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畅
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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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读韩国试读：
前言
本书的读者群范围很广，其中之一是新闻传播专业的师生，主要是学生们，当然还有那些对新闻写作感兴趣的人。这是因为摆在读者眼前的不仅仅是一本异地观光的散文集，还是一本有关新闻特写的参照读本。其写作的初衷，就是想在记述赴韩体验的同时为学习或有志于新闻写作者提供一种参照，一种在没有任何新闻资源的情况下“寻找”、“挖掘”的能力，一种新闻人特有的“窥视”、“卧底”的能力。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笔者赴韩的主要任务是讲授汉语，每周11节课，几乎天天有课。且初到异国，语言既不通，活动范围也极其有限。所任教的水原大学并不如其名，它不在京畿通衢交通发达的水原市内，而是在偏远的华城市卧牛里，这一点经常造成误会。学校周边稻田环绕，菜花开，稻花香，林鸟啼啼，并时有蛙鸣，一派田园风光，农村景象。另外，前半年独自在韩，还要自己照顾自己，买菜、做饭、洗衣、出行，全需要自己操心。而我在韩国的时间只有一年，一般出国前一两个月都会遭遇“文化震荡”，需要熟悉和适应环境。据过来人说，初到异地一年，也就是水过地皮湿，了解个大概，如要深入观察，提炼出点“干货”来，至少需要两年……在这种时间、积累、阅历、语言沟通及新闻资源都很“吃紧”的情形下，如果想写出一本有点深度、反映韩国社会心理与文化的书来，可以说诸多条件根本就不具备——因为这里没有什么新闻。
但是，由于自己目前在国内的在岗专业是新闻传播学，也算是一个“新闻人”了，而新闻人的本能就是敏感、好奇、多思和手勤。从这点来说，又具备一定的条件——主观的内因条件，所谓“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本，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平时上课总给学生们讲，作为新闻人，思维要敏捷，手要勤，动作要快，要随时注意观察生活，要从平常的现象中挖掘和提炼出不平常的东西来……那么，目前的“困境”不正为自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践机会吗？困难与机会，往往如影随形：初到异地，困难很多，但正因为初来乍到，对什么都有一种新鲜感、新奇感，这不正是最丰富的一种“资源”吗？在课堂上，关于新闻学、传播学的理论已经讲了很多，重要的是实践，是像一个实习生一样，从零开始，观察、记录、思考、整合、提炼……于是，一个不自量力的念头恍惚冒了出来——作为一个“新闻人”，我要写一本关于韩国的书，这本书是这样的——它要从周围细节入手，秉承“日常生活学理化，学理日常生活化”的原则，挖掘那些能够反映韩国社会心理与文化的元素；它从表象入手，但绝不停留在表面；它从细节出发，但又不止于细节；它注重学理，但又坚持从日常生活出发……
记得那时来韩甫满两周，在韩国京畿道华城市卧牛里新明小区的某一个房间里，躺在床上，对着天花板，想到了这些问题，感觉很有心得，深感“学而不思则罔”的正确——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就这样躺着，想着，身体很平稳，四肢处于静止状态，思绪也就容易延伸，一个行色匆匆的人难以有真正的思考。同时也在想，思想、思绪、情感本身，无疑是世界上最自由、最“廉价”的东西之一。经商需要本钱，劳动需要工具，出行需要乘车，购物需要货币，争权夺利需要搏斗，与人打交道需要语言沟通，还要注意人际关系，有时还要看人的脸色，即使是视觉、听觉这样的行为，也需要“动用”眼睛和耳朵。而思考完全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进行，可以闭上眼睛进行，没有视觉，没有听觉，四肢不动，都不要紧，要紧的是你真正“想到了”，哎，思考真好……“思考真好”的另一层含义是，它解决了我目前的“资源匮乏”问题。没有资源不要紧，只要有大脑就行，思考就是最大的资源，选题是“想”出来的，文章是“写”出来的。这样想了一会儿，不由信心倍增，无意中发现这短短的二十几分钟里，竟有了三点收获：一是确定了要写一本书；二是这本书要侧重于挖掘韩国社会的日常心理、文化；三是它要从具体的生活细节和自己的实际观感出发，而不是从已有的观念和别人的印象出发。这三点都很重要——第一点确定了我在韩业余生活的主要内容，使自己在韩国一年十分有限的时间里，有一个切实的目标，时刻清楚自己要干什么；第二点确定了这本书的层次，即尽量挖掘那些表象背后有深度的内容；第三点则确定了这本书的纪实风格，使其具有一定的新闻传播学实践的参照意义。
当然，促成写作此书还有一个因素——《韩国生活》杂志。《无中生有：新闻人是生活的“卧底者”》，是我在韩国首尔一次讲座的题目，听众就是《韩国生活》中文杂志社的编辑和记者们。由于自己在国内讲授有关新闻媒体的课程，所以来韩国之后，对媒体比较敏感。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与《韩国生活》结缘，并接受了编辑部长徐娅的一个“硬”任务——为该刊提供专栏文章。《韩国生活》是半月刊，我在韩国的时间大约一年，也就是说如开设专栏，就要写24篇有关韩国的文章，而这个数字恰好基本构成一本书的容量。面对这一任务时，我来韩尚不满月，“阅历”既浅，积累亦薄，能否完成“任务”，心里很没底。深知专栏一开，就要按时供稿，不能间断，否则会影响杂志的运作。开始犹豫不决，最后应承下来，既是因为有了前面的思考，也想给自己一种压力，激发自己的潜能并挑战极限，所以也就有了其后一系列的文章。
