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畔
出版社：东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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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区位评价试读：
前言
随着中国新型城市化阶段的到来，基本公共服务正在成为城市功能转型与提升、统筹城乡发展、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关键要素与重要动力。目前针对基本公共服务的相关研究仍旧主要从公共财政和政策体制出发，缺乏从空间角度进行的评价与分析，国家政策难以在城市中得到落实，公平与效率的合理协调在设施的布局过程中仅仅作为规划的目标与口号，却难以衡量。尤其在城市规划领域，由于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概念界定的模糊性以及设施空间布局科学评价标准、差异化分类标准的缺失导致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布点的盲目性与随意性，不仅使政府投入的资金得不到充分的利用，也给居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针对目前公共服务区位相关理论研究成果的复杂与多元化，本书以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区位评价为核心，以公平与效率为研究视角，探讨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理论体系、模型框架以及实证应用三大内容，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多学科、多元主体统一的研究平台与框架。在研究方法方面，本书以地理信息系统软件（ArcGIS）以及统计产品与服务解决方案软件（Statistical Product and Service Solutions，简称SPSS）为分析平台，运用了时间可达性、空间自相关等空间分析方法以及因子分析、交叉分析等数据处理方法。
本书共8章，第1章为绪论部分，在梳理基本公共服务研究的迫切性与必要性的基础上明确本书的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并进一步从基本公共服务的概念出发，在其所具有的应时性、基础性、普遍性以及可变性的基础上界定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种类与级别；同时，结合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属性特征，从居住空间、就业空间以及服务空间三大空间目前的相关研究以及居民一天内的时空移动特征出发，明确本书区位研究的对象与空间范围以及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区位的具体内涵。
第2章梳理了我国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发展与规划的现状与问题。首先分别从省域尺度以及城市尺度选择相关指标，分析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水平与城市化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明确目前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发展现状；然后进一步从城市层面基本公共服务设施规划与配套标准的相关内容以及供给与使用的空间表现出发，分析当前背景下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区位发展的问题，为后文合理构建城市层面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区位评价理论框架以及全面梳理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区位影响要素提供有效的支撑；同时，基于新型城市化这一时代背景与其内涵，梳理了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发展的切实要求。
第3章从区位论的理论研究出发，将区位研究划分为生产性服务业区位研究与生活性服务业区位研究两大方面，并针对公共服务设施区位论的相关理论研究进行了深入梳理，包括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公平”、“人本化”、“社区化”、“均等化”以及评价等几个方面；针对公共服务设施区位研究涉及的相关理论、原则和方法进行了小结，总结了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与未来研究的突破点，包括多元统一的研究平台与框架、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时空统一的研究与评价视角以及以人为本的评价与规划理念四个方面。
第4章结合前文对基本公共服务发展现状的梳理以及理论研究的总结，基于理论研究中所提出的突破点，从区位评价的理论基础出发，引入复杂科学的概念及其特征，并基于复杂科学视角重新审视目前基本公共服务的相关研究。接着从哲学层面认识论的视角探讨复杂科学中主客体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从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主客体界定以及主体间性的梳理出发，提出了基于供需平衡原则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区位评价主体框架，并进一步梳理了以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为共同客体，供给主体、使用主体以及规划协调中介三者在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区位布局中的影响要素。其中，供给主体的影响要素包括公平与效率价值观的选择、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与监管模式以及公共财政制度的构建；使用主体的影响要素包括居民的需求、满意度以及社会属性与生活习惯；规划协调中介的影响要素包括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指标、设施的分类与分级、各类设施空间布局的要求以及设施之间的相互影响。最后提出了基于主体视角的区位评价基本原则。
