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宏安
出版社：宁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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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州记忆试读：
总序
中共灵武市委书记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能够在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转化为物质力量，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文学作品是展现这种力量的载体，是人们了解历史、了解社会、了解自然、了解文化人生意义最直观表达。经文联同志编纂整理，《灵武文丛》已定稿待刊，这是从灵武优秀作家16部文集中精选出来的，主要有《风流云散》《先人种树》《儒仁的栈道》《名不虚传》《金紫宰相》《路边的刺玫》《灵州记忆》7部作品，掩卷之余不禁感慨，一个拥有30多万人口的灵武，有这么多热爱文学的人，而且，所收作家如查舜、季栋梁、王佩飞，诗人杨森君等在全国有很高的知名度，他们的作品多次获得全国各种奖项，有的作品还被翻译为阿拉伯语、英语在海外出版，影响广泛。他们笔耕不辍，默默奉献，为社会文明和文化进步增光添彩，我为他们的勤奋与坚持而感怀。
灵武有着2200多年建城史，自古就是西北地区重要的政治枢纽、军事重镇和文化中心。历史上曾有众多文人墨客赞美过灵武，如王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李益“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韦蟾“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等佳句名篇吟诵至今，灵武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资源，游牧文化、农耕文化、黄河文化、大漠文化、伊斯兰文化在这里繁衍生息，相互交融，相互渗透，构筑了灵武底蕴丰厚、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这些本土作家正是基于这样丰富、多样的文化脉络，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
我们历来高度重视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十分关注和支持文化建设和文学工作。近年来，广大文学工作者依托良好的创作平台和灵武丰富的文化资源，出版发表了一大批优秀作品，也涌现出了很多优秀作家。如查舜中篇小说《月照梨花湾》获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穆斯林的儿女们》获1991年度庄重文文学奖，长篇小说《青春绝版》获中国首届回族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季栋梁《觉得有人推了我一把》获中国文学奖，《小事情》继获北京文学奖之后，又获宁夏文艺评奖中篇小说一等奖，《吼夜》获全国文学奖；王佩飞的诸多作品被国家级选本选载，《日子的味道》获得宁夏文艺评奖中篇小说一等奖；杨森君的诗歌曾数十次入选全国性选本，多次获得宁夏文艺评奖一等奖，他创作的《父亲老了》一诗，被IB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国际文凭组织中文最终考试试卷采用。这些优秀的作品、优秀的文学工作者，将我们灵武的文化发展和文学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其中不少作品描写了灵武家乡变迁、反映灵武历史文化和灵武人时代风貌，对人们了解灵武、认识灵武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从一个侧面向世人展示出了灵武人的文化底蕴。
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因素、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人民群众的热切愿望。今天的灵武，得黄河之利，借“两区”建设之势，已连续两年进入全国科学发展百强县行列。适逢灵武经济发展大跨越之际，我们更应该奋力搞好文化建设、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为推动灵武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持。《灵武文丛》不仅是新时期灵武文化传承和弘扬发展的有效载体，也是彰显灵武文化特色，塑造灵武精神，树立灵武自信的优秀成果。
希望灵武的文学创作者们继续努力，能以更多的形式来宣传灵武，提升灵武知名度和美誉度，为建设开放灵武、富裕灵武、美丽灵武、和谐灵武凝聚强大的精神动力。阅读一部好的文学作品，是对文化、知识、智慧和感情的一种积累，也是对心灵的一次涤荡。希望广大读者朋友们，都能够通过这套丛书，发现和了解宁夏灵武文化脉络，同时，也期待灵武有更多人才出现，更多精品享誉国内外文坛！期待灵武文化更加辉煌！
史海探究
沉睡亿年 横空出世——记灵武恐龙化石发现始末在2.3亿年前地球远古动物中，有一个庞大的家族统治地球达1.6亿年之久，其他物种都无法与之抗衡，这就是古代动物王国里的霸主——恐龙。恐龙因种类繁多、形态各异、大小不一而引起世人关注，特别是恐龙灭亡之谜，至今仍是古生物学家研究的课题。
2005年，宁夏灵武发现恐龙化石，令所有宁夏人都感觉到兴奋和自豪。灵武发掘出来的梁龙新属种，为地球陆地板块漂移学说提供了重要实物依据，改写了亚洲恐龙发现历史。2006年8月，中央电视台对恐龙化石发掘工作进行现场直播，一时间，灵武恐龙成为媒体中一个炽热的名词，引起世人瞩目。挖刺猬挖出大“龙骨”
在宁东镇磁窑堡煤矿南2公里处，有一个被当地人称为“南磁湾”的村庄，这里居住着200多户人家。在南磁湾村东侧，有一座高不过10米的山梁，山梁远处是一望无际的漫漫黄沙，这里靠近毛乌素沙漠边缘。
2004年11月初的一天，南磁湾回族青年马云吃过早饭后，扛着铁锹到南磁湾山梁挖刺猬。当他跨过一块被雨水冲刷出来的“石头”时，突然被眼前这块形状奇特的“石头”吸引了，这块“石头”与普通石头不同，它表面十分光滑，呈红褐色，形状很像动物骨骼。
不期而遇，又是命中注定。马云后来把此事看作是自己平凡生命里最灿烂的时刻。恐龙发现者马云
