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千年海曙》编委会
出版社：宁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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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庭风华.下试读：
序一
海曙，宁波历史文化名城核心区，这里曾是陆上丝绸之路的终点，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海曙，拥有1200多年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灿烂的文化成就。站在历史的纵深处回头看：从唐它山堰到宋月湖，从元永丰库到明天一阁，从宁波商帮到浙东学派，从金融重地到藏书世家，这些历经岁月洗礼留下的地标和精粹，都是我们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在海曙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世家望族辈出，累世传承，绵延不绝：西湖史氏累世簪缨，鉴桥屠氏文才惊世，甬上丰氏名德拔萃，镜川杨氏诗礼传家……这里曾有过众多值得骄傲的人物：汉之董黯，唐之贺知章，宋之王安石，明之张苍水、范钦，清之万斯同、全祖望，及近现代之冯孟颛、袁牧之、屠呦呦……日湖莲桥，琴弦悠长，月湖洲岛，阁楼书藏，这一切都留存着这座城最闪光的故事。
如何研究好、保护好、传承好、发扬好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代人的光荣使命。《千年海曙》第一辑以120集大型电视专题片《千年海曙》为依托，从人文史实入手，全景式地整理出千年城邦文化的精髓所在，这既是海曙历史文化研究的一颗硕果，又是对宁波悠久文明的一次献礼。
今日欣闻《千年海曙》第一辑将付梓，喜悦之情溢上心头。这套丛书的出版，既能让广大市民更加了解家乡、热爱家乡，同时也是进一步向全社会宣传宁波、宣传海曙的有力举措，更有利于提升海曙区的文化发展品质和文化影响力，为宁波市“加快建设现代国际港口名城，努力打造东方文明之都”贡献出海曙区独特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海定波宁，沧海为曙，一城留香，共醉日月，愿与海曙乃至宁波文化传承光大的未来同在。中共宁波市海曙区委书记
序二
千年海曙，发端于因缘际会的唐代。
先是三江（甬江、余姚江、奉化江）平原形成并逐步得到开发；次是唐开元二十六年（738）从越州（绍兴）分治出来，设明州；再是唐长庆元年（821）州治由鄞江迁至三江口，并建子城和罗城；再加上中国的经济重心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宁波扼中国南北水路之要冲，经由浙东运河可通达京杭大运河，宁波到日本、高丽海路南路北线的开辟，使宁波在唐代开始成为中国对外交往与贸易往来的重要口岸，海曙由此奠定区域政治、经济、交通中心的地位。
自唐长庆元年以来，由五代、宋元而至明清、民国的一千一百多年间，海曙依托政治、经济、交通中心，进一步发展成为宁波的文化中心：一方面，城市空间拓展，城市得到营建，人口集聚，望族兴起，名人辈出；另一方面，州学（县学）、书院、学校、藏书楼、庙宇等教育、学术、信仰文化生根繁衍。海曙作为宁波的城市中心，以区区之地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成为宁波城市的历史文化核心区。宁波现有的八大历史文化街区，就有七个在海曙。
海曙的历史文化，经过千年的沉积，集中体现在以下五个层面：一是天一阁、月湖、天封塔、城隍庙、鼓楼、灵桥、永丰库等兴建于不同历史时期而得到留存、保护的建筑文化；二是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的府桥街、县前街、药行街、右营巷、屠园巷、波斯巷等街巷地名和缸鸭狗、老三进等商号店名；三是杨氏、史氏、楼氏、屠氏、丰氏等望族在此集聚并形成的家训、家规、家风文化；四是以黄晟、史浩、杨简、王应麟、范钦、黄宗羲、张苍水、全祖望、翁文灏等为代表的名人文化，这些名人或是在海曙出生成长，或是在海曙开展活动，从学术思想、文化传承、治理地方等方面对宁波有着重大影响；五是语言、节庆、民间说唱、手工艺、日常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市井文化。《千年海曙》文化丛书由深谙宁波历史文化的专家学者执笔撰写，分“街巷物语”“湖上望族”“经世文脉”“满庭风华”“一城留芳”五个系列，展现了海曙演变发展中的代表建筑、代表人物和代表文化等，对上述海曙历史文化的五个层面基本上做到了有重点的梳理、挖掘和记述。丛书的出版，体现了组织者高度的文化自觉，使更多的人得以了解海曙历史文化的厚实和纵深，必将对今后海曙历史文化的保护传承发挥积极作用。
基于海曙集中承载了历史上宁波的城市文化，2021年将是宁波建城1200周年，期待海曙与有关方面通力合作，推出更系统、全面、深入的关于历史文化的研究性、普及性丛书。宁波市社科联主席、宁波文化研究会会长
薛福成
主讲人：邬烈波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号庸盦，先后任曾国藩、李鸿章幕僚，宁绍台道道台，湖南按察使，出使英、法、意、比大臣等。是近代散文家、外交家，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起者之一。著有《庸盦文编》《庸盦笔记》《庸盦海外文编》《筹洋刍议》《出使四国日记》《续刻出使四国日记》《出使奏疏》《出使公牍》等书。邬烈波
1975年生，南开大学中文系博士，中共宁波市委党史研究室党史处副处长。对明清历史和宁波地方文化有较深入的研究，著有《钱谦益心态与文学思想研究》等。第一讲 少年英才薛福成（一）家庭、时局
