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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约瑟夫·康拉德著,许志强译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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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的注视下试读：

中译本导言

该篇情节也富于俄国色彩。主角拉祖莫夫是圣彼得堡大学的学生，为保护自己，把到他家中避难的革命党人交给了警方；由于他的告密行为，那位革命党人遭到秘密处决。小说主要是讲述这样一个故事。主角的告密和忏悔构成全篇脉络，而告密者最终受到惩罚。我们看到，这其实是个“罪与罚”的故事，是俄国读者并不陌生的故事，叙述多了点“局外人”的观察和评判。

背景设在圣彼得堡和瑞士日内瓦。时间没有明确交代。从革命党人哈尔丁谋杀国务大臣P先生的情节可以得知，故事发生的时间当在1904年，“第一次俄国革命”前夕。P先生的原型是沙俄内政大臣维亚切斯拉夫·康斯坦丁诺维奇·冯·普勒韦。1904年7月，普勒韦在圣彼得堡乘坐马车时遭遇刺客投掷炸弹身亡。小说描写道，革命党人哈尔丁伪装成农民，在街边投出自制炸弹，将乘坐雪橇的P先生（及一些无辜路人）炸死，后潜逃至大学同学拉祖莫夫家中，准备乘坐一位农民朋友的马车逃离俄国。细节未必与史实相符，所述氛围和场景并非全然出于虚构。尼古拉二世执政时期人心动荡的局面也传达了出来。这些背景交代对于一部“政治小说”来说是不可少的。

此书读来引人入胜，尤其是主角的困境和悲剧，让人牵肠挂肚。利维斯的论著《伟大的传统》（袁伟译）对康拉德推崇备至，讲到这部小说时却不是太感兴趣；认为它“相当出色”，但艺术成就不及《特务》。

小说分四个部分；拉祖莫夫的告密出现在第一部分，这是决定性情节；可以说第一部分是主干，其余三个部分攀附其上。此书写得最精彩的也是第一部分。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罪与罚”的故事，对“罪”的描绘未必胜于对“罚”的漫长叙述，两者同样有分量；而人物跨过“罪”的门槛，这个过程的描述似乎最容易引起兴趣。二

拉祖莫夫的告密，虽非卖友求荣，却是怯懦的自保行为，不能不说是卑劣的。从情势上讲，这么做也无充分理由。哈尔丁只是暂时躲避一下，并没有打算赖在他寓所里。如果单为自保，将哈尔丁赶出门去就行了，何必充当叛徒，跑去警察局告密？

除了害怕专政机关追责，这里有两点不可忽略。一、哈尔丁不是拉祖莫夫的朋友，两人素无交往。哈尔丁突然闯入拉祖莫夫的生活，使后者被动卷入一桩政治事件。二、拉祖莫夫并不是革命党人，严格说来也称不上叛徒。为什么不能从别的角度看待其行为？既然哈尔丁可以通过行刺表达政见，拉祖莫夫也可以通过告密表达政见，两者应该有同等权利。

话虽这么说，要为这种行为辩护，道德上很难站得住脚；尤其是告密者手上沾着烈士的鲜血，就更难为之辩解了。

拉祖莫夫徘徊街头，愁思百结，陷入思想斗争；他要为自己的困境找到出口。这位素来不关心政治的年轻人，开始思考意识形态问题。在孤独的境地中，他的思考有了结果。小说这样写道：

无尽的广袤和无数的人群让拉祖莫夫获得一种几乎是肉体能够感觉到的印象。他以俄国人生来享有广袤和人群的那种欣喜之感回应这种印象。在华美无垠的天空下，积雪覆盖无尽的森林、冰冻的河流、广阔的乡村平原，将那些路标、大地上的不测事件抹去，在清一色的洁白之中让万物等同起来，就像一张巨大的空白纸页等待着一种难以想象的历史记录。它覆盖着这片消极顺从的土地，有着无数人的生命……它是一种神圣的惰性。拉祖莫夫对它感到一种敬意。一个声音像是在他体内叫喊：“别去触动它。”这是一种耐久、安全的保障，当那种成熟命运的辛苦劳作在继续进行时——造就它的并不是革命的那种热烈轻浮的行为及其易变的冲动——而是和平。它所需要的并不是一个民族的矛盾冲突的抱负，而是一种强大而统一的意志：它要的不是众声喧哗，而是一个人——强大而统一！

这是拉祖莫夫思想转变的关键，从一个同情自由主义的学生转变成仇视革命的保皇派，他找到了内心的某种启示，并为这种令人折服的启示着迷。他感悟到民族苦难的历史、人民的忍耐和土地的沉默，认同其富于宗教性的“消极顺从”的性格，并渴望归顺于“强大而统一的意志”；也就是说他反对革命，支持极权。因此，他把哈尔丁视为“分裂”的代表，意识到必须划清界限。他说：

哈尔丁意味着分裂……他那种愤慨，他谈到奴役——他谈到上帝明鉴是什么意思？这些全都是意味着分裂。一个民族变成分崩离析的群体，像风中的尘土一样无助，相比之下成千上万的人忍受痛苦是要更好。蒙昧主义比煽动性的火炬之光更好。种子在夜里发芽。从黝黑的土壤里生长出完好的植物。但火山喷发却是贫瘠的，是肥沃土壤的毁坏。难道我，这个热爱祖国的人——这个除了爱和信念一无所有的人——难道要让我的未来，说不定是我的有用之才，让这个血淋淋的狂热分子给毁掉吗？

拉祖莫夫需要为自己的处境考虑，这是他思考的动机；而他更需要树立信念，从而抵御这个时代形形色色的思想冲击，这也体现其内在的道德需求。不过，他似乎无视“成千上万人忍受痛苦”的现实；他对“蒙昧主义”的支持难道不是一种赤裸裸的反动？他是否在刻意回避现实的奴役和黑暗？

小说对此补充说：

当然，他根本就不是那种落伍的反革命分子。事事都称不上是最好的。独裁官僚政治……胡作非为……贪污腐败……等等。需要有能干的人。开明的头脑。忠诚的心。但绝对的权力应该要保持——为那个人所准备的工具——为未来伟大的专制君主。拉祖莫夫相信他。历史的逻辑让他变得不可废除。人民的状况需要他。“此外还有什么，”他满腔热情地暗自问道，“可以将所有这些大众朝一个方向移动？没有什么可以做得到。除了单个的意志之外，没有什么可以做得到。”

他相信，他是在牺牲个人对自由主义的渴望——为了严峻的俄罗斯真理而排斥那种诱人的谬见。“这是爱国主义，”他在心里发表意见说，然后找补道，“这条路上没有半途而废的事情，”接着便暗自评论道，“我不是懦夫。”……

到这里，拉祖莫夫的思想逻辑完整建构起来。总之，他是在寻找立场，不是给自己规定一种超然离群的自给自足的思想方式；他必须从意识形态的斗争中确立信念。他的思想非但没有脱离意识形态论争的焦点，即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难以回避的立场冲突，恰恰是在这种冲突中寻找其艰难的立足点。至于说他决意排斥“个人对自由主义的渴望”，并将自由主义视为“谬见”，那只是为了“严峻的俄罗斯真理”；而他相信，为了这个“真理”有必要牺牲个人自由。