几天后，马云鼓起勇气，给灵武市文物管理所打了个电话。那天文物管理所的工作人员正在磁窑堡遗址附近开展文物调查，接到电话后，大家感觉情况十分重要，便火速赶往现场。埋藏化石的现场令人大吃一惊：在一个南北长50米，东西高5米的缓坡上，一块宽40厘米，长近2米的动物股骨化石裸露在灰绿色的泥岩土层中，这种泥岩被当地老乡称为“羊肝子”土，土质特别坚硬。根据化石形状，文物人员判断是史前时期动物化石，这只动物体态庞大，目前可能已经灭绝。
虽然古动物化石此前在灵武境内曾多次发现，但像南磁湾山梁如此庞大的动物化石还是首次发现。动物化石越挖越大
2004年11月18日，经自治区文物局批准，灵武市文物管理所决定对南磁湾化石进行抢救性清理发掘。大家凑钱买了两箱矿泉水，每人买了一顶棉帽、一双手套。为了工作方便，发掘人员就近住在马云姨妈家。
南磁湾的初冬寒风瑟瑟，凄冷的西北风夹杂着沙土，刮在脸上如同针扎一般，痛得人睁不开眼睛。
发掘人员用手铲顺着马云发现化石的地方向四周挖掘，在南北15米长的斜坡上，均发现有化石露出，化石层埋藏较浅。随着发掘面积的扩大，暴露出来的化石个体越来越大，1米、1.5米……当工作人员挖出十几块巨大的化石时，大家都激动不已。数十名围观群众更是被惊得目瞪口呆，因为谁也没有见过这种庞然大物。我们挖出一块平板状的化石，越挖越深，越挖越宽，挖到一米见方时还没挖到边缘。恐龙股骨化石
几天后，筹集的资金已所剩无几。由于冬季地表冻结，加之化石数量较多，仅靠现有力量根本无法做到合理发掘。大家商议后决定先停止发掘，对化石现场进行回填，聘请马云秘密进行看护，待来年春季再做试探性发掘。
那时谁也没有想到，一大批沉睡亿年的巨型恐龙化石就静静地埋藏在脚下。可能是恐龙化石
2005年3月，马云打电话给我，提出要些工资准备到新疆打工。在文管所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为此我连夜写了一篇题为《灵武发现古动物化石，呼吁有关部门引起重视》的新闻报道，发往《宁夏日报》和《新消息报》。报道见报后，立刻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区内几乎所有媒体纷纷派记者进行跟踪采访。
2005年4月10日，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刘国民副厅长带领十余名地质专家慕名来到化石现场。这些从事多年地质研究的资深老专家，无不对这里的发现感到震惊。人称“西夏岩夫”、年逾七旬的地质专家郑昭昌推断：“南磁湾山梁地层为中生代侏罗系，在侏罗纪时代地球上生存如此庞大的动物，极有可能是恐龙！”刘副厅长闻讯后，提出出资进行大面积发掘，发掘出来的化石标本归国土资源厅所有。我立刻打电话把这一情况向时任灵武市市长的郝有民汇报。不多时，郝市长赶到现场，与刘副厅长磋商后决定，由灵武市政府筹资进行发掘。北京寻师鉴宝
为了进一步确认化石属种，郝市长要求文管所带化石到北京请专家进行鉴定。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创建于1929年，是国内研究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的权威机构，在国际享誉盛名。几年前，灵武文管所配合该所对水洞沟文化遗址进行过考古发掘，我和课题组负责人高星研究员比较熟识。时任该所副所长的高星推荐我和徐星教授联系，请他对化石进行鉴定。两天后，我和文体局杨国柱局长带着恐龙化石标本和录像资料，来到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找到国际著名恐龙研究专家徐星。
徐星，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学系，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从事中生代恐龙化石及地层学研究。1992年以来，徐星在新疆、河南、湖北、贵州及蒙古多次进行野外勘查发掘，发现并采集到大量重要动物化石标本，命名了15个恐龙新属种。
1998年6月，徐星在中国辽宁西部发掘出一只完整带羽毛的恐龙化石，这只被命名为“中华龙鸟”的珍贵化石，是目前世界上最早长有羽毛，介于恐龙和鸟类之间的过渡型生物，它是鸟类真正的祖先。
2001年，徐星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同年入选美国国家地理学会“丰田计划”，成为全球11位入选科学家之一，是亚洲唯一代表。徐星在恐龙研究领域的贡献引起国际古生物学界的高度评价和世界各地媒体的广泛关注，成果被多国媒体报道。
徐教授平易近人，一派学者风度。在他的办公室里，到处摆放着大大小小的恐龙化石标本和恐龙学术书籍。
徐教授认真看完我们携带的资料后肯定地说：“这是蜥脚类恐龙化石，它填补了宁夏没有发现恐龙的空白，有可能还是亚洲最大的恐龙化石，这个发现十分重要。”徐教授出具了鉴定报告书，还送给我们一些由他编纂的恐龙学术专著。当天晚上，我们立即返回了灵武。揭秘过程异常兴奋
灵武市领导得知灵武发现恐龙化石的喜讯后，连夜召开会议，抽调文化、公安、宁东镇等相关部门人员，迅速对恐龙化石发现地进行围栏保护，确保恐龙化石安全。恐龙肋骨化石
2005年4月17日，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工程师王海军和博士贾程凯来到灵武，与文管所选派的5名考古人员，拉开了恐龙化石发掘的序幕。
由于南磁湾矿区找不到青年雇工，我们只得聘请十多名有挖煤经验的退休老矿工，协助清理化石上的沉积岩。随着土层一天天被揭开，形状各异的化石逐渐暴露出来，一个接一个的惊喜接踵而来。大量化石表明，这里埋藏着一个巨大的恐龙群，这些化石上下叠压，多数排列杂乱无序，化石保存状况较为理想。其中有一具恐龙的数十节腰椎和尾椎保持原始自然关联，长达7.2米，如果将这只恐龙复原，它至少有23米长，10米高。
盛夏的沙海，骄阳烤得山顶像蒸笼一样，地面温度高达40多摄氏度。发掘坑内不时传来叮叮当当的取土声。拎着镐头、地质锤、小刷子的发掘人员一个个挥汗如雨，全神贯注地从土层中剥离出化石。为了防止化石出土后受到风化，我们用丙酮和消基清漆配成混合稀料，反复涂刷在化石表面，使其渗透进化石凝固后隔绝空气。
发掘人员每天在坑内挖掘十几个小时，脸被晒脱了皮，双手打出了血泡，但谁也没有怨言，大家知道，我们正从事着一项重要而神圣的工作。王海军工程师因不习惯西北气候，嘴里生了口疮，一说话嘴就开始流血，却始终坚持在一线，从未提出过休息。
在离挖掘现场不足30米的北山坡上，发掘人员无意中发现地表层也有化石裸露，经过扩展发掘，又发现大量恐龙化石，我们将其定为2号发掘坑。2号坑内的化石个体比1号坑里的还要巨大，其中3只保存完整的恐龙肩胛骨化石竟有1.8米长，一只椎体直径长达1.1米，远远超过亚洲最大恐龙——四川合川马门溪恐龙的肩胛骨和椎体。一号坑发掘现场