换言之，我是以一种“卧底者”的心态来接受这个“任务”的。以前在学校授课也提到过这个话题，但那多半是成型的理论和别人的经验，可这一次有《韩国生活》的“压力”，我要自己实践一次“新闻人是生活的‘卧底者’”的过程，亲身体验一次新闻人“双重身份”的独特生活。其实，当时也朦胧地感觉到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次极好的锻炼机会：韩国“阅历”浅，更会有一种新奇感；积累不厚，更会刺激和提高“挖掘”、“提炼”、“整合”的能力……总之，要变被动为主动，变压力为动力。
所谓“卧底者”是一个形象的比喻，是想说明合格的新闻人是以一种双重身份进入生活的；一方面，他有自己本身的生活；另一方面，他还有“观察”、“窥视”别人生活的任务。如德国影片《窃听风暴》，英文名为The Lives of Others，直译应为《别样生活》、《别人的生活》；译成《窃听风暴》，并未传达出原题的神韵。《窃听风暴》以窃听者维斯勒上尉为典型，用视觉语言细腻地展示了心理的“柏林墙”倒塌的全过程。作为东德“斯塔西”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情报机构中的一员，他十分“敬业”，忠于职守，他有着深陷的眼窝，脸部线条总是那样僵硬，他面无表情地注视着这个世界，除了“工作”——监听他人的生活——之外没有自己的任何私生活和乐趣。围绕着他的世界是灰色调的，看不到任何“活”的生命迹象，呆板、单调、乏味、无趣，这反映在他周围的陈设十分简单，色彩总是那样暗淡，就连他吃的饭食也是那样单调而“朴素”。但是他有坚定的“理想”，即“坚定不移地做党的强盾与利剑”，他坚信自己工作的价值，换言之，他心中耸立着一座高高的“柏林墙”。而这堵“柏林墙”恰恰是在他“执行任务”的监听过程中缓缓倒塌了。The Lives of Others，至少说明两点：第一，窃听者没有自己的生活，他们关注的就是别人——被窃听者——的生活；第二，别人——被窃听者——的生活构成了窃听者本人的生活内容。实际上，从观察生活的积极意义而言，借鉴《窃听风暴》的故事情节，新闻人就是生活的“窥视者”和“窃听者”，或是“卧底者”。
一般而言，一个新闻人面对报道和写作对象时，无非有两种情况：有中生有与无中生有。所谓“有中生有”是说，你报道的对象十分具体，确实有一个事件的“实体”存在，如一次祭孔活动、一次中韩学者联谊会、一次韩国学生汉语大奖赛等等，你的任务就是把这次活动“忠实”地记录下来，展示给读者。所谓“无中生有”是说，当你进入一个陌生的社会环境，你遇到的有写作价值的“事件”十分有限，并没有许多具体的事件在“等着”你去报道，你感觉每天遇到的都是一些琐屑的、重复的、缺乏深度的“场景”和“细节”，构不成一篇文章的内容。这时候，启动“无中生有”就十分重要了，是体现一个新闻人“卧底者”本领的大好时机。在此，“卧底”和“无中生有”，一而二，二而一，息息相关。当然，在这种“没有什么新闻线索”的情况下，要写出“东西”来，也还有两种情况：一是从一个新奇、独特的视角审视熟知的题材；二是从散碎、常见的细节中提炼出新的“选题”。
就第一种情况来说，即从一种新奇的视角审视已知的、熟悉的材料，这方面的高手之一是罗森塔尔，其代表作《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曾荣获普利策新闻特写奖。其题目就很独特——这里没有什么新闻，这与我遭遇的情况很相似。文章开头便写道“今天，在奥斯维辛，并没有可供报道的新闻”或者“在奥斯维辛，没有新鲜东西可供报道”。但作者马上就敏锐地捕捉到了自己独特的切入点——和平与恐怖的反差：“在布热津卡，不知怎么，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在这里，太阳和煦、明亮，一排排高大的白杨树长势喜人，在门前不远的草地上，还有儿童在嬉笑、打闹。这真像是一场噩梦，一切都可怕地颠倒了。在布热津卡，本来不该有太阳照耀，不该有光亮，不该有碧绿的草地，不该有孩子们的嬉笑。假若在布热津卡，从来就见不到阳光，青草枯萎凋残，那才合乎情理，因为这里是一个无法形容的恐怖地方。”杀人如麻的恐怖之所与阳光灿烂的游戏之地，这种强烈的反差触动了作者的灵感——“这里可能是世界上最可怕的旅游中心”，在大家熟知的平常中发现了不平常。所谓平常，是说围绕奥斯维辛已经没有什么新闻可供挖掘了；所谓不平常，是说基于恐怖与和平的强烈反差所形成的独特感受，又具有一定的新闻价值。恰如作者所云：“人们怀着不同的目的来到这儿，有的是想看一看这里的情况是否像传说中所描绘的那样，有的是要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这个悲剧，有的是想通过访问死难者受折磨的场所，来向他们致意。这样，奥斯威辛就没有什么新闻好报道了。但是，有一种无形的压力迫使你提起笔来。这种压力来自无法抑制的某种感情。专程到奥斯威辛来，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写，这对于这儿的受难者来说，实在是一种不友好、十分令人痛心的行为。”下面作者一一描述了自己参观过程中的所见所感，如“在布热津卡，德国人撤退时破坏了的毒气室和焚尸炉的废墟上已长满了雏菊。……参观者默默地迈着步子，先是很快地望上一眼，接着，当他的脑海中浮现出牢房、毒气室、地牢和刑房时，脚步就逐渐放慢，简直是在地上拖着走。……许多参观者目瞪口呆地盯着毒气室和焚尸炉，因为他们觉得这一切都不可思议。当他们看到玻璃窗后堆积得像小山似的头发，看到一堆堆婴孩的小鞋，看到一排排堆放着被窒息而死的人的尸体的砖房时，不禁毛骨悚然、不寒而栗。一位参观者突然张开大口，差不多叫出声来。……参观者恳求似的你望着我，我望着你，然后对导游讲道：‘够了。’”结尾处，作者仍然平静地说：“奥斯威辛没有什么新东西可以报道。这里天气晴朗，树木青青，门前还有儿童在打闹、嬉戏。”这是典型的“温故知新”，或是“以旧为新”式的“无中生有”。
