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父母的一切(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南帆（张帆）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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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父母的一切试读：

著名学者、评论家、散文作家南帆先生的《关于我父母的一切》是21世纪以来我国一部重要的散文作品。它深切呈现的不仅是家庭而且是国家民族的艰辛记忆、一种相濡以沫的美好人情。该作问世以后，受到各界读者的好评，荣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散文奖等重要奖项。本次修订出版，一则校订了原版本的个别文字错讹，另增加了作者在该书获奖时的致辞。相信这部意深文美的佳作依然会受到读者的喜爱。东方出版中心编辑部2016年8月15日自序

早就知道有这么一本书——一本要过些年才会动笔写的书。现在，它却急不可耐地冲出来，逼迫我修改写作计划。父亲不是一个爱表现的人，母亲甚至畏惧公众。所以，这种情况只能解释为某种历史的急迫性。我只得提早开始。

我面对的是长辈的历史，似乎是遥远的过去。但是，我相信这一切仍然与我们息息相关。他们身上有一些我们必须分担的历史之谜。否则，我又有什么必要把父亲和母亲的形象塞给读者？他们太普通了，他们的经历丝毫算不上惊心动魄。父亲和母亲肯定是属于默默地生、默默地死的那一批草民。尽管如此，我还是在他们身上发现了“时代”这个大词。

每一个人都可能看到自己的世界。每一个时刻都可能重新发现世界。这是部分章节背后存有附录的原因。附录的内容大致是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地点对于同一个问题的谈论，可以与正文相互参证。几篇附录摘自父亲的手记，另外几篇附录是我以往写下的文字。

这本书的写作时间不长，但是，我消耗了许许多多。记忆和思想被重新犁过一遍，掩埋已久的岁月再度翻开了。笑声的确不多，叹息和沉重的感慨洒满了纸面。

这辈子肯定会有这么一本书，也只会有一本。愿意读完这本书的读者一定明白，为什么我这样说。

且将这本书献给我年迈的父亲和已经在九泉之下的母亲。2003年9月8日一、最后一个码头

我的记忆之中，母亲始终嵌在父亲的形象里。发生在父亲身边的所有事情无不交织了母亲的种种痕迹。然而，这一天开始，父亲只能是父亲了。母亲从父亲身边分割出去，去了另一个世界。

这是最后一面。母亲的遗体平躺在殡葬馆的礼堂里，面孔旁边摆了一束花。这是撤出世界之前停泊的最后一个码头。四周的花圈已经摆好，哀乐刺耳地响起。告别仪式开始，送葬的人们依次鞠躬。送葬的人数也许超出了母亲的预料，但是，她闭着眼睛躺在那里，永远不可能知道确切的数目了。多或者少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是她死后发生的事情。数字只能让活的人兴奋，死亡的黑暗吞没一切数字的差异。

送葬仅仅是重复了无数次的惯例，生活并不会因为少了一个人而产生什么改变。天青云淡，阳光之中的松树纹丝不动。历史还在一个遥远的地方行驶，一如既往。只有当这个人是你的母亲时，你才知道生活从此缺失了一块。

母亲已经被癌症折磨了五年多，这一天的到来并不意外。我的心中只有茫然的疼痛和酸楚，可能还隐含了些许——说起来有些罪孽——解脱的轻松感。母亲时时在病榻上苦苦辗转，不断地祈求能够早些走。吁出了最后一口气，永恒的平静终于到来。母亲的遗像

送葬的队伍环绕遗体，几个亲属排列在母亲遗体前方。我将母亲的遗像捧在手中。父亲站在我旁边，神色呆滞地凝视母亲的遗体。鞠躬如仪。鞠躬如仪。众多的握手和叮嘱。节哀，节哀顺变。

人死不能复生，我会节哀。我知道这个日子也会一天天地退远，终于埋没在世俗的尘埃之中。但是，我还知道，这个日子烙下的疼痛再也不会消失。母亲是什么？母亲是枯瘦的巴掌，是杞人忧天式的操心，是追出门来反反复复的嘱咐。往后，这一切都不会再有。往后的父亲形影相吊，只能在母亲的遗像面前喃喃地自言自语。

喇叭里的哀乐回旋在礼堂里，没心没肺地重复不休。

前一天夜里守灵，我掀开蒙在冰棺上的红布。烛光之下，母亲的面容安宁平和。寒冷的冰棺里面，母亲睡得很安稳。我知道，母亲已经无比的疲倦，没有一丝力气。挣扎，挣扎，挣扎，突然一松手，那个喧闹的、恋恋不舍的同时又是痛入骨髓的世界疾速地滑出了掌心，一生的重负顷刻之间全部卸下。死是彻底的失败，又是彻底的反抗。现在，再也没有什么能够压榨母亲，威胁母亲，恐吓母亲了。闭上眼睛，母亲不必再与这个世界苦苦周旋。让她好好地睡吧，别再打扰母亲了——冰棺上的红布轻而易举地蒙上一个人的全部哀痛和眷恋。两岁的母亲

2001年1月18日，腊月二十四日，民间风俗祭灶，即是过小年。清晨6时多，我被父亲的电话召回家中。母亲呻吟不止，我和父亲商议再度送她进医院。9时许，情况渐趋平稳。母亲勉强地说了几句话，我就匆匆离开。这个时节我正在忙碌。下午3时多，我在一个会议上突然接到妹妹的紧急电话。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家中，母亲已经走了。终究没能挨过年关。新年正月的大门赶在母亲抵达之前断然关闭。

殡葬馆里，最后的告别只有几个亲人。姐姐把一个小瓶子放在母亲遗体的怀里，据说可以保佑母亲不被烧痛。穿白大褂的殡仪馆工作人员点了点头，推起母亲的遗体沿着一条弧形的甬道走向焚化炉。姐姐突然喊了起来：“妈妈快逃呀，大火来了！妈妈快逃，大火来了……”尖利的声音回荡在甬道之中。穿白大褂的工作人员辚辚地推着车消失在拐弯之处。那里是这个世界的出口。母亲将抛下这个世界独行。

这一刻我的内心终于溃决，眼泪夺眶而出。附录：父亲手记（一）

明天你将彻底告别这个世界，连躯体都不留。夜是如此静谧，只有冰棺的电机轻微的嗡嗡声和燃在沙盘里的蜡烛偶尔劈啪作响。我从玻璃罩下仔细端详你：你更瘦了，下巴变得很尖。你眉宇舒展，眼睑自然垂合。

你走了，叫人很难相信。那还是昨天、前天的事，你还在那样地诉说，那样地呻吟，那样地呼叫，那样地恳求，那样地叮嘱，那样地示意；你的容忍，你的愁苦，你的牵挂……一切都是那么活生生的，在这个世界上就这样抹去了？世界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如果有，我倒略可安慰。可是我从不相信还有什么另一个世界。这就是我的悲剧所在。

我再次审视你，使我倍感惊奇的是你那薄薄的、轮廓分明的嘴唇像抹上唇膏似的殷红，弯弯的，还是那么有模有样，如同生前那样动人。孩子说，那是凝血，凝血才那样殷红。可是，凝血要发暗，粘在外面未吐净的凝血又怎么可能顺着原来的唇形曲线抹着？我宁可想象这是一种象征——告别苦难。

