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涂成林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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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广州学评论(第2辑)试读：
发刊词
当今世界，国际的竞争往往表现为城市间的竞争，而城市间的竞争最终是“以文化论输赢”。故此，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城市为研究对象的各种学科不断涌现，并逐渐从特色城市研究（如敦煌学、延安学）过渡到对重点城市的综合性研究。于是，以国际知名城市或特色城市为研究对象，深入城市的历史脉络和现实问题，试图构建一门综合性学科的尝试，在国内外不同城市和地域迅速展开。国际上出现了“伦敦学”“东京学”“巴黎学”等学科研究，国内则有“北京学”“上海学”“杭州学”“武汉学”“成都学”“泉州学”等方兴未艾，渐成声势，并推出了不少研究成果。
然而，当我们反观广州这个具有2200多年历史的城市时，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作为长期雄踞国内综合实力第三位的国家中心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海内外学界对广州的研究虽然汗牛充栋，但直到前些年仍鲜有人提出研究“广州学”的明确倡议，也很少见“广州学”研究的具体成果。这不仅与广州当下在国内的总体实力和城市地位不相称，也与广州自秦代以来一直是华南地区中心城市和综合门户城市的地位不相称，更与广州作为岭南文化中心地、近现代革命策源地、改革开放前沿地、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的地位不相称。可见，在当前国际竞争格局、城市发展趋势和广州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开辟“广州学”的研究领域不仅必要，而且及时。
值得欣慰的是，广州在22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虽然城市定位与功能多有变化，但其作为商贸中心的地位一直没有变化，这使得广州在中国对外商贸、对外交流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因此，如果我们以“Canton”为关键词搜索海外研究广州的资料和成果，就会发现关于广州的史料和研究卷帙浩繁，不胜枚举，特别是近400年来国际学术界不乏研究广州的高端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再加上国内千年以来特别是近现代学界广州研究的浩瀚成果，不仅为“广州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为“广州学”的成熟确立了国际视野，开启了“广州学”无限发展的可能。
因此，就有了研究“广州学”的倡议和探索，就有了“广州学协同创新发展中心”的制度建构与安排，它将扭转和改进当下广州研究中研究机构条块分割、专家学者各自为战、研究成果重叠分散的现状，从学科高度和学术框架来统摄广州研究的不同方面，并遵循严谨的学术态度对广州发展的历史和现实问题研究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规划。
因此，就有了“广州学论坛”的举办，就有了《当代广州学评论》的诞生，它将作为“广州学”协同创新的公共平台，汇集海内外“广州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兼容并蓄，博采众长，努力汇聚和传播“广州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打造“广州学”研究的高端学术品牌。
衷心期望海内外学者关注和参与，让我们共同见证《当代广州学评论》的发轫、成长和成熟。《当代广州学评论》编辑部2015年10月
学科建设研究
[1]广州学的学科布局与城市研究的多向拓展——基于《广州大典》的研究视角[2]谭苑芳（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广东省广州学协同创新发展中心）摘要：“广州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是在现代学科布局的框架内提出的。这一学科布局既基于民族学转向以来地方性与普世性之间的张力，同时也是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文化显现。“广州学”要符合现代学科布局，就应当具有相当的文献基础，尤其需要重视对文献基础的再利用与再阐释。《广州大典》正是这一学科建设的重要文献资源，应在对其研究的多向拓展上加以重视。以《广州大典》为基础的“广州学”研究拓展可以有“面向传统”与“面向未来”、“面向理论”与“面向实务”四个方向。
关键词：广州学 广州大典 文献基础 学科布局“广州学”是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提出的，这意味着它需要逐步摆脱传统“研究领域”的概念局限，进入一个具有较为严谨的学科史、学科理论和学科应用研究三个维度的现代学科格局之中。换句话说，“广州学”不仅仅是一个研究领域，而且应该逐渐成为一门具有学科理论基础和未来应用指向的新兴学科。对于一门新兴学科，首先需要追问的是其在现代学科布局中的位置。“广州学”是在21世纪的学科格局中提出来的新学科，它理应具有现代学科的典型特征；这种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其之所以成立的现实语境基础与学科逻辑起点。
而《广州大典》的编撰，既是中国文献传统的集成与积累，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现代学术行为。它可以与“广州学”的现代学科特征形成一种看似相悖、实则暗合的呼应和对话。这种呼应和对话，是以一种既具中华学术传统特色，又带有很强的未来应用指向的面貌出现的。而这恰是城市或区域研究在现代学科格局中具有较高合法性的双重意义。“广州学”应该建立在《广州大典》的基础上，从这两个方向进行深化和拓展，才能不断夯实学科基础，形成学科前沿。本文尝试以“广州学”和《广州大典》为基础，讨论二者之间在现代学科体系框架内的逻辑关系，并通过这一讨论，揭示出广州学与《广州大典》研究的多种可能。一 现代学科布局视野下的“广州学”
进入20世纪下半叶，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布局就出现了种种新的状况。首先是造端于瑞士学者索绪尔的“语言论转向”，将语言学推到学科布局的核心地位，其影响至今未绝；随后又有来自德国学者卡西尔的“符号学转向”，来自法国学者福柯的“身体转向”；等等。而这些“转向”的背后，蕴含的是“文化”概念的重新崛起。[3]一方面，来自列维-斯特劳斯的文化人类学将地方性的概念追溯到卢梭，以其“民族学转向”（ethnological turn）为在地的、区域的、社群的研究撑开了一片天地；另一方面，所谓“普世”的问题在过去半个多世纪渐次全球化的时代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这说明，地方性（小传统）与普世性（大传统）之间的张力，其实是构成现代学科布局的基本语境。
