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詹姆斯G.马奇（James G.March）,赫伯特A.西蒙（Herbert A.Simon）,哈罗德·格兹考（Harold Guetzkow）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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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珍藏版)试读：
丛书赞誉
任何一门学问，如果割断了与自身历史的联系，就只能成为一个临时的避难所，而不再是一座宏伟的城堡。在这套管理经典系列里，我们可以追本溯源，也依然可以欣赏到对现代管理有着基础支撑作用的管理思想、智慧和理论。大师的伟大、经典的重要均无须介绍，而我们面对的经典内容如此丰富多彩，再美的语言也难以精确刻画，只有靠读者自己去学习、去感悟、去思考、去探寻其真谛和智慧。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席酉民
当我们企业在强调细节管理、有效执行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强调对工作的分析和研究。当我们在强调劳资合作的时候，也就是强调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工作，将蛋糕做大，从而双方都能共同获益。最原始的思想往往也是最充满智慧、纯粹和核心的思想。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赵曙明
现代管理学的形成和发展源于相关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对组织、组织中的人和组织管理实践的研究。如果我们能够转过身去，打开书架，重新看看这些著名学者的经典作品，我们就会发现摆在我们面前的多数当代管理书籍好像迷失了点什么——对管理本质和实践的理解，感叹它们的作者们好像缺少了点什么——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华南理工大学中国企业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蓝海林
把管理作为一项可以实验的科学，是一个具有开拓性的思考者和实践者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伴随科技进步和生产工具手段的变化，追求管理科学性的努力从此生生不息，成为人类文明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所长张晖明
管理百年，经典有限，思想无疆，指引永远。经典，是经过历史检验的学术精华，是人类精神理性的科学凝练，是大师级学人回应重大现实问题的智慧结晶。希望青年学子能够积淀历史，直面现实读经典，希望年轻学人戒骄戒躁像大师一样做真学问，代代传承出经典。北京师范大学人本发展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李宝元
西蒙作为“管理决策理论”的创始人，独步经济世界与管理王国，堪称奇才，其著作《管理行为》提出的“有限理性”观点为后人做出了“无限贡献”。南京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徐光华
该丛书是管理学科的经典著作，将为读者提供系统的管理基础理论和方法。武汉理工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云俊
出版说明
自从1911年弗雷德里克·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出版至今，漫长的管理历程中不断涌现出灿若星河的经典之作。它们在管理的天空中辉映着耀眼的光芒，如北极星般指引着管理者们不断前行。这些书籍之所以被称为管理经典，是因为在近百年的管理实践中，不管外界环境如何变迁，科学技术生产力如何发展，它们提出的管理问题依然存在，它们总结的管理经验依然有益，它们研究的管理逻辑依然普遍，它们创造的管理方法依然有效。
中国的管理学习者对于管理经典可以说是耳熟能详，但鉴于出版时间的久远、零乱和翻译的局限，很多时候只能望书名而兴叹。“华章经典·管理”丛书此次推出，不仅进行了系列的出版安排，而且全部重新翻译，并统一装帧设计，望能为管理学界提供一套便于学习的精良读本。
中国的管理实践者身处的内外环境是变化的，面对的技术工具是先进的，接触的理论方法是多样的，面临的企业增长是快速的，管理者几乎没有试错的时间。那么要如何提升自己的管理水平，才能使自己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最好的方法就是找到基本的管理理论。管理经典就如一盏明灯，既是最基本的管理，也是更高的管理。因此阅读这套丛书对管理实践者来说，正可谓受益良多。“华章经典·管理”系列丛书追求与时俱进。一方面，从古典管理理论起，至当代管理思想止，我们选取对中国的管理实践者和学习者仍然有益的著作，进行原汁原味的翻译，并请专业译者加强对管理术语的关注，确保译文的流畅性和专业性。另一方面，结合中国的管理现状，我们邀请来自企业界、教育界、传媒界的专家对这些著作进行最新的解读。
这些工作也远非凭华章一己之力可以完成，本套丛书得到了各界专家的支持与帮助，在此一并感谢：
包政 陈春花 陈佳贵 冯仑 黄群慧 李新春
李政 罗珉 马风才 彭志强 邵明路 石晓军
王以华 王永贵 吴伯凡 吴晓波 席酉民 肖知兴
邢以群 颜杰华 杨斌 张瑞敏 赵曙明“华章经管”自创设以来，一直致力于为中国读者提供世界管理图书的阅读价值，以知识促进中国企业的成长。“华章经典·管理”系列丛书秉承这一理念，精心编辑，诚意打造。仅盼这套丛书能借大师经典之名，为更多管理实践者和学习者创造出更为有效的价值。若您确有收获，那么作为经管出版人，心下慰矣。
总序
学习管理 感悟管理 演练管理 享受管理如今，市场上经管类图书可以说琳琅满目、鱼龙混杂，时髦的名词和概念一浪接一浪滚滚而来，不断从一个新理念转到另一个新理念，传播给大众的管理概念和口号不断翻新，读者的阅读成本和选择成本不断上升。在这个浮躁的社会时期，出版商有时提供给读者的不再是精神食粮，而是噪声和思维杂质，常常使希望阅读、学习和提升的管理者无所适从，找不到精神归依。任何一门学问，如果割断了与自身历史的联系，就只能成为一个临时的避难所，而不再是一座宏伟的城堡。
针对这种情况，机械工业出版社号召大家回归经典，阅读经典，并以身作则，出版了这套华章经典系列，分设3个子系——管理、金融投资和经济。“华章经典·管理”系列第一批将推出泰勒、法约尔和福列特的作品，后续将会穿越现代管理丛林，收录巴纳德、马斯洛、列维特、明茨伯格、西蒙和马奇等各种流派的管理大师的作品。同时，也将收录少量对管理实践有过重要推动作用的实用管理方法。