9月下旬，又一个重大发现不期而至。当我挖出一串恐龙荐椎化石时，工程师王海军和博士贾程凯变得异常兴奋。在这些巨大的恐龙荐椎体上，分布着密集的神经棘，神经棘骨骼关联程度很好，椎体高度超过了已知所有恐龙属种，这种现象在国内外蜥脚类恐龙化石中极为罕见。紧接着，我们又挖出一些恐龙牙齿化石。贾博士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马上给在美国讲学的徐星教授发去了喜讯。惊现恐龙头骨化石恐龙头骨化石
蜥脚类恐龙因头部体积小，骨骼较薄，易受风化而不易形成化石，因此国内外很少发现保存完整的蜥脚类恐龙头骨化石。在发掘过程中，大家都渴望能找到神秘的头骨化石。
11月28日，发掘人员发现一颗疑似恐龙头骨的化石，这颗仅暴露出地面1/3的化石长23厘米，宽20厘米，呈牙黄色，石化程度较好。
王工没有急于将头骨化石从岩层中分离出来，他先通过电子邮件向徐星教授传去了数码相片，得到确认后，才实施了挖掘。为使化石不因挖掘而受损伤，他用两层浸湿的毛边纸覆盖在化石表面，用石膏层层进行固定，然后将化石和土层从底部采集下来，最后再打几层石膏，防止运输中的损坏。为了确保恐龙头骨化石的安全，我们交由公安部门进行保护。
区、市领导高度重视灵武恐龙头骨化石，拨专款要求安全护送恐龙头骨到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进行研究。2006年1月13日，灵武市党政分管领导及相关部门人员与古人类组成护送小组，抽调十名公安干警，两辆警车和一辆防暴车辆，秘密押运恐龙头骨化石入京。灵武恐龙化石是国宝徐星教授评价灵武恐龙化石为国宝
徐星教授通过初步对比研究后，在头骨化石鉴定书中写道：“这一恐龙属于梁龙类，与发现于南半球的一些恐龙属种具有很近的亲缘关系。其神经孔保存十分完整，是世界上保存最精美的恐龙脑颅化石之一，灵武恐龙是我国恐龙化石发现史中一次重要发现！”
2005年7月29日，徐星首次抵达灵武。他仔细观察了恐龙化石坑后，认为灵武恐龙化石发现后现场保护措施得力，化石保存十分完整，没有遭到人为因素的破坏，是国内保存最完好的恐龙化石群遗址。化石标本分布密集，现场十分壮观，石化程度比新疆、山东、内蒙古、甘肃恐龙化石还要好，属国宝级恐龙化石。
徐星教授推断，在南磁湾恐龙化石遗址周边山头，极有可能还有恐龙化石的存在。恐龙就在家门口
马师傅是磁窑堡煤矿的矿工，住在南磁湾已经十多年了。马师傅在矿井清理煤矸石时，经常发现一些树木化石，有树叶、树枝等，还有像竹子一样的化石。但马师傅做梦也没想到，家门口的山坡上竟埋藏着这么多化石，原来也是“藏龙卧虎”之地。
马云的邻居赵忠福说，看了电影《侏罗纪公园》以后才知道恐龙，谁能想到1亿年前的恐龙居然就生活在自家门口的山上。老赵说，十年前磁窑堡煤矿在南磁湾开辟新居民区时，推土机挖出来许多这样的“石头”，横七竖八满地都是，他以为是古代人的尸骨，他想，古代人的个头怎么这样大？回到家后，他担心家人害怕，一直也没说起过这事。
在南磁湾山梁西侧，数年前曾建有一座规模不小的砖场，砖场就在山坡上取土烧砖。让砖场老板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些五颜六色的土烧出的砖质量很差，随后砖场就停止了生产。幸亏砖场因土质问题而停产，如果当初砖场再向前取土，这里的恐龙化石或许就被破坏殆尽。
在山梁东侧的山坳中，有一口废弃的煤井。据附近居民介绍，煤矿投产时间不长，因矿井煤层含水量大，无法正常采煤而停产。化石又躲过了采煤带来的塌陷厄运。
距化石埋藏不远处，有一个十米见方的土坑，这是当年砖场蓄水的水池。一条水渠顺着水池延伸到埋藏化石的位置，化石周围土层有明显被雨水冲刷过的痕迹。正是由于砖场取土，使化石埋藏土层变浅，加之雨水冲刷，化石终于重见天日。恐龙灭亡之猜想
数亿年前，西北地区气候温湿，地面上到处是茂密的原始森林，森林边湖泊荡漾，成群结队的恐龙时而在丛林中啃食着树枝，时而聚集到湖泊中嬉戏，一派悠闲自得的神态。
那么这些恐龙怎么会集体死亡，又被埋藏在地下呢？研究人员做出各种猜想：
猜想一：数亿年前的某天早晨，太阳刚跃出地平线，大地远处传来一阵颤抖，预示着灾难的到来。晴朗的天空突然狂风大作，电闪雷鸣之后暴雨如注，汹涌的山洪发出恐怖的咆哮。一群正在湖畔觅食的恐龙来不及逃避，瞬间被夹杂着泥沙的洪水吞没。洪水退后，一切恢复了平静，恐龙尸体陷入深深的泥土中。时光飞梭，1.6亿年过去了，这群恐龙的骨骸变成了化石。恐龙椎体及肋骨
猜想二：那是一场人类难以想象的火山爆发，或者是一次灭绝生灵的大地震。刹那间，浩瀚无际的森林被无情地埋在地下，遭到灭顶之灾的还有这些巨大的恐龙及其他爬行动物。亿万年后，森林变成了煤炭，恐龙变成了化石。至今，在南磁湾村附近的山坡上，还有火山爆发后的岩浆遗留的痕迹。
猜想三：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突然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打破了宁静的世界。一颗不期而至的小行星与地球发生了猛烈撞击，这一撞具有几万颗原子弹爆炸产生的威力。一个卷着尘埃的巨大蘑菇云迅速升起，直冲云霄，飞扬的尘埃把整个地球都笼罩在里面。黑云遮天，地球没有了阳光，这种黑暗持续了很久。地球上的植物因失去光合作用而逐渐枯萎，恐龙和其他动物因食物链中断而相继死亡。这些恐龙的尸体在没有腐烂风化之前，在地层沉积作用下，迅速被掩埋在一个湿度和压力适宜的地方，它们逃过细菌和酸性物质的分解，经过漫长的地质作用，逐渐变成了化石。宁夏历史文脉的珍贵坐标
2005年6月12日，时任自治区主席马启智来到恐龙化石挖掘现场，对挖掘、保护、管理事宜进行调研。马主席指出，恐龙化石群的发现，不仅能起到增添城市色彩的魅力，对促进灵武旅游业和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恐龙化石群是宁夏悠久历史的最好见证，要切实保护好宁夏历史文脉中这一珍贵坐标。马启智主席要求灵武市相关部门通力合作，划定保护区范围，整治周边环境，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发掘、保护和发展方案。
2005年6月17日，灵武恐龙化石群遗址被自治区人民政府列为宁夏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任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建国等区市领导视察发掘现场
2005年8月4日，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建国来到恐龙化石发掘现场，对挖掘工作进行视察并给予高度评价。陈书记要求灵武市将恐龙化石遗址作为旅游产业龙头，积极打造旅游品牌，把灵武恐龙化石群遗址发展成为宣传灵武、宣传宁夏的窗口，让灵武恐龙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北半球第一龙”面世
