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涌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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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之争：工业化还是金融化？试读：
序言：大国经济要政治挂帅
与江涌同志交往较多，了解他文章所涉大多是关乎国家经济安全的大问题。与目前许多只以经济利润为目的的经济学著作不同，江涌是从民族生死存亡的角度因而是战略角度看问题。我们成家的人都知道，在家中医生的话比媳妇的话管用，这是因为医生的话关乎生死，而媳妇的话只关乎感情。文章同理，好文章当直奔民族的生死存亡。
事实上，国家经济不可没有政治。在这方面，“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2010年4月1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接受澳大利亚电视台采访时将这一见解表达得很充分，他说：“如果10多亿中国人也过上与美国、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地球资源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美国并不想限制中国的发展，但中国在发展的时候要承担起国际责任。中国人要富裕起来可以，但中国领导人应该想一个新模式，不要让地球无法承受。”
这段话的前半段说明了美国确立以中国为目标的“重返亚洲”政策的目的，后半段说明了对付中国的手段。也就是说，发展中的中国如果不能为比中国更为发展的西方让出资源的话，那中国就应当“让位”：要么像苏联那样被瓦解，要么自觉“低碳”。
但是，中国人眼中的中国低碳与美国人眼中的“低碳”中国是完全不同的。前者表达的是一个更为发展的技术概念，后者则是一个“去工业化”或“去工业化发展”的政治概念；前者是一个发展方式问题，后者则是一个发展道路问题。就近现代而言，工业力才是发展力的核心，国家间的竞争就是工业力的竞争。因此，剥夺一国的工业力，尤其是重工业能力便成了剥夺这个国家发展能力的关键。1944年8月，时任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向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提出了一个“旨在在德国清除纳粹余孽的解除其工业化的激进计划”，罗斯福对此大加肯定。美国国务院还制定了一个计划要“使德国从依靠自身经济实力就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变成一个必须能和世界经济协调发展的国家”。《罗斯福传》的作者康拉德·布莱克说：“实施这个计划等于把7000万德国人全都变成牧羊人、苹果园主和家禽饲养员。”显然，由“牧羊人、苹果园主和家禽饲养员”而不是大工业财团组成的国家经济，自然也就是目前西方人对南方国家要求的“低碳”经济，也就是奥巴马要求中国人“应该想”出的“新模式”。狼与羊比，羊比狼“低碳”，狼可吃肉，而羊只能吃草。西方人认为自己是可以“吃肉”的，但中国人最好改为“吃草”。这在中国显然是不能接受的，由此必然要与西方展开相应的斗争。
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就认识到这一点，他说：“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国家之事不可书生意气，大国经济在任何时候都是要政治挂帅的。林肯统一美国南北方时，其时南方的棉花比北方的工业品赚钱，经济效益好。短期看统一的成本与收益不成比例，但长期看，林肯给美国奠定了伟大的国基即统一的民族市场。毛泽东搞原子弹，短期看，投入成本与产出效益不成比例，长期看，中国得到了30多年的和平和安全的发展环境。因此，精明不是国际政治学的本质。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如果学成了账房先生，其学百害而无益。
中国尤其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经济发展是有明确的政治矢量的。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围绕“两个一百年”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入研究中国经济的政治方向，意义重大。
马克思说过：“一个工业民族，当它一般地达到它的历史高峰的时候，也就达到它的生产高峰。实际上，一个民族的工业高峰是在这个民族的主要任务还不是维护利润，而是谋取利润的时候达到的。就这一点来说，美国人胜过英国人。”今天的美国已从“谋取利润”（即以争取利益为要务）的国家异化为“维护利润”（即以既得利益为要务）的国家，其曾经有过的“工业高峰”已异化为“军火工业”和金融业的高峰。今天的中国已替代当年美国“以争取利益为要务”的角色。从江涌同志的书中可以看到这一点。今天的中国人已胜过美国人。2007—2012年，“美国经济学家几乎‘包揽’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同时美国经济开始患了“肾衰竭”，在危机中日益不能自拔，国力不振，政治上出现人民“占领华尔街运动”。
可喜的是，今天的中国学者，尤其是像江涌这一代青年学者的研究正在取代以往以“既得利益为要务”尤其是以西方国家的“既得利益为要务”的研究，他们深切地关注着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并“以争取利益为要务”，在历史进步的潮流推动下，他们在当代中国快速成长，这是中国的喜讯，这是中国人民的喜讯。
正义必胜！
和平必胜！
人民必胜！
张文木2015年9月写于“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日绪论金融化与工业化——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
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斗争，从未停止。工业化还是金融化、经济自主还是经济依附，也曾困扰美国。历史经验表明，工业化需要在适度保护中成长；规制金融，节制资本，推进工业化，才能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发展史表明，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是一国实现繁荣富强的关键，工业化带来的收入潮水可以浮起港湾内所有的船，催生培育中产阶级，令整个国民经济受益；金融化根本上是零和游戏，只能让极少数人获益而绝大多数人受损，让中产阶级蜕变为负产阶级，固化无产阶级，恶化赌场资本主义，强化新殖民主义，让相关后进国家成为先进国家的经济附庸。近几十年来，在参与国际分工的思想指导下，中国的工业化走上了非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受新自由主义的误导，在工业化远没有完成的情形下，中国打开了城镇化、服务化尤其是金融化的魔瓶，国民经济出现了明显的虚热实冷迹象。当前，中国正面临去工业化、落入系列陷阱的危险，进而面临经济附庸化的危险。金融化与工业化：两条发展道路的斗争
