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施原
出版社：现代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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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以哲之死：东北军参与西安事变始末：全两册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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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第一章 通往陕北“红都”之路
第二章 鏖战陕北高原，东北军连战皆北
“围剿”与反“围剿”，东北军、红军会战黄土高坡
水土不服，首败劳山之战
东北军再败榆林桥
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刘志丹获救
王以哲、董英斌又败直罗镇
第三章 在洛川与肤施进行的秘密谈判
客从远方来
高福源荣归
洛川会晤
红军秘密通道
信使董健吾
肤施会谈
第四章 “《活路》事件”与
瓦窑堡之让
“《活路》事件”
瓦窑堡之让“艳晚事件”
少壮派与元老派
第五章 洛阳“避寿”与山城堡之战
陕甘宁红军大会师
苗剑秋发威王曲军官训练团
蒋介石“避寿”洛阳
山城堡之战
第六章 华清池的枪声Ⅰ
“哭谏”：要抗日，不要“攘外安内”
一场虚惊
“命令你去把蒋委员长请进城来，要抓活的”
第七章 华清池的枪声Ⅱ
一红一绿的两颗信号弹
西京招待所
抱头鼠窜的大小特务
华清池的枪声（根据王玉瓒等人回忆）
华清池的枪声（根据孙铭九的回忆）
第八章 背叛
老婆当家的黄旅长
大意失潼关
闯潼关的各路英雄好汉
返回总目录事件就发生在中华全民族实现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前夕。
1937年2月2日上午，古城西安寒风凛冽，阴霾深沉，大街上戒备森严，武装士兵穿行如梭。忽然，城中不显眼的粉巷胡同内响起一阵沉闷的枪声，卧病在床的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中将身中九弹，倒在血泊中，时年四十二岁。
像是历史夜空上的一抹流星，瞬间化为烟尘，消失了。
这天，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二二兵变”，王以哲将军死了。五十天前借“双十二”西安事变而荣登中国现代史明星舞台的东北军和西北军，也在顷刻间因之分崩离析。第一章通往陕北“红都”之路
1936年11月4日，此时正是陕北的初冬时节。洛川以北黄土高坡上，一队戴着灰军帽、穿着灰色军大衣的骑兵冒着凛冽的寒风急急地赶路。马群奔腾，干燥的黄泥道上扬起滚滚沙尘。风沙弥漫，使人难以辨别骑兵队中的每个人。但是，从服装的新旧和颜色来看，其中有一位骑兵战士较为醒目：与其他的彪形大汉不同，这位身着新军装的战士身材较矮小，浑身整洁干净，脑后的军帽下檐似乎还露出半圈短发。像是害怕掉下马似的，这小个子骑兵紧紧地勒着缰绳，全身机械而拘谨地压在马鞍上！
这小个子兵莫非是个女的？
的确，不出旁观者的猜测，她果然是个女的。她不是别人，正是上海滩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的女作家丁玲！仔细看，紧跟在她身后的，还有一个女的，显然是来全程陪伴她的女伴。其实这队骑兵此行就是来护送她的。
此刻，迎面吹来强烈的北风，像是要把她从马背上刮走似的！她更贴低了身子：千万不能从马上掉下来啊！这可是她第一次骑马，第一次行走在黄土高原沟谷间这条崎岖不平的公路上！
丁玲是9月中旬从上海出发的，先是由中共地下党员、作家聂绀弩陪同到达西安。当月先后到达西安的还有丁玲的朋友史沫特莱等人。张学良的副官刘鼎和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的副官刘向三、少校秘书孙达生分别接待和安置了她们。刘鼎、孙达生原本是丁玲在上海的熟人和同志。在西安，丁玲先扮成德国牙科医学博士赫伯特·温奇的女佣，住进西安市七贤庄1号。此前七贤庄1号只是一处平常的地址，但第二年，就变成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了。丁玲在此度过了一个月的时间。出发前她还住过安居巷17号“六国饭店”。“六国饭店”其实就是第六十七军西安留守处，用来解决后勤供应和军官来往接待的。王以哲的副官王政在此经营和安家，那里的面上事务归其夫人于文英张罗。其时，北平和上海各有一家“六国饭店”。北平那家是洋人开的，是下野军阀及落败政客归隐的地方。他们表面上躲在那儿搓麻将，消磨时光，实则是窥测风向，盼有朝一日东山再起。三年前，湖南军阀张敬尧暴毙，引起了世人对那家饭店的注意。上海的赌枭朱顺林也开了一家“六国饭店”，不用说，那是大赌场。所以东北军的军官在西安开的“六国饭店”，往往会给人相同的感觉：那是军官休假、搓麻将、推牌九、消磨时光的去处。但此处玄机暗伏：陕北红军代表钱之光、刘向三在西安的地下交通机关也设在此。中央红军代表叶剑英、彭雪枫、朱理治也曾一度在此暂住，后来叶剑英被张学良接到金家巷张公馆去住。
第六十七军在西安还有一个驻西安办事处，由王以哲的亲信副官宋学礼负责。从中共上海中央局或天津的北方局给红军采购的东西到达西安，都由宋学礼以第六十七军后勤名义运至洛川，让红军来领取；很多中共的干部如刘向三、孙达生等就隐蔽在这家办事处内；从各地经西安到苏区去的人员，如不久前上海来的埃德加·斯诺和马海德等，以及中共干部董健吾、涂作潮等同志，也由副官宋学礼掩护着进进出出。甚至，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邓发等，也是经过这里转道新疆去了苏联。
史沫特莱是宋庆龄的英文秘书，她被张学良的副官刘鼎安排在西安城东临潼的华清池疗养，等待时机前往陕北苏区采访红军。一年前，中共中央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中央特科二科副科长阚尊民在中共地下党同志的掩护下，以“周教授”身份进入路易·艾黎家避难。路易·艾黎是宋庆龄与史沫特莱的亲密朋友，史沫特莱因此与“周教授”相识。宋庆龄知道“周教授”的背景后就将他推荐给了张学良。1936年初春，“周教授”化名为刘鼎，来到西安当了张学良的副官。史沫特莱此行正是应刘鼎邀请而来的，只有知情者才知道刘鼎就是阚尊民。
11月1日，丁玲决定去苏区，由王以哲的副官刘向三和五个随从同车护送出西安城，向黄土高原进发。第一天，一部汽车把她们一路送到耀县过夜。第二天继续靠汽车赶路到达洛川。那时，洛川是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的“剿匪前敌司令部”所在地。洛川不是她此行的目的地，她们还得继续赶路，路程还很长。于是，她们决定在洛川休息一天。不论是在耀县还是在洛川，丁玲都按规定待在屋内不出门。她们在等待下一站接送队伍，这支队伍就是由一位红军骑兵连长率领且穿着清一色灰布东北军军衣的小队骑兵。她们面临一段长达一百多里的公路，必须骑马通过。她们走完公路后，还要经过一段更长的崎岖绵延的山路，深深地穿进陕北的黄土高坡，最后才能到达陕北“红都”保安。