2006年6月14日，在北京参加世界古生物大会的美国、加拿大、法国、日本、俄罗斯、瑞典等国家古生物专家，专程赴灵武恐龙化石遗址参观。各国专家对灵武恐龙化石遗址保护工作给予充分肯定，高度评价灵武恐龙化石在科学研究、对外宣传方面的潜在价值和重要意义。部分发掘人员在央视直播现场合影
2006年8月26日，中央电视台、宁夏广电总台联合对灵武恐龙发掘工作进行现场直播。随着央视直播镜头，灵武恐龙神秘的面纱被徐徐揭开，一连串震惊世界的重大考古发现被和盘托出。
直播前夕，发掘人员即对3号坑土层进行了大面积发掘，暴露出大量恐龙骨骼化石。直播现场，发掘人员在一只恐龙颈椎化石附近，发掘出22颗排列整齐的恐龙牙齿和完整的下颌骨化石。中科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莫进尤博士惊喜地说：“以前虽然曾发掘过恐龙牙齿化石，但一般都是零乱散开的，排列如此整齐有序的还是第一次见到！”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技术室主任唐治路分析：“这些牙齿化石保存完整，排列有序，下面掩埋的是恐龙下颌骨，表明在灵武发现了第二个恐龙头骨化石。在中国104年恐龙考古史中，发现蜥脚类恐龙棒状牙齿化石尚属首次。”笔者做客央视《百科探秘》栏目拍摄恐龙节目
做客央视演播大厅的徐星博士兴奋地说：“梁龙曾经在南美洲和非洲发现，在赤道以北是首次发现，灵武恐龙属梁龙类中罕见的叉背龙，堪称是北半球第一龙。灵武恐龙的发现，对地球陆地板块漂移学说提供了充分的实物证明，具有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
国家级媒体现场直播恐龙化石发掘活动，在全球尚属首次。此次直播节目引起全国观众广泛关注，在短短3个小时直播节目中，全国有12万人参加了短信互动，3000多人登录央视网站参与讨论。
在直播现场，自治区主席马启智为宁夏区级地质公园——灵武恐龙地质公园揭碑。马主席说，灵武恐龙化石的发现，填补了宁夏发现恐龙的空白，此次恐龙与地质科学考察活动，对宁夏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2006年11月22日，中央电视台科技频道摄制组编导张勇健、摄像师李睿星来到恐龙化石现场，对马云发现恐龙的传奇性过程，用寻踪探秘的方式进行专题报道。该节目于2007年1月21日在央视十套《讲述》栏目播出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2010年7月，徐星教授与笔者应中央电视台《百科探秘》栏目主持人张腾岳邀请，前往央视演播大厅，制作灵武恐龙化石发现过程专题片。这部名为《沉睡的巨龙》专题片，于2010年8月9日在央视十套科教频道播出后，灵武恐龙化石再次引起全国观众的关注。打造国家级地质公园
灵武恐龙化石群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面积较大、分布集中、保存完整、周边环境未遭破坏的恐龙化石群遗址。灵武恐龙为中生代中侏罗纪大型新蜥脚类恐龙，属梁龙类别中罕见的叉背龙，距今约1.6亿年。灵武恐龙属种可以在恐龙分类及系统发育关系方面建立一个新属。灵武恐龙的发现，对展现西北地区史前生态景观，研究宁夏远古时期的地理、气候及恐龙属种的繁衍、迁徙、灭亡等问题，提供珍贵的实物资料和重要科学信息。一号化石发掘坑
2009年，灵武恐龙化石遗址被国土资源部批准为国家地质公园，国家投入专项资金数千万元进行保护建设。
灵武恐龙化石遗址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宝贵与财富，其特殊的地质科学意义、稀有的自然属性、较高的美学观赏价值，这里集沙漠景观、煤炭文化等人文景观为一体，构成一种独特的自然区域。恐龙化石基地遵循“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原则，积极打造国家恐龙地质公园，在恐龙化石遗址建设大型恐龙原址博物馆、自然生态保护区、地质科学研究与科普教育基地等，将其发展成为一个集科学研究、观光旅游、休闲娱乐为一体的旅游景区。
灵武有广袤神奇的土地，这是一座蕴秀含珍的城市！伴随宁夏经济核心区——宁东化工基地的建设步伐，沉睡亿年的灵武巨龙终于横空出世，历史再次给灵武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灵武恐龙将为世人展现出一个远古与现代更加亲近、自然与科学更加融合、人类与环境更加和谐的崭新画面。恐龙化石遗址文物保护标志碑“张三小店”与水洞沟文化遗址——纪念水洞沟文化遗址发现80周年水洞沟发掘探方（2003年）
水洞沟这块曾经繁华而又寂静的土地，伴随过多少中外古生物学家匆匆远行的足迹，他们的身影和故事也早已定格在历史的教科书中，而倾注他们心血与汗水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硕果，却将水洞沟神秘的面纱徐徐掀起，水洞沟人终于从尘封的遥远历史中向我们走来，越来越清晰地展示在世人面前。
闻名中外的水洞沟遗址，自1923年被法国著名古生物学家德日进等发现并挖掘以来，不仅倾注了国内外考古学者的艰辛努力，也有普通人的默默奉献。80年前，当考古学者把挖掘的视线定格在水洞沟时，便与原本和水洞沟遗址没有直接关联的“张三小店”有了关联。今天，当我们再次走近“张三小店”，会发现当年还有这样一段故事……
在鄂尔多斯台地西南部边缘，红山堡以西5公里处明长城的南面，有一条远古时代自然形成的河流，这条东西长40公里的小河常年流水不断，河水清澈见底，最终注入黄河。在河边的峭壁和附近的荒野上，有现代人工挖掘的痕迹。来到这儿的游客，随便就能捡拾到旧石器时代的石器、骨骼等，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古人类活动遗址——水洞沟文化遗址。
2003年3月，在灵武市临河镇下桥村，笔者和文友王宗义先生找到了当年发掘水洞沟时的目击者，时年86岁的张三妻弟赵龙老人。赵龙身体硬朗，身高1.8米，面色黝黑，声音洪亮，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瓜皮小帽。老人思维灵敏，记忆清楚，说起水洞沟和“张三小店”，他兴趣大增，捋着雪白的八字胡，打开了记忆的闸门，把我们带进80年前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中……张三及“张三小店”张梓在水洞沟遗址（1963年）
张三，本名张梓，汉族，1894年出生，灵武横城人。其兄弟4人，因排行老三，故人们常叫他张三。张三前妻早年病故，留有一女。之后，张三与比他小12岁的赵氏结婚，当时赵氏15岁，婚后无生养。20世纪50年代，他们成了村上的“五保户”。1965年张三病逝，葬于水洞沟遗址以南1公里处。1993年，张三85岁的妻子张赵氏亡故，与张三合葬。