第5章从“公平与效率”的价值观出发，探讨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区位评价的标尺与视角，确立了在新型城市化“以人为本”的背景下“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并尽量满足效率最大化公平”的价值取向。在此基础上，一方面构建了以时间成本可达性、空间自相关为基础方法，以协调空间公平与空间效率为主要目标的评价模型；另一方面，从问卷调研方法的设计、问卷内容的设计、预调查与问卷修改和最后问卷调查的实施几个方面具体阐述了基于居民满意度与需求的问卷评价方法与过程，并从供给主体和使用主体两个方面对综合模型进行了深化解释与优化补充。接着结合复杂科学视角下的方法论体系构建涵盖还原与整合两条路径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区位评价综合框架。
第6章以南京市11个城区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首先从分析南京市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的特点和水平入手，梳理不同类型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发展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其次进一步分析在城市的不同空间使用主体视角下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满意度与需求；最后运用第5章所提出的综合评价框架，以医疗设施和教育设施为例进行空间公平与空间效率的深入分析，分析得出南京市江南八城区和外围三区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存在整体性非均衡以及明显的区域分异特征——城市主城核心区设施的空间公平与空间效率水平都较高且各区之间呈空间正相关关系，主城边缘区、城乡结合部以及乡村地区两者的关系则更加复杂。
第7章结合对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使用者的满意度调查，提出了结合主城区、主城区边缘区以及乡镇地区包括空间公平与空间效率的相关关系与绝对数值，居民满意度的可能性以及需求种类在内的几大发展模式。在针对南京实证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本书针对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所具有的社会复杂巨系统本体论意义的典型性，进一步从模型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等方面探讨了综合评价模型在其他城市的可行性与延伸性，突出了该模型的方法论意义。另外为提高综合评价框架的可操作性，本书提出了新时期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在总体规划以及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的内容建议以及基于综合评价模型基础上的政府考核框架建议。
第8章总结了本书的主要结论，并对本书研究的不足与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进行了梳理，提出了下一步的研究展望。
本书由胡畔撰写并统稿，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新型城市化阶段长三角城市区域就业空间演化与重组研究”（2011—2013年，编号51078071）的资助。胡畔2014年3月于南京1绪论1.1研究背景
21世纪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就业机会。随着国内各大中心城市功能的高级化、城乡一体化水平的不断提升，轨道交通建设的网络化以及区域同城化效应的不断强化，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已经迈入了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城乡统筹一体的新型城市化阶段。在经济转型加速、产业高端化加速、国际化进程加速、城市化进展加速的关键时期，面临着城市综合实力竞争的新机遇，建立生活舒适、品质宜居的城市成为众多地区发展的目标，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正是满足居民新需求和提升城市品质与功能转型的重要手段。
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 “基本公共服务”这一概念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随后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构建城乡一体化新格局的战略目标和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任务；紧接着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也将未来五年的聚焦点放在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这充分体现了我国正全面进入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的新型城镇化阶段。2012年7月《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的发布，标志着关注社会公平与正义成为“十二五”期间的重要发展原则。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十二五”期间，城乡居民对衣食住行、就业、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质量要求会更高，多样化的公共服务需求将全面快速增长。在这样的宏观政策引导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建设力度不断加大，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1.1 城市功能转型与提升