金融化与工业化对立统一于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金融化与工业化两条发展道路的斗争是理解当今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关键。金融资本凭借强大的资本实力与特殊的组织形式，取得了对工业资本的竞争优势，由此控制了西方社会与政府，而后利用大众舆论与国家政权，用金融化的逻辑来刷新经济、刷新世界，是谓经济金融化与金融全球化，由此逐渐形成了“国际金融资产阶级（集团）的核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心—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外围”这样一种不公正的国际秩序，广大发展中国家客观上面临成为国际金融资产阶级的奴隶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的附庸的危险境地。1．商业资本、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
资本的本性就是追逐利润，哪里的利润率高就流向哪里，从流通领域、生产领域转移到金融领域，呈现明显的阶段性。与之相对应，资本主义具有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三种主要形态。
商业资本主义，从15世纪初到18世纪中叶的英国工业革命，为期约300年。威尼斯人、热那亚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等都曾热衷于商业贸易，但是这种贸易主要是面向落后地区的，在商业贸易乃至整个经济形态中，“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商业资本是具有高利贷性质的生息资本，“有资本的剥削方式，但没有资本的生产方式”，侵占和欺诈是商业资本获取利润的典型手段与特征。
工业资本主义，从18世纪中叶的英国工业革命到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经济滞胀，囊括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及一般垄断资本主义，为期约200年。工业资本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社会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被空前地创造出来。“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在追求利润的动机下，经济生活中的各类商品应有尽有，与工业资本主义相适应的各种规则与秩序纷纷呈现，如时间是金钱，效率是生命，各类非政府组织成为社会基础。
工业资本主义的伟大成就是使生息资本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和要求”。但是，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出现“滞胀”，对利润的追逐驱使资本不断向金融领域集中，生息资本的实力与势力得到前所未有的膨胀，成为现代金融资本。金融资本以它自己的标准对生产过程进行了重组，主导着企业的兼并与收购，并以所谓市场的力量迅速向社会与政府渗透，在逐步控制社会（舆论、大众）的同时，成功地把权力关进了由资本设计的制度笼子里（集中体现于新自由主义理论、政策与机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被金融资本逻辑刷新，是谓金融资本主义。2．美国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斗争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内部的对立统一，尤其是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作为宗主国与殖民地、曾经与现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美资本主义的传承与继起，完整地演绎了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复杂斗争。从1775年独立战争到2008年金融危机，美国经济、社会与政治发展史始终贯穿着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工业化与金融化两条发展道路的斗争。
美国建国伊始，就存在经济自主与经济依附、农业化和工业化与金融化的发展道路的分歧。由于受到英国（集中体现于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思想的深刻影响，以及以伦敦城为代表的金融资本的广泛渗透，美国的政治精英（包括以托马斯·杰斐逊为代表的开国元勋）对国家开办银行、节制金融资本一直持怀疑态度。由此，第一国民银行（1791—1811年）以及第二国民银行（1816—1836年）在到期后都没有被延续。这样直到1863年《国民银行法》通过，美国始终处于所谓自由银行时代，是金融资本发展的繁荣时期。在自由主义思想的照耀下，银行像野草一样疯长，出现了一大批“野猫银行”。但是，这一时期，美国的主要矛盾，并不直接表现为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矛盾，而是集中于北方工业领域的民族资本与集中于南方农业领域的附庸买办资本（依附于英国金融资本）之间的矛盾，走独立自主的工业化发展道路还是走国际分工的农业化发展道路，成为美国社会政治斗争的主旋律。
南北战争（1861—1865年）解决了独立自主与殖民依附的问题，为美国工业化扫清了经济（自由贸易）、社会（奴隶制）与政治（南方奴隶主阶级依附英国资产阶级）障碍，美国工业化迅速推进。到19世纪70年代，美国就已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以电力的广泛应用、内燃机和新交通工具的创制、新通信手段的发明以及化学工业的建立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在美国进展得如火如荼，工业资本及其意识形态在国民经济与国家意志中占据主导地位，强调用关税保护市场借以保护工业资本成长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与英国鼓吹的自由主义、国际主义在国际上（同时体现在美国国内）形成鲜明对立。这段时期，美国经济上的保护主义与外交上的孤立主义是一致的。
