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美宝、黄素娟 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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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港澳大众文化与都市变迁试读：
前言
近十年来，我把较多精力投入到华南粤语地区大众文化研究，并逐步聚焦到以16～20世纪“省港澳”三个都会城市为中心的分析视角。十年来，我和我的学生们一起，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研究，发表和编撰了好些文章和专著，完成了数篇相关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我们的研究主要依托两个研究项目来进行：2009～2012年由我主持的以“近代省港澳大众文化与都市变迁”为题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以及从2014年起由我主持的题为“全球史视野下的岭南社会与文化”的广东省高等学校高层次人才项目。借着这些项目的资助，我得以组织研讨会，汇聚研究兴趣相近的学者，集思广益。2012年9月，在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的支持下，我组织了“省港澳大众文化与都市变迁”学术研讨会。会议以“省港澳”为名，参加者大多来自省（广州）、港（香港）、澳（澳门），由于好些因缘的、历史的原因，自然而然地也邀请到来自上海、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学者——在本书的一些讨论中，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大凡论述“省港澳”，便不能忽略“沪”，而由两座“金山”所象征的美洲和大洋洲，也是许多来自四乡再经省港澳外出闯荡的人的目的地。无独有偶，该次会议在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某宾馆举行，旁边就是近代著名买办郑观应的家乡雍陌村。郑氏生于雍陌，但大半生活跃于上海，又在澳门建置大宅寓居多时，这样的经历，也是许多中山人的写照。我们身处这家现代化宾馆的会议室和客房，很容易会忘记其实我们身在乡村，但这个乡村并没有因为它是“农村”而与世界隔绝，因为它连通澳门，与香港也不过是一水之隔。我们要理解这些人及其时代，不应独去他们的家乡“寻根溯源”，而必须首先从省港澳出发，才能一窥他们的大世界。
该次会议后，我们得到部分与会者的首肯，征集了他们的文章，加上编者个人的几篇相关论文，加以修订，组合成眼前这本书的格局。我们从城市规划和现代景观讲起，是因为不论是省城（广州）、香港还是澳门，都是“都市”，自然也都经历了一个城市建设和规划的过程，到19世纪末，形成了某种十分类似的现代景观。三地既是珠江三角洲的铁三角，自远古迄唐宋都是海上瀛洲，自明清乃至近现代要拓展商住范围，都得靠填海（河涌）造地。省城的西关和长堤、澳门的下环、香港的西环，以至20世纪下半叶香港新界沙田海两岸因填海工程而长出一条“城门河”，均是城市发展的结果（见“城市规划与现代景观”各文）。这些商住地区往往也是娱乐场所云集之处，而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省港澳及四乡最流行、最具商业价值的大众文化，则莫过于戏曲和电影。清末广州、澳门和香港的戏院便分别集中在西关、下环和西环。当我们把目光集中在投资者或经营者时就会明白，某企业或商号“位于”何处，不应轻易被定义或定性为“广州的”、“澳门的”或“香港的”。何贤家族“二战”后在香港经营的戏院便是一例（见“演出场所的建造经营”各文）。毕竟，不论是工商学绅、贩夫走卒、歌伎名伶还是党徒盗匪，其在省港澳间的流动聚散，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都不会因为三地分属三个政权而有所限制。个人的去或留，往往是基于对摆在眼前的选择的衡量，而非对意识形态取向的考虑（见“人群聚散与资源流动”各文）。
都市的变迁也反映在大众文化的演化上。游泳健身并非都市独有的活动，但在运动场按照游戏规则举办区域性或全国性竞赛，在备有一定设施的场所游泳，并且要遵循一些公共规矩，则无疑是都市人的玩意儿。香港的南华会和上海以粤人为主的精武会，正是此种活动的积极推手。即便是“传统”的武术，经过现代媒体（铅印小说、电影、电视）的包装，也能再造传统、生产英雄，造就像“黄飞鸿”这类风靡省港澳以至海内外的形象（见“竞技运动与身体政治”各文）。知识分子热衷宣扬的民族意识，在20世纪往往表现为革命话语，通过在城市新兴的博物馆和展览会向大众传播。有时候，对民国政局时弊的愤慨、对现代市政建设的不满，无须通过国语新文学来表达，而可以像廖恩焘般，用粤语旧诗体来冷嘲热讽（见“革命话语与民族精神”各文）。
当粤语书写“还原”为口语，再经空中电波广播，地域就更加不是区隔和分类的准绳了。本书大多数文章以省港两地为主要研究对象，但正如前文所说的，要更确切地理解20世纪中期以前的省港澳，不能不关注大上海。19世纪中期开埠之后，沪上因为有大量的广东人当买办做生意，可以处处听到“广东声音”，这种以“省城白话”为标准的“广东声音”，在各种音乐玩家的同乐会中流传着，在戏园或戏院里逐步发展着，再依靠广播技术的兴起通过空中电波得以无远弗届地远近共享。然而，随着1949年中国政权的变易，港澳和广州越走越远，就连“广东声音”也变成有“大陆腔”和“香港腔”之别，粤剧发展也有两地分途之势。有趣的是，由上海和华南影人共同成就的香港电影事业，在20世纪80年代逐渐摆脱上海甚至华南的烙印逐渐树立起“香港特色”，时至20世纪末，竟然是通过将“由沪而省而港”的《七十二家房客》，用借尸还魂的形式演化为《功夫》去表达，并且获得票房上巨大的成功，最后片中更隐喻着香港电影借大上海做大中华梦，全面进军内地市场（见“粤人之声的扩散变易”各文）。