如果这种语境是一对矛盾的话，按照马克思主义对矛盾的阐释，其主要方面应该是地方性，也就是小传统。事实上，在长期的西方学科体系中，“欧洲中心主义”构成了一个带有极大局限的“普世性”传统，而正是发端于卢梭、集大成于萨义德的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力量，才使欧洲中心主义的“一统天下”得到一定削弱，从而也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声”提供了可能。也就是说，自20世纪下半叶开始，是来自东方、东方学的地方性“小传统”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大传统”构成了话语权挑战，才形成了当前的现代学科体系。当然，这是在学理层面而言的；如果从学科建制的角度来对其加以反向追溯，也可以说现代学科格局的建立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进入21世纪以来的区域研究兴起，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现代民族国家的缩影：它在一个相对集中的空间内，展开单质文化或多元文化的研究，目的是维系既有文化传统，保存文化生态的多样性。
如果说上述概论是从文化人类学视角进行的学科布局考察的话，“广州学”的兴起在现代学科布局中还有另外一脉的线索可供追寻——文化地理学。在人类学意义之外，文化地理学对现代学科布局的影响，深刻表现在全球化与城市研究的相互关联之中。“随着19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进程，世界工业分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重心从老的工业国——美国、西欧和日本向亚太、拉美和迅速工业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世界经济增长与大城市发展相辅相成，全球化正在重塑全球城市体系，使得加入全球化过程的一部分城市增长迅速，而远离全球化过程的城市普遍处于衰退。”由此，“全球化背景下城市[4]区域研究成为20世纪80～90年代的热点”。从这一现实变迁与学术关切转移的谱系学来看，现代学科布局（区域研究）凸显的是在地城市的特殊性与全球化的普世性之间的关联。这同样也是一组对立的冲突关系，需要立足传统做出富有前瞻性的判断。
从这样相对宏观的学科建构视野来观察“广州学”和《广州大典》，就会发现其远非传统地方文史整理那么简单，其学术关切应该与国际学术前沿相结合，在地方性与普世性的张力中，凸显“广州”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心城市与全球城市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是能够为人类文化的发展、现代学科体系的构建，提供富有影响力的思想基础和实践经验的。同时，还值得指出的是，广州自古以来就是多元文化交融的前沿地带。这造成了“广州学”内部就有众多各不相同的文化传统，需要梳理和辨析；也使“广州学”在整体上具有全球化时代文化融合的样本意义，而这些文化之间的相互较量、角力，乃至对话、融合都保存于“传统文本+现实社会生活”的双重证据之中，有待“广州学”的深入探讨。概括而言，“广州学”作为现代学科体系的一部分，其理论基础在于文化学的重新兴盛与全球文化地理学（城市研究）的跨越式进展。可以说，“地方性知识”的合法性、地方城市经验的有效性，正是“广州学”得以建立的合法性之基石。二 “广州学”的文献基础及其拓展可能
一门学科的建立，需要有相当部分的文献积累，而其文献积累又可能成为学科发展的新生长点。《广州大典》保存了广州地方文献4000多种，充分构成了“广州学”的文献基础。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完全在于文献的保存，更重要的是对文献的利用和阐释。通过阅读、研究文献，使“广州学”产生新的发展空间，不断推动“小传统”与“大传统”对话，促使广州从历史到现实全面、深刻地与世界接轨，不但是“广州学”的题中之义，也是《广州大典》研究得以面向未来的重要方式。
当前对于《广州大典》的认识，主要是从地方史志的角度切入的，亦即对传统地方性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和抢救保护。但在现代学科体系的格局之中，这种带有很强传统学术研究的视角略显单一。这一方面因为《广州大典》的编撰本身倚重的是方志研究和文献整理队伍，其体例编排也基本是参照传统文献，依经、史、子、集、丛五部分类的格局进行的。但《广州大典》的研究与利用应在编撰队伍的研究方法与取向之外，别有新的突破。另一方面也因为“广州学”的提出时间尚短，尚未形成一种较好地利用文献、阐释文献的眼光、方法与机制，“广州学”与《广州大典》之间缺乏必要的互通互动。这其中不仅有学科认识论的问题，也有体制上的原因，如传统学科研究壁垒森严，人才队伍建设与流动性不足等。而“广州学协同创新中心”的建立，若能高质量、大面积地融括进《广州大典》的研究，是可以从研究观念与科研实践角度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的。
如果说科研实践的调整（如“协同创新中心”的研究范围调整、研究队伍调整等）是一个实务操作的问题，不易通过学术本身加以解决，那么，即使从研究观念更新的角度来说，《广州大典》作为“广州学”文献基础的重要意义，也是可以通过研究方法与取向的拓展，而得到相应的体现的。具体来说，《广州大典》不但可以在传统史志视野中对“广州学”的建立发挥更带有宏观性、基础性的作用，还可以在微观的研究课题、研究领域等角度，对“广州学”的未来指向提供可资借鉴的史料、经验。前者是对传统史志研究的升级与创新，后者则是对史料文献的再利用与新阐释。两者合力使《广州大典》与“广州学”研究形成一个有术有学、互为表里的完整学科整体。例如对于惠能研究而言，《广州大典》就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一般对惠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坛经》上，但以《广州大典》为基础进行梳理，惠能形象就显然带有岭南文化的地域性，它不但是建构当代岭南文化的重要资源，也可能为丰富中国佛教史研究提供路径。特别是惠能在传法时所表现的平民思想、坚韧性情，在《广州大典》所收录的典籍中多有显现，包括（明）黄佐《广州通志》、（清）吴荣光《佛山忠义乡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明）陈琏《罗浮山志》、（清）顾光《光孝寺志》、光孝寺法才《瘗发塔记》、（清）吴兰《南汉金石志》、（清）周广《广东考古辑要》、（宋）方信儒《南海百咏》、（明）费信《星槎胜览》、（清）大汕《海外纪事》、（清）阮元《广州人物志》、（清）尹源进《元功垂范》、（清）朱一新《无邪堂答问》、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等文献，都或多或少有所提及，需要加以收罗、整理和分析。因为惠能的这种心态、情感与形象，已经深刻地影响了今天广东人的文化心态。但这种文化心态的勾画，是必须建立在《广州大典》文献的基础上的。三 “广州学”与《广州大典》研究的多向拓展“广州学”与《广州大典》的相互配合，可以形成不同方向的拓展。概括来说，有“面向传统”与“面向未来”和“面向理论”与“面向实务”两组四个方向。
