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宝灵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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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然的文学道路与文本形态试读：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摘要
浩然是一个有争议的作家，由于浩然创作与时代生活、政治话语的复杂关系，以及他的文学文本的叙述及形态特征，使他成为一个争议的焦点。围绕这样一个焦点，各种文学话语以及政治、社会话语相互冲撞、交织、聚合，形成一个紧张的话语场。对这个话语场的研究，既是对浩然文学话语的清理，同时也是对浩然文学创作发生语境的还原与再现。借助这一研究，个体创作者与语境的关系、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当代文学独特的生产机制等，部分地得以重现。因此，这一选题既是对浩然创作的个案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从一个侧面展开的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和有关文学本质问题的思考。
本文主要进行了三个方面的研究。一、浩然创作道路研究。考察浩然创作的历时变化，还原浩然创作的原始背景，展现浩然的自我修改现象。二、浩然创作形态研究。以《金光大道》为例，分析浩然代表作品的主题元素、人物类型和叙事模式，展现浩然代表作品的文学形态。三、浩然文学创作的意义研究。以合作化为中心，对比不同时期的文学描写。进而探讨文学与政治、生活的关系，以及农民的话语权问题。
本文的研究结论是：
1.浩然是一个变动不居的作家。浩然的创作历经当代文学史三大时期，在每个时期他都积极改变自己，顺应时代政治要求。
2.变动的浩然有自己不变的精神根据地。合作化时期的农村生活是他一生文学创作的精神聚焦点。
3.浩然是自我形成的，更是被规范而成的。逐渐被规范的浩然，面貌上同现实政治形势有密切的联系。
4.《金光大道》（而不是《艳阳天》）是浩然的代表作。
Abstract
Hao Ran is a controversial writer because of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s among his writing，the time life and the political discourses，as well as his unique perspective，the narrative and formal characteristics of his texts. Centering on Hao Ran，different kinds of literary，political and social discourses collide，interweave and fuse，which forms a discourse field full of tension. A study of this discourse field is helpful for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literary discourse and context. The study can reproduce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dividual creation and its context，among literature，politics and the special system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partially. So this theme is not only a case study of Hao Ran，but also，in some sense，a study of the contemporary literary and cultural history and the literary essence.
The study falls into three aspects：the first one is on Hao Ran’s creation career，which investigates the diachronic changing of the creation，reverts the original background，and opens up Hao Ran’s revising phenomenon himself. Based on Hao Ran’s representative work—Jinguangdadao，the second one studies the creation shape，which analyzes its theme elements，figure style，narrative patter and shows its representative works form. The last one studies the significance of Hao Ran’s creation. This thesis contrasts different period literature descriptions about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explor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and life，and investigates the peasant’s right of speaking question.
The conclusions are：
Hao Ran is a changing author，who is formed by himself and the rules.
Though changing，Hao Ran has the stable spirit base. His literature spirit focuses on the countryside life in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period.
Jinguangdadao is his representative work.绪论浩然：一个激烈的话语场