也许，“省港澳”中的“省”就是在香港的“大中华意象”中逐渐消失，而越来越被“粤”所取代的。一字之差，象征着一个多世纪里发生的种种政治社会变迁；这种变化，也体现在身处省港澳各地不同世代的每个个人的认知和表达上（见“导言”）。就好像这本书一样，诸位作者遍布省港澳沪，老中青俱全，各人书写的历史，受其身处的现实所牵引；其感受的现实，又为其认识的历史所形塑。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必定会发现，在相对于“港”的论述中，不同作者在“省”“粤”“中”，甚至“西”等字眼的采用上各有不同，在某些方面与“导言”隐含的主张颇有相左，我也曾为此感到纠结。不过，后来将全部文章读完，不但感到从诸位作者的讨论中获益良多，更觉得这样的差异，恰恰印证了我所指出的近百多年来发生了从“省港澳”到“粤港澳”种种事实与言辞之变化并非无的放矢。“风物长宜放眼量”，我们可以预计，这本集众人之力结成的小书，也将成为日后研究这个地区曾经有过的论述的一个样本。如此，则“省港澳”也好，“粤港澳”也罢，都没有什么可揪心的了。程美宝识于九龙塘香港城市大学2016年2月29日导言从“省港澳”到“粤港澳”[1]——历史失忆与现实定位程美宝楔子：看不见，唱得出
1975年，瞽师杜焕（1910～1979）在香港上环富隆茶楼以粤语龙舟腔演唱《大闹梅知府》，在开场白中说道：
咁呀，初初出身哩走江湖嗰阵时呀，就系唱龙舟。系哩四乡岛哩呀，咁呀唱龙舟嘅。后至喺河南哩嗰阵唱南音喇，咁所以转咗南音。咁呀，在茶楼唱龙舟哩好耐噃各位，我曾经系同我地个行家盲华喺西[2]环嗰间嘅建苑唱到过家下喇，喺茶居唱龙舟就。好喇……
杜焕说起“四乡”“河南”“西环”时，是何等的朗朗上口——四乡是省城的腹地，与省城水陆相通；“河南”就是省城暨珠江以南的“河南岛”，属乡郊地带，长年是货栈盐仓之所，尽管靠北的部分也纳入晚清的省城地图，在民国时期属广州市管辖，但不能跟省城同日而语。对于今天的年轻人特别是香港人来说，“四乡”“河南”甚至“省城”，都显得很遥远、陌生，但对于这位生于20世纪初、在襁褓中三个月大即失明的歌者来说，从四乡到广州河南，从广州河南到香港西环——为了生计，他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这些地方于他来说，都属于同一个世界。
这段开场白是杜焕对其个人经历的回忆。有趣的是，杜焕不仅记得他实实在在的个人经历，他的演唱更残存着他自己没有经历过的时代的印记。他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香港妓院演唱的板眼《两老契嗌交》（又名《烂大鼓》），后来在1975年再演唱录制，其中便有这样一段唱词：
讲到打官司唔似我咁地利
讲出来就吓死你喔
我认老窦哩，做知台（另场唱：埋头执吓马屎）
我阿叔哩，做布政（另场唱：持鸡尾）
大伯父，喳喳地都系将军噃（另场唱：衙门埋头打更就和扫地）
我大佬呀，南海县（另场唱：咁就拉板子呀）
细佬系河泊所，保住你喇啩！（另场唱：出入周时捧住嗰条叫做青龙旗）……[3]
原来你系一个倔头光棍认做行商
这分明是清代人对广州省城官衙的印象，而靠洋行贸易富甲天下的行商，在这段唱词中也有一席之位。这首《两老契嗌交》更直接的背景应该是广州珠江河畔陈塘烟花之地。杜焕应该是在河南岛或省城跟他的师傅学过，后来把这首曲子“带”到香港的庙街演唱的。
杜焕，广东肇庆人，1914年珠江西水泛滥，父亲离世，家庭顿入困境，母亲将他送到一位失明老师处学艺。未几，杜焕在河南岛南华西环珠桥附近机缘巧合认识了一名师傅，学唱南音。20世纪20年代，内战频仍，广州市面混乱，杜焕与几个师兄经中山石岐到澳门，1926年辗转到香港，开始在油麻地、旺角等地卖唱。约从1955年开始，杜焕在香港电台定期演唱南音，至1970年节目中断，幸获老顾客接济。70年代以后，南音在香港被一些学者重新发掘，杜焕亦应邀在大会堂等正式表演场地演出。1975年，在美国匹兹堡大学荣鸿曾教授的安排下，杜焕以富隆茶楼为表演场地，录制了一批南音、板[4]眼和龙舟，这批作品近年陆续出版，使我们有幸听到旧日的声音。
在学者的努力下，杜焕的声音被留住了，是当之无愧的“绝世遗音”“文化瑰宝”。不过，如果仅仅说它是“香港的”，则未免贬低了它的价值。事实上，杜焕的经历跨越香港一隅。杜氏生于肇庆，在广州（河南和省城）入行，经中山石岐、澳门抵港，最终长住香江并在此地终老，他的经历，正是许多从乡下到城市寻求生计的人，在省港澳三地间往来穿梭，最终因某些历史原因而“定格”一地的写照。杜焕的声音，实际上也是“省港澳”这个曾几何时的文化共同体的声音。我们听懂了，就能“听到”更多过去的历史。“省港澳”这个用词，大约是在杜焕出生前半个世纪开始通行的。如今，“港”“澳”二词大抵不会引起什么误解，但许多人已经不知道“省”指的是“省城”，也就是狭义的广州，而误以为是指广东全省。把三个地名连作一词的例子，较早很可能就是19世纪60年代[5]成立的“省港澳轮船公司”。至晚清，“省港澳”特别是“省港”一词，不论在官方文献、报刊，抑或是通俗小说，都触目皆是，加上粤商在各城市以联号分支的形式创办企业、制造货品、营销服务，“驰名省港澳”更成为清末以来各种商业广告常见的宣传语句。事实上，在许多人事活动与场合中，“省港澳”都呈现出一种一体却又分立的关系，这在经济不景气或政局动荡时尤为明显。为清楚起见，以下权且分而论之，但恰恰由于上述联系，论述中不免分中有合，合中有分。省城的行政地位与都会气象
所谓广州“省城”，指的是明清时期广东全省的政治行政中心。由于围绕官衙而建并发挥防卫作用的是四壁城墙，这样的建置景观顺理成章地被称为“省城”。“城”在这里应形象地理解为城墙及其所包围的行政中心，而不是具备近现代意涵的“城市”，尽管省城连带其附近的商业地带往往会呈现出一种都会气象。由此定义出发，广州建城，从史籍文献和考古材料推敲，最早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秦任嚣、赵佗修建增筑的城池，其后历朝屡有扩充。由于今中山五路的高地自宋以来便传说是禺山，又认为番禺城是择高地而建的，因而该处被视为地望所在，历代建城大体皆以该地为中心。随后重心稍向西移，至明初扩筑北城至越秀山，建五层楼，由北而南形成的中轴线更是明显，至20世纪落成的公共建筑，包括民国时期建成的越秀公园、中山纪念堂、市府大楼、中央公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的市人大常委会和省人民政府大楼，大体都坐落在这一中轴线上。换句话说，两千年来广州城的中轴线基本维持不变，这在中国甚至世界的城市当中实属罕见。广州省城的政治中心性在长时段的物质建置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明清时期筑建的城墙范围，基本上定义了此后人们心目中的“省城”的边界。北城在明初洪武十三年（1380）扩建，北面城墙向东北伸筑至象岗脚，沿越秀山北到桂花岗南，沿山水井坑东南和越秀路接大东门，以五层楼为制高点，南至归德门、正南门，即今天的大南路、文明路所在。至嘉靖四十四年（1565），北城的南界再向南扩展，新城将北城外的繁华商业区包围起来，新城南面的城门大抵位于今天的一德路至万福路上。至清代，城池的东西南北四隅已无扩充余地，只能利用城南珠江北岸的滩地，顺治初年在新城以南两侧加建翼城为