所谓“面向传统”，就是指对《广州大典》的研究，既可以从史料文献的角度进行有关广州的传统文化研究，如传记类收录大量晚清广东乡试课卷，是研究广东科举史、教育史的第一手材料；同时，还可以从地方性史料中找到带有普遍性问题的研究，从而形成对宏观问题的焦点式讨论。这种小切口、大问题的研究，不但符合现代学术写作的规范，也是人文社科类博士论文的极好选题。如《广州大典》政书类收录有大量广东咨议局的档案报告，可为研究晚清立宪史的变迁提供参考。
所谓“面向未来”，是《广州大典》的阐释应带有面向未来的关切。“地方性知识”可以为人类知识的前景提供某种参照、借鉴，这是现代文化人类学兴起的原因之一，也是中国传统“礼失求诸野”论断成立的基础。《广州大典》将散佚于“野”的文献搜集起来，重建地方史志传统，目的并非复古，也不仅是为了保存史料而保存史料；其意义在于为广州和人类未来的发展，提供某种可能。也正是如此，其选编原则“不选、不编、不校、不点”的“不干预”才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是为今人理解和重现过去的“广州”形象提供资料，也为未来子孙理解“广州”，乃至理解他们自己提供资料。在这个意义上，《广州大典》其实是人类文明走向的一个文化基因库，它记录一段历史，也昭示一个方向。另外，广州的未来不仅仅是城市管理与发展的未来，也是城市文化的未来。虽然在全球化的语境之中，但广州的优秀传统文化是其特色的立足之本。
上述研究方向正好形成一对互补的观念，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发展。当前，《广州大典》的研究主要还处于“面向传统”的阶段，需要逐渐向“面向未来”的方向发展和过渡，让更多的人知道“读史使人明智”的意义。不过，对于“广州学”的学科建设而言，更重要的是理论与实务两个取向的研究。
无论是对“广州学”，还是对于《广州大典》研究而言，“面向理论”的研究都是一个十足的难点。虽然传统方志是中国人文学术的特色，但其始终未能发展出一套带有现代性意义的理论体系，甚至“修旧如旧”仍是当前许多地方史志编撰的原则。但《广州大典》的编撰和出版，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方志传统的出离和超越。这主要表现在广州地方文献集中于明清以降，而这恰是中国现代性发生的起点阶段。换句话说，《广州大典》的史料文献，其发展脉络本身就具有现代性意义，这一点很可能为《广州大典》的研究者所忽视，因此值得加以一提。而这种现代性价值，是可以为“广州学”在现代学科布局中获得关键的一席之地提供支撑的。譬如，《广州大典》对辛亥革命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这种意义不仅表现在其中收罗了大量关于辛亥革命的笔记和参与者专著，更重要的是这些在辛亥革命前后出现的相关著作，是对当时社会状况、思想潮流乃至日常生活的解读，是构成重新阐释辛亥革命的重要文本依据。因此，《广州大典》不但可以丰富新文化史的理论价值，也可以为社会生活研究提供材料。这种由个案出发，最终上升为理论思考的学术路径，是现代学科体系中的基本方法，而也正因为此，“面向理论”的“广州学”和《广州大典》研究才显得尤为重要。“面向实务”的研究，是“广州学”的强项，却是《广州大典》研究的弱项。在当前关于广州城市发展的研究中，更多的参照是来自发达国家或其他兄弟城市的经验。这种横向的比较研究固然重要，但缺乏历时性的纵向比较，“广州学”往往显得过于实用、功利，而失去了学术的立基。《广州大典》的出版，可以较好地弥补这一缺憾，让广州城市建设与研究能够建立在深厚的历史传统上，形成明代的广州、清代的广州、民国的广州与当代的广州等一系列带有谱系意义的城市形象。这不仅有助于改变广州重商业轻文史的形象，也可以为广州城市形象营销提供更多元素。“广州学”的学科建立基础，要从整合营销传播、管理学和社会学等之外，另外挖掘出更深刻的历史传统，使它能够与国际学术对话，甚至出现带有普世性的地方性著作，这是当代修编《广州大典》的特殊意义。
总的来说，《广州大典》和“广州学”应该形成协同创新研究。两者各自发挥不同的优势，形成合力，对城市的精神形象加以改写和重构，才是“协同创新”的根本意义。另外，即使作为“城市学”组成部分的“广州学”，也应该具有强大的文献基础。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提出“城市学”概念的时候，就有学者提出应“建立城市[5]与城市问题的指标体系（标志集）、统计制度和数据库”，事实上，这也是其后30年来城市研究的基本取向。但这种指标体系却很可能没有考虑到文化（文献）维度，这不但是不周全的，也是不可持续且无特色的。无论是“广州学”，还是《广州大典》，它们的出现都是中国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的标志，也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有益探索，需要一代又一代学人从国际视野和理论高度地对其加以阐释和建设。但在具体进入建设阶段之前，应该对广州学与《广州大典》的学科框架关系做梳理，以凝聚共识，才能在学科建设之间形成合力。
[1]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东省广州学协同创新发展中心研究成果；《广州大典》与广州历史文化研究重点课题（2015G2202）；广州市社科规划、广东省广州学协同创新发展中心“广州学”研究资助项目（2015GZXZ02）成果。
[2] 谭苑芳，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目前主要从事宗教文化、宗教社会学、城市发展研究。
[3] 〔德〕佩茨沃德：《符号、文化、批评：文化批评哲学五题》，邓文华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第13页。
[4] 顾朝林：《巨型城市区域研究的沿革和新进展》，《城市问题》2009年第8期。
[5] 李铁映：《城市与城市学》，《城市问题》1983年第1期。试论广州学的基本属性[1]陈泽泓
摘要：本文对广州学的定义、性质进行初步研讨。以公认为显学之徽学、敦煌学以及以地名命名的北京学、延安学，以地岭南地区民系命名的客家学、潮学等为借鉴，提出一门学科定义的建立及认识是不断发展的。对城市学和地方学的概念作具体分析，提出城市学与地方学为两门不同学科，不宜视作互为别称，也不宜合称为城市地方学，广州学不管向哪一种方向发展，均有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但作为一个研究课题，一开始应明确其学科归属，以保证研究的科学进行。广州学是以广州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是一门边缘学科（或称交叉学科）、综合学科，属于应用学科。并对广州学的学科建构、资料积累、研究基础、研究定位及研究力量等提出己见。
关键词：广州学 定义 性质 研究
广州学概念的提出，是近几年的事情。对于广州学如何定义及其性质是什么，关系到广州学研究的开展，是一个有必要讨论的先决性重要课题。笔者才疏学浅，未从理论上深剖学理，故而探讨此类“学”的定位，只能以目前已被公认为显学之诸学以及向世人公布为学的各学为借鉴，试作剖析。一 综析诸“学”启示