可以看到，俄国的“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之间的思想斗争，以一种浓缩的形态汇聚在拉祖莫夫的内心独白中。从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到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等，近百年间，这种思想冲突并未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它进入知识分子的头脑并与之纠缠，总是难分难解，显示“受困扰的社会”（theimpactedsociety）的某种本质。而从自由主义到保守主义的立场转变，让人看到这种变化特有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

小说叙事人这样评论道：

在俄国，……许多勇敢的文人最终都从徒劳而无尽的矛盾冲突中转向这块土地上的一个主要历史状况。作为疲倦的无信仰的人，为神恩所触动，他们转向独裁政府，为了他们爱国良心的平静，转向其父辈的信念，为了加护精神的安宁。像他之前的其他俄国人，拉祖莫夫，在和他自身的矛盾冲突中，额头上感觉到神恩的触动。“历史的逻辑”、“父辈的信念”、“爱国的良心”……拉祖莫夫由此成为正统意义上的皈依者。他说：“……如果我必须受苦，那就让我至少为我的信念受苦，而不是为我的理性——我冷静优越的理性——所排斥的那种罪行受苦。”

拉祖莫夫一路上的思想斗争，让他逐渐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依据。他的思想话语我们似乎并不陌生。从某种意义上讲，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认可的是同一组语汇——“法律、诚实、秩序和安全”，而具体如何兑现，主张不一致。分歧并非出现在截然对立的两大阵营之间，而是出现在同一个头脑当中，构成自我冲突的对话。

拉祖莫夫试图抵制自由主义的诱惑，并不能说明他的理性“冷静优越”——他何尝不是在接受另一种诱惑。且不说他对自由主义和“俄罗斯真理”的诠释是否站得住脚，他的立场说明，他不仅要排斥自由主义，也要排斥自我冲突的现实；也就是说，他拒绝现实的矛盾、分裂和变异，现实的“矛盾冲突的抱负”，转向宗法社会的古老信念，接受强权意志的诱惑。从他隐喻性的独白语言中，不难看到其选择背后的传统——“苦难哲学”的冲动，“土地”和“人民”的情结；对“苦难哲学”的美化，对“土地”和“人民”的神圣化，等等。它体现俄国人典型的情感主义立场。如果确实存在着一种所谓的“俄罗斯真理”，那只能说是一种为奴役辩解的宗教哲学。拉祖莫夫的额头感觉到“神恩的触动”——与其说这是“冷静优越”的理性所起的作用，不如说是俄国的“圣愚”传统对他的点化。他漫长的内心独白给人一种奇怪的印象，仿佛他不是在为“告密”寻找理论依据，而是“告密”成为他人生的重大契机，让云雾笼罩的“神圣启示”得以水落石出。三

有论者认为，《在西方的注视下》包含康拉德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对话。从上述分析中，似乎不难看到其对话的思想性质。

康拉德素来反感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可以说是极其厌恶；他憎恶后者身上的“俄国性”（Russianness），那种“野蛮、无法无天和东方化”精神。收录在《文学与人生札记》中的《独裁与战争》一文，谈了他对“俄国性”的批判和否定。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秉持“根基论”的斯拉夫主义者，诋毁欧洲，嘲弄理性主义，自然引起他反感。并非由于他是英国人或西方人的缘故，恰恰因为他也是斯拉夫人，是惧怕俄国专制的斯拉夫人。写一部俄国题材的政治小说，研究这个斯拉夫民族的“心理状态”及道德意识，表达他身为波兰裔英国作家的见解和预感，这是《在西方的注视下》的创作动机。

康拉德不惜牺牲小说创作应该具有的客观中立的调子，借助叙事人之口说出他的见解。他的小说观念深受法国传统（福楼拜）影响，倾向于超然节制的冷静叙述，可在这部小说中他显然急于要说出意见，和他反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做法差不多。他说，讲述拉祖莫夫的故事“是个困难的任务”，因为它“不是以叙事的形式做一份怪人的记录摘要”，而是要设法找到某个关键词，表达对俄国境况的认识；“这个词能够站在书中一切字词的背后”，标明其道德上的发现。他认为，这个关键词就是“犬儒主义”。

为什么说是“犬儒主义”？

因为这是俄国专制统治和俄国人反叛的标志。它那种以人多为荣的自豪，它那种以圣洁自负的怪异姿态，以及那种在苦难中乐于自我贬低的隐秘意愿，此中的俄罗斯精神就是犬儒主义精神。它诉诸于她的政治家宣言，她的革命家理论，还有先知的神秘预言，到了这样的程度，把自由说成是一种放荡淫逸的表现，认为那种文明人的德行实在是显得不成体统……

不采用欧式理性主义框架，这类诠释就找不到准确的调子。小说用一位英国绅士做叙事人，进行观察和评判，意图也就不难理解。这种安排绝非为了局外人的中立，而是赋予必要的价值衡量尺度。康拉德认为，他对俄国的看法只是常识性判断；只须留心考察“俄国人的性格在暴虐无道的压力下所产生的道德和情感的反应”，似乎不难得出包含普遍人性的公式，诸如“无知的暴虐激起无知的绝望”等。他认为，小说主人公的困境和悲剧便是发生在这种“道德境况”中。

从作家对“犬儒主义”的解释可以看到，他对“俄罗斯精神”并无好感，不乏讥诮贬抑。他对革命和革命分子也没有好感。描写日内瓦的章节，几乎全是漫画式人物；那些侨居国外的俄国革命家，以巴枯宁为原型的彼得·伊万诺维奇等人，可笑又可怕，都是用讽刺挖苦的笔调写出来的，一个比一个滑稽。

关于革命，小说作了这样一番评论：

在一场真正的革命——不是简单的改朝换代或只是体制改革——在一场真正的革命中，最出色的人物不在前台。暴力革命首先是落到那些心胸狭窄的盲信者和专横暴虐的伪君子手中。然后轮到这个时代所有那些自命不凡而才智不足的人了。这些人就是领袖和领导。您会注意到我把那些十足的流氓给排除了。那些天性审慎公正，那些天性高贵、仁慈而虔诚的人；那些无私而聪明的人会发起一场运动——但它会离他们而去。他们不是革命的领导人。他们是革命的牺牲品：反感的牺牲品，幻灭的牺牲品——常常是悔恨的牺牲品。希望遭到荒诞不经的背叛，理想遭到讽刺——这就是革命成功的定义。每一场革命都是因为这种成功而让人心碎。

单就这段评论而言，康拉德和《群魔》的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并不是没有共同语言。他们之间的精神联系其实是复杂的。限于篇幅，此处不展开论述。耐人寻味的是，《在西方的注视下》对哈尔丁一家人的描绘，说明俄国式理想主义精神对康拉德有深刻吸引力。尤其是娜塔莉亚·哈尔丁，这个人物的淳朴、迷人和高贵，不是来自于“俄国性”（Russianness）又来自于什么地方？

平心而论，作家对俄国人的“激情和混乱”有相当深入的描绘，对“革命”的见解也颇为深刻；而对“革命分子”的刻画则还不能叫人满意。日内瓦章节的笔触是何其精致、富于妙趣，可一旦注入腐蚀性的嘲讽，其表现的力度就减弱了。