薛福成所在的家庭虽然累世读书，但并不富裕。他的父亲名叫薛湘，特别擅长八股文，其文章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时人称之为“薛调”，颇受八股文士们的推重。由于家境清贫，他的母亲只能靠做刺绣等手工活、省吃俭用来养活一大家子。在薛福成出生前后，英国等国与清朝开展贸易，但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限制了西方商品的倾销，在对外贸易中清朝始终处于出超的地位，即进口货物要少于出口货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要逐利的，他们垂涎于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为了获取巨额的利润，他们就想到了鸦片，希望通过走私鸦片来掠夺中国的大量白银，并严重地摧残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就在薛福成出生的那一年，西方列强对华鸦片输出就达4万多箱。当时的道光皇帝意识到鸦片对中国经济和人民的巨大危害，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禁鸦片。而贪婪的英国等国不甘心鸦片贸易被禁，于1840年发动了鸦片战争。从此，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坚船利炮的冲击下，中国进入了耻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也是中国历史上黑暗的一页。（二）读书、科举
而此时，在平静的江南，小小的薛福成还未意识到这场巨变对他的影响，他依然追随着父祖先辈的道路，6岁就进私塾读书，放学回家，母亲总要督促功课，不论风雨寒暑，都要学习到半夜。他的母亲还经常教导他：“你如果好好读书，就能功成名就，还能让父母得到荣耀；如果你不读书，则会身份低微，甚至性命堪忧。”1850年，薛福成全家都到了镇江与父亲团聚，12岁的薛福成便在镇江府学苦读八股文章。年幼的他对鸦片战争后的世移时易毫不知晓，心中的梦想就是中秀才、成举人、中进士、点翰林，在科举道路上不断拼搏。（三）立志、实学
第二年，也就是1851年，薛福成的父亲离开镇江到湖南安福县任县令，薛福成和母亲、姐姐、哥哥、弟弟又回到家乡无锡。正是在这一年，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爆发，其势力旋即伸向长江流域，并于1853年占领南京，这仿佛一场地震，摇撼了北京的九重宫阙，也震惊了埋头八股的薛福成。薛福成惊悟到自己没有生长在歌舞升平的盛世，而是遇上了天崩地坼的乱世。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开始在广州和沿海各地逞凶肆虐，清军对此束手无策，内忧兼外患，更使薛福成心中掀起惊涛骇浪。
这时，面对着内忧外患的局势，社会上掀起一股讲求经世实学的新风。薛福成一方面看到当时社会面临各种危机，但从科举制度中选拔的文武大臣却极端无能，目睹太平军和英法联军的不断进攻而束手无策，因而意识到八股取士有严重的缺陷，士人埋头于经书中却无补于时事；另一方面，在讲求经世济民的实学新风的吹拂下，他慨然立志，决定不再斤斤计较未来科举道路上的成败得失，致力于研究经世实学，以备国家有朝一日用人之需。于是，他一方面准备考试，另一方面研究中国两千年来成败兴废的原因，研究兵法、战阵、天文、阴阳、地理等。在学习过各种经世杂学后，薛福成又认为学习的要领还不止于这些，于是推重王阳明的学说，收敛身心，知行合一。可以说，剧烈的时代变化，对他的学识和思想成长起到了强烈的推动作用。（四）乱世中颠沛流离
1858年春，薛福成与弟弟福保双双考中秀才。要知道，这次考试是无锡县的童生考试，无锡素称人文之地，人才辈出，此次应考者有千余人，但只能录取30名，而薛福成兄弟能顺利考中，可以想见他们的才华有多么出众。不久，在北京任工部员外郎的大哥薛福辰回无锡探亲，薛福成便与大哥一起到湖南看望父亲，不料他们到湖南不久，父亲就因病去世，兄弟俩忙着处理父亲的后事。据说薛湘生前同曾国藩关系不错，又追随曾国藩抵抗太平军，所以曾国藩专门派人前来吊唁，这也可能是薛福成与曾国藩幕府的第一次接触吧。由于父亲在县令任上经手的账目不是很清楚，薛福成兄弟为了清理父亲在任上拖欠的公款，不得不在湖南盘桓了很长一段时间。
1860年春，他们还没把事情办完，就得到了江南大营崩溃及太平军挥戈直下苏、常地区的消息。兄弟俩担心无锡家中出事，只得匆忙赶回家乡。一路上战火遍地，危机重重，这时无锡已为太平军占领，母亲已经带着家人离开家乡逃难，伯母一家则死于变乱。薛福辰又被太平军抓住，由于太平军不清楚他的身份，才把他释放。兄弟俩历经艰辛，渡过长江，赶到苏北宝应的东乡，这才找到了离散的家人。
父亲病死，家庭遭难，接二连三的变故使薛福成真正感受到了社会动荡乱离之苦。也就是在这一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攻入北京城，咸丰皇帝仓皇逃出皇宫，奔往热河，奕与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国家深重的灾难，使薛福成忧心如焚。国恨与家仇交织，让薛福成立下了“济时艰而匡世运”的宏大抱负。那么，怎样才能消弭内忧外患呢？薛福成觉得必须读书砺志，只有具备真才实学，才能挽回那令人震眩的时变。从此，他更加注意古今治乱得失的关键，并利用上京赶考和远游开封等地的机会，了解民间疾苦，考察社会积弊。他写了《灭贼方略》，希望能帮助朝廷扑灭太平军。他还写了《选举论上》《选举论中》，从朝廷的任官制度入手，痛斥科举制度坑害人才，提倡经世实学。他赞同清初顾炎武等思想家批判八股取士制度的激烈言论，指出科举制度选拔的人才都是局限于固有的模式框中，很少学习实际的社会民情，处理政务、解决问题的能力更是几乎没有。所以他希望以征辟制度和考核策论的方式取代科举制度。这些政论文都展现了一名青年学子关心国家前途、力图改变衰败时局的热情和对所谓“祖宗成法”的批判精神，他大力提倡变革，可谓初生牛犊。然而，薛福成把精力放在经世实学上，科举考试中就经常失利。空有报国之志，却无报国之门，薛福成不禁徒唤奈何！第二讲 薛福成的从政之路（一）人生转折，入曾国藩幕
1865年，机遇终于降临到薛福成的头上。此时，太平天国起义已经失败，但是在北方，捻军仍在黄河两岸与清军相持。这年夏天，清廷鉴于在镇压捻军等农民起义队伍的过程中连连失利，主持剿捻的名将、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亦被捻军击毙，便命刚刚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两江总督曾国藩指挥湘军北上剿捻。曾国藩是向西方学习船坚炮利的洋务派的代表人物，被朝野视为“中兴名臣”。