百度百科对“徽学”的定义是：“徽学，即徽州学，狭义的徽学是指朱子理学。现在所称的徽学是广义上的徽学，是以徽州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它是指以徽州（包括今黄山市、绩溪县及江西婺源县）社会、经济、文化、思想、艺术、科技、工艺等为研究对象的、具有徽州特色的一种理念和学说的总和。徽学作为‘学’，它是一种能正确地、合理地呈现客观社会历史文化和现实文化的系统知识的学问、学理和学说。徽学业已成为国内地域文化的三大显学（敦煌学、藏学、徽学）之一。”观察这一定义，有三个启示：一是徽学的概念有狭义（原义，指朱子理学）与广义（今说，研究徽州文化的学科）之分。二是此概念只述及徽学的研究对象，并未直接指明徽学的学科性质。我们知道，对于任何一个对象，可以从多学科的不同角度进行研究，研究一个人，可以从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人才学等许多角度进行研究，故而，明确研究对象只是一门学科定义的要素之一，不能当作完整的学科定义。三是此处将同列于显学的敦煌学与徽学都说成“地域文化”（或称“区域文化”）。值得注意的是，这三大显学的学科地位为众所公认，此说如成立，则广州学也存在作为地域文化的可能性。
敦煌学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为主，兼及敦煌史地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是研究、发掘、整理和保护敦煌地区文物、文献的综合性学科。百度百科称其“与徽州学和藏学齐名，是中国的三大区域文化之一”。1925年8月，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在讲演时使用过“敦煌学”一词。1930年，陈寅恪在为陈垣编《敦煌劫余录》所作序中，概括了“敦煌学”的概念。陈寅恪提出敦煌学的含义，主要指整理和研究敦煌发现的文献资料（敦煌遗书）。经过演变发展，敦煌学的研究范围和内容拓展为5个分支领域，即敦煌石窟考古、敦煌艺术、敦煌遗书、敦煌石窟文物保护、敦煌学理论，这些包括敦煌学的概念、范围、特点、规律的研究，敦煌学在人类文化和学术史上的价值，研究敦煌学的现实意义，敦煌学发展史，等等。在此前后，英文中也出现了Tunhuang ology这个新词，敦煌学渐趋成为一门国际性显学。对于敦煌学研究对象的范围，学术界有不同意见，国际上有广义与狭义敦煌学之说，但不论研究范围的宽窄，“敦煌学是一门以地名学为基础，内容广泛，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多学科交叉的综合学科，这个特点是没有疑义的”（百度百科）。从以上内容，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些情况：一是将敦煌学定义为多学科交叉的一门综合学科，既肯定其学科的独立性，又不作定性；二是在指明以敦煌文物、文献为研究主体的同时，将地方性纳入研究范畴，即“兼及敦煌史地为研究对象”“以地名学为基础”；三是敦煌学完全是针对其实际情况定位，其包含范围的模式颇具唯一性；四是以“区域文化”为与藏学、徽学同列三大显学的通用之称。
以城市地名命名的“学”，20世纪80年代就有上海提出了上海学，其后，有北京学、杭州学、泉州学、温州学等。这些学的归类，多数提出归属于地方学，其研究宗旨是以地方为对象，根据各地的地方特色确定研究的分支科目。如“北京学”是在2007年12月举办的北京学学术研讨会上确立的概念，内容涉及北京城市、建筑、园林、宗教、艺术、商业、奥运以及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产业发展等，以中观到微观层次的调查研究为重点，积极开展北京城市及区域发展的综合研究和应用研究，努力为推进首都北京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文化建设提供决策咨询，为北京的可持续发展服务。其详细科目已包括有旧石器文化、都城文化、皇家文化、士大夫文化、军事文化、长城文化、漕运文化、驿传文化、语言文化、京剧文化和地名文化。侯仁之提出北京学应“立足北京，研究北京，服务北京”。由此看来，北京学一是以北京为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涉及诸多领域，形成多科目；二是研究内容贯通古今，以服务现实、提供决策咨询为重点。
反观岭南，自21世纪以来，客家学（客家学研究之开展不限于岭南，还涉及江西、福建乃至客家人分布的四川等地）、潮学等的研究热火朝天，不仅早就成立了众多的研究机构，而且研究工作硕果累累。
客家学，是以分布全球的客家人为研究对象，涵盖有关客家的文化、地理、历史、生活、社会、艺术、人物、经济、科技、体育等领域的一门学科，美国哈佛大学及日、法、韩的著名大学，均设有专门的研究部门，进行人类学、文化学、民族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诸多跨学科研究。进入新时期以来，在民俗学、语言学、人类学、建筑学、谱牒学等众多学科门类也出现了客家学研究的著作。近现代蜚声学界的一些著名学者，如历史学家陈寅恪、顾颉刚、朱希祖、洪煨莲，社会学家潘光旦，语言学家罗常培，考古学家李济等都对客家研究倾注过自己的心血。集大成者罗香林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客家学开山之作《客家研究导论》中，开列了12个客家研究应有的“节目”，并称该书做的只是其中的第一个问题，即“就客家问题各个方面，作个统[2]括叙述，使一般读者对于这个专题能有相当概念”。从而为需要长期进行的客家学研究奠定了基础。这似可以为广州学研究者撰写《广州学研究导论》所借鉴。
潮学是以分布在全球的潮汕人为研究对象，涵盖地理、文化、经济、人物、历史、哲学、社会等多个领域潮汕人文的一门专业学问。20世纪80～90年代，饶宗颐首倡建立关于潮人的学问，海内外学者踊跃响应，遂出现于学界。潮学曾用名“潮州学”，为避免误认为仅仅研究潮州市域人文的学问，自1993年《潮学研究》创刊及1997年“第二届潮学国际研讨会”起，均取名“潮学”，并为学术界所接受。[3]潮学建立之初，其定义从饶宗颐在《潮州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性——何以要建立“潮州学”》一文可以看到。据称“潮州地区人文现象，有需要作为独立而深入探讨之研究对象，应该和‘客家研究’同样受到学人的重视”“更有一个充足理由，客家学以梅州地区为核心，在清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嘉应直隶州未设立以前，整个梅州原是潮州所属的程乡（后来分出镇平、平远），长期受到潮州的统辖。……所以研究雍正以前的潮州历史，梅州、大埔都应该包括在内，[4]这说明客家学根本是潮州学内涵的一部分，不容加以分割的。”饶宗颐倡导建立潮学功不可没，此段话明确潮学研究对象是潮州地区人文现象，但认定客家学为潮州学内涵一部分的前提并不恰当，客家地区并不限于原潮州府地域范围。近年，中山大学教授陈春声提出，潮学研究应放在“历史人类学视野下”。因为“区域”在社会史的层面上是作为一个与人的思想和活动关联的分析工具而被使用的，因此，潮学研究的重心，是研究人的活动即潮州人的活动，而不仅仅是在潮州（潮汕）这个地方所发生过的事情。潮学研究应避免对区域社会历史的“特性”做一些简洁而便于记忆的归纳，而必须从区域历史的内在脉络出发揭示社会、经济和人的活动的“机制”，最终在更深的层面参与到一个更大的学术共同体的一些共同关注的问题中去，对整个[5]中国历史的重新建构或者重新理解能有所贡献。这也说明了一门学科的建立及对其定义的认识是不断发展的。