作为管理研究战线的一员，我为此而感到高兴，也为受邀给该系列作序而感到荣幸！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到来，知识的更新速度迅速提升，特别是管理知识更是日新月异，丰富多彩。我们知道，大部分自然科学的原理不会随时间变化而失效。但因管理的许多知识与环境和管理情境有关，可能会随着时间和管理情境的变迁而失去价值。于是，人们不禁要问：管理经典系列的出版是否还有现实意义？坦率地讲，许多贴有流行标签的管理理论或方法，可能会因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失去现实价值，但类似于自然科学和经济学，管理的知识也有其基本原理和经典理论，这些东西并不会随时间的流逝而失效。另外，正是由于管理有许多与情境和人有关的理论、感悟、智慧的结晶、哲学的思考，因此反倒会随着历史的积淀和经历的丰富而不断发展和深化，绽放出更富历史感、更富真知的光彩。换句话说，不少创造经典的大师可能已经走了，但其思想和智慧还活着！不少浮华的流行概念和观点死了，但其背后的经典还闪闪发光！在这套管理经典系列里，我们可以追本溯源，也依然可以欣赏到对现代管理有着基础支撑作用的管理思想、智慧和理论。
观察丰富多彩的管理实践，不难发现：有的企业家、管理者忙得焦头烂额，被事务困扰得痛苦不堪，结果事业做得还不好；有的企业家、管理者却显得轻松自如、潇洒飘逸、举重若轻，而且事业也红红火火、蒸蒸日上。是什么使他们的行为大相径庭，结果天壤有别？一般的回答是能力差异。我不否认人和人之间的能力有差别，但更想强调能力背后的心态、思维方式、理念问题，即怎样看待管理？怎样面对问题？怎样定位人生？管理因与人有关，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竞争和博弈的环境下，因而管理永远都是复杂的、富于挑战的活动。要做好管理，成为优秀的企业家和管理者，除了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许多素质和技能外，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管理的热情，即首先要热爱管理，将管理视为自己生存和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去体验管理和享受管理。其次，管理永远与问题和挑战相伴。我经常讲，没有一个企业或单位没有问题，管理问题就像海边的礁石，企业运行状况良好时，问题被掩盖了；企业运行状况恶化时，所有的问题就都暴露出来了。实际上涨潮时最容易解决问题，但此时也最容易忽视问题，等退潮时问题都出来了，解决问题的最好时机也过去了。面对管理问题，高手似乎总能抓住少数几个关键问题，显得举重若轻，大量小问题也会随着大问题的解决而消失。而低手却经常认认真真地面对所有问题，深陷于问题网中，结果耽误了大事。人生的价值在于不断战胜自我，征服一次管理难题，实际上不仅是人生的一种体验，更是对自己能力的一次检验。若能这样看问题，迎接管理挑战就不再是一种痛苦，而成为一种愉悦的人生享受。因此，从管理现实中我们也能体会到，管理的有效性和真正驾驭需要管理知识、艺术、经验和智慧的综合运用。
高水平的管理有点像表演杂技，杂技演员高难度的技艺在常人看来很神奇，但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表演实际上是建立在科学规律和演员根据自身特点及能力对其创造性地运用上。管理的神奇也主要体现在管理者根据自身特点、能力以及其组织和环境的情况，对基本管理原理的创造性应用上。
因为“管理是管理者的生活”，我经常劝告管理者要“享受管理”，而要想真正做到，除了正确的态度和高尚的境界外，还需要领悟管理的真谛；而要真正领悟管理的真谛，就需要学习掌握管理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当然管理知识的来源有直接和间接之分，直接知识是通过自己亲身体验领悟而来，这样做过程太长；间接知识是通过学习或培训取得，这样过程较短，成效较快，两者相辅相成。
管理知识浩如烟海，管理技术和技能多如牛毛，而且随着时代和环境以及文化的变化，同一种知识和技能的应用还有很强的环境依赖性，这就使管理知识的学习变得很难把握，许多人不知道看什么样的书，有的人看完书或听完课后的体会是当时明白了，也听懂了，但仍不知道怎样管理！实际上管理的学习同经济学、自然科学等一样，首先在于掌握基本的思想和方法论。管理面对的是实际的企业、组织和人，一般规律对他们有用，但他们往往也有独特性，这也使管理具有科学、艺术、实务、思想等多种属性，所以不能僵化地看待管理知识，在理解和运用管理知识时一定要注意其使用对象的特殊性。其次，管理者手中能够应用的武器有两方面：科学的、带有普遍性的技术、方法，以及与人有关的随情况变化的涉及心理和行为的具有艺术特色的知识和经验。前者容易通过书本学习，后者则要通过实践或案例教学学习和体会。再次，管理重在明确目标以及其后围绕目标选择最佳或最满意的路径，而完成这一任务除了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的能力以及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外，最基本的是要学会和善用成本效益分析工具。最后，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无论成功与失败，任何管理实践中都蕴涵着知识和经验，所以，对于管理来说，处处留心皆学问。要增加自己的管理知识和丰富自己的管理经验，就要善于观察组织及人的行为和实践活动，勤于思考和提炼，日积月累也是重要途径。
有人形象地比喻，管理类似下棋，基本的管理知识类似于对弈的基本规则，各种管理技能和成功的管理实践类似于总结出的各种棋谱，而实际的管理则由这些基本规则、各种棋谱演变出更加丰富多彩、变幻莫测的局势。水平接近者的比赛，赛前谁也难以确定局势的变化和输赢的结果。因此，管理的学习在于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而要演化出神奇的管理实践需在此基础上去感悟、去享受！
实际上管理活动本身犹如一匹烈马、一架难以控制的飞机，要想驰向发展的愿景，飞向成功的辉煌未来，不仅要享受奔驰中飘逸的快感和飞翔时鸟瞰世界的心旷神怡，而且要享受成功后的收获，因此必须设法“驾驭”好管理。
我陪人练习驾车时曾深有体会地告诉驾驶者，开车的最高境界是用心，而不是动用身体，要把车当做你身体功能的一种延伸，使车与你融为一体，然后在你心神的指挥下，心到车到。“管理”这匹烈马或复杂难控的飞机何尝不是如此，它也是人类、领导者、管理者的功能的一种延伸、一种放大器，而要真正享受它和使它发挥功效，必须娴熟且到位地驾驭它。面对种种复杂的管理，更需要用心驾驭。
