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明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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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大计：新中国经济战线的第一大战役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0年1月
一、组建中财委
●周恩来说：“各解放区财经工作不能再搞‘联合政府’，要搞统一政府，取消办事处，成立中央财政经济部，并建立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发行货币。”
●陈云说：“安下地盘试一试，只能根据实际情况办事。”
●陈云说：“我叫陈云，小个子，身体不好，两个月感冒一次。过去好比是在上海永安公司门前摆小摊做小生意的，现在让我当大公司经理，做大买卖，不知道能不能胜任。”
宣布陈云为中财委主任
1949年10月19日，在中南海勤政殿里，中央人民政府第三次会议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
这次会议主要讨论通过政务院及其所属各委员会，各部、院、署、行的负责人，同时任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和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等机构的负责人。
中央人民政府的各组织机构至此全部建立起来。
在这次会上，正式宣布政务院及其所属各委员会、各部、会、院、署、行的负责人。
毛泽东宣布：任命陈云为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为重工业部部长兼财政部部长；马寅初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原来，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解放战争尚在进行，由于各解放区处于彼此分割的战争形势下，财政经济工作还基本上是各自为政。
随着华北各解放区连成一片，中央决定在阜平县成立华北各解放区财政办事处，这是一个各解放区带“联合”性质的财经机构。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到西柏坡后，周恩来提出：
各解放区财经工作不能再搞“联合政府”，要搞统一政府，取消办事处，成立中央财政经济部，并建立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发行货币。
中央财政经济部在当时简称中财部，由董必武任部长，薛暮桥任秘书长，南汉宸负责筹建中国人民银行，准备发行全国统一的货币，即人民币。
由于当时董必武年迈，加上不久后担任新成立的华北人民政府主席，中财部实际上由周恩来直接领导。
在此期间，中央财政经济部在统一财经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例如发行统一的货币，调剂地区间的财力、物力等等。但由于尚处于解放战争时期，经济工作总的进展不大。
1949年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走向全国胜利的一年，同时又是解放区财政经济困难的一年。
由于帝国主义长期侵略和掠夺，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加上长期战争的破坏，到了1949年，财政枯竭，投机倒把猖獗，城乡交通阻隔，原材料匮乏，产品滞销，工人失业，正常经济活动受到严重破坏，并出现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局面。
面对困难局面，即将成立的人民政府急需成立一个统一的财经领导机关来统筹领导全国财经工作。
北平和平解放后，党中央决定把中财部和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合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在当时简称中财委，统一管理财经工作。
1949年3月，周恩来主持起草《中央关于财政经济工作及后方勤务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
中央应即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首先与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合并，并加入东北、华东、西北、华中各区财政经济工作负责人为委员，依靠华北政府的各部及其直辖的各省市，进行业务工作。