在洛川，丁玲把头发剪短了，戴了东北军军帽，穿了东北军军衣。晚上她还和同行的女伴一道，以土坑为马背，练习着骑马的技术要领，跳上跳下，咯咯地笑个不停。她们怕被人笑话：连马都不会骑，还要到陕北去！
第二天一早，迎接她们的红军骑兵和运送行李的民工就来了，他们总共十来个人。这支队伍先骑了两天马，然后改乘毛驴。他们翻山越岭走了八九天之后，也就是1936年11月10日这天，才到达陕北苏维埃政权的“红都”保安。保安就是保安，而不是后来人想象的延安。原本陕北苏维埃“红都”在瓦窑堡，前不久，因形势不利，红军主动把瓦窑堡转让给东北军而搬迁到保安。保安如今改名为志丹，以纪念陕北苏维埃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那时延安叫肤施。肤施当时是东北军的占领区。西安事变之后，为反击南京“中央军”的进攻，东北军和西北军放弃包含肤施在内的整个陕北而南下西安，中央红军于1936年12月21日乘机进驻肤施，并南下到渭河平原，增援张学良和杨虎城。从此延安大名取代肤施被叫响，延安成了陕北“红都”！
此时的“红都”保安是个山谷间的小镇，总共不过六百户居民。虽说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但并非所有的机关都设在镇上，更不是所有的领导都住那里。除驻守红军和董必武领导的中央党校在保安镇外，其他多数领导和红军干部还是分散住在保安周边的各山坡窑洞内。
保安正面的山坡上有一排相连的窑洞，有半里多长，那是中共中央办公地点，是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这些领导人办公和开会用的窑洞，他们有时也在那窑洞内熬夜不回家。
丁玲刚一到达，就被热情的人们迎进了一间当地最大、最好的窑洞，那就是“红都”的“外交部”！
所谓外交部，其实就是李克农为局长的中共西北（中央）联络局。从李克农的身份，大家一定可以猜着中央联络局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当然，其一切是围绕着“统一战线”这项使命的。工作重点是面对红军正面的二十多万东北军和西北军进行“联络”，争取他们站在红军一边进行反蒋！其实，读者会发现，本书涉及的内容与这有一定的关联。
联络局说起来是主持统战工作的，说它是“外交部”，也缘于这“联络”二字。既然是“联络”，那就是“打进去，拉出来”：既要派干部打入敌后，也要迎接敌方重要人物到自己一边来，从而它也负有迎来送往的职责。这样一来，联络局也要管进出根据地的中央外派干部及从白区来的同志。
其实，就在前几天，就在这“外交部”窑洞，一位国际友人刚刚被送走，他就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原本在大上海广慈医院从医的乔治·海德姆（马德海）医生与斯诺同来，但他留在陕北没走，成为陕甘宁苏区的一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6月，他们由宋庆龄安排，走一条与丁玲相同的进陕北“红都”的朝圣之路。斯诺经过四个月的辛勤劳作，遍采中共领导人后满载而归。他的采访资料写成《红星照耀中国》（中译版《西行漫记》）传遍世界，使他一举成名，更让全世界第一次得知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和共产党人。想到这将是一部人类史上最难得且最丰富多彩的史诗，就不能不说，这是陕甘宁苏区“外交部”的一项丰功伟绩！
左联作家丁玲是在敌后工作的同志，又是第一位来自大上海的女作家，中央联络局理应隆重欢迎。其实，不仅是中央联络局，整个党中央都重视这件事。这里早已准备了一个茶话会来隆重欢迎她。
丁玲一到会场，就看见周恩来坐在窑洞的门槛上。周恩来马上站起来说：“欢迎你，欢迎你！”此后，丁玲注意到，整个招待会进行过程中，周恩来都坐在门槛上！
茶话会过程中，军委主席毛泽东来了。他一进窑洞门就问：“我们的女作家在哪儿呢？”
1924年，毛主席和杨开慧在上海的甲秀里住过，杨开慧还是丁玲在周南女中的同学，同住甲秀里的还有李隆郅夫人李一纯，李一纯也是杨开慧、丁玲在周南女中的同学，甲秀里楼上的向警予是丁玲的九姨，更有英年早逝的王剑虹！毛主席亲眼看到恩爱夫妻瞿秋白与王剑虹生离死别的最后一刻。而丁玲正是王剑虹在中学和上海大学最亲密的朋友，也是瞿秋白与王剑虹的红娘。或许丁玲不想当“电灯泡”，她在瞿秋白与王剑虹结婚之际，离开了上海。当年任党中央秘书的毛润芝晚来一步，因此没在上海与丁玲会面，只闻其名而未曾见面。
丁玲见到来人个子很高，气度不凡，而且一口很纯正的湖南话，知道这就是毛泽东，于是迎了过去，两人双手紧握。“丁玲同志，我们欢迎你！”
尽管丁玲是首次来到这里，而且距她生活过的上海城有千里之遥，但此刻的她只有一个感觉：到家了，真的到家了！
茶话会结束后，她转到毛主席办公的窑洞里，谈了很多，谈到很晚。
几天后，毛主席问丁玲还想做点什么。
她说：“我想当红军，上前线去，看看打仗。”
他沉思了一阵：“还来得及，还赶得上最后一个仗。明天有队伍上前线去，你就跟着杨尚昆主任他们走吧！”
就这样，丁玲跟着工农红军前线政治部出发，上了前线。这最后一仗，也就是随后发生的山城堡战役。1937年1月29日，她在《新中华报·副刊》二版上刊发了随笔《记左权同志谈山城堡战斗》一文。山城堡战役也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组成，我们随后将做深入讨论。
1937年年初，丁玲在陇东前线收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原来是毛主席看了丁玲的文章后，勾起了不尽的回想，挥笔写下《临江仙·给丁玲同志》一词，用军事电报拍发给前方的丁玲，词曰：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武俊平：《毛泽东诗词品读》，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
才女丁玲当红军上前线看看打仗的愿望实现了，她的故事到此就说完了。当然她阅历丰富，故事说也说不完，但不是本书继续叙述的范围。她虽也被领导人誉为“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但她那“武将军”也并非本书将要叙述的那些悲情将军。她的故事远不是我们将在以下要展开的全部故事。本书不过借用她和斯诺等许多人通过的西安—洛川—甘泉—肤施—保安那一条穿越东北军防地的朝圣之路，而引出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之间的许多故事。第二章鏖战陕北高原，东北军连战皆北“围剿”与反“围剿”，东北军、红军会战黄土高坡