我遇到的，则属于第二种情况——从散碎的材料中“无中生有”。因为来韩时间短，交往范围狭窄，所谓“阅历既浅、积累亦薄”。如果“等着”事件来找你，一年内24篇专栏文章是难以完成的，除了授课之外，一年内身边不会有24个事件发生。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不利因素，因为中韩两国距离太近，韩国文化与中国文化具有较高的同质性，来过韩国的中国人又很多，中国人对韩国很熟悉，该写的差不多都被人写了，创新型的“写作空间”已经被压缩得很小了。在此情境下，只有主动出击，你去找“事件”，甚至“制造”事件，无中生有，从一般的、常见的、散碎的信息和资料里面挖掘、提炼、整合出有价值的选题。
之所以说“无中生有”更需要一种“卧底者”的眼光，是因为人们容易忽略一般的、常见的信息，恰如美国女作家海伦·凯勒所说：“我担心同样的慵懒也表现在我们所有的感官能力上。只有聋者才珍视听觉，只有盲人才理解视觉是所有福祉的源泉。这一判断特别适用于那些在成年之后丧失视力和听觉的人。而那些视力和听觉从未遭受过损害的人则很少能充分利用这些神圣的官能。他们的眼睛和耳朵对所有的视力和声音反应迟钝，难以集中精力，缺乏欣赏力。司空见惯的是，我们从不懂得珍惜某物，直到失去它；从不在乎健康，直到患病不起。”在海伦看来，每天常见的“场景”由于具有重复性，所以很容易为人们所忽略，她举例说：“我不时地测试我那些视力正常的朋友，问他们究竟看到了什么。最近一个好朋友来探望我，她刚刚从森林中远足而归，我问她都看到了什么，‘没什么特别的’，她回答。如果不是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回答，我当然不信她的话。长久以来，我就深信不疑：视者实盲。”无独有偶，我也曾问过一位去首尔的朋友，问他看见了什么，答曰：除了看见了很多人，人挤人，别的没看见什么。
24篇文章顺利地完成了，细思其中的关键，感觉还是在每月两篇的“压力”之下找到了较为准确的思路和操作办法，这就是“卧底者”的意识和“无中生有”的方法。再进一步分析会发现，这20多篇文章中，真正属于确有其事的完整的“事件”只有一个，即《百闻一见：韩国水原中心大教堂礼拜纪实》，其他的都属于从常见的、分散的、每日接触的细节中挖掘、整合、提炼而成的选题。如《韩国：民生细节》，是从洗衣机置于阳台之上，洗手香皂状如糖葫芦，洗手间小便池上方的石头台，座椅、鱼缸、盆景三位一体，户外搬家的移动电梯等小事中整合而成的。其方法是每次出门都仔细观察，每有一见，便记录在小本子上，一次数条，几次便会有十几条，基本就可以成文了。再如《韩国：细节里的宽松与信任》，也是从化妆室供应卫生纸、肥皂、洗手液、冷热水，饮料店旁设有饮水机，列车员进入车厢面对旅客鞠躬，三个陌生中年男子热情地给我们“马格利”饮料等细节中“总结”、“提炼”出了“细节里透露出社会的宽松与信任”这一内涵。其他不赘。
这些选题形成的共同特点是：它们本身都不是作为一个“事件”或“选题”而客观存在的，而只是一些散碎的、常见的生活场景，需要你用一个“卧底”的双重身份与眼光，用“无中生有”的方法，去观察、记录、积累、挖掘、整合和提升，使之“形成”一个个有效的选题，并源源不断地“发展”成一篇篇文章。无中生有——此处所谓的“无”，就是那些本来常见的、分散的、容易被人忽略的琐事；所谓的“有”，就是经过你的思考，整合和提炼出的具有价值和意义的选题。这种训练的意义在于：如果你能从“无”中生出“有”来，那么，当你面对一个具体的真“有”——一个具体的事件和故事，驾驭起来就会轻松得多了。有无之间，虚实之际，物以貌求，心以理应。这或许能为喜爱写作的读者及有志于新闻事业的人提供一种实践的参照。刘畅2011年12月跨文化沟通在韩国说英语
人在韩国行，当然要说韩语，否则寸步难行。但韩语不灵时，只好请英语先生帮忙，也可以解决一些问题，这在一上飞机时就体现了出来。登机之前已经出关，此时理论上已经离开了中国国土，进入韩国，这一“出境事实”很快就体现了出来。我的邻座是一个来天津办事的韩国人——姜秉周先生，其职务是韩星株式会社不定期船部课长。姜先生由于要经常来中国出差办事，需要学习有关商务方面的汉语；我是第一次来韩国，需要学习一些简单的韩语。可我的韩语七窍只通六窍，他对汉语也只是略知一二，但我们的英语都还行，于是互换名片之后，英语就成了我们沟通的桥梁。他利用英语告诉了我韩语的基本构成，并把14个字音和10个母音写在我的笔记本上，还应我的要求，用英文和韩文写出了“你好”、“谢谢”、“再见”、“对不起”、“多少钱”、“公交车站”、“地铁”等简单词句，当场一个一个地教我，并纠正我的发音。我也应他的要求，教了他几句简单的汉语商务会话。当然，这其中都需要用英语作为辅助，有英语的帮助，沟通与“讲授”变得简单而有效率。从天津飞往仁川的一个多小时的航程，很快就在学习外语中轻松度过。离别时，我既认真又半开玩笑地说：“姜先生，你是我的第一位韩语老师。”他答曰：“是吗？我很自豪……”
到了仁川机场，最迫切的事情是出境、提取行李。仁川是一个覆盖首尔、水原等地区的大型国际机场，也就是说首尔、水原等城市并无自己的本地机场。欲去这些地方，要先到仁川机场，然后乘坐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抵达目的地。所以仁川机场出港、入境航班极多，显得十分繁忙。与我所乘坐的航班同时抵达的，还有十余次航班，而取行李处有20多个，我听不懂韩文广播，取行李时仅靠眼睛一直看不到我所乘坐的“KE806”的标志。眼看出境人流由急变缓，越来越少，情急之下，看到大韩航空公司的几个空姐迎面走来，于是上前用英语问询。空姐们面带微笑，都很耐心，了解了我的问题后，其中一位带着我一直从9号走到1号有“KE806”航班标志的取行李处。向空姐道谢之后才知道，我是从大约9号附近进入行李区的，而KE806航班的取行李处在1号，难怪看不到我所乘航班的标志。这是英语第二次帮到我。
