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竟的往昔：法国知识分子(1944-1956)(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托尼·朱特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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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竟的往昔：法国知识分子(1944-1956)试读：

引论

在1944年法国光复之后的12年中，整整一代法国知识分子、文人和艺术家都被卷入了共产主义的旋涡。指出这一点，并不意味着他们都成了共产主义者；其中的大部分人并非如此。诚然，那时许多法国杰出的知识分子同现在一样，并没有正式的政治归属，他们中最重要的一些人无疑是非马克思主义者（雷蒙·阿隆只是众多最出名的知识分子之一）。但是共产主义的议题——它的行为、意义，它对未来的主张——占据了战后法国的政治和哲学对话。人们对国内外共产党人的行为的看法塑型了公共讨论的术语，并且当时法国的大多数问题也都是在共产党人及其意识形态影响下的政治和伦理立场的框架内进行分析的。

这种情况并非没有先例。在20世纪30年代，法国知识分子曾有过类似的关注，并且他们会继续这么做，至少对于其中的某些人而言，这种状况要一直延续至70年代早期。但是1944年至1956年仍然是特别的。维希政权的插曲取消了右派知识分子的合法地位（这一群体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国文化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战时的经历和抵抗运动使得左派在语言而非行动上变得激进。1956年以后，人们的注意力逐渐从国内和欧洲的激进主义转向在欧洲以外的国家兴起的反殖民运动，并且，在赫鲁晓夫1956年2月的秘密报告中，这一共产主义世界的领袖抨击了斯大林时代的问题和缺陷，也点燃了怀疑和幡然醒悟。“二战”以后的10年间，左翼阵营的苏维埃共产主义的诉求几乎处于垄断地位，其重要性体现为大多数法国政治思想家都受其吸引，并热烈地维护共产主义，这一现象是独一无二的。

除此之外，也正是在这10年当中，苏维埃社会由最初在遥远的异域的边境线以内，延伸至之前被称作中欧的地区。列宁的革命及其斯大林式的展开曾被视为一片遥远大陆的特有现象，人民民主却一步步将共产主义原封不动地带到了近处。战后在布达佩斯、华沙、柏林和布拉格建立的政权，通过与之相伴而来的镇压、迫害和社会暴动，将马克思主义实践的道德困境带入到了西方知识分子议事的中心位置。如果我们可以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斯大林的受害者在集体化、政治清洗和大规模人口迁移中的遭遇归咎于一个倒退的、从历史观上说属于野蛮社会的现代化和革命的创伤，在战后的东欧，我们却不能这样评论斯大林主义，因为，为共产主义辩护，其引申义是为作为一种人类解放教义的马克思主义辩护，相应地就意味着去承认，人类巨大的牺牲是以历史和自由的名义做出并得到解释的。

本书所要探讨的，就是这些辩护与随之而来的理念，还有那些在1944年至1956年间拥抱它们的男男女女。这不是一个关于共产党知识分子的专门性研究，除了顺带谈到一些之外，也不是关于共产主义者的语言和行为的研究。它的主角是那些法国知识分子，一些杰出，一些则默默无闻，一些是共产主义者，但大部分不是；在“介入”意味着付出沉重的道德代价之时，他们都寻求“投身”于进步的一方。从20世纪最后几年的特殊视角看法国知识分子对这些事件的回应，他们描述其政治和道德承诺的方式，他们在为当时的斯大林主义辩护和正名时所采用的术语都看似奇怪而遥远，那些政治和文化领域所产生的回响与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大相径庭。

的确，对于任何足够久远的社会而言，这一点都能成立，不管是从风格上还是从时空上而言。然而，那个时代的作品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们仍然拥有一种惊人的力量。甚至在1991年，我们仍能同意弗朗索瓦·莫里亚克（François Mauriac）在1949年写下的那些话，他将彼时对匈牙利审判秀的辩护描述为“灵魂的下作”。[1]我们能够回应它们的原因之一在于，那时的一些作品仍与我们同在；另一个原因在于，这些作品常常出自那些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化地位的男男女女笔下，他们是法国甚至世界知名的小说家、哲学家、剧作家……以及道德家。他们的声誉也许随着时间黯淡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读到他们对暴力、人类苦难和痛苦的道德选择的无动于衷时，我们的不适感就能消失。

这些事件并未被忽略，至少在法国是这样。在索尔仁尼琴和柬埔寨之后，法国社会普遍将关注点投向法国知识分子和他们之前与马克思主义的暧昧关系。事实也确是如此，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对法国知识分子生活的一个关注主题就是前一代法国知识分子在道德上的失当。毕竟索尔仁尼琴并不是第一个细致描写古拉格及其恐怖的作家。1968年，阿图尔·伦敦（Artur London）再一次叙述了50年代的捷克审判秀；在他之前，是赫鲁晓夫自己。而在此之前，还有40年代的维克托·克拉夫琴科（Victor Kravchenko）和戴维·鲁塞（David Rousset），他们详细揭露了“集中营”的运作方式。比他们更早的，是维克托·塞尔日（Victor Serge）和鲍里斯·苏瓦林（Boris Souvarine），而在他们之前，还有大量关于苏维埃经历的回忆录和分析资料。在这些书面证据面前，尚不必提及亲历者的证言，智慧的人类如何能一厢情愿地将共产主义视为未来的希望，并将斯大林看作是给出历史谜题答案的那个人？在“二战”过去20年之后，在其祖国的政治迫害过去十几年之后斯洛伐克犹太人约，·朗格尔（Jo Langer）惊诧于她在巴黎的经历；她所面对的是对其经历的否认，对历史证据的视而不见，以及对放弃正统的革新论神话和乌托邦的拒绝。在这里，被困在时间舱里的，是被认为早该消亡的物种：“法国左派知识分子”（les intellectuels-de-la-gauche-française）。[2]

托马斯·帕维尔（Thomas Pavel）恰如其分地将四五十年代发生在法国知识分子精英身上的状况描述为“充耳不闻”。[3]要解释这一失败，仅仅承认和叙述问题的严重性是不够的（虽然这是理解的必要前提，并且直到最近这类研究仍然相当不足）。然而，这似乎是迄今为止有关该主题大部分已有研究的有限的雄心。有三个原因可以解释这一点，每一点都提示和框定了一条有关其主题的研究路径。