曾国藩善于结纳人才，很多人也想依附于他的门下，所以他的幕府里聚集了一批在当时颇有声望的贤士。曾国藩率军北上剿捻，意识到自己的湘军虽然扑灭了太平天国，但已是疲惫不堪，再加上主要是步兵，而捻军战马极多，刚刚还打了胜仗，更是气势盛壮。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与声势，他就在沿途张贴了招纳贤才的榜文。
薛福成十分钦慕曾国藩，认为这是一个投奔他的极好机会，于是将自己多年来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与自己设想的解决社会危机的办法细细道来，写下了一万多字的《上曾侯相书》，集中写了“养人才、广垦田、兴屯政、治捻寇、澄吏治、厚民生、筹海防、挽时变”的八条对策。
1865年6月28日，当曾国藩的座船沿运河途经宝应时，薛福成由大哥薛福辰陪同，冒着风雨谒见曾国藩，将万言书恭恭敬敬地递了上去。
曾国藩曾同薛福成的父亲薛湘有过不少交往，早就听说薛湘的几个儿子都擅长读书作文，如今读了他的上书，细加翻阅品味，赞赏不已，觉得薛福成文章长于论事，日后有望成一家之言，便对周围人大讲薛福成他日当有造就，并立即下令手下将薛福成请到座船谈话。谈话中，曾国藩看到薛福成举止端庄、谈吐不凡，不但对国家大事了如指掌，而且国学根底深厚，是个难得的经世之才，于是当场邀请薛福成留在他的左右，成为自己的幕僚。接着，曾国藩又问薛福成他的朋友中是否还有贤良的人，薛福成当即推荐了自己的弟弟薛福保，于是兄弟俩同一天投身于曾国藩的幕府。当天晚上，曾国藩还在自己的日记中郑重地记录下此事：老朋友薛湘之子福成，递条陈约万余言，我看后，赞叹不已。
那么，是什么让曾国藩赞叹不已呢？薛福成的文字功底是相当好的，他的文字典雅畅达，但更重要的是文中的内容和他的识见，让曾国藩感到自己捡到了宝。在那篇《上曾侯相书》中，集中反映了薛福成对社会现状、国计民生和国家前景的认识与思考，以及自己钻研实学、希望投靠曾国藩以建功立业的急迫心情。比如改革科举，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比如垦殖荒田。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遭到清军的大举围攻，多年的战乱让素有鱼米之乡美誉的江南化为一片焦土，百姓流离失所，死者无数，大批土地荒芜。面对沃野千里但废弃不耕的局面，薛福成建议对有地而无力耕种的农民，由政府贷给种子和牛具；将荒地分给无地农民耕种，三年免缴赋税；并主张将部分田地作为公田交给州县开垦，作为官员的薪俸。此外进行军屯，以解决诸多军队的生计问题。
再比如加强海防。薛福成认为地球几乎没有不相交通之国，在西方诸强国纷纷到中国谋夺利益之时，中国要保持高度的警觉，明白暂时的和平并不可靠，而防范的对策有体有用，“体”就是通过政治、社会手段如人才培养、改变旧法、训练军队、通商兴业等把国家治理好，薛福成毫不避讳地认为不合时宜的祖宗成法需要改变，而重视在封建社会常被视为末业的工商业。而“用”就是指大胆学习西方列强的长处以弥补中国自己的不足，再抓住对方的短处战而胜之。这种思想是当年林则徐、魏源等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延续。薛福成对西方列强长处的认识，还是局限在坚船利炮上，这可能与他长期困坐书斋有关。事实上，在19世纪60年代初期，洋务派官员奕、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就已经倡议并着手兴办洋务，向英、法、德等国购买军舰、大炮、火枪，而且办起了安庆军械所、上海洋炮局、苏州洋炮局，开始制造洋枪洋船。可贵的是，薛福成较早地提出了派遣留学生的主张，并对中国的科技超越西方充满信心。那么，什么是乘其所短呢？他提出“合并”“分离”“牵制”等方法，其具体内容不过是借鉴古代合纵、连横的技巧，主张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拉一派打一派，达到互相牵制的目的。这既是中国传统智慧的体现，也是弱国外交无可奈何的选择，这种外交思想后来成为他处理外交事务的基础。
总之，薛福成向曾国藩提出的各种“变旧法”“除积弊”的建策，体现了他对经世实学的探求，对社会积弊的认识，对国家前途的思考，对富强之术的追求，让同样对这些问题反复思考的曾国藩刮目相看，并视为心腹。而这也成为薛福成人生道路上的重要转折点。
从此薛福成跟着曾国藩走南闯北，与一群才华横溢、胸怀大志的幕僚朝夕晤谈。曾国藩酷爱围棋，每日清晨，都要请有相同嗜好的薛福成与之对弈，不但切磋棋艺，更注意交流对诸如“兵事、饷事、吏事、文事”等军国大计的种种设想。
七年下来，薛福成因为有“劳绩”“军功”，又得到曾国藩的保荐，成为头戴玻璃顶子、身穿蟒袍的五品知州（非实职），赏加知府衔。更重要的是，他随着曾国藩辗转数省，了解到不少政情民俗，乃至军国大计，增加了阅历、开拓了视野，为他日后思想的成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二）参与斩除安德海
1869年夏初，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薛福成随之北上保定，途经山东济南，探望当时在山东巡抚丁宝桢处任职的弟弟薛福保，还极其偶然地参与策划了一起震惊朝野的行动。事情还要从1861年咸丰帝病死在热河行宫说起。咸丰帝遗命以皇长子载淳继承皇帝位，即同治帝，并派肃顺等八位顾命大臣辅弼幼主，主持政务。可是幼主的生母叶赫那拉氏暗中准备和咸丰皇帝的异母弟恭亲王奕发动政变，夺取政权。
当时恭亲王奕正在北京主持与英法联军议和事宜。慈禧经过一番考虑后，决定让自己的心腹太监安德海暗地里窜回北京，来到恭亲王府，将夺权阴谋告诉恭亲王奕。第二天一早，安德海就匆匆别去，奕立即向承德行宫发了要求奔丧的折子。
顾命大臣肃顺接到奕要求奔丧的奏折后，立刻找载垣、端华等研究对策。肃顺认为恭亲王奕是以奔丧为借口，来向他们示威、夺权的，必须阻止他的行动。最后，他们借口京师重地，奕作为留守重臣一刻也不得离开，拒绝了奕前来奔丧的请求。
诡计多端的慈禧见肃顺识破了自己的计谋，立即与皇后即后来的慈安太后商量了一番，最后下了一道密诏，盖了咸丰帝留下的“御赏”和“同道堂”印章，再次派安德海星夜兼程进京，召奕速来承德共商除肃顺大计。