中央要成立的这个中央财经委员会，实际上就是全国财经工作的“司令部”。
中央组建中央财经委员会，其目的是想使我党原来因“山头林立”而分散的财经工作，能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能够在全国统筹的基础上，促进新中国经济建设工作的全面展开。
中央同时还决定，由陈云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全国财经工作。
在这次中央人民政府第三次会议上，不仅宣布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同时还宣布由原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任主任，薄一波、马寅初为副主任。
由陈云任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是中央早就计划好的最合适人选。
这是因为由于历史原因，当时在党内，熟悉经济工作的领导干部非常缺乏，陈云是为数不多的懂得经济工作的重要领导人。
对于陈云，薄一波曾说：
陈云同志是新中国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1942年，他主持陕甘宁晋绥5省联防财经办事处，工作很出色。解放战争时期，他主持东北财经委员会的工作，顺利实现了东北全区财经工作的统一管理，较早地把经济稳定下来。党中央和毛主席任命他为中财委主任，是再合适不过了。
因此，在打算组建中央财经委员会时，周恩来提议调陈云到中央负责全国的财经工作的建议，立即获得毛泽东的批准。
1949年2月6日，毛泽东致电东北方面：
请陈云来中央一叙。
几天后，陈云赶到当时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的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经过与中央书记处成员商谈后，他决定立即到中央主持全国财经工作。
随后，陈云回东北安排工作交接。
由于当时全国的经济形势已非常紧迫，陈云受命之后，甚至连即将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都未及参加，即匆忙折返东北，准备交接东北的工作，然后走马上任。
然而，东北的工作也是千头万绪，一时不可能交接完毕。东北解放较早，土地资源丰富，工业基础好，又靠近苏联，这对东北的经济发展都是极有利的条件。而且，当时，中央也已确定了“抓住华北，依靠东北，支援前方”的方针，陈云也想在离开东北以前，尽量多了解一些东北的情况，为东北经济的发展制订一个好的计划，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因此，利用这段时间，陈云几乎走遍了东北的各大城市和工厂，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与此同时，他领导东北财委开始制订1950年东北经济发展的计划。
这边，东北的工作，陈云一时无法脱手。但另一边，中央的经济工作却不能“一日无主”了。
4月10日，正在东北主持经济工作的陈云接到中央的电报：
速来中央工作。
陈云读过电报有些犯难：东北经济刚刚稳定，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自己又在制订东北地区当年的经济计划，5月初还要向东北局作报告，他感到简直脱不开身啊！
陈云当时决定推迟南下，待完成报告后再起身。为此，他向中央做了说明。
4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陈云应速来中央工作。
在4月30日，周恩来又发电报催促：
陈云及早动身入关。
中央两次发电报，陈云不得不改变计划。5月3日，陈云致电中央：
由于正向东北局报告今年东北经济计划，东北局今日起讨论，故5月10日前可到北平。
没几天，中央第三次来电，催促陈云立刻进北平。这样，陈云不得不迅速结束在东北的工作，起身入关。
5月7日，陈云电告中央：
9日一定离沈阳赴北平。
陈云的一贯作风是谨慎、稳健，他进关前，有人问他：“进关以后怎么办？”
他说：“安下地盘试一试，只能根据实际情况办事。”
5月14日，陈云抵达北平。
第二天，陈云便赶赴香山中央驻地，会见朱德、刘少奇等人，与他们讨论建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事宜。
陈云在香山与刘少奇等中央领导讨论了10多天。
5月31日，刘少奇根据香山会议讨论研究的结果，起草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这个草案经周恩来、毛泽东修改、审定后，便向全党发出。《大纲》指出：
