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丹尼尔·克莱恩,马西莫·匹格里奇,李•艾森伯格
出版社：未读·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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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读思想家·人生金句系列(套装共4册)(你太难了？听听哲学家的解决方案)试读：
前言
不久之前，我在收拾一些书的时候，偶然翻出了一个封皮上写着“金句”（Pithies）的破旧笔记本，里面是些哲学家讲过的名言短句，都是我匆匆忙忙记下来的，每页一句，而且基本上每句下面都有一些字迹潦草难辨的评论。
我笑了起来。我都差点儿忘记还曾有过这么一个小小的摘抄本了。开头的记录里那些斑斑点点的污渍，无疑是钢笔的墨渍和污点。高中毕业时，父母曾送给我一支钢笔作为毕业礼物，这些笔记就是五十多年前的我用那支笔写给自己的。当时我应该已经十九或二十岁了，刚刚决定要到大学里攻读哲学专业。
做出这个决定——还有记这本笔记——的原因是，我希望从那些伟大的哲学家身上寻找到一些启迪，让我明白如何才能更好地生活。因为当时我对毕业之后想干什么完全没有头绪，只知道我不想当医生、律师、商人。结果，这样的排除法让我成了同学中“鸡立鹤群”的少数派。所以我就想，学哲学吧，正好可以给我指点一下迷津。
本子翻过大概一半之后，批注从钢笔换成了圆珠笔，下面的评论也减少为三言两语，全是“肯定还有更好的办法”或者“救命啊！”这种。最后一则笔记，是神学家雷茵霍尔德·尼布尔的名言：“每次我刚找到生命的意义，他们就把意思改了。”在这句话下面，我写的是：“你怎么现在才说！”当我最终合上“金句”，不再往里边记东西的时候，应该已经三十好几了。
几十年一晃而过，当我再翻看这个笔记本时，第一反应竟是对自己当年的幼稚程度感到羞愧难当。我真以为可以从哲学家身上学到如何过好我的人生？他们中的很多人可都生活在几千年前啊。我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当学生时，在那些哲学课本中读到的人生建议少之又少，无章可循。当时首先要回答的，是类似“我们如何知道什么是真实的”“伦理原则有理性根据吗”以及“‘意义’的意义是什么”这种问题。毕竟，我连“意义”有什么意义都还没搞清楚，就思考我或他人生命的意义，好像也没有什么意义。
这是真话。但与此同时，毕业季很快就会飞速到来，我也将要郑重地开始成年生活，所以我十分迫切地想得到一些关于接下来该做什么的建议。在随后的几年里，我在几个研究生院的哲学系进了又退，退了又进。而且为了养活自己，我还给电视游戏节目编写过智力问答和搞笑环节，给脱口秀演员撰写过喜剧段子，也出版过悬疑小说。我还游历过许多地方，其间都会拖着几本哲学书去。我仍然在不断上下求索着，想知道如何才能活出最好的人生。
时不时地，我还真碰到了一些极具启发性的建议，把它们抄在那个越来越破的笔记本里。直到某一刻，我突然醒悟，意识到自己心中所怀的使命感其实很幼稚后，便把“金句”和其他一些旧课本一同塞进了箱子里。也差不多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听到了约翰·列侬唱出的那句著名歌词：“你左顾右盼做着各种打算，却不知道生活已然过去[1]大半。”
如何尽可能地活出最好的人生这个问题，曾是哲学的核心追问，一直占据着亚里斯提卜、伊壁鸠鲁、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心头最紧要的位置。在此后的几十个世纪中，从人文主义者到自然神论者再到存在主义者，这个问题又是一大批哲学家眼中最根本的疑问。
然而在近代的西方哲学中，“如何生活”这个问题，却几乎退居到了认识论（我们如何知道什么是真实的）以及逻辑学（什么是理性和理性讨论的必要原则）的那些问题之后。除了个别令人满意的特例之人，当代的理论哲学家们都把“如何生活”的问题抛给了日间电视脱口秀主持人、打扮干练的励志演说家和穿着飘逸长袍的心灵导师。哲学专家的看法是，寻求如何生活这个问题的答案，绝对不是任何有自尊的现代哲学家该追求的事业。
真是可惜——我一边翻我的旧笔记本，一边这么想着。嘲笑完自己的年少无知后，现在我意识到，原来那些如何生活的问题仍然在我的脑海里活蹦乱跳着。当然，逝者如斯夫，我这有起有落的人生也就这个样子了，因为生活本就是如此，但我对有关生命的哲学观点的渴求，却丝毫没有消减。事实上，当我站在耄耋之年的制高点回望这一生时，仍然会想要以最好的方式去安度自己的晚年。不过更让人难以抗拒的是，我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那种想最后再好好端详一下我的个人历史的阶段。我很好奇，若以那些经过深思熟虑的有关美好生活的想法来衡量，我这一生合格吗？
因此，在“金句”中的最后一则笔记停笔四十年之后，我再次记录下了自己对很久以前抄录在笔记本里的那些哲学家名言的新思考，并开始收集、玩味一些新的语录。说真的，沉浸其中实在是让我乐此不疲。
这些语录中，有些总结归纳了一整套关于如何生活的哲学立场，有的则仅仅朝我这边抛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高弧度曲线球，但当我站在生命的这一头思考时，所有的语录无疑都让我感到惊艳和赞叹。那些伟大的哲学家，仅仅用几个精心斟酌的词句，就能如此舌灿莲花、鼓舞人心，实在令我折服。我还认识到，一句言简意赅的哲学观点，对我这种年纪的人而言还有个优势，那就是当我读到末尾的时候，还能记得它的开头。
从个人角度讲，我一点儿都不介意大众媒体上的那些心灵导师或者励志演讲家，无论他们穿成什么样。我敢肯定，他们的确是在试图回应我们每个人内心的某种根本性需求。但是，那些伟大的哲学家提炼出来的那些关于美好生活的观点，是那么货真价实、鞭辟入里、历久弥坚，如果就这样被淹没在一堆时髦的口号标语之下，或者消失在一堆晦涩难懂的哲学语言分析之中，就真是太遗憾了。
所以在这里，我把自己收集的那些讨论如何生活的精练的哲学警句，以及针对它们逐一做出的个人评价，一并贡献了出来。尽管我的这些评论原本是想抛砖引玉，但有时候也会离题万里、恣意而为地信马由缰一会儿。而且，到现在我都没能为这些不相干的题外话找到什么令人满意的借口。