面临着资源、能源、生态环境等要素的制约，我国城市发展模式已经开始从粗放型土地扩张转向集约型精明增长，以往城市的发展往往把经济功能的提升作为首要任务而忽视社会功能的完善，从而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城市活力不足，卧城的大量出现，城乡差距的逐步扩大，等等。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城市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以及公共财政的投入方面具有明显的差距，难以满足居民对于教育、医疗、文化体育以及社会保障等日益增长的需求。近几年，国家加大了对于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投入力度，并大力提倡教育均等化、医疗均等化等理念，促进“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发展，以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完善为切入点提高城市化的品质，而人均公共服务设施的拥有量也成为各大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之一。2010年，我国在教育、卫生、社保、住房、文化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投入比2009年增长了19.9%,2011年全国财政支出2.82万亿元大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财政支出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在教育、社保和保障性住房的相关投入增幅均高于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简称GDP）增幅。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已经成为实现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推动城市功能转型与提升的关键要素。1.1.2 城乡统筹与社会公平
新阶段城乡统筹发展的任务包括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发展现代农业、加大农村公共服务投入、刺激和扩大农村消费需求，可见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在城乡统筹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城乡统筹政策的指引下，一些地区加大乡村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力度，缩减城乡差距，而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则进一步从促进城乡等值入手，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共享和同标。例如南京市玄武区自2006年起就推进实现了辖区内低保标准的城乡同标，为城乡全面统筹提供了有力支撑。但在社会发展的新时期，我国城乡矛盾依旧凸显，2011年城乡收入比为3.13∶1，基尼系数突破0.55，已经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而新阶段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质即在于承认和保障农民的基本生存权和公平发展权，重点在于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同时，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涉及面广，关系到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性别的各类人群，除了需要满足普通城市居民不断提高的需求之外，大量弱势群体目前在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还存在明显的障碍，全国农民工群体在医疗、子女教育以及社会保障方面与城市居民还存在巨大的差距，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的供需也存在明显的城乡倒挂的现象，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能够有效地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因此实现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在城乡范围内的合理布局，将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实现，维护社会协调发展。1.1.3 公平效率的合理协调
基本公共服务相关的各种理论研究涉及众多学科，包括经济、社会、地理、管理、政策等多个方面。国内外学者在针对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区位的研究中，对于设施公平与效率的界定以及评价方法多种多样，既有多元化的计算模型，也有从社会学科、伦理哲学角度的思辨。目前的研究趋势表明如何协调公平与效率不仅是社会发展需要解决的核心矛盾，也成为设施区位空间布局中的核心研究内容。在多元供给主体的研究中，主体的价值观、财力以及供给和管理模式影响公平与效率的有效协调；在居民使用公共服务设施的过程中，如何一方面满足其均等化的需求，另一方面提高设施的使用效率，减少设施的浪费也成为设施建设关注的重点内容；同时从城市规划的研究视角出发，相关标准与指标的设定，如何协调不同城市之间、城市内部不同空间之间、不同的社区之间以及不同的居民群体之间的公平与效率都成为目前在区位研究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如何将这些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有效的统一与整合，如何通过建立统一的框架重新梳理不同学科对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区位公平与效率的相关研究并进行评价，避免由于评价体系的不完善带来公平与效率协调问题的恶化，已经成为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区位研究的重要突破点与核心内容。