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追忆历史（上）试读：
简介
中国近代史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到新中国成立（1949）为止。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抗争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在这部历史中，发生了怎样的故事，有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第一章 伟人轶事
周恩来“赌酒”：干三杯，增加外调粮三亿斤！
1961年9月17日，周恩来在庐山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在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和主管政法工作的副总理罗瑞卿的陪同下，来到省城南昌视察。
尽管经过一天的跋涉，周恩来的精神很好，兴致极高。一路上，他看着窗外的景色，感慨万千：“从八一起义到现在，已经整整34年了，早就想到南昌看看，就是腾不出时间。这次给了我旧地重游的机会，我要住几天，好好看看这座城市的变化。”
18日晚，周恩来一行同江西省委负责人杨尚奎、刘俊秀等共进便餐，边吃边谈工作。周恩来又说到粮食问题：“你们不是有个《江西是个好地方》的歌子吗？这个歌儿不错，江西确实是个好地方，三面环山，还有鄱阳湖，既是鱼米之乡，又是革命老根据地。这些年，你们工作抓得不错，粮食也比较多嘛！”“总理，我们工作做得还很不够。”杨尚奎等谦虚地答道。
长期负责农业生产的省委书记处书记刘俊秀比较活跃，他站起来，将酒杯高高举起：“南昌是总理领导八一起义的英雄城，人民解放军的诞生地。总理离开南昌34年了，今天到南昌视察工作，我们心里格外高兴，为总理的健康敬一杯酒！”
刘俊秀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都一齐叫好，请总理喝下这杯酒。
周恩来也很高兴，他站了起来，双手交叉抱在胸前，只是不拿酒杯。像以往一样，他不谈南昌起义，更不谈自己在其中的功绩，要谈就是谈失败的教训。今天他也转移了话题：“江西对国家的贡献是大的，特别是这几年困难时期，又多支援了国家粮食，应该受到人民的表扬。”他的目光里含着一种欣赏，又暗含着一种机智。他转向刘俊秀，话里有话：“俊秀同志，你要敬我一杯可以，但得有个条件！”
刘俊秀对周恩来的酒量早有耳闻，他以为周恩来要和他一杯接一杯地干，他有些紧张，忙问：“什么条件？”
周恩来叫服务员拿酒来，亲自斟上一杯茅台酒。这下刘俊秀也以为“坏了”，总理与他叫上劲。等到周恩来一开口，他更加为难了。周恩来说：“咱们俩干一杯酒，要增加外调粮食一亿斤！”“如果干两杯呢？”“那当然是增加两亿斤了。我们干三杯，就增加三亿斤，你看好不好？”
在江西素以豪爽出名的刘俊秀一听，举杯的手变得沉重起来。他十分清楚要拿出一亿斤粮食的难度。他喃喃道：“总理啊，国务院给我们的外调粮食任务12亿斤，我保证一粒不少，坚决完成。要再增加三亿斤就是15亿斤了，怕有些困难啊！……”
这时谭震林给为难中的刘俊秀打气：“老刘啊，总理多年没有来南昌了，看到你们江西形势比较好，心里高兴，你既然敬总理的酒，敬三杯，三亿斤就三亿斤嘛！”
罗瑞卿也开个玩笑，凑着热闹：“老刘，你死脑筋，先喝了再说么！”
其实倒不是周恩来一时兴起。他早对江西本年度粮食产量和人均口粮做过调查，心里有数，所以他很肯定地说：“我有调查，江西老表口粮水平比较高，还有储备粮，比严重缺粮的晋、鲁、豫好多了，增加三亿斤虽然有困难，但还是可以增加的！”
刘俊秀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他知道，总理要不是因为粮食困难重重，也不会在这种场合提这个要求。既然总理开口，就是不喝酒，他又怎么好拒绝呢？于是他将杯子举到了总理面前：“好，就按总理的意见办。总理的心情我们理解，国家有困难我们应该大力支援，三亿斤就三亿斤！”
在座的人们一齐叫好。只听得酒杯咣当一响，周恩来酒杯挨近唇边，一口抿了下去。三杯过后，周恩来面色略有些红润。人们知道，这并不是这点酒力的作用，而是他心里高兴：三亿斤粮食又可以使不少人暂度饥荒。
他许久没有这样春风满面了。
周恩来又举杯向其他同志说道：“今天我很高兴，请大家多喝几杯！”
他率先干了杯，继而开怀畅饮。大家见他情绪这么好，都一起来助兴。周恩来都痛快地一一干了。
行前受邓颖超的委托，要好好照顾总理生活的罗瑞卿夫人郝治平有些慌了：“不得了了，水静！”她摇摇水静的手，耳语道：“总理今晚太兴奋了，怕是要喝醉了。”“这里是他领导八一起义的地方，几十年没来，能不高兴吗？”水静不以为然。她曾和周恩来对饮过一次，两人都各喝过一斤茅台，谁也没醉。（参见《和省委书记们》与《特殊的交往》）“要劝他少喝一点就好。”郝治平很是着急。“可又怎么好劝呢？”“这个时候，是不好扫他的兴。”水静嘴上这样说，心里也不踏实。因为周恩来且饮且说，谈谈笑笑，话讲得很多，这正是酒醉的前兆。
然而，周恩来虽有几分醉意，但并未过量，语言、神态和行动都没有失控现象。饭后，他还和罗瑞卿、谭震林等，兴致勃勃地观看了省委安排的杂技表演。
江西省委也有求于周恩来，目标就是台上正在演出的杂技团。
这个杂技团是上海星火魔术团。他们曾在南昌演出多场，很受当地群众欢迎。有关部门曾向杨尚奎反映，江西没有魔术表演团体，要从头培养，花钱不说，还得很长时间。如果通过组织出面，把这个团留下来，那就再好不过了。杨尚奎也早有此意，只是没有机会开口。今天正好华东局书记兼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也来了，要是当着周总理的面提出这个请求，柯庆施总不该拒绝吧……
演出开始后，杨尚奎就向柯庆施说出这个要求：“把这个团体送给江西，就填补了我们的缺口。上海文艺团体那样多，这类魔术团也不少，基础雄厚，培养起来也容易。”
柯庆施不置可否。
周恩来主动帮着杨尚奎说：“尚奎同志的要求是很合理的，江西的粮食支援过全国，互通有无嘛，上海应该支援江西嘛。大方一点，送给他们吧。”
柯庆施笑笑，仍没表态。
周恩来和杨尚奎两人你一句，我一句，边开玩笑边说服，最后柯庆施才笑着说：“待会儿我和他们团长谈谈，如果他们同意，那就留给江西。”
因为台下坐着周恩来及其他领导人，魔术团的演员格外卖力。当“表箱遁表”节目开始，魔术师请台下观众借一块表上来。“把我这块表给你！”观众正在交头接耳之际，周恩来立即站了起来，高高地扬起了自己的手表。
卫士将表送上舞台，魔术师接过表，向周恩来鞠躬致谢，台下掌声雷动。
当时这是一个很精彩的节目，台下看得屏声静气。表演结束，魔术师将手表还给周总理时，周恩来右手朝前一挥说：“这块表就送给你了！”
剧场顿时滚过一阵暴风雨似的掌声。
唯独郝治平心里一咯噔：“糟了，糟了，总理真的有些醉了。”她又轻声对水静说，“一块表倒不要紧，只是总理还要到外地去，目前不回北京，手上没有表怎么行呢？”“没事！总理清醒得很，不过很兴奋就是了。”水静说，“表的事好办，难得的是总理这么高兴。”
晚会终了，周恩来便去看望演员，和他们亲切交谈，询问他们来了多久，生活是否习惯等等。“你们说江西好不好呀？”周恩来抱肘问道。“好，很好……”演员们大声回答。“是的，江西是好。”周恩来说，“江西是毛主席亲手创建的革命根据地，江西人民是英雄的人民，对革命贡献很大……”
演员们都说江西的观众很热情，领导部门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也很照顾。
周恩来接过话头说：“那么，你们就留在江西，做江西老表好不好？”
演员们有的说好，有的不知所措地望着柯庆施。柯庆施点着头。
于是，这个团随即通过正式手续，整团调入江西，又并入南昌市的一个小杂技团，成为“江西省魔术杂技团”，后来又改称江西省杂技团。他们不忘周恩来的教诲，勤学苦练，精益求精，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以后还到非洲、南亚、西欧等十几个国家演出，载誉而归。想起这件事，人们笑谈，这是刘书记赌了三杯酒，输了三亿粮，赢了一个“团”。
一年后，毛泽东再次来到南昌。这一次，他是为预防国民党当局利用大陆暂时困难窜犯东南沿海而来的。他一到南昌就召见刘俊秀、方志纯等几位书记。“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了。”毛泽东说得并不紧张，“据有关方面提供的情报，蒋介石正从美、英等国大量进口新式武器，把岛上的短程飞机也改造成能于海峡之间飞来飞去了，听说还从日本买了大批血浆……”
毛泽东支起腿，点着烟：“我看蒋介石他不一定敢来。但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有备才能无患嘛！他若真的来了，你们江西粮食供应将如何打算？”
刘俊秀心里有底：江西早稻种植面积在华东数省中是最多的，江西人口却在几省中几乎是最少的，只比福建略多些。所以，他又一次拍了胸脯：“请主席放心，江西早稻马上就要开镰，确保200万前线将士一年的粮食供应，没问题！”
毛泽东豪迈地挥手一拍桌子：“行了，关起门来打！”
当毛泽东的专列又要启程时，省委书记和省长们都来送行。毛泽东和他们一一握手，特别关照刘俊秀：“打起仗来，离不开革命根据地人民的支持啊！”稍顷，他又说：“总理告诉我了，你们已经多拿出三亿斤粮食外调，不容易啊。”说着，毛泽东伸出左手轻轻拍了拍刘俊秀的肩膀。
日本人曾预言：主宰中国命运的必为湖南人
中国十八行省中，富于战斗力，挈实勇敢，真可用者，以湖南为第一；其次为河南；再次为福建、广东。现湖南恰如立于治外之域，政府之命令往往不能实行，政府亦不能相强，俨然形成一国。
这一“高见”，是乐善堂间谍宗方小太郎写在《经略长江水域要旨》一文中呈送给日本最高当局的。宗方认为“今后主宰爱新觉罗的命运的，必为湖南人”。
宗方提醒日本当局，要“及时经营湖南，收揽其豪杰，怀柔其民心，他年中原鼎沸之时，能为我所用者盖不鲜也。若不幸而不能为我所用，亦必不至与我为仇。在我之伸展地图上，便益实多”。他更进一步比较道：“彼英国自数年前即促进开辟湖南湘潭为商埠，并汲汲于经营重庆，岂无故乎？”湘军集团在“同治中兴”中的巨大作用，以及湖南对于西方势力影响的成功抵制，令日本人对这个相当神秘的省份充满了好奇。
汉口乐善堂于1886年成立之初，就将目光投向了湖南，在长沙设立了第一个“支部”。
那时，汉口乐善堂刚刚在英租界河街的一幢中西合璧的两层临街楼房内挂牌营业，应荒尾精的邀请，各地浪人纷纷前来。按照日本黑龙会所编撰的《东亚先觉志士列传》，此地成为日本在华“志士们”的“梁山泊”。他们蓄辫发，着华装，将自己打扮成中国人，以商人的名义为掩护，到处活动。而真正的60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绝版甲午店员，只有7～8名日本人和5～6名中国人。
日本人做事是严谨的，尽管并没有从官方获得任何身份及赞助，他们还是为自己设计了一个相当严密的组织结构，并时时处处以“我党”这样充满政治含义的字眼自诩，而并非“我公司”或“我堂”，在他们集体拟定的一份名为《一般心得》的“党章堂规”中，提出第一阶段任务就是“改造中国”。荒尾精在一封发给下属的指示中，将乐善堂“强烈之事业”上升到“小之有关日本，大之有关世界”的高度，自我期许非常高，并特别要求“同志们”“自觉其责任之重大，百折不挠，小心胆大，巧装俗态，以避内外人之疑”。
在他们的“党章堂规”中，开宗明义地说：“我党目的既极重大，故任务最重，岂轻进缓漫所能致耶？一举一动，有关兴废之处不少，故宜深谋远虑，珍重踪迹行动，必须万无一失，乘机敏断，以达目的。”“党章堂规”要求“同志们”在平时与外人交往时，态度务须稳重，“不可流露少壮书生的狂态，尤其与支那人相遇之时，尤应谨慎，既系化装商人，故谈述事项，全需集中商情方面，以免被人察出真正面目”。
乐善堂建立了相当严密的机构。荒尾精自任堂长，所有人员分成了“内员”与“外员”两种。内员设立了三个部门：“理事股”负责商业经营和会计等；“外员股”执掌整理调查报告、审查在外干部情况，摘录国内外大势消息等；“编纂股”则负责汇集各地的调查报告以及东西洋的新闻，择要编撰成册作为日后的参考资料。