……二、疼痛的飓风

逝者已逝。很长的时间，我一直不敢为母亲写些什么——因为我心里埋藏了一份隐隐的歉疚和恐惧。至今，我仍然不敢把这种感觉告诉父亲。

1994年，我外婆去世。母亲自小与外婆二人相依为命，外婆始终和我们住在一起。上个世纪70年代，父亲母亲远赴乡村数年，外婆一个人照顾我和姐姐、妹妹。外婆的身世使我不时浮出一些伤感，后来就写了一篇小小的追悼文字《那一张床空了》。这些文字发表在广东的一个刊物上，我有意不想让父亲和母亲看到。

外婆去世之前的五六年已经异常衰弱，母亲一直紧张地侍奉在床前。外婆去世之后大约半年，母亲就查出了直肠癌。那一阵不断地出入医院，忧虑和恐惧持续地积攒。报告单打消了最后一丝侥幸，厄运的栅门牢不可破。还没来得及松一口气，不幸立即接踵而来。为什么母亲如此苦命？我犹犹豫豫地接受一种解释——也许，因为日子轻松起来，身体的免疫系统削弱了对于癌细胞的监察？然而，某一天我忽然恐慌了起来。我觉得母亲要被孤独的外婆召走了——因为我在《那一张床空了》之中又提到了外婆的孤独。

不清楚谁在刊物上见到了这篇文字，辗转告诉了母亲。母亲索要了一本刊物，眼泪汪汪地在病榻上读了一遍又一遍。那些日子，我被胡思乱想攫住了，真的有些不安。古代的观念之中，文字具有某种魔力，祈祷或者咒语会使文字成为现实。我会不会无意地触动了某一个机关？——我情愿没有写过那些文字。1957年冬天，我被外婆抱着，只感觉到温暖

母亲尚在襁褓之中，外公就撒手人寰。母亲丝毫想不起外公的模样，隐约听说是个律师。这个面目模糊的男人向他的后代遗传了什么，这已经是一个无从索解的秘密。鼻梁，身材，脾气，酒量，生命的密码之中隐藏了多少外公的基因？外公抛下了外婆和母亲，孤儿寡母的全部主题就是在流离颠沛之中活下来。日本人打来了，外婆一手拖了母亲，一手提上一只藤箱子逃出了福州。搬来搬去，居无定所，这大约是母亲对于童年的主要记忆。母亲说过，她和外婆住入某一个大院落时，院落里的一只大狗竟然站起来，像只狼似的把前爪搭在她肩上，吓得她魂不附体。不过，尽管日子困苦惨淡，母亲还是磕磕绊绊地读完了师范学校。

近时的报纸上登载了一条消息：哪个地方冒出一个12岁的女神童，她的发育期著作坦陈了自己的伟大理想——找一个“金老公”。“金老公”的条件是：富贵如“比哥”——比尔·盖茨，潇洒如“周哥”——周润发，浪漫如“罗哥”——罗纳尔多，健壮如“伟哥”——何谓“伟哥”就不必解释了。不知道女神童必须发育出多么妖娆的身体才能享用如此巨大的理想？我想，即使多借给母亲两个胆，这种想象还是会把她吓个半死。她的理想仅仅是安宁。形象地说，也就是丈夫、孩子、热炕头吧。尽管如此，我仍然想不出母亲有过多少从容的时光。她的大半生都在气喘吁吁地躲避或者招架各种不期而遇的灾祸，时时如同一只惊慌的兔子。最后几年，上帝竟然分配她从事一场绝望的对抗——与自己的身体殊死搏斗。即使要到另一个世界侍奉外婆，又有什么必要如此残酷地折磨她呢？我只能长叹天道不公。

母亲动了手术，切掉了一段肠子。根据医生的建议，她的肛门改道到了腹部。为了求生，母亲不得不屈辱地接受这种违背自然的设计。可是，谁也没有想到，求生竟然变成了熬不出头的酷刑。癌细胞在体内无序地分裂，切除，化疗，转移，肺部出现新的阴影，这些都仅仅是一些医学术语的仁慈表述。母亲后期全部的可见症状就是一个字：痛。难以抗拒的痛。“疼痛是感觉对于躯体的背叛”，“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一个人也不可能甩下他的偏头痛、肩周炎或者胳膊上的创口”——看到了母亲遭受的煎熬之后，我一下子就明白，以前写下的这些轻飘飘的隽永之言根本没有掂出疼痛的真实分量。

没有查出癌症的时候，就听到母亲抱怨这儿痛，那儿痛——仿佛总要出一些什么事似的。然而，癌症的疼痛远比想象的强大。根据父亲的记录，2000年4月8日是一个标志性的日子。那天早晨，母亲的脚刚刚落地，突然被一阵钻心的疼痛击倒。从此她再也没有离开床铺。揪心裂骨的痛，锐利如刀剜的痛，游荡不定的抽痛，像是在骨，像是在肉，像是在筋，一日几轮地袭击母亲。巨痛铺天盖地席卷而来，母亲的身体犹如惊涛骇浪之中的一只小舢板。她常常从床的这一头爬到那一头，时而呼天抢地，时而喃喃地祈求：老天，不要折磨我……即使在某些短暂的安定时刻，母亲也如同惊弓之鸟。疼痛的来临没有任何规律。昏沉迷糊之间，突然蛇咬似的尖叫起来，另一轮疼痛无声无息地潜行而至。褥疮，粪便，无从逃遁的疼痛，身体成了一个人甩不下的苦难之源。父亲和我、姐姐、妹妹并排僵立于床前，没有人能伸手把母亲体内的疼痛揪出来。疼痛是一个回避不了的巨大物质，坚硬得如同一堵厚厚的墙壁，同时，疼痛又无形无踪，没法把它一刀割去。医生已经束手无策。止痛的药物很快上升到最高级别，只有副作用极大的杜冷丁留待最后的几天。疼痛甚至搅乱了母亲的神智，她的脾气变得反复无常。我的想象之中，疼痛如同无数次飓风从母亲的体内刮过，每一次都带走一部分血肉。弥留之际，母亲已经衰弱不堪，躺在床上像是一捆松松垮垮的枯柴。那一天下午，妹妹打算给她身上的褥疮伤口换药，母亲点头示意。她的右手缓缓地从胸前移到嘴唇附近，眼神突然地散了。耗尽了一切，最后一根弦终于扯断。

父亲对我说过，母亲真的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离开亲人。即使在病榻上，母亲有时还会奋力地捶一捶父亲酸痛的背脊，过问一下父亲的三餐吃什么。然而，一旦疼痛袭来，母亲混沌的脑子里只剩下最后一个念头：赶快走，结束这一切！父亲说，他曾经在母亲的病榻上发现一把剪刀，母亲问过他手腕上的动脉位置。父亲忍不住说出了眼泪：为什么要如此折磨母亲呢？

壮士断腕，刮骨疗毒，这是历史愿意铭记的伟大疼痛。母亲的疼痛如此剧烈，同时又如此渺小；的确，我至今也想不出，上苍如此折磨这个女人究竟有什么意义呢？附录：《那一张床空了》（节选）——悼外婆