但是，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期的产业并购浪潮（形成垄断资本），使得以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P.Morgan，1837—1913）为代表的金融资本的实力与势力快速提升，在政府权力操控、国家意志、经济发展以及对外交往等一系列政策上，与以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1835—1919）和亨利·福特（Henry Ford，1863—1947）为代表的工业资本的矛盾日益突出。最终，金融资本制造并利用金融危机（“1907年恐慌”），成功地把金融资本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进而把国家力量嬗变为金融资本的力量，其重要标志就是1913年美国联邦储备局成立，货币（美元）发行权由财政部移交给美联储，而美联储实质上是华尔街的代理机构，由此金融资产阶级窃取了美国的货币主权。“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掌握货币的人也就是最有权力和影响力的人”，金融资本再次取得了对工业资本的竞争优势。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大发横财，美国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比翼齐飞，相安无事。战争结束时，美国已经从资本输入国变为资本输出国，从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而且还是世界最大债权国。“大萧条”出现前十年，美国工业生产增长近一倍，美国工业的标志性行业——汽车制造业实际生产量从1919年到1929年增长了255％，汽车数量从1921年的1050万辆增至1929年的2600多万辆，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使用的汽车81％是美国制造的。由此出现了所谓的“柯立芝繁荣”（1923—1929年）。但是，经济繁荣背后潜藏着日益严重的结构失调：金融资本势力扩张导致虚拟经济——股票市场的日益膨胀。金融寡头操纵证券交易，操控舆论，把社会各阶层——汽车司机、小业主、店员、主妇甚至学生——都吸进了证券市场，渐趋疯狂地追逐股票价值上涨，金融泡沫越吹越大。然而，色彩斑斓的肥皂泡终究要破灭，经济学家鼓吹的“永久繁荣时代”在1929年10月23日迎来了终结，股票市场坍塌，犹如拦洪堤坝决口，冲垮了沉浸在泡沫中的各类金融机构，然后席卷了各个经济部门，整个美国经济濒临崩溃。
金融资本、金融寡头是“大危机”的主要肇事者，“大危机”引致“大萧条”，产生“大冲击”，终结了“镀金时期”（gilded age）。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灰头土脸，古典自由主义者身败名裂。代表工业资产阶级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D.Roosevelt，1882—1945，美国第32任总统）上台后，基本上终结了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与自由经济政策，代之以凯恩斯主义与干预经济政策，以霹雳手段打击金融资本（有诸多专家分析，这正是华尔街转向支持纳粹的政治背景）。1933年通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简称GS法案），严格禁止商业银行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尤其是证券承销和自营买卖业务，严禁商业银行和从事证券业务的机构联营或人员相互兼职。罗斯福政府在对金融资本实行抑制与打压的同时，积极鼓励与支持工业资本的发展，把福特其人及其所代表的汽车业树立为美国社会发展乃至国家振兴的典范。“罗斯福新政”为美国工业资本拓展了发展空间，也为美国经济社会迎来新的繁荣，美国开启了一个所谓的“伟大社会”时代。
然而，金融资本与金融寡头不甘心他们的失利，在经济、社会乃至政治、思想等各个相关领域积累能量，等待咸鱼翻身的良机。20世纪70年代，西方世界的普遍滞涨使凯恩斯主义愈发式微，以恢复古典自由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新古典自由主义即新自由主义，以螺旋上升的方式，让自由主义在重构中复辟。1980年，作为金融资产阶级代理人的罗纳德·威尔逊·里根（R.W.Reagan，1911—2004，美国第40任总统）赢得了美国大选。在1981年就职典礼上，里根急切表白：“政府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问题所在。”里根政府的整个施政理念集中体现为“里根经济学”，实际上是以拉弗、费尔德斯坦等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理论。供给学派极力鼓吹“资本优先”，主张国家的收入分配、税收财政政策向资本倾斜，并以刺激资本投资、增加供给的名义，主张降低资本所得的边际税率。里根在位时期实践了新自由主义的减税、去监管、削减政府开支三大标志性政策，削减了食物券、住房补助、教育津贴、医疗救济等一般社会福利的支出，努力使政府变小，把政府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放松监管，增加金融垄断资本的自由。“美国真正开始放松行业监管是在20世纪80年代里根执政期间。从那时放松对交通业的管理法规开始，美国政府对银行、电信、能源和媒体的监管在接下来几十年发生了巨大变化。”
工会是社会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里根政府在削弱政府权力的同时，以铁腕手段镇压工人运动（如1981年对美国职业航空交通管制工会发起罢工运动的镇压），打击、肢解、改造各种有组织的社会力量。由此开启用“铁扫帚”——休克方式——积极推进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先河，巩固金融资本在美国的政治统治。金融资本借助政权力量，全面深入地向经济领域渗透，企业管理由多年来的“企业利润最大化”向“股东利益最大化”转变，由此导致越来越多的企业更像一个金融公司而不是生产实体，企业利润越来越倚重于金融资产运营。例如，在美国几大汽车集团中，汽车金融公司的车贷经营业务早已超过汽车制造业务，成为集团的主要利润来源，通用汽车金融公司的利润近年来一直占通用汽车集团利润总额的50％以上。
美国企业——国民经济的微观基础——纷纷走向金融化，导致国家产业空心化，利润的源泉愈发枯竭，国家债务迅速攀升，财政悬崖日趋逼近。为持续获取利润，金融资本积极推动经济金融化由生产者转向消费者，各类消费信贷层出不穷，家庭金融化的结果是家庭负债迅速攀升，房奴、卡奴纷纷涌现。华尔街金融化不仅通过资产证券化广泛影响了中产阶级，而且通过债务证券化广泛渗透了无产阶级，由此出现了日趋庞大的次级债券产品，最终引爆了2007年次贷危机以及2008年国际金融大危机。次贷危机显然是金融资本惹的祸，社会期待工业资本利用大危机，实现政治轮替的机会。代表民主党角逐总统大位的奥巴马，在竞选时信誓旦旦要严厉惩治华尔街肥猫，力促美国“再工业化”。但是，等到2008年大选获胜后，新总统最终“只是抓住华尔街的衣领摇晃了几下，然后在耳边悄声地说‘就这么干’”。实际上，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资产阶级通过“两边下注”牢牢控制了民主与共和两党，进而控制了美国政治。美国的经济乃至社会和政治被金融资本的逻辑全盘刷新，即金融化渗透到美国的方方面面，美国早已不再是独立战争后那个生机勃勃、奋发向上的美国，美国沉沦了。3．世界范围内的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斗争仍在继续
当今世界霸主美国已被金融资本牢牢控制，工业资本的反击软弱无力，昔日美国的经济活力被窒息，思想文化被钳制，社会两极分化，阶层固化，美国梦断。金融资本不仅控制美国以及另一个曾经的世界霸主英国，而且还要控制更多的国家，进而控制全世界。近几十年来，金融资本凭借其强大的资本实力与特殊的组织形式，挟持英美等国政权以及秉持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世界广大地区保持着对工业资本、社会大众乃至各国政府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试图用金融化的逻辑来刷新世界，努力将固有的“中心—外围”的国际秩序，打造成为“核心—中心—外围”的世界秩序。很显然，在这一世界秩序中，作为“外围”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不改变作为西方发达国家（“中心”）的附庸的同时，而进一步沦落为国际金融资产阶级（“核心”）的奴隶。