浩然（1932～2008），本名梁金广，中共党员，当代著名作家。祖籍河北宝坻县（今属天津）。“浩然”是他1946年从事革命工作时期的化名，后来成为笔名。其主要经历是：1949年为《河北青年报》通讯员，1954年6月调任《河北日报》记者，1956年9月调任北京俄文《友好报》记者，1961年调任《红旗》杂志社编辑，1964年到北京市文联从事专业创作。梁金广1956年11月在《北京文艺》上发表处女作《喜鹊登枝》，署名“浩然”，1958年出版第一部同名短篇小说集。1962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艳阳天》，随后又推出了同书的第二、第三部（1965）；1970年底开始创作多卷长篇小说《金光大道》一部（1972）、二部（1975）、三部（1976）、四部（1977）。“文革”期间，《艳阳天》受到江青肯定，并被改编为电影。1972年奉命写作了中篇诗体小说《西沙儿女》上下篇和《百花川》，参加了中共十大和第四届人大，1976年9月成为文学界唯一参加毛泽东治丧委员会的代表，后来被茅盾称为“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
粉碎“四人帮”以后，浩然一度受到清查，被解除了全国人大常委委员职务。清查结论是“不是帮派分子，在‘文革’中摔了跤，但没有完全陷进去”。他1977年下乡，1980年代后出版了长篇小说《山水情》（又名《男婚女嫁》）、《晚霞在燃烧》、《苍生》、《乡俗三部曲》（《乐土》、《活泉》、《圆梦》）和十五部中篇小说，1985年出版了三卷本《浩然选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浩然曾任北京市作协主席、中国大众文学学会副会长、《东方少年》杂志主编、《北京文学》主编。
1998年秋答记者问时，浩然谈到准备写自传，要“说清楚”自己，“不是蟊贼，不是爬虫，而是一个普通的文艺战士，一个有所贡献、受了伤的文艺战士”，引起了广泛的批评。2000年出版《浩然口述自传》（华艺出版社）又掀起热烈争论。2008年2月20日，浩然在北京辞世，享年76岁，“作家浩然逝世引发文坛热烈争议”是当时多家网络新闻标题。
自1956年发表他的第一篇小说《喜鹊登枝》，到1998年完成他的自传体小说《圆梦》，浩然的创作延续近半个世纪，横跨当代文学史三大时期——十七年、“文革”、新时期。而且，在每个迥异的时期里，他都是时代流行话语的积极参与者，他的创作在每个时期都引起了广泛关注，具有重大影响。因此，可以说，他的创作演变是当代文学创作路途的一个缩影，极具研究价值。
浩然是一个焦点，又是一个代表，浩然的研究价值远远超出了一个普通作家的品评话题。由于浩然的创作与时代生活和政治话语的复杂而密切的关系，由于他以文学介入现实的独特方式，以及他的文学文本的叙述及形态特征，使他成为一个争议的焦点。围绕这样一个焦点，各种文学话语以及政治、社会话语相互冲撞、交织、聚合，形成了一个紧张的话语场。这个话语场中各种方向上的应力及其相互作用，直接反映着各种话语的历史本相和现实本相。对这个话语场的研究，既是对浩然文学话语的清理，具有作家研究的一般意义，同时也是对浩然文学创作发生语境的还原与再现，具有一定的文学史研究的意义。进而，借助这一研究，个体创作者与创作语境的关系、当代文学独特的生产机制等文学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部分地得以重现。因此，这一选题既是对浩然创作的个案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从一个侧面展开的当代文学史、文化史的研究和一些文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
为了再现关于浩然的话语分歧，我们首先需要回顾文学史教材有关浩然的评述的演变。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高校文科教材，一般把浩然放在十七年文学的小说章节中，和陈登科并列，视之为新中国成立以后成长起来的、有丰厚农村生活经验的农村作家，同时，把《艳阳天》当作浩然的代表作和主要文学成就。在对《艳阳天》的分析评价方面，一般是正面评价为主，否定性内容穿插其间。正面的评价中，主要的篇幅介绍其人物形象的塑造，赞扬它“比较成功地刻画了一批[1]既富于个性特征，又能体现出阶级特征和时代特征的人物形象”。在作品思想内容的评价上，一方面认为它“展现了农业合作化时期沸腾的斗争生活，刻画了农村各阶层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思想性格，歌颂[2]了在斗争中发展的社会主义力量”；另一方面批评它“忠实地传达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浓烈的‘阶级斗争’气息，并且对阶级斗争扩大化[3]的做法给予了肯定”，“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的认识和反映，受了六十年代初期一些‘左’的思潮的影响，致使对生活矛盾的把握，对[4]当时农村一些人和事的判断上，都带有某些偏颇”。因而在艺术上，“小说在情节安排和人物塑造方面不能不显露出若干为适应观念而编[5][6]造生活的痕迹”，叙述上也显得“臃肿和迟滞”。至于浩然的另一名篇《金光大道》，则把它放在“文革”文学的章节中，用相当简短的文字加以批判。主要是批评它，“打上了‘四人帮’反动思潮的烙印，因而严重地损害了作品中的现实主义，导致了许多不真实的描[7]写，在读者中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同时承认它的“初稿完成于‘文化大革命’前夕，虽然不可避免地受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但[8]还是较为真实地反映了我国50年代中期的农村现实”，“较生动地描写了农村各阶层人等的精神状态及其相互关系，人物性格也比较鲜
[9]明”。令人有些疑问的是，类似的批判内容同时被放在《艳阳天》的评论章节中，作为对浩然的整体评价提前说明。因为有关《艳阳天》的章节在《金光大道》之前，所以，把《金光大道》的有关内容提前告知学生，其目的显然是使学生在理解《艳阳天》的文学成就时，仍然不忘《金光大道》的错误，尤其不忘浩然是一个有严重问题的作家。