这里，作为序我没有对经典系列本身给予太多介绍，只重点谈了如何学习管理，提升管理水平，最后达到享受管理。这是因为，大师的伟大、经典的重要均无须介绍，而我们面对的经典内容如此丰富多彩，再美的语言也难以精确刻画，只有靠读者自己去学习、去感悟、去思考、去探寻其真谛和智慧，我只是提供了我自认为研究和实践管理的途径和境界，希望这些文字有助于读者对管理的阅读、理解和思考！席酉民博士西安交通大学
致读者
无可否认，管理实践中的问题总是层出不穷、五花八门，这就使得管理者们习惯性地依赖季节性的财经类图书去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而那些不能解决自己问题的管理者，则经常会执拗地认为，他所面对的问题具有特殊性，非要用一些独特的药方来诊治。于是，财经类图书的撰写者就在市场需求的驱动下，把炮制新的词语而未必经得起考验的内容作为创作的首要目的。这样的图书对于购买者而言，积极影响非常有限，而对于社会来说，更是纯粹的资源浪费。
正所谓“太阳底下没有什么新鲜事”，你所经历的，前人自然经历过，你所苦恼的，前人也曾苦恼过，你所面对的尚未解决的问题，前人可能已经解决过。所以，对于企业管理者们，特别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掌握了多少新鲜的名词——虽然那些东西可以作为谈话时炫耀的资本，更为关键的是要回到基本的理论层面，从根本上理清问题的来龙去脉。
詹姆斯·马奇和赫伯特·西蒙两位管理学泰斗合著的《组织》，是一本朴素却非常深厚的著作。在管理学研究中，组织是非常重要的领域；在管理实践当中，组织问题也同样是最基本的问题。许多看起来花里胡哨的问题，究其根源，还是在组织层面。就中国企业近些年的管理实践而言，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组织问题，它甚至已经成为决定组织兴亡的关键问题。
探讨这个问题的管理学者很多，但本书的两位作者恐怕是20世纪最有资格的学者了。西蒙因为获得过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广为人知，但知道和了解马奇的人就不多了。本人对马奇的了解也是源于2001年在斯坦福大学选修组织理论的时候，当时的教授用了很长的篇幅和大量的时间来介绍马奇的思想。而后来看到马奇的著作，深深为其观点的独到和精辟所折服，不愧为“大师中的大师”。幸运的是，马奇越来越多的著作正在被介绍给国内的读者，其有关决策和组织方面的深刻观点，对于今天的中国企业管理者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总体来说，《组织》一书的最大特点是，在梳理了过往大量研究的基础上，两位作者构建了丰富的模型，确立了模型中各关键要素与组织问题的关联关系。无论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还是从具体实践的角度，这些模型的建立都非常重要。从学术角度看，后来的研究者有了基本的思路，可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进行下去；而从实践的角度，管理者能够发现产生管理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并且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
例如，第5章中探讨影响个体冲突的因素，书中列举出个体以往经验的多少和面临决策的复杂性决定了人们对于要进行的决策的主观不确定性。另外，环境的丰裕程度会影响人们的抱负水平和成就意识，从而进一步影响到人们的主观感受。而这两个因素会影响人们之间在决策时的冲突。在这样的模型中，作者不仅列出了关键因素，而且给出了影响路径，这对于在具体管理工作中的管理者来说，无疑可以更加清晰地梳理思路。
尽管也有很多人会勾画出各种各样的图形来描述所谓的管理问题，但那些图形要么是过于主观化，要么是过于经验化，总有一些局限。两位作者的论述是基于对大量理论研究的综合，并纳入到自己所构建的精妙的逻辑体系中，无论从高度还是广度都更有指导意义。
正因为对过往组织理论进行了大量的整理和归纳，这也使得本书看起来学术性偏强。不同于那些流行一时的畅销书，《组织》在行文上更偏重于理性演绎，而非故事叙述，因此，读起来多少有些艰涩，但请读者朋友阅读时务必坚持下来。其实，一本好的书，也并非读一遍就能理解和消化的，慢慢地揣摩和耐心地品味是此书的阅读方式。在这个过程中，读者朋友们可以与大师一起回归到管理中的本原问题。只有纲举，才能目张。
坦率地说，本人才疏学浅，不敢妄自评判大师的思想。只是想到大师思想的巨大价值以及可能对中国企业管理者的影响，在自己读了译稿后，深有收获，特此推荐。吕峰博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高层管理者培训与发展中心副主任
译者序
本书的两位主要作者都是在学术界享有极高声誉的管理学大师。2003年，美国两位顾问劳伦斯·普鲁萨克（Laurence Prusak）和托马斯·达文波特（Thomas H.Davenport）在《哈佛商业评论》上报告了一项调查结果，在他们开列的管理学大师的名单中，排在榜首的是大名鼎鼎的彼得·德鲁克，排在第二和第三位的就是詹姆斯·马奇和赫伯特·西蒙。
詹姆斯·马奇是斯坦福大学的荣誉退休教授，1928年1月15日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1953年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70年开始执教于斯坦福大学，此前曾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卡内基工学院任教。马奇以其杰出成就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美国哲学学会、（美国）国家公共管理研究院、（美国）国家教育研究院及海外一些研究院的院士。
赫伯特·西蒙生前是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教授，1916年6月15日出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1942年获得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曾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伊利诺伊工学院任教，从1949年开始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执教，直至1988年退休。2001年2月9日去世。西蒙生前也是许多重要的专业与学术组织的成员，包括（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人工智能学会、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美国科学促进联合会、美国经济学会、美国心理学会、（美国）计量经济学会、国际管理学会以及Phi Beta Kappa和SigmaⅪ。他生前还是英国心理学会名誉会员、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马奇和西蒙的学术成就涉及多学科领域，是名副其实的博学大师。马奇在斯坦福大学的商业与教育学院、政治科学与社会学系任教，同时担任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和教育学四个学科的教授，研究领域涉及组织、决策、组织学习、风险承担、信息过程。他讲授的课程包括组织心理学、行为经济学、领导才能、谋杀之规则、友谊、决策、社会科学中的模型、革命、计算机模拟和统计学。