20世纪初，水洞沟一带只有四五户人家，“张三小店”的前身是张三之父张天义开的车马大店，大店北距水洞沟遗址约500米，是银川到内蒙古、陕北的必经之路。当时店面颇具规模，有上房8间，配房、客房和马棚数间，分东西两店，店门面北。清末民国初，这里过往客人很多，东来西往的人均在横城渡口过河，然后入住该店。张三父亲经营时，店铺生意兴隆，一家人的生活也较为殷实。到20年代，因其父年事已高，初始由张三弟兄轮换经营，但由于边关封锁，过往行人稀少，生意惨淡萧条，店房被拆去许多。后来，小店由张三一人经营，直至合作化时期。张三病逝后，其妻张赵氏一人独居于此。1972年以后，张赵氏因体弱多病，搬至十几公里外的临河乡下桥村，由其亲戚照顾。同年“张三小店”由赵龙之子拆除。据早年见过张三的人描述，张三中等个头，脊背微驼，细眯的眼睛里常挂着血丝，脸上布满斑点，两颊泛出一种病态的红晕。赵龙老人介绍张三小店原址
在记载水洞沟的历史资料中，有关“张三小店”的记载甚少。曾师从法国著名古生物学家德日进的贾兰坡先生，在1982年回忆文章《我所认识的古生物学大师——德日进》中写道：水洞沟是荒漠地带，附近一带至少在方圆5公里以内荒无人烟。但这里却有个小小的店房，叫“张三小店”，是为了东西来往旅客设立的。小店至多只能住四五个人，也不卖饭，只是客人自带粮米代为烧饭罢了。当年德日进和桑志华两位神父在那里发掘的时候，据说是住在东间里，西间是张三夫妇居住，中间一间是厨房。由于当地人很少见到外国来客，加之他们的面貌、服装、习惯又和当地人不同，因而很引人注意。直到今日，尽管张三夫妇都已亡故，但人们一提起这两位外国人来，还谈得津津有味。据说这两位西方客人，每天只能吃土豆和鸡蛋，吃顿烙饼也不容易，因为附近难以买到面粉，更不用说咖啡和牛奶了。水洞沟遗址的发现
1919年，比利时传教士肯特由宁夏银川前往陕西，途经横城水洞沟时，晚上就住在“张三小店”。这是张三第一次见到大个子、黄头发、蓝眼睛、高鼻梁的外国人。肯特在水洞沟东面不远处，发现过一具犀牛头骨化石和一件经过人工打制的石英岩石片。水洞沟
1923年，德日进参加桑志华率领的“法国古生物考察团”，到中国进行新生代地质和古生物研究考察。他们5月23日从巴黎到达天津，6月11日经北京直奔内蒙古鄂尔多斯。考察以包头为起点，沿着黄河左岸西行，穿过乌拉山到狼山东麓，在磴口附近东渡黄河，又傍黄河右岸向南到水洞沟，当晚住在张三的小店。晚饭后，德日进坐在小店东面的台子上歇凉时，突然发现水洞沟北部的断崖上有磷火闪现，他跑到北崖沟下搜寻，发现崖壁上露出灰烬。他回来给张三5块银圆，打着手势要张三为他找个大梯子，然后德日进又返回崖上，挖掘到一些动物头骨化石。当时，德日进和桑志华万分激动，兴奋得呜哩哇啦唱着歌跳起舞来。德日进还紧紧握住张三的手，说起生硬的中国话：“合作！合作！”赵龙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眼睛一亮，他还清楚地记得：“20年代交通很不方便，德先生他们是坐着‘架窝子’来的，‘架窝子’就是前后两匹骡子中间拉着支有帐篷的睡床。德先生住在我姐夫的小店，他们说话很快，经常打着手势……”张三当年近30岁，他为德日进当向导、跑后勤，骑毛驴到银川采购粮、油、盐和罐头等生活用品，照顾德日进的生活起居。那段日子是“张三小店”生意最好的时候。
德日进制定考古计划，雇聘民工在北岸断崖处按计划进行发掘，他时而照相时而挖掘，且不准外人进入场地，气氛显得十分神秘。四五十天后，他们挖出300多公斤石核、刮削器、尖状器等旧时代石器，最后装入木箱，用9匹骡子驮回去。在德日进准备离开的时候，他给张三一些布匹和几瓶红葡萄酒，拉着张三的手不停地摆动，说他们还会再来。德日进与桑志华回国后，和布勒、步日耶把从水洞沟遗址发掘到的石器整整研究了5年，最后共同署名，写出了长达几十页的水洞沟考古报告，于1928年在西方正式公布后，学术成果震惊了世界考古界。远古人类的发祥地——水洞沟遗址
水洞沟遗址是远古人类生活繁衍，同自然界搏斗的历史见证，蕴藏着丰富而珍贵的考古资料，它向人们展示了距今3万年前远古人类生存的生动画卷。
3万年以前的水洞沟并不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砾石沙丘遍布的不毛之地。那时的自然景观近似现在的热带地区，有宽阔的湖泊，绿色的湖水荡漾着粼粼波光。岸边一簇簇低矮的灌木，丰茂的水草丛中巨大的犀牛、野马、原始牛和活泼的羚羊悠闲地啃着嫩叶。远处的沙漠上，成群的鸵鸟嬉戏于沙丘之间。
当时居住在这里的远古“宁夏人”尚处于原始群居阶段。青壮年人都不分男女，手持棍棒或石器到湖边、草原狩猎。因为他们使用的武器很原始，有时奔波一天连一只野兽也猎获不到，只好靠挖些植物的根茎或摘些野果、草籽度日。一旦捕获到动物，人们如同过节一样喜悦，勇士们将猎物抬回住地，部族首领剥去兽皮，把兽肉切开分给每一个人。大家围坐在一起，点上熊熊篝火，在火上烤食起来。高兴的时候年轻人披挂上用鸵鸟蛋皮制成的圆形穿孔项饰和耳饰，跳起欢快的舞蹈……
有一天，灾难突然降临了，连绵的暴雨使湖水骤然上涨，惊慌失措的水洞沟人来不及拿走工具，就匆忙逃离了住地。后来湖水和淤积的泥沙把这里的一切深深掩埋。许多年后，洪水带来的沉积物越积越厚，以致填满了整个湖泊。数千年以后，无数次的洪水泛滥，又将这片泥土冲刷出一条高约8米的断崖，在上游的一条小河不愿停息，就这样终年流淌，这就是今天游客看到的水洞沟遗址。水洞沟遗址的人类顶骨化石水洞沟遗址出土的人类顶骨
2000年8月，灵武市文物管理所在修建遗址保护设施时，发现一块人类顶骨化石。化石暴露的确切层位为晚更新世地层顶部剥蚀面之上，即全新世底砾层的下部。这是在水洞沟遗址首次发现的人类化石。
该化石石化程度中等，呈土黄色，虽然破裂为两块，但没有变形，可以对接起来。化石为右顶骨后下角2/5部分，长95.6毫米，宽78.9毫米。乳突角和顶乳突缝完整。人字缘距乳突角14.9毫米处，有一米粒大小的缝间骨。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吴秀杰先生通过和现代人的研究比较，发现水洞沟人顶骨和现代人类有6项相似的特征。水洞沟人顶骨也有较原始的特征，他与河套人顶骨从石化程度、厚度、骨缝、内部构造、脑膜中动脉的走向等几个方面进行比较，水洞沟人顶骨年代要晚些。
水洞沟剖面包含两期文化，水洞沟人顶骨发现于这两期文化层之间，通过观察测量的特征对比分析，水洞沟人顶骨的各项特征表现基本在现代人的范围内，但同时也发现两项比较原始的特征，一项是顶纹之间的嵴表现粗壮，虽然比周口店直立人弱，但仍比现代人明显，水洞沟标本的颞肌可能比现代人发达；另一项特征为顶骨内表面乳突角处无乙状沟，和周口店直立人类似，此特征可能为原始性状。
萨拉乌苏遗址和水洞沟遗址二者距离很近，用铀系法测得，萨拉乌苏组的沉积时代为距今3.7万～5.0万年。从水洞沟人顶骨和河套人顶骨的比较来看，水洞沟化石的年代可能要晚一些。
人类进化进入更新世晚期或晚期智人阶段后，许多形态特征与现代人已经非常接近，所以仅仅靠化石形态，尤其是一件破损的顶骨化石还无法准确判定其生存年代。根据其石化程度及这个遗址的地质背景，该顶骨很有可能来自生活在这一地区的更新世晚期人群，其具体生存年代，还有待于进一步测定。水洞沟考古研究大有可为