从这两本当时十分通行的文学史教材看，当时的浩然评价是既存有政治标准，又坚持生活真实标准，更凸现艺术标准。在政治评价方面，拥护合作化和社会主义运动，反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简单化，尤其反对“文革”。同时，政治评价在整个文学评价体系中地位非同一般，表现为政治方面对作家的评价，严重影响了从艺术角度对作家评析结论。其典型的逻辑是：当政治思想正确时，其反映的社会生活也是真实的，艺术形象也是圆满的；反之，生活的虚假、编造生活的痕迹，以及其他艺术的缺憾也都跟政治思想的错误直接相关。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史对浩然的评述趋向于限制在文本特征之内，回避政治思想的判断，从评价走向评述是对浩然评论的新特征。例如，洪子诚1999年版的文学史教材，就改变了同一个作者1986年版的评价格局。在1986年的版本中，浩然被评价为“文革”“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时期的唯一“一个作家”，他“文革”时期的作品如《西沙儿女》、《金光大道》，被认为是“适应‘四人帮’的政治需要，炮制上市”的“阴谋文艺”；或“深受‘四人帮’反动思想的影响，走向创作歧途”。至于“文革”前出版的《艳阳天》，一方面认为它“一时很有影响”，作家具有描写农村生活的才能，但同时[10]认为它是对阶级斗争理论的演绎。到1999年的版本中，这些内容都不复存在。在关于浩然小说的专论章节中，用大量的文字铺叙样板小说的由来之后，是对当时报刊上浩然研究的摘抄辑总，初步显示了当浩然研究难以沉淀和定型时的文学史状态。
1999年出版的国家规划教材《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其有关浩然的介绍，仅有数百字，基本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文学性主流观念对浩然的总体评价：
浩然长期生活在北方的农村，1956年起发表了不少反映农村新人新事的短篇小说，虽然文笔清新活泼，描写的农村生活场景也有一定的可读性，但缺乏思想的深度和现实主义的真诚态度是明显的缺点。60年代他创作多卷本长篇小说《艳阳天》，通过京郊一个农业合作社在1957年麦收前后十五天的时间里所发生的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故事，来证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党内路线。小说采用了战争文化中“两军对阵”的结构模式，描写合作社的支部书记萧长春为首的贫下中农与党内蜕化变质分子马之悦为首的地主富农及富裕中农之间的一场异常激烈的较量。小说里好人绝对之好，坏人绝对之坏，双方调兵遣将，刀光剑影，最后发展到地主杀人行凶，坏人终于被一举歼灭。这样的作品因为其故事编造得紧张通俗，引人入胜，再加上浩然的语言流畅明白、善用简单短句，所以一时颇受读者欢迎，但它对当时农村生活状况的描写则是不正确的，只是以农村为舞台编造了阶级斗争的神话，为即将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残酷迫害“黑五类”和反“走资派”制造了舆论。难怪在“文化大革命”文艺界百花凋残的时代里，这部写阶级斗争的“标本”仍然能够一花独放，与“样板”同列。
浩然的三卷本长篇小说《艳阳天》，是文革时期唯一可以公开出售的文革前的文艺作品，在阅读环境异常恶劣的条件下，它竟获得了巨大的声誉，浩然也因此成为当时能够继续公开写作的少数作家之一。《金光大道》虽然是个人创作，但完全失去了作家的个体性话语，[11]作品从主题、人物到情节结构，都成为时代共名演绎。
比较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史教材，可以看出，由于作家作品评价体系的转移和时代观念的变化，评价结果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具体来说，对《金光大道》的一分为二的评论变成了全盘否定；《艳阳天》原来是肯定评价为主，否定性评价内容穿插其间，现在颠倒了过来，变成了否定性评价为主，肯定性评价为辅；之前受到肯定的初期短篇小说也受到严厉的文学性批评，浩然变成了一个基本可以否定的作家。
在文学史教材代表主流文学观念对浩然的评述发生悄然变化的同时，出版舆论界、文学评论界关于浩然的评论分析却是十分复杂。
浩然的《金光大道》于1994年全四部出版；1992年，浩然获英国剑桥世界传记中心世界名人“二十世纪成就奖”；1999年，《艳阳天》位列香港《亚洲周刊》20世纪中文小说百强排行榜第43名。加拿大嘉陵先生甚至转述马森先生的文章说：“就凭《艳阳天》的成[12]绩，也未尝不可以获得一项诺贝尔文学奖。”2005年12月，中国文史出版社隆重推出18卷本《浩然全集》，共收录了1000万字的作品，由全国政协常委、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主席高占祥为《浩然全集》作序。高占祥说：“文艺是一个时代的记录，是一个时代的足迹。浩然这样写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正是尽到了一个作家的职责。试想，在那个年代，不写阶级斗争，不写路线斗争，还能成为一个时代的作家吗？浩然还能成为浩然吗？浩然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他的人品、作[13]品都是上品。”
浩然通过三部自传体小说《乐土》（1988）、《活泉》（1998）、《圆梦》（1998），口述自传《我的人生》（2000）和1998年9月20日《环球时报》上的一篇文章《浩然要把自己说清楚》，强烈捍卫自己的文学道路说：“我不后悔”，“文革期间我对社会、对人民有贡[14]献”，“我是农民的代表”，“我是一个奇迹”。他的发言引发了一轮又一轮激烈的争论。
争论中，众多的专家坚决捍卫20世纪80年代批判浩然的立场。其中主要有艾青、王彬彬、周东江、袁良骏、焦国标、叔绥人、杨扬、[15]汪民安、吴跃农、章明、陈思和、洪子诚等。他们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第一，文人品格上，“文革”期间，浩然“居然靠爬格子爬为‘女皇’的宠臣”，（王彬彬语）众人皆罪我独“幸”，袁良骏说：“浩然所吹嘘的他在‘文革’中的‘贡献’，实际上是一种犯罪和出丑。‘四人帮’祸国殃民，罪恶滔天，江青尤其飞扬跋扈，令人发指。浩然成为他们的亲信和‘御用文人’，为他们东奔西走，替他们摇旗呐喊，这是不是一种犯罪行为？对得起被他们整得死去活来的广大人民（主要是农民）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由于《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受到了‘四人帮’特别是江青的青睐，浩然平步青云，由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作家一跃而成为江青的大红人，拟议中的文化部副部长（未及宣布），江青座上常客和‘钦差大臣’。”王彬彬说：今天的浩然“与其说是怀恋那个时代，毋宁说是怀恋自己昔日的荣耀”。