客家学、潮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人文现象，更多关注的是人的社会活动和历史发展规律。在将客家人、潮汕人视为族群（或称民系）的前提下，这类学科当属地域文化中以研究民系文化即人文现象为主的学科，与广州学的研究对象及研究重点有所不同。这也反映了以地方（人群）命名的诸学定义与内涵的复杂性和多元化。由此得到的启示是：广州学与广府文化研究既有联系而又有区别，不属于同一类范畴。二 城市学与地方学的关系
广州学的概念从一提出，对其作为一门学科的性质，就有城市学还是地方学的讨论。广州学倡导者之一丘昶提出：“作为一门新型的城市地方学，广州学具有不同于其他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的基本特[6]征。”现在看来，对于城市学和地方学的概念还需要进一步分析，城市学与地方学当为两门不同学科，不宜视作互为别称，也不宜合称为城市地方学。
城市学（urbanology），是一门从整体上研究城市产生、运行和发展的综合性学科，也是一门统领城市科学各分支学科的新兴学科。城市科学是研究城市的学科群体，而城市学是独立的综合性学科，它包含在城市科学群之内，是一个核心学科、牵头学科。现代城市学是随着城市的发展，为研究和解决日益增加的城市问题而产生和发展的。城市学一词最早出现于苏格兰生物学家帕特里克·盖迪斯于1915年出版的《城市的演化》（Cities in evolution）中。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是西方城市学的创建时期，30～50年代为发展时期，60年代以后为应用研究发展时期。美国学者曼弗德1966年发表的《城市的形式与功能》一书，被认为是西方城市研究的概括与总结，其核心是阐述城市发展与人类文明的关系，研究目的是发现和掌握城市发展和运行规律，以便采取相应的调控措施，高效率解决城市运行中的问题，促进城市按照人们预期的科学方向发展。研究重点是城市本质、城市成因、城市机理、城市发展规律、城市的中心地位与作用、城市状态、城市问题（城市病）、城市关系、经济全球化与城市新形态、知识经济与城市结构重建、城市战略等。有学者力图在城市科学中建立一门最高层次的理论学科。日本学者矶村英一首先用“城市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命名。他在这个名义下进行的研究基本上局限于城市社会学，并未真正形成城市科学中最高层次的理论学科。1965年矶村英一领衔的日本城市科学研究会改名为日本城市学会，1972年在他主编的《城市问题事典》增补了“城市学”条目，提出城市学研究的内容，1975年出版了《城市学》一书。1979年美国出版的《韦伯斯特英语大辞典》第一次收入“城市学”一词，标志着城市学成为学术界接受的一门学科。粗略统计，研究“城市”的学科有20多种，最主要的有城市建筑学/规划学、城市社会学、城市地理学、城市经济学、城市生态学，此5门子学科被称为城市基础学科。在中国，1982年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宋俊岭首倡建立城市学。1983年时任辽宁省委书记李铁映在《城市问题》第3期撰文提出：“开展城市研究，学习和运用城市学的理论、方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984年在建设部和中国科协领导下，建立了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一大批学会、团体相继成立。1985年钱学森在《城市规划》第4期发表《关于建立城市学的设想》。1986年北大梅葆华、江奕球开办《城市学讲座》。[7]1988年，江奕球的《城市学》、宋丁的《城市学》分别出版，各种书籍相继问世。
地方学的概念也被使用。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于2006年在北京举办全国地方学与地方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扬州、泉州、台湾新竹先后举办过地方学研讨会。延安学论者提出：“中国共产党在延安13年，……创造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是一种全新的、开放的、创造性的新文化。这一文化首先最集中地体现为‘延安学’。但是，延安学又是一门特殊的地方学，是一门特殊形态的中国学。”“延安学研究的对象是延安，……延安学的定位对象是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创造的革命历史文化，换句话说是研究延安时代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简称延安文化。这是狭义的延安学。”“‘延安学’是一门以地名命名的地域文化学，从历史和地理的角度定位，重点是把延安时代（1935～1948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辉煌的这一时期作为研究对象。”“总之，‘延安学’是以延安社会、经济、文化、思想、艺术、科技、工艺等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它涵盖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从研究黄帝文化到延安文化是一门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学问，也是有着广阔前[8]景和世界意义的一门新兴学科。”由此理解这门“特殊的地方学”，既包罗万象又有特定指向，说到底，就是研究延安历史文化的一般现象与特殊现象的学问。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是内蒙古第一家以行政区划命名的地方学研究团体，该会副会长包海山认为，地方学是在地方文化研究基础上所创建的达到学术层次的新的学科知识体系。一方面要立足当地，研究各具特色的现象，形成个性；另一方面要跳出地方来研究地方，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形成共性。地方学应是以地方冠名，以与地方相关的某一领域为研究对象，也是一门综合学科。由于“地方”这一概念的含义，是包括领域、处所、我国中央以下各[9]级行政区域的统称，取名地方学可能造成多解，故有的学者提出了“地域学”的概念，将北京学、澳门学、潮州学、敦煌学、藏学、西夏学，乃至韩国的“首尔学”，统统归属于地域学，并认为：“‘学’较之‘研究’，区别在于‘学’的内涵更深、外延更广，至于‘研究’而能成‘学’，关键在于具备独特的研究对象、发展历史、成果积[10]累、知识体系、理论方法与社会需求。”对“研究”与“学”的区别不失为一种认识，但将情况不一的以地名冠名的“学”，统统归类于“地域学”，似有望名生义的简单化之嫌。