然而，金融资产阶级（集团）的如意算盘能否实现，要取决于多重因素。首先，在美英国家内部，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斗争仍在持续。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一次周期性、结构性、系统性危机。危机发生后，金融资本及其政权代理人努力转移风险、转嫁危机，由此引发了华尔街金融机构与一般企业、金融家与普通民众、政府与纳税人之间广泛而深刻的对立，加剧了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的固有矛盾，“再工业化”在美英等“去工业化”国家中形成了一股日趋强大的声势。其次，在欧洲大陆，在东亚，尽管金融资本发动一波又一波的凌厉攻势，但是工业资本仍然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的地盘；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德国，在日本，工业资本由于得到工会等社会力量的支持，迄今依旧保持着对金融资本的竞争优势，金融被局限在为工业等实体经济提供服务的发展空间内。最后，在广大发展中国家，金融资本更多的是外来势力——国际金融资产阶级（集团）的代理资本，民族工业资本十分软弱，但是随着国际金融资本的扩张，主张独立自主的国家主义力量与奉行依附殖民的买办代理力量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在这种斗争中倘若民族工业资本善于搞统一战线，善于动员社会力量与政权健康力量，那么金融资本的扩张（即金融国际化与金融自由化）将因阻力强大而遭受挫折。
近代以来，资本（钱力）—政府（权力）—社会（民力）相互制衡，构成国家治理的“稳定三角”。金融资本企图控制政府与社会，垄断统治世界。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斗争，客观上理应得到政府（权力）以及社会（民力）的支持，因此现在就预言金融资本及金融资产阶级的胜利为时过早。在广泛的资本主义世界，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斗争仍在继续。可以说，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对立统一于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进程，金融化与工业化两条发展道路的斗争是理解当今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关键。金融化必然导致殖民化与附庸化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性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阶段，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掌握最先进金融工具与最强大金融机构的国家——就可以省去“必须干的倒霉事”，“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为了轻松赚取更多的钱，就必须用金融资本的逻辑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格式化，这就是所谓的经济金融化，通过金融游戏，将秩序与规则直接兑换为利润与金钱。1．现代金融的艺术性远大于科学性
金融化是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以及金融业精英对经济运行和经济管理制度的重要性不断提升的过程，是金融资本对实体经济持续渗透、融合与操纵的过程，是金融资产阶级用金融资本的逻辑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格式化的过程。随着经济金融化的推进，“经济活动的重心从产业部门（甚而从诸多正在扩大中的服务业部门）转向金融部门”。约翰·福斯特将金融化定义为资本主义经济重心从生产向金融的长期转变，其转变包括以下一些基本指标：第一，金融利润占总利润比重的不断上升；第二，不断上升的债务/GDP比例；第三，FIREs（即金融、保险与房地产）占国民收入份额不断增长；第四，舶来的和不透明的金融工具的不断扩散；第五，金融泡沫的不断膨胀。
早在17世纪，威尼斯金融家首创泡沫经济骗局，就是把相关资产价格拼命炒高，诱骗当地市场投资者跟风追涨，金融家获利后突然撤资，使泡沫破灭，迫使套牢者恐慌抛售，等相关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后，金融家再杀个回马枪，实施廉价收购。这就是著名的“威尼斯骗局”。后世的各类金融骗人把戏，都可溯源到威尼斯金融家的“垂范”。17世纪30年代荷兰郁金香事件，18世纪20年代英国南海泡沫事件，主要也是金融资本兴风作浪的结果。因此，金融化进而泡沫化不是金融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有金融资本抑或有金融家就会有金融化、泡沫化，只是在金融资本主义下伦敦城、华尔街的银行家将金融化玩到了极致——将一个个主权国家玩于股掌之间，将整个国际经济体系玩到近乎崩溃的边缘。
经济金融化首先损害的是金融资本的宿主——金融资本发育成长的母国。美国资本主义黄金时代孕育成长的福特主义，代表着工业资本，本质上必须形成资本家与工人——谁也离不开谁——的利益共同体，劳资间斗争与合作构成经济社会的主旋律。在这一矛盾相互作用的历史进程中，工业资本的社会责任感（如福特T型车的大获成功）推动企业创造出价值与使用价值，进而推进国民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然而，与工业资本不同的是，生息资本而后金融资本无视乃至蔑视社会责任，过去的银行家以及而今的金融家在经营与投机时并无什么道德羁绊，所谓无德一身轻。英国著名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笔下的“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就是对银行家的一个典型而生动的文学刻画，迄今仍不失现实映射与讽刺意义。著名金融投机大师乔治·索罗斯曾经反复强调：“我决没什么错。人们很难理解这一点，因为我在金融市场进行投机，是按照通行的规则来做的。如果禁止投机，我也不会投机；如果允许投机，那我就会投机。所以我实际上是参与者，一个金融市场的合法参与者。我的行动无所谓道德或不道德，这里没有所谓的道德问题。”实际上，整个经济金融化程序，就是一整套游戏规则（多半以法律的形式体现出来），正是金融资产阶级自己或通过政权代理人制定了这些游戏规则。
这个喜欢哲学思考的金融投机家——索罗斯——对金融有着不同一般的深刻理解，“理性预期理论认为，按照定义，市场总是正确的；但我认为，金融市场几乎总是错误的，只不过在一定的限度内它有自我验证的能力罢了”。很显然，投机大师否定了新自由主义者一贯所鼓吹的市场正确性，实际从根本上否定了金融资本乃至于现代经济学的固有逻辑。建立在一般均衡意义上的竞争机制、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在追涨杀跌的现代金融市场中要么全部失灵，要么成为特例。现代经济学中貌似科学（多年来以“经济科学”称谓）的理论，最终也未能将现代金融（学）打造成一门真正的科学，而是改造成为一门艺术，仿佛一门赌博的艺术、行骗的艺术。最起码，现代金融的艺术性要远大于其科学性。经济金融化就是金融资本试图把整个经济物品（各类商品与服务）变为艺术品，其价值与价格可以严重分离，如今已经分离到十分不靠谱的境地。