1.1.4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2008年，广东率先破题研究编制全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广东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纲要（2009—2020年）》的正式出炉，标志着广东将在全国先行先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该规划纲要确定的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包括两大类八项内容：基础服务类包括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文化体育、公共交通等四项，基本保障类包括生活保障（含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五保）、住房保障、就业保障、医疗保障等四项。这些内容直接关系民生。该规划纲要中的成果包括：公共教育——三年实现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基层卫生站半小时就能到达；文化体育——建成“农村十里文化圈”；公共交通—— 2017年实现公共交通为主。2009年《常州市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均等化研究》以“在常州市域范围内实现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优质全覆盖”为最终目标，按照“公平性、战略性、可持续”的原则，仔细分析了常州市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布局现状，重点研究了城乡公益性社会服务设施、市政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均等化布局，并提出了标准规划引导和实施政策建议。2010年南京市围绕“十二五”期间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进行专题研究，探索基本公共服务在新时期的内涵以及实现均等化的合理路径。可以说近几年各地都在积极地探索如何在城乡规划以及各类发展规划中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2012年7月刚刚颁布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明确指出“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是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迫切需要。1.2相关概念界定1.2.1 基本公共服务设施
研究基本公共服务设施首先要明确基本公共服务的概念。基本公共服务是指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共识基础上，根据一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总体水平，为维持本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基本的社会正义和凝聚力，保护个人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所必须提供的公共服务（陈昌盛等，2007）。《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基本公共服务是指建立在一定社会共识基础上，由政府主导提供的，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相适应的，旨在保障全体公民生存和发展基本需求的公共服务。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在同一地区不同时期，人们的需求层次会随着生产水平的变化而变化，而个人需求的变化与社会发展程度、生活指数、城乡统筹的程度紧密相关，需求层次的变化会影响权利实现程度的高低，从而影响到基本公共服务的服务内容以及服务水平。按照目前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一般包括基础教育、基本公共卫生、社会保障（本书涉及住房保障）、劳动就业、公共安全、基础设施、社区建设与管理等领域[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2008]。
综合以上定义，笔者将“基本公共服务”的概念界定为在特定的社会发展条件下，为维持经济发展的稳定以及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满足全体公民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所必须提供的公共服务。从其内涵出发，基本公共服务具有以下四个特点：① 应时性——基本公共服务应与当前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共财政能力相适应；② 基础性——基本公共服务的界定对于人的基本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具有核心的作用；③ 普遍性——基本公共服务在不同的区域、城乡之间以及不同的群体以及个人之间具有普遍的需求性；④ 可变性——基本公共服务的内涵与种类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公民需求的变化而改变（图1-1）。图1-1 基本公共服务内涵示意图