由于人民革命战争正在取得全国范围的胜利，为了尽可能迅速地和有计划地恢复与发展人民经济，以供给目前战争需要及改善人民生活，立即建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并陆续建立若干中央财政经济部门，作为目前中央的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还就中央财经委员会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工作职责及与地方财经机构的关系等方面做了规定。
中财委作为党在经济战线的统一领导机构，其地位就被正式确定下来了。
陈云主持筹备中财委
1949年10月，新中国刚刚建立，由陈云负责筹备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就已初具规模，随着新中国各项工作的开展，他们便投入了正常的工作，承担起了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
那还是1949年6月4日下午，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党政机关负责人和各民主党派人士会议，就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事宜同各界商议。
在会上，周恩来正式宣布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派陈云、薄一波负责筹备组织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暂时属中央军委领导。
然后，陈云就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必要性进行了说明。他说：
以往东北、华北、西北及其他解放区都有地域性的财经机构，但现在有成立中央的财经机构的必要。
为什么呢？因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日益扩大，财经问题也逐渐增加，并且往往是带有全国性的，这就需要有一个机构来处理这些问题。
陈云还就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任务、组织机构等问题进行了说明。
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筹建之初，中央建议在中南海设立办公室。
陈云认为恢复和发展全国财经工作，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必须建立强有力的对口办事机构，接纳各方专业的干练人才。
在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办公选址方面，大家认为，中南海的环境确属上乘，但容纳不了这样大的机构，也不宜与财经各界人士交往。
于是，筹建中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在东交民巷找到了一座房子。这地方曾是物资接管委员会接管的原国民党政府中央信托局的房产。
0在这里，早先曾是日本正金银行北平分行，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由国民党政府中央信托局接收。这是一座两层楼的西洋式建筑，两面临街，南临东交民巷，西临御河桥，房子上面在临街的西南角上，有一个漂亮的塔楼。一楼朝东交民巷是一个营业大厅，营业大厅后面西北部，有几间高级职员的办公室，里面有西式壁炉。
在刚开始时，华北财经委员会有二三十人，华北工商部有四五十人，办公的房子还勉强够用。
随着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筹建工作的开展，人员日渐增多，办公用房也日益紧张，连洗手间也当成办公室使用了。
在这座楼里办公了一个多月，由于人手增多，实在挤不下，中财委就决定另找房子。
在当时，周恩来要把中南海西花厅给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陈云无论如何不同意，他说：“西花厅只能做政务院的驻地。”
结果，在朝阳门内大街找到了一座房子，人称“九爷府”。那是清朝道光皇帝第九子的住宅。因他后来被封为孚王，所以又称“孚王府”。
有人对陈云说：“那里比这里大多了，有好几进大殿，但很旧。”
陈云说：“旧不要紧，只要够住就行。我们不是为了找好房子。”
于是，就这样定了，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便搬到“九爷府”办公。
7月12日，陈云宣布，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由中央财政经济部与华北财经委员会合并组成。
在成立大会上，陈云风趣地自我介绍说：
我叫陈云，小个子，身体不好，两个月感冒一次。过去好比是在上海永安公司门前摆小摊做小生意的，现在让我当大公司经理，做大买卖，不知道能不能胜任。今后要靠大家共同努力把工作做好。