我属鸡，外婆也属鸡，长我48岁。外婆去世的那天是谷雨，我后来才想起来。外婆的灵魂掠过郊野的时候，听见了布谷鸟的叫唤吗？

成人之后，不可避免地见了些生生死死。但是这回我知道，死就是那一张床从此空了。那一夜守灵，外婆还在烛光摇曳之中静卧那张床上，换上一身崭新的、硬硬的寿衣。两天之后，我在殡葬场取到了烧得发白的骨灰，沙啦沙啦地装入一个陶罐，几块大的头盖骨放在面上。我走了，外婆就在那里了。那是什么地方呢？

我猜想，外婆是不爱去那地方的。外婆86岁了，算一个长寿的人。她持续卧床几年，今年春季已经异常衰弱，几乎没有了饭量。其实，她自己和周围的人都明白，最后的结局一天一天地迫近，不容回避。尽管如此，她可能还是不愿离去——她到那个地方找谁呢？

外婆是外公的续弦。不仅我没见过外公，母亲也不记得外公。大约母亲刚刚几个月，外公就撒手而去。母亲依稀地从外婆嘴里听说，外公似乎是个律师。这就是所能了解的一切。外婆到了那个地方，还能见到六十几年前的那位男人吗？外婆和外公仅仅相处一年多，见了面叙说些什么呢？

母亲还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也就是我的舅舅。舅舅自小就分开另过，大约由外公的亲戚照料着。我小时见过舅舅，精瘦，腮帮上几乎没有肉。他烟瘾极大，长长地吸一口，没有几缕烟能够从鼻孔逃出来。他在一所中学任教。60年代后期，舅舅用裤带将自己吊死在一张两层的木架床上，大约是几张大字报让他感到了莫大的恐惧。周围的人将舅舅的死讯长久地瞒着外婆，外婆竟然也缄口不问。我至今没弄明白，外婆是不是从心里疏远着舅舅。

剩下的就是外婆娘家的人了。外婆有着两个妹妹，一个弟弟。除了三姨婆依然健在，其他两位已经先后过世。然而多年前我就隐隐地听说，外婆并不是太外婆的亲生女儿。外婆的脸型与两位姨婆相差甚远，而且，姨婆也记得，外婆小时候时常挨打。大约外婆并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她连自己哪一天生日都交代不清楚。到了那个地方，外婆该回到哪一个大门里面去呢？外婆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

外婆是不想去那个地方的，她在床上拖着，躲着。可是谷雨还是到了。那天下午，母亲察觉到情况不好，她守在外婆的床边，不断地叫着“妈”。外婆已经不能睁眼说话，凹陷的眼眶里流淌出一粒大大的泪珠。这是她恋着这个世界的最后一个表示。一会儿，外婆轻轻地喘了几口，无声地去了。

外婆的身世是家族史上的一个谜。不过，我的寻根兴趣相当有限，对于这样的谜无所谓。让我感到真正的缺失是这个现实：那一张床空了。

外婆一直和母亲、父亲住在一起，我和姐姐、妹妹由外婆一手扯大。这十多年我不住在家里，和外婆见得少了。每次回去，也没有更多的话说。外婆只是坐在旁边看着我，用满是裂口的巴掌刺拉拉地摸我一下。吃饭的时候，她总是不厌其烦地叮嘱我：要吃饱，要吃饱。我的确有过吃不太饱的时候。十五六岁那一阵，父亲和母亲下放到山区去了。家中粮票紧张，我常常觉得饭不够吃。二十多年过去了，外婆似乎不清楚世道发生了哪些变化。她所能做的只是反反复复地叮嘱：把饭吃饱。

外婆的爱是笨拙的爱。然而，恰是因为笨拙，这只能是爱，而不会是别的什么。

……三、轻松的遗忘

我开始向父亲询问一些事情——我决意要写一些和母亲有关的文字了。

清明时节，父亲、姐姐、妹妹和我一起到山上看望母亲和外婆。母亲的骨灰寄存在一个陵园里，隔一条马路是外婆寄存骨灰的陵园。我找来一架人字形梯子攀上去，从架子高处一个灰暗的小格子里搬出母亲骨灰盒，置于空地的一个水泥桌上。清明时节的天气已经相当暖和，风很软，阳光透过松枝照下来。我们仔细擦拭骨灰盒，换一换小花瓶里的塑料花，点几炷香，燃一对蜡烛，烧几沓纸钱，再放一挂鞭炮，然后将骨灰盒放回去。父亲向来不相信存在什么阴间冥界；可是，除了焚香燃烛烧纸钱，生者又能为她再做什么？多年前遇到一个落拓不羁的文人。他说，刚刚返回山东的乡下老家，披麻戴孝，三牲祭品，长跪在父亲的坟头大哭半日。当时不太明白他的悲凉之意，现在忽然就懂了。

母亲生前曾经半开玩笑地说，她算过一次命。算命先生安慰她，儿子或许还有些许出息吧。我算什么？无拳无勇，没钱没势，无非手里握得住一管笔罢了。我无法为母亲修一座坟墓，甚至无法给她买一小块地埋骨灰盒。

我终于开始问自己，为什么就不能为母亲写几行文字呢？

我明白，这有些俗气。一些粗通文墨的达官贵人周游世界，返回之后抛出一篇篇游记，这是一俗；另一些穷酸的小文人无处话凄凉，母亲成了他们不倦的话题，这是另一俗。我还明白，现在是《大话西游》的时代，所有的人都在网络或者手机短信之中苦练俏皮话。一本正经的抒情肯定有些愚蠢，即使是为了母亲。然而，我不在乎。不就是一个小文人吗？我有什么必要如此爱惜自己的羽毛——为什么我就不敢狠狠地俗气一回？那年母亲大约六七岁

逝者已逝。母亲已经被烧成一小撮骨灰。然而，遗忘是一座更大的焚化炉。若干年之后，母亲的历史可能了无痕迹——甚至连一小撮骨灰也找不到。的确，我说的是“母亲的历史”。通常，“历史”这个词负责收藏种种激动人心的巨型景观：山呼海啸般的革命，震撼人心的世界大战，蒸汽机带来了大工业时代，一个伟人在扩音器前宣告某个民族站起来了……但是，我不喜欢许多历史著作的原因是，历史仿佛都被伟人霸占了。势利的历史学家只记得住帝王将相，母亲这些卑微的人是挤不进去的。一个个制造历史的人始终是众目睽睽的轴心，发号施令，颐指气使，为什么就不能看一看芸芸众生如何陷入历史的巨大漩涡，晕头转向？一个又一个不眠的夜晚，一根又一根的白发，一副又一副愁眉不展的表情，一条又一条心惊肉跳的消息，历史著作引用的统计数字和各种文件肯定不会记录这一切。历史如同排球一样在伟人的手里面传来传去，他们身后成千上万的普通人默不作声地消失了——这些普通人好像从未踏上历史的舞台。

张艺谋导演了一部电影《我的父亲母亲》，章子怡扮演的“母亲”不断地在电影里跑过来跑过去，撒欢似的。这部电影刻意追求一种明朗单纯的风格。可是，我的父亲和母亲过的是另一种50年代的生活。他们具有相似的朝气、幼稚、天真、激情，可是，这一切不可思议地进入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悲剧。父亲曾经多次叹息着说：母亲的不幸是因为遇到了他。这种自责肯定是一个过于简单的说法。可是，谁彻底地追问过这种不幸吗？不，更多的是轻轻松松的遗忘。