1911年，康拉德在给爱德华·加内特的信中写道：“……在这本书中我关心的只是观念，摒除其余的一切。”这是他“写得最难也最痛苦”的作品；他曾经历长达数周的精神崩溃，并用波兰语和书中人物交谈。此种心灵磨难，局外人恐怕难以体会。

康拉德出生在沙俄占领下的波兰。父亲是爱国革命志士，因反抗沙俄遭流放。后来父母都死在流放地。长大后他去西欧闯荡，告别波兰，其中一个原因是要逃离沙俄。他因此背弃了父辈的革命事业，终生感到内疚。拉祖莫夫的孤儿身份，他与革命分子的瓜葛，还有他不被理解的尴尬处境，似乎也寄托着作者的一份身世感慨。无论是个人经历、种族背景还是思想信念，康拉德与俄国的关系都非同一般。四

利维斯在《伟大的传统》中讲过一句话，他说“康拉德的人物是逼真可信的”。对于小说创作，这是很高的褒奖——“我们读小说的时候，便觉其惟妙惟肖，慎思精虑之后，仍觉其惟妙惟肖。”可以说，拉祖莫夫便是这样一个“逼真可信”的角色。

这个人物不见得有异常的人性内涵，可以为我们提供特别的心理分析。也不是说，人物真实可信就意味着“与常人无异”。正如爱德华·加内特在为《康拉德序言集》撰写的导言中指出的，“在实际生活中，这个人物或那个人物也许不会像在小说中那样行事”。即便是实际生活中确有其事，单个实例也还不足为凭。说“康拉德的人物逼真可信”，是指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和听到；人物呈现在我们面前，似乎完全是一种本色。要做到这一点，需要设置戏剧化的场景或情境，而不是去做那种“实例图解式的心理学研究”。利维斯对“逼真可信”的阐释，大致是这个意思。

康拉德的创作在这一点上下足功夫，效果也十分出色。概括地讲，主要是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富于道德意义的布局。

该篇具有时事性和政治色彩；择取革命党人刺杀国务大臣这一真实事件，反映俄国革命前夕的社会政治危机。主人公拉祖莫夫虽有意规避政治，在这种局势下也很难做到明哲保身。当哈尔丁闯入他的寓所并亮明刺客身份时，拉祖莫夫不得不做出选择。无论是否接受哈尔丁避难，他的选择都必然具有政治性，和政治脱不了干系。拉祖莫夫平静的生活被彻底搅乱；由于卷入这桩政治事件，他经受了严酷的精神考验。所谓“时事性”并不是浅表的政治问题，在戏剧性冲突中还触及形而上议题，涉及人的深层动机和立场态度。拉祖莫夫的困境和考验，彰显了小说富于道德意蕴的布局。

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原本拥有正常的生活目标，就因为有人闯入他的寓所，他的生活轨迹就被改变了。这个看似有点偶然的事件，何以构成某种必然性的道德情境？答案无非是，人们无法回避伦理的选择；如果要使生活具有意义、方向和连贯性，就必须介入道德问题的探索。就此而言，拉祖莫夫的困境虽是被强加的，带有偶然和被动的性质，却也有着深刻的合理性。它揭开平静生活的假象，让人看到无法回避的冲突和真实。人物的真实感，首先是来自这种能够体现小说艺术魅力的非常严肃的构想；而人物可悲可叹的遭遇，在规定情境的演绎中异常鲜明地浮现出来。

二、孤寂主题的植入。

利维斯指出，该篇“与《特务》的联系不仅是革命分子，而且还有孤寂隔绝的主题”；而这也是康拉德小说频繁出现的一个主题。

拉祖莫夫是孤儿，双亲不明，也无亲戚。小说强调他这种孤独的身份——“他在世上孤单得像是一个在深海里游泳的人”。他想通过刻苦学习获得体面和荣誉，并给自己规定了一种超然离群的生活方式。而哈尔丁的到来，毁了他的前程。

拉祖莫夫“深谙孤独意识的紧张和饥渴，深知现实是社会性的，是已然确定而在某种合作中的东西”；他把生活视为“超然物外的杰作”，无非是想要避免生活有可能带来的侮辱、愚蠢和幻觉，使他陷于难堪境地。他的暗含自尊和蔑视的态度，因此也最能体现其孤独意识的紧张焦虑；而“这种自尊在本质上乃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同情的冲动”，使得拉祖莫夫既无法抗拒哈尔丁的侵入，也无法抵御哈尔丁妹妹的影响；于是便有了“他不情不愿与他人瓜葛纠缠的故事”——先在圣彼得堡，后在日内瓦，陷入一连串反讽色彩格外强烈的冲突。

这个孤寂主题的创作尤其体现了康拉德卓越的才华和洞察力。我们看到拉祖莫夫的存在，因其“孤独意识的紧张和饥渴”而被刻画得惟妙惟肖；特别是在两个层面的交错关系中获得戏剧性揭示，一方面是那种“同情的冲动”，一方面是那种“隔膜的紧张”，使他变成让人怜悯的喜剧角色。正是由于“同情的冲动”，哈尔丁的闯入才真正有可能影响他的生活，像阴魂附体，让他内心欲罢不能；也正是由于“隔膜的紧张”——哈尔丁不了解他，他也不了解哈尔丁（而这两个角色都称得上是妙人），才会强化他的愤怒和敌意，且以告密而告终。正如利维斯所说，“隔膜的紧张是致命的”。拉祖莫夫的行为与其困境之间的关系被清楚地呈现出来；小说对这一层关系的描述，也产生了难以抗拒的滑稽效果。拉祖莫夫虽以人格独立自许，却不能避免生活带来的侮辱、愚蠢和幻觉；他的行为固然卑劣，难道没有值得同情的地方？

小说的叙述告诉我们，拉祖莫夫是值得同情的。此人（其性格被塑造成英国绅士）想在祖国的政治条件所给定的现状中过一种理智的生活；这种愿望越是清醒，合乎理性，其命运的不由自主和荒唐可笑就越是富于悲剧性。而归根结底，正如作者所言，这个人物太过孤寂；他孑然一身，乃至把整个俄罗斯视为他的依靠，其爱国立场不但可以理解，也未尝不是正常的选择。除此之外他还能依靠什么呢？

然而，告密并没有挽救拉祖莫夫的前程；他掉入警方手中，被专政机关利用，越陷越深。他的信念不为任何人理解，使他愈发“孤单得像是一个在深海里游泳的人”。

孤寂主题的植入，无疑是加强了观念的作用，弱化了小说写作中的“市民意识”，将理性、反省、梦幻的特质赋予人物，而这也使作品的风格深邃精美。那一点荧荧地狱之火，在拉祖莫夫的故事里阴燃，让我们窥探主人公灵魂中饶有意趣的生死劫难。心理真实？毫无疑问。心理真实乃是构成这部杰作的首要美学原则。康拉德具备T.S.艾略特所说的大作家的“敏锐感受力”；他对特定境况中人的变态和常态的研究，称得上严谨精细、丝丝入扣。