奕接到密诏后，立即动身，打着奔丧的旗号，于八月初一来到承德行宫。之后又在安德海的精密安排下，与两宫皇太后见面商讨夺权的阴谋，最后成功地发动了“辛酉政变”，夺去了肃顺等八位顾命大臣的权力。在辛酉政变中，安德海由于充当了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之间的秘密联系人，立下了汗马功劳，最后被晋升为总管大太监，成了朝中显赫的人物。
安德海成了总管大太监后，开始妄想干预朝政。安德海深知，两宫皇太后都是女流，深居宫中，他有办法应付。而恭亲王奕本是咸丰帝的弟弟，政变后又当上了议政王，掌握了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大权，是一个有真正实权的人物，成为自己专横跋扈的大障碍，必须设法搬掉这块拦路石。于是，他经常在慈禧太后面前说奕的坏话，而慈禧也正想解除奕手中的权力。
到了同治四年（1865）三月，在安德海的密谋下，慈禧借用一个御史弹劾奕的机会，发动突然袭击，亲手写诏书，以“虽无实据，事出有因”的罪名，革去奕的议政王名号和一切差使，不准他干预一切公事。一个月后，又以奕“深自引咎，颇知愧悔”为由，下令让奕“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无庸复议政名目”。慈禧在这一反一复之间，既轻而易举地革去了奕“议政王”的名位和权力，又继续使用了奕，扫除了对自己的威胁。
安德海计谋得逞之后，又玩弄种种伎俩，以功名利禄为钓饵，培植党羽，广交朝臣，一时间安德海门庭若市，权倾朝野，人们把他比作明朝宦官魏忠贤。
同治八年（1869），久在宫闱的安德海想出宫游玩并借机敛财，遂借口准备同治帝大婚典礼，再三请求慈禧太后派他到江南置办龙袍、预备宫中婚礼所用之物，获得慈禧太后许可。有了太后的支持，安德海置清朝不许太监擅出宫禁的祖制于不顾，带领着一班随从，前呼后拥地出京了。
有鉴于明朝太监专权祸国的历史教训，清朝对内廷太监的管理一直异常严格，坚决防止太监干预朝政。开国之初，顺治帝就于顺治十年（1653）颁布上谕，对太监管理做出了规定：一、非经差遣，不许擅出皇城；二、职司之外，不许干涉一事；三、不许招引外人；四、不许交接外官；五、不许使弟侄亲戚暗相交接；六、不许假弟侄名色置买田产，从而把持官府，扰害民人。两年后，顺治帝又命工部将严禁太监干政的上谕铸成铁牌立于宫内交泰殿门前，以示警戒。
这道上谕后来成为清朝皇室的祖宗家法，但凡有太监触犯，多会被处以极刑。同时《钦定宫中现行则例》还规定：太监级不过四品，非奉差遣，不许擅自出皇城，违者杀无赦。安德海当时只是六品蓝翎太监，仗着慈禧太后的宠爱，在未知会任何官方衙门的情况下，便违反祖制、擅出宫禁。
安德海虽号称钦差，却并未携带任何公文，一路又过于威风张扬，因此在途经山东德州境内时，德州知州赵新对此颇感费解：既是钦差过境却为何未接到“明降谕旨”并部文传知（按例，清朝派遣大臣出京，军机处会外发公文，沿途地方官员按礼迎送）？仆役下船购买物品也未出示“传牌勘合”（清朝奉命出京兵员由兵部签发身份证件，途经各地，不需花钱买东西，可凭证取得地方官府供应的物资）。为谨慎起见，赵新立即将此事上报巡抚丁宝桢。
丁宝桢早就对安德海仗势骄横、干预朝政的行为非常愤慨，但他又深知慈禧太后是个冒犯不得的人物，如果弄巧成拙，后果不堪设想，为此丁宝桢愁眉不展、束手无策。恰在这个时候，他的心腹幕僚薛福保陪同薛福成来拜见他，丁宝桢早就听说薛福成是曾国藩手下的干才，经过畅谈后对薛福成的才智和为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于是主动向薛福成告知此事，并询问处置办法。
薛福成兄弟仔细商量后，为丁宝桢设计了一个周密的除奸计划。措施要周密，必须看准时机，下手更要果断。于是丁宝桢密令德州知州赵新严密注意安德海的一举一动，很快，赵新的眼线就打探到安德海在生日那天竟然在船上穿着龙袍，接受众随从的跪拜。丁宝桢接报后立拟密折，痛陈安德海种种“震骇地方”的不法行径，并陈诉了自己职守地方，不得不将其截拿审办的充分理由：一、清朝二百余年不准宦官与外人交接，也没有差遣太监赴各省公干的情况；二、龙袍系御用之衣，自有织造谨制，不用太监远涉靡费，而且皇太后、皇帝崇尚节俭，绝对不需要太监出外采办，即使确实需要采办，也必定发出谕旨并部文传知；三、太监往返照例应有传牌勘合，绝不能听其任意游兴，漫无稽考；四、龙凤旗帜系御用禁物，如果安德海真的是内廷供使的太监，自然知道礼法，怎么敢违制妄用；五、出差携带女优，尤其不成体制。慈禧太后接到奏折后，虽然既震惊又恼怒，但为了以示公正，将奏折转给慈安太后批阅。慈安太后就召集王公大臣一起商议，结果王公大臣见有慈安太后出面，就一致表示安德海该杀。
八月二日，安德海在泰安县被知县何毓福抓获，与其随从陈玉祥等三人一起被先行押往济南，由丁宝桢亲自审讯。八月六日，丁宝桢接到由军机处寄发的密谕，内称：该太监擅离北京远出，并有种种不法情事，如果不从严惩办，何以严肃宫禁而儆效尤。命令丁宝桢迅速派人将六品蓝翎安姓太监严密查拿，令随从人等指证确实，不用审讯即就地正法，不准任其狡辩。如果该太监闻风折回直隶境内，即由曾国藩命令属下捉拿正法。如果让其逃脱，则要追究督抚的责任，其随从人等有不良行迹的，也应分别惩办，不用再行请旨。从这道密令来看，已不容安德海申辩了。八月七日，丁宝桢亲自查验确实后，遵旨将安德海就地正法于济南，此时距离安德海被抓不过五天。薛福成作为该事的亲身经历者，在十余年后还写了两篇文章记述此事。（三）苏州书局笔耕
通过在曾国藩幕府的历练，薛福成觉得，当今世务不外“兵事、饷事、吏事、文事”，他们这些幕僚 ，虽然专司文事，但其实要总揽全局，无所不晓。就像导水，幕府是众流汇集的所在；又像耕田，幕府是播种育秧的地区。幕府确实能够造就出经世治国的人才。经过这些年曾国藩的点拨和同僚间的切磋，加上自己的砥砺，薛福成相信早就精通“文事”的自己已能肩负“兵事、饷事、吏事”，他希望自己能像多年来一批一批获得朝廷大用的同僚那样，跨出幕府，谋求实职，担当重任，去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然而就在这时，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在南京病死，幕僚们各奔东西，薛福成因资历尚浅，也没有显示过人的才学，又没有靠山，所以未被朝廷录用。于是，薛福成只能将一腔抱负暂且收起，在帮助曾国藩的长子料理完丧事后，便雇了两辆马车，载着自己珍爱的书籍和文稿，径向苏州驶去。