一线的间谍们都安排在了“外员”部门，调查项目被细分为土地、被服、阵营、运输、粮食薪炭、兵制、兵工厂等，此外对于山川土地的形状，人口的疏密，风俗的善恶贫富，都要求从军事和经济的角度进行实地调查。
根据谍报整理的《支那经济全书》，长期成为日本了解中国的工具书。
谁是日本人的“统战”对象？
究竟什么样的中国人在日本人眼中是优秀的？甲午战争前夕，日本设在中国的最重要间谍机构——汉口乐善堂，对此进行了相当细致的阐述。
根据日本《东亚先觉志士记传》的记载，乐善堂将6类中国人定为侦察和“统战”重点：君子、豪杰、豪族、长者、侠客、富者。
在“君子”一项中，分为六等：第一等：有志于救全地球者；第二等：有志于振兴东亚者；第三等：有志于改良国政以救本国（指中国）者；第四等：有志于鼓励子弟而欲明道与后世者；第五等：有志于立朝治国者；第六等：洁身以待时机者。“豪杰”分为八种：一、企图颠覆政府者；二、企图起兵割据一方者；三、对于欧美在国内的跋扈，深抱不满，而欲逐之国外者；四、企图仿效西洋利器者；五、有志于振兴工业者；六、有志于振兴军备者；七、商业巨子；八、提倡振兴农业者。
他们还专门指出，凡有下列缺点者，则不能列入“豪杰”：凡品行不足为人仪表；智不足以分嫌疑；信不足以使人守约；廉不足以分财；见危而图苟免；见利而图苟得者。
19岁的滕岛武彦在汉江之上被水匪抢劫时，还能想法儿收服水匪，并不惜耽误新疆考察大计，而前往营救被官府捕获的水匪头目，就是为了“团结”62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绝版甲午豪杰们。
荒尾精曾经明确地要求：“探究朝野人物及马贼、白莲教等的踪迹和实情，善收其人心，以及他日能为我所用之方法。”“豪族”则指名家或富室之后，日本人认为他们在一乡一镇之间，都有相当名望，如得一人，犹如获得一乡一镇之人。他们在给间谍的指示中，要求“细查豪族的系统，同时访求他日足为我之妨害的朝野人物，以及除去彼等的方法”。“长者”则指家富而好济贫，在乡间排解纷争的人物。此类人，乡望素孚，如得一人，犹如获得一乡一镇之人。“侠客”是那般奋不顾身、喜打不平，救人于危者，此类人平日颇得血气方刚的青年子弟崇拜，“有事之际，如得其振臂一呼，得益不少”。
乐善堂的日本间谍们，就根据上述标准，“发现人才”后一面详细打探，制作档案；另一方面设法与其接近结交。从这一中国人才的标准，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人的殚精竭虑，其间谍们“面向基层”、“面向实践”的工作十分扎实。他们因此而与中国下层的秘密社团建立了广泛的联络，哥老会、九龙会、白莲教以及“马贼”们，都成为他们工作的对象。在日后的侵略中，日本人能相当有效地将“驱除靼虏、恢复中华”作为号召，并在中国的共和革命中赢得革命党普遍的倚重和尊敬，都与其当年扎实的调查研究工作难以分割。
间谍大抓“支部建设”
乐善堂将外员们分立为不同的“支部”，这个词汇后来成为中国最为频繁使用的词。除最早的湖南支部外，还建立了四川、北京、天津和上海支部。除上海主要负责为其他支部供应商品外，各地支部表面上均是一个杂货铺子，为谍报工作做掩护，间谍们就以送货为名，可以堂而皇之地行走各地。
北京支部被荒尾精称为“我党演戏之首要地方”，派了最能干的宗方小谍战甲午63日本间谍潜伏记第一部分太郎坐镇，重点是观察清廷中央的政治动向，宗方同时负责天津支部，开展针对李鸿章和北洋舰队的谍报工作。京、津两支部还负责山东、山西、东北各省及蒙古的情报收集。
四川支部的建立，则是为了对抗俄国。
1888年春，俄国将要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消息传来，令日本人十分焦虑：这条铁路一旦建成，俄国将得以迅速地向中国的西北和东北用兵，本就已成“空心大树”的中国将很容易被北极熊拱翻，日本的一切计划就将落空。而在日本的扩张大计中，俄国始终是战略上的第一假想敌，而中国无非是阶段性的敌人，是为了对抗俄国而必须提前处置的手段而已。
根据堂规，这时正是乐善堂召开“外员”年会的时节。老牌谍报机构玄洋社伸出援手，其首领平冈浩太郎和中野二郎商定，派出山崎羔三郎、奈良崎八郎、平冈常次郎、丰村文平等一批青年间谍，支援汉口乐善堂。
乐善堂这一次年会，有20多人参与。会上形成的几项决议，对中日形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会议明确提出，“吾辈同志之目的是，为了全人类首先必须改造中国”，而“中国清政府已经腐败，敌视我们，不理解协同防御之大义。故我同志要协助汉民族之革命运动。使之成功，最迟于10年内改造中国，以期实现中日提携。”在甲午战争中，号召汉人起来发动“驱除鞑虏”的革命，成为日军重要的政战口号；——“为防止俄国东侵，派遣同志去新疆和西藏，促使伊犁总督刘锦棠决起抗俄”。为此，他们确定了由“学养有素、识见卓越”的浦敬一前往新疆，由年仅19岁的藤岛武彦配合。但第一次新疆行，因藤岛在汉江上与水匪的一段恩怨交往而耽误时间，未能成功；第二次两人虽然成功走到了兰州，但因盘缠几乎用尽，只好将藤岛先遣回汉口，浦敬一则从此失踪；——会议决定除湖南支部外，在四川重庆府设立四川支部，负责云贵川以及藏区的情报收集。之所以选中重庆，完全是考虑其在长江流域的重要枢纽地位，以及彪悍的民风，是日本人将来理想的“举事之地”。四川支部的石川伍一等人，深入云贵滇藏，考察十分详尽，甚至绘制了精密的地图，成为日本军方的重要资料。这些间谍人员甚至提出，效仿三国故事，割据四川，分割中国；——在加强对北京宫廷的情报侦察，监视清廷中央动向之外，实地调查关外形势，派遣宗方小太郎到东北侦察，重点是金州、旅顺等北洋舰队的基地；——在上海设立间谍学校，为“东亚经纶”准备商战与谍战的两栖人才，这就是日后建立日清贸易研究所及东亚书院等机构的肇始。
上山下乡
一个名为“四百余州探险”的上山下乡运动，在乐善堂各支部迅速开展。
乐善堂的“外员”们纷纷进入两湖、四川，直指陕、甘、滇、贵，以至新疆、西藏，举凡地形气候、风土人情、产业交通、关卡兵营、军事要塞等，均在他们的侦察范围。
这些年轻的日本间谍们，不畏艰苦，先是肩挑背扛，扮成货郎，四处贩卖货物。货卖光后，就假扮郎中、风水先生甚至乞丐四处周游。遇到关卡盘查，汉语说不标准，就谎称自己是福建人或广东人蒙骗过关。各地间谍几乎都遭遇了各种各样的险情，这成为甲午战争中谍报工作的一场“实兵预演”，这些年轻人也因为扎实的调查研究，而成为深知中国国情的专家。
各种各样的情报都汇总到了汉口，1889年4月，荒尾精将乐善堂创立三年来获得的大量情报资料，分门别类，进行整理，提炼成了数万字的《复命书》，提交给日本陆军参谋本部。
在这份谍报总结中，荒尾精明确提出，中国已经全面腐败，日本必须先发制人，才能利用中国对抗西方。他提出了应以商战养谍战，以商战扩充军备，在上海建立日清贸易商会，在汉口、镇江、天津、广州等地建立支部，边经商边搜集情报，这是“对清国第一要着，今日万急之务也”。这一建议，在谍战甲午65日本间谍潜伏记第一部分日本朝野得到巨大的共鸣。
在这份提纲式的报告基础上，后来主持乐善堂的根津一，将所有情报进行了更为详尽的整理和编纂，形成了一套《清国通商总览》的煌煌巨著。全书分二编三册，2000多页，内容全面，涉及中国社会、政治、经济、金融、商贸、产业、教育、交通运输、地理、气候、风俗习惯等各方面，俨然一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后受到日本各界热捧，成为日本侵华的指南。《清国通商总览》也震撼了日本商界，大阪一位名叫冈崎荣次郎的富商，在感动之余欣然解囊，同意为刚在上海成立的间谍学校“日清贸易研究所”，赞助设立一个实习基地，对内叫“日清商品陈列所”，对外则叫瀛华广懋馆，令年轻的间谍学子们有一个实践商战的平台。这个实习基地经营得法，生意兴隆，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日清贸易研究所的经费困难。
上山下乡，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乐善堂的年轻间谍们在中国行万里路，“写”万卷书，扎实地进行着调查研究，并比大清朝野更深刻地认识着这个国家的一切。这些，似乎也注定了随后到来的甲午战争及其之后中日两国的命运……
毛泽东要求文革功过七三开邓小平当面回绝
据相关资料记载，1973年初，毛泽东决定重新启用“文革”中已被打倒的邓小平之后，曾随手写下了“三多一少”这四个字，并向身边工作人员解释说：周恩来应多休息，邓小平应多工作，王洪文应多学习，江青应少说话。可以说，这“三多一少”也是当年毛泽东为稳定中国政局的最大心愿。
然而，历史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即使是毛泽东这样伟大的战略家也是如此，因为他所期望的“三多一少”这四个人中一个也没有做到。所不同的是，前两位是无法做到，后两位却是不愿做到。
周恩来无法休息
周恩来是在1972年初的一次常规尿检中被发现有癌细胞从而被确诊为膀胱癌的。据医疗专家介绍，这种病是比较能医治和好控制的，只是在过度劳累的情况下容易复发。然而，林彪事件后，大量党和国家的繁杂工作，国务活动和军事战备，“文革”中的无理纠缠等等一股脑儿地压到周恩来的肩上，他哪能不劳累呢？
作为一个年逾古稀的高龄老人，在病魔和繁重工作的双重夹击下，周恩来的病情自然会不断加重。邓小平复出以后，周恩来当然比谁都高兴：他清楚邓小平的才干，他更了解邓小平的施政方略。因此，周恩来在一次接见外宾的时候曾说：“现在，副总理（指邓小平）已全面负起责任来了，我的主要任务是休息。”
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毛泽东、周恩来期望的休息实际上周恩来是无法实现的。
一是“四人帮”早就把周恩来视为他们夺权的最大障碍。林彪事件后，以江青为代表的“四人帮”满以为是他们在中国政坛上登顶夺权的最佳时机，没想到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把邓小平从江西召回来担任副总理，而且很快便安排了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明眼人一见就知，对邓小平的这一安排是毛泽东百年之后的影子格局。江青等人对这样的安排真可谓是恨之入骨，他们对毛泽东无可奈何，而周恩来、邓小平却是他们发泄怨恨的对象，也是他们要打倒的对象。于是，“风庆轮事件”、“蜗牛事件”，外交部“153号简报事件”等等一个接着一个。“四人帮”的目标很明确，利用这些所谓问题整倒周恩来，即使整不倒，也要把他累倒、折磨倒。在中美“乒乓外交”时，周恩来要代表中国政府与美国的基辛格谈判。在谈判中，周恩来出于礼节的需要，无法考虑那些无所谓的细节。“四人帮”却听到风就是雨，无限上纲地向毛泽东打小报告，告黑状，于是，中美会谈中，周恩来犯了投降主义的大帽子就戴到了他的头上。这样，也就引发了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满。于是，“四人帮”便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于1973年年底至1974年年初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展对周恩来的批判。
这次批判整整持续了两个多星期。“四人帮”批判周恩来在对美谈判中犯了投降主义错误之后，毛泽东在一次评《水浒传》中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宋江接受朝廷招安，搞投降，做反面教材”。于是，文痞姚文元立即借题发挥，将毛泽东的话批发全国，在全国展开评《水浒》批宋江、批投降主义的运动。以致周恩来在一次进入手术室前，还大声疾呼：“我是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四人帮”还利用在林彪的住处发现有许多孔子言论，发起“批林批孔”运动，他们也把“孔”影射为周恩来：周恩来读过孔子的书，孔子做过鲁国的宰相，宰相就相当于现在的总理。