西蒙生前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担任计算机科学与心理学教授，研究领域涉及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运筹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多个学科，并做出了创造性贡献。1975年，他因计算机科学的研究荣获享有盛名的图灵奖。1978年，他因对经济组织决策过程的开拓性研究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还于1986年荣获国家科学奖，1993年荣获美国心理学会心理学杰出终身贡献奖，1995年荣获国际人工智能学会的杰出研究奖和美国公共管理学会的德怀特·沃尔多奖。
虽然他们的研究涉及多学科，但马奇与西蒙的研究有一条主线，这就是对人类决策和问题解决过程的兴趣，以及这些过程对各种社会机构的意义。他们被公认为是组织与管理理论的开拓者。马奇与西蒙合著的《组织》（Organization）、马奇与理查德·西厄特合著的《公司行为理论》（A Behavioral Theory of the Firm）被认为对组织和管理理论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他们融合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发展了一套取代新古典理论的公司理论。该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尽管经理们想理性地做出决策，但由于人的和组织的限制，理性是“有限的”。因此，人的行为并不总是像理性观点假设的那样是可预计的。
马克斯·韦伯是理性决策思想倡导者中最有影响、最杰出的人物。韦伯致力于研究社会的理性化问题。他认为，在被阶级意识和裙带关系统治的现实社会里是没有公正可言的。例如，要在普鲁士军队当军官，你必须出身于贵族家庭。政府和企业的领导职位亦是如此。他认为，这种不公正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人类判断力的不完善性。韦伯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尽可能地把人的判断力从感情用事中解放出来；而判断力的解放，只有按照官僚制模式重新组织工作才能实现。在官僚机构中，竞争是工作人选及其职位建立的基础，规章制度和操作程序是决策的基础，权力按照职位和级别分配，最高领导人可以得到专家的帮助并获得最有价值的信息。韦伯的理性是信息意义上的，理性的经理掌握信息，非理性的经理则缺乏信息。他认为，理性的行为把人引向明确的目标，而达到目标的方法可以通过充分正确的信息筛选获得。韦伯提出的官僚机构的概念使理性成为多数现代决策理论的判断标准。
西蒙将理性引入了行政管理行为的研究。他注意到，任何实践活动都由决策和执行两部分构成，因此，行政管理不仅是行为过程，而且也是决策过程。他从组织层级的角度切入探讨决策问题。他认为，下级的决策应该是执行上级决策所确定的目标，并把决策看作手段与目的之间的一种逻辑关系，下级的目的应是完成上级目的的手段，以这种模式完成预期目标是一种理性的行为。他认为能使经理和组织获得最大效益的客观理性永远不会出现，因为它需要对所有备选方案的充分了解，需要获取新知识以弥补经验上的不足。经理只有有限的知识，因此，他们的决策只能做到有限理性。此外，经理在解决问题时是对随机出现的解决方案进行顺序搜寻，并获得满意的而不是最优的后果。
西蒙的研究及其影响吸引了许多对决策感兴趣的学者相继加入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研究团队，其中包括前面提到的马奇与西厄特。马奇与西蒙合作进行过许多组织理论与决策方面的研究，《组织》是其中一本。该书出版于1958年，1993年再版时他们自信地认为“对初版无需进一步说明”，保留了原来的内容，只做了一些“与正文阐述的看法一致”的注解。两位作者认为，1958年以来，组织的社会环境和技术环境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还没有什么事件彻底动摇了组织理论的基础，人们观察到的新现象和新概念，并不需要付出太大努力就可以放进他们当年设计的理论框架中去。《组织》一书在于解释作者对组织行为提出的三组命题：
第一，组织成员天生是消极被动的工具，能够完成工作和接受命令，但不能主动行动和发挥影响；
第二，组织成员的态度、价值观念与目标会影响组织，只有受到激励和诱导他们才会参与组织行为系统，组织目标与组织成员的个人目标不完全一致，所以会产生冲突，这些冲突使权力现象、态度和士气成为理解组织行为的关键因素；
第三，组织成员是决策者，也是问题解决者，他们的决策方式和问题解决方式也是理解组织行为的关键因素。
马奇和西蒙认为，这三组命题的假设并不矛盾，人具有全部三项假设，但不是任何论述组织理论的著作都接受这一观点，学者们的关注点明显不同，把人当作工具的模型在科学管理运动的著作中尤为突出，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和政治学家强调态度与动机，经济学家、研究计划的学者、研究组织沟通与问题解决的心理学家则强调理性。马奇和西蒙认为，论述组织行为的理论应该是考虑到组织中人的行为的工具性、考虑到人的动机与态度、考虑到人的理性限制的整体理论。
第一组命题是古典组织理论对组织中人的行为的假设。马奇和西蒙将古典组织理论分为生理组织理论和行政管理理论。前者以泰勒、吉尔布雷思等人为代表，关注生产中的简单体力活动、时间研究和方法研究。后者以古利克、厄威克、法约尔等人为代表，关注大型组织的部门划分与协调。马奇和西蒙指出，古典组织理论在看待组织成员的方式上存在两种倾向，一是把人视作完成分配任务的无生命的工具，二是把人视作系统中的既定因素而不是可变因素。前一种倾向忽视了与个体行为、特别是和动机有关的因素，后一种倾向则掩盖了组织行为的某些重要方面。