一日课后，突然被告之，水原大学教务处处长兼国际协力处处长朴文秀先生约我见面。说突然，是因为这本不是日程中的安排。我最担心的是该用什么语言进行交流。中文系罗主任说全校除了中文系之外会中文的老师很少，难道用英语吗？已近下班时分，花木掩映中的行政楼阒静无人，朴文秀先生早已在宽敞的办公室内等候。第一句问候“Nice to meet you”已经决定了交流所使用的语言，双方你来我往，用英语交流得很痛快，把语言问题完全抛在了脑后。在交流中我了解到，水原大学的理工科老师约70％有海外博士学位，朴先生是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硕博连读的工学博士，新材料专业，有7年的美国留学经历，难怪英语如此流利，双方沟通没有任何障碍。此时的我真有点百感交集，因为我到水原正逢周末，网络不通、电话未装、出门满眼韩文，外出购物及与人交流全靠肢体语言，除了中文系的老师之外，与外界没有任何交流。周日大雨，整日没出门，也就一天没有说一句话，和外界没有任何信息沟通。平时常给学生讲的一个传播学的概念——“感官剥夺”，现在自己亲自体验；同时又涉及传播学的另一个概念——“人内沟通”，也就是自己和自己对话、讨论、商议、处理一些问题。短短几天，对这两个概念又有了新的体验，恰恰应了那句名言——“理解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感觉它，只有感觉到了的东西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它”，诚哉斯言。我们交谈了大约有20分钟，时间虽短，却是无所不谈。朴文秀先生说这是他近来较少的、较为完整的英语会话，因为对他而言，一般交流都用韩语，说英语的机会不多。而我则对他说，这是我赴韩之后最痛快淋漓的一次英语对话，不仅仅是因为语言，还因为沟通的话题和内容。这时才感到，尽管在韩国，英语还是有用的。
进入实际的韩国生活中，这种感觉更为明显。人在韩国，人生地不熟的，问路的频率较高，而在本人韩语不灵、对方汉语又不通的情况下，英语就成为一种语言沟通意义上的“一般等价物”，起到了桥梁的作用。一次，称得上是“emergency”了。那次是陪朋友李君到温阳温泉游玩，朋友来自岭南大学的庆山，当日要坐车从水原返回，已经买好了返程票。也就是说，我们结束在温阳温泉的游玩后，要先坐1号线返回水原站，然后李君从水原返回庆山。我们预留了110分钟从温阳温泉返回水原站，但没有料到的是，在温阳温泉竟然等了大约40分钟车才来，也就是说，再从水原返回庆山的计划不能实现了，因为按照目前的时间不能如期返回水原了。于是赶紧拿出地图，看到从水原发出的火车正好途经我们返回水原的几个站点，也就是说，我们只要在某一站点下车，便不用再去水原坐车，这样可以节省大量时间。再细看，火车在乌山、平泽、天安均有站点，但此时天安、平泽已过，只有乌山可下了。于是决定在乌山下车，但到乌山站一问，火车并不在乌山停靠，而是要到我们已经经过的平泽才停。用英语询问，售票员看了看火车和地铁的时刻表，发现有一班地铁可在火车之前到达平泽，于是建议我们赶紧乘坐地铁再回平泽，以便赶上火车，于是我们又急急忙忙赶回平泽，到后，又赶紧用英语问车站服务员火车在几号站台停靠，答曰3、4号站台，而此时距离火车抵达的时间只有3分钟了，于是一路飞奔至站台，等了也就是1分多钟，火车长鸣呼啸按时而至。此时此刻，出于事件的惊险、紧迫和我们的步步判断准确而最后成功，我们两人紧紧抱在一起，只能用肢体语言庆贺这几乎不太可能的“大逆转”——其中，只要有一个环节出一点差错，耽误一点时间，都有可能赶不上这趟车了。而这期间的复杂沟通，我们用的都是英语，且几乎没有任何差错，这全得益于韩国车站服务人员的英语水平——不能说很高，但关键之词，如“station”、“gate”、“train”、“metro”、“no time”、“catch”、“on time”等，对方基本能够听懂，而正是听懂了这几个关键词，才解决了我们当时最为棘手的问题。
以上是比较典型的“英语救急”的个案，其他零零星星、点点滴滴用英语所解决的日常问题，更是不计其数了。在首尔，在水原，在华城，在庆山，在佛国寺，在内藏山，在釜山，在济州岛，还有巨济岛……举凡出行、问路、中转、购物、参加学术会议、与人沟通，发现在韩国说英语的机会很多，且能解决许多实际问题，这确实也反映出一个社会的英语水平和开放程度。
但这里的所谓英语普及程度，只是就一般水平而言，实际上，从我所接触的本科生、研究生来看，能进行正常沟通的很少；而据中文系的老师说，从中国来这里的交换学生英语水平普遍较高，能进行正常沟通和日常会话，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样粗略的印象虽不全面，笔者也没有进行更大规模的调查，但仅就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英语水平而论，中韩还是有一定差异的。据说，韩国人发音不好是因为韩语发音特点造成的。韩语发音大都和日语比较相似，口型比较小，缺乏声调变化，比较单调，发音元素少。喜欢用嗓音变化来表达感情，不太习惯使用腹腔说话。另外他们太习惯用韩文字母来代替英文音标的发音。所以听普通韩国人说英语感觉有三：一是用嘴巴说话，没有共鸣和立体感；二是发音不准确，来自韩文字母的发音因素太多；三是他们习惯用韩国人表达感情的方式来表达英语，看表情就容易看出是韩国人。
韩国人之于英语，堪称“狂热”。韩国从小学三年级起就开英语课。在就业市场上，英语实力成为就业的必备条件，在升职和确定年薪时，反映英语能力的职业占70％～80％。在韩国社会，有个词叫“English Division”（英语鸿沟），指英语实力差距决定一个人能否出人头地、决定人们收入差距的社会现象。过去的20多年里，韩国社会掀起了疯狂的英语学习热潮，一直延续至今。一个家庭的经济收入水平造就了子女之间的英语能力差距，而英语差距又造成贫富差距，因此助长了低龄留学和课外英语教育热。尤其是2006年原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潘基文当选联合国秘书长后，在韩国社会中出现了“潘基文效应”，希望当上外交官和国际机构职员的人数不断增加。韩国一家英语补习班的负责人表示：“看到潘基文秘书长经常出现在电视上，以流利的英语发表演说，学生们都认真参与英语讨论。”学生金佳云说：“要想成为像潘基文秘书长那样的人，不仅要提高英语会话能力，还应该具备英语表达能力。”据说，潘基文就任联合国秘书长以后，该补习班讨论课的听课人数增加了两倍以上，甚至有几十人在外面排队等候听课。