20世纪60年代，一条“胡志明小道”扬名世界。当时，南越民族解放阵线（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of South Vietnam，简称“越民阵”，实际就是越共）遭南越政府军和美军海、陆、空的立体封锁。“胡志明小道”就是“越民阵”通过北越、老挝及南越、柬埔寨边界，穿越巴特寮和“红色高棉”的根据地而与社会主义阵营连在一起的一条重要通道。通过“胡志明小道”，“越民阵”打破封锁，得到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全力支持，从而赢得越南战争。
1936年，中国陕北苏维埃根据地也有一条秘密通道联结外部世界，那就是纵贯陕北黄土高原的保安—肤施（延安）—甘泉—洛川—西安的红色通道。与“胡志明小道”相同的是，两条道路都成功地打破敌对势力对共产党根据地的封锁。不同的是，“胡志明小道”经过的巴特寮和“红色高棉”地面，也是兄弟国家共产党的根据地。保安—西安的红色通道则是红军穿越东北军王以哲的地面，而东北军与红军原本是杀红了眼的敌对双方。显然，能开通这条秘密红色道路，是一场化敌为友的努力奋斗的结果。这种奋斗，就是采用中共党史上所说的统一战线策略。统一战线是一场包罗广泛的斗争，它包含震天动地的战场厮杀，更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有人从“没有硝烟的战争”的字眼联想到情报战或谍战。其实，枪炮的战争与情报战、谍战，都仅是其中一部分，统一战线策略更重要的是充分贯彻党的政策，大打攻心战：在宣传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充分摸透对方的处境，掌握对方的意欲，对症下药，做到以诚服人、以理服人，最后达到化敌为友的目的。统一战线，真是顶上功夫！陕北苏维埃红军运用统一战线策略，成功争取到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然后进一步联络到东北军张学良和西北军杨虎城，从而开通了这条秘密红色通道。陕北苏维埃的成功并非到此为止，既然中共苏维埃的统一战线团结了东北军、西北军，则必又进一步造成并加剧他们与蒋介石政权的矛盾。由于这种矛盾的深化，一起震惊世界的重大事变戏剧性地发生了，那就是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个人与中共原本没有矛盾。他早就认识了不少中共党员朋友，更不用说，他军队中下层官兵中就有一些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就连身边的副官参谋也有好几个中共党员。甚至在三年前，他的六十七军还在河北时，就组建过一支共产党领导的特务大队。当然，东北军本质上只是一支军阀的部队。当兵吃饷是绝大多数官兵的习惯性思维，他们必须接受国民党政府的命令，参与“围剿”当时遍布中国山区农村的苏维埃政权和红军。王以哲的六十七军也就因此卷入了“围剿”红军的战争，而且他的对手就是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
1933年，从抗日战场退出来的王以哲的六十七军被调到河南驻马店、信阳，开始了“围剿”红军的战争，“围剿”的对象是大别山区的苏维埃鄂豫皖边区。当时，张国焘已率主力红军长征到四川，留守根据地的就是红二十五军。就这样，王以哲的六十七军与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成了“围剿”与反“围剿”的冤家对头！
1935年，红二十五军也开始长征，转战到秦岭南麓的商洛地区建立鄂豫陕根据地。六十七军尾随过去。这年9月，三千人规模的红二十五军撤出鄂豫陕边区，甩开王以哲，北上陕甘边区找刘志丹和陕北红军，最后与之会合。9月18日，延川县永坪镇举行两支红军会师庆典，由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与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组成红十五军团，总兵力达七千人。原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任军团长和军团政委，原中共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及红二十六军军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红二十五军参谋长戴季英没有进入红十五军团，而改任新组建的西北保卫局局长。这西北保卫局就是陕甘晋省委的伴随机构。
小说《水浒传》中提到梁山频繁发生排座次的事件。英雄好汉往往在排座次问题上表现得十分谦让大度。但革命大会师是革命行动，不能与江湖人物的聚义相提并论。革命组织的人事安排必须由党组织指导。其程序是：先由上级委派的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三人宣布成立“中央代表团”，然后由“中央代表团”提名候选人。会师庆典前一天，9月17日，永坪镇红军干部学校的教室里，由“中央代表团”主持，北方局代表、鄂豫皖省委、陕甘晋省委、红二十五军、西北军委等一起召开联席会议。会上以批判右倾为旗帜，撤销了刘志丹的中共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改由聂洪钧接任，并宣布了红十五军团领导成员的名单。
这“中央代表团”的成员中，程子华是长征前夕派到红二十五军任政委的，无须多说。聂洪钧原先在上海中央局工作，9月刚从天津“空降”到陕北。这些人中，朱理治同志是最早从华北局“空降”来的领导干部。他到达陕西的时间是1935年7月，也就是在永坪会师两个月前。朱理治原是共青团江苏省书记，也是先从上海中央局调到北方局，然后以北方局代表的名义到陕北指导根据地“肃反”工作。红二十五军进入刘志丹的根据地保安县豹子川后，也就是1935年9月7日，朱理治、郭洪涛、聂洪钧等同志把陕北、陕甘两边区特委改为陕甘晋省委。就此，陕甘晋省委正式设进陕北根据地。
红军永坪会师大庆典后不到一个月，陕甘晋省委和西北保卫局就在陕北根据地掀起一波巨大的政治风浪，即“肃反”运动，后果相当严重。但就在此时，王以哲率领的六十七军又跟过来了，形势更加严重，我们把这“肃反”的话题押后再做讨论。
六十七军本来就是东北军的劲旅，人员充足，装备精良，拥有刘翰东的一○七师、何立中的一一○师、吴克仁的一一七师及周福成的一二九师。随后，王以哲部又补充了何多筌率领的独立第一○五师。这独立第一○五师拥有的三个旅，每个旅的编制与一个师没有差异。独立一○五师事实就是一个军！王以哲接到西北“剿总”的追击令，就率部从陕南向陕北进发。一路上，杨虎城的西北军第十七路军向他移交洛川、鄜县（曾合并于洛川，今富县）、甘泉和肤施等县城。由于陕北红军采取坚壁清野、诱敌深入的方针，六十七军的一○七师、一一○师、一二九师三个师沿途没有遇到抵抗便长驱直入。六十七军军部及吴克仁的一一七师驻洛川，刘翰东的一○七师驻守鄜县，王以哲亲率一一○师、一二九师两师进驻肤施。六十七军一路顺风，成功挺进陕北。战报传来，西北“剿总”大喜，任命王以哲为第一路军总指挥，催促他继续向北进攻。东北军进军陕北，标志着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开始。