[6]护。套用今天的道路系统来理解，明清城池的范围，就是北至越秀山，东至东濠涌高架桥，西至人民路，南临珠江。人们所说的“省城”，狭义的定义指涉的只是这个范围，在新中国成立前成长的本地人，今天不假思索地用到“广州”一词时，往往也是指旧“省城”这个范围，换句话说，城外和河南的地方，不被认为是“广州”。“历史心性”或“历史记忆”使人们对眼前世界的认知有异于当代行政的界定。当人们这样界定“省城”或广州时，实际上表达的是对这片地方作为行政中心遍布机关衙门所代表的政治秩序的认知。“赴省城办事”，往往说的就是跟衙门机关打交道。
然而，“省城”的意义又溢出其行政意涵。“省城”二字散发出一种都会气息，城外包括河南地区也发展出许多乡村与聚落，但在人们的心目中，这些地方是郊外，始终不如省城。直到最近，仍然有“宁要河北一张床，不要河南一间房”的说法。这种都会气息是由商业繁荣带动的，而省城在清代所呈现的商业繁荣，是数百年来中外贸易的结果。同治《续修南海县志》“墟市”篇谓：“十三行互市，天下大利也，而全粤赖之，中外之货，坋集天下，四大镇殆未如也。蛮楼轰起干云，油窗粉壁，青锁碧栏，竞街兼巷……乾嘉之间，其极盛者乎！”[7]这个所谓“墟市”，主要是指西关。由于在城内发展有所局限，绝大部分商业皆集中在城外西面这块水网交错、交通方便，又能堆填成陆、建筑楼房的地带。西关是十三行及夷馆所在，横街直巷布满无数大大小小的批发店和杂货店。1875年在香港出版的John Henry Gray所著的《漫步广州》（Walks in the City of Canton）一书，对广州省城各区的街巷做了非常具体的描述，更详细地记录了位于西关地区的商号及其售卖货品的种类。我们由此可以知道，当年在西关大街小巷售卖的货品不但有禽畜、猫狗肉、茶叶、生烟、衣布、绣巾、绳缆、灯笼、蜡烛、锡材、金鱼、金银纸扎、殡仪用品、日晷、罗盘、瓷器、洋瓷、铜器、漆器、玻璃、木雕、酸枝家具、玻璃画、玻璃灯笼、珍珠贝母装饰、燕窝鹿鞭等名贵中药，更有来自海南及马六甲的槟榔及椰子、孟买的棉布，甚至曼彻斯特的货品和英国各地的五金器具。这里的玉石匠打造的玻璃手鈪是一种仿冒玉鈪，买家包括巴斯人（Parsee）和信奉伊斯兰教的商人（Mohammedan），他们把这些广州制造的产品，分别转到孟买和加尔各答售卖给印度女顾客。这里除了有至今尚存的华林寺、西来初地和锦纶会馆外，还有西禅寺、仓沮祖庙、徽州会馆、乞儿头会馆和开设门诊的爱育堂，也是“伍浩官”和“潘明呱”等行商大屋的所在。固定的商铺似乎不足以满足需求，这里还有一个清晨5点开始8点结束的旧货墟和“天光墟”。在这种商业环境中，当然少不得银铺和典当业，外国人甚至把西关的一条街道[8]比作伦敦大小银行和放款店林立的“Lombard Street”。
销售业的繁荣自然带动娱乐和房产生意，西关陈塘在清末民初是歌舞平康之地。晚清广州较早的戏院在1889～1890年兴建，位于多宝桥外。“戏班眷属多住在黄沙、恩宁一带”，恩宁路是今天八和会馆的所在，附近一带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仍然住有不少戏班中人，可[9]见这种清末形成的格局的延续性。西关的宝华路一带自同光年间已发展为住宅区，有街有市。至清末，泮塘、南岸附近一带的沼泽地越来越多地被填为陆地，商人在其上发展房地产，很快便有人购买或租[10]住，并沿用乡村“约”的方式建立街区组织。广州笼统称为“西关大屋”的各式民宅，就是在这时陆续发展起来的。今天年届八旬的“老广州”，谈起“贵族住的地方”，还有“河南岐兴里，河北宝华坊”[11]的记忆。在宣统《南海县志》中列举的西关地区街道便有1700多[12]条，门牌4000多个，可见人口之密集。如此浓厚的商业和消费氛围孕育出“西关大少”和“西关小姐”，也就不足为奇了。西关商人和文人阶层所操的粤语，发音清晰细腻，舌齿音尤为明显，以致成为[13]人们不知不觉仿效的楷模，即所谓“西关话”，20世纪更成为粤语戏曲、广播和有声电影演员的发音标准。在这个意义上，“西关”不只是一个地区，还是一个人们向往的有助于爬上社会阶梯的文化象征。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日后香港和澳门的华人精英阶层的文化非常关键。
民国肇始，广州的市政规划逐步走向现代化，“拆城墙，建马路”很快被提上议程。1918年10月，广州市政公所成立，结束了广州分属番禺、南海的历史，帝国时期的省城建置亦为现代的市政机制所取代，大规模的拆建工程由是展开。1922年，城墙基本全部拆清，城内城外连成一片。城墙拆毁后留下的空地也成为第一期新辟马路的基础。一方面，西关仍然是“本市最冲要之区，商场云集，交通频繁”，有“亟应开辟马路”的需要；另一方面，原来城内的街道很快发展成[14]以今天的北京路为中心的商业街区，繁盛程度与西关相当。
20世纪上半叶，帝国时期的城墙拆除了，民国初年的政局亦分崩离析，广州先后被不同的政治势力所控制，但自20年代开始，它粗具市政机制，以“省城”的历史地位领衔，以精致的西关商人文化著称。在许多方面，广州俨如一个老大哥，连接港澳，形成一个盘踞珠江口的“铁三角”。三个城市关系密切，是因为在16世纪以来中外贸易发展的长河中，广州扮演了上承澳门、下启香港的角色。可以说，清代广州的外贸传统是对明代中后期澳门机制的完善，而鸦片战争后香港初期的外贸发展则是广州贸易的延续。在某种意义上，清代广州的“前史”要由澳门讲起，香港的“前史”则非从广州开始不可。[15]澳门在全球贸易中的位置
澳门在“省港澳”中排名最后，在今天全球贸易中所扮演的角色亦微不足道，但从欧洲发现新大陆和新航道的世界史视角出发，澳门作为一个早期近代（early modern）世界商埠的历史在三地中率先绽放光芒。自16世纪以来，随着葡萄牙人和欧洲各国商人向东拓展，三面环海、直通大洋的澳门，是外国商人借以涉足中国的一块洋面与陆地。在1553～1559年间，葡萄牙人从“借地晾晒”到“来则寮，去则卸”，以至“列廛市贩”，逐步以澳门为贸易和定居基地；1559年，由于“倭寇”侵扰浙江、福建并蔓延至广东，“始禁番商及夷人，毋得入广州”，由是广州在一段时间内禁止贸易，而原来从成化、弘治年间逐步建立的在珠江河口外的海澳湾泊贸易模式（即对进入广州的番舶有所限制，安排它们在珠江河口两岸的海口湾澳停泊，顺势将非朝贡贸易限制在海口沿岸湾澳进行），至嘉靖年间随着葡萄牙人的东来、澳门贸易的加强，“诸澳俱废”，转为变相以澳门为唯一口岸[16]的贸易模式。