按照马奇和西蒙的分析，古典组织理论把人这个有机体看作简单的机器。在该模型下，领导人在实现组织目标上只受这些简单“机器”的生产力、速度、耐力和成本施加的制约的限制。古典理论要解决的问题和提出的解决方法都集中在这些限制上。他们认为，建立在“机器”模型基础上的监督措施会导致组织希望避免的行为（即古典理论未预料到的结果）。这说明，以古典组织理论为基础的动机假设是不完整、不准确的，需要对其做出重要修正。他们给自己确定的任务是：（1）消除古典理论把人看作工具的观念；（2）用新概念代替古典理论的概念，即承认人有需要、动机和欲望，承认人受其知识、学习与解决问题的能力的限制。
马奇与西蒙从人类动机、利益冲突、认知能力限制等方面对古典组织理论进行了修正，提出了第二组命题和第三组命题。对第二组命题，两位作者考察了大型官僚组织的监管和控制、士气以及士气与生产率的关系，重点分析了雇员的生产动机（接受还是拒绝组织要求的生产率）和参与动机（加入还是离开组织），重点分析了组织内部冲突产生的原因和冲突产生的行为（谈判与权力斗争）。对第三组命题，他们考察了组织的决策与问题解决过程，着重分析了程序化决策和非程序化决策、理性的和非理性的问题解决，着重分析了组织的创新与计划。马奇和西蒙在书中提出了260个用标准形式陈述的组织行为命题，并对这些命题进行了经验检验，命题及检验证据来自零星分散的文献。
马奇和西蒙一再强调该书研究的是正式组织理论，尽管大多数组织都是金字塔型的等级制组织，但贯穿该书的核心概念并不是等级制，而是决策。西蒙的决策思想不仅在该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得到了发展。他们在书中讨论了两种对组织而言重要的决策。第一种决策是个体决定参与及参与程度的决策；第二种决策是组织管理其业务的决策。
他们认为，他们在书中提出的决策理论不是选择理论，而是注意理论和搜寻理论。决策者不能同时关注所有目标，不能同时关注所有备选方案，不能同时关注备选方案的所有后果。既然不是所有事情都能关注，理解注意力分配的方式，考察组织在何时、何处及如何搜寻有关紧要问题、备选方案及其后果的信息，对理解决策就十分关键了。组织与决策的有限理性和行为与搜寻方式受注意力约束是该书理论阐述的核心。
该书的另外一位合作者哈罗德·格兹考是美国西北大学的政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教授（1957~1986年），也是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格兹考参与了该书理论体系的构思，后来去西北大学执教，书稿的写作与定稿由马奇与西蒙最终完成。《组织》是一本堪称经典的学术著作。20世纪80年代该书曾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列入“国外经济管理名著丛书”出版选题，但一直没见出版。去年，获悉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策划出版“华章经典·管理”系列丛书，便向他们推荐该书，并毛遂自荐，表示愿意翻译该书。提议很快得到回应，说该书已被列入选题——大家的想法不谋而合。翻译之前已有思想准备，但该书的翻译难度还是有点让人始料不及。虽然尽了很大努力，限于水平，难免有错，愿意接受各位读者和专家的指正。（联系方式：mnsshaoc@mail.sysu.edu.cn）邵冲2007年12月29日于广州
再版前言
30多年前，我们曾与哈罗德·格兹考一起汇编组织理论的“命题清单”。目的是列出普遍原理（最好是真实的普遍原理）和评估支持这些普遍原理的经验证据。当然，要汇编命题清单就需要将它们组织起来，因此形成了本书，我们在书中提出了组织理论的结构。
本书自出版以来一直受到关注。对有些人，它提供了1958年以前发表的组织研究指南；对有些人，它成了供引用、校订、扩充和批判组织命题的有效来源；对有些人，它成了过时的时代画像。
新版的价值将使本书继续备受关注。新版保留了原来的内容，但增加了一些注解。这些注解与本书首版问世35年以来的组织与组织理论界的事件有关。我们乐意增加那些注解并同时声明，我们今天不可能比过去更聪明。让作者感到不安的或许是，我们仍喜欢时时阅读这本书。让人更惊奇的不是我们现在知道但过去不知道的事情，而是那些我们曾经知道但已经忘记的事情。
如果今天要我们发表看法，那就是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没有什么事件彻底动摇了组织或组织理论的基础，以至使它们面目全非或被严重扭曲。自1958年以来，组织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艺术语言、意识形态、族群与性别群体中的关系现实。组织的技术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信息技术和机器人技术。自1958年以来，有关组织的一系列研究发现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比起20世纪50年代，我们必须更加重视组织研究的数量和质量。不过，我们已经观察到的新现象，或许大多数也是新概念，并不需要付出太大努力就可以放进为它们设计的早期框架中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只是增加这些注解而不是重写本书的众多原因之一。关于本书
本书是关于正式组织理论的。组织是偏好、信息、利益或知识相异的个体或群体之间协调行动的系统。组织理论描述的是促进组织及其成员共同生存的协作冲突、资源调度和行动协调的微妙改变。
对生存的这些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对信息、身份、实情和刺激的控制来实现的。组织过程和信息渠道决定组织参与者的目标和对组织的忠诚。它们创造共享的实情——包括共同信念和规范在内的组织气质。它们鼓励相宜行为。
但是，由于生存的不确定和不明确、人类的认知能力和情感能力的有限、跨时空协调的复杂性，以及竞争的威胁，有效控制组织过程是有限的。
组织的参与者们互相协调以寻求合作与竞争优势。他们通过思考、计划和分析，通过总结经验和学习他人的经验与知识，通过创建和运用理解实情的规则、程序与说明体系，以易于纠正的方式来应对这些限制。他们以活动为中心建立支持性的文化、契约、结构和信念。这种大杂烩式的组织行为是本书的焦点。我们想知道一群个体和群体如何以相对系统的方式相互协调。
我们谈论的大多数组织通常被视为等级制组织。组织的等级性是普遍现象，其部分原因是等级制组织经常是高效率的；另一部分是因为等级制更适合支配与从属社会关系下的一般文化规范。等级制组织有两个几乎相互无关的方面。首先，它是盒子套盒子的结构，大多数组织属于这种结构。在任何层次上，盒子内部的交流通常要比两个不同盒子之间的交流更集中；其次，等级制组织的正式权力关系呈金字塔型分布，从组织的“上层”逐渐向“底层”延伸。
等级制组织的盒子套盒子的特性使从属单位的专业化成为可能，并在必要的范围内仍保持相互作用和协调。同时，等级制组织利于作为指挥和协调机制的正式权力的运用。