红二十五军和六十七军离开陕南后，“中央军”的陈继承出任豫鄂陕边区绥靖主任，继续“清剿”当地游击队。此时，中央红军突破了腊子口天险，继续向陇东高原和陕北挺进，要与陕北红军会师。西北“剿总”任命骑兵军军长何柱国为第二路军总指挥，尾随红军进入甘肃、宁夏、陕西边界地带。水土不服，首败劳山之战
我们提过，红十五军团由刘志丹的陕北红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及来自大别山的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合并而来。它改编后包含第七十五师、第七十八师、第八十一师三个师。红七十五师是原红二十五军，集中了全军最精良的装备，而留给原陕北的红七十八师、红八十一师装备略逊，但他们依然有自己的优势。红七十八师、红八十一师就是原来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这两军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军队，熟悉这里的自然环境，又能与本地老百姓打成一片。这使红军相对国民党东北军来说，有天时、地利及人和的优势。
因此，远道而来的王以哲的六十七军马上就出现了诸多问题，他遇到麻烦了。
他乡异俗容易使军队产生水土不服，长驱直入便有了后顾之忧！
深入黄土高原腹地的王以哲的六十七军依赖从洛川、鄜县、甘泉和肤施的山间公路线提供后勤给养，这条公路成了东北军的生命线。为保持这条生命线，六十七军沿线排成一条长蛇阵。殊不知，这长蛇阵两边均是红军游击队出没活动的区域，而长蛇阵中部的任何一点都是薄弱点，红军可以随时在公路的任何地点集中优势兵力发动突然袭击，切断交通。任何这类袭击都会令东北军第六十七军损失惨重！
红军当然也有麻烦。那就是陕北贫瘠寒苦，物资极其紧缺。在此情况下，会师增加了红军数量，生活就必定会出现困难。尤其是此时已是秋冬时节，主力红七十五师又来自南方，没有御寒过冬的棉衣。好在扎根本地的红军眼线多，消息灵通，情报来源广泛，加上原红二十五军过去与六十七军作战时，优待俘虏，常把俘虏教育感化后释放回去，这自然在东北军内部自动潜伏了地下工作者。这种地下工作者也能向红军提供情报。这些情报对红军来说都非常有用。红军可以借此对国民党政府军发起突然袭击，夺取粮食和物资装备，达到自己养活自己的目标。
就在红十五军团成立的第三天，消息来了：深入肤施的敌六十七军一一○师、一二九两师急需的棉衣、装备，正从西安起运，发往肤施。这条运输线中有个薄弱点，那就是肤施与洛川之间的甘泉县。甘泉县路段崎岖险要，东北军防御单薄而周边却正是红军穿梭活跃的区域。运送军需的车队又非经过甘泉县不可。还要知道：东北军的这批军需物资是他们急需的，更是红十五军团迫切需要的。冬季即将来临，从南方初到陕北的红十五军团七十五师正愁无法解决冬装！如何过冬的问题，对他们来说尤为急迫。但红十五军团想要夺取这批物资，就必定面临如何攻克甘泉城及如何打败援军的问题。
听到军需和设备在运输途中，王以哲立即派周福成的一二九师第六八五团从肤施南下，以图接下车辆和物资，然后押运到肤施。考虑到第六八五团在途中还可能遭受多重拦劫，他又计划派重兵增援。
在肤施与甘泉之间交通线上长长的一字长蛇阵要如何操作，才能防备红军，确保交通安全呢？王以哲费尽心机！而红军更有周密的安排。
针对王以哲长蛇阵存在的问题，红十五军团制定了作战方案：拦腰斩断，围点打援！那就是用一部分兵力将首先到达甘泉城的六八五团实施包围，并大造声势发起佯攻。试猜测：东北军六八五团任务就是保护物资的，必是死守甘泉而不敢出击，更不敢冒险上路突击运送物资。所以红十五军团用来围攻甘泉的兵力不用太多，只要虚张声势拖住敌军就行，而集中全部红军主力在公路的险要地段伺机伏击援军。
9月21日，红十五军团从延川县永坪镇秘密出发，23日悄然到达甘泉西北的王家坪地区待命。
9月28日，得知东北军六八五团接应运输车队到达甘泉后，原红八十一师一部和地方武装果然出其不意地包围了甘泉县城，虚张声势发动进攻。红八十一师二四一团则在城北白土坡设埋伏，既防东北军六八五团出城突围，又打击肤施方向来的援军。
果然，遭遇红军大造声势的佯攻之后，甘泉守军就紧急呼救，要求增援。王以哲接到甘泉求援后十分着急：甘泉被围，鄜县至肤施间的交通就中断了，沿途分布的部队就有被各个击破的危险。于是他立即派何立中率领一一○师三个团去甘泉解围，自己南返洛川进行部署，以确保洛川与肤施间的通道。
红十五军团指挥部得到王以哲派出援军沿公路南来的情报后，马上开会研究。研究的问题就集中在：肤施到甘泉之间的公路线很长，红军如何选择伏击地点。
被红军称为“活地图”的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刘志丹，提出一个伏击援军的理想地点：连绵不断的大劳山和小劳山。甘泉县城北的大、小劳山地区，群山连绵、树木茂密，易于红军隐蔽埋伏。同时通往肤施的公路穿越其间，两边地势险要，给伏击一方提供了必胜的机会，一旦援军落入伏击圈，只能被动挨打，很难突围。
10月1日晨，何立中的一一○师奉命从肤施出发南下。行至三十里铺时，何师长知道此处的九燕山（又名湫沿山）地势险要，为确保后路的安全，他留下李东坡的六三○团在该地守备警戒。何师长亲自率师部及余下的两个团直奔甘泉。眼看自己顺利通过山高路隘、林木茂密的九燕山后，全师上下都以为险要地带已过，不觉放下心来继续前进。14时许，疏于防范的何立中和他的一一○师到达大劳山西南的公路段，立刻遭到预先在此处埋伏的红军四面夹击。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与红十五军中的红七十五师是内战三年的老对手，双方几乎是彼此喊得出对方团营以上的军官名字，在此次冤家路窄之际，一场血腥的绞杀在所难免。
常言道：“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埋伏在两边山坡上红军的多位神枪手瞄准了马匹上的最高指挥官——师长何立中！一阵枪响，何立中翻身落马。随着猛烈的枪声四面响起，东北军顿时大乱。没多久，在小劳山村和榆树沟口挣扎的一一○师两个团被红军分割成多个互相孤立的部分。六二九团团长杨德新指挥残部全力向山上发起数次进攻，全部被红军机枪和手榴弹打下来，几乎每个冲锋队都全军覆没。最后，杨德新亲自率少量士兵拼死冲锋时，被手榴弹炸成重伤。他担心当俘虏而开枪自杀身亡。红军的骑兵发现负伤落马的何立中和参谋长范驿洲还在顽抗时，就集中火力猛烈射击，结果阵地上两个东北军最高指挥官双双毙命。师长何立中仅颈项一处就中弹多颗。