首先，是掩盖父辈罪恶的政治动机。1975年之后大规模出版的书籍常常是通过有选择的引证试图阐明，像让-保罗·萨特、西蒙娜·德·波伏瓦、埃马纽埃尔·穆尼埃（Emmanuel Mounier）及其那些同代人的迟钝和在道德上的矛盾心理，在布达佩斯遍体鳞伤之时，他们仍然摆弄着他们的存在主义困境。这很容易做到——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些人和许多围绕在他们周围稍次要一些的人一道写下并说了一些相当令人震惊的蠢话。但是这样一种研究方法有很大的缺陷。毕竟，了解“弑父”并不够——你还必须理解他。否则，起码你将很有可能犯下同他类似的错误。除非是从最粗浅的意义上说，这些并不能算作历史作品，而更多的是人格诋毁的训练。它们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以往的文化英雄会持如此愚蠢的看法，它们也不能帮助我们领会为什么持如此观点的他们会受到追捧，并仍然声名显赫、备受尊重。这类方法在解释为何现代的评论家在很多时候会一度赞同他们现在所反对的那些人的观点时，也存在着局限。[4]

其次，这些年法国出版了一系列关于巴黎知识分子的引人瞩目的个人回忆录和自传。在这里，由于很难收集作者自己早先的评论，这些作品时常会渲染作者本人切入该主题的方法，这就以另外一种方式造成了限制。它们很明显会凸显个人轨迹的与众不同，并且，不同的作者，在学术含量和重要性上也参差不齐。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为自己辩解，并宣誓对共产主义的某种政治效忠，这为他们的年轻时代增色，并仍然使得他们异于常人。这些回忆录，尤其是那些正值盛年的男男女女的作品，都有一种很强的历史感、情境感，同时在这些少壮派的文章中，政治和道德选择的模棱两可性也随处可见。他们多半属于“冷战的那一代”，对他们而言，共产主义是“无法逃避的问题”。[5]他们问道，我如何——如果作为我自己并按照我现在所理解的那种方式去理解——会说过或者做过我笔下所描述的那些事？是什么蒙蔽了我们的双眼？我又是从何时开始并如何重见了光明？这类回忆录中的一些对作者经历的历史性时刻做了上佳的分析——它们中最早的一部，出自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之手，从很多方面来说，现在仍然是最好的。可以想见，那些出自专业历史学家的作品更长于高屋建瓴；他们在明里暗里歌颂这个时代的病态，在某种程度上都染上了不出声响的歇斯底里症。[6]

然而，我们依然有一种不恰当有时甚至是不诚实的感觉。毕竟没有人想要承认他或者她不但愚蠢，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两面派。但是，有那么多的这类回忆录都有这种倾向，表现出了不可避免的矛盾性。因为知识分子的文字会留下关于他们之前看法的证据，这一点无法轻易消除；他们不得不在几年后承认，他们确实说过和做过那些荒谬的事情。但避而不谈那些年的经历，并声称自己已经从年轻时犯下的蠢事中成长起来了，是远远不够的。即便在某种哲学意义上，我们不再是我们曾经的那个样子，我们独自就可以承担之前的那个自己的所作所为。因而，几乎所有战后那些年在政治上偏左的作家，如今都会宣称他们内在一直保有一种与其公众形象及其在左派朋友面前的形象不相一致的自我认同。克洛德·罗阿（Claude Roy）以一种有特色的方式阐明了这一点：“在历史选举中我投票给让-雅克·卢梭和马克思。但是在个人的无记名投票中，我更会选择叔本华和戈多。”[7]为什么他过去没那么说？他确实说了——只是在1956年之后。其他人早些年的时候就将他们个人的和政治的认同调回正道（如果我们想要去相信他们所说的）；另一些人则要等到60年代，甚至是70年代。

克洛德·罗阿，同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皮埃尔·戴（Pierre Daix）一样，以及包括共产党人及其同路人在内的其他人，就应该感到，甚至是在时隔30年以后，要为自己争得一点儿诚实的名号，是明智且可理解的，也是唯一自然的选择。此外，罗阿确实是以一种精准的方式描述了他的许多同代人的经历。但是这种解释固然坦诚，却反而阻断了任何理解他们信仰的来源的可能性，因为前者否认他们曾真正信奉它们，所有的证据都变得无效了。至于像阿兰·贝桑松（Alain Besançon）或多米尼克·德桑蒂（Dominique Desanti）那些人——他们承认所写的即为所想的，而他们所想的就是所相信的——他们以另一种方式混淆着视听。贝桑松在为其年轻时的偏差辩护时说，即便在斯大林死后，他都仍然如此认为：“在法国，没有人或者几乎没有人，曾公开反对共产主义。”在罗阿看来，作者所说的都是真的——这也是本书成书的目的之一，它旨在展示，为何在法国现代政治文化的大环境中，反共产主义似乎被从非保守的信念词汇中剔除出去了。然而同时，贝桑松想错了：法国有许多反共产主义者（anti-Communists），并且其中的一些还是左派；同样也有很多非共产主义者（non-Communists）。在其盛年，贝桑松继续强调他及其同辈人在年少时所持的观点——整个法国被分成共产主义者和反共主义者两派；在那时，没人能够期望采取一种中间立场。在我们所谈论的那些年，朋党性质的政治和哲学的立场是真实存在的，我将在本书中探讨它产生的根源。贝桑松出于为自身的当代选择辩护和正名的需要，对这一问题所做的诠释是令人遗憾的——他没有充分发挥其作为历史学家的优势。[8]

上述评论引出了关于现有的法国知识分子行为研究的第三点不足。传记作者有他们自己的故事需要讲述，而历史学家则承担着理解时空意义的特殊使命。但是，在知识分子行为研究的问题上，却存在着某种重合。战后国内外状况的大背景，在很多文人、历史学家和传记作者那里，是如此势不可挡以至于无法单独对其做出解释。这意味着，事件和选择将众多理性的男人和女人置于一种事实上需要多重考量才能决定其行动的境地。这是一种富有诱惑性的观点。在希特勒、贝当和斯大林之后，谁能不寄希望于共产主义的美梦？理性的人们也许会在不同的时刻从迷梦中醒来，但是在迷梦看似合理的终结的状况下，最初的幻想是可以原谅的。