在决定要把这些“金句”分享给大家后，我曾试着为它们排一个合适的顺序。按照我抄记的时间先后？感觉有点儿过于主观了。按照类别？比如，幸福和快乐的人生，有意义或无意义的人生，追求灵性的人生，美好与公正的人生？但分类的问题在于，那些哲学家有太多太多的观点没法被归到某个单一的类别里。所以最后，我选择了按照个人化的关联方式来分类，即某个观点是如何出其不意地把我引向另一个观点的——换句话说，基本上是非常随意武断的一种方式。
喏，这就是我的“金句”了，旧的、新的都有，还附带了我的那些沉思与见解，年轻时的、年长后的。它们给出的问题可能比提供的答案要多很多，不过，这些问题是多么饶有趣味啊……#01“莫因渴望你没有的，而错过你已拥有的；要知道，你现在拥有的，也曾是你渴望的。”——伊壁鸠鲁（前341—前270），希腊哲学家#享乐主义者
这是我在那本破旧的“金句”笔记本中记下的第一条。与享乐主义的情投意合，从我发觉它其实是一种久负盛名的哲学，而非某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年轻人的白日梦的那一刻，便开始了。不过即使在当时，我也一定意识到了自己从来都是个谨小慎微的人。我很想痛痛快快地去玩，可又不希望玩得太过火。那样太吓人了。大概这就是我与伊壁鸠鲁心有戚戚焉的原因：他是个谨慎的享乐主义者。
近来，借着更多爱思考的学生的追捧，伊壁鸠鲁大有东山再起之[2]势。他身上有一种类似新纪元运动的东西，让人很是中意。而他的那些格言——在他去世千年之后，才在梵蒂冈图书馆中被发现——读起来也像由禅宗大师写的个性化的保险杠贴纸一样。这么说来，伊壁鸠鲁应该算是个“金句小王子”了。
在这则格言中，伊壁鸠鲁想要表达相互关联的两个论点：首先，欲求我们现在没有的东西，会削弱甚至抵消我们对现在已拥有之物的感激；其次，花点儿时间思考一下我们真的得到某种自己现在想要的东西的后果，就会发现那只会使我们原地踏步——开始渴望别的东西。所以，总的教训是：享受当下——花开堪折直须折（it's as good as it gets）。
在伊壁鸠鲁关于过上幸福生活的总体策略中，考虑后果这一原则有着根本性的地位。我们不但应该考虑清楚总是贪得无厌地想要更多的结果是什么，还要认真思考一下我们的全部欲望所带来的收益。比如，假如你随心所欲，把邻居的老婆给上了，你觉得自己的真实感受会是什么？如果把你的负罪感和安排偷腥时间的麻烦也算进去，这一切还值得吗？伊壁鸠鲁给那句古老的谚语——“许愿有风险，可能[3]会应验”——注入了新的力量。
如果我们希望享受幸福生活，就必须抛弃一些欲望。这位古希腊哲学家的谆谆告诫，会让时下很多人产生共鸣，人们开始看清了自己拼命想要获得更多东西、更大成就，其实是个无底洞。伊壁鸠鲁指出，这种人生奋斗的主要弊端就是，当一个人得到他刚刚向往的东西后，还会有更多的东西等着他去追逐，结果最后变得欲壑难填、永不知足。“我新买的玛莎拉蒂当然很棒啦，但我现在更需要的是一个高挑的金发妞儿/性感的罗密欧坐在我边上的副驾驶位啊！”
人之所以会堕入欲望的陷阱，是因为我们尊崇的完美主义在暗中作祟。我们深信，完美是高贵人格的标志，所以才会逼着孩子成为完美主义者。但是，完美主义的结果却是，我们总在寻找让自己或者自己的产品变得更好的途径。我以前认识一个成功的画家，她跟我说，在画廊看到自己的作品时，她总是在关注不足之处，总想着哪个地方本来可以画得更好。伊壁鸠鲁是对的：这种思考方式保准可以让人尝到永不满足的滋味。
那么，伊壁鸠鲁是在告诫理想状态下的我们，应该无欲无求地度过一生吗？仅仅满足于我们拥有的东西和在做的事情？把我们所有的欲望，甚至是性欲和对肉饼的垂涎，都扼杀在萌芽阶段吗？只有这才是唯一一条通往幸福人生的康庄大道？
伊壁鸠鲁绝对是这么想的，而且他还是那种说到做到的稀有哲学家。他选择禁欲，是因为他相信性爱会不可避免地带来嫉妒、厌倦这类不快乐的感受。而且，虽然他的饭食仅比佛陀的“日进一粒米”丰盛一点儿，他也似乎很满足于只靠面包和水活着；偶尔放纵一把，也就是加点儿小扁豆。与很多哲学家一样，伊壁鸠鲁是个走极端的人，喜欢黑白分明这种选择方式的完美对称性，而不是殚精竭虑地去权衡选择的每一点利弊。但与其他哲学家的不同之处是，伊壁鸠鲁会把自己的纯粹主义哲学运用到生活中去。
我家的斯诺克斯（Snookers）是只天生的享乐主义狗。原因之一就是，它不会给自己的“狗生”做长远打算。要是在我们家的堆肥里挖出一条快要坏掉的鲭鱼，它绝不会因为吃下去后过几个小时会胃疼，就抗拒这餐美味的诱惑。它哪管什么以后啊！它就想着享受每一刻，根本不会分析未来的结局，真是可怜的家伙：这只小狗根本不知道如何比较它的选择，更别说什么利弊权衡了。我们人类才更胜任做那种事吧。
果真如此？对于我们预见满意结果的能力，现代心理学提出了严肃的质疑。哈佛大学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在他那本了不起的著作《哈佛幸福课》（Stumbling on Happiness）中就曾论证道，从选择和谁出双入对到去哪儿安家，在预估什么能让我们感到幸福的问题上，人类的成绩一直都差得很。吉尔伯特说，多数情况下，我们通过仔细斟酌各种选择找到幸福的概率，基本上和抛硬币找到幸福的机会差不多。
即便如此，我还是在伊壁鸠鲁这种禅宗式的教导面前“躺枪”了。而且事实上，现在躺得比最初读到这句话时还要彻底。虽然我一般不会因为渴望更多而忽略当下，但却会因为经常幻想接下来要发生什么而远离现实。我现在才意识到，自己这一生有太多时间都花在了思考“接下来干什么”的问题上。比如吃晚饭时，我会想饭后准备读哪本书或者看哪部电影，却根本没注意细心咀嚼嘴里那美味的土豆泥。
事实上，我的人生主旨一直就是“接下来干什么”。小时候，我老是想着长大以后生活会是什么样；再后来，又会想大学毕业之后我要怎么活。凡此种种。就这样，我把自己的生活稀释到了寡淡无味，就如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曾写到的：“我们总在为活着做准备，却没有真正生活过。”
世界几大主要宗教的根本原则之一，便是人世间的生活微不足道，它只是通向真正的生命——也就是永恒的来生——的舞台。我们在地球上的使命，就是为天堂的生活做准备，确保自己有资格去享受它。除此之外，人这芥子般的生命实在乏善可陈。这样，我们的人生就成为一个个无休无止的“接下来干什么”。我们在人间的每一个时刻，都是为了来生。
当代的福音传教士会反复在他们的训诫和布道中强调这一点。比[4]如，瑞克·沃伦牧师就宣讲道：“尘世间的生活仅仅是真正演出前的带妆彩排。你在死后度过的时间——永生——要比在这里长得多。人间是集结待命区，是幼儿园，是你为永生而做的测试，是真正比赛前的实践训练，是赛车比赛开始前的暖胎圈。此生，乃是来生的准备。”