父亲曾经向我断断续续地回忆起半个世纪以前的日子。父亲已经到了回忆的年龄。年轻人动手，老年是说话的季节。母亲走了，父亲拥有的仅仅剩下了回忆。我想，该让父亲说一说了，说是一种放松。说一说陈年旧事已经不再可怕，如今的冰箱、空调、股票、房地产仿佛已经与这些陈年旧事之间割断了联系的神经。可是，听着听着，我的惊讶和感叹逐渐增加。我清晰地意识到，那些日子是由父亲、母亲这一代人一块砖头一块砖头垒起来的，可触可感；然而，这一切对于今天已经如此陌生，犹如另一个世界的天方夜谭。的确，他们的历史正在下沉，正在丧失重量而变成一抹轻盈地闪烁的倒影。《还珠格格》、《雍正王朝》、猫王、NBA与乔丹、拉登与恐怖主义、金庸与《卧虎藏龙》、第二次海湾战争、张国荣跳楼——眼花缭乱的时尚后面，大面积的社会性遗忘正在开始。

昆德拉的《笑忘录》之中有一个人物说过：消灭一个民族的第一步就是抹去它的记忆。销毁它的书籍、文化和历史，这个民族就会忘记现在和过去。遗忘不断地制造精神沙漠，无论是对于国家还是对于个人。我的记性不是也越来越差吗？我突然被自己吓了一跳：我竟然不知道外公的名字；而且，我一时也想不起祖父、祖母的名字。仅仅相隔一代人，这似乎有些过分。可是，我的儿子记得住母亲的历史吗？会不会有一天，儿子解读母亲的生活甚至比解读唐诗宋词或者解读清代的宫廷争夺还要困难？我曾经相当关注“遗忘”这个主题。《论遗忘》一文之中，我发现一代又一代之间的遗忘形成了历史地表之上的巨大裂缝：代际之间的遗忘淡隐了文化史上既存的问题，消解了这些问

题的意义，使下一代人过渡至另一批新的问题。人们可以看到，

上一代人念兹在兹、反复商讨的问题在下一代人中可能轻描淡写

地掠过，他们并未解决或者统一这些问题的悬疑部分，而是通过

遗忘将这些问题从意识中删除。这并不是说他们从未觉察这些问

题的存在，而是说这些问题因为失去分量而无法引起他们继续思

考的兴趣——他们意识中所涌现的是另一批他们所关心、所面

临的新问题。在文化史上，一批批性质不同的问题的提出，实际

上就是显示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步。这种进步往往缺乏明显的外在

标志，它更多的是在悄然之间完成的。在本代人的范围内，抛弃

一个众所周知的看法通常需要激烈辩论，这将使胜利者同时拥有

一个显眼的辉煌形式；在代际之间，遗忘却构成了轻松的甚至是

光滑的转换与过渡。有时遗忘可能招致上一代人做出“浅薄”或

者“无知”的抱怨，但双方不会再有一个共同关心的问题作为辩

论对象。

儿子热衷于打电话和在网络上聊天。灌篮高手，贝克汉姆，哈利·波特，葵花宝典，收礼只收脑白金，美眉QQ“轻舞飞扬”，他们沉溺于自己的叽叽呱呱之中，根本不会回头看一看父亲和母亲的50年代。要叫他们对数十年之前的历史感兴趣，这肯定是勉为其难。这一切我都明白。但是，我不在乎。我还是决意要写。我出生于50年代，只有我还勉强挨得上父亲和母亲曾经生活过的日子。为什么历史仅仅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我企图让我的文字搭成一座进入50年代历史的小小的桥梁。第一次手术后，母亲在姐姐家过生日。那时候，我们都小心翼翼地维护一个心愿：让这种温馨延续下去

也许，没有任何人乐意踏过这一座桥梁——多么乏味、多么苍白呵，他们摇摇头走开了。尽管如此，我不在乎，我再度想起昆德拉《笑忘录》之中的一句话：“我们写书的理由是我们的孩子们根本就不屑一顾。”四、父亲属蛇

父亲自责说，母亲的不幸是因为遇到了他。是吗？父亲身上发生了什么？“爸爸”，我叫了一声，一个老人抬起头来。父亲的额头很高，头发已经相当稀少，戴了一副款式陈旧的眼镜，刺刺拉拉的胡子白了一半。父亲脖子上的皮肤耷拉下来了，衬衫里的身体十分消瘦。母亲走了，我才一下子看清父亲已经老成这样。衰老的父亲已经没有多少棱角和锋芒了。

许多儿子没有认真地看过父亲。父亲仅仅是一个文化符号。弗洛伊德主义之中，父亲是统治和权威的象征。弗洛伊德以惊世骇俗的方式讲述了一个普遍的家庭故事：儿子具有恋爱母亲、独占母亲身体的乱伦倾向，并且因此嫉恨父亲。这即是所谓弑父娶母的“俄狄浦斯”情结。这种情结过于强烈的时候，儿子就会遭受父亲的惩罚。父亲强大、威严、孔武有力，儿子不得不强行压抑自己的乱伦欲望，不敢轻举妄动。这些欲望或者嫉恨只好隐藏起来，成为无意识——这是每一个儿子胸腔里面的小型火山。所有男人的生活都被弗洛伊德的故事肢解为两段：打倒父亲的日子和自己当父亲的日子。

弗洛伊德的奇谈怪论曾经引起许多非议和愤怒，但是，文学却时常巧妙地为弗洛伊德主义提供证据。作家笔下的许多叛逆性格总是与挣脱父亲权威的控制有关。《封神演义》中的哪吒用断绝父子血缘关系申明反叛之志；《西游记》中大逆不道的孙悟空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无父”是他“无君”性格的注解；《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之所以有一些不同凡俗的见解，显然是因为贾政无法时时亲临大观园。总之，父亲的缺席是叛逆性格的重要成因。如果父亲过于强大，儿子就会被他的阴影吞没，成为性格软弱的孱头。身材高大、声音洪亮的父亲时常让卡夫卡倍感自卑。所以，巴尔扎克雄心勃勃地声称要粉碎一切障碍，卡夫卡只能向隅而泣。他说：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五四”以来，讨伐父亲的权威成为新文学的一个醒目主题，例如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鲁迅也不止一次地告诫人们要如何做父亲。这个主题一直延续到父亲那里。他斗胆反抗祖父之命，拒绝做生意继承家业。上个世纪40年代的气氛之中，知识对于父亲的吸引力远远超过了金钱。一个穿马褂的小老板形象远远不如手执一卷进步书刊的书生。祖父在宁波开了一家分公司，要求父亲参与买卖业务。父亲仅仅在那里心不在焉地待了半年就溜走了。他执意要到上海念大学。那个时候，父亲肯定没有仔细地想过钱的意义，待到他真正想明白时，钱早已经无影无踪了。