激战延续了五个多小时。夜晚9时，天色昏暗，双方士兵已无法瞄准射击，红军乘机紧逼，冲上前去。此时，李东坡的六三○团听到枪声赶来增援，却遭到占据优势地形的红军猛烈的阻击。李东坡连续发起的两次进攻都因伤亡严重被打退。在第二次进攻的时候，李东坡听见伏击圈里面枪声已经很零落，知道大势已去，随即率部退回三十里铺。此时，被困的一一○师东北兵又饿又累，惊惶不安，在阵阵喊杀声和劝降的政治攻势下斗志全无。许多东北兵在大别山时，原本就是当过红军俘虏再被释放归队的。这些人再次带头选择了缴枪投降的出路。原先在前头开路的六二八团团长裴焕彩当了俘虏。因裴焕彩屡次参与“围剿”红军，他被认了出来，被战地法庭判死刑执行枪决。
此战，东北军一千余人战死，两千三百余人当了俘虏。红军缴获到长短枪三千余支、轻重机枪一百八十余挺、炮十二门、战马三百余匹和电台一部，还有大批其他军需物资。
对红十五军团来说，这是自永坪会师后，他们联手打的第一次大胜仗。军团领导徐海东和刘志丹有多高兴就不用提了。不过此时，在根据地内部，因“左”倾机会主义肆虐，空降在根据地的陕甘晋省委一些极左人物闲得无聊，开始无事生非，自乱阵脚，酿出了灾祸，以致刘志丹等人被捕，差点遭处决。从而，后来继续发生的几场战斗就没有刘志丹这几位前红军领导参与指挥了。
极左的事情是这样开头的。
劳山战斗胜利三天后，也就是1935年10月5日清晨，刘志丹接到来自陕甘晋省委的调令：“调你回瓦窑堡担任西北军委代理主席，指挥北线作战。”
刘志丹马不停蹄地回去复命。傍晚时分，当他到达安塞县真武洞时，突然遇见往前线传送陕甘晋省委信件的通信兵。通信兵见到这位红十五军团的主要领导刘志丹，忙把信件递上。刘志丹揭开信封一看，信件内容赫然是：“已确定刘、高为反动无疑，速调刘、高回来！”刘志丹看毕，平静地把信件交给通信兵，叮咛他继续奔向甘泉前线，把文件送抵红十五军团指挥部。这“刘、高”就是刘志丹和高岗！刘志丹知道形势严重，决定星夜驰至瓦窑堡，以图说服省委不要干傻事，立即制止“肃反”！
第二天凌晨，刘志丹刚进入省委大院，即遭保卫局逮捕。次日，前线也将高岗、习仲勋、杨森、杨琪、刘景范、马文瑞等高级干部六十余人秘密逮捕，押至瓦窑堡保卫局（原汇川通商号，如今子长县副食公司院内）。为录口供，他们被戴重镣手铐，昼夜审讯，施以酷刑。
随后，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军官、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区以上干部及一些白区过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二百三十人遭到杀害。
极左的捕杀使陕北苏区陷入人人自危的恐慌之中，陕北苏维埃隐藏危机。东北军再败榆林桥
陕甘苏区的“肃反”当然也影响到红十五军团，并因此而产生了内部隐患，原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与红二十五军之间出现一些误解和危机。但究竟是一支刚取得劳山战斗重大胜利的军队，加上党组织的坚强领导，红十五军团在整体上依然士气旺盛，斗志昂扬。
相反，经过此战，王以哲的主力一一○师基本全军覆没！他遭受沉重打击，再次栽倒在老对手红军的马下。同时，王以哲经营的洛川至肤施的南北交通线处于随时被切断的状态。驻守肤施的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部和一二九师、驻守甘泉的一二九师第六八五团、留守洛川和鄜县的一一七师及一○七师之间失去了稳定的地面联系。为了维护南北交通线的安全，王以哲决定重点部署兵力，构建榆林桥防御工事。榆林桥位于鄜县与甘泉之间，属鄜县茶坊镇。它南距鄜县县城十公里，距当时红十五军团部所在地道佐铺（道镇）也仅仅十余公里。进驻榆林桥并负责构筑碉堡工事的是一○七师的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他奉命率领本团及六二○团的一个营在那里驻守已有半个月。榆林桥背山面水，西安到包头的西包公路沿村而过，是洛川、鄜县通往肤施的必经之路，加强了榆林桥，也等于加强了甘泉的防卫力量。
榆林桥不仅是维系六十七军的南北交通的据点，也对红十五军团大本营道佐铺构成威胁。如果驻道佐铺的红十五军被挤出去，王以哲的南北交通就又恢复了。所以徐海东下决心集中优势兵力，主动进攻，打一场攻坚战拔除它。为打这一战，徐海东三次前往榆林桥周围观察地形，侦察敌情。他认为，应该乘榆林桥碉堡工事尚未全部完成、火力点之间依然存在死角之际，彻底破坏它！
红十五军团决定：由红七十五师主攻榆林桥，重点放在攻破守军的东山碉堡；红七十八师由洛河西岸渡河向榆林桥进攻；红八十一师部署在榆林桥北面作为预备队；鄜县游击队占据西山，监视东北军一○七师在鄜县的动态。
1935年10月24日晚，红十五军团七十五师、七十八师、八十一师和鄜县游击队全部进入阵地。10月25日拂晓发起总攻，战斗打得非常激烈。七十五师和七十八师均遭受高福源团的重火力打击。隔河的红七十八师虽经浴血奋战，拼杀消灭了部署在西岸的东北军六二○团的一个营，但自己蒙受了相当大的损失。到了中午，战场依然处于胶着局面。
但，一个机会终于被发现了。
高福源在榆林桥驻守的榆林桥寨子主要是面向南方，重点控制村前公路。而寨子背靠的后门山就是北山，北山山顶建有配重火力的碉堡俯瞰四周，碉堡内有防守部队，那就是高福源的预备阵地。除榆林桥寨子的北寨门有一条路通向山顶预备阵地外，陡峭崎岖的北山几乎是无路可通。
午饭时间，红十五军团领导发觉，榆林桥寨子有人通过北寨门向山顶预备阵地送饭。根据送饭的人数与分量，估计出山顶守军大约是一个排！
这给红军指挥员提供了一个希望：可以通过偷袭占领兵力不多的北山预备阵地，然后利用北山山顶碉堡居高临下，用重火力压制高福源的榆林桥寨子，从而出奇取胜！
徐海东把这任务交给了部署在榆林桥北面作为预备队的八十一师！要红八十一师师长贺晋年、政委张达志从榆林桥后面探出一条路来，利用正面激战的枪炮声为掩护，偷袭高福源在山顶的预备阵地，占领碉堡，从上而下攻打榆林桥寨子。
山再高再险也总有可攀登的途径。红八十一师就是原红二十七军，是活跃在陕北高原的红军劲旅。师长贺晋年、政委张达志特别熟悉当地道路环境和民情风俗。他们通过当地山民带路，果然出奇兵登上险峰，出其不意占领预备阵地，然后利用碉堡里的重机枪，瞄准榆林桥寨子扫射！借地理优势，红八十一师成功地打垮了高福源组织的反扑，并一鼓作气反攻占领了榆林桥寨子的北寨门，高福源手下彻底崩溃了。下午3时，战争结束了。
榆林桥战役，全歼东北军一○七师的六一九团及六二○团的一个营，生俘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和营以上军官六名、营以下官兵一千八百多人，缴获轻重机枪一百多挺，步枪两千余支，另外，还有无线电台一部和其他战利品。
人们也许会问：榆林桥离一○七师驻地鄜县不远，仗也打了快一天了，高福源的顶头上司师长刘翰东怎么没来救援？不会说是因为没有无线电台吧？红军缴获的战利品中分明就有“无线电台一部”！甚至，电台人员就成了贺晋年的俘虏，后来还成了韩先楚团的报务员。
的确，榆林桥原来配置有一部电台。只是，恰好到要用的时候，它偏出故障了。高福源巴不得刘翰东早早发兵来救，可就是发不出信号！在电台紧急抢修的过程中，又飞来一颗流弹，不偏不倚击中了电台的发报机！结果，它成了只能收听不能发报的哑巴电台。
实在无奈，高福源派出多名“神行太保”分路奔向鄜县、洛川求救。但这些“神行太保”个个落入了红军的手中。原来徐海东早派出骑兵密植巡防，布下天罗地网。