金善贞，首尔市的一个普通市民，怀孕6周的她每天都是读着英语迎接新的一天。她平时听网络胎教英语课，周末上教堂用英语做礼拜。据韩国《朝鲜日报》报道，首尔英语胎教公司有10多家。许多公司成立不到一年会员就超过5万人。10万多韩元（1万韩元约合人民币61元）一套的英语胎教童话也卖得很火，英语在韩国幼儿园也成了“必修课”。一个月花75万韩元送女儿上英语幼儿园的郑女士说：“以前不教英语的公立幼儿园现在也被迫开始教幼儿英语，就连美术、体育等补习学校如果没有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教课，也会受到父母们的冷落。”据媒体报道，一些韩国父母甚至不惜把孩子伪装成在海外被收养，送到美国上幼儿园。不过，这样做是否有效却让许多人质疑。家庭主妇林贵男说：“我两个儿子上的都是英语幼儿园，现在除了会几个英语单词外，似乎效果并不明显。”
据悉，仅在2006年，韩国在英语教育方面就投入了15万亿韩元，相当于韩国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合当年韩国教育预算30.1万亿韩元的47.5％。需要指出的是，这15万亿韩元中，绝大部分（14.3万亿韩元）是学生家庭投入的课外辅导费。还有一部分是用于添置设备，如“机器人英语教师”。据报道，2010年12月27日上午11时50分，在大邱市鹤亭洞鹤亭小学的“英语区”，该小学的8名小朋友跟着老师大声朗读“family”、“monster”、“baby”……在听到“I love my sister”时，学生们回答“I love my family”。负责教授孩子们英语的老师是机器人“EngKey”（English和Key的合成词）。EngKey叫着“Christina”、“Tom”等名字，把位置挪到孩子们前面，同时进行授课。这是知识经济部、大邱市、大邱市教育厅耗资158700万韩元将29台机器人运用于教学的示范项目。EngKey是由知识经济部“知识经济境界智能机器人项目”的主管机构——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KIST）开发研制的，2009年12月在庆尚南道马山的合浦、虎溪小学进行了示范运营，是整合了发音教育和原始视频教育机能的一体型机器人。该机器人最近在《时代周刊》中被选为“2010年世界50大优秀发明”，备受世界瞩目，韩国社会对此反应积极。负责课后教授英语的李恩宿（音，41岁，女）教师表示：“同远程教师直接指导没有什么区别”，“它们的发音准确，对孩子们的英语教育有很大帮助。”预计如果将智能机器人项目团配置到远程教师工作不好开展的农村地区，会取得很大成效。EngKey可以消除英语教育的地区性差距。机器人还可以诱发学生们的兴趣，使学生们能够热衷于英语学习，但也存在需要解决的问题。EngKey的价格很贵，达到了每台1000万韩元，而且还需要扩展能够识别学生们说的句子的功能。（洪权三：《机器人英语教师首次亮相大邱鹤亭小学》，韩国《中央日报》中文网，http：//cn.joins.com，2010年12月28日）
然而，尽管投入了这样庞大的资金，从整体上看，韩国人的英语水平却不甚理想。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评价说，在61个国家中，韩国人的外语能力排名第35位。另据资料说，韩国是在亚洲主要12个国家中英语沟通最难的国家。很多韩国人即使在国内获得了博士学位也因英语会话能力差而无法在海外尽情发挥。韩国民众都异口同声地将这种尴尬归咎于现行的韩国英语教育体制，认为正是这种失败的制度培育了大批所谓的“英语难民”，从小学三年级起到高中毕业，学生们虽然学习了10年的英语，但是难以用英语与外国人沟通。于是，改革英语公共教育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李明博竞选总统时，就曾以此作为他的竞选纲领之一。李明博认为，英语在全球化时代非常重要，他承诺，国家将负起责任，加强公共英语教育，要把英语课外教育费用缩减一半。韩国媒体评论说，“李明博把英语公共教育视为必须推进的‘第二个清溪川’事业”。李明博当选总统后，幕僚们根据他的指示，设计了一个《英语公共教育正常化方案》，其核心内容是强调“用英语讲英语课”，计划在未来五年里共投入4万亿韩元（约合328亿元人民币）全面改编教育课程、教科书和教师制度。据悉，按照该计划，从2010年开始，全国所有高中将用英语进行英语课程。并引入被称为“韩国型托业考试（TOEIC）”的国家英语能力测试。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使孩子们通过从小学到高中的义务教育也能掌握英语读写和会话”，提升他们对自身英语能力的自信，“打开耳朵能听，张开嘴巴能说英语”。
也有较为极端的例子，据韩国《京乡新闻》2010年2月20日报道，韩国蔚山科技大学宣布，将英语定为校内通用语言，今后在学校内，学生和教职工将只允许使用英语。消息一公布，即在韩国社会引发争议。据报道，蔚山科技大学解释，之所以作出上述决定有两个理由：一是“促进大学的国际化水平，消除外国教授和外国留学生的语言障碍”；二是“香港科技大学等世界名校正是因通用英语才得以迅速成长”。对此，韩国舆论指责称，学校的这一规定剥夺了学生的语言选择权，学校给出的理由也十分荒唐。要消除人数很少的外教和留学生的语言障碍，只要多配备几名翻译人员即可，香港科技大学之所以成长为世界名校也绝不仅仅是因为使用英语。蔚山科技大学的这种做法只会伤害那些占学生数量绝大多数的本国学生。