从国外的相关研究来看，目前并没有明确提出“基本公共服务”这一概念。按照前文所提到的基本公共服务基础性、普遍性等特征，国外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方面。社区作为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单位，与居民的日常生活联系最紧密，最能够反映居民的根本利益。如美国作为西方国家中最早开展社区工作的国家之一，它的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包括社区图书馆、社区教育设施、小型运动场所、老年人及青少年服务设施、社区卫生服务设施（包括社区医院、家庭式护理中心以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日本社区中含有本国特色的社区体育俱乐部和承担社区教育功能的公民馆；新加坡社区邻里中心的建设已经得到多个国家的推广和借鉴。邻里中心以居住人群为中心，全部设施满足人们在家居附近寻求生活、文化交流的需要，构成了一套巨大的家庭住宅延伸体系。邻里中心的服务对象以本区居民日常活动为主，有别于中心商务对外交流为主的城市功能，但两者又互为交叉，共同构成城市人民活动中心的完整系统。总的来说，针对社区公共服务的研究基本集中在教育、医疗、体育以及老年服务设施等方面。
从我国《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五有”目标以及一些社会发展报告如《2007/08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2009年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现状与问题入户问卷调查报告》可以看出广义的基本公共服务一般包括：基础教育、基本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劳动就业、公共安全、基础设施、社区建设与管理等领域。
结合“基本公共服务”的概念，“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即在特定的社会发展条件下，为维持经济发展的稳定以及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满足全体公民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所必须提供的具有空间表现形态的公共服务设施。由于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涉及的种类多、层级复杂，本书结合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对其属性又进行了进一步的界定：
① 以社区、居住小区为载体。
② 与居民的日常生活联系最为紧密，互动最为频繁。
③ 普及所有居民，涉及老年人、残疾人、儿童。
④ 能够保证居民一段时间内正常生活的运行。
⑤ 居民在使用设施的过程中不受消费水平等级差异的影响与限制。
⑥ 以政府投资为主体的公益性设施，部分为政府与私人共同投资但仍旧为公益性设施，具有非竞争性和较强的非排他性的特征。
按照这一概念，结合《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 50180—93）（2002年版）中的公共服务设施分类与分级，确定本书所界定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如表1-1所示。表1-1 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种类和级别
其中商业金融服务设施以及大部分已经市场化转型的邮政电信设施设施虽然满足以上前五个特征，但这些设施受市场力的作用较大，主要通过市场配置。尤其是在2012年开始实施的《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也将公益性与盈利性公共设施用地进一步分化，将原标准“公共设施用地”（C）拆分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A）和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B），充分体现了商业服务设施与其他设施的不同属性。为保证本书研究的统一性以及便于后文对具有相同属性设施区位影响要素进行梳理与分析，本书的研究中不包括商业和金融设施以及邮政电信设施。
另外，一些地区级以及市级公共服务设施包括三甲综合医院、大型体育馆、文化馆等设施，虽然在居民日常生活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这些大型设施的建设主要遵循自上而下的投入建设模式，受到政府政策以及大事件推动等多种不确定要素的影响，不纳入本书空间量化分析的主要研究框架与内容当中，仅作为定性分析解释或模型修正的补充内容。1.2.2 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区位
本书涉及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区位评价，因此如何理解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区位是区位评价体系与模型构建的关键。区位一词来源于德语“Standort”，有位置、场所的意思，我国译成区位，日本译成“立地”，有些国家则翻译为位置或布局。一般来说，某事物的区位包括两层含义：一方面指该事物本身的空间位置，另一方面指该事物与其他事物的空间联系。因此区位不仅表示一个位置，还表示放置某事物或为特定目标而标定的一个地区、范围。
因此研究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区位必然需要明确其所涉及的空间对象及空间范围。目前针对城乡空间研究的内容主要由居住、就业以及服务三大空间构成，针对三大空间以及不同空间之间的相互关系几乎涵盖了居民日常生活的所有活动。笔者对现有与三大空间相关的研究话题进行了梳理，目前针对居住空间的研究主要包括社会空间分异、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基于社区的居民活动空间等内容；针对服务空间的研究主要包括零售商业空间以及城市商业中心结构、公共服务中心体系构建、大型商业空间消费者行为等内容；针对就业空间的研究主要包括产业空间布局、企业区位特征以及不同类型的就业人员区域空间分布等内容。在涉及不同空间相互关系的研究中，居住空间与服务空间的相关性研究包括基于社区尺度的公共服务设施供给以及社会分异研究，居住空间与就业空间的相关性研究主要围绕职住平衡的空间研究展开。而从人文地理学角度基于居民行为的商业、文化、娱乐场所的微区位研究则贯穿了居住、服务与就业三大空间（表1-2）。表1-2 三大空间相关研究
而本书针对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区位研究是否要从这三大空间出发还要由居民日常行为以及基本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范围和对象来决定。