有两点可以说明这种中立的历史主义解释的缺陷。其一，它的范围过于狭窄。上文所讨论的三类作品——可概括为：错误、回忆录和历史记录——有着共同的前提：1944年至1956年代表着某种法国知识分子生活的特殊或者异常的一面，它是一次令人尴尬的对理性的偏离。他们同时也承认，正是在那些年中，现代法国的高等文化繁盛并建立起了世界性的霸权，然而在他们少有地聚在一起讨论它们的时候，道德偏离和文化影响却莫名其妙地被视作不相干的现象。因而，就萨特的错误、矛盾和谎言，M·A·比尔尼耶（M. A. Burnier）在世界法庭之上指认了前者，但却没有停下来反思这一事实，即世界确实对他指认的对象感兴趣。[9]然而，这之间确实存在某种相关性；当局外人想到法国知识分子，他们都会本能地联想到那10年的人物及其作品，而这正是今天的法国思想家想竭力掩盖的。

按照同样的思路，关于战后法国知识分子介入的许多历史记录只能提供它同法国1944年（或者1939年）之前的知识分子经历的关系的细碎解释；至于之后的经历，则呈现出我们上述分析的那个样子。大体上，从战后知识分子的历史记录中可以看出，人们注意到早一代知识分子先前的举动，但是很少有人曾持久地依据后者来解释前者。显然，我们不能在这个方向上走得更远。我将探讨的是，一些法国知识分子所争论的主题为之后的政治立场铺就了道路——被暴力所吸引，对属于公共行为范畴的道德不感兴趣，对德国哲学风格的令人奇怪的反复迷恋——这一点足可以追溯至维克托·库赞（Victor Cousin）、1793年和伏尔泰，无疑还能往前追溯。较长的时间跨度就已经使得在社会历史中证明这一点变得困难，即便可行，关于公共语言的历史及其政治展开，也很难说出很多。然而，在严格从战后法国本身发现其自身的悖论根源这一视角，同将这些悖论分解成数百年的法国民族历史中的范畴这一看法之间，肯定还有研究的空间。因而，虽然本书旨在研究一个特定历史阶段中法国知识分子的行为，但是为了解释这些行为，它同样也试图较为宏观地阐释法国新近的那段历史（也连带其他国家的历史）。

这种历史记录的第二个缺陷关乎上述方法的公平性，即不愿承担或者指认采取如此立场以及说过那些话的自己或他人的责任。一切都变成与大环境相关了，即“时代的氛围”。如今，历史就是用以描述和通过描述进行解释的一门学科和一种方法，它不是也不应该是一种控诉。尽管如此，在这一点上仍然有保持客观的程度问题。因而，举例来说，对于任何读者而言在直觉上都显而易见的是，纳粹的历史学家所要面对的问题和困境往往是中世纪禁欲主义的学者所不需要面对的。在解释一些本身并不吸引人并且也常常会使读者产生厌恶情绪的问题时，也并不意味着不精准就是可被原谅的，试图做到中立也不是必须的。就战后知识分子的历程而言，我同样不会以此为借口。法国思想家在战后世界当中的重要性和国际声誉对他们造成了一种特殊的压力，它完全符合萨特及其同辈人就作家对其言语及其产生的效果所要承担的责任的论述。正是这些主张同面对不同寻常的实际境遇和道德选择时的那代法国知识分子的实际回应之间的对比，才是引人瞩目并需要澄清的。不管时代的情感如何，他们未能完全阐明也没能为自己开脱：“灵魂不会如此脆弱，以至于在恰当的引导下，还无法完全控制它的激情。”[10]

除此之外，这种对比，即法国知识分子未能实现他们的崇拜者尤其是东欧那些崇拜者对他们投注的期望，以及法国对其他西方国家知识分子生活的影响力，决定性地影响了战后欧洲生活的历史。正如我将论述的那样，这里所描述的看法的效用并不仅限于我们所要谈论的那些年，也不限于主角们的生活和人际关系。在1944年至1956年间法国知识分子实践的历程中，不仅能发现法国和欧洲早先历史的回响，还能找到有关我们现状的萌芽。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年的历史，必然同它的主题联系在一起。至于我是否成功地在这种历史介入和历史分析之间求得了一个平衡，就留待读者去判断了。

在这个方面，之前那些同题材的作品并不总是很成功。正是因为贝尔纳-亨利·列维（Bernard-Henri Lévy），如今，不表露出偏好就给出某种判断变得更加困难。在其仓促写成的有关法国“国家”意识形态的书中，列维使用有选择的引证、非典型的例子以及断章取义的文本，将20世纪一大批法国政治和社会思想家定了罪。[11]他的方法令人生厌，如果不是因为相信该作者在某些结论上本能地保持了正确，我也不会提醒读者这本小书的存在。

在法国，对他的某些批评并非由于专业敏感性受到了冒犯，而是出于对其攻击法国过去文化中神圣偶像的正当愤慨——夏尔·佩吉（Charles Péguy）、埃马纽埃尔·穆尼埃及其他人。但是，因为他在每一个案例中都结论正确，但论据错误，且又没有合适的证据证明这一点，贝尔纳-亨利·列维的结论也就被那些严肃的学者、历史学家所忽略了。然而，由此推出当我们探究相同的问题时，在事实恰如其分之时，也必须避免得出类似有力的负面结论，这是不对的。在本书中，我相信能够清楚地表达出我对穆尼埃及其同代的其他人的看法，虽然我曾努力将他们视为，即使不是他们时代的产物，也是被时代紧紧裹挟的人物，并且我也力图充分且公正地讨论他们的作品。

在这一点上，作为局外人有一些好处，即便这是这一立场能够带来的唯一好处。相较于一个法国学者，一个外国人本来就更容易发现问题。举例来说，在本书中，我好奇于法国现代哲学传统中的某一个方面，而关于该点，在法国直到最近都很少能发现相关的讨论，这标识着对公共伦理或者政治道德的关切的缺失。同样地，我也非常急于了解，法国对极权主义的回应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在哪种方式上异于其他地方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局外人，我也着迷于法国知识分子论述的独特形式，我所描述的对话的推进形式。因为它们是以比较的方式被框定的——为什么法国会如此与众不同？——这些就是作为一个外国人可以，而一个本国人却无法提出的问题。