说《在西方的注视下》是一部“政治小说”，恐怕是不够确切的。该篇关注的是人的孤独和境况，将人物困境的丝丝缕缕的脉络摹写出来；而它对人物困境的理解也未尝不带有某种抽象的性质——人物乃是其道德境况的牺牲品，被流血的罪行和荒谬包围，被莫名而恶毒的势力毁灭。不难看到，作者讲述拉祖莫夫的故事，也是从强调“疏离”的现代哲学立场总结的。《在西方的注视下》出版至今一百年了。这部小说失去现实意义了吗？恐怕没有。我们读一读拉祖莫夫的故事，从不同角度读解，想必都是会有所启迪的吧。

作者按语

只是缘于情势的力量，《在西方的注视下》已经成了描写过去的某种历史小说，这一点是必须承认的。

这种感想完全是跟故事里那些事件有关；但由于整体意图与其说是要描写政治状况，还不如说是要描写俄国的心理状态，因此我贸然期望，此书的趣味还未完全丢失掉。我注意到，谈论今日俄国事件的不少文章所提到的某些说法和观点在下面这本书中表达出来了，一定程度上证明我的所见是确实的，判断是正确的，这样的信念让人高兴，我因此受到鼓舞。不必说，我创作这部小说的预期目标不外乎是以富于想象力的方式表达情节背后那种普遍真理，连同我对某些差不多是举世皆知的情况所包含的道德复杂性的坦诚信念。

关于实际的创作过程，可以说我在开始写作时，我只对第一部分有清楚的构想，哈尔丁、拉祖莫夫和米库林参赞这三个人物，在我心里是有确切限定的。只是写完了第一部分之后，故事才被我完整披露出来，它那种悲剧的性质，它那些事件难以避免的进程及其轮廓的绰有余裕，让我尽情发挥创作的本能，给主题的戏剧化的可能性带来自由。

具体是怎么做的就不必解释了。它所显示的与其说是思考还不如说是感觉。它并非源于特殊的经历，而是源于常识，为真挚的沉思默想所滋育。要能够传达并保持那种审慎的不偏不倚的调子，这是我最大的焦虑。这种绝对公正的责任是在历史和遗传的意义上加诸于我，通过种族和家庭的独特经历，加上我的首要信念，认为对艺术质量要求甚少或者也许有望开始对其时代的男女进行培育的小说，只有真实才成为其理由。以前我从来没有义务要以更大努力做到超然：超然于各种激情、偏见，甚至超然于个人的记忆。《在西方的注视下》初次在英国面世时，公众并不买账，或许就是由于那种超然。大概是六年之后我得到回报，当时我第一次听说此书在俄国博得普遍赏识，在那儿再版了许多次。

故事里起作用的各种角色，其存在同样不是归功于特殊的经历，而是归功于对俄国状况的常识，归功于俄国人的性格在暴虐无道的压力下所产生的道德和情感的反应，而从普遍人性的角度看，这可以被归纳为一个公式，无知的暴虐激起无知的绝望。我关心的主要是那些人在那位语言老教师的“西方人眼中”所显现的面貌、性格和命运。他本人受到不少批评，但时至今日我是不会答应为他的存在作出解释的。他对我是有用的，因此我就觉得，那种评论的方式和他在故事进展中所起的作用，这两个方面对读者必定是有用的。由于我想要制造现实的效果，在我看来就少不了要有一个目击者，见证日内瓦那些交易。我也需要为哈尔丁小姐找一个有同情心的朋友，否则她就太过孤立无援，显得不完全可信了。她就会没有人来窥见她那种理想主义的信念，她那颗伟大的心灵，以及她那种淳朴的情感了。

拉祖莫夫得到富于同情心的处理。他为什么不该受到同情呢？他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有着健全的工作能力和稳健的抱负。他有着普普通通的良知。即便稍稍有点变态，那也只是出于他对自身地位的那种神经过敏而已。作为没人要的孩子，他比别人要更敏锐地感觉到他是个俄国人——要不然就什么都不是了。他把整个俄罗斯都看做是他的遗产，这是极为正确的。那一片杂乱之中白白流血的罪行和牺牲将他滚滚包围，将他挤垮。但我认为他精神错乱时从来都不是丑陋怪异的。这里没有人被当做怪物展示——那位纯朴的苔克拉不是，那位执迷不悟的索菲亚·安托诺夫娜也不是。彼得·伊万诺维奇和S夫人是可攻击的对象。他们是险恶丛林里的类人猿，是被当作他们该有的那种怪相对待的。至于尼基塔——绰号内卡托——他是恐怖主义荒野里开出的完美花朵。对付他，我觉得最麻烦的不是他的丑陋怪异，而是他的平庸乏味。在报纸文章、秘密史料和轰动小说所谓的“披露”中，他在公众眼里常年得到展览。

最可怕的感想（现在是拿我自己来说）是在于这些人全都不是例外的产物，而是常规的产物——他们的地区、时代和种族的常态的产物。独裁统治的残暴和弱智拒绝一切法制，立足于道德上彻底的无政府状态，激起的还是弱智和残暴的反应，一场纯粹是乌托邦式的革命鼓吹，包括用最现成的手段搞破坏，出于那种奇怪的信念，随着既定的人类制度垮台，就必有人心的彻底改变。这些人没能看到，他们能行之有效的无非是改换名称罢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全都是俄国人；而这个世界则再次面对那句谚语说出的真理，老虎改不了斑纹，豹子改不了花斑。约·康1920年

卷一

首先，我想要否认拥有那些想象和表达的高贵天赋，可以让我的笔为读者创造这个人物的个性，此人照俄国风俗，自称伊西多尔之子西里尔——基里洛·西多洛维奇——拉祖莫夫。

要是我曾有过这些活生生的天赋，那也早就在莽莽言语的窒息下被抹杀了。言语，如众所周知，是现实的大敌。我做过多年语言教师。而常人无论嗣承怎样一种想象力、观察力和领悟力，这份职业最终都会对它造成致命伤。在语言教师看来，总有那样一个时候，世界不过是个有许多言语的地方，人只是像说话的动物，说得不会比一只鹦鹉更精彩了。

因此之故，我不可能靠领悟力去观察拉祖莫夫先生或是去估量他的现实状况，更不用说是去想象他了。即便只是虚构其生平毫无隐饰的实情，也会断然超出我的能力。但是我想，无须这样的声明，本书读者也能在故事中看出那种证明文件的痕迹。这一点是极为正确的。故事是基于一份文件；我赋予它的只是我的俄语知识，而它对此处所要做的工作是绰绰有余了。这份文件，自然是有点像日志、日记，可也不完全是遵照其现有的那种形式。举例来说，其中绝大部分并不是逐日细写的，虽说所有事项都标有日期。那些事项有的是历时数月，扩展到数十页篇幅。较早那个部分尽是些回顾，采用叙事的形式，讲述大约是一年前所发生的一个事件。

我得指出，我在日内瓦住了很久。那座城市的一整片街区，由于(1)住着许多俄国人，叫做La Petite Russie——小俄国。当时我在小俄国有着相当广泛的交际。可说实话，我理解不了俄国人的性格。他们态度的不合逻辑，他们推论的主观武断，那种例外出格的频率，对懂得不少文法的学生来讲可能并不显得困难；但肯定是别有某种阻碍，某种特殊的人性品质——那些微妙差异中的一种，让纯粹的教授难以索解。让语言教师谅必依旧感到触目惊心的，是俄国人对言语的非同寻常的热爱。他们收集之，珍爱之，但不是秘藏于心；相反，他们到了钟点或到了夜晚，总是预备将之倾倒出来，带着那种热情，那种势如破竹的洋洋洒洒，带着那样一种灵巧的运用，有时正如娴熟有加的鹦鹉，让人不由得疑心，他们是否真的理解他们所说的话。他们的激情演讲中有一种慷慨大方，让它尽可能远离寻常的那种刺刺不休；可它总是那样太过支离破碎，不能被定为雄辩……可我必须为这番离题话表示歉意。