但是，组织过程并不完全是等级制。它们也有其他形式的网络，包括向上、向外和向下的影响和控制流。它们是由相互联系的活动构成的生态系统，命令与权力的简单直线概念在其中难以维系。它们使组织界限的清晰定义成为不可能。还有“委托人”和“代理人”或“内部人”和“外部人”等概念，而这类概念使组织看起来比实际更加简单划一。
本书的中心概念自始至终不是等级制而是决策，是组织内部指导和支持决策过程并为其提供资料的信息流。当然，“决策”的概念同样难以表述。有时，确定决策什么、何时做决策和谁来做决策都是成问题的。不过，这个概念我们似乎运用得相当好。
对组织而言有几种决策是重要的。首先是个体（如雇员、成员、支持者、经理、顾客、所有者）参与组织或离开组织的决策，以及他们决定参与的程度和投入多少干劲与热情的决策；其次是管理组织的业务、决定如何组织、声称的目标是什么、如何协调任务以实现目标，以及何时改变方向或结构的决策。
本书第3章和第4章主要讨论决策的第一种类型。第5章也是讨论组织的从属单位和组织成员的目标和努力出现矛盾时的决策。第6章和第7章讨论决策的第二种类型，而第6章侧重“静态”活动，第7章则侧重导向组织创新和变革的活动——可以说是静力学和动力学。
虽然本书的中心概念是决策，但书中提出的理论并不是要选择理论而是要注意理论。决策者不能同时关注所有目标，不能同时关注所有备选方案，不能同时关注备选方案的所有后果。目标有时高于预期，有时低于预期。注意力也许受限于以往经验所熟悉的备选方案，或者受限于产品开发或设计过程产生的少数具体的备选方案。注意力也许集中在一组环境下的一组后果（例如流动性），或集中在另一组环境下的另一组后果（例如市场份额）。
既然不是所有事情都能关注，那么理解注意力分配的方式对理解决策就十分关键了。因此，在本书中我们的注意力大部分放在搜寻理论上——考察组织在何时、何处及如何搜寻有关的紧要问题、备选方案及其后果的信息。
本书所述的组织注意理论建立在两个已被证明并有很大影响力和吸引力的理念之上。第一个理念是满意，即组织强调目标，并严格区分成功（实现目标）与失败（未实现目标），而不是成功或失败的程度。第二个理念是组织更关注没有达到其目标水平的行为，而不是那些促使其实现目标的行为。自1958年以来，这两个理念（及其相关理念）对决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当然，组织与决策的有限理性和行为与搜寻方式受注意力约束并不是本书阐述的全部内容，但它或许是核心部分。对本书的几点说明
本书的读者们通常似乎都能发现我们论述组织的思想是有用的，我们有像权威作家一样的自负感，因为我们没有明确写出来的思想大部分都隐含在了我们详述的思想中。但是，如果现在是初次写作，我们的论述至少在四个方面会略有不同：
1.我们会更关注经验观察而不是理论推测。
2.我们会较少强调基于理性分析的行为而较多强调基于规则的行为。
3.我们不再把决策前提视为外部因素。
4.我们会更加重视组织的历史和社会环境的作用。
尽管我们认为本书预先提出了我们在此谈论的许多观点，但没有像我们今天承担类似项目时要求的那样对其进行详述。推测与资料
我们现在认为，本书的最大缺憾是对经验证据的处理。前五章的情况还不错，我们能够利用大量文献。当然今天仍有许多这类研究，以进一步支持我们的论点或修正我们推测的论点。多元统计技术的发展、研究设计与分析培训的改进和研究人员在收集有用资料时的勤奋，为那几章讨论的主题提供了非常坚实的经验基础。
第6章和第7章讨论的主题难度加大。在这两章，我们不怎么涉及个体，涉及系统更多些。我们找到的大部分相关证据都是对具体组织的专题研究——案例研究——现存的论述科学方法的文献没有告诉我们如何使案例研究成为客观的、可重复的、提供作为科学根据的典型证据的方法。甚至识别和收集可能的相关案例差不多都成了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十分清楚，要提出和检验组织决策过程的假设，必须调查真实组织环境中的决策过程。几乎只有参与过决策过程的学者们，主要采用社会历史学家或人种志学者的方法，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研究过特定组织。他们的样本是机会样本，展示了不可解释的世界。他们的资料大部分是历史故事和随意应用常识得出的因果关系和组织智慧，很少有定量资料。
试图重复我们的研究工作（如果有人这么傻的话）的人现在面临的情况在某些方面好多了。决策行为的研究在实验室环境下和现场研究上都获得极大发展。有些研究使用了有关决策的档案资料；有些研究将经验丰富的组织参与者安排在类似实验室的情形中进行观察；有些研究观察了组织的实际决策过程。实际上，我们对诸如冒险行为等组织决策行为的经验理解比1958年更准确了。
在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采用系统方式处理非量化口头资料的方法取得了很大进展。例如，在认知科学对问题解决的研究中，现在我们有了利用主观执行问题解决任务时出声思考（Thinking-aloud）的口头报告资料的办法。在社会学领域，分析多种口头文本内容的方法也获得相应发展。现在，我们掌握了如何对资料编码和处理以及如何利用资料检验假设（包括以计算机程序模拟被研究现象的假设）的大量知识。
解决组织或组织成员的抽样人口、汇总个体资料或从属单位资料，以反映这些个体或单位所隶属的更大系统的行为等问题可能取得的进展不大。但是可以肯定，如果给予足够重视和经常关注，这些问题至少会解决或有望解决。现在，社会科学家们越来越把注意力放在社会历史学家和人种志学者的工作上，这是他们更愿意严肃地将案例研究和历史故事作为发现和检验组织理论资料的吉兆。
最后，近来兴起了对决策、市场和小型组织进行实验室研究的高潮，特别是在经济部门、商学院和心理学研究院所。在我们看来，对这项工作起决定性影响的似乎依然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正式结构和数学博弈论的思想。但来自这些实验室的实验数据必然会被与有新奇思想的实验数据相比较。这些新奇思想迟早会形成概念框架，并且比现在使用的概念框架能更好地解释各种现象。
或许最迫切需要但并非最先进的方法开发是重建处理各种数据和各种模型的统计理论，以用于数据收集和模型检验。用于数据分析的统计学并不适合组织理论，以至于对最粗略的理论模型（例如线性回归）得出的数据分析越精通，对重要理论概念的经验状态就越不确定。这种状况在1958年以后有所改进，但改进不大。行为逻辑
基于分析的行为 人类做出选择并根据备选方案的后果评估选择的基本观点，表明了大多数当代社会科学的重要性，更不必说“常识”了。该观点经常被批评是对人类心灵既不准确又缺乏吸引力的描述，特别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信条予以证明时。许多作者认为人类没有能力达到完全的理性；而少数人乐观地认为理性追求比采用其他决策方法能系统地减少不理智行为。
虽然那些痴迷于批评理性的人会发现许多比本书更吸引人的目标，但将它置于本书的“理性”部分可能是公平的。通常，我们把行为看作选择的结果，并以选择为中心。我们根据偏好评估选择的后果，依据对选择后果的评估解释选择。至少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是论述理性的。