现代金融远远背离了传统金融的存在与发展宗旨，即为实体经济服务，为创造价值服务，出现了严重异化，即独立并控制实体经济，罔顾实际价值而直接作用于资产价格，将以钱生钱的游戏发展到极致。现代金融远远背离了金融家与金融学家所宣称的各种积极意义，从所谓服务实体经济、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的工具，蜕变为投机者赌博的工具，成为金融寡头猎杀各类投资者、市场主体的工具，成为金融资产阶级实行新殖民主义统治的工具。2．金融化使美国成为“半殖民地”
从美、英等国的金融化实践来看，经济金融化的结果必然导致一国的国民经济“去工业化”以及产业空心化，整个经济基础愈发脆弱，从而令资本主义危机呈现常态化，从时有发生到随时发生。在时而不时的危机中，美国这个当今不可一世的霸权国家，竟然沦落为国际金融资产阶级（集团）的“半殖民地”。
经济金融化，金融赌场化，赌场社会化。经济金融化导致美国经济日趋泡沫化。依照不同口径计算，美国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的数倍、数十倍甚至数百倍。次贷危机爆发前，美国GDP不到14万亿美元，而各类金融资产最高达到GDP的440倍，美国经济出现严重泡沫化。企业、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日益依赖金融游戏，以钱生钱，投机逐渐取代了投资，成为日益显著的经济活动。金融投机一方面由单一化趋于立体化，如外汇投机就有即期外汇、远期外汇、外汇互换、外汇期货、外汇期权等；另一方面愈发严重的杠杆化，以小搏大、以少搏多的金融赌博掀起一波接一波、一浪高一浪的投机热潮，从而放大了金融市场的波动性。机构与大众几乎都成了赌徒，金融资本主义也由此蜕变为“赌场资本主义”。
产业空心化，经济泡沫化。经济金融化既广且深地改变了美国的经济结构，虚拟经济膨胀，实体经济萎缩。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统计资料，自1950年以来，金融、保险、房地产业在美国GDP中所占份额由1950年的约10％持续上升到1990年的约18％，首次超过制造业，2005年达到约25％，到次贷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更是达到历史高点，约30％。与此同时，实体经济在美国GDP中所占份额不断下降，1950年为61.78％，2007年则为33.99％，其中同期的制造业由27％下降为11.7％。日趋严重的产业空心化使得经济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不断增加。普遍的金融投机以及家庭、企业与政府的过度负债，推动国民经济尤其是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走向“非理性繁荣”，由此制造出一个又一个而且一个比一个更大的经济泡沫，一旦泡沫破灭，经济衰退就不可避免。
中产阶级坍塌，社会两极分化。经济金融化导致国民收入分配愈发有利于金融机构和金融寡头、高层经理。与此同时，随着工会组织的削弱和集体谈判工资合同能力的下降，工人的工资和大众福利不断削减，两极分化日趋严重。自1980年以来，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开始快速扩大。“前10％人群”（对应“资产阶级”）的收入比重从20世纪70年代的30％～35％，上涨到21世纪伊始的45％～50％，提升了15个百分点。在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前10％人群”的收入略超过美国国民收入的50％，而90％人群分享另外不到50％的国民收入。2007年，美国《福布斯》400人的财富几乎等于美国社会最底层50％人群（对应“无产阶级”，大约1.5亿人）的财富总量（1.6万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收入的减少不是均匀的，而是集中于“40％的人群”（对应“中产阶级”），由此导致战后出现的“中产阶级”集体性坍塌。美国社会由橄榄形或纺锤状向“M型”蜕变，贫富对立与阶级对立凸显，“占领华尔街”的社会运动由此生成，社会危机日趋严重。
国家认同危机愈发严重。经济金融化与产业空心化使美国企业生产、居民消费、政府税收等整个国民经济活动越发倚重于金融。金融资本无祖国，而被金融资本逻辑刷新的企业、居民与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对于祖国也日益淡薄与冷漠。企业跨国逃税，富人海外移民，政府官员懒政，司空见惯且愈发严重；国家财政愈发困难，财源枯竭已经成为美国的“国家危机”。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指出，一个语言——英语、一个宗教——基督教、一个民族——盎格鲁为主体的美利坚，是美国得以作为统一国家存续的关键，然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裔的拉美移民的大量进入与繁衍，美国由此产生了文化与种族的多元化，“两个民族、两种文化和两种语言”正日益严重地威胁着美国国家的认同。如今，经济金融化将潜藏在国家中的经济矛盾、社会矛盾、政治矛盾日益上升到种族矛盾（如西班牙裔与黑人的失业率、贫困率明显高于白人），有鉴于此，美国国家认同危机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突出，而且愈发严重。
实际上，千百年来，金融资本一直没有自己的祖国，从威尼斯、热那亚到西班牙、葡萄牙，而后再到荷兰，再进驻英国伦敦城、美国华尔街，所有这些昔日的城邦与后来的民族国家只是它们的宿主，是它们谋求利益的平台与工具。千百年来，金融资本一直在世界各地游荡，哪里有高利润就流向那里，渐进地控制当地的社会与政府，不断壮大自己的实力与势力，形成一个强大的跨国金融资本集团，成为一类超国家的经济体与政治体，由此逐渐碾平世界，掌控着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金融借助于现代资本主义，已经实现了从高利贷商向银行家、从流浪汉到猎杀队的华丽转变，如今实际上已经成为世界的超级统治者。有鉴于此，美国的经济金融化实实在在走上了一条邪路。“今天的美国已从早期民族主义国家蜕变为华尔街金融资本控制的国家，已从一个拥有独立主权和独立自主外交能力的国家，转变为由国际财团控制的半独立甚至具有‘半殖民地’性质的国家”。美国只是国际金融资产阶级（集团）的一个暂且能够供给养分的宿主，一个可以依之碾平世界的工具。一旦美国的养分耗尽，工具的使用价值殆尽，国际金融资产阶级（集团）就像脱去破旧衣服一样抛弃美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早就提供了先例。3．金融化使后进国家成为先进国家的附庸
今日美国俨然成为金融资本的天堂，华尔街的银行家俨然成为立在针尖的天使。工业资本统治下，美国创造了诸多世界辉煌，赢得了世界的尊敬，美国梦风靡天下。金融资本统治下，美国不断丧失过去的荣耀，美国梦断，美国由昔日的资本主义世界灯塔，一举沦落为展示资本主义弊端的橱窗。