我个人在“接下来干什么”这方面的冲动，远不如沃伦牧师宣讲的那般面面俱到，而且绝对不会获得他所承诺的伟大来生的报答。那么，如果连这好处都没有，我的习惯就真的完全说不通了。
不过，我现在不会在这上面苦思冥想了：浪费时间后悔任何事，肯定会让我错过眼前的一切。再说，我都这把年纪了，更不相信什么来生，所以我对接下来该干吗，还是很有把握的。#02“生活的艺术在于及时行乐，而最强烈的快乐不是智识上的，也并不总是道德的。”——亚里斯提卜（前435—前356），希腊/利比亚哲学家#享乐主义者
我还记得写下这则笔记时的内心所感：挑战啊！激将啊！其时，20 世纪60年代正裹挟着激进的自由主义风气汹涌而来，而我也感受到了它对我的考验。突然间，伊壁鸠鲁那种谨小慎微的享乐主义就像一个懦弱的男人在吹牛——我在吹牛。
亚里斯提卜才是货真价实、狂放不羁的享乐主义者啊。他不会像伊壁鸠鲁那样，对快乐析毫剖厘；也不会考虑“如果/就会”，对贸然行动的潜在危险和不良后果有所踌躇；更不会警告你寻欢作乐时要处处小心，生怕你伤到或者叨扰了别人。而且很显然，他也不会借着美德之名对你横加指责。
不，这位古希腊哲学家反而怂恿我们追求快乐时要无所不用其极，别怕弄脏了自己。他希望我们成为真正的享乐主义者，贴合这个词在今天的每一分含义：纯粹的快乐追求者。肉欲快乐的追求者！要展现出动物的本性！
亚里斯提卜说的是高大上的跑车和坐在副驾驶位上的性感金发妞儿/罗密欧吗？
如果你所谓的最强烈的快感就是指这个，那就是喽。
性爱派对呢？
想的话就去做吧，亚里斯提卜会这么说。[5]
SM行为的始作俑者萨德侯爵曾说过：“快乐总是得自痛苦。”如果我们同意他的观点的话，那么看起来“生活的艺术”似乎还包含了一些转瞬即逝的受虐感。
是啊，这样一讲，真的有点儿像是吓人的挑战了，但我还是忍不住对亚式享乐主义的那种纯粹性感到几分钦佩。对自己这种“纯粹的快乐是生活的唯一目的”的哲学，亚里斯提卜并没有含糊其辞，反而逼着我扪心自问：真的有半享乐主义者这种人存在吗？如果有的话，剩下的那一半是什么？懦夫？
亚里斯提卜的导师是备受尊敬的苏格拉底，他主张人要过一种美好、公正的生活，而不是毫无约束地嬉闹作乐。这么说来，最终背弃导师的教导，亚里斯提卜花了很大的勇气吧。而且很显然的是，亚里斯提卜在这方面还很八卦和恶毒——如果他在《论古希腊人的奢侈》（On the Luxury of the Ancient Greeks）中的所言尚有可信度的话（很多学者认为不是他写的）。在这段类似八卦报纸《国家询问报》（National Enquirer）报道的历史记载中，亚里斯提卜喜滋滋地大泄天机，说柏拉图曾经和许多男孩嬉闹调情过。从某些角度来讲，柏拉图的这种调情，似乎并不是美好和公正的雅典人该有的行为。但问题是，同人生哲学一样，伦理规范也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
亚里斯提卜把伊壁鸠鲁享乐主义的基本前提乾坤颠倒，变成了追寻人生快乐的指南。比如，伊壁鸠鲁会要求我们约束控制住自己的欲望和抱负，从眼前的一切中获得最大的快乐；而亚里斯提卜则会催促我们积极地去操纵眼前的一切，以便将我们的快乐最大化。人是自身快乐穹顶的建筑师。
根据亚里斯提卜自己的人生来评价的话，他操纵眼前一切的方式之一便是游历四方——从他的出生地昔兰尼（在古利比亚）到雅典，到罗兹岛，最后又回到了昔兰尼。这在他那个年代，差不多等于周游世界了。而这种方式对他而言，一般适用于以下情况，比如，他看烦了自己雅典居所阳台外的风景后，或厌倦了光鲜迷人的莱斯——他最喜欢的雅典高级妓女——的臂弯时，就会打包走人。
亚里斯提卜改造自己周围环境的另一种方式是购物血拼。很显然，这位先生酷爱奢侈品，是那种“谁在死前玩过的东西最多，谁就是人生赢家”的享乐主义流派的早期代言人。而他之所以负担得起这种自我放纵，是因为他会向自己的哲学学生收学费——这种行为可是被信息自由的早期推动者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所憎恶的。当然，伊壁鸠鲁也会强烈反对，理由就是他的人生准则：奋力争取任何东西，即便只是玩具，也绝对会错失无忧无虑的人生。对于伊壁鸠鲁来说，无忧无虑的人生才是真正快乐的人生。
二十八九岁时，我曾在希腊的伊兹拉岛居住过一段时间。在那里，我见识了另一种被亚里斯提卜那种“无所不为”型享乐主义搅动起来的焦虑。当时，我经常和一位外国侨胞一起闲逛厮混，他的名字叫哈比卜，是一位富得流油的伊朗人，从小在巴黎长大。哈比卜是那种被[6]称为“公子哥儿” 的人，他富有的父亲认为这个任性的年轻人太给自己丢脸，于是给了他一大笔钱之后，把他扫地出门了。哈比卜有时间，有金钱，更别说还有外貌，基本上可以为所欲为。而且，他完全不在意自己的行为符不符合传统规范，是否为社会所接受。简言之，哈比卜完全有能力享受亚里斯提卜所谓的那种完美人生。
但是，他却被自己面临的各种选择搞得焦头烂额。如果跟卡特里娜共度良宵会更让人神魂颠倒，那为什么要跟索菲亚过夜？如果喝茴香烈酒喝到酩酊大醉会更好玩更刺激的话，干吗要抽大烟？或者两样都干行不行？我经常会在卢卢酒馆的阳台上遇到这个因为犹豫不决而呆若木鸡的年轻人。他因为太有钱而深感尴尬的样子总让人很困惑，我每次都要忍住不去讥笑他。但对他而言，那可不是什么好笑的事情。享乐主义让他很焦虑。
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亚里斯提卜这种毫不含糊、直截了当的享乐主义，让人有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与其他哲学家的思想相比，他的想法并不含有太多的理智，而且这么想还无可厚非，因为他坚信，智力上的快感是无法媲美感官上的那种愉悦的。
斯诺克斯肯定会赞同亚里斯提卜，要是它理解赞同是什么东西的话。但也正因如此，我个人才无法认同亚里斯提卜的这种生活艺术：我实在无法将自己简单地视作一个只有动物欲望的动物。请别断章取义，我喜欢，也钦佩动物们，尤其是斯诺克斯。可无法否认的是，我更拥有人的意识。我猜要不是亚里斯提卜逼我一下，我还认识不到自己到底有多以人类为中心吧。
如此说来，虽然性爱派对的幻想那么诱人，我却从没纵容自己参加过，难道就是因为我坚定的人性？或者要这么说，它也是我从未打算购置一衣橱阿玛尼运动夹克的原因？