第二，作品内容上，浩然文学演绎阶级斗争，歌颂极左路线，并以政治理念歪曲历史真实，文学政治性有错误或者说违背现实主义真实精神。焦国标说：“您知道您的创作使您的文学想象变成了多少普通人的信念，进而变成多少人的行动，最终毁坏了多少像我和我家一样无辜的小孩子和朴实的老百姓家庭的安宁吗？”章明说：“‘以阶级斗争为纲’强制推行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化，把广大农村变成了人斗人的角力场……至于大锅饭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浮夸风、共产风和政社合一体制极大地败坏了农村干部的品德，……这些极其惨痛的历史教训在浩然的小说里是绝对看不到的……”“浩然的这两部长篇，完全是‘左倾幼稚病’的产物，书中描写的所谓‘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完全是虚假的、人为的、违反中国农民的心愿和根本利益的”。“致命伤就在于歌颂了极左路线，歪曲了农村现实，违背了广大农民的利益和意愿”。
第三，艺术道路上，浩然创作听命政策走向，演绎政治观念，人物角色化，情节模式化，文学性欠佳或者说创作方式不可取。杨扬的说法最直接：“《金光大道》在艺术表现上并没有什么成就，更谈不上什么经典之作，那种概念化的描写，那种假、大、空和佯装的幸福感，那种空洞和充满说教的豪言壮语，那种谎言式的寓言故事方式，都是‘文革’特有的东西，也构成了该书的‘精粹’部分。”洪子诚也说：“《艳阳天》中，生活现象和作家体验还多少存在的丰富状态，已大大减缩；以某种有关‘本质真实’的规定来结构作品，展开叙述的阐释意图，表现得更加充分。可以这样说，从《艳阳天》到《金光大道》再到《西沙儿女》，是作家逐步实践激进的‘政治美学化’的文学主张的过程。”
针对第一种批评，管桦以北京市文联主席的身份说：“关于文化大革命中浩然的所谓‘政治问题’。粉碎‘四人帮’以后，北京市委和中央对浩然进行了认真的调查核实，以及他自己的认识是做了结论的。”针对第二种批评，管桦说：“批浩然表面是对作品，实际是对[16]解放以后共产党领导农民走集体致富道路的否定。”张德祥进一步指出：“纵观这几种说法，一个共同的特征是‘简单化’的思维方法，[17]一个共同的价值标准是‘政治标准唯一’。”“用政治标准作为唯一标准来批评作品，从政治上为作品定性，这在‘文革’时期以及‘十七年’中普遍流行，实践证明这是一种狭隘的、机械的、庸俗的社会学的方法，这种方法对当代文学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创痛，因此，文学进入‘新时期’，历史毅然抛弃了这种形而上学的、违背艺术规律的方法，抛弃了这种‘政治决定论’。但历史进步却是艰难的，虽然已经进入了九十年代，这种观念在一些人的头脑中还牢不可破，还[18]根深蒂固，还企图用这种方法来为作品‘判刑’”。关于第三个方面，张德祥则说：“只要不是怀着偏见，应当承认，他的文学创作在[19]当代文学史上写下重要一页。”“应当承认，浩然所创造的那些农民形象丰富了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提供了丰富的认识价值与审美价值。我认为，可以站在今人的历史高度以最高的艺术标准评价作家与作品，但不能超历史与超时代地苛求作家。就农民形象创造的丰富性[20]与丰满性而言，当代作家中很少有与浩然相匹的。”
针锋相对的批评意见极大地引起人们对浩然的关注热情，权威之间的争吵也导致读者对浩然认识的莫衷一是。浩然摆在我们面前，或者说浩然引发的问题摆在面前，我们总想用一定的理论框架去驾驭它、阐释它，形成一定倾向性的阐释和批判。比如文学的社会功用、作家的社会责任、文学的真实性、文学性、作家士子的人格、人道主义人性等。随着新一代的研究者加入浩然研究，又增加了新的阶层理[21]论、话语理论、他者/弱势群体理论、叙事元素分析方法等等。每一种新的理论出现，都极大地开拓了我们的视野，增加了文学研究的理论增长点。但是，也使围绕浩然的争论进一步复杂化，围绕浩然的紧张的话语交锋和交织进一步纠缠不清。
如果我们不拘泥于某一种理论视角，从浩然本身出发，或者说从浩然问题出发，给激烈、紧张的浩然话语场做几个问题定位，而适当远离某一种或几种先定的理论纬度，或许能生发出更多的思考。
其一，在批评的方式和依据问题上，对浩然的文学批评还能不能要政治标准？
文学批评的政治标准曾经是衡量作品思想正确与否及内容好坏的唯一标尺。在这种观念下，作品是可以评价比较的，不但如此，还可以按照政治作用的大小，把作品分为三六九等。这是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以后工农兵文学理念下，或者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观念下，家喻户晓的文学评价方式。新时期以来，有鉴于极左文艺理论对文学的极大干扰，文学批评反对把政治标准当作唯一标准，后来也反对把政治标准当作第一标准，结果带动整个文学研究向内转，以致反对几乎所有的外部批评。这似乎是新时期开拓期的文学理论家们辛苦建造的理论成果。到如今，在政治标准几乎已经被大家抛弃和遗忘的时候，这些理论家们却被新一代的研究者拿着自己传授的文学知识来批判自己，心情确实非常尴尬。历史在这里搞了一个恶作剧，也提醒我们对这个问题再一次慎重思考。
文学批评的标准问题，实际上直接关联着对文学本质的理解。对文学有怎样的理解，就会有怎样的批评标准。当把文学的本质理解为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是政治宣传的工具和党的文艺阵地的时候，批评的标准是以政治标准为主，以艺术标准为辅，政治标准注重宣传的正确性，艺术标准注重宣传的有效性；当文学的本质被理解为生活的反映和记录的时候，批评的标准主要是真实性标准，注重生活真实观念下现实开掘的深度和广度；当文学的本质被理解为美的时候，批评[22]的标准是形式的精巧与独特、文学性、创新性等。后来，随着方法论的成熟，以及西方现代后现代理论的引入，文学的本质问题似乎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在现象学和语言学看来，原来人们所说的所谓本质只是个莫须有的人为界定，是形而上哲学的神话。现在，文学研究陷入细节元素的汪洋，批评标准似乎已经多元化或者说已经没有标准。没有标准的文学研究就失去了文学评价体系，成为单纯的文本细读和史料考证。在这种情况下，面对一个宣传文学时代的作家，回到传统的评价问题，就会产生一系列很难回答的疑问。是不是只能对作家作品进行阐释分析而不能评价评判？如果能，又依据什么进行评价评判？是政治、生活、文学性、现代性还是市场的排行榜？如果要重建评价体系，是否要把政治标准完全排除在外，把文学批评变成纯粹的内部研究？如果要完全排除外部研究，史料学会议还开不开，文学现象研究还怎么搞？如果可以容纳一部分外部研究，还能包括政治背景、政治倾向性的研究吗？又能建立怎样的政治标准呢？是党、人民、历史、还是生产力？当党的政治导向被疏离，人民的概念有歧义，历史的真实性被悬置，生产力的含意几乎完全物质化的时候，可靠的、令人信服的政治标准还能否建立？
