志、李长春同志要求进一步强化党的主流媒体的“中心”意识和“中心”作用，要在公共领域和重大事件中发挥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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