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后，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干部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是无法把他所承担的工作做好。
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由于长期在农村搞武装斗争，党内缺乏懂得经济工作的领导干部，旧中国留下来的经济建设人才也很少。
针对这一现状，陈云的做法是不拘一格，广招人才，用其所长。
他选用干部的原则是：在德才兼备的前提下，搞“五湖四海”和“就地取材”。
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是在原中央财经工作部和华北财经委员会的基础上组建的，因此，开始的时候，华北的干部较多，后来陆续增加了各大区的干部。
陈云刚到北平时，就让秘书周太和给各地懂经济的老同事、老朋友打电话，邀请他们进京工作。
应邀到京的华北机械公司经理沈鸿说：
北平解放以后，我在1949年2月随华北工业部来北平任华北机械公司经理。大约在当年5月间，周太和同志打电话来，要我去中南海见陈云同志，我按时而去。一见面他就说：4年不见了，我们山沟里的老办法已经不够用了，现在要管全国的大事了。你就来中财委工作吧。我欣然受命。10多年前读过的《苏联五年建设计划》那本书，又在我脑子里回旋起来。就这样，我就任中财委重工业处处长。
从1949年7月到10月，陈云曾3次电请中央，调配干部到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
为了尽可能地避免闲置党外的财经人才，陈云知道，周恩来与党外朋友交往多，熟悉党外朋友的情况，他便致信周恩来：
请你告诉我可以吸收哪些人来办些事，各人的政治态度如何？
马寅初就是在周恩来的推荐下，在陈云一再敦促之下，担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
在陈云的极力邀请下，著名化学家、永利化学公司总经理侯德榜，担任了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高级技术顾问。
此外，陈云还大胆吸收原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的10多名高级专家学者，如：孙越崎、孙晓村等。陈云还从上海、南京等地吸收了10多名旧职员、大学教授和青年学生到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
对于选用这些人才，陈云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只要这个人有一技之长就要用，只有这样才能成大事业。我们不能说只有某某人才是了不起的人才吧？不见得吧？社会上的人才不知有多少，许多人都不是这个‘员’那个‘员’。所以我们要有大的气量，善用各种人才。单枪匹马，革命到底是干不成功的。”
章乃器、千家驹、沈志远等人是陈云进北平后很快注意到的懂经济的党外民主人士。陈云经常同他们交谈，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
章乃器、千家驹、沈志远提出：向香港商人购买棉花应尽快着手。陈云就请章乃器代他起草给香港钱之光的电报稿，以便落实在香港购棉。
章乃器、千家驹、沈志远提出：上海解放后，外币应禁用禁持。陈云就请千家驹写个禁用禁持外币的意见。
陈云在抓紧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队伍及其他自身建设的同时，为了延长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工作职能，他还组建了一些归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直接领导的外围组织。包括建立全国性的花纱布公司，将中纺公司划归纺织工业部统一领导；建立全国性的土产公司，负责推销各地土特产品；将华北贸易总公司改组为11个专业公司等。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原来的60多人扩大到300多人，各种机构也陆续建立起来了。除原先的行政处、秘书处外，还新成立了计划局，并下设财政、金融、贸易、工业、交通、农业、供应7个组，共有干部70多人。
此外，还将原华北财政部、企业部、工商部、交通部、农业部、水利委员会、人民银行总行、军委铁道部、电讯总局等也划归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领导。
至此，中财委的组织机构和干部配备问题便基本解决了。
中财委建成后，陈云带领着这个刚刚成立的组织，长期主持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迅速开展工作，披荆斩棘，锐意进取，使新中国的经济建设逐步走上正轨。