其二，在作品的内容上，浩然鼓吹合作化运动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到底对还是错？
对合作化和阶级斗争的赞颂是浩然小说创作中的中心与主题。阶级斗争主题虽然在浩然“文革”后的小说中有了一定的检讨和修改，[23]对合作化英雄的赞美和迷恋却是浩然一生“不后悔”的选择。这个问题是浩然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因为，对合作化和阶级斗争的政治认定或者说社会评价，直接影响甚至左右了浩然的文学成就判定，这种情况直到今天仍然如此。针对合作化和阶级斗争这两种在当代中国历史上涉及面广、影响深远的社会风潮，“文革”以前是基本肯定，后来有些人是基本否定，现在肯定之声又隐隐传来。李云雷在网上发表《未完成的金光大道》，站在下层农民的角度思考他们的命运，体现了“文革”后一代人一些新的思考。当意识形态上的认识不甚明确或者摇摆不定的时候，作为文学研究，抛开政治层面，该如何叙述与思考？
迄今为止，对合作化与阶级斗争的文学叙述，主要有三种方式：当时当地的浩然式的歌颂美化方式；事后受害者的伤痕、反思文学的批判揭露方式；新一代的新历史小说站在个人、家族的角度把它视为闹剧似的背景的方式。关于历史的文学书写，哪一个更接近原貌？有没有第四种更真实的书写方式？是不是只有一种正确的叙述和思考？回到浩然的时代来说，一个个体的文学家如浩然，身处这两大浪潮的旋涡中心，该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才不受到我们的指责？如果我们认定浩然赞扬政治赞扬错了，他应该是批判政治还是远离政治？当时绝大多数的作家、整个文坛对合作化和阶级斗争的态度如何？如果是既不能远离又没有条件批判，又如何直面那些受害的人群，面对被极左路线冲乱了的社会？时过境迁的我们又根据什么（是不断变动的历史教科书还是各不相同的个人经验）来判定他的叙述是否真实？
其三，在文学道路上，浩然的创作道路走对了还是走错了？
浩然的创作道路实际上代表了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一个时代的创作模式。从更大的范围说，主张走出“为文学而文学”的自我，把文学当作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工作，把“小我”融入“大我”，创作个体代表集体意志写作，为社会立言，是新文学的传统。在五四启蒙文学、文学研究会宣言、1928年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抗战文学、延安文学、社会主义文学的一条主线发展中，牢牢占据着白话文学的正统和主流。浩然是这个主流中的典型作家之一，也是[24]“功利派”的文学理论走向极端的“文革”时期的代表作家。他的典型意义不仅在于他是“文革”文学的代表，更重要的是他是整个白话文学主流创作道路中的一员，对浩然的评价并不只是联系着对“文革”文学的评判，还包含着对整个新文学功利主义传统的认识。新时期以来，人们开始强调文学的主体性、文学性，强调个体化创作的个人独创性。当我们否定为极左政治服务的“文革”文学的时候，是不是要进一步检讨（否定）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十七年文学，检讨为工农兵服务的延安文学，检讨为思想启蒙服务、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为抗战服务的20世纪20、30年代文学？在向个体经验和个性心理深入掘进的文学时代，在私密化写作和大众文学十分盛行的今天，对视这个计划时代集体意志深入骨髓的个人写作者，哪一个在将来文学史上的形象更高大？集体意志下的写作和个体化创作是真的水火不容吗？能不能在个体写作的前提下仍然借鉴、学习集体意志写作的社会意义，或者反过来说，在提倡文学的社会功用的同时，不违背个体创作的规律？回到浩然，如果历史可以还原到那个年代，浩然是应该“不后悔”，坚持他为社会、政治写作的道路，还是应该退入“民间”、个人和地下，回归个人立场和观察社会人生的自由视角？现实点儿说，浩然的创作道路是可以自我选择的吗？当时别的创作者是被动地被剥夺了替集体意志写作的可能，还是先知先觉地主动放弃了做浩然第二的权利？
浩然之所以会引发这么多的争论和思考，是因为浩然联系着当代文学史的许多核心问题，他处在当代文学史一个紧张的话语场之中。触动浩然可以触动当代文学史许多核心的争论和神经。对浩然的研究，[25]不但有助于揭示文学极端时期的稀有模态，展现文论和创作的互动关系，围绕浩然的深入研究和关联性研究，还可以探讨主流话语下[26]个体话语的生存模式和发声方式，可以触及主导性话语的演进问[27][28]题、农民的话语权问题、作家的为文态度和意义评价问题、农村政治文化以及合作化运动的是非问题等重要论题。
本文没有能力，对上述所有问题给出一个明确而武断的答案，只是想对引发问题的浩然做一些相关的梳理，并对这些文学的根本问题做一些粗浅的思考。首先以浩然为个案对象，以时间为经，考察20世纪50～9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史三大时期的主流话语更替过程中，浩然创作的变化，还原浩然创作的原貌和原始背景，比较浩然和不同时期文学批评的对话关系，展现浩然在强势文学理论面前的自我修改现象及其后果。其次，以《金光大道》为标本，分析浩然小说人物形象类型和人物关系模式，考察代表不同类型的人物在浩然作品中话语权的大小和对话关系，以及某些人物话语权的消失，以此揭示浩然的文学倾向性，从而展现浩然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主要特征。我想以合作化的文学叙事为中心，对比不同时期文学创作（《金光大道》、《创业史》等社会主义文学，《李顺大造屋》、《漏斗户主》等反思文学，新历史小说）对合作化的不同叙述，分析其不同的说话态度，参照当今精英立场和草根立场的对话，探讨底层农民的话语权问题，并以此为牵引，思考文学的责任、价值问题。由于带着问题思考，所以对浩然的考察未免有一个先定的视角限制，所以不会产生对浩然的全面评价，议论有偏颇之处，敬请各位专家指正。
[1] 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2》，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第157页。
[2] 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2》，第156页。
[3] 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2》，第159页。
[4] 郭志刚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第199页。
[5] 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2》，第159页。