但是，本书论述的理性是有很大限定的理性。我们设想本书的拥有者知道他们购书的原因。那些原因不仅表露了他们的选择，也表露了他们选择的理由（不是解释就是合理化）。因此，那些理由提供了预计行为和行为解释的依据。
这些原因反映了两个相关的行为逻辑。第一个行为逻辑是因果逻辑，即分析理性。决策者以其偏好评估其行为的可能后果来选择行为。因果逻辑与预期、分析和计算等概念有关。它主要通过选择、试探性搜寻备选方案、评估已发现方案的满意性等起作用。
第二个行为逻辑是相宜逻辑，即规则要与情境相适应。通过识别熟悉的常见情境及其类型并使一套规则（本书有时称为行为程序）与已识别的情境相适应来选择行为。相宜逻辑与经验、角色、直觉和专业知识等概念有关。它进行分析的主要方法是回顾保存在组织的档案或个体记忆里的经验。
本书研究这两种类型的理性行为，但偏重第一种类型。它主要建立在行为的产生都有重要原因的假说之上——通过评价备选行动的主观期望值，我们可以预计组织的行为。这个一般性框架常用于检查各种决策。（推论或分析意义上的）理性并不能确保明智。假设人们的所作所为常常是有重要原因的和假设人们一定会选择客观上对其目标最佳的行为是截然不同的。本书所述的组织在他们选择的目的和手段上证明是理性的（这是程序上的理性），但他们的理性追求并不能确保行动要么是协调的，要么是明智的（实际上他们的行为经常不是理性的）。
像人类的无知和错误一样，目标模糊和目标冲突也是组织行为图景的重要部分。组织中的个体行为可能指向正式的组织目标，也可能指向有很大差异和完全个人的目标。由于人们常被误导、缺乏信息，或无法预计和分析其行为后果，他们的行为可能完全适合其目标，也可能完全不适合。他们的目标有时明确和稳定，但经常是含糊的、不协调的，以及变化不定的。
从这个现实意义上说，有目的的有限理性假设并没有忽视情感在行为中的重要作用，而激发人的行为的需要和欲望更没有被忽视。需要和欲望有时受贪婪驱动，有时受利他心驱动，有时受利己心驱动，有时受对群体的忠诚驱动。
本书提出的有限后果理性思想或多或少成了现代决策理论的标准，至少超出了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核心范围。现在，经济学家们越来越关注经济行为人的不完全信息、他们不确定的将来和他们找到最佳行动的能力限制。有限理性以当代企业理论、行为决策理论和其派生出来的许多其他理论为根据。除某些相对较不重要的离经叛道的理论（如理性期望论）外，它成了公认的学说。没有哪个公认的学说会永远被人接受，因此自然有人会问我们是否还坚守这个理论。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坚守它。
我们认为有限理性为检验组织提供了强大而有力的基本框架，尽管包括计算机、运筹学和管理科学在内的信息技术已臻于完善。在本书出版之际，现代信息与决策技术，以及管理科学、决策科学、运筹学和信息工程等学科，已开始进入组织意识领域。这些学科尝试将新技术应用于组织决策。它们采用最优化理论的概念框架并以数学工具加以完善，并使用新型高效计算设备输入适当数据完成分析。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应用新技术和新学科减少或消除由个体和组织的认知和计算的局限性导致的对理性的限制。既然人在信息和计算上的局限性是有限理性的基本假设，那么完善的信息技术被认为是有限理性思想的最大挑战。
这些新技术对许多决策有重大影响，例如库存与生产控制或文档与信息管理。但是，它们对组织的整体影响仍有限，因为这些新技术主要应用于以数学方式描述不会产生严重扭曲的情形和公式运算所需数据能够收集到的情形。
这些新技术主要应用于中层管理和基层管理决策。一般说来，高层经理的工作没有多大变化，尽管信息技术革命频频曝光。许多组织寻求运用现代技术发展新型管理信息系统并为此而努力，但他们建立的系统通常似乎远远不能适应组织的实际决策过程和管理的需要。
自从本书初版问世以来，电子信息的交流得到飞速发展。商业产品传真在1958年还无人知晓，电子邮件也一样。今天，虽然前者普及了，后者也在慢慢发展，但它们似乎并没有改变本书论述的决策过程的基本性质。
决策过程与人工智能和所谓的“专家系统”有所不同，其中有三个原因。首先，它们不像运筹学和管理科学模型那样局限于定量方法；其次，它们充分考虑到了人类理性的“限制”和其对基本估计和满意的需要；最后，它们将因果逻辑（探索性研究）和相宜逻辑（认知和基于规则的行为）结合起来。因此，人工智能和正在大量发展的专家系统最终可能比运筹学和管理科学更能洞察管理任务的核心。但是，这种可能性离现实还很遥远。决策工程的这些发展没有一项要求是重新思考将有限理性原理应用于管理的。
基于规则的行为 本书对基于规则或基于认知的行为的作用论述相对较少。虽然我们讨论了行为程序、角色和基于规则行为的其他形式，但比起基于分析行为的思想，这些讨论通常是次要的（同样它们也是其他现代组织讨论的主要内容）。新近的研究再次表明了相宜逻辑的普遍性，并指出因果逻辑、计算逻辑不可能是人类行为智力的重要技术。
对专家行为的认知基础的最新理解，一方面清楚地阐明了系统的（有时是定量的）因果分析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清楚地阐明了相宜行为与所处环境要匹配，这似乎是在经验决策者的行为中常见的“直觉”之类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直觉的特点是迅速地反应（刹那间的事情）和没办法解释引致结果的一连串步骤的发生——甚至否认任何这类步骤的存在。直觉反应并不总是正确，但观察人员的印象是直觉反应经常是正确的，特别是专家的直觉，尽管它们看来好像几乎没有花费时间和精力。当直觉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时，我们有时会用“洞察力”或“创造力”等表示尊敬的词语；而当直觉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印象时，我们更有可能叫它“偏见”或“遽下结论”。
对国际象棋的研究阐明了直觉的作用和本质。经常看到国际象棋大师示范表演的同时和50个或更多对手对弈。从这个棋盘走到另一个棋盘，每走一步棋仅需几秒钟，事实上仍能全赢——假如对手实力都不如高手（比大师低400或更多埃洛等级分）。棋手在比赛时经常要考虑每步棋的后果，有时要认真地考虑多达100种的决策树的分支。与比赛截然不同，大师在示范表演时几乎没有时间进行这类分析。当问及为何还能以这么快的速度下棋时，他们说靠“直觉”。
对此类情况的研究表明，大师的直觉是通过观察棋局形成的。对几千种棋局的熟悉和以往的经验使大师能够发现对手在布局上暴露出的明显弱点。直觉完全是根据以往经验识别熟悉事物的练技巧。业已证明，大师能记忆至少50 000种这类棋局（通常称为“记忆块”）——对弈中经常出现的棋局——并知道在这些棋局下如何应对以获得优势规则。