要探究拉祖莫夫先生为何留下这篇记录，怕是徒劳的。难以想象他事先就想要让任何人的眼睛看到它。人性的那种神秘冲动作用于此。(2)且不论塞缪尔·佩皮斯，他通过这种方式强行推开那扇不朽的大门，不计其数的人，罪犯、圣徒、哲学家、小姑娘、政治家及天真的低能儿，留下了自我暴露的记录，无疑是出于虚荣心，可也同样是出于其他更为神秘莫测的动机。纯粹的言语之中必定是有着一种抚慰人的奇异力量，既然有那么多人用它来进行自我交流。因为我自己是个文静的人，我的理解是，所有人在追求的其实都是宁静的某种形式，或者说不定只是宁静的某种处方。当然了，如今他们是大声嚷嚷着要得到它。基里洛·西多洛维奇·拉祖莫夫在他这篇详细写下的记录中指望找到什么样的一种宁静，要猜出这一点是超出了我的理解力。

必须承认，他把它写了出来。

拉祖莫夫先生是一位个子高高、身材匀称的青年，对来自中部省份的俄国人来说，肤色黑得颇不寻常。要不是因为其长相唯独欠缺精美，他那种好看的相貌就会是无可置疑的了。仿佛那张脸是用蜡块断然塑成（甚至用了某种古典样式的恰当手法），拿来凑近火焰，直到在质料的软化中失去线条的所有锐度为止。可即便是这样，他的相貌也是够好看的了。他的风度也是好的。在讨论中，他容易被争论和权威动摇。和年纪比他小的同胞在一起，他采取那种深不可测的倾听姿态，是那样一种类型的倾听者，他聪明地听着你把话说完，然后——只是换一个话题。

这种把戏，可能是出于智力不足，也可能是出于对自身信念不够信任之故，让拉祖莫夫先生获得了一种深奥的名声。在众多慷慨恣肆的言论家中间，每天总是被热烈的讨论弄得精疲力竭，一种相对缄默的个性自然被认作是具有矜持的力量。哲学系三年级学生基里洛·西多洛维奇·拉祖莫夫，被他圣彼得堡大学的同伴视为秉性坚强——是个完全信得过的人。而在那样一个因言治罪的国度，某种主张会招来杀身之祸，有时会招来生不如死的命运，这就意味着值得将禁止的主张说给他听。他讨人喜欢也是缘于他那种蔼然可亲的性格，那种即便是以个人麻烦为代价，也要为同伴效劳的沉静爽利的态度。

拉祖莫夫先生被认为是某位主牧师的儿子，受到某位显赫贵族的保护——说不定就是他自己那个遥远省份里的贵族。可他的外表与这样卑微的出身实难相符。这样一种身世是不可信的。事实上有人暗示说，拉祖莫夫先生是一位主牧师的漂亮千金的儿子——而这自然是让问题的性质有所改观。这种说法也让受到显赫贵族保护这件事变得可以理解。不过，这一切却从未受到过恶意或善意的调查。没有人知道，或者说没有人在乎，所说的那位贵族是何许人也。拉祖莫夫从一位籍籍无名的代理人手上接受一笔数额不大却很充裕的零花钱，而那位代理人某种程度上似乎是充当其监护人。他间或在某位教授不拘礼节的招待会上露个面。除此之外，拉祖莫夫在这座城市里还有什么社交关系就不得而知了。他按时去听那些义务讲座，在校方心目中是一位非常有前途的学生。他在家里用功，弄得像是那种想要出人头地的人，但是并没有为此而闭门杜户。他向来是容易接近的，而他的生活中未见得有丝毫隐秘或矜敛之处。1

拉祖莫夫先生的记录的由来，实际上是跟一桩具有现代俄国特色的事件相关：刺杀一名重要政治家——况且还具有被压迫社会的那种道德败坏的特色，在那种社会中，人性最高贵的抱负，自由的渴望，爱国热情，对正义的热爱，怜悯心，甚至还有那种心地纯良的忠实，都受到恨和怕的欲望驱使，那动荡的专制政权难分难舍的伴侣。

上面提到的那个犯罪行为是指成功地谋取P先生的性命，若干年前那个臭名昭著的镇压委员会主席，那个大权在握的国务大臣。报纸上对这个狂热、心胸狭窄的人物是炒得够热了，此人身穿镶金边的制服，一张揉皱的羊皮纸的脸，枯燥乏味、架着眼镜的双眼，还有圣普(3)罗科皮乌斯教团的十字架挂在皮肉松弛的喉咙下面。曾有一度，这或许还记得起来，他的肖像是没有一个月不出现在欧洲某家带插画的报纸上面。他以那种均匀一律、不知疲倦的勤勉，将男女老少监禁、流放，或是送到绞刑架上，从而为那个君主政体效劳。在他对独裁原则的玄秘领受中，他一心要将公共机关里每一丝和自由相像的东西都从这块土地上斩草除根；而在对新兴一代人的那种残忍无情的迫害中，他恰恰是要将自由的那种希望掐灭。

据说，这个被诅咒的人物没有足够的想象力去发现他所激起的仇恨。这几乎是让人难以置信；可他极少为他的人身安全采取警戒措施，这一点却是事实。在为某件著名的公文撰写的前言中，他曾宣布说“造物主的法则中不存在自由的思想。人类众说纷纭的意见只会带来反叛和混乱；而在一个为忠顺和稳定所创造的世界里，反叛和混乱就是罪孽；不是理性而是权威表达了神圣的意图。上帝是宇宙的专制君主……”或许是发布这番宣言的那个人相信，他对人间这个专制政府的无情捍卫中，上天确实是要保护他的。

警方的戒备无疑多次救了他的命；可事实上，当那个派定的命运突然降临到他头上时，主管当局却没能给他任何警告。他们不了解谋杀这位大臣的任何阴谋，从惯常的情报渠道中没有得到任何密谋的线索，没有见到过什么迹象，没有注意到可疑的动向或危险人物。

P先生坐着一辆两匹马拉的打开遮盖的雪橇朝火车站驶去，驭者座上坐着马夫和车夫。雪下了一整夜，弄得马儿在清晨这个时刻尚未清扫的道路上异常难行。雪还在密密地下着。可那辆雪橇肯定已经让人留意并记了下来。它在拐弯前拉下了左边的遮盖，这时马夫注意到有个农民慢慢走在人行道边沿，双手插在羊皮外套口袋里，在飘落的雪花中拱肩缩脖。那个农民在他要被赶上时突然转过脸，挥动手臂。刹那间一阵剧烈的震荡，爆炸声被闷在了密密麻麻的雪片中；那两匹马儿都血肉模糊，倒毙在地上，而车夫尖叫着从驭者座上滚落下来，身负致命伤。马夫（他活了下来）来不及看见穿羊皮外套的那个人的脸。后者投掷炸弹后逃走了，但据猜测，看到飘落的雪花中许多人从四面八方涌现，全都在跑向爆炸现场，他觉得，转过身和他们在一起要更安全些。