刘翰东也是在第二天，收集到逃回鄜县的溃兵时，才知道前一天发生的事，但为时已晚。
榆林桥之败，又给了王以哲当头一棒！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刘志丹获救
在同一时期，经历战败教训的不止王以哲一家。尾随中央红军进入陕甘宁边区的第二路军总指挥何柱国，被红军看成眼中钉，他也麻烦不断。9月，何柱国部下骑兵第七师第二十一团胡竟先的两个连在静宁青石嘴与红军纠缠时，被红军打败。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何柱国骑兵军下属的骑六师、骑三师的两个团及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的马培清团分路尾追红军，也逼近吴起镇，他们几乎成了红军甩不掉的“尾巴”。10月21日清晨，彭德怀在西面的平台山设立了指挥所，决定不顾疲劳，打一场“切尾巴”战斗。东北军骑六师师长白凤翔率部正面推进吴起镇附近的头道川、二道川之间的五里沟地带时，落入红军的伏击口袋。激战一整天，东北军骑三师和骑六师虽因马匹行动快捷而逃离战场，但都遭遇严重损失。第二路军总指挥何柱国承认：伤亡一百余人，损失驮马、战马很多。
而红军公布的战果是：歼灭了一个团，击溃三个团，共歼敌六百余人，俘虏一千余人，缴获战马数百匹。这场“切尾巴”战斗，切断了长征途中一直甩不掉的“尾巴”。毛泽东很高兴，挥笔为彭德怀写诗一首：“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东北军骑六师师长白凤翔等被迫撤回。本来设在庆阳一线的东北军骑兵军指挥部也后撤到陇东西峰镇。红军终于斩断了尾巴。
吴起镇是刘志丹的根据地之一，中央红军到达这里，却没有刘志丹的任何消息！正在惊讶之际，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找到了赤安县游击队队长张明科和原红二十六军骑兵团政委龚逢春。这才知道根据地出现了严重的状况：刘志丹等陕北苏区和红军领导遭逮捕后，下落不明！知道这情况后，中央领导内心十分沉重。于是，中央紧急派罗迈（李维汉）、贾拓夫（中革军委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带一个连队红军和无线电台作为先遣队，出发找寻陕北红军和刘志丹。10月底，中央红军也向着保安方向进发。
先遣队终于在甘泉县下寺湾与闻讯前来迎接的郭洪涛、程子华相遇。得知刘志丹等被关押于瓦窑堡，暂时性命无忧后，罗迈立刻通过电台向中央做了汇报。
1935年11月3日，总书记张闻天、博古、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甘泉县下寺湾，召开会议，听取聂洪钧、郭洪涛、程子华就“肃反”问题的汇报。他们以党中央名义下令：刀下留人！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
中共中央当即任命王首道为西北保卫局局长，与贾拓夫、刘向三一道带一个排的兵力及一部电台先行，去瓦窑堡接管西北保卫局，以防止事态发展恶化。由于真正的中共中央到来，原先由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三人宣布的“中央代表团”自动失效。11月3日的会议还决定，红军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这样，红一方面军总兵力达一万一千人。从这天开始，毛主席的称呼就一直延续下去。当然，再过几天开完瓦窑堡会议之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就逐步地被理解为中央军委。
11月5日，王首道、贾拓夫、刘向三接管了西北保卫局及被捕的全部人员，开始了审查和平反工作。接着，总书记洛甫代表中央任命董必武、李维汉、王首道、张云逸和郭洪涛为审理“肃反”案件的“五人小组”。随后，“五人小组”名单改为：董必武、李维汉、博古、王首道、刘向三。这中间有两人发生变动。其原因是必须考虑受害方的意见：郭洪涛本人是这次“肃反”事件的主持人之一，受害方对他显然十分敏感。张云逸是大别山根据地出来的，既然事件涉及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的关系，自然还是另换人员更好。中央常委博古出现在“五人小组”中，表明了党中央的重视，而刘向三则是从事第一手调查、取证、核实的重要人物。
案件审查结果宣布：这起涉及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陕北红军及陕北苏区领导人的“肃反”案是一起冤假错案，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产物。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无罪释放，重新安排工作。犯严重错误的戴季英、聂洪钧分别处以最后警告、严重警告处分。朱理治、郭洪涛各做了深刻检查。
在大众的视野中，“五人小组”名单中的刘向三不算知名人物。事实也的确是这样，他不太知名的缘由，很可能是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在国务院任副部长一职，是一位一直活跃于第一线的工作人员。其实，本书一开头提到丁玲去苏区的途中，就有位名叫刘向三的东北军副官，这副官刘向三就是原苏维埃红军的刘向三。他那时受中共中央派遣，打入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以王以哲少校副官身份为掩护，从事地下交通工作。
这次中央选择刘向三参与处理“肃反”错案是有根据的。
刘向三本是在冯玉祥第二十六路军的中共地下党员。因参与季振同、董振堂、赵博生领导第二十六路军的宁都起义而归队，出任红五军团、江西军区无线电队队长。当时，著名的“龙潭三杰”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正好转移到江西根据地，创建了红军的军委保卫局。军委保卫局当然是负责谍报和反间谍工作的。原本就潜伏在第二十六路军内从事地下工作的刘向三，自然十分对口地转到红五军团保卫局工作，他担任了预审科长并代理军团保卫局的执行部长。刘向三也因此有机会接受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这些名人的培训和教育。
当年极左思潮一度严重干扰了红军的各项工作，保卫工作尤其如此。从事保卫局工作的刘向三，头脑却相对地保持清醒。他没在当时肆虐横行的“左”倾思潮影响下迷失自己。当时，因“左”倾机会主义思潮的泛滥，苏区的“肃反”运动一度被滥用到毫无节制的地步：长征前夕，红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同志就因“肃反”无辜地牺牲了。季振同就是宁都起义的总指挥，应该是红军最出色的将领之一。受季振同牵连，红五军团三十四师政委蔡忠也受到审查。刘向三十分熟悉蔡忠这个人，他顶住“左”的压力，坚持实事求是，向上级提出暂不逮捕蔡忠的报告。事实证明，在长征中阵亡的蔡忠烈士是经得起考验的；事实也证明，宁都起义的总指挥季振同更是无辜的。刘向三因此得到领导的肯定。从而，当时选中他去处理这起“肃反”错案，是最合适的。当然，包括他自己在内，没人会预料到，这次获救的人当中，有一位是自己的河南邓州籍同乡习仲勋！他们为革命各奔南北，却最终因这起磨难而相逢。