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女革命家罗莎·卢森堡认为，资本主义总是以非资本主义存在为前提。剥削掠夺落后地区内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因此殖民主义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然而，到了金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产业空心化，资本丧失了利润的源泉，因此客观上更需要非资本主义的存在。集中于华尔街的国际金融资产阶级（集团）以美国为平台和工具，借助美元（跨国公司）、美军（武装力量）、美谍（情报机构），不断向世界扩张，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变为金融资本盘剥的对象，变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附庸。于是便有了在经济金融化、金融自由化基础上的金融国际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民族独立革命不可阻挡”。于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西方殖民宗主国从旧殖民主义转变为新殖民主义，主要方式有：政治上，在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积极培养代理人；经济上，继续使发展中国家充当原料产地、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即“法律上的政治殖民化”被“事实上的经济殖民化”代替；名义上，政治获得独立，实际上，经济处于依附。“新殖民主义的实质是，在它控制下的国家从理论上说是独立的，而且具有国际主权的一切外表。实际上，它的经济制度、政治政策，都是受外力支配的”。“新殖民主义是以大财团控制名义上取得独立的国家作为基础的”。
新殖民主义一开始用贸易、投资把发展中国家纳入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在该国际分工中，发达国家处于设计、专利、核心制造、营销的“微笑曲线”高端，而发展中国家则处于代工制造（组装贴牌）的“微笑曲线”的低端。随着金融资本在美、英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占据主导地位，在完成国内经济金融化——所谓“去工业化”与“后工业社会”之后，金融垄断资本操控国家政权以及国际组织，以所谓“华盛顿共识”向一个个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施压，以使其金融开放，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资本账户开放与货币自由兑换。
自由主义是工业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现了工业资产阶级（集团）的意志，工业资产阶级借助自由主义（理论与政策），推进国际分工与贸易自由化；新自由主义是金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现了国际金融资产阶级（集团）的意志，金融资产阶级借助新自由主义（理论与政策），推进金融自由化。新殖民主义推销员，“他们手中拿的是计算器而不是枪支；他们穿的是上班时的服装，而不是战斗服装；他们宣传的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福音，而不是传教的福音。新殖民主义者是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首的国际捐赠者，但也包括西方各国大使馆、商业银行和新兴的非政府组织人员。他们并不大事声张，也不使用枪炮，便在发展中国家里扩张了势力，这种势力要比任何武力所达到的大得多和阴险得多”。在新殖民主义推销员推销的一揽子“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中，经济金融化是核心内容，是金融资本主义的主导经济政策。
资本主义以非资本主义存在为前提，西方发达国家骗子恰恰也是以发展中国家傻子的存在为前提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金融化、金融自由化能增进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增长的海妖歌声的诱惑下，相信并接受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便在相关发展中国家落地生根、发芽成长、开花结果。“当发展中国家向全球资本的动物本性敞开胸怀的时候，它们与魔鬼达成了一笔交易。”如此，继发达国家之后，国际金融资本逻辑开始刷新相关发展中国家的理论与政策，金融资本开始渗透相关发展中国家的每一个领域，经济金融化便在世界范围内浩浩荡荡近乎成为一种潮流。西方发达国家“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和经济政策，取消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管理特别是计划管理，洞开国内市场，与西方国家牢牢控制的世界经济接轨，其目的无非是要在发展中国家恢复殖民主义统治，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演变为资本主义，或外围资本主义”。
经济金融化与金融自由化使得经济危机越来越集中于金融危机，而金融危机越来越集中于汇率危机。为应对汇率危机，防范经济与社会动荡，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不得不增加外汇储备。全球1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60％以上是美元，70％以上由发展中国家持有，由此产生日趋严重的对美元、美国金融市场、美国金融机构的依赖——实质是依附，故而落入所谓的“美元陷阱”。经济金融化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牢牢地固定在“核心—中心—外围”的世界秩序中，成为“核心”——国际金融资产阶级（集团）的奴隶，成为华尔街持续盘剥的对象，成为“中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周期性转移风险、转嫁危机的对象，由此落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无论是“美元陷阱”，还是“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都是“新殖民主义陷阱”。持续推进工业化是中国战略抉择
自阶级国家形成以来，国家之间的竞争（白热化体现为战争）一直存在。近代以来，尤其是西方开启资本主义文明以来，民族国家之间竞争日趋激烈，由此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区域与次区域战争更是不计其数。落后国家在国际竞争中通常处于被动挨打地位，因此争取或保持先进性成为国家治理的主要目标。从世界发展史来看，国家先进性就是要实现现代化。就发展中国家而言，实现现代化是毋庸置疑的国家战略，而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在发展的系列硬道理中，工业化是最硬的道理。20世纪80年代后，在参与国际分工的思想指导下，中国的工业化走上了非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近年来，受新自由主义的误导，在工业化远没有完成的情形下，中国打开了城镇化（实乃房地产化）、服务化尤其是金融化的魔瓶，国民经济出现了明显的虚热实冷迹象，中国正面临去工业化危险，面临落入系列陷阱的危险，进而面临经济附庸化危险。1．工业化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