我对于弗洛伊德主义没有多深的体验。这肯定与父亲无暇管教有关。我只知道家里有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每日夹着一个包到学校教书。父亲近视一千多度，来自家族的隔代遗传——他和我的几个叔叔站在一起就是一队眼镜。父亲的眼镜片厚厚的，如同玻璃杯底。我和姐姐、妹妹时常趁他洗脸的时候偷走眼镜，洗好脸的父亲只得在我们的笑声之中满桌子乱摸。夏天的晚上，月光如水，父亲握一把大蒲扇躺在藤椅上纳凉。几个孩子跑得累了，围上来逼住他讲故事。故事总是这么开始的：一个人出生时只有拇指大小，风一刮他就长一寸。数日之后，他已经身材魁梧，双拳如铁。后来，这个力大无穷的家伙可能倒拔杨柳树，也可能三拳两脚打死一只老虎。总之，这个拇指大小的人日后不断地变成《水浒传》中的一个个好汉。父亲和他的弟弟妹妹们，站在那里，差不多就是一排眼镜队伍

父亲就是眼镜和故事。童年的时候的确不太在意父亲的存在。肯定挨过骂，肯定也挨过打，但转眼就忘得一干二净。那个时候，一个邻居玩伴的父亲更多地吸引了我的目光。他是山东人，听说会一些拳脚，把“人”说成“银”，骂起人来一口抑扬顿挫的山东腔，有时会用皮带把我的玩伴抽得叽哇乱叫。猝不及防地遇见了他，心里不免有些暗暗地打颤。我十来岁的时候，尚武之风日盛，不时拉帮结伙地在一个角落里打一架。呼啸街头的时候，我极其渴望有一个哥哥做后盾。父亲是没有用的。我知道这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不可能帮我抡拳头。我没有意识到，当时父亲的日子已经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即使竭力睁大一双近视眼，父亲还是看不清哪些巨兽潜伏在附近，即将一跃而出。我们姐弟三人的下一代“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刚刚九岁。一个九岁的孩子不可能掂量出这个历史事件的重量。学校一天一天地沉寂下去，街头一天一天地混乱起来，这就是我从九岁的猫眼里所看到的一切。大字报、辩论会、高音喇叭呼喊口号和频繁的游行，这个世界如同演电影似的喧闹起来。我们都学会了一种新的赌咒切口：“向毛主席发誓”，如何如何。终于有一天，枪声响起来了，间或还有轰隆的一声爆炸。正在吃午饭的父亲啪地搁下了筷子，一脸凝重地谛听外面的动静。偶尔也有父亲的几个同事到家里来，头碰头地聚在一起，细声说一些不让小孩听到的话。那些日子里，忧心忡忡的父亲显然没有精力对付我。隔三岔五我就要偷偷地溜出门，兴高采烈地会同一批顽劣少年浩浩荡荡地奔赴我们的乐园。相当长一段时间，我极度迷恋一种无比粗鄙的游戏——打土战。这种游戏贮存了我的梦想。三十多年以后，我在《少年游戏》之中仍然对于这种游戏津津乐道：夏日的午后，强烈的阳光倾泻在一片葱绿的亚热带植物之

上，地面蒸发出一缕缕弯曲的水汽。一群剃着板刷头的少年涌入

了荒芜多时的公园。两个面孔黝黑的首领迅速将这批少年分成两

拨，而后他们率领各自的人马进入阵地。一拨人马蹲在一堵斑驳

的土墙背后，另一拨人马隐于一片小丛林之中。一声高亢的号令

之后，他们开始互相投掷土块。无数土块掠过空中，或者砸在土

墙上砰然迸散，或者击中了小丛林，哗啦啦地带下数片绿叶。土

块轰击过后，两拨少年轮番向对方阵地冲击。他们一只胳膊护着

脑门，警觉地闪避空中飞来的土块，另一只手不断地拾起土块向

对方投去。冲击过程中，每个人嘴里都呼喊着当年最为流行的电

影台词：“占领冬宫！”“鬼子进村啦！”“有地雷！”“让列宁同

志先走！”当然，这种冲击同时还包含着偷袭、迂回包抄、单刀

赴会等小型军事行动。大约一个半至两个小时，战事暂告结束。

双方人马重新聚在草地上的时候，每个人都是满身的油汗和着污

泥。

我肯定是在一次打土战结束后听到消息：父亲和母亲就要下放到遥远的山区去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知识分子必须彻底改造世界观，戴着厚厚眼镜的父亲打算在梯田里种出自己吃的水稻。显然，我没有感到伤心或者依恋不舍。我不明白这是一种变相的驱逐。帮助大人捆扎行李家具十分新鲜，父亲和母亲许诺很快就要带我们到一个新地方。对于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搬家是一个相当大的诱惑，尤其是可以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父亲和母亲离家的日子我依然快乐，约束彻底解除了。几个月的时间仿佛一转眼过去。抵近年关的某一天，回家之际突然见到了父亲和母亲坐在床沿。父亲穿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胡子长得吓人，一脸倦容；母亲拉了我的手说长得高了——这个时候我才觉察出了分别的意味。

多年以后，我读到了韩少功的小说《鞋癖》。60年代的革命季节里，一个男孩子的父亲失踪了。男孩的母亲四处搜寻，终于在一条江的下游访到了一具无名男尸。男孩的母亲用手挖开了河滩上一个临时坟堆，根据尸体的羊毛背心判断这即是男孩的父亲。可是，这个男孩子总是隐隐地觉得，父亲仍然躲在这个世界的什么地方。一个背影，墙上的一片水渍，一个无端破裂的蓝花釉碗，电话筒里一声含混沙哑的吼声，父亲常坐的藤椅咯嘎一响，一切都让这个男孩抚摸到父亲的气息。生活如同风中的绸布抖动不定，这个男孩固执地在生活的每一个褶皱里寻访父亲的踪迹。我一反常态地热泪盈眶——我太熟悉小说之中的父亲形象了。合上了小说之后我又感到了羞愧。我在这个男孩的年龄竟然如此迟钝，我呼啸着抛掷出土块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此刻父亲在哪里。

父亲和母亲并没有带我们到山区去——那个大山窟窿的荒凉和偏僻吓坏了他们。按照父亲的说法，点一支烟就可以将大队的所在地来回走三趟，几幢房子之外就是望不到边的高山大岭。他们下不了决心让孩子彻底割断城市文明的脐带。过了年父亲又返回山区，不久再度回城——父亲的眼睛出了大毛病。由于高度近视，父亲的眼球被拉成椭圆形的橄榄球，某些血管绷得太紧，劳累之后左眼出血。血迹洇在视网膜的中央，他把笔直的公路看成了弯曲的河流。医生劝他休息一段时间，避免剧烈的活动，这一次父亲待得比较久了。每一日我陪父亲散步，走过几条马路和一条小河，听一听父亲的各种考虑。日后回想起来，我就是在这些散步之中不知不觉地走出了懵然而又快乐的少年阶段。

这个时候的学校已经陆续恢复上课。但是，从教多年的父亲一眼就明白，那仅仅是一种敷衍的形式。这个世界天翻地覆，学校里传授的知识对付不了奇诡的生活。未雨绸缪，父亲开始动用他黯淡的想象力设计我的前途。这时，我第一次从父亲那里听到了“意志”和“毅力”两个概念。父亲告诉我，这是男人的必要品质。