[6] 郭志刚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第199页。
[7] 郭志刚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第760页。
[8] 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3》，第22页。
[9] 郭志刚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第760页。
[10] 洪子诚等编著《当代中国文学概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第362页。
[11]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第147、166页。
[12] 嘉陵《我看〈艳阳天〉》，《浩然研究专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第541页。
[13] 《浩然全集·序》，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
[14] 参见李世琦《浩然答本刊记者问》，《名家》1999年第6期。
[15] 艾青：《关于金光大道〉也说几句》，《文汇读书周报》1994年10月29日。杨扬：《痴迷与失误》，《文汇报》1994年11月13日。叔绥人：《关于“名著”〈金光大道〉再版的对话》，《文学自由谈》1994年第4期。汪民安：《虚幻：文本缝合历史——重读〈艳阳天〉》，《东方丛刊》1994第4、5期。焦国标：《你应该写的是忏悔录》，《文学自由谈》1998年第6期。王彬彬：《理解浩然》，《文学自由谈》1999年第5期。周东江：《他的运气为何这么好》，《文学自由谈》1999年第5期。袁良骏：《“奇迹”浩然面面观》，《中华读书报》1999年8月25日。洪子诚：《浩然和浩然的作品》，《北京日报》2000年11月22日。吴跃农：《浩然不后悔什么》，《杂文报》1999年1月12日。章明：《浩然的确是个“奇迹”》，《今晚报》（副刊）1999年4月3日。陈思和：《关于〈金光大道〉也说几句话》，《黑水斋漫笔》，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16] 管桦：《对“争议浩然”现象的一点看法》，《名家》1999年第6期。
[17] 张德祥：《“神话”的创造与破产》，《文艺争鸣》1995年第4期。
[18] 赵润明：《浩然不应该后悔》，《名家》1999年第6期。
[19] 张德祥：《我所理解的浩然》，《名家》1999年第6期。
[20] 陈侗：《发自左边的声音——为浩然辩护》，《芙蓉》1999年第6期。
[21] 见余岱宗《阶级斗争叙事中的道德、爱情与苦难——重评长篇小说〈艳阳天〉》，《文艺理论与批评》2001年第5期；赵德利《二十世纪乡里能人审美形象嬗变论》，《烟台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2期；刘忠《“文革”期间知识分子的精神形态与话语方式》，《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5期；李云雷《未完成的“金光大道”——对我国农村社会主义道路的再思考》，《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年第4期；高旭国《文学创作与阅读的政治化——浩然评价的两难》，《理论与创作》2009年第5期；李福亮、王清学《20世纪50年代浩然小说的文化艺术传承》，《文艺评论》2009年第3期；刘晓红、王富仁《对浩然文学“真实性”的理解与误区——兼谈十七年文学评价问题》，《中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1期；贺桂梅《打开文学的历史视野——浩然与当代文学的激进实践重读》，《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22] 从蔡仪的文学理论教材到以群的1980年版《文学的基本原理》，到北师大钟子翱1984年版《文学概论》，到童庆炳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文学理论要略》，代表了典型的这几种文学观念之间的区别和变化。
[23] 详见本文第四章最后两个部分。
[24] 与休闲文学和唯美派、形式主义、主体性文学等相对立的概念。个人认为，新文学的主流，并不是如温儒敏认为的那样，是现实主义或写实主义，而是“功利主义”的文学，这个主流从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开始，经五四文学、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抗战文学、解放区文学、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文学、“文革”文学、新时期启蒙文学，一路走来，牢牢占据着新文学的主流和正统。这条长河中，“文革”文学是其中的一个极端时期，新时期启蒙文学是其末尾。因为，到朦胧诗、先锋派小说，特别是“二张”和“二王”的争论时，文学的社会功利理论被解构。紧接着文学的市场化、网络化，文人写作的私密化等倾向，特别是大众文学的泛滥，标志着新文学进入一个新时代。
[25] “文革”文学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个极为罕见的形态，是研究文学在某种极端思想指导下会有何种变异的珍贵标本。从历史上看，其研究意义将远超十七年和新时期。
[26] 在文学的政治任务和个人对文学的理解、个人现实体验的冲突面前，创作者对集体政治话语和个人文学话语双方的归属态度，时代政治话语下个人文学话语的保留程度。
[27] 文学主导性话语：文学任务、人物塑造、主题呈现、创作走向等重大问题解释权在政治还是在文学？在一定时期内，文学发展的推动力可以不在文学内部，不受文学规律的支配。