后来，光影射周恩来还觉得不过瘾，江青、张春桥等干脆在全国掀起了“批林批孔批周公”的狂潮。
周恩来，一位年逾古稀的重症病人，他要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他要和“四人帮”周旋，他要支持邓小平工作，许多事还要灵活掌握毛泽东的意图。他还怎么休息呢？
到了1974年11月下旬，四届人大即将召开。原先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周恩来已经三四次准备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结果都被迫流产。这时，毛泽东提出“以安定团结为好”，一再耽搁的四届人大还是被提上了国家议事日程。这又是“四人帮”企图上台掌权的最好机会，他们是万万不能放过的。“四人帮”的目的是江青在毛泽东百年之后任党中央主席，王洪文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以便在88岁高龄的朱德谢世后取而代之，让张春桥当国务院总理。在这样一个险恶的政治背景下，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一大批党内健康力量当然不能袖手旁观。叶剑英首先考虑到，关于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只有请周恩来出山到长沙去和在那里的毛泽东当面商谈才能定夺，或者更准确点说，才能挫败“四人帮”以他们为主的组阁阴谋。因为只有周恩来才最了解毛泽东，也最能领会毛泽东的意图。但是，周恩来的病势已经很沉重，他还能不能离开医院远行呢？叶剑英通过和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联系和了解，最后仍然忍痛让周恩来乘专机飞一趟长沙。与以往不同的是，过去只带随行人员外出的周恩来这次还带了协和医院心脏内科专家方圻教授和秘尿科主任吴德诚教授以及他自己的保健医生张佐良、保健护士许奉生等人。连氧气瓶等一些急救器械及药品也捎带上了飞机。叶剑英还当面交代周恩来的随行医护人员：“一定要让总理安全地返回北京。”可见当时周恩来的病势已经严重到何等程度！但是，他为了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仍然把自己的生命安危置之度外，义无反顾地最后一次乘上飞机飞赴长沙。
据相关资料记载，仅从1974年1月到周恩来住院的6月1日这5个月时间内，周恩来除了几次病重不得不卧床之外，其工作时间达139天。每天工作12-14个小时的有9天，工作14-18个小时的有74天，工作超过18个小时的有38天，工作24小时的有5天，还有一次他整整连续工作了30多个小时不得休息。
是啊，在那样一个全国都乱的非常时期，周恩来哪能安安稳稳地休息养病呢？
邓小平不好工作
林彪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就大病了一场：因为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对他来说就等于从理论到实践都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这时，已年近八旬的毛泽东不得不考虑自己身后由谁来治理中国这么一个大的国家：周恩来重病缠身，王洪文资历太浅，其他在中央高层工作的人员中当时似乎还没有进入毛泽东选择接班人的视野。然而，毛泽东毕竟是位伟大的政治家，他在国运维艰时想到了已经“流放”到江西的“开国重臣”邓小平。
据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回忆，早在1957年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苏联时，当赫鲁晓夫问他：“毛泽东同志，我们苏联在斯大林去世后，新的领导人已经平稳的接了班，你今年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不知道你的接班人考虑好了没有？”毛泽东当即回答说：“这个问题我们早就解决了。”赫鲁晓夫就问：“你身后是谁？”“是刘少奇。”“刘少奇之后呢？”“是邓小平。”“邓小平之后呢？”“那我就不管了。”毛泽东说罢哈哈大笑。
这一历史事实说明早在1957年，毛泽东就已十分器重邓小平的政治魄力和治国才干了。因此，他在1972年初的陈毅追悼会上就透出风来说：“邓小平与刘少奇是有区别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在场的周恩来一听马上暗示陈毅夫人张茜把这一信息传出去，为邓小平复出造舆论。不久，邓小平就被毛泽东“请”了回来。他还一再说邓小平“绵里藏针，人才难得”，并希望他多做工作。
毛泽东在观察和考验了一段邓小平之后，决定对他委以重任，亲自提议让邓小平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这就体现了毛泽东对未来中国政坛人事布局的展望：“文革”前邓小平就是副总理，现在恢复是在情理之中，他原来是中央总书记，是当时的七大常委之一，恢复他政治局委员也是很正常的。然而，邓小平战争年代虽有重大的军功，但建国以后他一直从事政府和党的工作，没担任过军事方面的实职。1955年我军第一次授衔时，他和周恩来等一道，连元帅衔都放弃了。这时的毛泽东却在恢复他的党政两方面职务的同时又在军事方面委以重任，让他党政军都管，这在当时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内，是除周恩来之外的第二位。毛泽东的用意已是中央高层领导人中人人心知肚明的事了：对邓小平的安排是有着毛泽东、周恩来百年之后让邓小平挑大梁这一考虑的。
这就急坏了“四人帮”，也气煞了江青等野心家：林彪垮了，周恩来病重了，老家伙都被他们斗下去了，他们正要登上中国的最高政治舞台，可这半路里偏“杀”出邓小平这么一个“程咬金”来。于是，“文革”派们在恨、气、急之中，就加大了对邓小平工作的干扰和各方面的破坏。
首先是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代表人选。本来，大外交家周恩来是最理想、最合适的人选。但当时他的病情已经沉重，无法出国了。在这种无奈的情况下，毛泽东提议邓小平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去参加。这是毛泽东的一个深思熟虑的决策，也传达出一个重要信息。在周恩来重病之后，未来将由邓小平主持中国的对外事务。
江青对这样一个令她无法容忍的决定当然不能接受，便一再反对，还借口什么“安全问题”、“国内工作忙”进行阻挠。以至在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的这一提议后，江青仍不依不饶地扰闹。周恩来只好让王海容、唐闻生将会议情况直接报告毛泽东。在毛泽东动怒并严厉警告江青之后，江青才被迫同意。
不久，江青又抓住“风庆轮”事件纠缠不放，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预谋地逼邓小平表态，叫嚷着要揪出“崇洋媚外”、“卖国”的“买办资产阶级的总后台”。邓小平只能愤而离开会场。这时，张春桥望着离去的邓小平背影，恶狠狠地说：“邓小平又跳出来了。”于是，当晚“四人帮”就聚集于钓鱼台17楼，江青说邓小平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张春桥说，邓小平这么做是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和军队总参谋长提名有关；王洪文则说邓小平对新生事物不满，对文化大革命不满；姚文元也在日记记下了“斗争形势突然地变化了！邓小平同志在昨天会议结束时站起来骂江青同志”，“已有庐山会议气息！”“四人帮”这次密谋后，就让王洪文背着政治局其他成员飞长沙向在那里的毛泽东告状。结果是挨了批评又碰了一鼻子灰。
邓小平复出后，他要挽救我们这个国家：军队要整顿、铁路要整顿、教育要整顿。可每一项整顿都遭到了“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他们还以邓小平同意放映《创业》、《海霞》等电影攻击邓小平是“黑线回潮”。在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江青一再在邓小平讲话时冷言冷语插话说什么“评《水浒》不只是文艺评论，还有现实意义”。“宋江上了梁山，篡夺了领导权，把晁盖架空了”。邓小平女儿毛毛说，江青在这里是把邓小平比做宋江，笔者看来，江青是把周恩来、邓小平两人都比做宋江。周恩来进手术室前的“我不是投降派”那声拼尽力气的呼喊正是印证着他当时的心迹。在当时政治环境下，可以说周恩来是江青一伙的眼中钉，邓小平是江青一伙的肉中刺。只是由于有毛泽东的支持，有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健康力量的存在，江青一伙才无法扳倒邓小平。
不过，在当时特殊的“文革”岁月里，我们党和国家的整个命运安危均系于伟人毛泽东的一人之身。而毛泽东的晚年，特别是林彪事件之后，他对中央及身边人的信任都产生了怀疑，他曾一度让王海容、唐闻生专门为他传话，后来因为种种原因造成两人不愿为他传话。于是毛泽东便起用自己的亲侄儿毛远新作为他和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成了晚年毛泽东最重要的一个“天子近臣”。而毛远新一到北京就和江青搞成了一伙。他秉承江青的旨意，向毛泽东汇报说邓小平上台后最终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这一下就触动了毛泽东的神经。因为他曾对自己的护士长吴君旭说过，“小吴啊，别人都喊我伟大领袖，其实我这一生也就做了两件事：一是带领全国人民打倒了蒋介石，二是发动全国人民搞了个文化大革命。对前一件事，全国人民反对的不多，对后一件事，全国人民赞成的不多”。现在自己殷殷期盼的邓小平上台后就要否定掉他做的两件事之一，这是他无论如何也不愿看到的，也是不能允许的。
然而，毛泽东毕竟是一位伟大的开国领袖，他在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人事安排上是不会草率行事的。他在一次由邓小平陪同他会见外宾后将邓小平留了下来，并明确交代邓小平说，由你主持一个政治局会议，把“文化大革命”的结论做一下，还是那句老话，“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令毛泽东失望的是，邓小平具有和他相同的性格：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是绝不让步的。他明确地回答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的结论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样，毛泽东对邓小平彻底失望了，当场就对邓小平说，那别的事你就不要管了，就负责外交事务吧。
在那个年代里，毛泽东的话就是组织决定，邓小平哪还能工作呢？
王洪文不愿学习
王洪文是“文革”中造反起家的新贵，在林彪自我爆炸后被毛泽东看中，决定作为接班人培养。这样，他从上海造反，一路升迁。张春桥传达的毛泽东关于王洪文的“最高指示”是：“毛主席称赞洪文同志是‘工农兵’干部！”“是毛主席点名调洪文同志到中央工作！”
在此之前，根据毛泽东的安排，1972年就让王洪文进中南海边工作边学习，更准确地说，是进行“实习”。从1972年9月7日到1973年5月这八个多月的实习，毛泽东对王洪文是满意的，到筹备党的十大时，毛泽东对他委以重任：与张春桥、姚文元一起负责起草中共十大政治报告。