途经故乡无锡，他也过门不入，匆匆抵达苏州书局任职，操持笔耕生涯。薛福成到了苏州，虽然比较失意，但仍然关注社会。他发现昔日被称为“人间天堂”的苏州周围地区如今已十室九空，百物昂贵，生计维艰。他了解到全国各地疮痍满目，其他地区人民的生活较之苏州更是困苦不堪。他忧心忡忡地看到中国海陆边疆已是强敌逼境。他不禁惊呼：呜呼，中国如果不图自强，今后就将危殆了！那么，自强之术是什么呢？薛福成觉得，在这剧变时代，必须讲求变革，兴办洋务，向西方学习自强之术。薛福成认为直到如今，朝廷仍旧一味因循守旧，强调“政事非成例不能行”“人才非资格不能进”，士大夫们还是在八股、试帖、小楷上耗费时日，学非所用，一听到有人讲求洋务，便大惊小怪，以为是狂人狂言，群起而攻之。长此以往，外国日强，中国日弱，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薛福成希望朝廷不遗余力地兴办洋务，自强求富。然而，像他这样没有实职的五品微员，是没有向朝廷上书言事的资格的。薛福成在耐心等待合适的时机。（四）北京进言
1874年底，同治皇帝病故，4岁的光绪皇帝登基。按照官场的规定，薛福成在次年春天从苏州前往北京晋谒新皇帝。路过山东济南，便去看望在山东巡抚丁宝桢处当幕僚的弟弟薛福保。在那儿，薛福成从邸钞上读到的一份“懿旨”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是在同治皇帝死后，垂帘听政的东西两宫皇太后为了在帝王更替时期稳住政局，以两宫名义颁布的“懿旨 ”，与以皇帝名义颁布的谕旨有别。懿旨决定广开言路，谕令朝廷内外大小官员向朝廷建言，以供朝廷采用实施。
薛福成大为振奋，遂应诏陈言，挥笔疾书，将自己补救时弊、变通旧法的对策，概括成“治平六策”和“海防密议十条”，然后将这些洋洋洒洒的万言书请丁宝桢转呈，标题是“应诏陈言疏”。 薛福成提出的“治平六策”为养贤才、肃吏治、恤民隐、筹海运、练军实 、裕财用，即培养人才、整肃吏治、减轻百姓负担、修浚运河、训练精壮步兵和拔擢轮船将才、倡廉崇俭理财节流。这六策是整顿内政。“海防密议十条” 为择交宜审、储才宜豫、制器宜精、造船宜讲、商情宜恤、茶政宜理、开矿宜筹、水师宜练、铁甲船宜购和条约诸书宜颁发州县。
这十条密议讲的是洋务，是效法西方的“自强之道”，归纳起来主要有四方面的内容。一是讲求外交策略，择交宜审，多树外援，改变中国孤立无助、四面受敌的状况。薛福成认为，在同中国签约的英、法、俄、美、德五个西方强国中，英国人阴险狡诈，法国人剽悍，都对我国垂涎三尺，说“此中国之深仇，不可忘也”。俄国地广兵强，而且东西控扼我国要地，“此中国之强敌，不可忽也”，对它必须“严为之备，而婉与之和”。德国当时与中国的交涉不多，但也是中国以后的强敌，不可把它作为援手，但短时间内也不会威胁中国。他对美国充满幻想，认为美国远在万里之外，和中国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可以成为中国的强援。
二是转移风气，大力提拔通达洋务的才杰之士。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最缺少的就是视野开阔、能与洋人打交道的人才。薛福成指出，传统的读书人拘于成见，往往高谈气节，一面对外国事务就傻眼了。而那些熟悉洋务的，往往是翻译之类的人和买办等人，只知道谋利。薛福成因此建议一方面要推荐那些擅长处理对外交涉事务的人才，一方面要大力培养掌握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专门人才。
三是注重发展民族工商业，收回中国的利权，即中国老百姓的钱不能都让外国人赚走了，要培养中国自己的工商业者。他提出中国矿藏的开采有两种方法，一是由官府开采，一是由私人开采，事实上开启了发展中国民族工商业的思路。
四是练水师、购船舰，建设一支现代化的海军。他建议清政府重金聘请外国军官训练中国海军，并选派沿海的有志青年到西方海军中学习，再回国效力。他很推重西方的铁甲船，认为近代战争的关键就在于海上的较量。薛福成的“陈言疏”，字字意新而确，笔达而圆，事事从浅处、显处着笔，洋洋洒洒、浩浩荡荡、易晓易行。它在朝廷影响极大，两宫太后面谕军机大臣将“陈言疏”发给各衙门商议。它也在全国各地力求变革的进步人士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被争相传抄，成为一时议论的热点。它还推动朝廷派遣使者出洋进驻西洋各国，薛福成的许多建议，如将对外条约颁发给地方政府、裁减绿营、减免米商税收等也都被采纳。（五）进入李鸿章幕府
正是由于这次上疏，薛福成一夜闻名，洋务派领袖、直隶总督李鸿章立即延请他加入幕府，薛福成从此成为李鸿章的智囊人物，给李鸿章出谋划策。在这段长达10年的北洋李幕生涯中，薛福成十分活跃，帮助李鸿章处理了不少棘手的事情。
如光绪二年（1876），在与英国交涉马嘉理案时，薛福成写就《论与英使议约事宜书》上呈李鸿章。马嘉理案又称滇案。同治十三年（1874）六月，英国以考察云南地区的商贸情况为由，派遣上校柏朗带领当时在印度的一支由193名英国官员、商人、军官、士兵组成的勘探队，途经缅甸自陆路进入中国云南，为通商做前期的准备工作。为了解决勘探队的语言交流问题，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在征得总理衙门准许的情况下，派遣翻译官马嘉理前往中缅交界处迎候。
马嘉理于同治十三年（1874）六月动身，由上海出发，途经汉口、湖南、贵州、云南，于十二月初十日到达缅甸新街，与柏朗会合。马嘉理在进入云南后受到当地官员的周到款待和关照，十分顺利地出境，但他并未将自己的返程时间、路线预先知会中国官员。1875年2月14日，马嘉理率领“探路队”起程，擅自越过中国边境，侵入云南腾越地区的蛮允。不但不顾当地民众劝阻，反而扬言要进攻腾越城（今腾冲县），并开枪打死群众数人。云南腾越参将李珍国在绅民的要求下，布置兵勇，于各要隘堵截洋人。
2月21日，马嘉理与4名中国随员抵达户宋河，遭到当地人的袭击，5人都被杀死，首级悬于蛮允城墙上。经此打击，探路队不敢继续前进，退回缅甸新街。事件发生后，英国把这个事件说成是清廷幕后指使，同时提出超出事件范围的要求，包括要求将云贵总督岑毓英等提京审讯；称要撤使、绝交和用兵；要求减免税厘、增开通商口岸和开放云南边界贸易等等。其实就是借此机会漫天要价，捞取更多的外交特权和利益。