父亲所说的“意志”和“毅力”从未和总统或者科学家这种伟大的目标联系起来。他赠给我这两个概念意图是要求我有所准备，不要片刻之间就被生活的一记重拳击倒。按照他的经验，生活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可能冷不防地杵来一拳。意志和毅力如同一个拳击手的抗击打能力。父亲不愿意我动不动就脆弱地表示：这真让人受不了。父亲期望我用意志和毅力忍受一切：弓起身子，打吧，我没别的本事，就是抗得住。这就是我们这些人生活的资本。讲台成为父亲一生最重要的舞台，授课时的神采飞扬是平时不多见的

根据有限的历史知识，父亲发表了他的估计——我的生活之中恐怕要遭遇战争。战争的周期比一个人的寿命要短。当时的父亲想象不出精确制导导弹和令布什总统魂飞魄散的生化武器，父亲考虑的是我依靠什么在兵荒马乱之中谋生。家有万贯，不如一技随身，这是父亲经常重复的一句俗语。我练习过草书和隶书，练习过乒乓球，练习过围棋。如今我依然喜爱书法、乒乓球和围棋，但是，当初的确是指望这些技术日后能够赐一口饭吃。一手好字可以替人写春联，各种级别的乒乓球集训时有所闻，围棋比赛也慢慢露面。不过，父亲和我最后一起看中的是木工。

那个时候常常可以见到木匠打家具。多看了几遍，我就无师自通地干了起来。我渐渐配备了锯子、刨刀和凿子，斧头因为太贵而欠着。锯木头是令人生厌的活计，刨木板却是一种乐趣。伏下身子嗤地一声推过，一条长长的刨花翻卷出来，如同扯出一面小小的旗帜；随后，木头的清香慢慢地沁开。我买了些木头做成了几张方凳，竟然使用了许多年。我的一个叔叔从南京寄来了一本《农村木工》，这就是我当年赖以修炼的武功秘籍。

我至今还不太明白是什么促使父亲下决心和我谈起了文学。文学的工具仅仅是一张纸、一支笔，甚至比乒乓球拍或者围棋盘还要简单许多。成本低廉肯定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尽管如此，父亲一定还是有过久久的犹豫。父亲见到了文字招惹的许多杀身之祸。他自己也几乎中箭，只不过因为射手张满弓的时候突然断了弦而已。很长一段时间，父亲对于文字深怀恐惧。他仔细地检查家中一切留有文字的纸片，严厉制止孩子养成乱写乱画的习惯。他觉得，留在这个世界上的笔迹越少越安全。万不得已写些什么，即使给不识几个字的乡村大队长写封信请假，他也要反反复复地字斟句酌，誊清之后立即销毁草稿。父亲生怕某一个阴险的句子突然从纸张上跳起来狠狠地咬人一口。谨小慎微，瞻前顾后，一切都要放在鼻子底下嗅三遍，这是多年形成的习惯。父亲属蛇。用外婆的话说，属蛇的人心事多。即使如此，父亲还是厄运连连，时时被不知什么地方撒下来的网罩住。

小心翼翼的父亲终于开启闸门把我放入了文学的殿堂，不知是深谋远虑，还是一时松懈。大约我七岁的某一天，独自在家里一张大理石的圆桌上兴之所至地写了一则短文。父亲偶尔见到，觉得有趣，标上日期“1964年9月”之后收藏起来。三年之前，父亲竟然找出这一则短文的原稿还给我。稿纸发脆发黄，折叠之处均已开裂，父亲用一张蜡纸包裹起来。父亲烧掉了无数相片和文字材料，为什么这一则短文成为漏网之鱼？我不知道该不该用“命运”这个词解释。想一想父亲对于文字的苦苦回避，“命运”这个词的此刻含义不如说是造化弄人。

这一则短语文如下：要说什么大？陆地真正大。我们全世界一看也看不到边。我们还有什么大

呀？是大海洋。海洋比陆地还要大。地球多大？大海放在地球里

面，大家看一看海多大，地球比海大得多少也不懂得。再说比地

球还大的东西是什么？那太阳比地球还要大得多。我们的东西一

个比一个大。看我说，如果地球大，太阳比它还要大！又来一个

比一个大了，天比太阳还要大。什么东西都是还有东西比它大。

三十来年过去了，父亲变成了一个奇怪的角色。父亲的身板、步态、音量、手势全靠一种权威的架子支撑着，震慑儿子们的蠢蠢欲动。一旦权威的架子支撑不住而垮下来的时候，父亲一下子就老了。许多父亲的衰老总是在一天之内完成的。儿子发现父亲衰老得管不了自己的时候，父子的等级关系就结束了。这个时候，父亲和儿子反而很容易成为朋友。儿子对于父亲的感情往往是在发现了父亲的衰老之后。这个发现来自朱自清的《背影》。那个时候我已经到了厦门大学念书。授课的教授说她要将《背影》朗读一遍，不少人觉得有些多余。可是，她音调低沉地缓缓读过之后，整个教室鸦雀无声——只有窗外相思树上的知了在夏日里无忧无虑地聒噪。那个时候全班的学生都意识到，他们的父亲老了。

父亲现在独自住在一套小小的寓所里，寂寞地和几条金鱼做伴。他的眼睛不允许过多地看书、看电视，父亲没有多少事情可做。父亲不爱打扰别人，也不爱打扰我。他认为我很忙，看看不完的书，写写不尽的字。我打了个电话过去，他总是说没事没事，一切都好，然后匆匆地把电话挂了。即使发烧到嗓子哑了，他也不吭气，自己找了些药片吃一吃就算了。没有多少事情可做的日子里，父亲有没有重新思量过年轻气盛时的选择？附录：《找到与丢失》（节选）

我并未拥有一个文学的童年，这远不如那些幸运的作家。我的外婆无法为我讲述种种引人入胜的民间故事，我的父母也没有足够的藏书培养我的文学细胞。那个时候，作家从未成为我梦想的偶像——我甚至不清楚作家为何物。我对文学的认识仅仅体现在一个稚嫩的概念之中：“作文”。“作文”这一概念一直维持到了我的文学启蒙。

70年代初期，我的父母作为“下放干部”——一个不明不白的名词——迁徙到遥远的山区。年迈体衰的外婆无法管束我。于是，我成为一个快活的野孩子，或者聚啸于街头，或者浪迹于公园。尽管当时已经对小说产生了一种自发的好感，但是，我并不想亲近文学。目睹了形形色色的“文字狱”，父亲警告我远离文学乃至远离文字。他甚至阻止我写日记。

但是，对于文学的禁忌终于由父亲亲手打破了。由于深度近视引起了严重的眼底出血，父亲不得不由山区返回城市休养。大约是因为无聊和多年的语文教师的习惯，父亲向我谈起了诗。他首先考我，如何用画面迂回地表现这样两句诗：“深山藏古寺”和“踏花归来马蹄香”。我想不出该用一个和尚挑水进山回答第一句诗，但我想到了可以用几只蜜蜂绕着马蹄来再现第二句诗。这样，父亲慢慢地向我说到了唐诗和宋词。

不过，那时父亲并不满意我的写诗才能。他也曾指示我作一些诗试试。我拼凑了一些当年的豪言壮语交卷，诗作之中处处点缀着“战旗”、“东风”、“群雁”、“春雷”这些词汇，他看了之后只是默默地摇头。直至某一天，他偶尔在笔记本里看到了我自发创作的一首挖苦同学相貌的歪诗，这才多少恢复了一点继续教诲我的信心。