工业化给国民经济带来的不仅是量的增长，还有质的改善。经过工业化，各行各业的生产效率都会有显著提高。“工业化带来的收入潮水可以浮起港湾内所有的船”，著名经济学家、“德国经济民族主义之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对工业化的神奇功效作了鲜明注解，“工厂和制造业是催生国内自由、智慧、艺术与科学、国内外贸易、航海、改善交通、文明以及政治力量的原因，是冲破农业的枷锁使其重获自由并提升其商业地位的手段，它使租金、农业利润和工资大获增长，使土地财产大量增值”。“制造业对国内贸易、国家的文明和实力、国家独立自主地位的维护以及对由此取得的物质财富的能力等方面都有影响。”
在欧洲，英国原本是一个不起眼的蕞尔小国，长期受欧洲大陆强国的欺凌，甚至还有北欧海盗的不时骚扰。有鉴于此，聪明的英国统治阶级励精图治，以发展工业来富强国家。“每一个欧洲大陆国家都是这个岛国的老师，它的每一种工业技术都是向这些国家模仿得来的，它学会了以后就把这些工业建立在自己的国土上，然后在关税制度下加以保护，促使它们发展。威尼斯在玻璃制造技术上（还有其他许多奢侈品制造业）不得不甘拜下风；波斯对于地毯织造与染色的技术终于不得不放弃。”
英国以工业实现富强的同时，全力遏制潜在对手（包括自己的殖民地）发展工业、推进工业化。1815年英国国会议员亨利·布鲁阿姆勋爵公开宣称：“为了将外国工业扼杀在摇篮里，英国工业品出口就是有些损失也是值得的。”另一位国会议员休谟则叫嚷：“大陆工业应趁其蓓蕾之时加以剪除。”英王明令，在北美殖民地区就是一只马蹄钉也不准制造。北美殖民地区的一切工业都垄断在英国手里。
在美国独立之后，英国的著名理论家亚当·斯密和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萨伊都断言，美国“就像波兰一样”，注定应当经营农业。两位理论家认定，“在美国以极低代价可以获得最丰饶的耕地，情况既然是这样，美国人民就生来是被老天指定专门从事农业的。美国人民就能这样老老实实地服从造物主的安排，在这一点上诚然是对他们作了很大的赞扬，事态若果是如此演变，自由贸易原则在这里就可以获得极其圆满的应用，就可以为这些理论家提供一个理想的范例”。“据说像美国这样一个国家，还有着无限广阔的膏腴之地没有开垦，工资又这样高昂，要充分利用国家的物质财富与增加了的人口，再没有比发展农业更好的方法；而且农业有了充分发展，工业到那时自然会跟着兴盛起来，更无须用人为方法督促；如果美国使工业作不自然的发展，不仅将损及久已享有文明的那些国家，而且受害最大的就是美国自己。”可以看出，原宗主国英国对新生美国的发展道路是如何关切。
托马斯·杰斐逊等美国开国元勋们最初听信了英国理论家的自由经济学说以及发展农业的建言，设想美国建国的目标就是一个富足的农业国。的确，建国后三十年的自由经济使美国变得相当富庶繁荣。然而，第二次英美战争（1812—1814年）爆发后，英军很快占领了华盛顿，第一夫人从窗户落荒而逃，总统办公楼被英军放火焚烧，烟熏火燎漆黑一片，事后粉刷成白色，“白宫”由此得名。正是因为有了惨痛的血与火的教训，美国政治精英幡然醒悟，自由经济可以使国家一时富庶繁荣，但是不能强大，无法抵抗强敌入侵。在痛定思痛中，美国毅然决然选择了独立自主的工业立国的道路。“国家建立了工业以后，一切精神力量、政府收入、国防事业的物质和精神手段以及国家独立自主的保证这些方面，都会作等比例的增长。”
工业化不仅能富国强兵，改变国家，而且能根本性地改变并塑造人，即便是一个普通人也能够拥有一个不同于传统的全新的生活。李斯特用乡间地主生活的变化生动地描述了这一变迁，“有些地主以前从农奴悲惨的劳动中获得了些微薄收入，勉强维持一种简陋的乡村生活，他们唯一的乐趣是养马、驯狗和打猎，对这类娱乐的任何干扰就会令他们不满，被认为是对他们这些土地主人的尊严的冒犯；现在，地租（自由劳动的产品）的增加使他们能够在城市里度过他们一年中的一段时光。在城市里，通过观看戏剧、欣赏音乐、接受艺术熏陶和读书看报，他们因此变得风度优雅；通过同艺术家和博学人士的交往，他们学会了推崇智慧和才能。他们从猎人变成了雅士”。工业化更深刻地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合成——社会，一个社会是否经历过成功的工业化，有着质的差异。“在纯农业国家，人们普遍心灵麻木、肢体笨拙，顽固地坚持旧观念、旧习俗、旧方法，缺乏文化、繁荣和自由；与此相反，在制造业和商业国家，处处充满着不断追求身心满足、不断赶超和不断追求自由的精神。”2．中国的工业化仍未完成
多年来，在“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思想指导下，从中央到地方，从沿海到内陆，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迅速把GDP搞上去。当然，不容否认，在“唯GDP主义”下，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GDP达到世界第二，美国建国后用了100多年，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也用了100多年，新中国只用了60年的时间就坐二望一。如今，世界都在关注中国赶超美国的时点。华尔街机构高盛起先认为是2027年，后来修正到2019年或2016年。2014年4月30日，世界银行更新数据，认为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由于存在很多重复建设，产品低端同质恶性竞争，国内外市场需求很快就一个接一个趋于饱和，由此导致产能严重过剩。有鉴于中国GDP的快速提升以及产能严重过剩，一些学者专家得出结论，中国的工业化已经完成，未来面临的主要任务是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服务经济，尤其是着力于城镇化与金融化。
工业化国家、工业化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尺度，就是时间、效率概念。英国人常说，“时间就是金钱”，“争取时间就是争取利润，丧失时间就是丧失资财。工业家尽可能地利用时间的这种热情会逐渐传给农民”。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嫁接苏联的工业化，由于多种条件限制，仅集中于少数“发达”地区以及少数“中心”城市。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承接国际（实乃西方）分工，中国引进的工业化集中于沿海地区。由于主客观原因，中国工业化的指导方针有失偏颇，时间延续不够长，地域展开不够广，行业推进不够深入，定价权与关键技术掌握在国际资本手中。有失偏颇的工业化，导致东部与中西部、城市与乡村、社会精英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发展严重失衡，形成诸多被工业化遗忘的大片土地、被传统尘封的大片人群，其重要特征就是，时间观念淡薄，工作效率低下，敷衍塞责，慵懒散慢。因此，依照“时间”所指示的标准：中国的工业化仍在路上。
历史上，英国、美国与日本都曾因为成功的工业化而形成强大的制造能力，先后扮演了“世界工厂”的角色，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各色产品、各种机器与各类设备，成为“全球经济和贸易的核心国”。