在短得难以置信的时间里，激动的人群将雪橇团团围住。那位内政大臣，毫发无损走下雪橇，踏入深深的积雪。他站在呻吟的车夫旁边，用虚弱、干涩的嗓音再三向人们招呼说：“我请求你们不要过来。发发慈悲，我请求你们这些好人不要过来。”

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位高个子青年，此人一直纹丝不动站在一家停车廊的门内，两幢房子过去一点的地方，迈步踏进街道，飞快走上前去，将另一颗炸弹从人群头上扔了过去。这会儿它击中了内政大臣的肩膀，而他正弯腰趴在那位奄奄一息的仆人身上，然后炸弹落在了他的两脚之间，以一种凝缩的力量猛烈爆炸，把他炸死在地上，结果了那位伤员的性命，几乎是在眨眼之间将那辆空荡荡的雪橇炸了个粉碎。随着一声恐怖的叫喊，人群散开，四下奔逃，除了那些在内政大臣脚边倒毙或奄奄一息的人，还有跑了几步之后才倒下的其他一两个人。

第一声爆炸将一群人聚拢起来仿佛是中了妖术似的，第二声爆炸倏忽之间将街道的各个方向弄成数百码的幽静。透过飘落的雪花，人们远远注视着那一小堆死尸在两匹马的残骸旁互相压在一起。等到街头巡逻的几个哥萨克策马赶到，翻身下马，动手把死尸翻过来，人们才敢走上前去。第二声爆炸的无辜受害者中间，有一具尸体倒在人行道上，穿着农民的羊皮外套；但是那张面孔难以辨认，那件破烂衣服的口袋里什么都找不到，而这是其身份无从确认的仅有的一具尸体。

那天拉祖莫夫先生在平常时刻起床，然后在学校大楼内听课，在图书馆做了会儿功课，度过了早晨。在学生订餐的桌上，他习惯吃两点钟正餐的地方，他听到那个起初模糊不清的谣言，说的是和扔炸弹有关的某件事。但这个谣言只是由窃窃私语组成的，而这就是俄国，在那个地方，尤其是对一个学生来说，对某些种类的窃窃私语过分显露兴趣，向来是不安全的。拉祖莫夫是属于那种人，他们生活在一个精神不安和政治动荡的时期，本能地抓紧正规、实际的日常生活。他意识到他那个时代的紧张情绪，他甚至用一种不甚明确的态度对它作出反应。可他关心的主要是他的职责，他的学习，以及他自己的前途。

表面上和实际上都没有家庭（因为那位主牧师的千金早已去世），没有家里的影响塑造他的观念或情感。他在世上孤单得像是一个在深海里游泳的人。拉祖莫夫这个词只是一个孤独个体的标签罢了。任何地方都没有属于他的那些拉祖莫夫们。那份证明书把他最亲近的血统关系说得清清楚楚，他是俄国人。不管他对生活抱有怎样良好的期望，单是由于这一层关系，他都会热衷于种种希望，或是抑制住种种希望。这种难以估量的血统关系，经受国内纷争的痛苦煎熬，而他在精神上畏避这场冲突，正如生性厚道的人会在剧烈的家庭争吵中畏避明确的立场一样。

回家的路上，拉祖莫夫仔细在想，已经为即将到来的考试做好了所有准备，眼下他可以将时间都花在有奖征文的那个主题上了。他渴望获得银牌。奖金是教育部提供的；参赛者的名字会呈报给大臣本人。单是去试一试这件事就会被上级部门认为是值得嘉奖的；而赢得奖金就会让他在取得学位后有资格获取更好的行政岗位。洋洋得意起来的学生拉祖莫夫忘记了，给予奖赏和任命的那些行政机构，其稳定性正受到那些危险的恫吓。但是回想起前一年领取奖章的那个人，拉祖莫夫，这位举目无亲的年轻人，变得清醒起来。上次得奖的那个人收到成功的正式通知，当时他和其他一些人正好聚在同伴的屋子里。他是个文静、不摆架子的青年。“请原谅，”他露出一丝歉疚的微笑说道，然后拿起帽子，“我出去叫些酒来。可我先得给家里人发个电报。哎呀！那些老人家可要让咱方圆二十里内的邻居欢庆一番了。”

拉祖莫夫心想，他在这个世上根本就没有这种事。他的成功对谁都不重要。不过他对他那位贵族保护人倒并无怨恨，此人并非像大家猜想的那样是一位外省的要人。事实上他不是别人正是K亲王，当世显赫一时的大人物，而眼下，他的日子就要到头了，身为参议员和痛风病人，过得仍然显赫但更热心于家庭事务。他有几个年幼的孩子，妻子和他本人一样，贵族派头，傲慢自得。

拉祖莫夫一生中，只有一次被允许和这位亲王私下里接触。

在小代理人的办公室里像是碰巧见面的样子。有一天，拉祖莫夫如约而来，看到有个陌生人站在那儿——一个身材高高、贵族模样的人物，蓄着光润花白的连鬓胡子。那位秃顶、狡猾的小律师大声喊道，“进来——进来，拉祖莫夫先生，”亲切的语调包含有讥讽。接着便以庄重的神态恭恭敬敬地转向那位陌生人，“我的一个被监护人，阁下。圣彼得堡大学他这个专业中最有前途的学生之一。”

令他大为吃惊的是，拉祖莫夫看见一只白皙漂亮的手伸向他。他极为困惑地抓住了它（它柔软而被动），同时听到一阵居高临下的嘟囔声，从中他只听见“满意”和“坚持不懈”这几个字眼。但是最让人诧异的事情莫过于感觉到那只白皙漂亮的手在它正要抽回之前突然而清楚的一按：轻轻一按像是一个秘密信号。它的感情色彩非同一般。拉祖莫夫的心脏像是要跳到喉咙口。他抬起眼，这个时候那位贵族人物，朝一旁的小律师打个手势，推开房门走了出去。

那位代理人在他桌上的文件里乱翻了一阵。“您知道那人是谁吗？”他突然问道。

拉祖莫夫，他的心脏仍在剧烈地跳动着，默默摇了摇头。“那人是K亲王。您觉得奇怪，他在我这样一个破律师的耗子洞里能做什么——对吧？这些不得了的大人物就像寻常的罪人一样有他们多愁善感的好奇心呢。可如果我是您的话，基里洛·西多洛维奇，”他接着说道，暗送秋波并且在那个父名上面做了特别强调，“我就不会拿这次介绍大肆吹嘘了。那样做是不明智的，基里洛·西多洛维奇。唉，没什么！事实上那样做对您的前途是有危险的。”

年轻人的耳朵火烧火燎了，他眼前一阵模糊。“那个人！”拉祖莫夫暗自说道，“他！”