随后，毛泽东对王洪文的一系列安排是：十大主席团成员，位置仅排在毛泽东、周恩来之后；十大选举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是周恩来等人；十大召开时，由王洪文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十大召开后的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王洪文擢升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位置仅列在毛泽东、周恩来两位都已重病缠身的开国元勋之后，须知，王洪文是小毛泽东42岁的人。
十大之后，王洪文入主中南海。从1973年9月13日——林彪自我爆炸两周年那天，毛泽东会见来访的法国总统蓬皮杜的照片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在毛泽东身旁陪同会见的人是周恩来和王洪文。随后，王洪文曾先后16次陪毛泽东会见外国首脑，这是很明显地向全世界昭示：王洪文将成为毛泽东身后的接班人。
可是，王洪文不仅资历太浅，而且无论德、才，他都不具备党和国家最高级领导人的水平。毛泽东为了抬举他，也为他费了不少心思。除上边说的一些外，毛泽东还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故意让王洪文这个中共中央副主席点名。王洪文仗恃着毛泽东的重用，拿起八大军区司令员的名册，第一个就点了：“许世友。”
坐在台下的许世友仰着脸，望着天花板，装做未听见。“许世友！”王洪文提高了嗓音。“咚！”随着王洪文的叫声，许世友把自己面前的茶杯猛的一下砸在台面上，看也不看王洪文一眼。许世友的做法弄得王洪文很尴尬。这时，睿智的周恩来出来解围，他从王洪文手中接过八大军区司令员名单，头一个喊：“丁盛。”丁盛答：“到！”再喊“陈锡联。”陈也响亮地答“到！”然后，周恩来才喊“许世友”，这时，许世友不仅响亮地回答，还站起来向主席台上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军礼。
这一严峻的事实说明，王洪文的资历还远远不够当接班人的要求。
资历只是一个方面，王洪文的才干、德行就更差了。在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一般事务都是汪东兴给他操办，遇有重大问题，他又不大愿意向别人求教，自己妄自尊大，要面子，态度也不够诚恳，问题就很难得心应手地处理，以致当时传出许多政治笑话来。
其中有一个笑话说，有一次王洪文为处理一件事去找朱德。他先夸夸其谈地说了一大通话之后，问朱老总有什么意见。朱德默默无言。良久，才用手杖指了指天、戳了戳地。王洪文百思不得其解，只好跑去问邓小平。邓小平笑着说：“老总的用意不是很清楚嘛，他是说你不知天高地厚呀！”
事实上，王洪文也确实辜负了毛泽东对他的期望。俗话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因为王洪文是靠造反起家的，所以他到北京工作后，很快就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伙“文革”新贵们打得火热。毛泽东发觉后多次对他批评教育，他却不思悔改，反而和上述篡党夺权分子结成牢牢的“四人帮”。
早在1974年12月，为四届人大组阁的事，王洪文就曾秉承江青旨意，飞赴长沙，向毛泽东告周恩来等老干部的状，毛泽东就已当面批评他“你们不要搞四人帮”。王洪文不听劝告使毛泽东渐渐对他失望甚至反感了。在四届人大上，毛泽东没有给他安排重要职务，在中央工作上，毛泽东一度让邓小平主持，批邓后不久，特别是周恩来去世后又让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这时的王洪文也还不是谦虚谨慎、好好学习和积极进取而是整日花天酒地。
王洪文是从上海起家的，他当上党中央副主席之后俨然成了上海的主人，只要他喜欢的东西，伸手就要，往往一次还要很多很多，上海方面都得给。一次周恩来配戴的上海牌手表用久了，记时不准，他到上海后要到上海手表厂重买一块。偏巧那次王洪文也在上海，他得知总理要上海手表时，立即给上海手表厂去了个电话。结果上海手表厂按王洪文的要求，一下给周恩来的住地送来整整一瓷盆各类手表。因为以往王洪文都是这样，要一给十甚至给百，他都是照收不退也不给钱的。周恩来当然不会，他只留下自己需要的一块，并付了钱，其余都给手表厂退了回去。
王洪文，这个当年“乘直升飞机上来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由于不听毛泽东教诲，不愿好好学习和工作，最终成了“四人帮”的重要成员而为全党全国人民所不耻。
江青哪肯少说话？
在“文革”中，江青是一个十分特殊的人物，她秉承毛泽东的意旨，迫害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她挟嫌报复，只要她看不惯的人都会加上各种罪名加以迫害；她杀人灭口，只要是知道她的一些底细的人，便指使爪牙们去抄家，并将这些人关押批斗，置之死地而后快。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用她自己的话说，“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当然，毛泽东对江青的情感也很复杂：有一些事，比如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前奏曲”，他交给任何人也不放心，就让江青秘密去干；有些“戏”他期望江青能演好，可是江青演砸了，令他恨铁不成钢。他对江青不满意时，还说：“江青无大错，离婚影响不好。”
殊不知，由于毛泽东在“文革”中重用江青，不仅使她的职务扶摇直上，而且她自己也私欲膨胀，出尽洋相，抢尽风头。像这样一个特殊人物，在史无前例的“文革”当中，她怎么可能少说话呢？
到1973年，开国元勋们已经打倒的打倒，死的死，病的病，在江青的眼中，影响他们夺权上台的最大障碍莫过于周恩来和邓小平。
本文前边说的“风庆轮”事件，还有“蜗牛事件”，禁映电影《海霞》、《创业》等都是江青发难造成的。
当毛泽东对周恩来在中美会谈中的一些做法不满时，江青马上跳出来，说这是犯了投降主义错误，是“宋江”要架空“晁盖”，在批判周恩来的同时，还要说这是我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他（指周恩来）是要迫不及待地取代毛主席。事后，毛泽东找周恩来和王洪文谈话说：“这次会（指批判周恩来的会）开得好，很好。就是有人（指江青）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指周恩来）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江青）才是迫不及待。”
毛泽东对江青一针见血的剖析反映了伟人的睿智，也说明了毛泽东生前是绝不会把党和国家的大权交给“四人帮”一伙的。
同时，江青还分别在1974年1月25日和1月27日背着党中央、毛主席在首都体育馆、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大会，叫嚣“批林批孔”，影射攻击周恩来。江青还滥发淫威，当众点名批判郭沫若，当众让人摘下总政副主任田维新将军的领章和帽徽。
据曾任周恩来秘书的姚力对笔者回忆，江青还曾于1974年上半年的某一天，亲自带了20多个人来到中南海西北门，让人叫来周恩来，就在大门内，江青颐指气使地批判周恩来搞投降主义，是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折腾了半个多小时才扬长而去。事后，江青还洋洋得意地说，她是带头到国务院去“点火烧荒”。
在那段时间里，毛泽东对江青是不满意的，但他毕竟是八十多岁的老人，有些事处理得已经不再是得心应手了。比如他曾对身边人说：“叫总理把江青赶出政治局！”在“文革”那段特殊岁月里，毛泽东的话一直是一言九鼎的，如果毛泽东真的不想再使用江青，哪怕就是留在政治局，也完全可以让江青变成一个摆设而不会让她发挥任何作用，显然，他并没有下决心将江青赶出政治局。“山河百战归民主，铲尽崎岖大道平”。这是新中国成立初周恩来在国画大师徐悲鸿的一幅《奔马图》上的题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历经无数次艰难险阻后终于在邓小平的带领下，走上了改革开放这一富国强民的道路。但我们还要牢记历史，因为那段历史对全党、全国人民都是个永远的教训。
东德人民28年翻墙史：办假证最受欢迎
1961年8月12日晚上，《柏林墙》一书作者弗雷德里克刚刚13岁，他的父亲在这天心脏病发作，闻讯赶来的邻居立刻对他的父亲采取抢救措施。这时有人打开了电视机，闪烁的黑白画面显示的是一个城市，里面有愤怒的人群、挎抢的人、带刺的铁丝网，还有几辆巡逻车。
也就是在这天晚上，100多万柏林人上床睡觉时，恐怕和这位13岁的少年一样，并没觉得和往常有什么不同。午夜过后，黑暗无人的大街上突然警笛狂鸣，坦克带领着满载东德军队的卡车一直开到东西柏林之间的边界线，头戴钢盔的东柏林警察乘车前往主要通道站岗，士兵从车上卸下木桩、铁丝网、水泥柱、石块、镐头、铁锹。
第二天，整个柏林人听到的第一条新闻是：“华沙条约国请求东德政府对柏林内部和周边地区建立有效的控制。”一个小时内，东柏林和西柏林之间81个路口均被封锁。东德与西柏林间所有的交通路线全部切断，地铁和有轨电车也不再通行。“铁丝网出现的星期天”
1949年5月23日，美、英、法三国占领区合并后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五个月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苏联占领区宣告建国。德国虽然就此公开分裂，但柏林的角色却依然暧昧。
1961年初，潜伏在东德的美国间谍发回了让美国决策层感到不安的情报：由于东德经济状况持续恶化，加上西方媒体永不停息地揭露各种黑幕，越来越多的东德公民开始通过关系逃入西德。
赫鲁晓夫一再提醒乌布利希，他马上要和美国总统在维也纳举行历史性会谈，在这期间不希望柏林“出事”。而就在1961年维也纳会议举行后第2天，乌布利希秘密组织了1500名警察赶往东西柏林边界。经过细心策划，东德政府当局决定在8月的一个星期天进行边界封锁，因为在周末的时候，工人通常会和家人在一起。
1961年8月13日凌晨1点11分，华约组织发表声明：通过欺骗、贿赂和要挟，西德政府机关和军事机构帮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境内一些立场不坚定的人逃往西德？华约组织成员国必须采取必要措施保护自己的安全，而首先要保护的就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安全。与此同时，第一批带刺的铁丝网已经被拖到东西柏林边界。
根据美国搜集的情报显示：当赫鲁晓夫听到东德开始修筑柏林墙的报告时大吃一惊。他担心此举会触怒西方，引起整个西方对苏联实施经济制裁，害怕与肯尼迪的冲突进一步加剧，甚至担心会引起与西方的战争。
不过，赫鲁晓夫随后的讲话足以体现出他已经被逼得没有退路了：“柏林墙是阻止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篱笆，德国工人阶级修起这堵墙后，恶狼就再也别想闯进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弗雷德里克所著《柏林墙》一书中提到：8月13日之后，在贝瑙尔大街的西柏林人的日常生活顿时陷入混乱。以前，他们常常去东柏林购物，孩子们放学后会到花园大街旁的旱冰场溜冰，星期天他们会去弗里德里希斯海因公园附近的童话泉野餐，而这些在13日之后早已灰飞烟灭，甚至经常去的教堂也被隔在了东柏林。这个周日被柏林人称作“铁丝网出现的星期天”。