比较城市学、地方学两个概念的内涵，其适用范围不同，研究重点也有所区别。相同之处，在于同是以地名冠称，同是以一地为研究对象，同是综合性学科；不同之处，在于学科构成要求不同，研究重点不同，研究目的不同。一般来说，地方学更侧重于区域文化的历史与现状的研究，城市学则更侧重于城市发展规律的研究。广州学不管向那一种方向发展，均有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研究者可以各自选择，不必拘泥于那一种学科方向。作为边缘学科有不同侧重点，这种情况是存在的，如地理历史学，也有称历史地理学，在高校的设置，或在地理系，或在历史系，视导师自身的理论主张及研究方法和侧重点而定。但作为一个研究课题，是做地方学还是城市学的研究，则在一开始应该是明确的，否则会造成研究的混乱，影响研究结论及成果水平。三 余论
综上所述，广州学是以广州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是一门边缘学科（或称交叉学科）、综合学科，属于应用学科。广州学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出发，可以从属城市学，也可以从属地方学，视研究者研究的重点与宗旨而确定。作为一门先立名目而后按照学科要求开展研究工作的学科，不同于那些已在大量研究成果之上自然形成的显学，在研究之初不妨将路子放得宽一些，顺其自然地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到一定程度再作归纳提升。对广州学的定义，也不妨从狭义与广义两个方面定义，使研究空间更为广阔。广义的广州学，可以将以广州为研究对象的各种科目都视为内涵，而作为一门学科，广州学的基本构成则包括基础理论、分支理论和方法论。其基础理论部分，参照美国学者曼弗德的《城市的形式与功能》一书，其研究内容是城市发展的普遍规律及历史过程，城市化的一般规律；有关城市化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城市的分布与社会经济整体（区域和全国）的关系，城乡的区别与联系，城市的人口规模、用地规模及其客观依据和现实意义，城市的自然结构、社会结构、空间结构等的内涵；对城市发展的作用与城市功能的关系，城市的主要职能和基本功能及两者的关系，城市中心作用的客观性及普遍性，城市精神文明的特点，城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内涵和外延。分支理论是城市学的主体，除了城市科学的各分支学科，还应该包括资料文献学、应用学。城市学的应用部分包括城市人口问题、住宅问题、就业问题、交通问题、治安问题、环境问题等。城市学的方法论部分，其研究领域包括城市的发生与发展、结构与功能、组合与分布等方面的客观规律，以及各种城市问题产生、发展与解决的机制，既要研究城市的共同规律，又要研究不同类型城市的特殊规律。
广州学的研究应重视资料积累。广州学是一门以广州为研究对象的综合学科，其所需要的资料，浩如烟海，必须建立相应的文献资料室和数据库。《广州大典》的编辑出版，固然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但只占广州研究所需资料中很小的比例，这是因为已经出版的《广州大典》辑录的除了地方志专辑收集至民国时期之外，绝大部分文献只收集到清代，而且只限于在广州地区印制的著作。广州学研究的课题离不开现代与当代，这方面的资料（包括外地乃至国际上对广州研究的文献成果）需要下大力气去收集。广州学研究在收集资料时，应注意学科材料的广泛性。有澳门学研究者指出，澳门学所建构并环绕的知识系统应“与其卓越深广、引入胜的知识系统相适应，承载这一知识系统的澳门学材料既有数百年积累、由各种文字组成的卷帙浩繁的典籍档案，美不胜收的文化遗存等实物形态，亦有饱含其历史遗韵的现实社会、散佚在民间生活中风俗人情乃至语言习惯等精神文化形态”。关于澳门档案、文献、报刊及碑刻的文物数量，目前仍无准确的统计，除了澳门和葡萄牙两地档案馆数以万计的档案外，葡萄牙外交部历史档案馆还有不少关于中葡关系和澳门的档案，以及大量的报刊、游记、信件、回忆录等。“面对这些历史的、现实的、物质的、精神的，有待长时间挖掘、解读、整理、利用的大量材料，有理由让人相信：澳门学完全可以比肩甚至超越被誉为世界文明奇迹的敦[11]煌学。”广州的历史悠久、对外交流也远比澳门的对外关系要广得多，现代城市发展中积累的相应材料更浩如烟海，因此，广州学研究材料的丰富性、广泛性和学术价值远非澳门学所能比拟。不管是将广州学视为地方学还是城市学，在学科材料的收集上要下大力气。
广州学的研究是建立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以广州为研究对象的各种学科研究。对它的研究并非始自近年，仅以历史学为例，就有诸多部《广州史话》《广州外贸史》《广州简史》《广州通史》以及陈代光的《广州城市发展史》、龚伯洪的《广府华侨华人史》等成果；在历史地理学方面，有曾昭璇的《广州历史地理》；等等。至于相关论文多不胜数。对广州学的研究是建立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因此在系统的研究之前，必须着手建立广州研究文献目录的整理工作，使广州学的研究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
广州学研究必须突出广州的城市特质，其研究分支重点应有本学科特色。除了原有公认的“四地”（海上丝路发祥地、岭南文化中心地、民主革命策源地、改革开放先行地）的城市特色之外，随着城市发展的形势，广州城市地位的提升，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研究，以及对城市的人文现象的研究，服务于当代的经济社会发展，都是具有超出广州范围的十分重要价值的课题。广州是国家中心城市、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现时的目标是建设现代化国际商贸城市和世界文化名城，因此对广州的研究定位要高，应着眼于全国和国际的高度，在此高度进行借鉴、比较也很重要。
广州学既然是一门综合学科、边缘学科，其研究是一个全方位的城市研究，涉及多领域多学科的研究，仅靠专业研究机构的力量远远难以胜任，因此需要广泛利用高校和学术研究机构的力量，协同做好此项研究。建议广州学研究基地与相关研究机构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举办各类学术研讨会、学术交流活动，逐步形成广州学的研究团队和氛围，推动广州学研究走出广州，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1] 陈泽泓，历史学研究员。广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原副主任、《羊城今古》原主编，广州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兼文史学术委员会主任，《文史纵横》主编；中国地方志学会学术委员，广东省地方志书审查委员会委员、广东省省情专家、广州大典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专家、广州大学特聘研究员。出版《广府文化》等专著23部，发表论文200篇。
[2]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兴宁希山书藏，1933。
[3] 《潮学研究》开始由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和汕头大学潮汕文化研究中心合办，后由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和韩山师范学院合办，现由韩山师范学院国际潮学研究会主办。