[28] 相对于二十七年，新时期以来，随文学主体性的提升，是文学家、文化人经验得到重视。作为文化的关照对象而不是关照主体的文化底层的农民问题、农民经验受到冷落。但二十七年的文学号称是工农兵文学，其实传达的是革命家的话语。二十七年的革命话语和新时期的文化话语哪一个接近农民话语？上篇浩然创作的身份、处境及其演变我把作家创作道路研究放在前面，是仍然坚持人文统一论。认为，离开作家的生命世界和经验世界，孤立地研究作品面貌，只能呈现无根之木、无因之果，只能是肤浅的和细碎的。因为作品不过是冰山浮在水面的部分，更大的部分则隐藏在文学表现的水面以下。文学作品里呈现的文学意蕴，只有联系到作家的生命经验，才能逼近去理解。作家和作品既有统一的一面，又有区别的一面。所以我们研究的浩然是作家浩然，而不是社会人梁金广。我们不是要以组织的名义，给梁金广的政治表现、社会表现一个权威的判定，而是从一个文学研究者的角度，探讨和浩然的作品世界直接相关的那部分浩然经验世界。（当然，政治上对浩然的权威判定也是我们文学研究的有益资料。）但目前浩然研究的实际是，众多学者对浩然研究过多地意气用事，一些人因为赞扬浩然的人品而高估浩然作品的文学价值，一些人因道听途说的浩然“文革”行为贬低浩然的作品。他们的浩然研究不是从文学事实出发的，即不是从作品、不是从创作实际出发的。很多人没有看作品，或者说没有认真地看作品，就下了先入为主的判断，并参与激烈的争论，使浩然问题纠缠不清。所以，我们既需要理清浩然生平中一些关键性的问题，理清浩然创作和浩然生平的联系，又需要把浩然创作和浩然生平区别开来，人是人，文是文，不因人废文，也不因人捧文。关于浩然文学道路的分期问题，多数论者主张按照时代，把浩然创作道路划分为三期：《艳阳天》及以前的短篇创作为第一期；《金光大道》及“文革”时期的创作为第二期；新时期的创作为第三期。浩然自己也倾向于分三期，但时间节点略有不同：初期的以“新人新事”为特征的短篇小说创作；中期的以政治经济运动为“经线”，以人物活动为“纬线”的长篇及中篇创作；后期重新思考之后的创作。浩然在《追赶者的几句话》中这样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我有如一个积极的新闻报道员，终日到处打听新人新事，随时随地碰上新人新事，就急不可待地写出来；写时力求跟政治形势配合，与社会现实一致；……过了些时候，创作经验较多了，素材积累较丰富了，对生活的观察也较为深沉了，因此，感到总用我熟悉了的短篇小说的形式，总写新人新事的东西，实在束手束脚，必须给自己树一个新的追赶目标：写深刻地反映生活情境、历史地记录时代变迁的作品。这样的内容，短篇就不能容纳，‘小长篇’和中篇也难以承担，必须得写长画卷。到今天，自身的新的经历和外界的变化使我也相应地起了变化。经过一个‘反省过去、思考未来’的过程之后，我决计：立足农村这块基地上，写人，写人生；不再单纯地写新人新事，也不再沿用往时那种以政治运动和经济变革为‘经线’，以人物的相应活动为‘纬线’，来结构作品。这回倒过来，不论写中篇还是‘小长篇’，贯穿作品的主线都是‘人’，写人的心灵辙印、人的命运轨道；政治、经济，及整个社会[1]动态动向，只充当人的背景和天幕。”我倾向于把浩然的作品按照创作形态区分为五种，然后依据五种形态作品产生的时间把其创作阶段大致细化为五个时期：创作初期、巅峰期、“文革”文学期、转折期、后期（未完成）。各时期之间有交叉、有覆盖，也有短暂的间歇。这种分期与三期分法有一致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不同主要有三点。第一，以1964年《艳阳天》出版为标志，我区分了浩然创作初期和巅峰期，这是接受了浩然的分法。1962年前后，随着国家政治生活中两条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意识的突然加强，浩然文学创作的文化环境和创作主题，出现了较大的变化，浩然的文学创作在这时呈现阶段性质变。第二，把《金光大道》从公认的“文革”文学中剥离出来，和《艳阳天》共同组成浩然的巅峰期创作，并认为这两个作品代表了浩然的主要创作风貌，而不是把初期小说和新时期后创作的《苍生》等代表了浩然的最高文学成就。《艳阳天》创作时间跨度较短，大致在1962～1966年。《金光大道》时间跨度较大，从构思腹稿到全四部出版，跨越了浩然文学创作的五个阶段。其前两部虽然出版于“文革”期间，但是，《金光大道》的总体构思、创作冲动、人物故事细节等内容的积累形成，或者说腹稿基本形成于“文革”之前[2]；《金光大道》出版以后，甚至在创作过程之中，一直不停地被修改和自我修改，“文革”期间受过“文革”思想的影响，“文革”以后对这种影响又有新的修改，且出版了后两部，但从文本的主体看，基本面貌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在文本特征上同《艳阳天》也没有本质区别，是“文革”前阶级斗争思维下对合作化历史的精心提炼，也是浩然最根本文学理想的实现和生活积淀的集中体现。因此，我把这两个名篇视作同一个创作形态下的作品，当作浩然巅峰期的创作和代表作。所以，浩然创作的巅峰期涵盖“文革”和“文革”前两个时间阶段，但主要指“文革”前的阶段。这个时间跨度内的其他短篇作品如《七月槐花香》（1973），特别是儿童文学创作《欢乐的海》（1974），我视其为浩然初期创作的延续。只把《西沙儿女》和《百花川》当作典型的“文革”作品，让它们和浩然在“文革”时期的文学言论一起独立出来，成为巅峰期覆盖下的一个独立阶段——浩然的“文革”文学创作时期。这样，浩然在“文革”时期的创作就分成了三种形态：一是坚持实现自己“为农民写史”夙愿，埋头完成鸿篇巨制的写作；二是延续或者用新的形式（儿童文学）重复初期的创作模式；三是迎合当时政治形势需要的临时任务写作。第三，我区别了浩然新时期的小说创作，把它分成两种形态。1989年前后，国家政治生活由改革开放初期步入成熟期，20世纪80年代由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等政治思潮带动的文学界批判极左、破禁区、新启蒙、新形式、新思潮等等，到20世纪90年代基本告一段落；浩然的作品《苍生》、“自传三部曲”和新时期初期创作的《山水情》、《浮云》相比，在创作主题上也发生了隐含的变化。“文革”以后，经过1977、1978两年的间歇，浩然集中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作品，以《杏花雨》、《山水情》、《浮云》为代表，是浩然文学的转折期创作。而《苍生》和他的“自传三部曲”则属于后期创作，同转折期作品有所不同。关于新时期的创作，浩然自己也把它分为两类：“《山水情》、《浮云》、《老人和树》等三部再现历史失误内容的长篇和中篇，既不出于发泄，也不为看展览，更不是妄图投机。我写它们的目的全在艺术地反映时代的教训，让人们警觉，不再重蹈覆辙。……同时，我也没有忘记或忽略另一面，即时代给人们带来的进步和益处。写作《姑娘大了要出嫁》、《能人楚世杰》，以及《火车上》、《误会》这类抨击时弊的中篇和短篇，为的是起点扶正压邪的作用。[3]执笔的时刻，我同样怀着深切的同情。”我把这抨击时弊的一类单独抽出来，和《苍生》联为一体，把《苍生》视为其中的集大成者和代表。联系到稍后引发激烈争论的“自传三部曲”以及《我的自传》、“我不后悔”的发言，一并视为怀旧情感和思想“回归”的写作。这样虽然有些时间的交叉，还是有一些思维逻辑上的先后关系。这种时期划分不是完全科学的，因为过于重视了作品形态的不同，让时期的划分出现了断裂和覆盖现象，但这样做便于分析浩然创作的演变，便于还原某些具体作品的创作原生态，所以，我还是坚持这样的划分。
[1] 《浩然研究专集》，第62页。