必须承认的是，无论我怎么努力，都无法完全将脑中根深蒂固的焦虑感驱走——这种焦虑虽然与哈比卜的不同，却同样束手束脚。举个例子，我会担心参加性爱派对时，自己在那些狂热躁动的肉体下根本呼吸不过来。还有，我这个人懒散惯了，难道为了在东京证券交易所做点儿赚大钱的生意，真的要天不亮就从床上爬起来？毫无疑问，这些焦虑正是我对性爱派对和劳心费神、只图赚钱的工作心生异议的真正因由。严格来讲，这算不上哲学立场，但却是事实。#03“基因工程和纳米技术将会终结所有拥有感知力的生物的痛苦。这项工程雄心勃勃，同时在技术上也切实可行。它不但具有工具理性，而且还是道德义务。”——戴维·皮尔斯（1960— ），英国哲学家#享乐主义者
老朽我经历过美国生活中几段“感觉好就是真的好”的不寻常时期，所以思考享乐主义时，会禁不住好奇当代的哲学家们是否与时俱进，跟得上我们这个时代的骄奢淫逸。哎，结果我发现，他们还真跟上了——而且远不止于此。
我认识一名年轻活泼的哲学系学生，经他介绍，我接触到了当代一位颇具前瞻性的哲学家和教主级人物——戴维·皮尔斯，也就是备受欢迎的在线读物《享乐主义的当务之急》（The Hedonistic Imperative）的作者。皮尔斯绝对是位令人振奋的思考者。他迫使我抚躬自问：生活中还有比每时每刻都感觉好到不能再好更有价值的东西吗？于是，皮尔斯先生被我收入了最近才重新翻开的笔记本。
皮尔斯那些观点的基本前提主要引自两位传统哲学家：伊壁鸠鲁和18世纪英国社会哲学家杰里米·边沁。从伊壁鸠鲁那儿引用的信条是，幸福的人生应该心神安定（ataraxia，没有恐惧）和无痛（aponia，没有痛苦）。从边沁那里引用的则是功利主义观点——一切行动都应以为最多数人提供最大的幸福为指引原则。皮尔斯认为，这两个原则不仅是不证自明的理念，而且还要求我们尽一切所能让全世界都充满幸福。
皮尔斯为享乐主义传统增加的是一个如何完成这一构想——创造一个人们永远没有痛苦、不会绝望的世界——的与时俱进（以及超前）的技术方案。他的理解是，“通过基因预先设定出比当下的峰值体验还要高出很多数量级的幸福梯度，我们的后代将会更具生命活力”。也就是说，以后时时处处都将洋溢着人们的笑脸。
这听起来全然就是科幻，但皮尔斯是纳米科技（利用单个的原[7]子、分子制造各种设备，如电子线路）、基因工程和策划药方面的专家。很显然，当我还在安静地品啜着伏特加汤力时，生物医学却在忙着为所谓的“情绪神经调节”，研究数量多到令人咋舌的新奇方法，包括经颅磁刺激、中枢神经系统修复、神经电刺激植入。
皮尔斯不但声称“终结所有拥有感知力的生物的痛苦”是一种“道德义务”，而且还非常自信地认为，这就在我们技术能力所及的范围之内。在避开痛苦这个问题上，伊壁鸠鲁给出过他的蓝图，而皮尔斯只不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先进的新蓝图——高科技版的享乐主义——而已，但解决的问题是一样的。
不过，考虑到人类状态的某些局限性，我的确很好奇皮尔斯的计划是否具有可行性。我对纳米科技的全部了解，用一个分子就可以装下，但我倒是读过一点儿关于意识变异状态方面的文化史。
17世纪中期，印度和锡兰的茶叶刚刚登陆英伦时，喝过茶的人[8]写下了热情洋溢的文章，歌颂这种“催眠品”简直让他们欣喜若狂。有些人说喝过之后，连续几日都无法入睡，一杯这样的东西就能让他们兴奋不安、意乱情迷。根据18世纪一位评论家的叙述，由于喝茶很容易习惯成自然，所以没过多久，整个不列颠就养成了对茶的严重依赖。那么，为什么21世纪伦敦的普通女性一天喝五杯茶却看起来很淡定，远远没有达到狂喜的程度呢？因为以前的茶更浓、劲儿更大？
可能性不大。更可能的是，亢奋、恍惚、迷醉的状态总是相对于“正常的”意识观念而言，这个正常既是针对个人，也是针对他身处的文化。几个世纪以来，基本上所有英国人都养成了“茶的意识观念”。这倒不是因为那里每个人都喝茶，而是因为有足够数量的人喝过或者在喝，由此而来的意识观念成了常态。从茶的意识中生发出来的文化影响着日常语言与人际互动，最终变成了成功的社交活动过程的一部分。假如几乎每个人都经常食用致幻蘑菇的话，“致幻蘑菇的意识观念”就会成为我们的常态。如果你在一个以致幻蘑菇为食的社会生活很长一段时间后，就会发现他们的语言和通常理解的指示物，与你家餐桌旁的谈话是明显有区别的。这些吃蘑菇的人讲的是迷幻意识的语言，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你也很可能掌握那种意识和语言，而与你吃不吃蘑菇没有关系。同样，电脑和社交媒体在我们还未完全意识到的情况下，改变了我们文化的观念体系，影响了我们对于正常的注意力持久度和人际亲疏关系的惯常理解。
最终结果就是，后来人们就把茶（或蘑菇、电脑）的意识观念当成了一种正常的意识形态，而不是更高级或优秀的状态。与亢奋的感觉产生反差的是日常的意识；我们感觉到亢奋，唯一的途径是有东西能让你觉得比平时更亢奋。那位伦敦的贵妇要想感觉更欣喜若狂一点儿，就应该试试别的东西，比如，在喝茶的时间来一两杯苏格兰威士忌。但很显然，这只在某段时间内有效，因为一段时间之后，“苏格兰威士忌的意识观念”就会成为她之后的惯常意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我的印象中，那些天天都酩酊大醉的人并不见得是特别快乐的家伙。
20世纪60年代时，我的朋友汤姆·卡斯卡特和我曾经玩过LSD（致幻药）。有一次，汤姆突然不再兴高采烈地环顾四周，而是一脸严肃地宣布：“欸，人总是可以更亢奋一点儿的，对吧？”
答案非常令人痛心，那就是——可以，我们总可以更亢奋一些。我们能这么做的原因是，人在某个时刻只能具备一种意识，而不管这个意识是什么，都可以被超过。虽然我们对此也心知肚明，但那些玩过致幻药的人对这一点的体会会更强烈。他们能亲眼看着自己的意识以及与这一意识联系在一起的狂喜感受从一个层面跳到另一个层面上，而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度令人头晕目眩的意识。事实上，在我们到达这条镜子长廊的尽头之前，大脑的尺寸限制会让我们停留在超验的轨道之上。
现在的关键是，知道我们总可以更亢奋一点儿，是很让人郁闷的一件事。这就意味着，我们永远也无法到达快乐的顶点，因为根本就没有这个点。那边总会有座更高的山。对于一个寻找终极快乐的人来说，这个认识无异于当头棒喝，一切都变得微不足道起来。不过别担心，我们现在坐着的这座山头很快就会成为新的意识常态，而我们的幸福感多多少少也还是原来的老样子。
实验心理学家称其为我们“幸福感的设定值”。他们的研究显示，诱发的快乐对于我们的幸福感并不能产生持久的作用。他们所谓的“享乐跑步机”的论点认为，对于已获得的幸福感层次，我们会不断地去习以为常，所以最后又回到了我们情感底线的那个层次。
这个“设定值”理论既让我感兴趣，又使我迷惑的地方就在这里：如果大家最终都会回归到某种底线情感的话，为什么有些人的底线会比其他人高呢？而且为什么有些文化的底线也要比其他文化高呢？