也许，这些也是那些来自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研究知识分子史的学者特别爱提出的问题。对照那一传统的精神，这本书既非一部观念史，亦非一部有关法国知识分子生活的社会史。它期望涉及上述二者共同的研究范围，但在某个简单的意义上，也能够被当作一种对话史来理解：整整一代法国知识分子通过对话进行交流，并在其中探讨关于“介入”“责任”“选择”等问题。在战后岁月的大背景下，这种对话拥有了复杂的以言行事的后果，受到了特定文化和语言惯例的约束，被主流的那一代知识分子所处的环境塑形。大背景——政治的、文化的、个人的——因而就具有一定的意义，同时也能说明接下来的章节中被论及的作品的历史背景。但是那种讨论的形式本身大体上就是依据文本的，它通过他们使用的语言和采取的立场来确定知识分子态度的决定因素及其来源。

本书的构思形成于上述的关切以及我想要厘清的问题意识。在

第一部分

在第二部分中，我详细描述了1947年至1953年东欧的审判秀，以及法国文人对此做出的各式各样的回应。审判的经过以及它们引起的反响或者未能引起的反响，提供了一个观察法国知识界投身于如正义、道德、恐怖、惩罚等尖锐和令人存疑的问题的独一无二的机会，这些问题的提出符合战后欧洲的状况，同时也提醒我们注意法国自身的革命遗产及其所传递的好恶相克的伦理信息。这些审判（其他当代的事件，如规模小一些的对苏维埃集中营的揭露）被当作放大镜，可以透过它们去观察法国人对这些往往在道德上令人痛苦、政治上又陷入两难的事件的回应；我试图标识出那些年知识分子的情结，同时也严格控制聚焦度，对个体态度保持一种足够的关注。

第三部分对前一个部分的描述材料进行了分析，并将其置于塑形了法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更大的主题和传统的背景当中。在第四部分中，就本书中所描述的经历在多大程度上对法国人而言是独一无二的这一点，我试图做出评估，并且，如果这是独特的，那么独特的原因又是什么；与此同时，为何1944年至1956年那些年人们的态度在1956年之后会很快就被遗忘或者篡改，这又造成了什么后果。在结论部分我将回答，这一特殊的历史被整合进法国当代意识当中的方式，并追问在何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法国的知识分子状况在最近几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最后一个评论是恰如其分的。文人也许不太会去考虑为什么他们的书是这样的而非别样的。但是以本书为例，在最初的时候强调其并非是一部战后法国知识分子的通史是有益的。如果它是一部通史的话，就该在总体上更多地关注一些当时极有影响力的有趣的人物，但事实上，对于这些人，后面的章节并未过多提及。我故意较少地涉及了关于战后法国文化生活中的“大争论”——比如萨特与加缪之间的争论——以及一些萨特、加缪及梅洛-庞蒂所写的有意思的书，对于其他人，我也只是一笔带过。甚至雷蒙·阿隆这一对本书的主题意义重大的人物，我提到他也只是因为他对其同代人的感觉敏锐的评论，而非因为其自身对社会学理论和政治观念的贡献。因而，本书是与众不同的。它不是一部法国知识分子史；更恰当地说，它是一本有关知识分子的不负责任议题的文集，一个关于战后法国知识界的道德状况的研究。

因此，本书的主人公——萨特、穆尼埃、德·波伏瓦、梅洛-庞蒂、加缪、阿隆和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并不代表比他们影响力稍逊的同辈人，当然也不具任何典型性。但是，他们是那些年主流的声音——他们控制着文化领域，他们为公共论辩定好了基调，他们设定了听众的偏见和使用的语言。他们成为知识分子的方式回应并加强了知识分子共同体，包括那些不同意他们看法的成员在内的自我形象。他们至少直到1956年都致力于追随的那些事情，他们介入或者拒绝介入关键性的道德问题的方式，组成了法国知识分子历程中一个极为不同寻常和特殊的时刻。所有关于这一主题我想说的是，我在这里讨论的议题对那个时期而言至关重要，他们在那时所提出的问题以及今天所造成的问题在法国现代历史上占据了核心地位。

[1]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费加罗报》，1949年10月24日。除非另做说明，所有法文文献的翻译都出自我本人。法文原文在本书的法文版中能找到完整版。

[2] 约·朗格尔，《布拉提斯拉发一季》［Une Saison à Bratislava（Paris, 1981）］，第243页。

[3] 托马斯·帕维尔，《帝国和范式》（“Empire et Paradigmes”），《争鸣》（Le Débat）第58期（1990年1—2月），第172页。

[4] 在众多作品中，参见让·贝尔基尔，《知识分子和权力》［Jean Belkhir, Les Intellectuels et le pouvoir（Paris, 1982）］；M·A·比尔尼耶，《萨特的遗嘱》［M. A. Burnier，Le Testament de Sartre（Paris, 1982）］；让·马里·古勒莫，《斯大林的号角》［J-M Goulemot, Le Clairon de Staline（Paris, 1981）］；贝尔纳·勒让德尔，《法国的斯大林主义：谁说了什么》［Bernard Legendre, Le Stalinisme français: Qui a dit quoi（Paris, 1980）］；塞尔日·卡德吕帕尼，《真理的厄运》［Serge Quadruppani, Les Infortunes de la vérité（Paris, 1981）］；以及乔治·祖费特，《长链上的知识分子》［Georges Suffert, Les Intellectuels en chaise longue（Paris, 1974）］，更不用说“新哲学家”们各式各样的作品，尤其是安德烈·格鲁克斯曼（André Glucksmann）和贝尔纳- 亨利·列维（Bernard-Henri Lévy）。

[5] 参见米歇尔·维诺克（Michel Winock），《知识分子的一代》（“Les Générations intellectuelles”），《20世纪》（Vingtième Siècle），第22期（1989年），第17页。

[6] 埃德加·莫兰，《自我批评》［Autocritique（Paris, 1958）］。另请参阅，安妮·克里格尔，《我曾以为我理解的那些事》 ［Annie Kriegel, Ce que j’ai cru comprendre（Paris, 1991）］。