1923年德日进、桑志华在水洞沟一带第一次发掘300公斤石器之后，引起了中外考古专家的广泛关注。1960年，中苏古生物工作者在这里再次发掘，得石器2000件。1963年，在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贾兰坡教授带领下，在原址东侧进行了大规模考古挖掘，又发现新石器时代遗物石斧、石磨盘，同时出土野驴、犀牛、羚羊、转角羊、原始牛、狗、猪、鸵鸟等十几种动物化石和1.1万多件石器。这次发掘首次以明确的地层包含物证明，水洞沟遗址不是单一时代文化遗址，下层有旧石器时代文化遗物，上层有新石器时代遗物。通过对出土大量化石、石器、骨锥、装饰物和人类用火痕迹的研究表明，距今3万年前后，宁夏境内就有人类在此繁衍，并且持续了漫长的时间，他们创造了旧石器晚期“水洞沟文化”。从旧石器时代的湖泊堆积粉沙地层中发掘出的动物化石，说明3万年前水洞沟气候潮湿，水草丰美，树木参天，鸟兽成群，自然景观十分壮丽。发掘出土的石器发掘出土的玉制装饰物
1980年9月，宁夏博物馆和宁夏地质局组织为期一个月的第4次考古发掘，除进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和第四纪地层学研究外，还开展了碳14年代测定和孢粉分析，挖出古生物化石67件，各种打制石器、石片、刮削器、石镞、石叶、大量镶嵌工具的刀片达6700多件，还首次发现了3件人工磨石。据碳14测定，水洞沟动物化石距今1.7万年，石器距今2700年。水洞沟是我国三大旧石器时代遗址之一，文化内涵极为丰富，每次发掘都有新的收获。近40年来，我国就发现石器2万多件、动物化石10余种、孢粉30余种。20世纪80年代后，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经过20年调查，在水洞沟至清水营25公里范围内发现13处新遗址，这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考古学家贾兰坡先生早就预言：“水洞沟考古研究是大有可为的。”
水洞沟文化遗址的石器，是用十分坚硬的硅质灰岩打制而成。这说明水洞沟人已经掌握了比较先进的打制技术。他们根据生活需要，打制出各种用途的石器，如制成一侧或两侧有刃的刮削器，一端锐利的尖状器，还有沉重的砍伐器。这些石器器形稳定，左右对称。特别是有纵背的定叶形尖状器，在国内同时代其他遗址中罕见，属水洞沟独有的器形之一。更具重要意义的是，这里发现的这些稍加磨制穿孔的鸵鸟蛋皮饰物和骨锥，穿孔海螺等器物，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石器磨制技术已处于萌芽之中，有着划时代的历史意义。水洞沟是集新、旧石器两个时代遗址、古窑址、古城堡、明长城于一体的地方，它是迄今在黄河上游地区唯一经过正式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也是宁夏境内迄今发现最早的古人类活动遗址，对研究中华民族古老文化起源具有重要科学价值。1988年1月13日，国务院将水洞沟遗址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系当时宁夏为数不多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2003年7月，笔者陪赵龙老人来到水洞沟“张三小店”原址。看到儿时玩耍的地方如今已变成一片废墟，赵龙显得十分激动。在灶房的黑土处，赵龙捡起几块瓷片，他的双手在颤抖。在“鬼城”、窨子洞、红山堡……虽然当年的景象已荡然无存，但一大片生机勃勃的芦苇正预示着水洞沟从沉睡中苏醒过来。
在水洞沟文化遗址发现80周年之际，笔者以此文缅怀对发掘水洞沟遗址做出贡献的所有人，包括张三和他的小店。在水洞沟文化遗址重建的张三小店水洞沟遗址的五次发掘鸟瞰水洞沟
水洞沟遗址是我国最早发现、发掘和进行系统研究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该遗址因石器组合在中国旧石器文化体系中独具特色，显示出与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石器文化的强烈联系，在东西方旧石器文化对比研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水洞沟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和魅力的地方，历来备受中外史前考古学界关注。
水洞沟遗址西南部是海拔1512米的横山（俗称马鞍山），北端出露有奥陶系、白垩系的古老地层。横山与水洞沟遗址之间有三个发育不同的阶地，宽几米到数公里，高14～150米不等。遗址东南为平坦的台地，被季节河沟冲蚀后形成数条南北向的深沟。遗址北100米处，是东西绵延的明代长城。水洞沟遗址崖面高15米，面临一条常年有水的边沟，边沟发源于水洞沟东28公里外的清水营。清水河由东西流，沿途将鄂尔多斯台地南缘冲蚀切割成两壁屹立的深沟。边沟在遗址西800米处折向北流，穿越长城后继续向北，最终汇入黄河。第一次发掘
1920年，法国神父、地质与古生物学家桑志华在甘肃庆阳北面的辛家沟和赵家沟发现了几件有人工痕迹的石英岩制品。此前，传教士比·肖特在水洞沟东4公里处的横山堡边沟内发现一只披毛犀头骨及一件人工打制的石英岩。这些标本当时由天津北疆博物馆（天津自然博物馆前身）保存。
1923年夏天，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受法国自然博物馆、科学院的资助，应桑志华邀请，在鄂尔多斯地区进行地质和古生物调查时，他和桑志华来到水洞沟住宿在“张三小店”内，是他们首先发现了水洞沟遗址。
这次发掘进行了12天，10位当地民工参加了挖掘，发掘面积80多平方米，挖掘土方900多立方米。发掘采用自上而下逐层发掘的方式。在发掘中，两位欧洲学者发现水洞沟遗址“像典型的欧洲炉灶遗址”，居住层厚50厘米，除百余件石器碎片外，还有“混合着碎骨和炭屑的痕迹”。这次发掘得到石制品300公斤以上。虽然没有发现人类骨骼残骸，但发现的动物化石较多，有野驴、鬣狗、羚羊、牛、犀牛、马等，还有数量较多的鸵鸟蛋壳碎片。除了发掘水洞沟遗址第一地点外，他们还在水洞沟遗址至清水营之间范围进行了调查，又相续发现5个地点。他们认为在整个水洞沟盆地黄土中“埋藏着许多完全一致的旧石器时代制作场遗址，这是由黄土形成期间住在该区域居民所留下的”。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桑志华等在灵武崇兴台子清真寺前合影（1923年）