中财委举行成立大会
1949年10月21日上午，朝阳门内大街的“九爷府”张灯结彩，到处充满着喜庆的气氛。
经过几个月的辛苦准备，作为全国财经战线领导机关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已经筹备完毕，并决定在这一天举行成立大会。
出席这次大会的有陈云、薄一波、马寅初、薛暮桥、宋劭文、何长工、李书城、陈叔通、章伯钧、刘子久、包达三、李民欣、钱昌照、孔原、梁希、李士豪、黄炎培、章乃器、千家驹、孟用潜、陈郁、杨立三、戎子和、南汉宸、钱之光、滕代远、曹菊如、傅作义、梅龚彬、李立三、朱学范，列席者有杨显东、武竞天、石志仁、杨卫玉、王绍鏊、吴觉农、丁贵堂、邢肇棠、张琴秋、张文昂、季方、姚依林、胡景沄、李葆华、李相符、张冲、王诤、周荣鑫，共49人。
在会上，陈云报告了当时的财经概况与今后的工作，他提出所属各部机构应迅速成立并制订各部组织条例。
在当天下午，陈云出席政务院第一次扩大政务会议，报告上午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的情况。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后，仍简称中财委。政务院下设政治法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人民监察4个委员会，每个委员会相当于政务院的一个分院。
当时，政务院所属部级机构共38个，仅财政经济委员会就下属16个部级机构，是4个委员会中下属机构最多也是最忙的一个委员会。
10月29日，陈云与薄一波向中共中央报告了中财委3个多月的工作情况及今后3个月的工作计划。
陈云在报告中说：
中财委成立以来主要开展了在财政上物资上支援前线；调拨收购物资，供应大城市，如上海、天津、汉口，力争物价涨度不过猛过快；物色干部，找租房屋，筹备财委本身及各部机构的建立。
陈云在报告中同时提出了到1950年2月前的工作计划，他说：
一是使用力量于生财之道，布置1950年度的农业生产和出口产品的收购。二是把钢铁、电器制造、机械制造、煤矿、石油炼制、棉纺6种工业，在原料、制造、推销方面尽可能地加以衔接，减少盲目性，增加计划性。三是铁道部要贯彻抢修前方、补修后方的方针。交通部要组织好现有轮船运输，邮务和电信组成两个全国总局。在年底或明年初召开东北、西北、华北、华东、华中、两广财委主任会议，概算1950年度公粮、税收及各项开支。
陈云、薄一波接着提出：
为了上述工作，我们拟于11月至1月间召开若干种专业小型会议，即五大解放区各派二、三个专业人员，经过这些专业会议，以便把材料综合起来。在2月底，由财委计划局作出明年度的实物及现金收支概算，并计算出赤字多少，拟出弥补赤字的办法。拟定明年度发行钞票的大概数目。估计明年的物价水平，以便依此简要计划进行明年工作。
陈云、薄一波还认为：当时许多地区解放不久，财政经济方面的情况难以全面掌握，而全国性专业会议正好是个补救办法，能够把各个方面的情况综合起来。
关于专业会议的组织，陈云、薄一波拟定：以财委系统之各部为主，财委和计划局则给以协助；党外人士当部长的部召开专业会议时，财委要给予更多的帮助，以保证会议开好且提高他们的积极性。
中财委成立后，面临的任务是坚巨而繁重的。成立大会刚刚结束，陈云便带着这个团队，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之中去了。
其实，在中财务委成立之前，就经过了半年的稳定物价、统一财经工作，但是，调整工商业、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繁重任务，仍然摆在中财委面前。
因此，在1950年初，物价逐步稳定之后，中财委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的工作即开始全面铺开。
1950年4月1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任命李富春为政务院政务委员、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并接替陈云兼任重工业部部长。
在当时，李富春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军区副政委。
在延安陈云担任中组部部长时，李富春曾任副部长。在东北陈云担任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时，李富春曾任副主任。
这次，李富春进中财委，使陈云在工业和计划工作方面又增加了一个重要的帮手。
1952年8月，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属下又新成立了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地质部、粮食部，撤销贸易部，又成立了对外贸易部、商业部。
12月，海关总署划归到对外贸易部领导，中财委由开国时的16个部级机构增加到20个。