在不同的社会中，幸福的整体层次显然也不同。欧洲南部的人自我评估的总体幸福感要比欧洲北部的人高出不少。意大利人和希腊人要比德国人和荷兰人更爱笑，而且更能从日常的简单事情中获得快乐，比如享受一顿不慌不忙的午餐，无所事事地坐着闲聊，等等。（这很有可能就是北欧与南欧因欧元问题在经济关系上剑拔弩张的根源所在吧。北边的欧洲人认为南边的欧洲人太懒惰，南边的欧洲人则认为那些北方人根本不懂怎么才能活得幸福。）我曾在罗马教了一个学期的书，当时从报纸上读到过一则调查普通罗马人的一天都被哪些事情所占据的报道，结果发现罗马人花在吃饭、打盹儿、闲扯上的时间要比柏林人多很多。而我最喜欢的一项数据是，普通罗马人每天会腾出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来听音乐。这恐怕是享乐主义最无与伦比的状态了吧！
不管怎样，皮尔斯也不会接受这个设定值理论。他指出，抑郁的人服用百忧解（Prozac）后，会感到比没服用这种抗抑郁药之前好很多。而且大多数人只要继续服用，就可以保持住这种感觉。还有就是，大多数人都能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比抑郁的时候改善不少，心中对这种药充满了感激之情。那么，皮尔斯问道：为什么我们不可以都吃药，或者干脆接受神经电刺激植入，让我们一直这么好下去？或者如皮尔斯所言，让我们“感觉比挺好的还要更好一些”？他坚持认为，我们的社会和精神分析学家为愉快感和幸福感设立的基点有些太低了。他写道：“如果我们重新调适自己情绪的标准设定值，那么就可以更成功地落实最大快乐的原则，到时候连边沁的那些狂想都得靠边站。”
但皮尔斯在这里有点儿避重就轻。很大一部分服用百忧解的人需要不断增加剂量才能保证抗抑郁的疗效。那么，这有可能是因为一段时间后，他们用这种药物制造的快乐感的设定值又开始让人感到生活暗淡无光，甚至抑郁了吗？神经电刺激植入会不会也发生同样的情况？皮尔斯并未完整回答幸福的相对性这个问题。
那好，再问一个：随时都感觉很爽的可能性有多真？若要快速回顾一下我这一生中那些最狂热喜悦的时刻，我会把性经历放在首位。但我想让自己的一生变成一个漫长的性高潮吗？哈，我可不这么觉得，而且我也不是从年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一辈子的性高潮不但会在一两个月后变成沉重的负担，更有可能变得单调乏味。我肯定会开始怀念那些不太热烈的情感。
但在这一点上，皮尔斯早就替我想好了。他声称，他的计划会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把我们的感受调整到某一时刻我们正好想要的程度。那么，当我们正处在某个人工合成出的情绪中时，就可以预先决定下一个合成制造的情绪了。我想，如果要我选，我会先来点儿纵欲狂欢，再来一段至福的小插曲。
不过话说回来，即使皮尔斯这种“感觉很好”的乌托邦真的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实现，问题也仍然存在，那就是这是个好主意吗？
大多数人不会苟同，因为他们对这种人造状态首先就很反感。他们认为，如果你只是由于受了经颅磁刺激才感到快乐，那就不是真正的快乐。事实上，这正是将大多数人和大部分老鼠区别开来的地方——老鼠们显然不会介意它们的快乐幸福是人为诱导的。在一项被广泛引用的鼠类行为研究中，老鼠会持续不断地按下能刺激它们颅内快感中枢的控制杆，一直到昏死过去为止。而为了保持这种快感不间断，它们甚至可以不吃、不喝、不睡。
但人们在人造快乐这个问题上，态度并不始终如一。举个例子，很多反对人造快乐的人，在一天的漫长劳碌之后，会给自己开个绿灯，喝几杯波旁威士忌“放松一下”。偶尔来点儿镇静剂也可以，或者下午喝杯红牛提提神。但是，经颅磁刺激？想都别想。那东西就是不正常。
在我迄今为止碰到的那些对人为诱导情感的批评中，最具说服力的来自乔治·桑德斯的短篇故事《逃离蜘蛛头》（Escape from Spiderhead）。在这个未来主义寓言中，主人公是某项实验的研究对象，该实验通过手术将一个叫“随身滴”的仪器移植到了他的后腰上，然后将可以改变思维和情绪的药物输送到他的体内。在一次实验中，他被安排和一个叫希瑟的女人同处一室。起初，他觉得这个女人很让人倒胃口，可一旦身体里被压进去一种经过精准滴定的爱/性药物之后，他立即就被她迷得神魂颠倒了。希瑟也被下了药，于是两个人干柴烈火地云雨了一番。他确信，希瑟就是自己的完美伴侣、梦中情人。接着，他被人用药物实施了情感戒断，不再对希瑟有丝毫兴趣。随后，又被安排与一个叫瑞秋的女人重复同样的实验，结果他感到这个女人才是他唯一的真爱。男主角这样说道：
在我的脑海中，希瑟的双唇尝起来堪称完美。但很快，它就会被瑞秋的樱桃小口取代掉，我现在更喜欢这个味道。我心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情感，虽然这些情感（我在自己意识的某个地方可以分辨清楚）与我早前和希瑟在一起时的感受一模一样，但此一时彼一时，现在希瑟对我来说就是一具一无是处的躯壳。我想说的是，瑞秋才是我的真爱。
至高无上的爱，找到求之不得的灵魂伴侣时的全然快乐，就这么被降格为一滴滴的药水。一旦实验对象知道这一点以后，即便他拥有的情感再怎么强烈，他都会明白，他的爱终究是毫无意义的。（当然，有些读者可能会认为桑德斯的故事实际上绝妙地批判了那些虽没被下过药，但同样变幻莫测的人的心。）
从内心深处讲，相对于人造现实，我们最终还是更倾向于日常现实。哈佛大学已故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曾提出过一个简单的思维实验，名叫“体验机”（Experience Machine），希望判断出我们在选择日常现实还是人造现实这个问题上的站位：“假设有一架体验机可以提供任何你想要的体验。超级棒的神经心理学家可以刺激你的大脑，使你认为或感觉自己正在写一部伟大的小说，或正在认识新朋友，或读一本有趣的书。但整个过程中，你其实是漂浮在一个水箱里，脑袋上插满了电极。那么你会一辈子都连上这个机器，预设好你的人生体验吗？……当然，你并不知道自己在水箱里，而会觉得一切都在真实发生。……你会连上吗？”
结果，最终大部分参与这个假想情形的人都觉得，自己不想连上机器，因为他们希望真真切切地去做某些事情，而不是仅仅拥有做它们时的“感觉”。人们还是对日常现实有一种起码的忠诚，认为这才是唯一真实的现实。