[4] 饶宗颐：《潮州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性——何以要建立“潮州学”》，载黄挺编《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第572页。
[5] 陈贤波、杨培娜：《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潮学研究——记陈春声教授》，《广东潮讯》2008年第1期。
[6] 丘昶、黄昕：《广州学引论》，广州出版社，2014，第13页。
[7] 江奕球：《城市学》，科普出版社，1988；宋西：《城市学》，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
[8] 郭必选：《延安学：一门研究中国新文化节的新兴学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6月22日。
[9]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第1494页。
[10] 胡阿祥：《“地域”如何成“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3月5日。
[11] 郝雨凡、汤开建、朱寿桐、林广志：《全球文明史互动发展的澳门范式——论澳门学的学术可能性》，《学术研究》2011年第12期。[1]广州学的学科建构研究[2]周凌霄
摘要：本文对广州学的界定、广州学的学科属性、广州学研究的方法、广州学研究的内容等进行了分析，阐述了目前广州学研究中存在的困难并提出了如何加强和推进广州学研究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广州 广州学 城市学一 广州学能否成为一门学
广州学能否成为一门学？这是在很多旁观者甚至对广州研究有较大兴趣或较多投入的研究人员中都存在的困惑，因为从纯粹学理或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广州学似乎难以构成一个独立的学科体系，更何况不管是地方学，还是城市学，在国内外对其学科的特性都存在较大的争议。以地方学为例，国内有学者认为：地方学是因地名学，以地名学，用地方名称命名学问，以某一地区为研究范围，是研究地方的综合性学科。根据区域划分学科，或者说把某一个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区域、地方甚至国家作为某学科专门的研究对象。根据研究的地域类型不同，地方学又可以分为城市地方学和区域地方学（张宝秀等，2013）。应该说，这一观点代表了国内从事地方学研究学者的主流观点和认识，也是我们在解释城市学或地方学时较多使用的概念。但我们也要看到，作为地方学的研究，在规范的学科概念意义上来说，并没有得到官方的正式承认，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中，既没有地方学，也没有城市学。从国外的研究来看，虽然美国、欧洲、日本都有人在从事城市学的研究，并被称为城市学家，但在西方许多权威辞典、大全和百科全书中，连城市学这一词条都没有收录。
所以，就目前来说，把广州学称为一门“学”，看起来似乎很难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但我们都知道，鲁迅先生有句名言：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作为岭南文化中心，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起点和改革开放发源地，不管是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不管是从理论还是实践的高度，对其文化、经济、城市、社会等诸多方面发展与变迁的过程进行深入考察与研究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只要有足够多的学界同人，用足够的投入与热情去参与，坚持不懈地研究广州，并且研究出一批高水平的成果，培育一批研究人才，广州学自然有得到学术界认可的时候。二 广州学的学科属性
如前所述，地方学是用地方名称命名的学问，是研究地方的综合性学科，并以某一地区为研究范围。虽然这一表述并不一定完全适合以地命名的研究，例如敦煌学、延安学，其研究对象或范围可能远远超出了地名所局限的领域，但这一定义对于绝大部分以地命名的研究来说是适用的。同样，广州学就是以广州这一特定地区为研究范围，以时空的变化为脉络，研究广州历史和现实空间中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演变的学科。它属于城市地方学的范畴，同时因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的复杂性，又是一个跨越单一学科范围的综合性学科和多学科之间的交叉学科。
作为城市地方学，一方面和国外的东京学、伦敦学、罗马学等，国内的北京学、上海学、泉州学等相类似，广州学的研究同样应该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需要结合广州这一地域的独特条件，开展和推动广州地域范围内的人居和城市关系的研究。这是因为，越是地域的，就越是世界的。另一方面，作为国内的特大城市和有着数千年发展历史的广州，其可供研究的资料、可供选择的研究对象，以及研究可以跨越的时空维度都是非常大的，这一特征决定了广州学的研究又具有高度复杂性，很难在单一研究方法、单一学科范畴内解决问题，必须要超越研究初期广州学学科框架体系不健全的制约，立足于广州的现实和未来，按照文理兼容、中西交汇、学科交叉、优势互补的原则去开展研究。因此，广州学必然是一个综合性和交叉性学科，是建立在多学科基础上，以广州为研究对象，通过多学科知识和研究方法的交叉运用，统领广州城市和地域研究的复合体系。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广州学的学科架构，大致可以建立在这样一个框架上，即以城市学为主干学科，以管理学、社会学、地理学、历史学、经济学、艺术学等众多其他学科为支撑学科。三 广州学研究的原则和方法
考虑到广州这样一个特大型城市的复杂性，开展广州学的研究，应该秉持这样几个基本的要求：一是系统思考。不管是从历史到现实的时间跨越，还是从城市中心到边缘的空间转换，对广州的研究都应该既见树木，又见森林。二是区域发展。即从广州这一特定城市的地域空间演变、人口、经济、社会等角度开展广州学的研究。三是协同创新。这种协同，体现在城市自身的发展及学科研究中的合作两大层次上。
在具体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广州学研究不应拘泥于各学科的专业化细节，而是借鉴各分支学科的研究方法中与城市整体关系密切的那些部分。例如，对于城市规划，在广州学的研究中，可以只涉及广州市规划的地位和作用，对广州城市结构形成、空间利用及今后发展的影响规律，以对其开展定性研究为主并辅之以一定的统计分析，而不去研究如何完成城市规划和实施城市规划等属于其他学科的具体技术细节问题。
在具体操作层面上，研究方法应该涵盖文献分析、案例分析、田野调查、比较分析、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等。四 广州学研究的内容