话虽如此，“澳门贸易”（Macau Trade）的运作，向来不能独立[17]于广州。所谓的“澳门贸易”得以进行，必有赖于与内地生产商和供应商有紧密联系的广州商人来澳，方能成事。每当葡萄牙船只到达澳门，广州商人便沿河而下到澳门洽商，他们会安排子弟或合伙人分工合作，一些负责澳门事务，另一些通过帆船贸易系统到东南亚或北上赴内陆地区采购货物，还有一些留在广州，专门管理洋船事务。在制度层面，康熙年间开海禁后，设立粤、闽、浙、江四海关，其中设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的粤海关税收较多，专设监督，权责较大。粤海关大关设在省城五仙门，“东起潮州，西尽廉，南尽琼崖”，口岸以虎门最重，澳门次之；沿河海各处设正税口或挂号口，[18]在澳门设的是正税总口，且设有大关监督行署。可见清廷的海关体系层级鲜明，而澳门的地位亦因为它长年“杂处诸番，百货流通”而与其他口岸不可同日而语。由葡萄牙人主导的澳门贸易、长期掌控东南亚和东亚的帆船贸易、16世纪加入南中国海的洋船贸易，以及生产茶叶、丝绸、瓷器等商品的中国内陆市场，既相对独立，也互相牵连。这种流转在涉及资本流动、商品供求、商人往来等方面尤为明显。与此同时，“澳门贸易”的相对独立性，也体现在澳门维持着一套与广州不太相同的准绳——较低的税率、较优的银价兑换率、不同的税则和度量衡制度，使澳门有着比较优势，吸引广州商人愿意付出交通的代价到澳门进行贸易；只是在清廷海关的眼中，澳门是粤海关的其中一个税口，未必一定注意到欧洲人所谓“澳门贸易”的特性和中外商人如何从中得益。
不过，也恰恰因为澳门“率先”被葡萄牙人拉进东西贸易体系，位于珠江口上游的广州得以独享闽、浙、江三个海关所缺乏的外贸优势和所需的知识，与此同时，由于广州“省城”的政治与经济地位以及控制和防御的需要，澳门在晚明至清初海禁期间一度扮演的唯一的中外贸易港口的角色，始终要让位于广州。研究者认为，早在17世纪90年代左右，广州已形成某些贸易常规，提供了一个十分灵活的机制让外国商人乐于到此交易，同时又让清廷放心，就连户部也处处要求其他海关要按“粤例”办事。因此，一般以为广州“独口通商”的地位要从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廷颁布谕令开始算起，但实际上粤海关早已在四个海关中鹤立鸡群，乾隆的上谕只是把既成事实加以规范化而已，外国人所言的“广州贸易”（Canton Trade）时期，由是至迟应由1700年前后算起，以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告终。
澳门所扮演的角色，造就了广州的“胜出”，广州在贸易地位上最终凌驾澳门，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两地唇齿相依。一些中国官员曾希望干脆把贸易中心设在澳门，但许多因素和考量使澳门始终无法胜任——用舢板载货行走于省城和澳门之间是不切实际的，澳葡当局也不希望澳门常驻一大批其他欧洲人，尤其是他们许多人并非天主教徒。从清廷管理和控制的角度看，洋船停泊在澳门意味着要动用更多人力、物力沿河巡逻，以防走私。广州既是海港，亦是一大内河港口，因而也更容易得到内陆各种商品和贸易物资诸如包装和造船材料的供应。澳门所发挥的缓冲和过滤作用——洋船进入十字门时先由澳门引水人领航并向官府提供情报，洋商在非贸易的月份必须移驻澳门——有助广州监控洋人且又与之保持一定距离。但这种“距离”并不等于澳门在行政体系上独立于广州，从乾隆九年（1744）在前山寨设的“澳门海防军民同知”属广州知府的副手这个事实看来，广[19]州府与澳门的行政层级关系非常明显。
鸦片战争后，条约港时代开始，标志着“广州贸易”时期结束，葡萄牙政府也仿效英国政府取得香港的做法，逐步把澳门纳入其正式管治。1845年，葡萄牙单方面宣布澳门为“自由港”；1887年中葡双[20]方签订条约，葡萄牙对澳门的管治才算有正式的条约可依。广州和澳门过去数百年间在中外贸易上分工合作的关系告一段落，而广州长年在华洋贸易中的独占地位，亦为其他条约港所分享。自18世纪在广州贸易中独占鳌头的英国商人，在香港被纳入英国的殖民统治后，迅速将阵地移往香港，配合其在上海及其他通商口岸逐步建立的势力，全面打入中国市场。19世纪60年代后，广州配合澳门原来连接中国内陆、华南地区、东南亚地区以及欧洲的经济体系的角色越来越多由香港代替，故香港开埠初期可说是“广州贸易”制度一时的延续。
不过，差不多就是在广州贸易体系退场的时候，欧洲人特别是英国人已经可以自己种植茶叶、制造优质的瓷器和丝绸，无须仰赖中国供应，并且走进工业时代最辉煌的时期，积极把工业产品向外倾销，中国在中外贸易体系中，逐步由生产者转为消费者。香港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的角色，很快便脱离了“广州体系”的阴影。香港航运业和转口贸易的迅速发展，使外国来华贸易的远洋轮船将其视为对华贸易的第一中继港，由此再转运到包括广州在内的各通商口岸。在殖民统治下，香港和澳门也逐渐建立起自身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具备了广州所没有的一些特性。19世纪末以来省港澳既一体又分立、共存共生的格局，也就呈现出愈加复杂的态势。我们也许可以这样比喻：澳门和广州更像一对孪生姊妹，经过多年的共处，被迫要拆伙；香港是广州的“女儿”，长大成人，亭亭玉立，加上成长环境不一样，很快便走出自己的道路；但恰恰是因为这种姊妹、母女的亲缘关系，使三个城市总是血浓于水。省港澳的一体与分立
尽管香港是后起之秀，但其与广州的关系，比起澳门与广州的关系，更见密切。我们会频繁地用到“省港”的说法，却较少提起“省澳”一词。一个也许能够说明这个差别的语言现象是：许多长年居住在市区特别是港岛的“老香港”所讲的粤语，总的来说更接近广州的西关口音，而在许多长年居住在澳门市区（主要是本岛）的“老澳门”当中，西关口音亦随处可闻，但总有些人是带有中山口音的。广州与澳门之间沿珠江口上下往来的航行路线由来已久，广州与港岛之间倒是远隔大洋，且至香港开埠后才真正变得交通频繁，但“省港”的口音远比“省澳”接近，理由何在？澳门的情况不难理解，澳门本属香山县，自成为葡萄牙人的贸易基地以来，来澳门寻求工作机会的通事、买办、工匠等，大多是中山人，与此同时，尽管也有商人是来自广州的，但澳门本岛面积有限，居住区域按阶级分层的情况不如香港明显。我们不妨这样问：香港本属新安县，新安县乃从东莞县析出，新界地区的居民和水上居民也有自身的口音，为何香港的“城市之音”不是东莞口音或后来称为“原居民”的口音？换句话说，香港和澳门的“城市之音”为何会出现两种不同的情况？要知道，九龙和新界地区，分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20世纪70年代才更大规模地被整合到城市发展之中的，英国人在香港开埠后的前半个世纪里，着力发展的是港岛北面面向维多利亚港沿岸至山顶一带。到香港寻求谋生机会的，有来自珠江三角洲各地甚或潮州地区的人，口音也自不相同，但陆续到香港的华商，追循的仍旧是广州西关商人的谈吐举止。这批华商的经济实力也很快与英商分庭抗礼，自19世纪80年代开始，“中上环半山区”逐渐成为上层华人聚居的地段，这一情况至今没有多大改变。与此同时，香港具备有利于远洋轮船运输的天然深水港的地理优势，加上英国统治者与英商的刻意经营，香港很快便超越同属“自由港”的澳门，更进一步吸引实力雄厚的华商到香港拓展生意。