更有甚者——据悉，如今一种叫“割舌学英语”的手术在韩国大行其道。韩国民众认为韩国人因舌头下的系带过长，导致舌头无法有效伸长并灵活运动，从而在学习英语时混淆“L”与“R”的发音。为了能让孩子说一口漂亮的英语，许多韩国家长带着孩子到医院去做“舌系带切断手术”。这种手术在医学上被称作“舌小带切除术”，目的是解除“舌小带”出了问题的患者口齿不清的烦恼。具体手术过程就是通过将连接舌底部和口腔底部的“舌小带”切除半英寸左右，使舌头变得灵活自如。“割舌学英语”真的有用吗？教育专家们认为没有任何意义，而且手术给孩子心理上造成的影响更甚于身体伤害。为了阻止父母们的疯狂举动，韩国“全国人权委员会”拍摄了一部以此为主题的电影。这部名为“舌系带”的电影是韩国“全国人权委员会”出资拍摄的“如果你是我”系列电影之一。影片中，一位年轻的母亲由于担心儿子在幼儿园圣诞节话剧表演时英语发音不准，便带着儿子冲进了一家医院要做手术。小男孩自然不干，护士和年轻母亲只好将孩子硬按在手术台上。该影片的导演说，影片中采用了部分手术的真实片段。当播放到手术画面时，不少观众都闭上眼睛不敢看。导演说：“我希望观众能从中看到我们的社会是如何以前途为名，践踏自己孩子的人权的。”
了解了这些才感到，自己在韩国一路走来，用英语问路基本畅行无阻，确实得益于韩国社会对英语教育的普遍重视。当然，其整体英语水平和这种沟通确实有“多乎哉，不多也”的感觉，但这于我一个旅游者，一个“外国人”，已是足够了。“人在韩国行，英语也挺灵”，而这“挺灵”的背后，是韩国社会对英语的狂热和巨大投入。跨文化沟通中慎用“有”字句
根据语法书，汉语“有”的语法功能主要有二：一是表示处所、时间上的存在，如“院子里有很多孩子”，“田野里有很多稻草垛子”；二是表示领有、拥有，如“他有许多韩国朋友”，“小王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人人都有两只手”。“有”的疑问形式以在句尾加“吗”构成，也可以用“有没有”的形式。但是用“有没有”提问时，除特殊场合外（反驳、对比、强调等），宾语前一般不用表示不确指意义的数量词语。例如：“你有没有这三种书？”（确指数量）“今年夏天我们有假期没有？”“在美国，有很多中国饭店吗？”“在美国，有没有很多中国饭店？”（不确指数量）
本来，这种句型只是表示说话人的一种疑问，并且很想知道答案。但在跨文化沟通中，这种句型却是极易引发不愉快场面的一根导火索，使用时要非常谨慎。例如在中韩交际的场合中，“中国有冰箱吗？”“中国有彩电吗？”“中国有泡菜吗？”“韩国的歌厅里有中文曲目吗？”“韩国有卖糖炒栗子的吗？”“韩国人有在外吃早点的习惯吗？”这些看似平常的句子很有可能引发一场激烈的讨论，并成为双方茶余饭后的一种谈资。其实，就发问人来讲，不排除特别想让对方释疑解惑的原始动机，但在对方看来，这里面却不无贬低甚至“攻击”的因素。上面所举的前三句，是我经常听到的中国人说韩国人不了解中国时所举的例子；而后三句，则是本人在不知深浅的情况下向韩国人所提的问题。其实，就我而言，是特别想知道这三个问题的答案的。
第一句话“韩国的歌厅里有中文曲目吗”是一次聚餐之后问的。韩国东道主邀请我去歌厅唱歌，因我刚来韩国，当然会认为有的韩国歌厅不会备有中文曲目，这本是常情，而我去了这种歌厅，就没什么可唱了。没想到此问一出，对方的情绪似乎受到了一定的“打击”，答曰：“韩国什么没有？更别说中文歌了。这儿的歌厅都有中文歌。哎，你呀，太不了解韩国了！”本来不想唱，可由于有这一句问话，于是饭后只得随之去找歌厅唱歌。既然是“都有”，那就不用选择了，看见歌厅就进。第一家是一个较小的歌厅，较为冷清，到了里面一问，说是有中文歌，但只是曲目簿上有，却放不出声音来。于是转向第二家，这家较大，里面似已爆满，其声如雷贯，与第一家的冷清形成鲜明对照，不用问，一定“有”了。于是进入歌室落座，一看曲目，还真有不少中文歌，于是点了一曲《天堂》，但不知怎的，就是唱不出在中国的感觉，屏幕上的腾格尔好像也变了模样。这时，主人拍着我的肩膀得意地说：“你看，有吧！”此时，我深感有负主人的盛情，也深感“有”字句的疑问形式是一种很敏感的句式，在跨文化交际中，尤其是对于历史上有过一些“过节”的交往双方，一定要慎用。
第二句话是“韩国有卖糖炒栗子的吗？”言时正值初秋时节，韩国栗子开始上市。每到周末的下午时分，我住的小区门口就常有一辆小卡车停在那里，满车的栗子，有剥皮的和不剥皮的两种，剥了皮的5000韩元一袋。我曾买了几次，在蒸米饭的时候放在上面，米饭熟了，栗子也就香飘满室了。韩国的栗子个大肉足，刚蒸出来的，其外稍白，其内金黄，很好吃。但吃久了，就很想念中国的糖炒栗子，而此时正是天津满街栗子飘香的季节。由于过于想念中国的糖炒栗子，在某个场合就忍不住问了一位韩国人一句：“韩国有卖糖炒栗子的吗？”不料原本还算轻松的气氛立刻凝重起来，对方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我明显感到气氛已经不对了，后来一琢磨，还是“有”字句的疑问形式惹的祸。如前所述，从语法意义上，“有”字句主要表达两种意思，一是表示存在，二是表示拥有、领有；在此，“韩国有卖糖炒栗子的吗”这句话，明显是属于表示客观“存在”意义上的“有没有”，而没有任何其他含义。但是在特定语境下，却使这位韩国人深感不快。此时，这种表示存在的“有”已经悄悄转移成了表示自尊的“有”了。过了一会儿，他回答道：“糖炒栗子，韩国肯定有，过几天我拿来给你看。”但后来他便不见踪影，当然也就没有糖炒栗子的踪影了。直到写作本书之际，我还是不确定韩国是否有糖炒栗子，也不敢再问，因为这种句型是很敏感的，不要轻易问。但无意中上网一搜，还真有我的心理同盟——“这个季节正好是吃栗子的好时候，我是个超级爱栗子的人，在国内的时候一次总要买上10元的糖炒栗子，现在在韩国，栗子是有了，但是没人糖炒啊，我只有自己上了。”此文是一位名叫琳琳的女孩在新浪博客上发表的，其名为“琳琳在韩国——一个人的日子”。不料这一搜，还搜出了如何制作“家庭版糖炒栗子”的方法。按照琳琳的传授，决定一会儿就去买栗子和砂糖，聊补眼前无糖炒栗子之遗憾。看来，真有点“因祸得福”呀！
第三句话是“韩国人有在外吃早点的习惯吗？”说这句话，是在一次会议的早餐桌子上，同桌有中国人、韩国人以及已在韩国定居的中国人。一边吃早点，一边自然就聊起了中国各地早点的情况，上海的、广东的，我自然要提到天津的早点有老豆腐、锅巴菜、云吞、豆浆、炸果子等。于是一句“韩国人有在外吃早点的习惯吗”就顺口而出，不料这种“有”字句的疑问形式又惹了“祸”。有一位已经定居韩国多年的人士说道：“各国人都有选择如何吃的自由，你吃你的，我吃我的，不必攀比。”其实，我是真的想知道韩国人吃早点的情况，例如在外吃的比例有多大？都有什么花样？最好吃的是什么？我也想去尝一尝呀，这里并无攀比或贬低之意。当然，这位同志的话很在理，但其中的不满已显而易见了。只是，和糖炒栗子一样，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韩国人是否在外吃早点，早点的主流品种是什么。