被困的东柏林人纷纷从自家窗户跳到属于西柏林的贝瑙尔大街上。而东德警察意识到有人可能逃走，于是进入楼房展开搜查。与此同时，西柏林的人群、警察和消防队员都赶到了贝瑙尔大街，在楼下铺开充气垫。这场激烈的东柏林人命运抉择战，通过各国通讯社在西柏林的记者站，以及众多电视台镜头，很快就传到全世界。
10月4日那天，兰瑟准备借助晾衣绳从贝瑙尔大街公寓楼的楼顶滑入西柏林。在公寓楼下的大街上，西德消防人员已经铺好充气垫准备营救他。东德警察却步步紧逼，兰瑟在未找准气垫位置的情况下纵身一跃，30岁的他结实地摔在地面上，几分钟后就死去了。
兰瑟事件后不久，所有居住在该区域的354户居民被勒令10月21日前搬离，以此防止居民逃走。
东德中央机关报《新德意志报》称赞了封锁边界所代表的伟大意义。“对战争贩子来说，这是黑暗的一天？历史的轨道已经转向了和平？工人们对胜利的回应是刷新的生产纪录。”该报头版社论的标题为《一目了然的局势》。社论中如此描述西柏林政府当局：“只需轻轻一击，就可看出他们的政策多么腐化，他们的境遇多么岌岌可危。”
接着，乌布利希判断，边界封锁已是既成事实，谁也无法否认。东德政府安排了一些集会，让统一社会党领导干部发表演讲，并让民众展开自由讨论。在讨论中，一经发现有异议的知识分子做得太过火，他们立刻就会被认定为“反动分子”，很快被秘密逮捕。
1961年之后，东德政府开始对国内有过西德经历和背景的人进行清算。所有在东柏林生活但曾经在西柏林授过课的教师，被终身禁止在东德的教育系统工作。
曾经在西德求学的东柏林学生，也会受到惩罚。这些“西德学生”被划为阶级斗争分子和工农国家的叛徒，此类学生被“明确”禁止在东德继续完成学业。学理科的学生直接被派往工业企业工作，一段时间后，经领导同意，他们可能获准回到东德的高等教育机构继续学习。
而那些学文科的学生则没有这么幸运。在政府颁布的命令中：“凡是在西柏林学习社会学科目的西方学生，包括大学即将毕业的西方学生，都将一律派遣到生产加工部门工作。”1961年上半年，大约1500名东德人因为政治罪被逮捕。1961年下半年，这个数字增加至7200人。
封锁意味着翻墙的开始
从德国被划分为不同的占领区时起，就不断有人从东德逃向西德，截止到1961年，陆续有近350万东德人逃亡西方，占东德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其中约有6000名医生和药剂师、8000名司法人员、750名教授、34000名教师和工程师。
封锁终究会被自由冲破，翻墙成功的故事陆续上演。1961年8月15日，负责守卫边界的19岁的东德士兵舒曼，头上戴着钢盔，肩膀上挂着自动手枪，不停地吸烟，偶尔朝西柏林抗议者们看过去。
来自西柏林的怂恿声越来越大。一辆西柏林警车开过来停住，车里人出来与车外的人一起高喊着：“过来！过来！”舒曼突然扔掉手里的香烟，跑向铁丝网，到达边界屏障的时候，他扔掉手里沉重的武器，跃入西方。摄影记者雷宾用东德产的埃克萨克塔牌照相机拍下了那张举世闻名的照片。照片里的舒曼戴着头盔，穿着长筒靴，在跳过带刺铁丝网的那一刻被镜头捕捉到了。
在边界封锁的最初36个小时内，就有超过9名边界守卫逃到西柏林，有的是跳过铁丝网，有的是从底下钻过去，特别是边界屏障建起来后的一个月内，有一支68名特别警察部队成员逃到西柏林。其中，有37人是像舒曼一样的单独逃亡，有12人是两两结伴逃跑的。
波茨坦广场之下的大地铁站已经关闭，地铁仍通过该站，但从来都是甩站通过。这条路线从西柏林起，往北行穿越东柏林，然后再返回西部。乘客们会看到地铁站台上站着全副武装的警察。另外一条从西往东的跨区地铁线路，也被截断，而奥托格罗提渥大街则成了它的起点。
8月18日凌晨1点30分，6辆卡车起重机分别抵达波茨坦广场、柏林皮卡迪利广场、布兰登堡门以南的哥伦布圆环广场，从卡车起重机上卸下几十块水泥板。大约40分钟后，来了一队由消防车、混凝土搅拌车和泥水匠组成的“施工队”。在东德警察的监督下，他们开始建造横跨整个广场的屏障。5点过后，他们留下一堵混凝土墙，墙的顶端盖着两排阴模块，总共5英尺多高，上面的金属条的主要功能是用来穿带刺的铁丝网。
在随后数周内，这道边界屏障依然主要是由设置在交通线路上的带刺铁丝网、木头和水泥板构成，而其附近都有全副武装的警察在巡逻。与此同时，毗邻西部的建筑物门窗全被水泥封住。但让乌布利希头疼的是翻墙率仍然居高不下。
利特芬和霍夫在翻墙时被乱枪射杀
并不是每一个翻墙者最终都能拥抱自由世界。曾经在西柏林开服装店的冈特尔利特芬则没有这么幸运，这位24岁的男青年在8月24日下午期望通过连接东西柏林的轻轨桥走到西边去，但很快便被东德警察发现。他开始朝着其中一个码头狂奔，然后一头扎进洪堡港的水中，奋力朝西柏林的方向游去。
利特芬离东岸已有大约25码。这时，一名边界守卫向利特芬四周扫射。当这名边界守卫停止“瞄准扫射”时，利特芬沉入了水中。事后东德警察描述：一颗子弹从他的脖子后面射入，贯穿了他的下巴。
300多名西柏林人亲眼见证了这场残酷的杀戮，却只能叹息。东德警察将利特芬的尸体从洪堡港昏暗的水中拖出来。作为翻墙者，他只是希望回到他已经适应了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当中去。然而，他却丢了自己的性命。
东西两边的人都被震惊了，因为开枪仅限于鸣枪示警，没有东德政府高层的秘密指令或者是暗示，边界守卫根本不可能随意开枪。几天后，27岁的霍夫在游往西柏林的途中也被枪杀了，而霍夫选择的路线则是横穿泰尔托运河，游过这条河可以直达美国占领区。
因为开枪，东柏林人心开始不稳。一周后，《新德意志报》刊登了一篇用来平息局势的文章。文章把利特芬称为同性恋，并且编造了他的生活方式。文章暗示，利特芬受到西柏林风流社会的引诱，从而犯下了可耻的错误，而且是和霍夫有洗不清的关系。“墙”成了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
1961年9月20日上午8点半，在乌布利希钦定的继任者昂纳克的主持下，东德党中央召开了一个特殊会议。在此次会议上，“边界安全体系的不足之处”被明确表述出来。昂纳克严肃告知与会的各部门官员：“必须阻止一切跨越边界的企图。”
他们讨论的一切事务都与如何加固柏林墙有关，包括刚提议的新修18至20公里边界墙；修建车辆无法通行的壕沟，以阻止卡车或公共汽车的靠近；增加竖立起来的水泥板和边界屏障，在通往边界通道上铺设少量沙砾，以便更容易侦查。
这时的柏林墙已经超过了单纯的“墙”的物理意义，而是一套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靠近西柏林的那堵墙被加高至3.5米至4米，墙头铺设一根铁管使人无法攀登翻越，靠东的墙大体也差不多。两墙之间是一条宽窄不等的狭长地带，作为控制区，其中建有一条宽6-7米的军车通道，在108公里长的地段挖有拦截汽车的坑道，有的地方深达5米。沿着柏林墙总计有265个警戒塔、137个碉堡和274个养有警犬的设施，墙上普遍装有报警器和照明设备，一接触铁丝网就会发出警报声。
不过在反车辆障碍加固之前，有一列火车成功地突破障碍进入了西柏林。12月5日，27岁的火车司机哈里驾驶一列旅客列车，在到达东西柏林边界火车站后，以最快的速度撞毁阻挡在火车轨道上的边界障碍，沿着还存在的铁轨，进入西柏林斯班道的安全区域。火车上共有32个人，其中的24人，包括哈里的7名家人以及他的司炉工哈姆特都对这次逃跑知情，而另外8个人则是被稀里糊涂地带向了“自由”。
地下组织：假证受青睐
诸多方法中，最受欢迎的翻墙方法还是办假证。一个名叫“格尔曼”的西柏林地下组织专门为东德人提供假护照，以便让大家前往西德。而西德官方对“格尔曼”的存在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暗地里还支持。
1961年之后，“格尔曼”组织利用在西德积攒下的广泛人脉，根据有意向翻墙的东德公民的长相，在西德寻找长相相似的公民，之后再“借用”西德公民的护照，通过西德外交圈和官方的线人，把护照交到相对应的东德人手里。
维格尔代号为“黑鸽”，是“格尔曼”组织的骨干成员。他不仅前往东柏林做“通讯员”，还会去一些外国城市，收集大量空白护照。外国的同情者还会主动来找他们。维格尔记得其中一个人来自比利时，提着一大箱子护照，还有一枚家乡城市的官方印章，这枚官方印章可以让东德人堂而皇之地进入西柏林。不过这个组织更喜欢使用比较“低调”的欧洲国家的证件，因为使用英国、美国或者法国的护照可能会面临更严格的检查。
很快，这个组织便学会“篡改”现存护照，这种“本事”让他们的服务更加受到翻墙者的青睐。一旦这些已经“篡改”好的证件被送到东柏林，翻墙者们要在“格尔曼”的指导下熟记护照持有者的“简历”，并要与护照的细节一致，接着要学习一些该国语言中的常用短语。最后，“格尔曼”成员还要培训翻墙者如何填写出境文件，以及如何应付东德边检人员提出的任何难堪的提问。“57号地道”：富克斯的翻墙事业“57号地道”是由一个叫富克斯的人挖掘的，诞生在东德政治空气非常沉闷的60年代。之所以被称为“57号地道”，缘于通过这条地道逃亡的人数是57人。柏林墙建成之后，富克斯和妻子以及孩子从东柏林逃了出来。和很多翻墙的东德人一样，富克斯也是激情洋溢的反苏主义者，并且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帮助其他人翻墙到西柏林的事业中。
地道挖掘工作开始于1964年春天，富克斯小组成员从西柏林贝瑙尔大街附近一个面包店潮湿的地下室开始挖掘，他们在边界下边挖了150米，地道的出口开到东柏林史特利茨大街一套公寓的浴室内，开口有一米宽，被一个包装箱遮盖起来，要进入地道只需推开这个包装箱。
富克斯很善于“找”钱，用来支撑地道挖掘，其中包括德国记者的15000西德马克，也包括从法国杂志《巴黎竞赛》和伦敦《每日邮报》各获得的2000美元，而且还以每张370美元的高价把照片卖给美联社与（美国）合众国际社。直到最近史料逐渐解密，人们才知道富克斯还收到过由波恩“全德事务部”控制的秘密基金提供的30000西德马克的资助。
富克斯招募了一群志愿者，其中多数是来自西柏林的学生。同时，他还雇佣了一个采矿工程师，以保证地道能得到较好的支撑。在每次逃亡开始的时候，富克斯会派人给翻墙者发一份电报，内容是“艾玛姑姑突然离世，望立即赶来，吉塞拉。”在接到这份电报之后，这个人要负责通知其他翻墙者，因为这是行动开始的信号。
在弗里德里希大街车站，专门有“自己人”负责接应。之后，他们就被护送到东西边界。在那里，富克斯的人通过无线电对讲机与西柏林的观察者进行联系，而此刻西柏林的观察者正在柏林墙上观察东柏林边境警察的行动，翻墙者会等西柏林观察者的信号，如果信号允许，他们会趁无人注意的时候进入建筑，那里就是地道的入口。
贵族式翻墙：使馆车、潜水艇和热气球
还有一种贵族式翻墙服务。这种服务是由在东柏林的外交官提供的，他们把逃亡者藏进大使馆的车里带到西柏林。拥有外交特权意味着东德人很少检查挂有大使馆牌照的汽车，因为这些大使都来自与东德关系很密切的国家。但是这种逃亡方式的收费并不便宜，从10000西德马克到15000西德马克不等。
1968年，一位东德青年自己造了个潜水艇潜过界河到达西德，他用的是摩托车马达，配上自己组装的钢板，还有导航、压缩气体等系统，硬是在家造出了一个小潜水艇。这艘潜水艇在水下航行了5个多小时，才从西德那边冒出来，没有发生任何事故。青年的逃亡过程使他立刻在西德找到了工作，各大机械公司竞相聘用该青年为设计师。
最让人称奇的恐怕就是“热气球”的故事。1979年的一个夜晚，从一个东德家庭的后院升起了一个28米高的巨大热气球，气球下面的吊篮里装着两对夫妇和他们的四个孩子。这个气球完全由这两个家庭手工制成，两个家庭自学成才：从材料学到工程学，从气体动力学到气象学，一直到建立实验室。
经调查，此热气球是当时欧洲历史上最大的热气球，已被记入吉尼斯世界纪录！这个热气球在通过柏林墙的时候被警察发现。警察开枪射击，逃亡者操纵热气球一下升高到了2800米以上的高空，不但枪打不到，连探照灯都照不到。警察只好紧急呼叫空军支援把它打下来。苏联战机立刻出动，但是热气球在经过28分钟的飞行后，已经完成了使命，安全落地。
热气球降落后，到底是到了西德，还是在东德，谁也不知道。他们不敢走出这个气球，就这样躲在吊篮里长达24小时之久，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祈祷。24小时以后，军人来了，揭开了气球，对这8个逃亡者说出了他们盼望已久的话：“你们自由了，这里是西德领土。”“格杀勿论”秘密取消