薛福成主张对英国的无理要求不应迁就，应以择要设防、组织团练、广张疑军、以多攻少的策略，应对英军可能会采取的军事行动。李鸿章非常欣赏，命薛福成随行参加与英国公使的谈判。光绪二年（1876）七月廿六日，李鸿章和威妥玛签订了《烟台条约》。中英对马嘉理案件的审理也随之宣告“结案”。其中包括清朝派出公使前往英国道歉，这也成为中国外交史上派出驻外长期代表的开始。薛福成因其随办洋务得力而被奏荐为知府。
最值得一提的是处理总海防司一职之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 ，英国为了保证获得中方赔款，强迫中国答应由英国人担任总税务司来管理海关，控制关税。1879年，担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装出热心为中国办事的模样，一再给清廷上有关筹建海军的条陈，其目的是控制中国的海军。清政府认为如果能用英国人掌管海军，或许可以杜绝日本等国的欺侮，而且利用英国的力量，也能将海军迅速筹建起来。因此决定让赫德兼任总海防司，负责添购舰艇、选用洋将，总管中国的海防。
薛福成认为，赫德这个人阴鸷专横，倘若兵权财权由他一人包揽，就会使他如虎添翼，朝廷难以控制，后患无穷。但是朝廷已有正式任命，如何才能设法挽回呢？薛福成考虑后，便对李鸿章分析不能任命赫德担任总海防司的理由，并提出了一个计谋。薛福成认为，只要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正式行文通知赫德，表明总海防司这一军事要职十分重要，要赫德亲赴海滨专司练兵。这样一来，赫德的总税务司的肥缺就不能不让给别人担任。薛福成料定，贪财成性的赫德在这一选择中决计不肯舍弃总税务司这一职务，而去就任需要实地操练海军的总海防司这个苦差使。这样，朝廷任命赫德为总海防司一事就会变成一纸空文。
李鸿章听了连连点头，便叫薛福成起草给清廷的奏折，陈述由赫德兼任总海防司的危险后果，提出补救之策。朝廷依计行事。果然，赫德在接到要他亲赴海滨训练海军的公文后，为了不丢掉海关大权，忍痛表示放弃总海防司的要职。中国的海军大权终于没有为外国人所控制。赫德吃了个哑巴亏后，意识到薛福成是位不可低估的对手，便一方面承认薛福成是个聪慧的开明人物，很有头脑；另一方面又攻击薛福成不是一个举止优雅的人物，表现出对薛福成的嫉恨之意。
1879年，薛福成写下了反映他洋务思想的《筹洋刍议》一书，认为中国已经到了非要进行大变法、实行洋务不可的地步了。“世变小，则治世法因之小变；世变大，则治世法因之大变。”主张发展工商业，“夺外利以润吾民”。并提出了反对不平等条约、防止日俄入侵、改革关税等主张。薛福成将该书上呈李鸿章，李鸿章大为赞赏，分发官员传读。
光绪七年（1881），薛福成署直隶宣化府，写下了《酌议北洋海防水师章程》，提出了对未来北洋海军的构想。后来，李鸿章就是根据他的设想来建立北洋海军的。（六）献计解决朝鲜“壬午兵变”
光绪八年（1882）六月九日，朝鲜的旧式军人无法忍受新旧军悬殊的等级待遇，加上被拖欠军饷长达13个月，因而发动了“壬午兵变”。大院君暗中的煽动和指挥对这次兵变的爆发起了重要作用。以大院君为后台，金长孙、柳春万为首领的旧式军人开始暴动，成功地抢到了应得的军饷，并歼灭别技军，袭击日本公使馆，杀死不少日本人，迫使日本公使花房义质逃回日本。其间，不少汉城市民加入暴动队伍，“兵变”迅速转化成一场大规模的“民变”。起义士兵和市民还冲进了王宫——昌德宫，李最应（兴寅君，大院君胞兄）、闵谦镐等闵妃集团大臣被杀。闵妃化装成宫女，历尽千辛万苦逃离了王宫。起义士兵和市民拥戴大院君入宫，朝鲜高宗被迫下旨：从此以后大小公务，都由大院君决定。大院君宣称闵妃已“死”，煞有介事地为她举行国葬。日本军队借口使馆被焚、侨民遇害，趁机出兵朝鲜，企图干涉朝鲜的内政，获得更大的权益，由此引发了一场国际纠纷。闵妃逃到忠州长湖院，也暗中联络高宗，告知她还活着的消息，随时准备复权。大院君的新政权在内忧外患下并不稳固，面临着随时倒台的危险。
面对这种错综复杂的局势，薛福成向当时暂时代理直隶总督的张树声提出建议，为了不贻误时机，立即在向总理衙门报告的同时，派出三艘兵轮前往朝鲜控制局势，即先发兵后请示，这虽然有风险，但可以先声夺人。最终，中国的兵轮比日本的军舰早了六个小时抢先到达朝鲜的仁川港，日军的先头部队见中国舰队已经威武地列队，只能和清军将领以礼相见。清廷又派遣了六营淮军火速增援，接下来该怎么办呢？薛福成又建议清军抓紧时机，先发制人，粉碎日本的阴谋。
根据薛福成的建议，清廷派出的部队3000人在吴长庆和马建忠的带领下抢在日军之前进入汉城，并设下诱捕大院君的计划。马建忠先拜访了大院君，表示清廷不会逮捕他。等到第二天大院君回访时，清将吴长庆先和大院君喝茶，大院君立刻察觉事情不对，在笔谈中对吴长庆说：“将军将作云梦之游耶？”（西汉时汉高祖刘邦为了擒拿楚王韩信，便声称要去云梦泽巡游。韩信中计，前去迎驾，结果被捕）在一旁的袁世凯见此情形，立刻逮捕了大院君，将其塞进轿子里并转运至中国军舰中，随后大院君的儿子李载冕也被捕了。朝鲜之乱迅速平定，使觊觎朝鲜的日本欲趁乱控制朝鲜的阴谋破灭。薛福成因功晋升为四品道员。（七）出任宁绍台道
由于薛福成才华卓著，他终于被朝廷实授为四品宁绍台道道台。从此，他彻底告别了盘桓近二十年的幕府生涯，在晚清政治舞台上一显身手。1884年初夏，薛福成在进京陛见之后，立即南下赴任。他先到省城杭州参见了浙江巡抚刘秉璋，然后就来到治所宁波。道台，是中级地方官员，薛福成出任的宁绍台道道台，不仅要监察宁波、绍兴、台州三府的官吏，要“备兵防海”，保卫地方安全，而且因为宁波是国内的重要商埠和最早开放的国际通商口岸，所以还要监督宁波这个拥有巨额收入的海关。薛福成深感责任重大。
就在薛福成赴任之际，由于法军挑衅，中、法军队在越南的谅山发生了武装冲突。法国政府乘机讹诈，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要中国立即从越南撤兵，赔偿兵费2.5亿法郎，并派海军中将孤拔率领远东舰队，闯入中国沿海，准备攻占一两个港口，作为赔偿的抵押。在这种形势下，清政府被迫颁布了沿海戒严的命令，由于浙江的门户就在宁波城东约50里的镇海口，清朝陆、海军就在宁、镇地区布防。这些部队由浙江提督欧阳利见统率，而遥受浙江巡抚刘秉璋的指挥。
刘秉璋驻在省城杭州，要直接指挥宁、镇前线的军队不无困难。他了解薛福成的才干，便在宁波设立由薛福成负责的海防营务处，凡是巡抚的号令、方略，前线的战守机宜，全部由营务处传递或处理。 薛福成受命后，便立即赶赴镇海，视察前线的防务，会商防务计划。