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各部由中央人民政府直接领导，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即行结束。
从1949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的成立，到1954年结束，前后5年时间，中财委在统一管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中，既是运筹于帷幄之中的决策机构，又是决胜于战场之上的指挥机构，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任务。
这一期间，迅速制止了国民党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统一了全国的财政经济；积极有效地支援了解放军向全国进军和志愿军的抗美援朝；出色地发挥了中央所期望的“中央财经统帅部”的作用。
二、稳定物价
●毛泽东说道：“打天下也并不容易，治天下也不是难得没有办法。”
●毛泽东高兴地表扬道：“只要我们做到手中有粮，老百姓就自然而然地心中不慌。这招棋从军事上讲叫示强于敌。”
●周恩来阅毕，在电报上批示：如主席未睡，请即送阅。如睡，望先发，发出送阅。
陈云指示制止物价猛涨
1949年11月1日和5日，陈云两次主持召开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会议，研究稳定市场物价问题。
在会后，陈云为财政经济委员会起草了《制止物价猛涨》的指示。
陈云在《指示》中，分析了当时几个月的全国物价情况，为稳住当时物价，特作出了决定。
主要内容如下
一、以沪津两地7月底物价平均指数为标准，力求只涨2倍或2.2倍。
二、东北自11月15日至30日，需每日运粮1000万至1200万斤入关，以应付京津需要。东北及京津贸易公司需全力保证装卸车，铁道部则应保证空车回拨。
三、为保证汉口及湘粤纱布供应，派钱之光先到上海，后去汉口，适当调整两地纱布存量，以便行动。同时催促华中棉花东运。
四、由西北财委派员将陇海路沿线积存之纱布，尽速运到西安。
五、财政部须自11月16日至30日于德石路北及平原省，拨交贸易部2.1亿斤公粮，以应付棉产区粮食销售。
六、人民银行总行及各主要分行自电到日起，除中财委及各大区财委认为特殊需要而批准者外，其他贷款，一律暂停。在此期内，应按约收回贷款。何时解禁，听候命令。
七、各大城市应将几种能起收缩银根作用之税收，于11月25日左右开征。
……
十二、对于投机商人，应在此次行动中给以适当教训。
目前抢购风盛时，应乘机将冷货呆货抛给投机商，但不要给其主要物资。
等到收缩银根、物价平稳，商人吐出主要物资时，应乘机买进。
这一指示的做出，其实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
从1937年抗战开始，到1949年，在这12年中，恶性通货膨胀，造成物价年年飞涨。
其中有一张漫画，形象地勾勒出这12年物价的飞涨：在1937年可以买一条大黄牛的钱，到了1949年不够买一根油条！
在1949年7月底至10月15日，不过两个多月，上海的物价竟然涨了一倍半！北京和天津则涨至1.8倍！华中、西北物价的涨幅也与此相近。
为此，国内外的反动势力公然叫嚣：“共产党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
就连一些共产党人的朋友，也不无担心地说：“共产党打天下容易，治天下难。”
对此，毛泽东说道：“打天下也并不容易，治天下也不是难得没有办法。”
中国共产党接收了旧中国这个“烂摊子”之后，物价依然狂涨。能否制服物价这匹烈马，成了中国共产党政权能否在中国站稳脚跟的关键。
作为中财委主任的陈云，在经济工作中向来主张分清轻重缓急，主张首先是抓住重点。他曾说：“抓不住工作重点，那就如同在大海航行中把握不住方向。”
这一回，陈云抓住“稳定物价”作为工作重点，进行重拳出击，经过周密部署，给哄抬物价的投机资本以沉重打击，取得了稳定物价的伟大胜利。
打击银元投机分子
1950年5月12日，陈云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作关于财政状况和粮食状况的报告之后，主持会议的毛泽东请大家对陈云报告发表意见、提问题。
张治中委员激动地说：“我们听了陈主任的报告都很兴奋、高兴，都满面欢色。”
张治中的话反映了全国人民无不为稳定物价、统一财经所取得的胜利而欢欣鼓舞的心情。
其实，稳定经济的第一个战役，是从“银元之战”开始的。
原来，在解放之初，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党接管的城市，大都面临的是物价飞涨，投机猖獗、市场混乱的局面。这种现象犹以上海、天津表现最为突出。
此时，有些人对我党管理经济的能力表示很怀疑，敌对势力更是声称：共产党在军事上得100分，在政治上是80分，在经济上恐怕要得0分。