[2] 浩然在《我的人生——浩然口述自传》里介绍自己1953年前后的生活时说：“稿子接连退回，新作不断寄出。不但如此，我还在保定后卫街六号那间又黑暗又潮湿的小屋子里，开始了我酝酿已久的浩瀚工程，即在十四五年后动笔重写的大部头长篇小说《金光大道》的‘原始’稿子，在那里，守着沉睡的妻儿，借着小油灯的光亮，我趴在小桌子上，满怀豪情地给农村‘写史’，给农民‘立传’了！”（第157页）在1982年《关于〈艳阳天〉〈金光大道〉的通讯与谈话》中也说：“《金光大道》这部长篇小说，早在五十年代就写过大纲，文化大革命前写出草稿，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谢思洁同志翻阅过，至今我还保存一部分原稿，‘高大泉’等人名和书名，都是当时拟定的，1970年我开始写王国福的传记长篇，次年五月，因《人民日报》发出不准写真人真事的禁令，才把旧稿《金光大道》翻出，企图把王国福的事迹溶入，已出版的一、二两部，只有‘引子’是以王国福为‘模特’的，其余均系旧稿修改而成。”（《浩然研究专集》，第181页）
[3] 《浩然选集·序》，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第5页。第一章浩然初期创作一 浩然出场时的文化身份（一）浩然步入文学的过程：农民梁金广——革命者/政治工作者浩然——文学家浩然
浩然原名梁金广，生于1932年那个中国最黯淡的岁月，祖籍河北省宝坻县。他16岁（1948）从事革命工作时曾化名浩然，1950年他在《河北青年报》上发表第一篇通讯《姐姐进步了》时，就把浩然用作笔名，此后，浩然就成为梁金广在文学界的正式名号。从农民梁金广到革命者浩然再到文学家浩然的变化，记录了浩然进入文学界的特殊途径。
说梁金广是农民并不准确，浩然自称是农民的代表也要打些折扣。浩然其实出生在开滦赵各庄煤矿，是一个矿工的儿子。梁金广的父亲原是冀东宝坻县梁庄的一个农民，家中小有土地，因为受不了家中“十年九涝、月月兵灾”的生活，在一次大水冲毁了当年所有的收[1]成后，抛下妻儿，跑到赵各庄煤矿当“窑花子”。梁金广的母亲是河北蓟县大徐庄子一个看坟人的女儿，因为少年时曾结识过一个在北京读过“洋书”、受新思想牵连而到农村避难的大学生，所以受到了新思想的冲击，后来只身逃婚到了宝坻县，辗转嫁到梁庄。婚后和思想相对开放的丈夫也过了两年幸福的、异于传统农民的“现代”夫妻生活，在农村庄户显得有点特立独行，受到不少奚落。当丈夫离家出走后，她在梁庄又带着大女儿艰难地生活了两年，终于在经历一次惊[2]险的兵灾之后到赵各庄煤矿投奔丈夫。夫妻二人在一个大粪场子里[3]安了家，生下梁金广。一直到10岁之前，梁金广基本上是在煤矿度过的。
梁金广9岁的时候，父亲被人打死，母亲在煤矿坚持到梁金广读完第六册书，就带着一对儿女来到蓟县王吉素村务农。在这个村，母亲曾在父亲在世时偷偷瞒着父亲置办了十几亩地，托她小弟照管着。12岁时，母亲也去世了，剩下梁金广姐弟二人在舅舅门下过活。他老舅欺他年幼无知，企图侵吞他家的地产。在好心的邻居宋德顺帮助下，他找到还处在秘密状态的共产党地方政府，打赢了官司，和舅舅分了家，开始了顶门立户的农民生活，成为一个父母双亡、只有瘦弱双肩和会干笨拙农活在农村没有前途的13岁小农民。宋德顺也和梁金广结下了亲密无间的友谊，成为梁金广农民时代最要好的挚友——“相好”。
和舅舅分家的事件同他父母的许多遭遇（水灾、兵灾、匪祸等）形成鲜明对照，给了浩然终生的影响。比较对百姓苦难不管不问的旧政权，清明廉正的共产党政权不仅像爱护子民的青天大老爷，而且是引领光明前途的太阳，所以他感激共产党，崇敬共产党。14岁的时候，由于感激共产党主持正义的恩德，由于革命者恩人黎明的动员，梁金广加入了革命者行列。他后来这样介绍自己进入革命阵营时的心理：“我想起《水浒全传》里那伙杀富济贫、替天行道的梁山好汉。我认识到，共产党、解放区政府的人，都跟梁山泊的好汉一样，跟他们入伙搭帮，不仅没有错，还是顶光彩的事儿。”从此，梁金广成了革命的堡垒户，后担任儿童团长、村粮秣委员等，早早地投身到革命事业中。革命活动让他体验到众人的尊重和生命的意义，当他做儿童团长的表现赢得了众人的掌声时，“掌声使我陶醉在幸福之中。这幸福里边，除了神圣、雄壮、博大之心的成分之外，在当时，在我那幼嫩的不成熟的思想意识里，还有一种与常人不同的优越感和出了风头的虚荣心。以后我被时代的大潮卷进献身血与火的革命斗争行列，再以后我倾心于文学创作，那种早就扎了根子的优越感和满足感一直或多或少、或明或暗、或自觉地或下意识地起着一定的作用。”“从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好强心、虚荣心，以及虽不长却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滋生出来的总愿意自己比别人露脸的欲望，跟革命的道理所激发起来的革命热情混合交融，促使我盼望有一个显示、证明自己是条硬汉子[4]的机会。战争给了我这个机会。”后来，他参加过扩军、征粮，也[5]受到过土改的冲击，被搬过“石头”。土改以后的1948年，工作队撤走，黑色恐怖又笼罩了王吉素村，梁金广化名浩然，继续坚持革命工作，这一年他16岁。从此，农民梁金广正式变成革命者浩然，以一个半脱产基层干部的身份生活在农村，从事农村革命工作。不久调离农村，成了脱产干部。
由此看来，梁金广以纯粹农民的身份生活，也就是10～14岁之间的几年时间，即使这几年间，他和一般农民孩子也不太一样。梁金广在王吉素村不安于农活儿，不注重农村生计问题，沉溺于看闲书和画女红（给绣花妇女画样本），有一次甚至不顾生活艰涩，把卖猪的钱全买了唱本。参加革命工作以后，他的世界观、人生观跟农民更是拉开了很大的距离。“相好”宋德顺曾极力反对他从事革命工作，一心要把他变成一个本分的庄稼人。开始两人还能彻夜长谈，心心相印，事无巨细都共同商议，到后来，由于浩然一心感念共产党的恩情，沉溺于从事革命工作的“露脸”和远大前程，老实巴交的宋德顺就疏远了浩然，再也不和他说话。和宋德顺的断交标志着浩然和农民道路的告别以及革命者生涯的正式开始。
在农村革命工作的初期，百废待兴，人才极缺。稍微有点文化的浩然被当成知识分子，接受了文艺宣传的任务。先是为了祝贺开国大典，编了一出小戏《小两口唱国庆》，并亲自演出，获得了成功，赢得了荣誉。后是应青年团省委的要求，给《河北青年报》写稿子。“写文章登了报可比过去中状元还神气呀！这样的念头倏然间在我的[6]思想意识中冒出来，立即就在灵魂深处扎下根了”。在“神气”心理的催动下，浩然以极大的热情进行写作，模仿《新儿女英雄传》，迅速写出一本记录革命英雄故事的小说稿子《盘山英烈传》，也很快得到《河北青年报》编辑部的退稿答复：“它没有人物形象，也没有故事情节，只是一些战斗事件的抽象罗列，而且字迹写的潦草，错别字也不少。”提出建议：“第一，先提高自己的文化知识，包括掌握规范的文字，学会使用标点符号；第二，同时多写多练，从写自己了解和熟悉的真人真事的小消息、小通讯、小故事和小诗歌开始，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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