苏共二十二大前后，乌布利希开始推行所谓新经济体制，虽然在行事风格上，乌布利希像极了斯大林，但他并不像以前那样维护斯大林主义了，而是与赫鲁晓夫一起，放松了僵化的政治控制，允许商品拥有自主定价权，爵士乐也被允许走入年轻人的生活。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东德平均每个家庭的个人消费增加近25%，这在50年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但东德接着面临的是一个更致命的挑战，就是官僚阶层的贪腐、寻租以及财富分配不公所造成的巨大贫富差距。
20世纪70年代末，世界银行公布相关数据表明，依照美元计算，东德人的生活水平比英国人要高，但这一数据与东德人自身的感受不符。事实上，在乌布利希的继任者昂纳克的统治下，整个国家在政治体制上的结构性矛盾一直被官方所鼓吹的经济“奇迹”所掩盖。
积攒已久的社会矛盾终于在80年代一波又一波地爆发，失业与通胀问题越来越严重，对文艺与思想的管制严格到扭曲的程度，所有问题伴随的是东德出境签证量的直线上升。1984年，东德政府颁发了3万张出境签证；1985年，出境签证的申请人数为2.7万人；而到1987年，人数猛增到11.2万。
1987年9月，昂纳克访问了西德，柏林墙的问题被正式提出。西德领导人对东德“格杀勿论”的命令表示质疑，而昂纳克早已为这个问题准备好了答案，就是西德边防警察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使用武器的规则，并说这个命令是为了人民。虽然昂纳克还在继续推行强硬的意识形态路线，但东德已经出现了自由化的某些迹象。1987年7月，东德正式废除死刑。
1989年2月5日晚上11点，两位年轻男子选择简易的抓钩帮助他们通过第一道腹地墙，这个时候他们并没有被发现，前面5米远的地方是一道低一点的围墙，他们也成功地爬了过去，但他们不小心触动了警报，探照灯照亮了整个区域。传说中的“格杀勿论”并非空穴来风，他们立刻被一阵弹雨覆盖。事后，死者的母亲被禁止去看儿子的遗体，但这件事通过海外媒体传遍了全世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当年4月，昂纳克秘密取消了“格杀勿论”的命令。
墙倒众人推
在柏林墙被推倒前10个月的1989年1月，昂纳克还充满自信地说：“当年导致筑墙的条件存在多久，这座反法西斯的护墙就存在多久，50年和100年后它也必定还巍然屹立。”
1989年10月9日这一天，7万莱比锡人举行了空前规模的示威游行，就在这个时候，“当局要严厉镇压”的消息也在四处流传。
37岁的家庭妇女苏珊罗梅尔也赶来参加游行，她看到教堂被包围了，突然意识到自己可能要参与一场流血的冲突。苏珊事后回忆说：“我想我必须去阻止事件的发生。于是，我向歌剧公园旁站立的民兵走去，其他示威者也走了过去。我们与他们谈话，问他们：我们看起来像不像是这个国家的敌对分子？”这一天，莱比锡市7万民众的和平示威被载入史册。
那个宣称50年100年不变、谁也无法阻止社会主义前进的昂纳克终于无法继续前进了，他被迫于1989年10月18日辞职，随即又被他领导了多年的执政党开除出党。继任的克伦茨向人民承诺要进行全面改革，他首先释放了被抓的示威者以表示诚意。但到了这个时候才承诺改革已经没有用了，革命与改革的赛跑，显然革命已经领先很久了。
奔向自由
11月9日，在东柏林爆发了史上规模最大的游行示威，近百万人走上街头，到晚上11时，过境关卡上聚集了3万人。11时过后不久，东德的国家安全部少将尼布林下令打开了边界。柏林墙首先被东柏林的青年冲开，急不可耐的蓝衣金发的人们，像动画片里为逃生而狂奔的恐龙那样，霍霍有声地掠过查理检查站的玻璃窗子和惨白的探灯，向西柏林奔去。
一场触怒官方的游行随即变成了狂欢，气氛马上感染到西柏林的市民，他们迅速加入到这个历史时刻，冲向东柏林人涌入的入口处，给东柏林市民抛去巧克力、石竹花和玩具熊。素不相识的东西柏林人相互拥抱，新朋友在痛饮之中见证了曾经不可逾越的墙一点一点地坍塌，很多人眼里闪动着泪花。在勃兰登堡大门前，德国人爬上了墙头，像马戏团里演的杂耍戏那样，把一个又一个的人拉了上去。他们打着手势，齐声呼喊：“把墙推倒！”并唱起“我们必胜”！
1990年10月3日，柏林墙倒塌328天以后，德国正式宣布统一。两个德国并存的现象一去不复返，而柏林墙对现代人的记忆，从冷战的枷锁已经变作艺术家们涂鸦的彩墙……
林彪的两面性：挺毛泽东但反对军队搞文革
9月12日中秋节，付晓晓是在蒙古国温都尔汗度过的。第二天，就是“九一三”事件40周年的日子。
40年前，北京红卫兵付晓晓还在内蒙古农村下乡劳动，他感觉到形势突然紧张起来，9月底回京后，就从高干子弟朋友处听到林彪在温都尔汗机毁人亡的消息。“当时非常震动，对很多事情开始重新思考，更加不盲目了。”付晓晓对南都记者说。
40年后，付晓晓和另外5位当年的北京红卫兵，来到温都尔汗。这一天晚上突然停电，他们在当地为数不多的几家小旅馆中，选择了稍微像样的一个住下来。天冷了，他们穿着毛衣毛裤，点着蜡烛，拿出月饼和酒……摇曳的烛光中，突然又看见几个中国人。
双方紧张对视了一会儿，付晓晓说出了一个人的姓氏：这不是老李嘛？对方正是李冰天——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总参谋长、“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李作鹏之子。与李冰天一同前来者，还包括“林彪反革命集团”另外几名主犯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的后人，以及林彪女婿张清林。他们开始聊了起来。
如今九一三事件仍有很多未解之谜。想要完整展现脉络清晰的拼图，尚有难度。林彪出逃时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已经摔成了碎片。我们所能提供的，也只是有关这一震惊国际事件的真相碎片。“江青不敢动，只有动张春桥”
林彪与四人帮矛盾公开化，毛泽东对江青的复杂态度让这种博弈有了空间所有讲述“九一三”事件的历史文献，几乎都从1970年秋于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开篇。林彪派系和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冲突，让庐山成了一个批斗大会场，并为林彪派系的全盘溃败埋下了伏笔。
而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前，吴法宪（时为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副组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等人已多次向林彪汇报，江青对林彪八届十二中全会讲话没有突出“阶级斗争”甚为不满。
毛泽东对江青的复杂态度，让这种博弈有了空间。吴法宪之子吴新潮当年也目睹听闻不少父亲和江青、姚文元等人的冲突。他近日对南都记者说，中共九大前后，他多次看见汪东兴（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办主任）等人与父亲聚会，主要针对“四人帮”，批判得非常厉害。他印象深的是他们说上海现在是独立王国，搞八个样板戏，把剧组一些持不同意见的十几岁女孩子戴上手铐脚镣上街游行，对上海要造大飞机、“放卫星”之类也有批评。
这种话听得多了，吴新潮有一次就对父亲说：江青是毛主席夫人，你们这样干行不行？吴法宪回答说：傻孩子，没有毛主席撑腰，我们怎么敢这么干？回忆这段日子，吴新潮说，现在看来吴法宪等人当时的观点完全是一种误解。这中间，作为毛泽东身边负责生活和机要的汪东兴，给大家传递的信息很重要。
吴法宪本人，也在回忆录中提及，在林彪支持下，他和黄永胜（时任政治局委员、解放军总参谋长）去毛主席处告江青的状，“可毛泽东在听了我们的汇报后却若无其事，好像江青这样做并没有什么错似的。可以说，毛泽东当时的这一态度，完全出乎了我们的意料之外。”
林彪与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关系此时已经紧张。吴新潮听说的一个消息是，毛泽东在林彪成为接班人后，曾问过他，在林彪之后，让张春桥接班行不行。林彪对张春桥不满意，毛泽东问：那你觉得谁可以？林彪说，井冈山的那帮红小鬼，意思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毛泽东认为林彪在结党营私。”
九届二中全会前的一件事，更加深了林彪派系对张春桥的不满。林彪研究者牛先生对南都记者说，在1970年春天，上海一些老人在座谈会上推举张春桥，简报上报到中央后，一位毛泽东身边的同志将其通过陈伯达转交叶群。叶群为此召集11名政治局（候补）委员开会，准备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与张春桥摊派。“叶群说服林彪‘清君侧’：江青不敢动，动姚文元没意义，只有动张春桥。”
关于“三个副词”的争论
吴法宪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
距离九届二中全会召开还有十天，在宪法工作小组会议上，张春桥与吴法宪系就“三个副词”发生争论。张春桥称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是“一种讽刺”。吴新潮说，这实际上是张春桥把矛头引向林彪，因为这三个副词是林彪所说。
1970年8月23日，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林彪做了长篇发言。林彪研究者牛先生说，此前叶群、陈伯达等人组织起草的讲话稿中，将张春桥批得狗血喷头，但林彪没有按此讲话，甚至于连“张春桥”三字都没有提及。“他讲话中，有大量歌颂毛主席天才的段落，只有几句话不点名批评有那个司令部的人反对讲天才……80%的人没有听懂。”
据吴法宪晚年回忆，他在林彪讲话后听叶群说，林彪在会前常委们休息时请示毛泽东，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全党所通过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副词——“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遭到张春桥的反对，他可否针对此在开幕式上讲几句。毛泽东说，“这个要讲一讲，要批评，但是不要点名。”
但是叶群发现没有点名，很多人没有听懂，开幕式后召集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要他们继续发言，并播放林彪讲话录音。“放风点火了一天，大家都知道林彪说的是张春桥，开始要揪斗。”林彪研究者牛先生说。
陈伯达、吴法宪等人，还开始搜集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林彪等人关于“天才”的语录，交会议秘书处打印。吴法宪当时的一句名言，或许很能代表批判张春桥热潮时的一种认知：“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
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为此到毛泽东处告状。“毛主席没有见江青，对她说：‘你走’。江青走后，毛主席单独见了张、姚两人。两个人在那里抱着毛主席的大腿哭，把毛主席的裤子都弄湿了。”吴法宪在回忆录中称，毛主席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叶群，但没提自己的意见。