此后拉祖莫夫先生便养成了习惯，心里正是用这个单音节词来指称那位长着花白光润连鬓胡子的陌生人。也是从那个时候起，每当走在较为时髦的街区，他对那些驭者座上有K亲王家号衣的豪华马车关切注目。有一次他看见王妃出来——她在购物——身后跟随着两个姑娘，其中一个比另一个高将近一头。她们的金发以英国式样松松垂落在背上；她们有着愉快的眼睛，她们的外套、皮手笼以及毛皮无檐小帽一模一样，而她们的脸颊和鼻子因为霜冻而染上朝气蓬勃的粉红色。她们在他前方穿过人行道，而拉祖莫夫继续走路，暗自羞怯发笑。“他”的女儿。她们长得像“他”。对这些压根儿就不知道他存在的姑娘，这位年轻人感觉到一股温暖的友情。她们很快会嫁给那些将军(4)或侍从官，会有她们自己的女孩和男孩，而那些孩子说不定会知道他，身为大名鼎鼎的老教授，被授予勋章，或许是一名枢密顾问官呢，俄国的一位荣耀人物——如此而已！

可大名鼎鼎的教授是个大人物。荣誉会将那个拉祖莫夫的标签转变成一个体面的姓氏。学生拉祖莫夫想要荣誉丝毫没有奇怪之处。人的真正生活是在那种别人出于尊敬或自然的爱所给予他的关心之中。在谋取P先生性命的那一天，拉祖莫夫回到家里，决心为那块银牌好好努力一番。

在他寄宿的那座房子里慢慢爬上四段黑乎乎的肮脏楼梯，他感觉到成功的信心。获奖者的名字会在元旦的报纸上公布出来。而一想到“他”多半会在报纸上读到它，拉祖莫夫便在楼梯上陡然停留了片刻，接着便对他自己那种情感微微有些发笑。“那不过是个影子罢了，”他暗自说道，“而奖牌才是实实在在的开始。”

脑子里怀有那些勤勉的想法，他屋子里的那种温暖便显得惬意而令人鼓舞了。“我要花上四个钟头好好干上一番。”可他刚一关上门就吓了一大跳。平时高高的白色瓷砖火炉在幽暗闪光中衬托出来的整片黑暗里，站着一个陌生的人影，穿着一件裙状的紧身棕色外套，腰部绑紧，脚蹬长筒靴，头戴一顶俄国羔皮小帽。森森然浮现的那个人影轻盈而勇武。拉祖莫夫大为惊疑。等到那个人影朝前迈了两步，用那种镇定沉着的声音询问外间的门是否关上了，他这才重新能够说出话来。“哈尔丁！……维克多·维克多罗维奇！……是您？……

是的。外间的门完全关上了。但这实在是出乎意料。”

维克多·哈尔丁，一个比他大学里绝大多数同代人要年长的学生，不是用功学习的那种人。课堂上一向难得见到他；校方对他的评语是“不安定”和“不健全”——很差的名声。可他在同伴中有很高的个人威信，并对他们的思想产生影响。拉祖莫夫从来都不和他亲近。他们在别的学生家举办的聚会上偶尔碰面。他们甚至一起有过一次讨论——在根本的原则上让青春火热的心感到珍贵的那些讨论中的一次。

拉祖莫夫希望这个人挑选其他某个时间过来闲聊。他觉得应付那篇有奖征文状态正佳。可由于没法将哈尔丁轻易打发走，拉祖莫夫便用了好客的语气，请他坐下来抽烟。“基里洛·西多洛维奇，”对方说道，漫不经心地摘下帽子，“我们大概不完全是处在同一个阵营里。您的见解更哲学一些。您这个人话不多，可我从没见过有人胆敢怀疑您慷慨大度的情感。您性格中有一种刚正不阿，而这种性格缺乏勇气是难以存在的。”

拉祖莫夫感到受宠若惊，怯生生地咕哝起来，说是对他的好评觉得非常高兴，这时哈尔丁抬起了手。“这便是我躲在河岸边的堆木场时，”他接着说道，“我暗自说的话。‘这个年轻人，他有一种坚强的性格，’我暗自说道。‘他可不是那种墙头草。’您的矜持一向让我着迷，基里洛·西多洛维奇。于是我试着记住您的地址。可是您瞧——运气不错。你们门房离开大门在街对面和雪橇车夫聊天呢。我在楼梯上没有碰到人，一个都没有。我来到您的楼层时，瞥见您的女房东从您房间里出来。可她没有看见我。她穿过楼梯平台到她自己那边去了，然后我便溜了进来。我来这里两个钟头了，每时每刻都盼着您到来。”

拉祖莫夫莫名其妙地听着；可在他张口说话之前，哈尔丁却找补了一句，说得字斟句酌，“今天早晨是我干掉了P。”

拉祖莫夫忍住一声惊惶的叫喊。和这样一种以半带嘲讽的内心感叹古里古怪地表达出来的罪行接触，他的生活情感就被彻底破坏掉了，“我的银牌泡汤啦！”

等了片刻之后，哈尔丁接着说道——“您什么都不说，基里洛·西多洛维奇！我理解您的沉默。诚然，我无法指望您用您那种冷淡的英国风度接纳我。可是别去管您的风度。您的心灵听得见此人在这片土地上引起的那种哀鸣哭泣和切齿怒号。这就足以断送任何哲学上的希望。他是在将幼苗连根拔起呢。得要有人阻止他。他是个危险人物——是个信念坚定的人。他干上三年多会让我们倒退五十年，退回到奴役之中——瞧瞧这段时间里所有那些毁掉的生命，所有那些失落的灵魂。”

他那种生硬、自信的嗓音蓦然失掉了气韵，然后他用一种沉闷呆滞的语气找补说，“是的，兄弟，我杀掉了他。这是累人的活儿。”

拉祖莫夫倒在椅子里了。他时时刻刻想着有一大群警察冲进来。他们肯定有数千人出来寻找这个在他的房间里走来走去的人。哈尔丁又用那种克制、平稳的嗓音说话。他不时挥动手臂，慢吞吞的，一点儿都不激动。

他告诉拉祖莫夫说，他是如何酝酿了一年；他是如何几个星期都没有好好睡过觉了。前一天晚上他和“另一位”从“某个人”那里获悉那位大臣的动向。他和那“另一位”配备他们的“装置”并决定等到“行动”完成之后再睡觉。他们身上带着“装置”走在雪花飘落的街上，在那个漫长的夜晚互相不说一句话。一旦碰巧遇见巡警，他们便互相搀起胳膊，装作是一对喝得兴高采烈的农民。他们摇摇晃晃，用醉鬼那种嘶哑的嗓子说话。除了这些不舒服的爆发之外，他们保持着沉默，一刻不停地向前进发。他们的计划此前已经安排好了。天亮时分他们赶到了那个地点，知道那辆雪橇必定从那儿经过。当它在视线中露面时，他们互相咕哝了一声再见，然后便分开了。那“另一位”留在角落里，哈尔丁在街道上方再远一点的地方占据一个位置……

扔出“装置”之后他逃走了，不一会儿，便被第二声爆炸后逃离现场的惊慌失措的人们赶上了。他们恐惧万分。他被冲撞了一两次。他放慢脚步让奔逃的人群从他身旁经过，然后向左转入一条窄街。那儿他独自一人。

他对这即时的逃脱感到惊异。活儿干完了。他简直没法相信。他跟那种几乎是难以抗拒的渴望作斗争，想在人行道上躺下来睡觉。但是这种晕眩感——昏昏欲睡的晕眩感——很快就过去了。他走得更快，走到城里较贫穷的一个地区，为了去找赞米亚尼奇。