但皮尔斯对那些人造快乐的反对者没多少耐心。他很愿意指出的是，麻醉剂在19世纪中期开始被用在手术上时，人们也发出过强烈的抗议，认为它很邪恶。有个产科医生就坚决拒绝将“麻醉气体疗法”用在痛苦的分娩上。他写道，分娩之痛“象征的是最令人向往、敬佩和符合传统的生命力”，而麻醉剂并不是生命力的表现；它不自然，所以不正当。皮尔斯的这则逸事，很容易让我们想起人类在面对新方法时那种与生俱来的执拗，但在我看来，却并没有切实回应我们对“真实”的日常现实的偏好。
小说《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启发出的一个观点，可以有力地驳斥皮尔斯的这个美丽新世界。在阿道司·赫胥黎虚构的未来社会中，人们过着幸福无忧的生活，而这些全都要拜一种名为“唆麻”的麻醉药所赐。赫胥黎用辛辣挖苦的笔调写道，这种药“拥有基督教和酒精的一切好处，却没有它们的坏处”。好吧，有一个坏处，那就是服了“唆麻”之后，人会变得呆滞、懒惰和缺乏想象力。批评皮尔斯的人担心，他所谓的普遍享乐主义，造就出来的就是这种社会：从地球的这一头到那一头，一堆又一堆的木头脑袋。
基本上，这种“没有痛苦，就没有收获”的论据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各种情感（如挫败感、好胜心及焦躁不安），因为它们是发明之母，是进步之母，是人生长远观念之母——比如说，担心全球气候变化或者自然资源耗竭的人生观念。要是这些情感缺席的话，我们还一动不动地坐在这边心满意足、欣喜若狂呢，地球那边早已陷入一片困顿了。
但事实是，情况远比这个复杂。根据很多心理学家的研究，人们越开心，他们的友谊、婚姻、工作表现、健康和收入就会越令人满意。简言之就是，没有痛苦，但收获更多。
经年悲观成瘾的哲学家亚瑟·叔本华为我们提供了“没有痛苦”这个问题的另一个观点。他信奉的是一种类似“没有痛苦，会更痛苦”的情形。叔本华认为，像皮尔斯所述的这种心满意足的世界，最终只会让我们变得比以前还绝望。他在《悲观主义研究》（Studies in Pessimism）一书中写道：“如果世界是一个奢华、舒适的天堂，土地上流淌着牛奶与蜜，每个王子都可以毫不费力地获得公主的芳心，那么人要么会无聊死，要么会把自己吊死。”
或许在皮尔斯这种感觉良好的乌托邦中，某种深具存在主义的东西真的危在旦夕。大概我们还需要忍受一些痛苦，才能成为真正的人吧——比如，意识到我们终有一死的那种痛苦，意识到我们的局限性和失败都在所难免的痛苦，意识到存在本身的诸多神秘之处的痛苦。没有了这类意识，我们就是些傻呵呵的动物，而我们的生命在存在主义的层面也将会空无一物。不过话又说回来，要是我们时时刻刻都感觉阳光灿烂的话，谁还在乎存在主义的那些玩意儿。
有时候，皮尔斯那种人类能幸福美满的论点，看起来就像是享乐主义吃错了药，让人觉得他更多憧憬的是一个疯狂的幻想世界，而在那个世界里，我们都已不再是真真正正的人类。不过，也恰恰因为这一点，我才认为这位年轻的哲学家简直卓尔不群。因为在我知道的哲学家中，还没有哪一位能像皮尔斯这样，迫使我们思考享乐主义的根基——难道我们生命中想要拥有的，就只有快乐吗？
对任何人生哲学而言，这恐怕都差不多算是首要问题了。#04“生活摇荡如钟摆，于痛苦与无聊间徘徊。”——亚瑟·叔本华（1788—1860），德国哲学家#形而上学者、伦理学家
好吧，我交代：我的确隔三岔五就渴望好好地悲观一次，尤其是在生活里要面对点儿小灾小难的时候。当自己遇上啥糟糕事了，只要想想生活对每个人而言其实都挺烂的，心里就会有种麻木不仁的慰藉感。在这种时候，还有谁比忧郁先生叔本华更适合请教的。我记不清到底是什么时候把这句话抄到笔记本里的，不过我敢打赌，肯定是在某个情绪低到谷底的时期。
虽然有点儿难以置信，不过叔本华本人却被认为是个享乐主义者。因为他主张幸福才是生活的终极目标，只不过他觉得要达到这个目标基本上比登天还难。同伊壁鸠鲁一样，他将幸福与快乐定义为恐惧和痛苦的缺席。而且一如伊壁鸠鲁，叔本华也相信，降低我们的期待才是消除忧郁感的不二法门。这位德国哲学家直白地讲道：“不想太过悲惨的话，最保险的方法就是不要期望能很开心。”真是大爱“太过悲惨”这几个字，叔本华都不屑于采用伊壁鸠鲁所说的“不高兴”一词。
从这儿开始，叔本华的哲学开始一路下坡，还是很陡的那种。在他的皇皇巨著《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The World as Will and Representation）中，叔本华写道：“生命的短暂常常被人哀叹，却可能是生命中最好的部分。”在《存在的虚无》（The Vanity of Existence）一文中，他又写道：“人的生命一定是某种错误。这一点的真实性足够明显了，因为我们只需要记住，人是欲望与需求的综合体，极难被满足；而且即便被满足了，他能得到的也只是一种无痛苦的状态……这就直接证明了存在本身是毫无价值的。”当然，这之后就是他那令人超级沮丧的“钟摆”名言了，咱们都晓得的。
在他充满失败与孤独——没人买他的书，也没有大学请他当老师——的成年生活中，叔本华偶然读到了婆罗门（印度）典籍《奥义书》（Upanishads）最早的西方译本。尽管这种东方哲学在骨子里会更积极一些，但在那充满神秘/玄学的文字中，他还是为自己的哲学找到了深深的共鸣。《奥义书》认为，人只有变得超脱与顺从，才能体验到平和接受生活的感觉。而叔本华在人生晚期逐渐开始吸纳的，正是这种态度。[9]
在这段最后的时期里，他写道：“Oupenk' hat（受佛教启发的印度教经文）一直是我生命的慰藉，直到我死去。”对叔本华来说，承认自己感受到某种程度的慰藉，基本上就跟别人喊出“哇靠”差不多。
这些东方的文字似乎极大地改变了叔本华的人生，不过有点儿反讽的是，这种改变的方式却非常单调平凡。六十多岁时，他出版了一本名为《附录与补遗》（Parerga and Paralipomena）的书，书里大部分都是炒他那些悲观哲学的冷饭，不过也有很大一块是些朗朗上口的警句。比如，“很多时候，只有失去之后，才懂得事物的价值”，以及“每天都是一段小生命，每日醒来起身是一次小出生，每个新鲜的早晨是一次小青春，每晚休息睡去是一次小死亡”，还有“荣光虽不必赢取，但必不能遗失”。