[7] 克洛德·罗阿，《我们》［Nous（Paris，1972）］，第388页。

[8] 阿兰·贝桑松，《一代人》［Une Génération（Paris, 1987）］。

[9] 比尔尼耶，《萨特的遗嘱》。

[10] R·笛卡儿，《论灵魂的激情》（Les Passions de l’âme），第一部分，第50条，转引自莱谢克· 柯拉科夫斯基，《责任和历史》（Leszek Kolakowski, “Responsabilité et histoire”），第二部分，《摩登时代》第147—149期（1958年5—7月），第279页。

[11] 《法兰西意识形态》［L’Idéologie française（Paris, 1981）］。第一部分

形势所迫？

我在对没落法国的绝望中度过了30年代……事实上，法兰西已不复存在了。它只存在于法国人相互间的仇视当中。——雷蒙·阿隆

据说，第三共和国是在一片嫌恶声中退出历史舞台的。几乎很少有人曾在1940年7月认真地想要为其辩护，它就这样未被悼念就消亡了。最近有学者提出，这样一种笼统的判断不能代表所有人的意见，因而需要进一步得到澄清，但是至少在法国知识界，对共和国及其价值的漠然证明了这一判断的正确[1]。亲共人士从“人民阵线”的妥协中幡然醒悟，因为后者先是拒绝介入西班牙境内由纳粹支持的叛乱，又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出台后，于1939年8月彻底改变了党派的初衷。曾在1936年满怀希望的社会主义者们同样经历了某种信念的丧失，除了上述原因外，社会主义团体内部已经分裂为持和平主义观点和对德国扩张持批评态度的两个派别。对于右派阵营而言，1936年的工人大罢工[2]让他们感到害怕和厌恶，保守派和反动派因而更紧密地联合在一起，形成了反共产主义、反共和主义，以及甚至更为坚定和激进的反犹主义同盟。罕有“居中”的知识分子。那些小部分捍卫共和、反抗纳粹主义的人，全然不是为了维护第三共和国及其缺陷，而是为了他们往昔的共和理念，可以说，他们多半不再认同这个政体和制度形式了。

共和国已经堕落了，它所代表的那个世界已经无可救药，这种观念深入人心。1932年，年轻的埃马纽埃尔·穆尼埃在他的新杂志《精神》（Esprit）的发刊词上这样写道：“现代世界已经彻底腐化了，要想让新枝抽芽，整个腐烂的大厦都必须被击碎。”[3]对于穆尼埃来说，这个比喻首先是对某种情感的回应——对第三共和国晚期愤世嫉俗的世故的一种审美意义上的厌恶；它丝毫不代表他的政治立场，在最初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同样是在美学意义上的）眉来眼去之后，他转而坚定地反对纳粹主义，并成为慕尼黑协定的批判者。从另一方面来说，他所设想的以替代共和国乱象的渐进的公社性质的政治架构（穆尼埃和他的同时代人对现代性抱持某种杜尔凯姆式的怀疑，即便这些怀疑都是基于不同的出发点）使得他和他的《精神》杂志的同僚们不断对现代民主进行批判。“这个时代呼唤一些新的精英，他们能够领导并且革新一个已略显疲态的民族。”[4]

穆尼埃的观点为同时代的许多人所共享，每个人都换上了自己的措辞。注意到极权系统的诱惑力，德尼·德·鲁热蒙（Denis de Rougemont）在他1938年的《日志》（Journal）中如此反思道：

对于那些首先意识到极权主义危害的知识分子（或左或右）而言，首要的不是‘加入’某种反法西斯阵营，而是去攻击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得以成长的土壤——自由主义的思想。[5]

这是一种具有典型性的回答——法西斯主义或许是最为迫近的威胁，然而自由主义才是真正的敌人。虽然穆尼埃和德·鲁日蒙都是左翼知识分子（按照20世纪30年代的分类方法），他们的想法也得到了右翼知识分子的认同。让-皮埃尔·马克桑斯（Jean-Pierre Maxence）同样表达了对民主法国这个世俗世界的厌恶，“当欧洲的大部分国家都开始了新的征程并迈向伟大，我们的领导者们却引领着人民将法国变成了一个保险公司。”[6]总而言之，当代法国知识分子对于法国状况的态度就正如德里欧·拉·罗舍尔（Drieu la Rochelle，一位同时受到左翼和右翼敬重的作家）所说的那样，“如今，爱法国的唯一方式就是恨其现在的样子”。[7]

与30年代间相隔了“二战”和与纳粹德国合作的维希法国，我们很容易就低估了右翼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以及他们的诉求。比如像《老实人》（Candide）那样的政治周刊（其鼎盛期销量曾达33.9万份）拥有庞大的读者群。日报《法兰西行动》（Action Française）曾有过10万份的销量，而它拥有的实际读者群远大于这个数字。《法兰西行动》的创始人和精神领袖夏尔·莫拉斯（Charles Maurras）的影响力确实不容小觑，他对当代年轻知识分子的影响甚至可比肩10年后的萨特。就当代对共和制的疏离，莫拉斯的特殊贡献在于“他之于对手的激烈的轻蔑态度”[8]，自此，整整一代作家对于民主政治的妥协性所持的激进的厌恶感，成为寻常之事。同战后的年月中的共产党一样，莫拉斯和他领导的运动通过党派的转门吸纳了数目惊人的后来持不同政见的作家。《精神》杂志的供稿人，后来成为其编辑的让-玛利·多梅纳克（Jean-Marie Domenach）在20多年后承认自己受到了30年代法西斯氛围的影响（即使按照他自己的话说，“以一种强烈的、幼稚的方式”），并且，他远非特例。[9]