正当薛福成等千方百计地加强防务，阻止法国军舰闯入镇海口时，在福州的清廷封疆大吏们却不做充分的战斗准备，坐视法舰一艘接一艘地闯入闽江入海口。1884年8月23日，法国舰队发动突然袭击，在半小时内击沉了福建水师的7艘兵舰。至此，清廷被迫向法国宣战，中法战争正式开始，紧邻福建的浙江上空战云密布，薛福成进一步加快设防的步伐。
薛福成采取的主要措施是：第一，镇海口门宽百余丈，本来难以防御。他就通过钉桩、沉船、安放水雷等方式来堵塞甬江入海口，以防敌舰侵入，对前沿的炮台、工事做进一步的加固和伪装，巩固防务，并迅速完成电报线从宁波架到镇海的工程，使前线与杭州、宁波可以瞬息呼应，指挥便捷。从现存的薛福成与友人的信件可以看出，他当时反复思量、勤奋工作，付出了大量的心力。如在镇海口门钉桩以拦阻敌船的办法，此前的防卫将领就试过，但由于经费不足而中断。薛福成到镇海后，考察了镇海口门的地势以及潮水的涨落情况，决定仍然采用钉桩沉船的办法阻拒敌船。于是在镇海口门金鸡、招宝两山之间分别钉巨桩，五丈长的木头打到水底，每百根木头再用铁钉钉牢，还用铁箍包好，间隔一丈，又钉一丛木头，这样数十丈的水面就有二十一丛木桩。木桩缝隙间就沉下载满石头的船只。为了通行商船，还留出十余丈的航道，如果敌人到来，还可以沉船封堵。为了节省经费，薛福成亲自督理此事，结果只花费了银洋七千元。他指导两岸炮台多次修建、改建，并与沉江木桩相互配合，以炮台护桩，阻止敌人拔除，同时用木桩阻止敌船，使敌船被迫承受炮台上大炮的轰击。他还要求陆营数千士兵认真操练，自信地说“可以一战”。再如铺设电线。宁波至镇海水路有60里，陆路有40里，在宁、镇之间架设电线对于及时传递军情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当时的上海电报总局估价需五千元，数目太大，难以筹措，便不了了之。薛福成到任后，上奏刘秉璋，一方面进一步陈述架设电线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建议选择大北公司负责架设电线事宜，可以使造价降低近一半，而且费用可用今后商用电报的收益偿还。此事不久便得到刘秉璋的批准。
第二，针对定海这个南北交通要冲孤悬海外、四面受敌、一时难有防备良策的情况，利用1846年中英签订的一个保护舟山的旧约来“以夷制夷”，遏制法国对定海的进犯，使法国不能以定海为侵略基地。薛福成知道1846年英军退出舟山后，英国为了获得在舟山的特殊权益，强迫中国签订了一个侵害中国主权的保护舟山的条约，其中第三款是中国不把舟山让与别国，第四款是如有别国攻打舟山，英国必为保护。于是，他急请朝廷通知英国公使遵守旧约，同时自己也反复劝谕宁波的英国领事向英国政府进言，并且由幕僚起草，自己反复修改，写成《英宜遵约保护舟山说》，文章对英国朝野晓之以理，即像英国这样的头号强国必须按照国际公法遵守旧约，同时又动之以利，强调假如法国占据定海，香港的贸易必定会衰落，英国利益大受损害，然后将文章译成英文，寄往伦敦各个报馆刊登。经过这番活动，英国朝野果然舆论哗然，纷纷要求履行旧约。英国驻上海总领事也奉政府之命，与法国驻华公使达成了英国不宣布保护舟山以妨碍法国行动，但法国也决不进攻舟山的秘密协议。定海始终在中国手里，没有成为法国的侵略基地，对浙东沿海的防卫战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三，以一定的报酬预先雇佣宁波、上海熟悉甬江水道的四位外国领水员，使他们保证不给法舰领航。当时在宁波，有两名外国引水员经常在镇海口外驾船航行，以备雇佣。为了防止他们被法国舰队所雇佣，薛福成就与他们商定：地方政府支付他们每月各约150元的费用，他们承诺不受雇于法国人，并只在镇海近海口活动。另外，上海也有两名外国引水员对浙江海面比较熟悉，薛福成就致电浙江海关道员，提前与他们订立合同，支付一定报酬，要求他们不得受雇于法国人。这说明他很重视利用西方的合同。他又号召军民顾全大局，团结一心，同仇敌忾，一致对法。同时将法国在宁波的传教士集中到宁波城北或者迁往上海，派兵保护，暗中监视，清除隐患。这是因为当时法国在宁波的传教士有数十人，在中法发生争端后，中国的军民敌视这些传教士，而传教士要求地方官保护，甚至隐隐以召唤法国军舰来威胁宁波官员，还有密报说发现传教士在刺探军情。于是薛福成就派兵把传教士集中起来，一方面避免发生冲突，一方面也防止传教士做间谍告知中国军队的布防情况。薛福成通过采取这些措施，大大提高了宁波的防务水平。
1885年2月底，法国远东舰队头目孤拔亲率军舰4艘，驶向镇海。薛福成赶紧命令撤去镇海口外沙滩、暗礁的灯塔和浮标，沉船堵塞镇海口。他又从战争的全局出发，要求台湾、福建的中国军队在法军主力集中到镇海之时，乘机反攻，收复台北的失陷地区，夺回法国舰队赖以补给燃料的基隆煤矿，从而配合浙东的抗法斗争。
3月1日下午，镇海口各炮台的勇士对驶来的法国军舰奋力炮击，中法战争浙东战役的大幕就此拉开。中国守军防备严密，以密集凌厉的炮火击退了法国军队的数次进攻。法国要攻击镇海，不仅受阻于坚实的防线，而且无论是在当地还是在上海，悬赏六万两银子也招募不到领港的好手，它派出的探测航道的小船又经受不起凌厉的炮击而往往被击沉或击退。同时，因为英法秘密协议，法国不能去攻击近在咫尺的舟山，只能在海面游荡。而薛福成则积极设法对敌军发动骚扰和进攻。
统领钱玉兴于1885年3月20日率领敢死队，秘密地把8门后膛小炮运到阵地前沿，在夜半时分突然向敌舰开炮，结果击中5炮，杀伤了很多敌军，据说孤拔就是在这次夜袭中负伤的，不久便伤重而死。法国舰队在镇海口外一直停泊了45天，也曾经以铁舰上的大炮连日轰击镇海的炮台，薛福成记录说当时法军的炮弹大的有三百余磅。而薛福成在备战设防时也很聪明，将炮台的表面都覆盖上泥土，种上草皮，远远看上去和山色相似，法军难以判断哪里是炮台，哪里是土山。他还建起长长的护墙、布设假的军营，让敌人摸不着头脑。所以敌人的炮轰虽然猛烈，但巨弹或陷入泥土中无法爆炸，或落入假的营地，清军很少人员损伤，而敌方也始终没有弄清中国军队的虚实。直到中法和谈告成后，法军的军舰才退往外洋。在这场中法战争中，法国陆军在越南、中国台湾等地屡次被中国军队杀得大败，而法国海军起初全歼福建水师、击败南洋水师，气焰非常嚣张，但是在镇海口却屡战不胜，损失惨重，遭到了意外的失败。这是薛福成和广大爱国军民精忠报国、精心筹防、抗击法军创造的佳绩。
中法战争结束后，薛福成对镇海海战的胜利并不感到满足，他继续筹集资金，建台添炮，在镇海口大修国防工事，努力使这个浙江门户更加稳固。（八）出使四国 不辱使命