我的记忆之中，当时的中学语文教师很大程度地维持了我的文学兴趣。他的几次课堂提问恰好撞上了父亲灌输的内容，这使我得到了他的青睐。他戏称我是班上的语文“王牌”，并且时常创造机会让我表演。这终于激发了我的虚荣心，让我兴致勃勃地记住了诸如平仄、词牌以及《红楼梦》的作者是谁这一类文学的外围常识。

70年代中期，我在中学毕业之后离开了家庭，扛起行李落户到乡村。我曾经在《铁路风景》一文之中描写过我的知青点：“知青点是一幢二层的砖木楼房。跨出知青点大门，迈上一个小坡，即有一条铁路冷冷地横陈在眼前。铁路距离知青点大约二十五米左右。每当列车驶过，屋内脸盆里的水便会跳荡起来，形成一圈圈的涟漪。”就在这一幢知青点里面，文学产生了新的意义。

文学在我的下乡生涯之中具有两重性。

不可否认，这时文学已经成为我筹划生计的一个行当。在农民、民办教师、木匠这些半是幻想半是现实的前景之中，以文字谋生似乎颇具吸引力。从小唱本、打油诗、相声、快板书或者民歌出身的大有人在。这时我盼望成为一个作家，而作家的意义也就是一份稳定的口粮和相对轻松的活计。

然而，直至我脱离乡村，文学谋生依然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梦幻。文学若隐若显地浮现于我的乡村日子，更像是一种特殊的慰藉——我指的不是文学阅读，而是文学写作。劳作之余，孤独之时，伤心之际，面对一枚孤灯，在纸上写下些许人生感慨，这是一种有效的自我解脱。尽管这些作品多半未脱稚气，但是，这显然更接近于文学的源头。

于是，当大学的大门再度洞开的时候，这一切都成了我选择大学文学系的原因。大学的图书馆里陈列着一排排文学经典。一大批文学大师缓缓地向我走来。这时，我才真正窥见了一个博大的文学世界。五、另一种形象

可是，我不止一次地想象另一种父亲的形象。这个形象是由父亲的只言片语、偶尔的夸耀或者零散的回忆拼凑起来的，残缺不全。然而，我固执地相信这个形象的存在。

父亲的飞鸽牌自行车横杠上坐着姐姐，后架上挤着我和妹妹。骑着骑着，父亲的双手突然松开了龙头，自行车依然平稳行驶。父亲哈哈地笑了起来。父亲的自行车技术堪称一流。叮叮当当的自行车在父亲的胯下如同一匹温顺的小马。父亲曾经为我们表演各种特殊的车技。他可以左边上车，也可以右边上车；可以骑车拐一个半径极小的圈子，甚至还可以停在自行车上不动。缓缓地骑了一小段路，父亲突然腾空而起，胯下的自行车箭一般地向前蹿去，双脚落地之际，父亲及时地伸手抓住了即将倒地的自行车。父亲还能够骑在车上俯身拾起地面的东西。自行车向右面斜斜地倾去，骑在车上的父亲却向左面弯下腰来，自行车的龙头左边交给了右手，左手就能碰得着地面了。父亲说他曾经一面骑车，一面从马路的路面上捞起一只慢吞吞地爬过的乌龟，得意之情溢于言表。父亲还擅长和别人斗车。自行车迎面向对手驰去——即将相撞的时候猛然一错身，自行车的后轮恰到好处地刮上对手的前轮，对手的车子肯定哐当地仆倒在地。父亲小时曾经发生过一次事故：骑自行车与摩托车相撞。父亲一如既往地在马路上飙车。快速绕过一辆公共汽车时，已经来不及闪避迎面而来的摩托车了。父亲下意识地对准摩托车的前轮撞上去。哐地一声巨响。幸好祖父给父亲买的是德国进口车，坚固的车身竟然没有撞断。父亲向后飞了起来，落在两丈开外。所幸只有一些轻微的擦伤。

父亲还说过，一回他和几个少年伙伴喝醉了酒，各自骑了车，用双脚掌握着龙头，满脸彤红地呼喊着从一座桥上冲下来。我知道那一座桥，坡度相当大。我想象一伙少年大呼小叫地从桥上歪歪扭扭地冲下来，放肆地抛洒一路的笑声，心中忽然浮出一句话：一事能狂便少年。我猜想，懦弱内向的父亲早先肯定有过狂放的时候。

父亲的游泳也不错。一条大江穿过我所居住的城市，如同一条偌大的蟒蛇蜿蜒入海。少年时代的父亲时常泡在这条江里，一到夏季就晒得如同乌黑的泥鳅。然而，我感到惊讶的是，父亲竟然敢在深夜下到江里游泳。我仅有一回深夜游泳的经验。那是在海南岛的三亚。一轮月亮悬在空中，海面上俯下头居然可以影影绰绰地看见海底的沙子和礁石。然而，江里的水情比海面复杂得多。各种漩涡、死角、枯树、水草隐在暗处，阴险狡诈，深浅莫测，偶尔还会有一些水蛇悄悄地游过。然而，父亲一点儿也不在乎。那时父亲是“南下服务团”成员，刚刚从上海回来不久。父亲分配在市总工会，办公楼就在江滨。父亲常常晚上加班，写完的材料就到江里遨游一番。夜黑风高，一条大江哗哗地流过，父亲站在沙滩上往胸口泼了泼水，孤身一人就扑了下去。那时的江里浮着许多上游飘下来的木排。不小心一个猛子扎到了木排之下，就有可能浮不上江面——黑黝黝的水底下找不到明亮的天空。父亲没有什么顾虑，一个人哗啦啦地在江里游过来游过去。偶尔还能摸得着一两只虾，父亲就剥了皮生吃了。父亲说生的虾肉有些微甜。

父亲那个时候不仅艺高胆大，而且时常风光地抛头露面——当翻译。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这个城市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和市民听不懂北方话。北方干部做报告需要方言翻译。父亲的第一个翻译对象是省委书记。渐渐地出了名，父亲成了北方干部与这个城市工人之间的语言桥梁。并肩与各种头面人物站在讲台上，模仿他们的手势和口吻滔滔不绝。那时的父亲声音嘹亮，神采奕奕，踌躇满志，如同一粒饱满的种子立即就要脱颖而出。父亲肯定没有料想到，这就是他最为辉煌的时刻。不久以后，上帝轻轻地弹了弹手指，这粒种子骨碌碌地滚到了一个水泥旮旯里面，再没有发芽的机会。剩下的日子里，这一段短暂的翻译生涯成了父亲的收藏之中最为贵重的记忆。

我相信曾经有过一个意气风发的父亲。我固执地寻找这种父亲的形象。我无法想象的是两种父亲形象之间的落差。哪一天开始，父亲变得目光黯淡、忧心忡忡了呢？现在，我终于明白，解释父亲形象的转折就是这本书的使命。附录：父亲手记（二）

1953年，大张旗鼓的“三反”、“五反”运动进入了对不法资本家反“五毒”阶段。福州市在现在的五一广场召开五万人大会，全市通过有线广播家家收听大会实况。大会由市委书记主持，省委书记也到场，但不露面，而是隐在“健身房”内，省委宣传处长在场内骑着自行车往来于“健身房”与主席台，传达省委书记对于会议的指示。