右翼知识分子对1940年法国的沦陷持“幸灾乐祸”的态度，而这一态度也在绝非右翼的民众中得到了默认。对于大部分天主教徒而言，1940年如果不是一种对过去三代的罪恶的惩罚，至少也是个应得的悲剧；他们不对共和国的所作所为和不幸承担责任，因为后者曾花费时间和精力试图将他们驱逐。然而，即便是对于他们往昔的对手而言，这一事件同样具有补偿意义；这是一种半受欢迎的天启，以一种灾难的方式将他们从不再想维护的政治和道德体系中解放了出来。左派和右派都厌倦了不温不火，他们皆被一种打碎平庸、暴力解放的观念所吸引。[10]罗贝尔·巴西拉奇（Robert Brasillach），曾在20世纪30年代为极右翼的报纸写过尖刻粗鄙的专栏，并常常对极左派释放勉为其难的善意，在法国光复后被当作知识分子通敌的典型而处以极刑。虽然他本人被法西斯主义所吸引，对莫斯科对于他对手而言的吸引力亦能感同身受；正如他以1940年的视角反思两次大战间的年月时所说的那样，“在那个时代，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了国外，以寻求……警示和榜样”。[11]这种愤愤不平的、反资本主义的反动知识分子论调，回应甚至激励了当代的改革派；罗舍尔的《吉勒》（Gilles）对法国旧有统治阶级所投射的“恶心”与萨特《恶心》小说中的主人公洛根丁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种交叉，这种左和右两个极端之间的观点交互并不始于20世纪30年代。普鲁东和佩吉（Péguy）之所以成为工团主义左派和新保皇右派的代表，是因为二人皆以各自的方式说出了被前几代人认为理所当然的议会共和主义的局限和挫败。[12]在20世纪20年代，尽管最后表明是种失败的尝试，乔治·瓦卢瓦（Georges Valois）已经试图通过抨击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以及议会制的运动，将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整合起来，保罗·尼赞便是最早受其吸引的人之一。早在“一战”前，爱德华·伯思（Édouard Berth）在《知识分子的恶行》（Les Méfaits des intellectuels）中就曾提议建立过某种为反抗民主、“争取现代世界的解放和维护拉丁后裔的崇高”的左右联盟。[13]差别仅在于，1932年以后，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不仅吸纳了这些观点，而且致力于赋予其实质形式和纲领性内容。

那一代人在现在的历史文献中，被奉为20世纪30年代不与亲纳粹政权同流合污的典范，代表了一种特殊的心境和视野。[14]只是关于这代人的思想到底有多少原创性之问题尚待考察——当时身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尼赞，将他们形容为忙于从一知半解的“晦涩外国哲学思潮”[15]中精炼思想的中产精英。然而无论这一代人在政治或者哲学思索中的贡献有多肤浅，它们也确实代表了民众的普遍想法：对复兴的渴求，对新事物的盼望和对重拾信心的期待。1930年至1934年间，书籍、宣传册、俱乐部、规划、报纸等大为兴盛，亦有许多由二三十岁的青年男女组成的各种圈子；他们中有些来自右翼，有些来自左翼［比如，“建设性的革命”和“计划”团体分属于社会党和法国总工会（CGT）］，但大都坚称对现存的政治分歧和政治团体持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很少有运动或期刊能长久存活下来，大部分在30年代初就已消亡（《精神》是其中一个最显著的例外），并且，在此期间发表的大多数文章既无甚价值，实际上也没有很大的读者群。各团体之间确实存在着差异（在那时这些差异表现得并不十分明显）：穆尼埃和他的圈子试图建立一种全新的反资产阶级的道德，而其他人则致力于抨击资本主义，并为民族的复兴设计替代的社会和经济的方针。然而，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正如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在某个不同语境里）所说，他们的理念都是乍看合理却又经不起推敲的[16]：整个民族都处于危险的境地，唯有大规模的变革才能拯救。这一境地被认为嵌套于共和国和民主的外壳之中，或者在某种程度上说就脱胎于这个外壳，后者所强调的个人权利是以牺牲集体利益和责任为代价的。因而，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打破传统政治界限的诉求和面对反民主挑战时的某种矛盾情绪便形成了共识。

这些反民主的观点在1934年2月6日的事件以后才得以公开浮出水面，对于许多年轻的左翼和右翼的知识分子而言，这一事件促使他们的美学和哲学的认知转化成了政治担当（political commitment）。在1936年人民阵线成立以后，随之而来的还有一系列的情感教育，也正是从那时起，右派与“社会主义和犹太人”的共和主义者彻底分道扬镳。在左派阵营，有过一阵短暂的休战，因为众多30年代初期的“不服从者们”（nonconformists）曾寄希望于一场自上而下的激进的社会变革。随着布鲁姆政府及其后继者的垮台，共和国政治经历了一次全新的异化，而这一次的转变是决定性的。到1938年，对于法国知识分子的普遍感受（和共鸣），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曾如此精辟地概括道：“在两次大战之间，人们如此满怀希望地期待一种全新的人类秩序，而到头来才发现这是一个令人感到悲哀的失败。”[17]

日益浓郁的和平主义气氛充斥了30年代后期。[18]自20年代初期开始，被战争中的“胜利”折腾得筋疲力尽的法兰西共同体便对有保障的和平充满了向往，他们皆感同身受于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笔下对文明脆弱性的反思。那个时期的知识分子群体通过集体从所有政治派别中隐退的举动，表达了其强烈的厌战情绪；即便对于那些不得不和政治打交道的左翼或者右翼而言，他们也希望能早日结束军事介入。右派虚幻地将希望寄托于法国更强大的军事力量，左派则积极搜寻加强集体安全的途径。如阿尔贝·蒂博代（Albert Thibaudet）在20年代后期所叙述的那样，“今天，我们可以说，‘社会主义等同于追寻和平’。比起其他人来，社会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更有优先发言权”。[19]然而时至30年代，曾经清晰的界限再次变得模糊起来。1935年前一直坚定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抵抗的共产主义者们，从那时起直到1939年8月却成了最激进和最执着的反法西斯主义的支持者（其后他们又转变成彻底的和平主义者，重新又回到了反对任何“资本主义”战争这一立场）。原则上仍然是反德国的右翼，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效忠希特勒的意大利轴心国还是仇视1936年后的共和国；他们由一些只顾自己利益的局外人领导，并将法国拖入一场并不必要的战争。大多数知识分子群体，比如代表中左的那些政治派别，也被撕裂了。另一些人，类似阿兰的追随者或者更久远的反军国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后继者们，则从反法西斯同盟的立场转向了不惜以任何代价无条件地反对战争。有很少一部分人则赞同雷蒙·阿隆早熟的判断，纳粹主义的本质以及希特勒获取政权的方式彻底改变了政治选择的条件。[20]还有数目可观的人持居间的态度：他们都是某位贝特朗·德·茹弗内尔（Bertrand de Jouvenel）先生难以置信的转变的目击者——他拥有二分之一犹太血统，布鲁姆的朋友，曾反对《慕尼黑协定》，却在1936年被秩序和稳定的主题和诉求所吸引，成为了信奉新法西斯主义的法国人民党（Parti populaire français）的一员。[21]