1925年，德日进和桑志华发表了水洞沟调查发掘报告。1928年，布勒、布日耶、桑志华、德日进联合出版了《中国的旧石器》一书，公开发表了他们在鄂尔多斯，特别是在水洞沟和萨拉乌苏等地调查发掘的全部材料。书中详细叙述了水洞沟等地的地质、地层和古生物化石，并对华北地区更新世的地质地层提出了看法。布日耶着重对水洞沟和萨拉乌苏的石器进行了研究，他将水洞沟的石制品与法国旧石器文化中、晚期莫斯特、奥瑞纳、梭鲁特文化期的石制品进行了详细对比，认为在水洞沟采集的材料，可以同欧洲、西亚和北非已演变的莫斯特人类栖居地的材料相提并论。水洞沟石器工业“好像处在很发达的莫斯特文化和正在成长的奥瑞纳文化之间的半路上，或者是这两个文化的混合体”。对于这种地区相隔遥远、文化雷同的现象，布日耶认为是“大距离的迁移的同化影响”，“这种同化作用的影响是一种特别古老而普遍的现象”。
水洞沟遗址的发现和发掘，纠正了“中国没有旧石器时代文化”的论断，揭开了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的新篇章。第二次发掘
1960年，中国和苏联组建中苏古生物考察队，对水洞沟再次进行发掘。现场发掘出了一个长、宽各6米，深11米的深槽，出土石制品约2000件。中苏古生物考察队在研讨问题（1960年）
由于当时中苏关系原因，这次合作中途夭折。参加发掘工作的贾兰坡、盖培、李炎贤等中方人员根据保留的记录和所得石器材料，于1964年发表了《水洞沟旧石器时代遗址的新材料》一文，贾兰坡等将发掘地点的地层由上到下划分为8层，使用的材料全部出自于第2层灰黄色粉砂土层，称之为水洞沟第一文化层。贾兰坡认为水洞沟遗址具有典型和代表性的石器有尖状器、刮削器和砍砸器，有些尖状器“完全可以和欧洲的典型莫斯特尖状器相比，不但加工的方法相同，而且器形也别无二致”。水洞沟的半圆形刮削器与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期（莫斯特文化期）的新月形刮削器相比，尽管原料有所不同，但加工方法和器形有一定程度的相似。
贾兰坡通过这次发掘出来的石器进行研究表明，水洞沟遗址文化时代应固定为旧石器时代后期。此外，他们还根据水洞沟石器与丁村石器较为接近，似乎有一定的承袭关系，试图将水洞沟文化和丁村文化联系起来，以解释水洞沟石制品技术的来源。第三次发掘
1963年8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率队，在水洞沟遗址进行了第三次大规模系统考古发掘。参加这次发掘的有该所李炎贤、张森水、林圣龙等同志，宁夏博物馆钟侃、董居安等协助工作。这次发掘的全部成果至今没有正式报告，但通过近年来李炎贤、张森水等人发表的有关文章，可以了解到这次发掘的一些主要情况。张三（左）与裴文中（右）在一起（1963年）
此次发掘证明水洞沟文化以石叶为主要特征，石片石器占80%，以石叶为毛坯加工修理成的石器占20%。石叶制品有刮削器、端刮器和尖状器，还发现了穿孔鸵鸟蛋壳饰品。
在“河湖相粉砂下的底砾中，我们发现了磨光的石盘和石磨盘，因此可以证明它的堆积时期是全新世，是新石器时代，而不是旧石器时代”。这次发掘首次以明确的地层包含物证明，水洞沟遗址不是单一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而是包含两个不同时代的遗存，下层有旧石器时代文化遗物，上层有新石器时代遗物。
1974年，贾兰坡和卫奇先生对水洞沟遗址进行了考察，贾兰坡提出：水洞沟和萨拉乌苏是不同时期，而水洞沟的年代还会更晚些。这个看法，不久即被一系列碳14年代测定和铀系法年代测定所证实。第四次发掘
水洞沟遗址自1923年至1963年经过三次系统发掘，对水洞沟文化的性质和文化面貌认识逐步有所深化，但由于种种原因，对水洞沟文化的全面深入研究仍存在较大困难，需要进行进一步系统发掘。
1980年9月，宁夏博物馆和原宁夏地质局区域地质调查队组成联合发掘队，对水洞沟遗址进行了第四次发掘。发掘自9月4日开始至10月11日结束，历时38天。发掘的坑位选在与1963年发掘坑位毗邻的东北部，发掘坑西、北壁各长8米，东壁南缘因被河水冲刷坍塌成为5米，发掘坑呈不规则形，发掘面积约52平方米。如今游客到水洞沟遗址参观，依然可以看到北崖处这个发掘坑位。考古专家在水洞沟遗址考察（1980年）
这次发掘注意了地质、地层年代测定和古人类生活环境资料的全面采集。发掘出15种古生物化石碎片63件；各种石制品如刮削器、石核、磨石、石叶等6700多件，其中仅旧石器时代晚期层位出土5500余件。这次发掘是水洞沟遗址发现以来规模最大、涉及研究领域较广、获得材料较多的一次。经过研究，对水洞沟遗址地层分为晚更新世和全新世早期两个时期的推断，进一步得到证实。石制品中大量有意识截断的石叶，是用来合成镶嵌工具的“刀片”。
在此次发掘活动中，贾兰坡先生亲临发掘现场，对发掘工作给予指导，为考古发掘和研究提供了科学方法。贾兰坡先生预言：“水洞沟考古研究是大有可为的。”
对水洞沟遗址的年代，最早研究将其归于旧石器时代中期，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有人提出质疑，贾兰坡先生认为将其放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更可靠些。1980年发掘从地质、古环境、石器文化、年代测定，更进一步确定了其应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绝对年代为3万年左右。
通过研究发现，水洞沟文化确实存在欧洲旧石器文化传统，如长身石核、盘状石核、石叶、尖状器、新月形边刮器、端刮器等，与欧洲莫斯特文化和奥瑞纳文化同类时期器物有很大的相似性，水洞沟石器技术特征包含了欧洲旧石器的风格，对东西方旧石器文化的对比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水洞沟文化遗址内涵极为丰富，每次发掘都有新的收获。50多年来，仅我国就发现石器2万多件、动物化石10余种、孢粉30余种。1980年以来，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经过近20年的调查，在水洞沟至清水营范围内新发现13处遗址，这在全世界都属罕见。
2000年8月，灵武市文物管理所在修建遗址保护设施时，发现一块人类顶骨化石，这是在水洞沟遗址首次发现的人类化石。化石暴露的层位为晚更新世地层顶部剥蚀面之上，即全新世底砾层下部。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专家进行解剖学特征研究，与萨拉乌苏发现的河套人顶骨化石进行比较，水洞沟人顶骨比河套人顶骨年代要晚一些，和现代人进行比较，有6项和现代人特征相似。根据石化程度及遗址地质背景分析，这件顶骨可能来自生活在这一地区更新世晚期的人群。其具体生存年代有待于进一步年代测定。第五次发掘