就在刚审理完陕北“肃反”错案的时候，苏区红军总部成立了以李克农为部长的“外交部”（西北联络局）。李克农的“外交部”自然是负责统战工作的，也自然负责信息情报相关的工作。刘向三也对口地转到“外交部”出任交际科科长。
一批榆林桥战斗的俘虏交到刘向三的手中，让他负责审讯。审讯敌方人员是交际科的一项日常工作。对交际科来说，通过深入敌后去刺探、监听、偷拍照片、收买线人等获得敌方情报当然重要，但还有更重要的，那就是审问俘虏！俘虏是送上门的无价之宝，就看你用得好不好！
交到刘向三手中的俘虏，有一名就是榆林桥战斗中敌方的指挥官高福源上校。
高福源上校引起了领导的重视，刘向三把他及审问记录一并上交到“外交部”领导李克农的手中。李克农正在开办战俘的学习班，他把高福源也编进学习班，通过开导和启发，终于化腐朽为神奇，高福源上校派上了大用途！高福源的话题在此暂时按下不表。王以哲、董英斌又败直罗镇
在此同时，情况正在发生变化。11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和五大。张学良带何柱国一道乘飞机前往。张学良带何柱国参加国民党中央会议的事，表明老蒋十分欣赏何柱国，也表明张学良与他彼此之间十分融洽、十分知心。事情也的确如此，许多有关东北军的大事，张学良也都与何柱国有商有量的。比如，这次东北军来西安的事，张学良就是听取了何柱国的建议。原本，张学良就任武汉“剿总”副司令。1935年，因各路红军全部撤离根据地开始长征，蒋介石决定撤销武汉“剿总”（即后来的武昌行营），曾提议张学良带东北军到贵州驻防。但何柱国觉得其中大有问题。一旦去了贵州，就等于把东北军变成“西南军”了，加上贵州地瘠民贫、气候恶劣，北方人到那里也难以适应；同时东北军也难以摆平贵州的割据豪强王家烈，将来难免摩擦不和，势必导致军心士气难以维系。而此时因红军长征，王以哲已率第六十七军跟踪入陕，不如趁此机会要求将东北军调往洛阳以西地区。自古以来，秦晋的洛阳、西安均是兵家重地。至少从目前来说，驻防豫陕一带，一可以稳住军心，二可以等待时机返回东北。张学良于是采纳了何柱国的观点，与蒋介石商议后，双方一致同意撤销武汉“剿总”，改建西北“剿总”，把大部东北军随王以哲之后调往到西安周边。
1935年10月底，张学良到达南京。11月1日上午，在南京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发生孙凤鸣刺杀汪精卫事件。该事件让张学良一扫四年来连连挨骂的颓气，突然有了正面报道，人气陡增。
原来这天清早，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预备会议召开。一百多名中央委员相继步出大礼堂，一起来到中央政治会议厅门前摄影。他们分五排站立，第一排是汪精卫、张继、张静江、阎锡山和张学良等人。他们对面的中央安置了照相机和电影摄影机，记者和工作人员面对着这些国民党大员站成了一个半圆形，注视着整个摄影过程。
9时35分，摄影结束。正当委员们陆续转身走上台阶，打算入室继续开会时，青年记者孙凤鸣突然跨出人群，拔出手枪，对准正在转身的汪精卫连开三枪。这三枪，枪枪命中，一枪中左臂，一枪中左颊，一枪打在背部肋骨上。最后这一枪在汪精卫身体内留下了致命的子弹头。
汪精卫应声倒地，场上大乱。坐在轮椅上的张静江因惊吓而滚倒在地上，孔祥熙则顾不上新马褂被扯破，慌忙钻到附近一辆汽车的底下。唯独一辈子耍笔杆子的张继突然猛扑到刺客身后，拦腰抱住枪手。这下倒弄慌了刺客，慌乱中的他挣扎着又开两枪，但未伤及人。这时候，一个青年军人急奔上前，飞脚踢落刺客的手枪。卫士这才来到张继身边向刺客连发两枪，击倒刺客。此时大家才看清那身手不凡的军人是张学良。这场紧急事态中，一位老张和另一位小张给众人留下了好印象。张继虽是老朽文人，却长得虎背熊腰，天生一股拼命三郎的架势。他从小好勇斗狠。1903年之前，他在日本留学，就已是反清革命党的成员。就是他与邹容、陈独秀等人一道，在深更半夜把大清监督学生的官员姚文甫捉奸在床。在奸官的求饶声中，三位年轻人挥刀割了鞑官的头顶辫子！那辫子正是大清官员的政治性命！随后一次，张继在东京与康梁维新派对台辩论。他一反君子动口不动手的规矩，挥拳猛揍保皇党，打得对手落荒而逃！回国后他又是暗杀党的头目之一，亲自出马去刺杀王之春、慈禧和湖南巡抚等。知道内情的人，对张继的这次表现绝不会感到意外，倒是对小张刮目相看。这些年，张学良给国人的形象糟透了。四年来，他先后丢失沈阳、长春、哈尔滨；在举国上下要他死守锦州之际，小张又不战而逃；两年后张学良再次畏战溃逃，照样拱手把热河送给日本人。从而在全国招致骂声一片，被迫在一片嘘声中下野走人。这次是他首次亮给国人一个“不怕死”的好形象：虽然花拳绣腿，但在关键时刻派上了用场！比平常慷慨激昂、一派正人君子模样的张静江、孔祥熙强多了。他自然让记者感觉一新。
当然，从人心向背的角度来说，青年记者孙凤鸣才是民众心目中真正的英雄！孙凤鸣这一枪，本该结束中国历史上头号大汉奸的性命！只可惜，偏了一些，加上手枪子弹杀伤力太小，孙凤鸣最终成了另一个壮志未酬的荆轲！救了汪逆一命的，不是汪逆的私党心腹，却是与他不同道的张继和张学良。历史就是这样爱恶作剧！
由于汪精卫此时仍以反蒋的左派面孔出现，偏左媒体对他认识模糊，依然把他视为正面人物。张学良总算有了九一八事变以来第一篇正面的新闻报道。但张学良高兴不起来。被红军在劳山战斗中消灭的东北军王以哲部的一一○师，不但没得到蒋介石的抚恤，反而连番号都被撤销了。更有甚者，新的败仗消息又传来，王以哲、董英斌的东北军在黄土高原的深壑里又吃了败仗：五十七军一○九师的牛元峰师长连同他的全部官兵又报销在保安的直罗镇！王以哲及他的东北军同僚董英斌又多了一笔失败的记录。在直罗镇黑水寺之战中，东北军又败了。
原来，西北“剿总”的参谋长晏道刚逞能，趁张学良不在西安之际发号施令，让王以哲、董英斌夹击集结在直罗镇的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结果遭惨败！
直罗镇位于陕西省鄜县西四十五公里，大会师后的主力红军在此集结。那时，董英斌的东北军五十七军驻扎直罗镇以西的陇东庆阳、合水一带，与驻扎在鄜县、甘泉的王以哲六十七军互相呼应。但因此前王以哲六十七军与何柱国的骑兵军均连吃败仗，西北“剿总”副司令张学良担心，如果前方部队太冒进的话，就又必将遭到红军打击，于是命令王以哲和董英斌两路“围剿”部队就地集结，停止前进，不得随意向红军开战。此命令的含义王以哲清楚，但董英斌不见得太明白，而张学良又不好说得太露骨。
不几天，张学良去南京开会。西北“剿总”指挥大权交到参谋长晏道刚手中。晏道刚发现红军主力出现在直罗镇时，认为是个彻底“剿灭”红军的好机会。他来不及与张学良通报，就下达了作战命令：董英斌五十七军的四个师为西路，自庆阳、合水出动，经太白镇沿葫芦河东进；王以哲六十七军的刘翰东一○七师进驻甘泉牵制红一方面军总部，而吴克仁一一七师为东路，由洛川出发，经羊泉镇沿葫芦河西进，合击红军。