由于广州学作为综合性和交叉性学科的特征，其研究内容的边界范围虽然可能非常广泛，但也不是纷繁复杂，无所不包，其具体的研究内容，应该大致界定在以下几个领域。
一是对广州城市中人的研究。城市现象从外貌方面来说可看作建筑物的集合体，但从社会现象方面来说则是人的集合体，城市只是生活的空间载体，所以发现广州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与广州城市发展的关系，以及与其他社会环境条件不同城市中人的特性进行比较研究，可以构成广州学研究的重要命题。
二是对广州和周边地区的研究。城市和地区关系十分密切。地区不仅指土地、地形、地盘等，还规定着人们居住的范围。城市问题的展开虽然几乎都是以行政区划中的“市”为对象，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城市对周边的辐射和影响力与周边地区对城市的亲和力和支撑度。
三是对技术、生活与城市演变的研究。城市生活以居住为出发点，但城市生活的机能正在逐渐分化，成为人们规划城市社区的理论根据。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广州，其科技、社会结构、政治体制的变化，如何在时空的范畴内改变城市的生活，并且如何成为推动城市演变的动力，是广州学的研究需要关注的另外一个重要领域。
四是对广州行政与治理的研究。城市学就其内容而言，不可回避管理这个领域。城市治理能力的提升及其现代化，直接关系广州城市生活的质量、城市的竞争力乃至公共安全。。
五是对广州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作为岭南文化的中心地，广州城市文化的发展演变、广州历史文献与典籍、广州的艺术等，同样是广州研究中的重头戏。五 广州学研究的推进
一是要有一个重视地方学研究的地方政府。中国的学术研究，很难完全脱离政府的支持和引导。作为广州学而言，其研究的成果，可以直接服务于广州的城市发展，直接服务于广州城市文化资本的提升，直接服务于广州作为世界文化名城和国家中心城市的建设，其学科的深入研究和横向展开，还可以为广州地方政府的决策提供咨询建议和发展对策。从国内其他城市，例如杭州的经验来看，政府大力支持以城市命名的学科研究亦有成功先例与范式可以遵循。所以，从进一步提升广州的文化软实力，进一步提升广州在国外的影响力等多方面考量来看，广州地方政府完全有必要加大对广州学研究的支持力度，从人才的培育、地方单位研究人员身份壁垒打破、科研评价与考核体系建设等方面入手，进一步推动广州学的整体研究水平，以提升广州的城市文化品位和综合实力，提升广州的国际形象和文化影响力。
二是要有一批愿意从事广州学研究的机构。研究机构是聚合和吸纳专业研究人员的载体和依托，目前广州地区开展与广州学有关研究的研究机构不算多，系统从事广州学研究的机构更少，主要是几所本地高校的研究院、文史馆以及政府智库。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广州大学广府文化研究中心、广州市文史馆等单位，是系统开展广州学研究的主要机构。但相对于广州学所涉及的范围和研究的对象而言，紧靠这些部门是不够的，需要广州市有更多的专业研究机构或者社会研究机构加入广州学研究的队伍之中。
三是要构建一只强有力的研究队伍。学科的建构、研究的学术影响力，建立在一支强有力的研究队伍基础之上。目前，从事广州学研究的科研人员，在年龄结构上，存在青黄不接的现象；在知识结构上，存在文理不均的现象；在能力结构上，存在重理论轻应用的现象；此外，还存在单位身份壁垒难以打破，研究成果难以共享等问题。凡此种种，严重制约了广州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针对这些问题，以广州大学为例，近年来在此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例如在研究生中专门开展广州研究的课题立项，开展广州蓝皮书研究立项，以加大广州学研究青年人才的培养力度；广州发展研究院近年来从国内知名高校引进了数名青年博士，同时大力提倡不求所在、但求所用的人才观念，在国内外聘请知名学者担任专兼职研究员等，通过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研究力量的不足。但是从整个广州地区而言，如何吸引更多更优秀的中青年研究人员从事广州学的研究，是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
四是要产出一批好的成果。学科的建设，一定是建立在一批高层次、高水平的学术成果基础之上的，只有通过高水平成果增加广州学研究的显示度，才能得到学界同人的认可，广州学的发展才不会流于形式。现在，广州发展研究院组织出版了《广州学评论》集刊，正在组织出版广州学系列丛书；文史馆也组织专家出版了一批广州历史、文化、人文领域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扩大了广州学的影响力，但从成果的整体数量以及部分成果的学术价值而言，广州学的研究需要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集中、大量的产出一批优秀成果，才能满足较快地扩大自身影响力的需要。
五是要有协同创新的精神和国际化的视野。虽然广州地区的高校、科研机构和政府智库机构都有学术力量在从事广州学方面的研究，但基本上处在各自为战、彼此分割的状态，研究团队相互独立，在研究领域和研究项目上缺乏制度化的交流平台和协同创新，使得有关广州研究的成果既不系统，也没有形成应有的学术影响力。有鉴于此，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在2013年申报认定了省级的广州学协同创新发展中心，希望能够通过人才资源的聚合，创新协同研究的平台和机制，建构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优长学科，打造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具有较大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学术平台。同时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一平台，加强广州学研究的国内外交流，实现与国际学术界的有效对接，培育具有国内外影响力的城市研究品牌。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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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孟潮：《关于城市学研究起步的设想》，《城市》1992年第12期。
仝建平、张有智：《关于地方学研究的几点思考》，《社会科学评论》2008年第2期。
严昌洪、汤蕾：《国内外城市地方学研究综述》，《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张宝秀、成志芬、马慧娟：《我国地方学发展概况及对北京学的再认识》，《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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