水洞沟进行过四次发掘，但对水洞沟的认识，似乎一直就没有清晰和明确过。2003年至2006年的每年9月间，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高星领队，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灵武市文物管理所参与，对水洞沟遗址进行了第五次系统发掘。来自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15名考古专业的研究生、本科生志愿者参加了本次发掘。
这次发掘从下往上共分十六层，最下面三层为晚更新世地层，上面的十三层均为全新世地层。旧石器时代的石制品均出土于晚更新世地层2～3层中的黄土状粉砂层，即“水洞沟下文化层”；上面的十三层全新世地层出土的均为新石器时代石制品，除打制的石器外，还有细石器、磨制石器和陶片等，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勒瓦娄哇—莫斯特技术。这是研究我国旧石器和新石器文化之间连续发展和嬗变的绝无仅有的珍贵材料。
本次发掘重点选择在水洞沟第二地点，以便与第一地点进行地层对比，建立水洞沟遗址完整的地层剖面。第二地点位于第一地点南侧，之间为清水河（今称边沟）。根据发掘地貌情况开辟了两个发掘区。第一区地表露出丰富的石制品和动物化石，在剖面厚层可见火烧烤面和灰烬。随着发掘深度的增加，因地貌的改变和安全隐患的增加，在东部留出两层台阶并将发掘区域向西侧崖壁延伸，发掘面积20平方米，探明该地点有5个含文化遗物的层位，在对文化层的局部清理中，发现丰富的石制品和少量石器标本。高星研究员（中）在发掘现场
第二发掘区位于第一区的北侧，两者地层连续相距10米。在紧靠崖壁处挖1米×1米挖方16个，发掘面积18平方米，在对浮土的筛选中，获取到一些植物种子标本。第二地点发掘共获得石制品2664件，另有少量动物化石碎片。
第七地点位于第一地点300米处，发掘面积25平方米。文化层厚50厘米，出土标本2006件，绝大多数为石制品，少量为动物化石碎片。
第八地点位于第一地点2000米处，发掘面积16平方米。文化层厚40厘米，出土标本801件。在此地点不仅出土了丰富的石制品，还出土了8枚用骨片、鸵鸟蛋壳制作的环状装饰品，这些比纽扣略小的饰品，可能是用于制作项链。
根据水洞沟管理所工作人员提供的线索，发掘队在遗址西部一处坍塌的窑洞内，清理出一具接近完整的人类头骨。专家根据头骨形状测定分析为西方人头骨。从头骨的埋藏状况判断，此地点并非头骨的原始埋藏地，如果其年代与水洞沟文化同期，对探索水洞沟石器工业的来源和晚更新世人类群体的迁徙与融合，具有重大意义。
这次发掘在多个地点发掘出多个不同文化层位，出土了丰富的石制品和动物化石5500多件，其中石制品2664件，石核109件，如厚背石刀、锯齿刃器、刮削器、雕刻器、凹缺器、石叶等，其中长石叶和长身石核数量多、比例大，是水洞沟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石制品；第八地点发现的8枚用骨片和鸵鸟壳皮制成比纽扣略小的环状装饰品，是目前中国旧石器时代同期制作最精美的饰品，在国内考古界尚属首次发现，它极大地丰富了水洞沟文化的内涵，为研究当时人类生产力水平、行为模式和审美能力，提供了重要信息；在弃土中还获取到一些植物种子标本，清理出灰烬等用火遗迹。
时年85岁高龄的中国第四纪研究泰斗、著名地质学家、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得者刘东生院士对此次发掘给予高度评价，称这次发掘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文艺复兴”。
水洞沟遗址的文化内涵深厚而复杂，它既有本土特色，又具欧洲特色，是宁夏境内发现最早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产物；水洞沟文化内涵产生于荒蛮，影响于后世，引起国际旧石器时代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正如刘东生院士在水洞沟1980年发掘报告序言中所说，水洞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迸发出明亮火花的闪光点，从3万多年前猎人之间的往来，到现代东西方科学家的共同工作，都体现了这种东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今天，那些在20世纪初为了寻求科学真理和人类价值而来到东方，为中国科学事业做出过贡献的西方科学家们，以及为旧石器考古学倾注毕生精力的裴文中、贾兰坡先生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他们的精神，他们的事业以及他们所开拓的东西文化交流将与世长存，并必将发扬光大。
水洞沟的一切研究与论断并非就此终结，随着国内外古地质、古生物学家对水洞沟遗址发掘与研究进程的逐渐深入。我们深信，水洞沟古人类生活年代及文化渊源等一系列历史之谜，终究会在考古学家不懈的努力下而大白于天下。水洞沟发掘人物谱桑志华
桑志华（E.licent，1876～1952年），法国著名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1914年，桑志华以法国天主教耶稣会神甫的身份来到中国，从事田野考察和考古调查工作25年，足迹遍及中国北方各省，行程5万多公里，采集地质、古生物标本达几十万件，创建了北疆博物馆（天津自然博物馆前身）。1923年，桑志华和德日进发现和发掘了水洞沟遗址，使之成为中国最早进行系统研究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对中国史前考古做出了重大贡献。德日进
德日进（P.Teilhard de chardin，1881～1955年），法国著名地质学家和生物学家，曾任法国地质学会会长，天主教耶稣会会士。他既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神父，又是进化论的积极拥护者。从1923到1946年，先后8次来到中国，在中国地层、古生物、区域地质研究中做出过重要贡献。曾与中国政府合作绘制中国地图，参与了对史前文明的研究，参与了周口店著名的“北京人”发掘工作。在沦陷的北平和天津，参加了多国研究小组，与他一手培养起来的中国年轻学子合作。德日进一生不倦地探索宇宙奥秘，发表过许多论著，被公认为是杰出的科学家和思想家。1923年，德日进和桑志华共同发现和发掘了水洞沟第一地点，接着又发现和发掘了五个地点，出土了大量石制品和动物遗骸化石，从而纠正了“中国没有旧石器时代文化”的论断，开创了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研究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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