薛福成娴熟洋务，关注国际大事，经常就外交问题上书言事，早已引起许多洋务派官僚的注意。早在1875年，朝廷在遴选出洋的使节时，洋务派大员丁宝桢、郭嵩焘就先后上疏保荐薛福成，说他博学多通，识略闳深，精习西洋地理制度，可胜任公使。只是由于李鸿章将他揽入幕府而作罢。经过这些年来政治经验的积累和官阶的上升，朝廷对薛福成也更看重了。
1889年5月，因担任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四国公使的刘瑞芬三年任满，清廷赏薛福成二品顶戴。薛福成以三品京堂候补的身份担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当时，出使国外并没有什么美好的结局。如1876年代表朝廷出使西方的郭嵩焘，就遭到了国内顽固势力的攻击和诽谤，说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离开父母之邦，郭嵩焘最后落得一个罢官回乡、抑郁而终。出使法国的曾纪泽曾经主持与俄国的修约谈判，收回了伊犁，但最后同样免职回国，以致曾纪泽一腔热血无地可洒，寝食难安。然而薛福成深知外交工作对国家民族的重要性，因此，明知前方是危途，却绝不畏葸不前。
他在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后，带着随从一行于1890年1月31日晚上8时登上“伊拉瓦底”号轮船，2月1日早晨8时开船，开始了驻外使节的生活。一路上，他与自己精心挑选的随员黄遵宪、许珏、钱恂等人就旅途见闻进行讨论，充分认识到世界广大，天外有天，中国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否定了中国固有的关于中华为世界中心的褊狭地理观念，认识到香港、新加坡的发展在于洋人善于经营商务，认识到中国一向把商列为四民之末、视作贱民之业是错误的，在今日地球万国相通之世，国家要发展，经济要繁荣，一定要学习西方，以商务为本，不可闭关独治。
经过1个多月的海上颠簸，以薛福成为首的外交使团终于在光绪十六年二月十六日（1890年3月6日）到达法国马赛港，薛福成舍舟登陆，首次踏上欧洲大陆，实现了盼望已久的睁眼看世界的夙愿。薛福成走马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所在国的元首递交国书，拜会外交部和各国公使。薛福成按照程序，先后奔波于法、英、比、意诸国，不卑不亢，举止不凡，各国都表示热烈欢迎，其间，他还到过德国、瑞士等国。薛福成在欧洲各国出席酒宴茶会，听乐观舞，参观访问，同西方各界知名人士密切交往，广泛接触，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大大开阔了他的视野。他集中精力考察欧洲的社会得失，通过对议院、工厂的考察，他悟出一个道理：欧美国家之所以先进，中国之所以落后，其根本在于制度的不同。这比他本人在《筹洋刍议》中抒发的识见，又大大地提高了一步，这时的薛福成已经成为真正的早期改良思想家。（九）分设领事 保护侨胞
薛福成在出使期间，十分关心海外侨胞，力争在华侨集中的地区设立领事馆，以就近保护华侨，使侨胞在海外少受欺凌和奴役。他起草了给英国外交部的照会，援引国际公法和各国惯例，声明中国有权派遣领事分驻英国属地。
薛福成指出：中国恪守国际公法，已允许英国在中国设立了20多处领事馆。根据1869年10月23日中英之间的新订条约，有英国允许中国派遣官员驻扎英国及英国属地的条款。因此，中国应有权同欧美各国一样派领事驻英国各地。后来，英国不得不在原则上同意薛福成的合理要求。
在同英国交涉此事的同时，薛福成又向朝廷上了一道《通筹南洋各岛添设领事保护华民疏》，他在奏疏中向朝廷汇报了海外侨胞在世界各地的分布，以及备受欺凌剥削的状况，陈述了在各地设立领事馆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在薛福成的努力下，1891年秋天，由薛福成推荐，黄遵宪担任驻新加坡总领事，同时清政府也颁布了几条保护归侨的规定，对于海外华侨，不管出洋多久，只要愿意回国谋生置业，一律与内地人民同等看待，绝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刁难或歧视。
后来，薛福成又争取到在南洋的槟榔屿设立副领事，以及在缅甸的仰光设立领事馆的权利。领事馆和领事的设置，终于改变了海外侨胞孤苦飘零、控诉无门的悲惨状况，有助于实现侨胞们“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的夙愿。（十）滇缅边境界务商务谈判
薛福成在出使期间办的另一件大事是进行滇缅边境界务和商务的谈判。
1890 年6月，薛福成在驻伦敦使馆打开一叠5年前的卷宗，立即被其中的内容深深吸引了。那是1885年，英国军队侵占缅甸全境，将缅甸变为其殖民地。有云南省（简称滇）与缅甸接邻的中国当然不能不有所表示。于是当时驻英、法大臣曾纪泽便奉命与英国外交部交涉。在交涉中，英国提出：一是不会侵占靠近中国国境的缅甸地区；二是让滇缅边境上的大金沙江作为两国均可行船的公用之江；三是让中国在大金沙江以西的八募附近立商埠、设税关。曾纪泽考虑到自己并不确切了解滇缅边境的情势，因此表示须待了解情况后再定。然而到了1886年，英国驻华公使在北京与清廷总理衙门正式签订的《中英缅甸条约》中，没有将英方对曾纪泽的三点表示列入。
薛福成对这份卷宗认真分析后认为，英国这样做，是想否认过去的这三条协议，以便为它此后进一步侵入中国内地、划分滇缅边界埋下伏笔，如果这样，后果严重。薛福成为此照会英国外交部，重申5年之前中英双方的三条协议，并要求英国真正履行《中英缅甸条约》中每隔十年英国驻缅甸最高官员要派人向中国朝贡的条款，如期向中国朝贡。
到了1891年3月，薛福成正式向朝廷上疏，建议由中国主动提出关于滇缅界务、商务的谈判，以免中国在英国采取进一步行动后强行谈判时利益受到严重的侵害，并自荐担任中方代表。然而清廷在一开始未予重视，直到1892年初，在薛福成一再陈说利害后才答复同意。但是怎样才能使英国同意进行谈判呢？薛福成掌握了英国在缅甸的工商业家急于同中国通商的心理，便在同英国外交大臣的两次会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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