为了统一财经工作，首要的是稳定全国的物价，统一货币。但是不法投机商人，为了跟人民政府争夺对市场的领导权，获取超额利润，他们拒用人民币，并从事金融买卖，搅乱市场秩序。上海的投机商人并公然宣称：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为了平抑物价涨风，人民政府在成立之初，即明令禁止金、银、外币在市场流通，由人民银行挂牌收兑。但不法投机者对此置若罔闻，仍继续从事金、银和外币的投机买卖，拒用人民币，被称为远东金融中心的上海最为严重。
当时上海的一些主要马路，特别是西藏路、南京路和外滩一带，到处都可看到许多人在人行道上或十字路口，兜售银元。
在投机商人的操纵下，银元的价格在短短的10天时间内，上涨近2倍。银价暴涨带动了整个物价的上涨。在上海解放后的13天内，批发物价指数猛涨2倍多，大米和棉纱也上涨了1至2倍以上。
在物价狂涨的情况下，南京的四大百货公司开始用银元标价，其他商店闻风而动，相继仿效，拒用人民币。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早上发出去，晚上又差不多全部回到了人民银行。人民币的信用受到了严重地威胁。
当时，人民政府采取的第一个办法是由人民政府抛出银元，坚决把银元价格压下来，然后由银行收兑银元，并举办折实存款。
1949年6月5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向上海市场集中抛出银元10万枚。
同时，在各种群众大会上，上海市长陈毅一次又一次地劝说和警告大搞投机活动的“阔佬”：“我诚恳劝告你们赶快洗手不干，人民政府反对不教而诛，但假如教而不信，一意孤行，那就匆谓言之不预了！”
这些话，投机者只当耳旁风。国民党统管上海20多年不敢碰的地方，几个共产党“土包子”还敢太岁头上动土？依旧我行我素。
5日抛出的银元却象泥牛入海，没有一丝声息地就被吞没了。银元价格继续在上涨。热闹的上海街头，到处是敲着银元叫卖的兜售银元者。
这一办法不能奏效，银元价格仍然居高不下，一点也不向下回落。不但没有稳住市场，投机之风反而愈演愈烈。
6月7日，银元继续涨到1800元。
面对投机商的挑衅行为，人民政府一再向金银投机商发出劝告和警告，劝告他们赶快洗手不干。
6月7日晚上，华东局开会。即将率领第二野战军西征入川的刘伯承、邓小平也都出席了。
在会上，陈毅提出采取最后解决手段：查封大投机商操纵银元市场的活动中心证券交易所。
大家都赞成陈毅的意见：“干！不要让人以为共产党什么都要宽大，到时候了，就要操刀一割！”
最后，一向办事果断利落的邓小平下决心拍了板：“我同意！还是干掉他。有人要喊冤枉，不管他！谁叫他违法投机？这就是自食其果嘛！共产党还能被这几个投机商人吓住？我们有煤、有米、有群众，不怕他！”
原来，上海证券交易所是当时银元投机分子的总指挥部。该所设在汉口路422号，是一幢8层高的大楼。建成于1934年，号称是当时远东最大的证券交易所。
抗战前在该所登记的证券字号有192家，是金融、地产、纺织、百货、化工、文化等各实业界的一些“巨头”，也是官僚资本在沪操纵资金市场巧取豪夺的一个重要基地。抗战爆发后曾一度关闭。
1946年，经国民党政府批准复业，登记参加交易的证券字号已达234家，控制着全市的有价证券交易，并通过买空卖空的投机活动，操纵物价。他与全国乃至远东各大城市都有紧密联系，国民党政府的一些要员，或明或暗地充当幕后保护人。
这里的投机分子利用几千部电话，同分布在全市各个角落的分支据点保持着密切联系，操纵银元价格。
上海解放后，投机商人继续从事金银、外币贩卖的生意。由于证券大楼拥有几百门市内电话和大量对讲电话等通讯工具，每天还有数千前来探听行情的人出入其间并传递信息，因而证券交易所的一些金融投机商操纵金银、外币的黑市价格，触角得以伸向各个角落，证券大楼再次成为全市金融投机活动的中心。
在华东局会议上作出查封证券大楼后，陈毅当即打电话报告中央。
接到华东财委的情况报告后，陈云进行了认真地分析，他指出：
上海市场收兑金圆券仅用人民币4亿即兑完，上海流通之主要通货不是金圆券而是银元，此种情况是在平津解放即我军渡江后，金圆券迅速崩溃，南京政府垮台之下造成的。
我们在金融上所遇到的敌人，已不是软弱的金圆券，而是强硬的银元。过江以前，解放战争一般是先解放乡村，包围大中城市，然后解放之，这样在金融贸易上就先在乡村生了根。城市一解放，我币占领市场，恢复城乡交流是比较容易的，如沈阳、天津。过江以后，情形不同了，先占城市，后占乡村，城乡是银元的市场，推广我币增加了困难。
针对上海投机之风的猖獗，陈云指出：
应用强硬手段查封上海证券交易所，严惩投机分子。
银元在上海、武汉等地占领着市场，人民币不易挤进去。中央认为：这一斗争不是容易的，比对金圆券斗争困难得多，斗争可能延长得很久。
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银元使人民币占领阵地的指示》。
接到这一指示后，华东财委和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立即通过报纸和广播，敦促少数奸商和投机分子停止从事银元等投机生意。