九届二中全会破例休会了两天。毛泽东拿出《我的一点意见》，通篇批判陈伯达的“天才”语录，称其“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在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出笼后，汪东兴也做了检讨，并很快过关。陈伯达则不得翻身，闭幕会上，中共中央宣布对他进行审查。
毛主席不满吹捧林立果
林立果被称为“全才、帅才、超群之才，是第三代接班人”。
吴新潮现在认为，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反对“天才地”等三个副词，或许和林立果此时在空军被吹捧为“超天才”有关。
九届二中全会前，被安排在空军工作的林彪之子林立果，因在空军司令部干部大会上做“讲用报告”，而被称为“放了一颗政治卫星，是天才”、“第四个里程碑”，甚至有了“全才、帅才、超群之才，是第三代接班人”的说法。
据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1月第二版），“毛主席知道这些事后，非常不高兴，多次提出批评。他说：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
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前，有一些细节显示出，毛泽东对林彪已有意见。
据汪东兴回忆，1969年10月17日，林彪“背着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由，擅自发布了‘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黄永胜等人于18日将此令迅速下达全军，使全军进入紧急备战状态。10月19日，林彪采用电话记录方式，以急件传阅报告毛主席……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
到了1970年，关于八一建军节社论，也引发争议。陈伯达等人不同意社论中的新提法“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认为应该恢复过去一贯的提法：“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张春桥表示反对。汪东兴奉周恩来命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未置可否，要汪东兴画圈后退回。再次请示后，毛泽东说：“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么？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
这句话，毛泽东此后在1970年南巡时多次重复，显示出其对该问题的在意程度。
但这些深隐于心的想法，不要说参加九届二中全会的中央委员们，就连政治局常委们，也多不曾察觉。
设不设国家主席的争论
毛泽东否决了政治局的多数意见，坚持自己不当国家主席在1970年，设不设国家主席突然成了一个问题。刘少奇前一年底已经在狂风暴雨般的批斗声中病逝，他的国家主席职务也在1968年10月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被撤销。当时代理国家主席的人是董必武，据吴法宪晚年回忆，1970年3月上旬的一天，汪东兴受毛主席的委托，从外地回到北京，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听取毛泽东的指示。汪东兴在会上特别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是否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毛泽东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设国家主席，我的意见是不设。如果大家认为要设的话，那么由谁来当这个国家主席？我毛泽东是不当了。如果要设国家主席的话，也只有林彪同志来当。”
林彪是什么态度呢？按吴法宪的说法，1970年5月17日下午，吴法宪和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四个人到林彪住处汇报工作时，提起毛泽东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当即口气非常肯定地表示：“我不当这个主席，这个不妥。应该是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这才是名正言顺。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没有国家主席，没有一个元首，这样名不正、言不顺。这个国家主席、国家的元首，只有毛主席来当，别人都不合适。但是毛主席的年纪大了，当国家主席要出国访问，别的国家元首来还要回访，毛主席出国有困难，可以设副主席，副主席可以出国对其它国家进行访问。我也不适合当这个副主席，我的身体不好，不能参加活动，不能出国访问。”
在吴法宪看来，林彪的这一番话，是出自内心，也比较合乎情理。原因之一是当时国家主席的位置是一个虚职，党和国家的权力是集中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手里。在九大，林彪当选了唯一的中央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这是最实际的权力。而且在党的九大章程中和宪法草案中已明确地规定了林彪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据《周恩来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8年2月版），在九届二中全会召开前，林彪仍建议毛泽东兼任国家主席，至于国家副主席，则可以不设，他认为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职务。在周恩来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多数政治局成员同意仍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
但毛泽东否决了政治局的多数意见，坚持自己不当国家主席。到了1970年8月22日，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前一天，中央政治局5常委在庐山开会时，“除毛泽东外，几名常委都表示”应设国家主席，周恩来甚至还提出，设立国家主席后，今后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时，可由国家主席授权别人代行。
关于设立国家主席的意见很快获得多数小组的通过。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关于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如果再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闹；再不然，就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批评陈伯达等人的小组发言违背了九大方针，不要搞分裂，不要“揪人”。毛泽东曾批评关于国家主席设立的问题偏离了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但此后，在三项议程之外，就“天才”问题批判陈伯达成为全会的议程主轴。
林彪一直没有写检讨
陈伯达受到批判后，吴法宪乃至林彪夫人叶群都曾写过检讨九届二中全会之前，陈伯达已经明显觉察出毛泽东对他冷感。据他的秘书王文耀、王保春晚年回忆，陈起草的九大报告第一部分初稿，毛泽东甚至连看都没有看一眼，就原封不动打了回来。陈伯达相对注重经济发展的主张，被批为“唯生产力论”。
陈伯达当时是党内第四号人物，排名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地位尚在康生之上。
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批陈整风”开始在全国展开。197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10天后又发出《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反对陈伯达具有敲山震虎的作用。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称，“以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的发表为标志，庐山会议上的这场斗争实际上已经转化为毛泽东领导的反对林彪集团的斗争。”只是，当时很多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还说，“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公开发表的九届二中全会公报也称：“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在会上讲了话。”
黄新潮回忆，甚至在九一三事件之前，吴法宪都没有感觉到毛泽东要把林彪搞下台。
陈伯达受到批判后，吴法宪乃至林彪夫人叶群都曾写过检讨。但这种检讨并不为更多人所知。吴新潮说，他当时在外地当兵，并不知道父亲检讨，“我家的秘书都不知道”。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毛泽东还召见了吴法宪等人几次。
林彪一直没有检讨。黄新潮认为，林彪不检讨“表现出他政治上的不成熟，太个性化了”。
林彪关于个人崇拜的两面性“林彪当然挺毛，但他也有两面性，认为应该有个界限，文革那一套别搞到军队里来”。
林彪研究者牛先生说，林彪平型关战役后受过严重枪伤，解放后也一直吃药止痛，身体极差，在苏州、大连等地来回养病，他患有植物神经紊乱症，怕光怕水怕风，还头痛失眠。“文革”开始将矛头指向刘少奇后，周恩来等人出面请林彪“出山”，林彪最初并不愿意“接班”。
林彪不愿“接班”的表态，也曾体现在公开发言中。但这是发自内心，还是故作姿态，仍有待进一步厘清。吴新潮也表示，林彪自1959年接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后，就开始在部队里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到了“文革”初期，造神运动更加登峰造极，“林彪当然挺毛，但他也有两面性，认为应该有个界限，文革那一套别搞到军队里来。”
吴新潮经常去林彪家看电影，林彪话不多，有时拉拉他的手，他感觉林彪身体没有传说中那么差。林彪夫人叶群同时担任林彪办公室主任，吴新潮认为她是一个爱出风头、爱管闲事的女人。在林家卧室内，还挂着林彪赠叶群的条幅：说话莫啰嗦，办事莫越权。
另外必须提及的人物，是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吴新潮和他互动很多，觉得他与他的父亲一样，是个有些内向的人。在他眼中，林立果是个一天到晚搞技术的人，对无线电着迷，屋里堆满了摄影器材，林彪还给他布置任务研究可折叠自行车，以备战时之需，“这是林彪教育孩子的一种方式”。
吴新潮认为林立果的另一特点就是西化，看很多别人接触不到的国外文艺作品。任由社会上去破四旧，他们却可以在家欣赏梁祝的唱片。“我们这些孩子不同于一般理解的文革概念：忠于毛主席，全国山河一片红。我们不是这样。林家从来不搞早请示晚汇报。”