广场南端新搭一座高大的主席台，分两层。下面一层留给被批斗的资本家坦白用的，只设了麦克风。第一层后面搭起的第二层才是真正的主席台。这里不仅可以看到全场，还可以看到第一层发生的一切。主席台设两部麦克风，一部由市委书记用，另一部由我用来翻译。今天的翻译有些特殊。

市委书记交代：我向全场翻译他的讲话，还要把坦白人当场用福州话坦白的内容翻译给他听。同时，翻译市委书记的讲话时，他厉声，我也要厉声，他大骂，我也要大骂！

作为全省全市资本家的典型，当天上台坦白“五毒”罪行的大小资本家共六名。第一个重头戏是福州市爆竹行C老板。我不断地把C老板的坦白翻译给站在旁边的市委书记。突然，书记一声凌厉的断喝，连珠炮似的责问、揭露打断了C老板的坦白，我立即就仿照书记的腔调厉声用福州话断喝、责问……坦白又继续了，我立即又变个角色成了坦白人的传声筒，突然一阵大骂，我又马上换个角色……全场只有我最忙，说的话最多。C老板下去了，换一个上来，每次都得打断好几次。其中居然上来一个我的初中同学X，广东人，这时已经当上老板了。他是用普通话坦白，我还得把它翻译成福州话当场向全市广播。六人中有的是坦白从宽的典型，有的是顽固不化、从严处理的典型，市委书记的口气、腔调、说法都不一样，我演戏似的鹦鹉学舌跟着转场。

通常说好翻译的标准是所谓“信达雅”。从我的特殊对象出发，我以为应把“雅”改为“俗”。我就是倚重这个“俗”字，博得广大工人和市民的欢迎。我的口译不完全只是把应译的话变个话音，还时常要找到相应于北方话的福州话语汇，许多都是“土白”。许多“土白”是写不出的。它们往往只在没有什么文化的那一阶层人群中流通。一般的“学生哥”说不来，甚至难得听到。如果翻译得准确，给听者的印象特别深，而且会记得很牢，过后还津津乐道。我之所以熟悉这类地方群众语言，主要得益于小时喜欢听“福州评话”。评话的语汇极其丰富、通俗，许多只有音而写不出字，可是生动得很。解放后，我在工人中混的时间多了，出于做群众工作的需要，也用心学着说。我的这个特点，至今一些工人老朋友还印象深刻。六、读书与革命

一个研究历史的学者写下一段话：在最近一千年里，要找出人类最惊惧而中国最熟悉的一个共

同词汇，也许只有“革命”。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革命能使历

史沸腾，革命是摧枯拉朽的风暴，凡是革命的正面作用，和其魅

力长存的精神遗产，人们已经谈得很多，也都对。但是人们往往

遗忘了革命遗留的代价，并且由于遗忘而轻信了许多神话。

我不知道“一千年”这个时间段落是不是太夸张了些。我想，将“革命”视为20世纪中国历史的关键词肯定没有什么不对。父亲出生于1929年，他的生活必然与“革命”一词结下了不解之缘。革命是什么？不久之前我才读到“革命”的词源考据：“革命”一词语出《易经》，本义与处理兽皮有关，引申义为暴力性的改朝换代。我至今仍然可以张口背诵毛泽东的经典论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的确，只有伟人才能信口几句就概括出这么一个大词的含义。他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时候比我现在还年轻许多。毛泽东生动地诉说了家乡的革命景象：“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踏上去滚一滚。”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与其饿死，不如揭竿而起。于是，众多的农民呐喊着举起了扁担、锄头、大刀和梭标。

但是，父亲是一个少爷，一个纨绔子弟。究竟是什么力量把他从富裕舒适的家庭里拱出来，推到革命的惊涛骇浪之中，成长为本阶级的逆子叛臣？

太祖父是家族史上一个创业者。他从这个城市的郊区闯入，先是做一些小生意，后来渐渐发达，竟然成为这个城市轮船公会会长。太祖父手里至少有三艘铁壳轮船——这在当时相当显赫。这些铁壳轮船命运奇怪地互相纠缠：一艘被日本人抢走改装成炮艇，另一艘被日本人击沉，还有一艘被国民党沉在闽江口，目的是阻挡日本人从海上进犯。父亲记忆之中，小时候他常常站在太祖父的黄包车前排，跟到轮船公司的办公室玩耍。那个时候，这个城市里拥有黄包车的人家并不多。父亲六七岁的时候，太祖父死于肺病。这是当时的不治之症。父亲还隐约记得出殡的盛大场面。特别大的棺材。许多面用竹竿擎着的“奠”字长幅。护送棺材前往墓地的时候，沿途有过多次路祭。幡旗，酒席，头面人物，鞭炮和纸钱，一顶一顶的轿子，这些喧闹的景象显示了太祖父的身份。太祖父葬在一座容纳得了三代人的大坟里，这是他这辈子的另一个杰作。父亲是长子长孙，这个大坟里设有他和母亲的位置。小时候我曾经跟随父亲及几个叔叔上山扫墓，见过这座大坟。大坟背山面江，墓碑是由唐隶镌写，笔画古朴飘逸。

其实，太祖父去世的时候，公司已经进入颓势。传到了祖父手里，轮船业苦苦支撑，左支右绌。因此，祖父又介入纺纱业，试图打开一个新的天地。祖母的娘家从事铸鼎业。祖母也算出身于富庶人家，自小娇生惯养。据说太祖母曾经打发祖母看一看厨房里的水开了没有，祖母不知所措，干脆就从锅里舀一勺捧到房间请太祖母过目。父亲是长子长孙，上上下下的器重自不待言。父亲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帮助祖父抄写商务信函留底，遇上不懂的行书草书就依样画葫芦。为什么父亲没有按部就班地成为一个生意人？父亲自己的解释是读书——当时，读书是许多人倾心于革命的根本原因。

现在的人们已经很少把读书与革命联系起来。儿子时常迷恋网络游戏和一些不三不四的电视节目，对于学校的课本兴趣索然。我再三地告诫他，如果读不好书，日后就必须做一些没有知识含量的体力活，例如送煤气罐，摆地摊，在街头发放广告，如此等等。我不愿意儿子形成蔑视底层生活的观念，但是，我认为我说的是事实。我时常提示儿子看一看伫立街头寻找活计的民工。我还知道，许多乡村的孩子趴在昏黄的小灯泡下面苦读，心中的秘密计划就是利用知识的力量跳出贫瘠乏味的乡村日子。可是，就在半个世纪以前，父亲这一代人的读书目的恰恰相反。就是因为读了些书，他们把自己抛出安乐窝，自愿地认同底层的劳苦大众。

世道真的不一样了。

那个时候，革命对于知识分子具有某种奇特的吸引力。革命表明了另一种全新的生活。一个人企图冲出陈旧的生活牢笼，革命就是不可避免的选择。衣食无虞的时候，知识分子就有时间考虑一些大问题，例如中国往何处去，谁代表了中国的进步势力，生存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人与人之间需要平等，如此等等。一些年轻知识分子力图从死水一般沉闷的日子里发现活下去的价值，这是他们破门而出的理由。只有革命才能提供自由呼吸的空间。他们不是追求几亩田地，几文小钱，或者一个报酬相当的职位。他们渴望的是一种纯洁的、理想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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