首先从居民个体的视角进行分析，以加百利（Gabriel,2008）所提出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居民一天内的时空移动特征为基础进行进一步分析。图1-2中A代表了家中有工作的成员，B代表全职居家的成员，C为子女。每天早晨A先送C去学校，然后去上班，直到下午下班结束回家，B每天在家附近的文化、娱乐等基层设施进行活动（包括一些购物行为），图中虚线的圈代表每类设施的服务范围，B于下午C放学的时间接C回家。图1-2 以家庭为单位的居民一天内的时空移动特征
该图中以学校为代表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区位布局从居民高效率使用的角度来说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即设施与居住地之间的距离在设施的服务半径之内，第二种情况即位于工作地点与居住地点的2通勤出行流线上（图中所示的A），从家庭的一般构成来考虑，如果家庭中有一位全职人员，那么接送子女的任务会落在他（或她）身上，则学校最好满足布局在居住地附近；如果在家庭中有大于或等于两个人工作的情况下，一般都是由不同的成员共同分担接送子女上下学的责任，而两人的通勤路径又很难在相同的流线上，因此也最好满足在居住地附近设立学校以便可以在下班之后方便任何一方接送子女。所以教育设施（在本书中主要指幼儿园、小学等基础教育设施）一般只需要满足居住的单可达性即可。
其他基层医疗设施和文化体育设施的布局则相对较有弹性，既可以在居住地附近也可以在就业地附近。对于托老所以及社区管理服务设施等，由于受到其使用人群的特殊性以及受到行政区划等要素的影响一般也应当布局在居住地附近。对于一些不用花费过多时间稍作停留即可完成的服务来说，居民除了可以在其居住和就业地附近完成之外，也可以在其通勤流线上完成，主要包括便利店、药店、银行等基层商业设施以及一些邮政设施，但这些设施不算在本书研究的范畴之内。
基于上文从居民视角对基本公共服务使用特征的分析，满足居住空间的可达性是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区位选择在新的商品房社区的发展模式下的一种较为合理且对所有设施具有普适性的模式。
当然也可以看出，设施的空间布局必然也与居民的就业空间相关，满足就业空间的可达性也可以成为部分设施如医疗和文体等设施空间布局的选择。因此设施的空间布局还需要从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对象和范围来进行进一步的界定。
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与主要关注居民个体行为的研究不同，由于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对象是居民群体，尤其是针对一个居住小区或者一个社区。我国原有的单位制社区是将居住、就业和服务这三大空间进行耦合的最佳形式，在单位制中同一社区的居民甚至夫妻双方往往在同一单位工作，因此服务设施的布局可以满足以上两种条件即居住与就业地的双可达。单位制度改革之后，随着单位制社区向商品房社区的转变，居民新增就业岗位的分布变得十分复杂（柴彦威等，2008），每个社区中居民就业地点多样，不可能满足每一个人的就业以及居住的共同需求，其最终目标是以满足群体性需求为主的供给模式。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满足服务空间和居住空间仍旧是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区位布局需要考虑的关键要素和原则。
根据以上两点，本书对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区位的研究（不包括对就业空间的分析），主要是探讨服务空间与居住空间之间的关系。基于此，本书所探讨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区位概念一方面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本身的空间位置，而另一方面在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与其他事物的空间联系中，其区位的内涵还包括依据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等级、规模所设定的一定地域内的可达性范围或未覆盖到的盲区以及这些区域与周边居住空间的相关关系。1.3本书框架及研究方法1.3.1 研究框架
本书的研究框架如图1-3所示。图1-3 本书研究框架1.3.2 研究方法
1）基于文献资料的多元学科交叉分析方法
由于公共服务的相关研究涉及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规划学等多个学科，需要对大量的文献资料进行综合分析。文献资料既包括相关理论研究内容，其中涉及区位论的研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研究以及针对公共服务评价的研究；同时也包括各个国家、城市和地区的公共服务设施配套规范，需要对这些规范中的相关内容进行对比交叉研究并针对差异性进行分析。同时在构建基本公共服务的综合评价模型的过程中，需要从多角度、多学科出发，探索如何通过对各学科文献资料的梳理与提升，建立统一的研究平台与分析框架。
2）基于地理信息系统平台的综合可达性方法的扩展运用
本书以ArcGIS为平台，构建以时间、空间可达性为基础，结合时间成本、居民行为于一体的综合可达性量化方法。第一，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简称GIS）平台对海量空间数据进行有效管理，建立现状设施数据库，包括设施的等级、类型以及服务人口等数据；第二，通过对居民使用公共服务设施的行为调查，将出行结构、满意度等数据进行定量化处理；第三，构建综合成本栅格图（Synthetical Cost Raster），将目标地块各等级道路、用地的速度、人口的需求偏好以及一些地理要素相叠加，其中，定量要素设置具体的数值，定性要素赋予权重；第四，运用空间公平与空间效率的评价模型对现状设施布局的合理性进行分析。
3）基于SPSS软件建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运用SPSS软件对问卷资料进行整理，通过因子分析、时间序列分析、交叉相关分析等方法对影响基本公共服务的各项要素进行深入处理，分析居民在使用公共服务设施过程中的满意度与需求，通过量化分析将主观评价与社会经济数据进行相关分析，探索影响居民满意度的各类要素。建立多元主体的评价体系，从公共服务的使用者的角度出发，明确区域间差异，分析各要素之间的相关性，找到提高公共服务公平与效率的关键因素，从多视角、多侧面、多层次为政策的制定提供重要的支撑和参考。2新时期我国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发展