这个赞米亚尼奇，拉祖莫夫弄明白，是城里那种发达起来的农民；是有几辆雪橇和几匹马儿出租的物主。哈尔丁在叙述中停下来发出感叹——“一种乐天的精神！一颗坚毅的灵魂！圣彼得堡最棒的驾车人。他在那儿有个三匹马的车队……哦！他是条汉子！”

此人亲口宣布说，随时都愿意将一两个人安全带出去，带到南线的第二或第三火车站。但今夜之前都一直没有时间通知他。他常去光顾的地方好像是城市郊外一家下层社会的餐饮店。哈尔丁赶到那儿时这个人没有找到。要到黄昏时分才能指望他再出现。哈尔丁游来荡去，一刻不停。

他看到一家堆木场的大门敞开着，便走了进去，以避开荒凉宽阔的大路上掠过的那阵风。巨大的长方形锯木堆覆盖着积雪，状若村庄里的一座座茅舍。那个发现他蜷缩其中的看守人起初用友善的态度跟他说话。他是个干瘪的老人，穿着两件破破烂烂的军装，一件套着另一件；他那张皱缩的小脸，用一块肮脏的红手帕包住耳朵，在下巴颏底下系住，显得滑稽相。他很快就变得愠怒了，接着便突然无缘无故地厉声喝斥起来。“您这个闲游浪荡的家伙，您不打算随时离开这个地方吗？像您这种厂里的工人我们全都晓得。又大又壮的小伙子！您甚至都没有喝醉。您想在这儿干吗？您可别吓唬我们。把您自个儿带走吧，还有您那双丑眼。”

哈尔丁在坐着的拉祖莫夫跟前停住脚步。他轻盈的身姿，洁白的额头，额头上方的金发笔直耸立，具有一种高傲无畏的神态。“他不喜欢我的眼睛，”他说道，“于是……我就来了。”

拉祖莫夫努力用平静的语气说话。“可是请原谅，维克多·维克多罗维奇。我们彼此之间是了解得那样少……我不明白为什么您……”“信任，”哈尔丁说道。

这个字眼封住了拉祖莫夫的口唇，仿佛是一只手匆匆捂住他的嘴巴似的。他的头脑由于争论而静不下来。“于是——您就来了，”他透过牙缝咕哝着说。

对方没有听出那种愤怒的语气。对此一点都没有怀疑。“是的。没有人知道我上这儿来。您是最不会让人怀疑的人——即便是我被抓住。这是一个有利条件，您知道。其次——跟您这样一个才智超群的人说话，我可以把真相都说出来。我所想到的是，您——您没有人属于您——没有拖累，要是通过某种办法让真相大白，没有人会为此而遭罪的。实际上俄国被毁掉的家庭是够多的了。不过，我可看不出我到您屋里的这条路线怎么会让人知道。要是我被捉住了，我知道该如何保持沉默——他们愿意对我怎么样就对我怎么样吧。”他冷峻地找补道。

他又开始踱步，而拉祖莫夫仍是胆战心惊地坐着。“您觉得是——”他结结巴巴地说着，几乎是愤怒得要命。“是的，拉祖莫夫。是的，兄弟。有朝一日您会帮忙建设的。您以为我是一个恐怖分子，眼下——是那种所谓的破坏者吧。但是想一想，真正的破坏者是他们，那些摧毁进步的精神和真理的人，而不是那些复仇者，他们只是将迫害人类尊严的那些人的身体杀死而已。像我这样的人有必要为您那样的独立自主、有思想的人腾出空间。嗯，我们已经牺牲了我们的生命，可尽管如此，只要做得到我还是想要逃命的。我要挽救的不是我的生命，而是我行动的能力。我不想无所事事地活着。不想！不要弄错了，拉祖莫夫。像我这样的人是不多见的。此外，一旦行凶者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样一个榜样会让那些压迫者觉得更加震惊。他们在办公室和宫殿里坐着发抖。我想让您做的只是帮助我消失不见。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是立刻替我去见赞米亚尼奇，到我今天上午去过的那个地方。只是告诉他，‘您认识的那个人要一辆好马拉的雪橇，子夜过后半小时，停靠在从卡拉贝尔纳亚北端数起的左边第七根灯柱。要是没有人登上雪橇，就绕着一两个街区跑上一圈，以便在十分钟光景内回来，经过同一个地点。’”

拉祖莫夫觉得奇怪，他为什么没有打断这番谈话，然后告诉这个人让他早早走开。这是软弱还是什么？

他得出结论，这是一种可靠的本能。哈尔丁肯定是让人看见了。这个扔下第二颗炸弹的人，他的面孔和模样不可能不让有些人注意到。哈尔丁是个引人注目的人。警方数千人在个把小时内肯定是获得了他的形容。危险每时每刻都在增加。被赶到外面的街上游荡，他最终是免不了要被抓住的。

警方会很快查出有关他的全部情况。他们会着手探索一个阴谋。哈尔丁认识的每一个人都会处在最大的危险当中。不小心说出的话，他们本人所做的一点点天真烂漫的事情都要被算作犯罪。拉祖莫夫回想起他说过的某些话，他倾听过的发言，他参加过的那些无害的聚会——那种事情对一个学生来说，只要是没有怀疑同伴，就几乎不可能不去参加。

拉祖莫夫看见他自己被关在一个要塞里，担心，烦扰，说不定遭到虐待。他看见他自己被一道行政命令驱逐出境，他的生活破碎了，毁灭了，而且被剥夺了所有希望。他看见他自己——最好的情况——在警方监督下过着一种悲惨生活，在某个遥远省份的小城，没有朋友协助其生活所需，甚或采取行动分担其命运——像别人拥有的那样。别人有父亲、母亲、兄弟、亲戚、故交，替他们竭力奔走——他一个都没有。连那些在某个早晨判决他的官员都会在日落之前忘掉他的存在。

他看见他的青春在穷困不幸和饿个半死之中离他而去——他的力量垮落，他的心灵变成下贱之物。他看见他自己在街上爬来爬去，衰弱无力，衣衫褴褛——在屋内某个臭烘烘的窝里，或是在政府医院脏兮兮的床上，没人照顾，奄奄一息。

他战栗了。随后那种苦涩的冷静便让他定下心来。最好是等到有了某个逃跑的机会让这个人销声匿迹，否则就不要让他出现在街上。这是可以做到的最好的办法了。拉祖莫夫当然是感觉到，他那种独自生活的安全感要永久受到威胁了。只要这个人活着而那些现有的机构继续存在，今天黄昏的所作所为就会随时将他揭发出来。此时此刻，那些机构在他眼里显得合情合理，坚不可摧。它们具有一种和谐的力量——与这个人的存在的那种可怕不和谐形成对照。他恨这个人。他静静地说道——“好，当然，我会去的。您得告诉我确切的方位，剩下的——就靠我来做了。”“啊！您是条汉子！泰然自若——静若处子。十足的英国人。您的灵魂是从哪里得来的？没有多少人像您一样。听着，兄弟！那些像我一样的人没有留下后代，可他们的灵魂并没有失落。人的灵魂是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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