英国首开工业革命先河并于19世纪中期成为“世界工厂”。当时，英国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2％，但是其工业产值却占世界总产值的30％～40％，对外贸易占世界总贸易额的20％～25％，而且全世界1/3以上的商船都悬挂着英国的国旗。英国创立了以蒸汽机为动力、分工合作与规模生产相结合的近代工厂，成为国际分工的高地，以及全球的制造中心、经济中心、财富集散中心。
美国也是通过推进新一轮工业革命而成为“世界工厂”的。1928年美国的工业生产份额占世界的39％，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份额继续增加，直至占据世界工业生产的半壁江山。从耐克运动鞋到波音飞机，标准化的“美国制造”包罗万象。与先驱者英国不同的是，美国是用一系列知名品牌来巩固自己的“世界工厂”地位的。作为后起之秀，美国创立了“泰勒模式”与“福特流水生产线”，为现代工厂奠定了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通过实施“重化学工业化”和“加工贸易立国”（1955—1974年）、“技术立国”（1975—1990年），迅速积累起庞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在国际分工中异军突起。电器、汽车、机床、机械等诸多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跃居世界第一。无数个超越使日本成为了新兴的“世界工厂”。日本不仅实现了企业生产方式的革命（如“精益生产”与“丰田模式”），而且实现了资本主义组织方式的革命，即所谓“日本式经营”（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内工会），为工业经济与工业文明作出了杰出贡献。
由英国、美国、日本的成功工业化的硬指标来看，倘若中国完成了工业化，中国为世界贡献了什么？是富士康的“军事化管理”？小米手机真假难辨的模仿？是用廉价资源、廉价环境、廉价货币、廉价劳力制造出廉价商品的比较优势？我们不用妄自菲薄，但是也不能狂妄自大，我们应当老老实实承认，中国还没有完成工业化。3．正确认识当今世界的主题
多年来，我们一直认定是我们处在“和平与发展”时代，即“和平与发展”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然而小平同志曾说，“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很显然，国际两大问题和时代两大主题是两码事。由此，“两大主题”表述对中国的战略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和平并不必然保障发展。多年来，和平保发展，发展促和平，和平与发展相辅相成，似乎成为一种“常识”。但是，这种常识并没有得到历史的一贯证实。从欧洲旧大陆与美洲新大陆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来看，和平往往是发展停滞乃至倒退的温床。
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世界开启了大航海时代，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与西班牙利用地理与先发优势，取得了发展与发财先机，成为西欧强国。后起之秀的英国于1588年击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后，实力迅速提升，野心不断膨胀，而后与“海上马车夫”的荷兰争夺欧洲霸权。几乎整个17世纪，因觊觎葡、西、荷三国的财富与殖民地，英国不断挑起战争。1703年，英国驻葡萄牙公使约翰·麦修恩说服葡萄牙政府，缔结和约（后称《麦修恩条约》）。和约签署生效后，英国工业品迅疾泛滥于葡萄牙市场，葡萄牙工业遭遇灭顶之灾，出现了“突然而彻底的崩溃”。1713年，英国如法炮制，与西班牙签订了《阿西安托条约》，英西关系修好，然而“西班牙好不容易有了生机的工业很快就萎缩了”。
在法国，“本国工业、自由的国内贸易、对外贸易、渔业、海运业和海军，总之凡是一个富强国家应有的一切特征，在一个伟大的天才的手里，就像用魔杖一挥那样，在短短数年之间就色色俱备”。但是，1786年，英国与法国签订了《伊甸条约》，法国的制酒商所获甚微，而法国工业家濒于破产。“这个条约所造成的不利于法国的毁灭性结果，与《麦修恩条约》给葡萄牙所造成的后果丝毫没有两样”，“由科尔伯特开启的全盛的法国工业几年之间便一败涂地，已经受到摧残的工业要想用整整一个世代的时间使它恢复却不那样容易”。今天，我们看到的作为世界工业强国的德国与法国，其工业化进程大大得益于“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这个措施虽然备受亚当·斯密最出名的高足萨伊先生的抨击，斥之为祸殃，却使德国和法国的工业史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受该封锁政策之赐，德国工业初次获得了重大发展。法国大革命的骚动与拿破仑时代不断的战争，对法国工业繁荣当然不会有利，况且在这个时期法国丧失了大部分海外贸易，失去了一切殖民地，尽管如此，法国的工业，只是由于对本国市场的得以独占，由于封建束缚势力的消除，在帝国时期比之在革命以前的旧制度下却获得了较大发展。在德国以及在大陆封锁范国内的一切国家，情况也是这样。
美国历史更加反复与充分说明，和平并非总是发展的保障与促进要素，有时反而是发展停滞乃至倒退的温床。英国国王曾经明令，在北美殖民地连一只马蹄钉也不准制造。一切工业都垄断在英国手里。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一切需要就得取给于自己的物资，于是各种各样的工业受到了极大鼓励，在这种情况下，农业也受到了极大的鼓励”。但是，“在巴黎和议之后，由于各州在制度组织上的欠缺，无法实施统一的商业制度，结果英国工业品又乘虚而入，自由畅销，美国新成立的工业，这时羽翼未丰，还无力抵抗这种竞争，于是在战时一度繁荣的气象又成过去，它的消逝比它兴起时还要快得多”。如果不是由于1812年对英国宣战而实行禁运，那么毫无疑问，美国的工业面对英国的竞争，将完全崩溃。根特和议后，1816年美国国会决定大幅降低进口关税，于是英国的商品又如潮水般涌入，结果在1786—1789年出现的工业崩溃、农产品滞销、地产价格低落等现象又重新出现。“这个国家再度在战争时期享受到了和平时期的幸福以后，却再度在和平时期遭受到了比在最残酷战争中还要大的灾害”。美国“对英国的战争，两度被迫对于所需物品不得不自己动手在国内制造，然后在和约成立以后，由于外商的自由竞争，已成立的工业又两度濒于毁灭”。
有鉴于此，我们应全面、全新理解“和平”：和平并不必然保障发展，和平并非是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平有时很可能带来停滞与倒退。
发展也并不必然带来国家富强。“发展是硬道理”，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但是，这一几乎成为真理的表述，显然没有得到世界发展史的有力支撑。世界发展史很清晰地表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国家富强。发展的结果可能是财富的积累，也可能是生产力的提高，而只有生产力的提高才能使国家富有而强大。发展的不同结果主要取决于发展的不同路径，过去是农业化、商业化与工业化之争，今天则是金融化与工业化之争。金融化当然能使国家获得发展，因为通过金融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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