这项研究表明了分析和直觉之间的什么关系呢？它表明直觉就是识别熟悉的现象。该研究还表明在决策时间充裕时，老练的棋手会做大量分析（毫无疑问，通过直觉帮助分析和选择下棋的思路并做出评估）。下快棋没有时间分析，大师几乎完全依靠直觉（也就是依靠识别）。下快棋时，大师的下法与比赛不一样，挑战性更大，这充分证明棋艺的实质部分被提炼为直觉了。也就是说，提炼为识别熟悉的重要棋局的能力和回忆如何运用储备知识的能力。
棋艺的这种情况也存在于许多其他领域：为计算机设计所谓的专家系统的过程中研究专家行为和进行调查。无理由假设在这些方面管理技能与得到的其他研究技能不同。经验丰富的经理在做出决策时不仅运用因果分析，而且运用基于规则的直觉（识别）。丰富的经验经常使他们无须详尽明确的计算就能做出正确的决策。明智的经理不会单凭分析进行管理，而是会将分析与宝贵的直觉（识别能力）、多年训练获得的行为规则，以及管理领域的经验完全结合起来进行管理。
通过将经验转变为识别/行动匹配而获得个体经验的过程与发展规则和环境之间匹配的组织过程是相同的。在本书，我们谈及行为程序。组织是角色和身份的集合，也是相宜行为与已识别环境匹配规则的集合。有些集合是通过雇用专业人员进入组织的。会计师按他们受过的训练行事，而其他集合是通过积累经验和储存标准程序的组织记忆开发组织的。
使个体认同身份并发挥作用的识别过程以及个体的社会化是对环境识别惯常反应的机制。组织将其经验、其他组织的经验和知识转化为需要维护和执行的规则，尽管人员是流动的又缺少对其基础必要的理解。因此，制定、改变、激发和忽略规则的过程对分析和理解组织是必不可少的。
虽然组织行为受与环境相适应的相宜行为所驱动，但并不完全决定于行为的程序、专业的规范或专家的直觉。参与者遵守规则，但什么规则是适当的并不总是明确的。在面临同一情形时不同人会依据不同规则行事。情形是含糊的，并非总能被识别得清楚，因此适当的规则难以确定。执行规则可能需要技巧，而这些技巧并非总是现成的。
本书讨论的基于规则的行为建立在相宜逻辑之上，但并没有像现在这样被给予过很多关注。个体的直觉和组织的规则比本书对它们的讨论起的作用更重要。从以下两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正确的：第一，我们观察到的大部分组织行为是在情境识别时即刻发生意义上的“直觉”。相关的认知和组织过程是识别和分类过程而不是评估结果的过程。
第二，我们观察到的组织行为的大部分信息不是来自详尽的分析而是来自规则。当然，基于规则的行为可能导致愚蠢的行为。将经验转变为规则并不是最佳甚至适宜的保险方式，但在评估组织实现其目标的行为能力时，除关注因果逻辑之外也必须关注相宜逻辑。自发偏好
本书所述理论中的选择理论往往把偏好看作自发的和决策前的。个人选择被认为是为个人偏好服务而产生的，但这些偏好的形成过程并没有被看作选择。因果理论往往会把决策者看作独立存在的个体，并将决策看作由两个完全连续的步骤构成的过程——设定目标和做出选择。
本书主要探讨决策者的社会特点及其偏好。我们不能将组织中的人视作孤立的个体，认为他们的需要、个性和思想的形成不受周围其他人的影响。组织成员是社会人，他们的知识、信念、偏好和忠诚都是他们成长的社会环境的产物，是他们现在生活和工作环境的产物。因为对各种群体和小集团这样复杂的忠诚体来讲——包括自我、家庭、组织及其从属单位——内心和外部冲突是组织生活的普遍特征。
这些忠诚的义务培育和塑造了组织成员的行为——特别是对全球的或地区的组织单位的强烈忠诚。在这些组织单位中，人们建立基本机制以确保对组织目标的坚守。本书并不否认金钱和其他奖励的重要作用，但是认为光靠这些动机通常并不能确保对组织目标的忠诚。
献身组织目标而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被视为利他行为。如果我们希望培育组织认同，那么尽管貌似激进的进化论者要求个体“适应”生存环境，我们还是必须提出坚守利他行为的理由。本书没有提出坚守的理由，但它已成为人口生态学学者和研究决策的学者关注的焦点。本书的一位作者在1990年12月的《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中分析过这个问题。
我们在1958年描述的决策者是完全社会性的。同时，他们比其本性更有点缺乏活力。本书重点探讨组织目标反映社会和环境影响的变化特性的意义。组织有时被视为达到目的的手段，也就是说，组织被认为是为达到某个共同目的而建立的。这类说法通常是对的，但会使人产生误解从而忽视在原先的目的达到或被忘记后组织会持久存在下去的倾向。
当小儿麻痹症的疫苗消除了March of Dimes存在的理由时，社会找到了预防和治疗出生缺陷的新目标。IBM是靠穿孔卡制表系统的应用发展起来的，该系统最早用于人口普查，然后是社会保障，再后是企业会计制度。该公司看到了已露端倪的电子计算机，并利用了这项技术，伴随而来的是各种新的无法预计的应用。
在最初目标消失后还存在了很长时间，并且变化之大几乎让人认不出的典型组织是大学，比如12世纪的巴黎大学和现在成为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卡内基理工学院，以及无数的升格为大学的师范学校和师范学院。
本书的关注重点不是目标的这种流动性，而是组织过程的构造，以及根植客观现实的问题与解决方法之间或目标与决策之间的联系。由于组织的邻近性，这种联系是由与目标和行为相关联的组织结构形成的。（执法机构应把宣告一项行为犯法看作消除犯法的方式）由于组织的同步性，这种联系也可能是由与目标和行为相关联的时间结构形成的。如果收入增加会增加购房，那么促进购房会进一步增加收入。
选择机会会吸引各种无关的问题、解决办法、目标、兴趣和关注——就像垃圾桶吸引垃圾——的思想被本书作者之一及其同事称为“决策的垃圾桶理论”。他为将这个尖刻的词语引入组织文献而表示道歉，但这种现象确实存在而且很重要（清除这个词语可能为时已晚）。因此，讨论停车场的会议可能会变成讨论性骚扰、工资政策和足球的会议。
我们在本书中发现，探讨目标理念的最佳方式或许是更清楚地认识到行为产生目标的可能和目标产生行为一样容易。可以把目标看作先于组织存在并塑造和引导组织。效用优先是传统选择理论的经典原理，但该理念会使人产生误解。因为该过程参与目标和行为两个方面。
如果我们向精通音乐的人请教我们应该如何提高音乐素养，答案很可能是多听音乐。同样，我们在生活中知道生活需要什么（无论我们是组织、社区还是个体）。在生活中，是通过生产、销售货物或服务，企业发现转变为偏好和欲望的问题和机会。新产品吞没了它们的市场（汽车取代马车，计算器取代计算尺）；通货膨胀抬高了它们的成本；社会变革创造了新市场（妇女解放与餐馆，汽车与郊区购物中心）；政府管制影响它们的目标（健康和安全法规，环境保护）；新法律法规允许或禁止采取的组织形式（反垄断法，银行地域限制法）。在一定程度上是选择体验创造了我们的需要。
与行为产生目标的思想密切相关的事实是，行为本身就是许多人生活的重要目标。巡逻艇的目标不是到达码头，而是巡逻。因此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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