澳门这个古老的商埠在19世纪末的国际贸易舞台上黯然失色，但广州长期的政治与文化中心的地位却难以动摇，并非一时可以由香港取代。更重要的是，华人特别是华商的流动性使三地的华人社区（甚至是省外和海外的粤人社区）逐渐发展出一些共同的都市景观和社会机构。香港中上环的华人社区几乎就是广州西关“立体化”的呈现。西关的华洋分居最初体现在洋行地带（其后是沙面）与本地居民的居住分离，华人社区则由不同阶层的居所混合相间，既有大屋豪宅，也有平房和贫民窟；在黄沙一带特别是靠近码头处有各种批发店，在上下九一带衍生了各种饮食、娱乐、消费场所如酒家和戏院，又有各种社会机构如善堂及医院等。相映成趣的是，港岛的华洋和贫富地段是沿山而“下”的，山顶是洋人，半山区后来容许上层华人建房定居，山脚则很早便是以华人为主的平民和贫民聚落。而山下中、上、西环的格局，俨然是西关的复制：两处销售着种类相同的以华洋顾客为对象的批发零售货品；西关有莲香楼、陶陶居，中环亦有莲香楼、陆羽茶室、镛记酒家；西关有广庆、平安等戏院，上环有高升、太平戏院；西关是方便医院和爱育善堂的所在，上环也陆续建立了以东华医院为代表的慈善医疗组织，俱由实力雄厚的商人领导；西关平康之地在陈塘，港岛风月之场在石塘咀。同样的，澳门也有镜湖医院和同善堂，福隆新街也汇聚了各色饮食娱乐场所，如清平戏院、烟馆和妓寨。
省港澳三地不只在景观文化上类同，更在人情网络上相通。华商因为生意的需要，在各地开设联号，家分几头的情况比比皆是。他们不忘故里，在乡下筑庐建舍，以便他日告老还乡，但实际上他们在广州、香港、澳门，甚至上海、天津以至海外，都设有居所、分号、办[21]事处或联络处，以便坐贾行商。香港开埠不久，广州及邻近地区的行商和富户便纷纷赴港设栈经营，19世纪末，使用机械化生产的总部在广州的企业也相继在香港建立起分局或分行。至20世纪初，内地出现设厂高潮，许多广州和广东各地的企业、商号将业务扩及香港。同样的，始设于香港的企业亦有在广州及珠三角其他城镇、上海和海外开设分号的。由于内地和香港在市场、关税、政府政策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异，联号企业在经营上有明确的分工，一般是国内部分主要负责内地市场的产销，香港部分则分担联系海外的业务。今天我们熟悉的陈李济、王老吉等中药企业，都采用了这种模式。大型百货商店如永安、先施等，需要较广的联系面和雄厚的资金，亦需联号支持。这种经营方式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才由盛转衰，至国共内战结[22]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推行新的经济制度后才全面停歇。
商人为运输物资和旅客建立的交通网络也方便了其他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港澳二地因为身处殖民统治之下，长年以来华人并不能在正式的议政场所中占有重要席位，因此东华医院和同善堂等由商人主导的慈善组织便担负起处理华人事务的角色，并且与广州的九大善堂、方便医院，上海的广肇公所等联系密切，特别是在处理涉及“活人和死人的流动”的问题上——将被拐卖的妇女和儿童送返原籍，将客死异乡的尸首运回故里——无不依赖这些能够调度庞大的交通网络和资源的社会组织处理，这也正好填补了三地政府机构力所不逮[23]的真空。商家有联号，老牌名校亦然。真光、岭南、培正、培英等在清末或民国成立的中小学，或同时或先后在省港澳三地都有办学，几所学校之间的联系，更使“真光猪，岭南牛，培正马骝头，培英女子温柔柔”这句口头禅在三地新老校友中传诵至今。这些名校的中学生，当年在华南地区升学的选择自然也离不开香港大学、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
虽然商家宣传的口号经常是“驰名省港澳”，但由于澳门到了19世纪末之后在经济和交通方面所能起的作用不大，市场容量亦相当有限，加上自1911年通车的广九铁路，更大大促进了省港两地的联系，而广州澳门之间的铁路，却仍属纸上谈兵。因此，真正旗鼓相当的两个城市是广州和香港，实际的经营运作也主要是依赖“省港”这个杠杆。可能因为如此，“省港”比比皆是，“省澳”则甚少听闻。20世纪20年代，牵涉省港两地最著名的事件莫如“省港大罢工”。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工联主义，联结了广州和香港的工人共同行动，对港府施加压力，是省港关系一衣带水的又一历史明证。另一个常见的“省港”标签是粤剧戏班中的“省港班”。“省港班”是指从20世纪初至三四十年代，以在广州、香港、澳门等城市演出为主，名角比较集中，规模较大的戏班。为了适应大城市和国内外观众的需求，应对电影的激烈竞争，求存和发展，省港班从组织到演出剧目、音乐唱腔、表演、舞台美术等都做了许多变革，刻意与“落乡班”划清界限。[24]值得注意的是，使三地以至海外各埠头气息相通的是各种报刊。民国年间在粤语群体中流通的报刊，编辑印刷要么在香港，要么在广州，而通讯和销售网络都遍及省港澳及海内外其他有粤人社区的埠
[25]头。
三地人民之所以往来流动，也在于三地具备共同的文化环境之时，各自的政治情势和制度又不相同，发挥互助互补的作用。太平天国时期，大批广州和珠三角的商人挟资移往香港；港澳既是反清革命分子的温床，也是不愿服膺民国的晚清遗老可以继续执教经史之地。民国年间广州政局不稳，军事活动频仍，港澳是广州居民尤其是商人可以安身的地方；1925～1926年省港大罢工期间，不少人从香港回广州，工潮结束后才返港。两地人才、工资、物价的差异，往往也是劳工选择流向的主要因素。20年代末的香港酒家往往以聘得广州名厨为标榜，上环水坑口的乐仙酒家、皇后大道的武昌酒家、油麻地上[26]海街的大总统酒家便是这样宣传的。不过，广州虽然有好厨子，却由于政府禁止酒楼聘用“女招待”而没有漂亮“茶花”，茶客要看[27]“茶花”，便要到香港了。同一位校书（妓女）的芳踪，时在广州陈塘，时在香港石塘咀，她们或因两地行业规管的制度不同，或因广州政局动乱，或因市场竞争，或因个人理由，游移于省港两地之间。[28]总之，她们跟许多游走于两地的市民一样，在两地都有人脉，对两地都足够熟悉，可以随时迁移，改名换姓，北返南归。以曲艺为业的女伶，在省港大罢工期间因广州歌坛一度受到打击，香港茶居老板以女伶声色为招徕计刺激生意，她们便陆续到香港谋生，到1928年广州市面秩序恢复，歌坛复苏，部分茶楼又礼聘著名女伶从港回省献