在困惑和道德的不确定性中，不同的人或者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所持的这些错综复杂和矛盾的立场（当得知《慕尼黑协定》只是众多类似事件中的一个典型，所有人都感到，按照布鲁姆所说，“懦夫般的解脱”），最后都很不恰当地被归结为担当（commitment）或者亲民主的与亲非民主的观点之间的对立。不管是担当还是献身（engagement），对当代人而言，只是个术语的选择问题。然而这些术语并不能很好地被用来区分左右翼——要不然就是在区分左右翼时，夸大了它们之间的不同。更确切地说，它本身就包含了30年代早期和中期知识分子活跃的介入政治的姿态与1940年几乎所有人都幻想破灭、淡出政治却仍愤世嫉俗的态度之间的断裂。这里所缺失的是一种为目标本身而献身的理念——献身，是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所共享的理念，关涉的是某种存在主义式的律令；只是，这种关涉的具体指向就没那么重要了——无论是涉及政治还是战斗，“我们参与，然后我们观望”。除此之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对献身与脱身（disengagement）这对矛盾的强调并不能帮助我们理解那些1940年及之后仍然坚守承诺的知识分子。然而，无论这里的献身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它并不是对民主共和国做出的承诺，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从未被如此承诺。

30年代知识分子生活的不确定性和充满变量，也帮助我们理解为何共产党知识分子的相对受冷落。与之后所要发生的一切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共产主义对于当时的思考阶级而言尚不构成一种无法抵抗的魅力。与法西斯主义一样，苏维埃共产主义最强有力的诉求便是在修辞和行动中控诉资产阶级社会；事实也确实如此，就之后的几十年而言，共产主义的修辞充斥着对腐败、衰退和革新等的关注，这些主题在30年代那些“不服从”的知识分子的文章中随处可见。然而，共产主义实际的正面影响力仍然有限：

知识分子之所以会倾向于共产主义，是因为他嗅到了资产阶级头顶弥漫的死亡气息，资本主义的暴政让他感到绝望……但是，共产党进而要求他服膺于某项规划和某些实施手段，对他而言两者分别显得愚蠢和低效。[22]

随着“人民阵线”的消亡，共产党和工会组织者的同盟失掉了许多刚刚才取得的大众支持，在战争爆发时他们的支持率只比1934年时略高一些而已。法国共产党人脱节于整个国家1938年至1939年弥漫的和平主义情绪，在“人民阵线”时期试图保持温和的态度，以同那些激进的支持者保持距离；又因为掩盖了有关苏联的真相[23]而受到了前支持者安德烈·纪德的谴责；由于莫斯科的“审判秀”[24]的牵连而处于尴尬境地；到1940年，对大多数知识分子而言，加入法国共产党并无很大的吸引力。尽管在“奇怪战争”（drôle de guerre）期间，有一些人在达拉第（Daladier）[25]迫害共产党之时对后者表示声援，然而在这一恼人的事件之后，法国共产党（PCF）的突然变脸（volte-face）不仅使得它失掉了大部分剩余的支持者，甚至驱使一些最具影响力的知识界的追随者也离它而去。假使保罗·尼赞和加布里埃尔·佩里（Gabriel Péri）没有死于战争和德占时期，他们很有可能在战后转而成为法共的文化霸权的批判者。

1940年出现的戏剧性的一幕，使得法国知识分子陷入一种政治混乱中，而这一混乱反映的实际上是这个民族自身在社会和机理方面的无序。即便是对于那些仍然对共和国保持忠诚的人而言，那一年发生的事件也让人震惊，这促使他们去反思灾难，并且从中发现之前他们并未理解的共和国腐化衰退的证据。[26]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表面上并未受到30年代氛围影响的忠诚者们，大部分是由遗老遗少构成的。那些德雷福斯事件之后成长为左派的知识分子，即便对法兰西共和国的政治实践颇有微词，却仍然保持了对共和制的古典形态（classic shape）的忠诚。而对于年轻的一代，他们之所以会被和平主义和/或者法西斯主义所吸引，也许并不是出于维护人权的考虑，而更有可能是战时集体经验形成的结果。[27]揭示这一点的意义对于30年代的人而言或许并不明显，然而对于其后的人们而言是不无裨益的。这是因为，维希政权最初对很多年轻的一代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并且，正是这同一群支持者在1944年之后成了知识界的主导力量。他们出生于世纪之交与1913年之间，本身就缺乏关于成功的民主政治实践的集体经验。同样地，他们也从未曾抱持善良的意愿和清醒的认识，为了维护民主和权利而团结起来。反对和厌恶构成了他们政治经验的全部。

因而，1940年本身不应该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或如共和国最后10年的新一代知识分子所诟病的那样，是道德失范和文化异化的顶点，因而可被视为民主的削弱和专制政权兴起的转折点。对于许多人而言，希特勒耀眼的胜利代表了历史的裁决，对不足和平庸的当代法国的一种审判，就如同之后斯大林格勒（战役）被看作历史对共产主义的肯定性（positive）评价一样。很多以往的和之后的民主主义者都认为，虽然算不上是一个“神圣的惊喜”，贝当的掌权以及他的“民族革命”至少提供了一个民族复兴的机会，而这一议题自20世纪30年代起就已经不断地在讨论中被修订了。亨利·马西斯（Henri Massis），一个资深的保守派知识分子，本应该可以为持各种立场的众人代言；1940年12月，他如此写道，现在的任务是要把法国从“使得民众成为受害者的骇人的信任丧失中拯救出来；因而极有必要的是，重新学习如何诚实地运用词汇，还原其本有的意义和价值”。[28]