当时，报纸上也发了社论，奉劝银元贩子及早改邪归正，并宣布这种投机损害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必须坚决进行取缔。
同时，上海市总工会筹委会在各行业召开群众大会，号召群众坚决拒用银元。
全市学联组织了两万余名学生上街宣传，文教界也起来声讨银元投机行为。
然而，利欲熏心的投机商们却把这一次一次的警告当作耳旁风，依然我行我素。
这一来，万事皆备，只待行动了！
为了保证将投机分子一网打尽，上海市军管会事先做了周密的准备。
9日，军管会先派出公安局少数骨干化装进入证券大楼了解情况，熟悉地形，其余人员全部留局待命，并临时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以防泄密。
与此同时，还依靠原地下党设在证券大楼的密点及秘密工作人员对证券大楼各投机商号、经纪人的违法活动等进行了秘密调查，确定了一批应予扣押审查人员的名单。
8时许，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李士英首先率领200余名便衣干警按预定部署分散进入证券大楼，分5个组控制了各活动场所和所有进出通道。
9时，上海证券大楼内的交易行情正扶摇直上。这天的交易厅里，由于多了一些西装革履的陌生人，投机商们多少有了些警觉。
10时左右，正当投机商暗自嘀咕、互相叮嘱小心的时候，上海市警备司令宋时轮率警卫部队一个营，分乘10辆军用卡车，突然出现在投机大本营的证券大楼门前。这时，交易大厅中的陌生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衣袋中掏出手枪，飞奔各个证券室。
原来，这些陌生面孔的人是军管会派来的便衣，共有400人之多。一刻钟以后，整座大楼被置于政府方面的严密控制之下。
从10时到24时，公安人员分头搜查了各个投机字号，并登记了所有被封堵在大楼内的人员及财物，然后，命令全部人员到底层大厅集中，听政府代表训话。
集中到大厅的共有2100人，除根据事先确定的名单当场扣押238名人员送市人民法院外，其余1800余人经教育陆续放出。
在被抓捕的投机分子中，有一个名叫张兴锒的投机商人，在4楼设了一个“寿昌金号”的办公室，是操纵投机买卖的总指挥所。
在这个办公室里，有电话机25部，屋内藏有许多暗号和密码，同四面八方进行密切联系。
墙上挂着一张红字表格，上面写着4个项目8个大字：黄金、美钞、袁头、孙头。所谓袁头、孙头是指上面有袁世凯和孙中山头像的银元。每个项目下面，都用白粉水笔注明买进卖出的价格，这显然是金融战线上一座奸商的前线指挥所。
突袭证券大楼，一举取得了重大胜利。
继上海打击银元投机活动之后，全国许多大城市纷纷效仿。
在武汉，逮捕银元投机分子200多人，并查封了2家从事金融投机的大钱庄。
在广州，取缔了从事投机生意的8家地下钱庄及其扰乱金融市场的即街头兑换店377家，在北京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
各大城市的这一打击行动，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基本上制止了金银投机活动，对稳定市场起到了重要作用。
上海在查封证券大楼的第二天，即6月11日，每块银元的价格由2000元人民币猛地跌至1200元，大米价格下跌一成，食油价格下跌一成半，从而使人民币的地位得以巩固。
证券大楼被查封了，但证券大楼以外的上海滩上，到处还能听到贩卖银元的叫卖声和银元的撞击声，银元贩子依然还在分散活动。
但当解放军循声前去时，声音便迅即消失，银元贩子也逃得了无踪迹。
捣毁银元投机的指挥所容易，而投机的散兵游勇却难于对付了。
银元的贩卖、投机活动一日不绝，上海的物价也就一日难以平稳，人民币的信誉也就难以确立和巩固。
于是，上海市的军管人员决定改变策略。
据宋时轮将军后来回忆说：
当时，我住在证券大楼7天7夜没合眼。
后来，军管人员换上便衣，深入民间，在一个小孩和老太太的帮助下，顺藤摸瓜，抓获了一大批银元贩子。
抓住他们后，采取分化瓦解的政策，对10元以下的小贩子，抓后即放，并请他们协助抓大贩子。
这样，用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大的银元贩子基本上都被抓获，小的银元贩子也不敢再从事这一活动了。
为了从根本上稳定人民币的地位，中央财经委员会致电华东财经委员会，在采取强硬手段查封证券大楼并严惩银元贩子的同时，还要采取以下措施：
命令铁路、公路、上海公用事业，一律收人民币。
征税一律征人民币。
在上海首先发行实物公债，其他一些地方也要发行一些公债。
通令各私人银行检验资金。
开放全国各地区之间的汇兑，用已经较稳固的老区货币支持新区货币。
在这次和猖獗的银元贩子的较量中，陈云运用政治和经济两种手段双管齐下，不出一个月，就把上海不法资本家掀起的银元风波平息了下来，稳住了上海的金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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