[29]艺。也是在1928年，梅兰芳到广州和香港两地演出，对省港班造[30]成威胁，结果要采取“梅在省则来港，梅在港则上省”的策略。女伶白燕仔曾移巢香江，与港四巨头争一席地，但僧多粥少，深感“港地无可恋，而濠镜又非所欲”，结果选择到上海发展，因为“粤侨[31]旅此众多，且粤商所开之茶酒楼，皆染广州化”。总之，省和港，是彼此的缓冲区，凡遇上要“逃之”“避之”的场合，上省落港，总是最自然、最便捷的选择，如果省港都没有可留恋之处，则要考虑到上海闯世界了。
至于澳门，则总是“最后的选择”。日军侵华期间，上海（1937年11月）、广州（1938年10月）、香港（1941年12月）相继沦陷，澳门却因葡萄牙政府保持“中立”而在战争期间成为省港人士的逃身之所或辗转逃回内地之中转站，各种政治、文化和戏曲活动一时云集澳门。不过，澳门这种短暂的繁荣随着抗战胜利便告销声匿迹，各种活动的重心很快又转回省港两地，澳门重归往日的宁静。难怪在抗日期间，有报纸社评认为，“乐善与安分”是澳门社会的特征。作者说：
澳门一地，开辟较早，为珠江入口之重镇，□粤鼎足而立，世称省港澳三埠，然久居港粤者，虽仰慕乎巨大都市之繁荣，而莫不感觉纷扰奔竞，精神紧张，不似澳门之宁静安乐。……世变亟矣，星火燎原，烽烟四起，而澳门以世外桃源见称，岂偶然哉！具“乐善”与“安分”二种美德，有以使之然也，记者不敏，亦澳门市民一份子，敢不追随三十万市民之后，争相勉励，以保持此“乐善”与“安分”[32]之特征乎！余音：听不出？看不见？
16、17世纪的澳门，是英国人和荷兰人极希望从葡萄牙人手中争夺的东方好望角；18～19世纪初的广州，是欧美冒险家为了从事中国贸易一朝发迹引颈以待的中国海港；20世纪的香港，是国际银行家投资者认为最有效率的世界都会。顾名思义，“澳”者，海边弯曲可以停船的地方，大澳、淇澳是也；“门”者，是指夹在两片陆地之间可让船舶通过的海峡，屯门、虎门是也；“省”者，省会、省城是也；“港”者，海港是也。由名而实，“省—港—澳”表达的是由历史时序衍生成的空间关系。然而，省港澳的联系，至20世纪50年代随着中国政治进入一个全新局面而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949年前，中国内地和香港之间基本上没有正式设立出入境机关，市民可以自由进出或定居。50年代开始，港英政府陆续颁布各种有关出入境和居民身份的法例，甚至一度限制由澳门去香港的华民数量，而内地[33]对于国民的出境限制也越加收紧。1949年10月开始，直通车客运[34]服务中断，一直到1979年才恢复通车。“文革”十年期间，两地关系由于内地政治动荡显得更加隔阂，1966年和1967年香港爆发暴动，后者更与“文革”直接相关。70年代开始，香港工业和金融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经济起飞，政府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到社会建设上，如此种种，皆强化了“香港人”的身份和自豪感，要与内地这个“穷亲戚”划清界限。这短短二三十年间的历史发展，使许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因为许多偶然因素临时分居省港的同一家庭成员，居然从此分别变成“广州人”和“香港人”，甚而产生难以逾越的隔阂，对于在香港出生成长的一代而言，感觉尤其疏远。
1979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先后在深圳、珠海、厦门、汕头等地设立经济特区，吸引外资，港澳商人陆续到广东各乡镇投资设厂。广州不是特区，对很多香港人来说，又不是“故乡”，省港的关系，并没有因为内地开放而得到明显的恢复，双方文化、教育、艺术和大众娱乐方面的交流，谨慎而有限地进行。更令人费解的是，香港在1997年回归之后，港府和工商各界积极与北京、上海等城市交流，针对华南地区，则大谈粤港合作，“省港”一词，自90年代至千禧年交替之际，几乎全面被“粤港”取代。“省城”二字既尘封已久，就是“广州”此地对很多香港人来说也相当陌生。有些香港年轻人不知道自己讲的实际上是“广州话”（CANTONese），也不知道广州人“会”讲广州话，甚至惊讶地“发现”广州人“也”吃叉烧包。对于来去自由的许多香港人来说，“广州”竟是莫名其妙的遥远。相形之下，包括广州在内的珠江三角洲居民自改革开放以来看了30多年的香港电视，从各种渠道阅读到香港报刊，香港媒体多年来对珠江三角洲发挥的影响，实不可小觑。近年来由于“自由行”政策的推行，对于许多广州人来说，“香港”是一个随时可去的十分亲切的地方。不少广州人对香港的认识，比许多香港人对广州的认识为多。广州《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刊登了一篇题为《爱广州的60个理由》的文章，所列举的第一个理由是“离香港近，有事没事都可以去透透气”。[35]可见香港在许多广州人心目中的位置，也可见香港能够给广州市民提供一些本地社会所没有的元素。
由“省港澳”变成“粤港澳”，“港澳”身影依旧，“省城”却在指谓广东全省的“粤”之中隐没了。半个世纪急速的历史变迁，不但影响着现在与将来，也足以改变过去——改变了人们对过去的认识，使人们每每用今人的词汇来叙述前人的经验——瞽师杜焕听惯的应该是“省港澳”这种说法，要他吐出“粤港澳”这种用词来，实在难以想象。一字之差，反映了三个城市现实关系的变化，这种变化局限了后人对前人的空间感的拿捏与想象，由是看不到许多历史面相，也听不出散布在四乡、省城、港湾、埠澳的同气与同声。[1] 笔者近年发表了一些以广州、澳门、香港以及上海粤籍群体为研究对象的文章，对省港澳三地的关系做过一些粗浅的思考。这些文章包括《近代地方文化的跨地域性——20世纪二三十年代粤剧、粤乐和粤曲在上海》（《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2期）、《清末粤商所建戏园与戏院管窥》（《史学月刊》2008年第6期）、《水上人引水——16～19世纪澳门船民的世界》（《学术研究》2010年第4期）、《Pidgin English研究方法之再思——以18～19世纪的广州与澳门为中心》（《海洋史研究》2011年11月）、《澳门作为飞地的“危”与“机”——16～19世纪华洋交往中的小人物》［《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破墙而出：清末民初广州西关地区景观的延续与变迁》（载苏基朗主编《中国近代城市文化的动态发展：人文空间的新视野》，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省港声色味——从20世纪20年代两地画报所见》（载陈平原、陈国球、王德威主编《香港：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等。