即便如加缪在1944年10月所说，1940年6月“世界终结了”，我们也不应该就此认为，那个时期是许多人此后悔恨的源头。[29]在很多后来的回忆性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很难轻易发现这种悔意。对于被颠覆的共和国，无论是对那些选择与维希政府合作还是那些选择淡出公众生活的人们而言，他们通常倾向于弱化从中而来的愉悦；即便如此，在他们大部分人的眼中，与德国的战争只是之后法国人之间更长久且更重大的冲突的插曲。然而，即使是对于1944年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的那些人而言，他们的回忆录里也并未表现出更多的愉悦。克洛德·罗阿的叙述从根本上说并不十分诚实，比如，他所度过的1935—1939年，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说，如同一个“失眠症患者”试图在床上找到一个舒适的位置。[30]他可能已经感觉到了，他真正的家园并不与倡导“法兰西行动”或者号召“我无所不在”（Je suis partout）的那些人在一起；即便在那时，他和他们同为一个专栏写过稿；因为之后他和他的新朋友——共产主义者们也有了相同的经历。不管是否令人感到舒服，令人奇怪的是，当他的右翼知识分子同僚雀跃于共和国的耻辱的崩塌时，他三卷本的回忆录几乎没有对此做出热情的回应。而几年之后，他的同代人，精选了一些跟过去相同的口号，跨过了法国的沦陷和抵抗运动之间的界限。

这是人类对复杂和矛盾的经历的一种可以理解的反应。然而对于历史学家而言，1940年因此就被留在了阴影之中。从某种程度上说，1940年春夏发生的事件标志着维希政权的开始，同时被开启的还有德占时期以及之后的（延伸意义上）抵抗运动。另一方面，它们更被视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知识分子的冒险的竣事语，一种交织着各种情绪的体验——积极的、消极的、绝望的，以及最终的迷失。那些以描述和咒骂共和国的缺陷为生的知识分子，在1940年共和国倾覆之时，终于和他们之前所期盼的场景面对面了。并不令人奇怪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从失败的打击中缓过劲来之后，又在“民族革命”中看到了未来的几许希望。可以预见的是，这里指的尤其是这样一类人：他们在30年代初，就已经信奉了类似于中央计划、社会有机体说、新道德秩序，以及希望终结个体观念纷争的看法。在维希政权早期，起来反对贝当不仅需要极大的远见，更不用说勇气；它同样意味着一种为已死的共和国的价值辩护的意愿，尽管以一种调整了的形式。

大多数那个时代的普通法国民众并没有采取这样的态度，并且也没有理由认为知识分子中间必须有更多人保持清醒。如果说“到1940年，不少的法国人已经倦怠了”，那么没有理由认为知识分子不是处于同样的状态。[31]要想明白1940—1944年对法国知识分子造成的影响，就需要从那段经历的源头处开始追寻，而理解维希、抵抗和战后革命的一些术语亦脱胎于此。即便有人尊重自由主义、民主、人权和共和主义的遗产，在1940年的当口也极难设想一个为它们辩护的案例。这里所缺失的，是一种得以表明类似立场的为众人所接受的语境。就实际操作而言，那些之后也许参与了重建民主政治的精神的男男女女，在当时确实也没有立场去做这些事情。然而一切都是会过去的。那些留存下来，留有印记甚至得到继承的，是对政治不言说的直觉，是对被剥夺了——或者自我剥夺——运用意识形态的和语言的手段，为了构建一种道德上值得被拥护的政体的意识。后者被用于指控20世纪30年代的文人和思想家们，他们的论述虽与当时的政权相左，却始终未能在如何应对政治和道德困境的问题上给公众以指引——如希特勒的崛起、姑息的危机以及维希政权的建立。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只是并没那么切题。因为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知识分子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行事。

[1] 参见让- 路易·克雷米厄- 布里拉克，《1940年的法国人》［Jean-Louis Crémieux-Brilhac, Les Français de l’an 40（Paris, 1990）］，两卷本；让- 皮埃尔·阿泽马，《1940，糟糕的一年》［Jean-Pierre Azéma, 1940, l’année terrible（Paris, 1990）］；皮埃尔·拉博里，《维希政权下的法国舆论》［Pierre Laborie, L’Opinion française sous Vichy（Paris, 1990）］；勒内·雷蒙，雅尼·布尔丹编著的《法国和法国人》［René Rémond, Janine Bourdin, eds., La France et les Française（Paris, 1978）］。

[2] 第三共和国历史上规模最为庞大的罢工运动，正值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所领导的人民阵线政府执政时期。当时，布鲁姆政府召集了法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劳、资、政三方谈判——马提尼翁谈判，其结果不仅大幅度地增加了工人的工资，重申工会自由和集体合同的原则，还确立了40小时工作周、带薪休假、企业设立职工代表等制度。——译者注

[3] 埃马纽埃尔·穆尼埃，《重新启蒙》（Emmanuel Mounier,“Refaire la Renaissance”），《精神》（Esprit），1932年10月。

[4] 约翰·赫尔曼，《埃马纽埃尔·穆尼埃和新天主教左翼》［John Hellman，Emmanuel Mounier and the New Catholic Left（Toronto, 1981）］，第82页。

[5] 德尼·德·鲁热蒙，《一个时代的日志，1926—1946》［Journal d’une époque, 1926-1926（Paris, 1968）］，第374页。

[6] 参见让-皮埃尔·马克桑斯1936年10月发表在《战斗报》（Combat）上的文章。转引自G·勒华，《战斗杂志，1936—1939》（G. Leroy，“La Revue Combat, 1936-1939”），载《30年代：群体和断裂》（网站发起的研讨会纪要）第五期［Des annnées trente : Groupes et ruptures, no.5, University of Provence 1,5-7 May 1983（Paris, 1985）:129］。

[7] 参见德里欧·拉·罗舍尔1937年4月刊于《战斗报》上的文章。另请参阅埃马纽埃尔·穆尼埃1940年4月在《精神》杂志上点评《吉勒》（德里欧·拉·罗舍尔所著的小说——译者按）一书时所说，“战前的法国需要的是力量和一点儿蛮横”，转引自米歇尔·维诺克，《法国的民族主义、反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Michel Winock，Nationalisme, anti-sémitisme, et fascisme（Paris, 1990）］，第371页。

[8] 朱利安· 班达，《贝尔菲戈尔：20世纪上半叶法国社会的美学叙述》［Julien Benda，Belphégor :Essai sur l’esthétique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ans la première moitié du vingtième siècle,（Paris, 1947）］，第209页。

[9] 让- 玛利·多梅纳克的原话是，“1934年至1939年间，我以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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