呵，一堆陈词滥调吧，但是许多人还觉得这些话就跟伊壁鸠鲁的格言一样说得挺好，让人着迷。不过要谈到叔本华作为一个写作者的发展历程，《附录与补遗》那种一句话概念的格式，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他读过的那些东方宗教典籍，尤其是《大梵经》（Brahma Sutras），也就是吠檀多/印度教那些通俗易懂的警句。《附录与补遗》成了当仁不让的畅销书，霎时，忧郁先生成了全城景仰之人，妖艳动人的女子、辉煌富丽的派对与读者来信蜂拥而至，他那种悲观的享乐主义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听众。人们在他这种狂飙突[10]进运动中发现了一种近乎可怕的浪漫，而且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你在去柏林那家时髦的鲍尔咖啡馆的路上，就可以读完那些朗朗上口的简短句子。
20世纪的哲学家伯特兰·罗素一般被认为是个非常大度的人，但他却把叔本华评价为一个极品伪君子。罗素写道：“他一直都在高级餐馆大快朵颐；还有不少肉欲多于激情的风流韵事；他非常喜欢与人争辩，还极端贪婪……所以很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样一个深信禁欲与克制的人，却从来没有在实践当中哪怕表现出一点儿他那些所谓的信念。”
罗素这么写，其实有借个人好恶攻击叔本华哲学之嫌。但话说回来，叔本华的哲学实质上是一种对待生活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又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心理现象。悲观是人的一种感受，会影响人们观察事物的方式。这种感受或许促成了哲学的诞生，但说到底，无论是感受还是哲学，都无法被证明。如果让现代心理学家去分析叔本华的生活，他们看到的会是一个自卑问题很严重的人在一鸣惊人之后，克服了抑郁，成了一个派对动物。我理解罗素的出发点，因为重生后的派对动物叔本华干的那些事情，让我也很难去严肃地对待他那种悲惨的厌世之感。
我这辈子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因为什么事，都从未把叔本华的悲观主义长期留在心里。即便在最惨淡的时刻，也总有东西会带着希望出现，让我重新振作起来——都是一些日常小事，但总能出人意料地让我重燃生活的欲望。
在伍迪·艾伦的电影《汉娜姐妹》（Hannah and Her Sisters）的结尾处，米奇这个角色（由艾伦饰演）发表了一段长长的独白，讲的是在人生的某个时段里，由于被叔本华的悲观主义过分左右，他曾尝试自杀。自杀未遂后，他跑到纽约的大街上轧马路，一时兴起钻进了一家电影院，里面正在放马克斯兄弟的《鸭羹》（Duck Soup）。米奇回忆道：
我就是需要一点儿时间来整理一下思绪，让脑子恢复逻辑，把看世界的角度重新放在合理的位置上。我上到楼上的阳台，然后坐下来。你知道吧，那部电影我从小到大已经看了很多遍，一直都很喜欢。我看着银幕中的那些人，又开始被电影吸引了。然后我就想，你怎么会想要自杀？这难道不是很愚蠢的行为吗？对吧，看看那些银幕里的人，他们真的很好笑。而且，即便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了，又怎样。
即便没有上帝又怎样，你只能在这人世走一遭，仅此而已。是吧，所以难道你不想经历一下吗？……然后，我放松地躺到了椅子上，开始真正地享受现在的我。
米奇/艾伦的顿悟，让我想起了奥斯卡·王尔德那句精辟至极的话：“我们都生活在阴沟里，但仍有人在仰望星空。”#05“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判断生命是否值得继续，就相当于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其他一切——诸如世界是不是三维的、精神有九种还是十二种范畴——都要位列其后。”——阿尔贝·加缪（1913—1960），法国哲学家#存在主义者
抱歉我先在沙发上躺一会儿，因为我从来都没办法坐着读加缪的这段宣言。事实上，我把这段话抄到笔记本里时，正躺在一条幽暗绝望的阴沟里，放眼望去，连一颗星星都没有。不过直至今天，我都仍然相信加缪的训诫是完全正确且至关紧要的。
如果哲学的根本问题是“生命的意义是什么”，那我们就必须解决个体生命是否值得继续的问题——答案就隐藏在其中。（那些发自内心相信哲学的根本问题是思维到底有九种还是十二种范畴的人，可以不必往下读了。）
加缪这个观点的威力始于一个事实，那就是在这个世界的生物当中，只有人类拥有思索和清醒地做出自杀决定的能力。对那些认为鲑鱼冒着千难万险洄游至产卵地也是自杀的吹毛求疵之人，我只能回答，我敢肯定鲑鱼这么孤注一掷，绝没有经过深刻的哲学思考。而一个人若是神志清醒、活动自如，而且还算有随机应变能力的话，就可以自由地决定自杀，然后照做。
我们大多数人并没有真正思考过这种可能性。理智上，我们知道自杀是一种选择，却很可能从未真正想过，不会坐在一个灯光晦暗的房间里，全身心投入到这个问题中去。那太可怕了。
在继续往下说之前，有一点需要郑重指出，那就是加缪忽略了自杀问题的心理学角度，即一个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内心可能承受了巨大的痛苦，以至于自杀成了唯一的出路、唯一的解脱。而多数心理医生会说，这类人其实有别种选择，如药物和精神疗法。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会说有自杀倾向的人本质上就不是理智的——任何自杀之人的行为都是非理性的。当然，加缪会说，诚挚地思索自杀问题就是极端理性的行为。
我认识一位父亲，他的大女儿在二十几岁时自杀了。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女孩都刻意与社会隔绝，大多数时候都自己一个人待在树林里。她的家人和朋友非常担心，求她去看看心理医生，但是她对旁人的关切置若罔闻。她也没有留下遗言解释自己为什么要自杀。很多人都因她的离世而悲痛万分。
她父亲伤心欲绝，离家出走了好几年时间。直到回来之后，他才看起来差不多接受了现实。他对一位朋友说：“我不光希望她还活着，更希望她能找到一个活着的理由。”这位父亲勇敢而又深刻地找到了这出悲剧的根源。
于我而言，对一个人思考自杀最决然和恐怖的描述，来自格雷厄[11]姆·格林那篇令人拍案的私人化散文——《墙角壁橱里的左轮手枪》（The Revolver in the Corner Cupboard）。
由于饱受难以缓和的空虚感困扰，少年时代的格林曾偷偷拿着哥[12]哥的手枪，跑到伯克翰斯德的公共林地里玩俄罗斯轮盘：他先装入一颗子弹，再转一下枪膛，然后把枪对准脑袋，扣下扳机。当只有一声咔嚓时（他每次玩都有），他会感到一种难以抑制的快感，“就像一盏灯突然点亮了……我感到人生充满了无限可能”。