本章的主要观点，乃综合上述各文而成，并已在贺照田、高士明主编《人间思想》第一辑（金城出版社，2014）发表。个别课题的详细讨论，请参见相关文章。[2] 《〈玉葵宝扇〉之〈大闹梅知府〉、〈碧蓉探监〉——瞽师杜焕演唱龙舟版本》光盘，荣鸿曾、吴瑞卿编辑、策划，香港中文大学中国音乐资料馆，2012。曲词由荣、吴整理，见光盘所附小册。开场白大意是：“我最初出身行走江湖时，就是唱龙舟的，是在四乡唱的，后来到广州的河南岛就转唱南音。我在茶楼唱南音已经很久了，曾与‘盲华’在香港西环建苑一起演唱，在茶居就唱龙舟。”其中，“四乡岛哩呀”的“岛”字，应该是象声词，是“处”“哪里”的意思。[3] 唱词据杜焕唱《板眼：两老契嗌交》（收入《香港文化瑰宝系列之三》光盘，荣鸿曾、吴瑞卿编辑、策划，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中国音乐资料馆，2011）所附小册第16页，原文“荷薄所”应为“河泊所”之误。大意是：“谈起打官司，你就不像我那么厉害了，我说出我的后台来，一定会把你吓坏。我的爸爸是知台（按：‘知台’并非正式官衔，据下文的官阶顺序，可能他想说的是‘抚台’，即巡抚），我的叔叔是布政使，我的大伯父是广州将军，我的哥哥是南海知县，弟弟是河泊所官，这还不能保住你？原来你也不过是个空心老倌而已，却装成是行商！”括号内的“另场唱”指唱者装成第三者从旁插嘴讽刺两个主角吹嘘夸大。[4] 杜焕生平见《失明人杜焕忆往》光盘所附小册，荣鸿曾制作，香港历史博物馆、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2004。[5] 笔者一时未能找到更多直接与省港澳轮船公司有关的专著，暂据中国军舰博物馆网站（http：//60.250.180.26/ss/6518.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3年10月15日）。该网站谓1849年英商在香港成立了“Hong Kong Canton Navigation Co.”，1854年香港半岛东方汽船航运公司（The Peninsular and Oriental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经营来往于澳门、香港、黄埔和广州间的客运，1865年由英国与葡萄牙航商联合组成的公司，则命名为“省港澳轮船公司”。[6] 有关广东省城历代建置参见曾昭璇《广州历史地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下篇第3章。[7] 同治《续修南海县志》卷五《建置略二·墟市》，第18～19页。[8] John Henry Gray，Walks in the City of Canton（Hong Kong：De Souza & Co.，1875）.[9] 《南海新秋》，《申报》1896年9月9日。[10] 《珠海近闻》，《申报》1897年1月24日。[11] 笔者与孔宪珠先生闲谈，2010年8月28日，广州。孔先生是广东粤剧院演员，长居广州，改革开放初期因出演电视连续剧《万花筒》中的“胜伯”一角而家喻户晓，1986年主演珠江电影公司制作的《绝响》更获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提名，不论从其个人经历还是扮演的角色看，孔先生均堪称“老广州”。[12] 宣统《南海县志》卷六《建置略》，第3～4页。[13] 在清代的中文文献中，不大可能出现“标准粤语”的说法，只会有语音“清浊”的评价，但当外国人要学粤语时，则必须面临一个口音选择的问题。19世纪80年代在香港任职传译员的英国人James Dyer Ball便注意到，所谓“纯正的粤语的正确发音”（“the correct pronunciation of pure Cantonese”），应以西关话（他翻译为“West End speech”）为准，见James Dyer Ball，Cantonese Made Easy：A Book of Simple Sentences in the Cantonese Dialect，prefaced 1883，forth edition，revised and enlarged，by A. Dyer Ball（Hong Kong：Kelly and Walsh，Ltd.，1924）。[14] 有关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广州的城市建设更进一步的讨论，可参见黄素娟《城市产权与都市发展：近代广州市区规划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山大学历史系，2013。[15] 笔者与同人的一本专著对此课题有较详尽的发挥，见程美宝、何文平、胡雪莲、黄健敏、赵立彬合著《把世界带进中国：从澳门出发的中国近代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6] 关于此时期贸易模式的转变，参见郑永常《来自海洋的挑战：明代海贸政策演变研究》，台北，稻乡出版社，2008，第7章。[17] 目下有关16～19世纪“澳门贸易”与“广州贸易”及两者关系的研究，以范岱克的最为详尽深刻，见Paul Van Dyke，The Canton Trade：Life and Enterprise on the China Coast，1700-1845（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5），以下几段有关澳门贸易的论述，主要借鉴范氏的见解。[18] 见梁廷枏总纂《粤海关志》卷五，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19] 据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2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936页。[20] 据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4卷，第1612、1969页。