从语法角度，“韩国的歌厅里有中文曲目吗？”“韩国有卖糖炒栗子的吗？”“韩国人有在外吃早点的习惯吗？”只是最普通的“有”字句的疑问形式，它表达的是发问人的疑问和想了解的心情。但在比较敏感的跨文化沟通的语境下，这种表示存在的“有”已经悄悄转移成了表示自尊的“有”。即，“有没有”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而是一个是否“伤自尊”的问题。因此，建议语法书在讲到“有字句”时，应讲清其除了表示“存在”和“领有”之外，还有一种特殊的含义，即表达“自尊”意义上的“有”或“有没有”。由此，我还想到：应该大致梳理一下跨文化沟通中的敏感词汇表。如果有这种表的话，“有字句”的疑问形式或许是名列前茅的。韩国人对华印象：态度与行为之差
来韩一月后，翻阅韩国唯一的一家中文杂志《韩国生活新闻》，看到这样一则消息：
2010年上半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韩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课题组，与韩国庆熙大学社会学系黄承渊教授合作，委托韩国一家咨询公司（应该公司要求隐去其名称）实施了一项名为“韩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的民意调查，该项调查针对韩国普通国民共发放问卷1000份。课题组选择了5组人群作为调查对象：20～25岁的男女大学生一组、25～35岁的男女韩国人一组、31～40岁的男女就业者一组、41～50岁就业者一组、51～55岁的男性就业者一组。受访者学历都在本科及以上，他们不懂中文，大部分没有来过中国，他们对中国的观点在韩国国民中具有代表性。在主持人的引导下，受访者就某个特定的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对中国文化、社会、经济、政治、中国人、中国崛起以及中韩政治经济关系分别进行了评价。调查结果显示，韩国人对中国以及中国人印象总体较为负面。比如受访者的“中国联想”中，负面联想占48％，中性联想占27％，正面联想只占25％。
由于来韩前没看到这样的信息，所以我这一个月来，没有带着任何先入为主的“提防”心态与韩国人打交道。就我个人而言，在国内并没有受到“非韩”思潮的左右，我对韩国社会及其民众充满善意和好感，并以此作为我的“外交心理和行为的起点”。因此近一个月来，我丝毫感觉不到上述报告中“韩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多为负面”的冷漠与敌意。相反，我所接触的韩国学生和民众，绝大多数对我这个中国人都十分友好和热情，提供了很多帮助。我作为一名普通的教师，融入韩国民众的大海，如沧海一粟，普通得很。我对韩语一窍不通，所以一张口中国人的身份即暴露无遗；而刚到此地，虽说有韩国老师和学生帮忙，但他们也总不能如影随形，好多事还要我自己去办，尤其是外出购物、观光之类。但是我的感觉是，韩国的学生和民众有问必答，有事必助。如果说学生尊重我，帮助我，请我吃饭，送我韩式中秋月饼，是因为我是老师，有求于我，那么韩国普通民众则没有这层顾虑和利害所在。如果说上述报告所得出的结论是“韩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多为负面”的话，这应该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他们完全可以冷漠对之。或者说，有些事他们完全可以做，也可以不做，以体现这种“负面”。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曾提到，在赴韩飞机上，我邻座的一个韩国人主动帮助我学习韩语，被我称为我的第一位韩语老师；在仁川国际机场，大韩航空公司的空姐帮助我找到取行李处。如果说他们经常接触国际人士，尤其常与中国人打交道，那么，纯粹本土的、没有到过中国的韩国人当有说服力了吧？一次，我办公室的门锁开启不便，每次钥匙伸入之后嘎吱嘎吱作响，我觉得要向孔里注入一点油，润滑一下即可，于是向较为年长的韩国门卫先生说明了这件事，他大概明白我的意思，但他示意说目前没有，我做手势说那就算了。几天后，我已经忘记了这件事，没想到在我备课之际，他拿着油壶敲门，并向锁孔里喷了一点油。果然，再开门时润滑得很，十分顺畅。我感激之余，赶紧道谢。此本小事，却反映出一个普通韩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和态度。如果说上述几位韩国人还不具有“代表性”的话，那么，一月内我几次出门，在水原、首尔、温阳、军浦等地咨询、问路，接触了不少普通韩国民众，他们无不热情相助。一次在水原站，一个韩国小伙子还一直把我送到我要找的地方，然后飞速离去。这一切，不仅温暖人心，而且让人感到中韩两国人民关系的和睦，并无上述报告所说的“多为负面”的痕迹。
当然，我的“调查”范围与上述报告1000人、不同年龄、多层次相比还很不够。也许我遇到的属于那“25％对中国有正面联想”的韩国民众，也许问卷所涉及的属于更深的层次，但再深的东西也要在行为层面上有所表现吧？或许是我愚钝，感受不到这种“负面”和冷漠？苦思之余，觉得非要解释的话，是不是和社会心理学所说的“态度与行为的差异”还有一点联系。社会心理学认为，在人的态度与行为中，存在着某种关联性，例如魏晋名士阮籍不喜礼法之士，所以对其以“白眼”待之，而对反对礼俗之士，则以“青眼”（即黑眼珠）待之，是为“青白眼”。这里，对自己不喜欢的人施以白眼，对喜欢的人报以青眼，就是态度和行为具有关联性的古代的一个证明。但也有行为和心理不一致的，中国古代有所谓“叶公好龙”，外国的、近代的有1934年美国心理学家拉皮尔教授的一次参与观察式实验。其时拉皮尔教授陪伴一对中国夫妇去美国西海岸旅行，行程近一万公里，光顾了66家旅社、184家餐馆，结果只遭到一次拒绝。六个月后，拉皮尔教授向这些旅社、餐馆发放了态度问卷，主要内容为：你们是否愿意接待中国客人，发放250份，回收128份，结果有93.4％表示不愿意接待。也就是说：在行为层面上，近99％的旅社、餐馆持肯定态度，而在心理层面上，约90％的持否定态度——在此，心理与行为发生了巨大的差异。