加缪当然不会建议玩俄罗斯轮盘，一个原因是，这种行为最终把是否继续活着这个重要的存在主义问题，交到命运的手中。但是，格林的行为仍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展示了为什么直面自杀可以让人找到活着的终极理由，且不论这个理由到底是什么。一个人一旦决然地明白了生存与否是自己的选择之后，就会到达要么有理由活着要么没有的关口。模棱两可结束了，选择继续活着——选择生命——就成了创造自己生命意义的前奏。我们选择继续活着是有理由的，即便这个理由没有多明确具体，仅仅是“我不想死”而已。[13]
当加缪在《局外人》（The Stranger）中写下“如果你一直在寻找生命的意义，那你就永远没有活过”这句话时，从另一个角度表明了同一个观点：人生的意义不能靠我们去找，而是要靠我们来创造。只有通过沉思自杀，我们才能彻底见证自己创造的意义。#06“我的第一个自由意志行动将会是相信自由意志。”——威廉·詹姆斯（1842—1910），美国哲学家#实用主义者
当然，在我选择生命的意义之前，最好先问问自己是否拥有自由和独立的意志来这么做。
如果说伊壁鸠鲁是“金句小王子”，威廉·詹姆斯就是“金句CEO”。在我所知晓的有关自由意志信仰的讨论中，詹姆斯用上面这句话给出了最为简洁和有效的论断。
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开始，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争吵便甚嚣尘上，但最近脑科学界很多尖端前沿的新发现据说帮助决定论者在争论中逐渐占了上风。因为脑电图显示，我们的头颅里有数量惊人的因果关系在发生，连决策行为也不例外。这些科学家声称，我们所谓的自由做决定，其实就是弹来蹦去的原子们在毫无章法地随机运动而已。
这绝对值得我好好想一想，不过在想之前我要先暂停一下，讲讲有史以来我最爱的哲学新闻头条：《邓普顿砸重金贬斥哲学》。
这则新闻讲的是邓普顿基金会（Templeton Foundation）悬赏440万美元，征集自由意志问题的终极答案。应征者佛罗里达州州立大学哲学系和该系学科带头人阿尔弗雷德·密尔眼都没眨，就接受了这笔经费。毋庸讳言的是，无论哪里的哲学系都从来没被赞助过这么多钱。研究“为什么会有事物存在而不是什么都没有”这种哲学问题时，人们连几千块钱都不肯吐出来，那为什么佛州州立大学的天降横财会被认为是贬低哲学的工具呢？
追踪钱的来源就可以了。邓普顿基金会的CEO、亿万富翁约翰·邓普顿是个原教旨主义基督徒，曾捐给加利福尼亚大学500万美元，资助其研究濒死体验对来生的可能性会造成什么影响。即使在不是哲学家的人看来，邓普顿先生也似乎是在花钱证实自己最深切的信仰，基本上类似于生产抗抑郁药帕罗西汀（Paxil）的制药业巨头葛兰素史克捐给某大学实验室120万美元来研究治疗抑郁的有效方法。（事实上，葛兰素史克真这么做了，实验结果得出的结论是，帕罗西汀这类药确实有效。）
我禁不住好奇，邓普顿先生认为自己的钱买来的是什么？难道他觉得某位哲学家或者脑科学家能找出严丝合缝的理由证明来世存在，那来世就一定存在，然后他就可以安心离开这个世界了？虽然可以料到学术人士会被报酬多少而左右，但邓普顿先生对学术界如此信任，还是叫人动容。
不过，为什么邓普顿要在这个时候砸重金，加入自由意志和决定论的争吵当中呢？
毫无疑问，是因为目前脑科学决定论者风头正劲，如果他们所言不虚，那就会给道德责任问题带来一系列骇人的后果。如果人并没有自由意志，那为什么要为他所做的坏事承担责任呢？都是那些弹来蹦去的原子指使他干的啊。这种可能性尤其令邓普顿先生这样虔诚的基督徒感到心惊肉跳。决定论会对罪孽和救赎的概念造成何种影响？此外，脑科学家的论据中还含蓄地表示，宇宙中的一切都可以被简化为物质，精神可以被简化为脑细胞的活动，这就意味着最终只有脑细胞才是真实存在的。在哲学层面上，哲学科学家是一元论者——他们拒绝了那些既相信物质也相信非物质（如精神和不朽灵魂）的人们所持的二元论观点。但邓普顿先生的心愿清单上，是肯定没有一元论的。
插播完了赞助商的广告，现在我们再回到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争论上来吧，因为这会影响到那些准备肩负起存在主义者的重任，执意要去创造自己人生意义的人。
威廉·詹姆斯这种眼里不揉沙子的实用主义，一直都对我有一种吸引力。他的目标是要让哲学关切到真实的生活，例如自由意志这个问题，就被他用自己一贯的敏锐处理得非常巧妙：“我的第一个自由意志行动将会是相信自由意志。”
在此，他想要强调的重点是，世界上并没有什么客观和科学的方法，可以证明自由意志的存在。即便使用X光机（X光被发现时，詹姆斯仍在世），你也肯定看不到它。因此，接受自由意志的存在，就相当于接受了一种信仰，那是某种我们可以选择相信的东西。而此处隐藏的，就是詹姆斯的那个小玩笑：选择相信任何事情都是意志造成的；没有意志，选择也不存在。事实上，你怎么可能“选择”不相信自由意志？要是这样的话，一定是有什么决定因素迫使你做出了选择。所以，詹姆斯关于自由意志的宣言中，包含了某种十分奇妙的迂回圆满。通过做选择这种行为，他事实上已经接受了自由意志的观点，而在此处，他所做的选择又恰好是相信自由意志的存在。
詹姆斯这个决定中的实用主义部分就是，相信自由意志是本能的感受。这对于有知觉的人类而言，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是作为“我”的基本要素。不过，要是我们察觉到相信不可控的力量决定着我们的行动会对我们更有利或让我们更心安，我们就会立即改口，抬出“是魔鬼指使我干的”那套来。“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当你们给我下判决的时候，请回想一下我童年曾遭受巨大创伤的事实——是我的教养逼我这么做的。”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奶油蛋糕抗辩”——是我吃下的奶油蛋糕里的那些糖分让我扣动了扳机，出自旧金山的一起真实的谋杀案庭审。
我很好奇，如果一个人觉得他的每个选择都是命中注定的，那他的行为会有所不同吗？他该怎么做才能让注定的事情发生？而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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