相关条约见南京图书馆古籍部编《澳门问题史料集》下册，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8，第1005～1008页。[21] 有关华商家分几头的现象，可参见黄健敏关于近代香山买办徐润和郑观应在上海、澳门、香山皆置建家业的讨论，见程美宝、何文平、胡雪莲、黄健敏、赵立彬合著《把世界带进中国：从澳门出发的中国近代史》，第173～188页。[22] 相关讨论可参见张晓辉的研究，如《中国近代华资联号企业释义》（《广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及《清末香港与内地的华资联号企业》［《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23] 相关研究可参见Elizabeth Sinn，Power and Charity：A Chinese Merchant Elite in Colonial 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3）；叶汉明编著《东华义庄与环球慈善网络：档案文献资料的印证与启示》，香港三联书店，2009。[24] 有关“省港班”较近期的研究，可参见Wing Chung Ng，The Rise of Cantonese Opera，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5，ch.2。[25] 这类例子数不胜数，下文提到的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香花画报》和《非非画报》等，即为其中例子。《香花画报》在广州印刷，在香港摆花街和广州丰宁路同时设有通讯处，代理处省港两地俱有；《非非画报》在港岛、九龙各有一发行处，估计印刷地也在香港，代售处则包括香港、广州、厦门各大书坊，其刊载文章往往以“本港”的口吻叙述，编辑人员实际上是活跃于省港两地的著名文人画家。[26] 见《香花画报》第2期（1928年9月）第20页、《非非画报》第5期（1928年11月）封底及第10期（1929年11月）第30页的广告。[27] 哈哈子：《香港的女招待》，《海珠星期画报》1928年第6期，第19页。[28] 时人以“莺燕南来北往”比喻粤籍校书流连于省、港、沪之间的情况，见春山《妓女与莺燕之比》，《海珠星期画报》1928年第8期，第11页。其他例子可见《天趣画报》第3期（1928年2月）第9页及第4期（1928年3月）第1页等。[29] 见妙谛《香江顾曲谈》，《海珠星期画报》1928年第8期，第10页。报道时在香港谋生的女伶燕燕、月儿、湘文等受广州茶楼聘请回省献艺的消息。[30] 爱楳（寄自广州）：《广州人之迎梅忙》，《非非画报》第5期，1928年11月，第30页。[31] 周修花：《白燕仔赴沪确讯》，《海珠星期画报》1928年第5期，第8～9页。[32] 《市民日报》1944年8月17日，第1版。[33] 香港政府历年的出入境政策可参见郑宏泰、黄绍伦《香港身份证透视》，香港三联书店，2004。[34] 见九广铁路官方网站，http：//www.kcrc.com/tc/about/history2.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3年10月15日。[35] 《爱广州的60个理由》，《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第40期，第78页。城市规划与现代景观第一章18～19世纪下环区与澳门城市化张宝珊
澳门原本是一个人烟稀少的小聚落，是“水上人家”及“闽籍”渔民、商人的落脚点。随着葡萄牙人于16世纪东来，小渔村逐渐发展起来，转变成举世闻名的东西贸易商港。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各国开始在中国建立殖民地或租界，葡萄牙也不例外，澳门成为它们的囊中物。1849年前后，澳葡政府进一步加强对澳门的管治，澳门半岛亦随之开始城市化。
城市化衍生出不少复杂的问题，城内的华人与葡萄牙人本是分治共处，澳葡政府正式成为管治者后，“华洋杂处”的情况越见明显，这一方面有助于澳门半岛的城市化发展，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原本的华人社区，包括族群管治区内的秩序。因机遇而致富的华人，逐渐成为华人社群的领袖。本章将以澳门内港下环区为例，简单分析18～19世纪华人社区如何融入澳门的城市化发展之中。内港范围
对澳门本地人来说，“内港”是指今天的妈阁至沙梨头一带（别称“旧区”），也是澳门以船务运输为主的商业活动和渔业的中心地带。今天的“内港”与过去文献记载和地图上标记的“内港”不尽相[1]同。“内港”一词最早出现在1780年的澳门地图上，其范围比较广泛，包括从妈阁至青州面对珠海湾仔的部分。本章所讨论的“内港”，是指今天所称的“内港”，即由北湾与浅滩两部分所组成的聚居点。
北湾北有大炮台山，南有妈阁山，构成一个天然良好的避风港，很早就是华洋贸易的重要落脚点。据《澳门掌故》，北湾的海岸线乃“沿目前河边新街的渔栏至司打口，至桥仔头、上芦石中塘，经关前街、快艇头里至沙栏仔。沿路之埠头有：桔仔围尾水口、植槐巷水口、第头巷水口、吉庆里水口、十八间尾水口、旧茂记水口等，直至木桥街、新埗头、柴船尾、船澳口、快艇头、呬码头、大码头，而终[2]于沙栏仔之八角亭码头”。北湾的自然形态，据说也是澳门又被称为“濠镜”的原因。《澳门纪略》的“形势篇”云：“有南北二湾，可[3]以泊船。……二湾规圜如镜，故曰濠镜。”
北湾是澳门的经济中心地带，清廷也在此设立海关监督行台，负责对外来船只收税及规管水上人家的秩序。康熙二十四年（1685），[4]清廷宣布开海禁，设立粤、闽、浙、江四海关。粤海关共有7口，其中以省城大关和澳门总口最为重要。康熙二十七年（1688），清政府在今关前正街建立海关监督行台，附近设税馆，负责管理关闸、大[5]码头、南湾、娘妈阁4个小口。龙思泰（1759～1835）曾将部分海关条文翻译成英文，其中有“第二号法令：疍家艇和其他小舢板在夜[6]晚允许停泊在税馆前的小沙滩的岸边”。葡文中“Praya pequena”意即小沙滩，位于海关监督行台对面。从今天尚存的码头位置，史料中提及的澳门大关、税馆、街道名称，以及货仓的区域推断，小沙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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