为何会如此？研究表明，人们在较为简单和容易区分的事情上心理和行为容易一致，而在比较复杂的问题上，心理和行为容易出现偏差。显然，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原因，在对华态度上，韩国人的心情和心理是复杂的、多元的、多层面的。例如，“韩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的调查结果表明，关于中国崛起的可能性，受访者认为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已经是强国，但在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制度建设、国民素质等方面仍落后于韩国。另外，受访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潜力很大，但发展不会持续下去。一位供职于大企业的男性职员说：“我们也有过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早晚也会遇到瓶颈，像韩国似的。”访谈中，受访者多表示中国崛起对韩国既是威胁又是机会，当主持人具体询问中国崛起对韩国的影响时，绝大多数受访者的负面情感溢于言表。除了少数从事对华商贸工作的受访者外，其他受访者中无人乐见中国崛起。正如课题组成员、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董向荣副研究员所分析的，受访者主要有三种心态：一是对中国崛起感到“担忧害怕”，二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感到“不服气”，三是因为感情上“讨厌”中国，所以不愿看到中国崛起。
笔者以善意和好感对待韩国社会及其民众，一如韩国民众对我。因此，此种社会心理学的分析并不是一种定性的判断，而是希望我们在思考问题时多一条思路。伊朗教授“爱煞你”一
认识伊朗教授Ehsani，纯粹出于健身的需求，不想却发展成了一段友缘。
到水原大学后，依照旧日在中国每周游泳的习惯，急于找到游泳馆。可问遍了中文系的老师、学生，甚至是国际交流处的人员，都说水大附近好像没有。这也难怪，韩国大学的师生一般不住在学校附近，每天均从不同地方赶往学校，路上耗时1～3小时，所以对学校周围的设施都很生疏。我最后想到，体育学院的老师最有可能知道，于是就麻烦国际交流处的宋占钟主任找到了体育学院的李钟瑛教授，李教授说有一位伊朗教授每周五去学校附近的游泳馆游泳。在李教授的引荐下，我见到了这位名叫Mohammad Ehsani的伊朗教授。
Ehsani，高高的个子，长长的腿，头发灰白，鹰鼻凹眼，很像欧洲人。如你这样说，一开始他会认同——对，我到韩国某地，老被孩子们围着，他们以为我来自英国，要和我练习纯正的英式英语。然后，他总要很认真地纠正一下：“不是我们像欧洲人，而是欧洲人像我们，我们源于古代波斯民族，波斯民族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文明古国，然后才是埃及、玛雅和中国。还有欧洲，欧洲文明部分源于波斯文明向四外的扩散，是我们的一个分支。所以，不是我们像他们，而是他们更像我们，European after us，哈哈！”此时，他脸上总洋溢着一股民族自豪感。Ehsani是伊朗前国家队前锋，退役后任国家队教练，后又为FIFA（国际足联）服务。在FIFA的联络下，他曾去许多国家观光、旅游、任教，据他自己说多达100多个，“确切地说，是103个！”说到此，又一阵自豪掠过他那先于欧洲人的波斯型脸庞。二
Ehsani常说：“We Iranean are good people，我们伊朗人身材高大，鹰鼻凹眼，男性强壮而矫健，女性身材高挑而娇美。这么说吧，我走过世界很多地方，可大致说出美丽女性占其总人口的比例，日本大约是20％，韩国嘛，30％，欧洲国家和美国大约40％，而我们伊朗，则是高达60％到80％。”我对他的这一判断很是怀疑，Ehsani马上打开电脑，让我看他的女硕士、博士研究生们，还有一些会议的合影照片，我看了看，说达不到60％吧？Ehsani闻听此言，马上拿出了他的“王牌”——他的前女友，目前正在法国索邦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确实身材高挑，双腿长如鹤立，长发飘逸，面容娇美，照片上她正站立在埃菲尔铁塔下，做出一个向前拥抱的姿态。Ehsani说：“你看看，她想我了……”我问道，这样的比例能占多少？答曰：“30％吧，呵呵！”为何减了30％？答曰：“因为这是我女朋友的级别，怎么可以满大街都是，对吧？不开玩笑，走在德黑兰的大街上，强壮俊美的男孩、秀丽高挑的女孩随处可见，60％绝对没有问题的。We Iranean are good people，伊朗人十分友善，喜欢与邻居交往，享受群体生活的乐趣，对陌生人很好。像中国人民一样，伊朗人民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民之一。噢，对了，还有，伊朗人的英语水平较高，要远远高于韩国，伊朗的博士毕业生必须通过‘托福’测试。”Ehsani的英语就是在伊朗国内学的，然后去了美国读硕士。他的一个朋友也是在德黑兰学的英语，现在首尔一家教育机构讲授英语。
坐落于首尔的成均馆大学附近有一家伊朗餐馆，每到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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