晏道刚企图以东西合进的办法，将全部红军于围歼葫芦河、洛河之间的峡谷中。
董英斌接到命令后，在一○九师驻地太白镇召开军事会议。会上，平素作风骁勇的一○九师师长牛元峰自告奋勇，要带本部人马抄近路，从北路穿越红军根据地到友军王以哲所在的洛川大本营会师。但其沿途要经过黑水寺、直罗镇、张村驿等地，这些道路狭窄且崎岖艰险，而且全控制在红军手中。军长董英斌认为牛的方案风险太大，不可行。但董英斌的话缺乏权威性，因为他不是张学良嫡系且刚登上军长宝座没几天，而这位太“牛”的牛元峰师长是张学良的亲信。董军座见拉不下面子，就只好妥协了。不过为安全起见，董英斌调拨一一一师的于一凡团归牛元峰指挥，增加实力，配合一○九师作战。其实，急着要东进与六十七军会合的不止牛元峰一人。此时，大家都希望牛师长心想事成，马到成功。就连包括董英斌在内的“稳健派”，他们的内心甚至比牛元峰更急。其原因就在于：此时，五十七军的四个师及何柱国骑兵军五个师因战线长，又处于交通不便的陇东地区，所以后勤给养出现困难。他们巴不得马上沿葫芦河杀过去，接通王以哲所在的洛川地面，改善改善生活！就此，董英斌采纳牛元峰的建议，率五十七军全部到达黑水寺。
作为指挥官，谨慎是好品格。五十七军全部进驻黑水寺后，董英斌再次召开军事会议，会上他与牛元峰约定：一○九师作为前锋占领直罗镇后，牛师长必须回黑水寺军部研究下一步行动部署。
11月20日拂晓，离开黑水寺的一○九师就遇到且战且退的红军。牛元峰不知红军采用的正是诱敌深入策略，反而以为红军是屡战屡败。于是，当天下午，他就毫不客气地占领了直罗镇。牛师长此时牛气冲天，忘记了前一天在黑水寺会议上的约定。他不但不回军部商量下一步计划，反而觉得身边多出一一一师于一凡团显得多余。他感觉好极了，凭自己神勇无比的一○九师对付红军已绰绰有余。多一个属于别人的于一凡团，不但碍手碍脚，反而将来要被人分去一份大功。于是毫不客气地把它退回一一一师。他还盲目地让全师在原红军据点直罗镇过夜。他不曾料到，周边山头布满了包围直罗镇的工事，就在直罗镇内也有通向周边的便捷通道。
果然，第二天拂晓，直罗镇四周山上枪声大作，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发起南北夹击，把一○八师全部人马团团围住。激战到下午2时，红军采用穿插战术步步逼近，原红十五军团的韩先楚团首先突入直罗镇，随后大部队蜂拥而入，控制了基本战场。一○九师大部被歼，余下五百多人随牛元峰死守一隅。东西两路东北军听到牛元峰呼救，急忙逼近直罗镇奋力营救。此时，红军大概是觉得，做困兽之斗的牛元峰已是死定了，不如将他暂时留下慢慢啃，于是分兵去对付援军。红一军团抽出部分兵力抵御吴克仁的一一七师。该师在红军阵地前强攻无果。吴克仁与红军有过多次交锋的经验。他料到：此时一○九师已是凶多吉少，如果自己继续在阵地前迟疑不决的话，肯定不是上策！于是，他率一一七师退出战场，返回鄜县。红一军团也迅速抽回主力，转身向西攻击五十七军的援军，红军反守为攻，一直追杀到黑水寺，并沿途在张家湾地区歼灭了东北军沈克的一○六师的一个团。23日下午，绝望的牛元峰率残部突围，但在次日白天遭到追歼，牛元峰自杀，参谋长刘德裕被俘。团长中，石世安被歼，郑树藩自杀，仅马镇夷带领残部两百多人突围。
红军通报直罗镇一仗的战果：共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俘敌五千余人。
此时，新的喜事又降临陕北苏维埃身上。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同志和中国驻苏代表团王明同志已经派张浩回国。“张浩”是林育英离开莫斯科时临时取的化名，此前是“李福生”。林育英曾经参加早期上海工人运动，参与上海三次工人起义的领导工作。林育英还有林育楠、林育容两位堂房兄弟。其实，林育楠比林育英出名更早，他是二七大罢工的领导人。1923年，他一度与陈独秀、蔡和森、王荷波、彭述之一道当选为中共中央五位主席团成员。而林育容就更是知名人物，他就是长征到达陕北的红一军团总指挥。林家三兄弟在中共党内地位不可低估。
一路上，张浩扮成商人，头脑中默念着一套无线电台密码及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带着在苏联受过无线电台训练的赵玉珍，牵着骆驼，经过外蒙古回国。他们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于1935年11月7日到达陕北边界的定边县，并很快与当地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得到了红一方面军刚到达陕北的消息。他在11月中旬到达瓦窑堡，给经历长征的同志们带来了好消息：苏联正要通过外蒙古向陕北红军提供援助！他还向中共中央正式移交了与共产国际秘密电台通信的密码。1935年12月17日，中共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欢迎张浩胜利归来。张浩在瓦窑堡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和莫斯科制定的《八一宣言》。他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
张浩来到陕北，也等于共产国际承认了陕北红军是中央红军的地位。张浩以国际代表的身份并以林育英的真名呼唤张国焘到陕北会师，中共中央和红军因此化解了一场分裂。
在南京的张学良听到了直罗镇的败讯。东北军遭遇如此惨重的失败，他自然面上无光。他就向蒋介石报告败讯，要求政府拨款优抚死亡的东北军家属和帮助重建被消灭的东北军一○九师和一一○师。但是，何应钦奉蒋介石的命令，不但分文不给，反而取消了一一○师的番号。
因此，张学良内心极其愤怒。
其实，张学良此行明显感到自己受冷落了。当初东北易帜，他以“东北王”的身份来南京的时候，蒋介石夫妇率朝中大臣到机场迎接，沿途又是军乐队，又是欢呼的人群，何等风光！可是，这次张学良参加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到南京，下飞机时，仅有老朋友钱大钧一人到场，何等冷清！这种巨大的反差，让这位目中无人的“东北王”气愤不已，他为蒋介石的翻脸无情和势利而恼怒。
挨到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五大及五届一中全会结束后，已经是12月8日。从西安到南京开会，并选上国民党中央执委的除张学良外，还有邵力子、杨虎城和曾扩情。驻扎同州（大荔）的另一位西北军军头冯钦哉本也是热门候选人，但因国民党内上层文秘人员嫌他吝啬，故意把他同时列为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候选人，结果是两边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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