基本公共服务发展的一系列政策包括“均等化”、“城乡一体”等概念，是我国在总结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协调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而提出的适应于新型城市化背景下的新策略。从区位研究的空间范畴来看，“基本公共服务”的研究主要偏向于区位研究中宏观以及中观尺度，而“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区位”则主要倾向于城市尺度甚至是居住区、社区尺度的研究，是属于区位研究中微观尺度的空间范畴。基于此，本章内容首先从基本公共服务所在的这一时代背景出发，探讨省域层面以及城市层面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供给与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关系，明确现阶段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发展趋势；然后从城市层面基本公共服务设施规划与配套标准的相关内容以及供给与使用的空间表现出发，分析当前背景下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区位发展的问题，结合新型城市化的内涵与本质梳理新时期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区位布局的核心矛盾与要求，为后文合理构建城市层面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区位评价理论框架以及全面梳理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区位影响要素提供有力的支撑（图2-1）。图2-1 第2章研究内容与研究尺度示意图2.1公共服务水平与城市化
基本公共服务作为健康城市化的必要条件，自2006年在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中被正式提出之后，即开始承担着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实现，保障民生与民权的重要任务，而这一任务也成为2010年之后中央经济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赵燕菁（2012）指出城市化是公共服务水平提高的过程，城市化的质量是用居民享受公共服务的水平度量的。从两者的逻辑关系来看，基本公共服务作为政府应该提供的公共产品，在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其供给能力应越强，民生问题解决得越好，同时也能够进一步促进城市化质量的提高；反之，在经济落后地区，其供给能力越弱，城市化质量越低。按照两者的关系，结合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与城市发展之间存在应时性、普遍性和阶段性的特征，基本公共服务的内涵与种类将随着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公民需求的变化而改变，即城市综合实力的提升与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水平的提高之间存在互相促进与制约的作用。基于此，本书分别从省域尺度和城市尺度来分析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水平与城市化协调关系的现状特征。2.1.1 省域尺度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直辖市、各省、自治区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力度不断加大，“十二五”规划中也将建立、健全九大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作为重要内容。统计全国直辖市、各省、自治区2009年教育、社会保障与就业、医疗卫生以及城乡社区事务四大类基本公共服务的一般财政预算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除西藏等个别省、自治区外，投入比例基本保持在40%—50%（图2-2，表2-1）。图2-2 全国直辖市、各省、自治区的基本公共服务一般财政预算支出比例与城市化水平表2-1 全国直辖市、各省、自治区2009年基本公共服务一般财政预算支出数据（万元）
本书选取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中居民关注度最高的教育、医疗设施的供给水平进行标准化综合比较，其中，省域层面教育相关指标包括普通小学、初中、高中师生比；卫生相关指标包括设卫生室的村数占行政村数百分比、每千人口医院和卫生院床位数、每千农业人口乡镇卫生院床位数、每千农业人口乡镇卫生院人员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病床使用率（表2-2、表2-3）。表2-2 全国直辖市、各省、自治区2009年基层医疗设施配套情况统计表
同时进一步结合全国直辖市、各省、自治区2009年的城市化率进行散点分析，得出大部分直辖市、省、自治区的基本教育、医疗综合供给水平与城市化率之间呈现较明显的线形相关关系，但同时也不乏很多例外的直辖市、省、自治区，按照坐标轴的象限分区进一步将其细分为不同的四种类型（图2-3）。
第一象限为双高地区，即城市化率与基本教育、医疗设施的供给水平都较高，以北京、上海为代表，这类地区城市化率已经相对平稳，一方面在经历了快速城市化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之后，大多数城市已经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城市化后期的重要目标，另一方面这一目标的实现也具有良好经济实力的支撑。表2-3 全国直辖市、各省、自治区2009年普通高中、初中、小学教师、学生及师生比情况统计表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