在吴新潮看来，公开的信息显示出林立果的暗杀计划“很荒唐”：“虽然我父亲说了‘两个一切’（你在空军可以调动一切，可以指挥一切），但事实上林立果在空军没有军权，谁也调动不了，就他们四个人（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和李伟信），最后搞跑了一驾飞机，还是背着首长。”
还有很多困惑，让吴新潮觉得九一三事件像谜一般，他希望能早日公开坠落“三叉戟”的黑匣子。
从“九一三”事件觉醒
九一三是不平凡的一天，不仅令全世界受到巨大震动，也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不能遗漏的信息是，在“九一三”之前，从8月15日到9月12日，毛泽东一直南巡。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南巡期间多次说，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毛不断提及中共历史上的路线斗争与党内分裂，称有人看他老了，快要上天了，急于当国家主席，要夺权。而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中央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
毛泽东似乎对林立果等人的预谋有所察觉，提前赶回了北京。他回京第二日，林彪夫妇和林立果就仓惶登上三叉戟飞机，并最终折戟温都尔汗。
1971年的国庆，异常得连作为惯例的大型游行都取消了，一些事先准备好的设置也被撤销。虽然林彪之死被封锁了一段时间，但坊间已经有种种传言开始流布。
作为高干子弟的付晓晓，9月底就听闻了消息。罗箭，罗荣桓长子，因为父亲已被打倒，自己又在四川下放劳动，所以大概直到1971年底才知道此事。“我们知道的进修已经相当晚了，比正式传达早不了几天，算是提前兴奋了几天。”罗箭对南都记者说，他在四川与北京通长途，听到很隐晦的表达，说经常出来的那个人已经很久没有出来了，尤其是国庆都没有出来，让他看报。
此前鲜为人知的是，在“林彪反革命集团”几个受到审查的头面人物之外，受到牵连的人事实上非常多，他们更多集中于军队内部。
吴新潮也在今年9月13日前后，去了温都尔汗坠机现场。他认为，九一三是不平凡的一天，不仅令全世界受到巨大震动，也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很多人从这天开始真正反思“文革”。对于今年九一三研讨升温却未被“扣帽子”的现象，他认为反映出时代的开明进步。
第二章 主席秘史
毛泽东不甘心“自投罗网”长征由此被动变主动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宣告了“左”倾中央“进攻路线”的破产。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失守后，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会议性质为政治局常委会——笔者注），决定实行“战略转移”，即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在确定长征人员名单时，开始是没有毛泽东的，周恩来、张闻天等为此据理力争。周恩来向博古、李德提出的理由是：毛泽东是红军的创始人，是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已经在红军中有很高威信，丢下他，在党内和红军内是通不过的，势必影响军队的士气。王存福：《毛泽东差点与长征无缘》，《档案时空》（史料版），2006（7）。张闻天提出的理由是：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政府机关进行转移，连主席都丢下了，于情于理都是说不通的，对实现这次大转移也是极为不利的。在这种情况下，“左”倾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只得勉强同意毛泽东参加长征，但对有关长征的重大转移没有发言权。
四十多年后，当时担任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翻译的伍修权曾回忆说：
如果毛泽东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很难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能成了另一个样子。卢弘：《红军长征前夜的内部斗争》，《书摘》2006年10月1日。
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是严格保密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布置了几道封锁线，却不知道红军往哪个方向突围，当时，在中央苏区西南方向的第一道封锁线上部署的兵力并不强。1934年10月21日夜间，红一军团在赣县王母渡、信丰县新田之间突围。到25日，中央红军经过战斗，全部通过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毛泽东深有感慨地说：从现在起，我们就要走出中央苏区啦！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第34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部队到信丰县古陂杨坊宿营时，贺子珍从休养连前来看望毛泽东，讲起瑞金县男女老少相送时紧紧拉着红军的手，不停地说：“你们千万要回来啊！”毛泽东听后说：“我们欠根据地人民实在太多了。”11月上旬，中央红军顺利地在湘南通过第二道封锁线。这时，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因患疟疾发高烧。毛泽东把自己的担架让给他使用，安慰他说：“同志们抬你走是要累一些，但这不要紧，因为我们都是同志。”11月中旬，他们在湘南越过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潇水、湘水地区。
当蒋介石判明红军西进的意图后，立刻部署“追剿”和堵截，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
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局势，毛泽东认为湘南地区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有利于红军的机动作战，提议乘国民党各路军队正在调动，“追剿”军主力薛岳、周浑元两部还没有靠拢时，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寻歼国民党军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也向中央建议：“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彭德怀自述》，第1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对此建议，博古、李德拒绝接受，消极避战，丧失了一次较好的战机。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从广西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这里是国民党军队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27日，红军先头部队顺利控制了渡口。但因队伍携带的辎重过多，行动过缓，大部队还未过江，就遭受刚刚赶来的优势敌军的夹击。在激战中，毛泽东随军委纵队从花村渡过湘江。
中央红军主力突破湘江封锁线，跳出了包围圈，使蒋介石消灭红军于湘江东岸的计划失败了，但红军自身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即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为3万多人。这时，博古感到自己责任重大，一筹莫展。李德一面唉声叹气，一面却诿过于人。所以，他先拿红二十二师师长周子昆开刀。这个师在湘江岸边进行阻击，被打垮了，只有负伤的周子昆等十多人突围出来。李德指责周子昆临阵脱逃，粗暴地训斥道：你的部队呢？没有兵还有什么脸逃回来！命令警卫班将他捆起来，送军事法庭处置。然而，警卫班战士一个也不肯动手，在场的博古默不做声。于此，毛泽东便直接出来干预了，说：“周子昆交给我处理。”他同周子昆谈了话，鼓励他好好干，继续带兵打仗。李德知道后，气得暴跳如雷，攻击毛泽东“收容败将，笼络人心”。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第34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过湘江遭到惨重损失后，指战员们开始思考，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刘伯承回忆道：
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刘伯承回忆录》，第4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当时，博古、李德仍然坚持原定计划，继续率领红军向湘鄂川黔之交的地方前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提出，部队应该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张闻天延安整风笔记，1943年12月16日。
毛泽东对王稼祥说，你知道，蒋介石早已在那里布置好了一个大口袋，等我们去钻呢！所以，我们不能当傻瓜，硬钻人家布置好的口袋，我们为什么不能另辟生路呢？根据我军得到的情报和我从敌人的报纸上获悉，在我们前面，有国民党的薛岳部、周浑元部、吴奇伟部、何健部，严密封锁着我军前进的去路。你知道我们前面的敌人有多少吗？总共20万。如果我们北上就敌，正中蒋介石下怀，以我军约3万的疲惫困厄之师，去对付7倍于我的以逸待劳的劲旅，会有好结果吗？不全军覆灭才怪呢！
王稼祥也叹了口气，轻轻地摇了摇头。毛泽东见王稼祥已完全被自己的分析说动了，便继续说：“老王啊！不从实际出发，和敌人硬打硬拼，这方面的教训实在是太多啦！去年10月，咱们开始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已在敌人的碉堡群里苦苦挣扎了一年，牺牲了多少同志，流了多少血，最后连个地盘都保不住，来了个大搬家，到了现在这种地步。”王稼祥听后也生气地说：“真是乱弹琴，完全是李德的瞎指挥。老毛，再让李德他们这样指挥下去，可真不得了了。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说：“老王，我已得到可靠情报，贵州方向的敌人不多，也没有什么堡垒工事，我们可以乘虚而入，改变路线，不去湘西，折向贵州，还来得及。我看必须开一次会来决定我们的进军方向，这可是关系红军的生死存亡啊！”听了他对形势的一番分析，王稼祥非常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便说：“老毛，你的意见是正确的，我支持你。另外，我还可以找其他一些政治局的同志谈一谈，我相信，政治局内一定还会有同志支持你的意见的。”唐春元、黄先健编著：《毛泽东的说服与攻心之道》，第143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做了周恩来和朱德的工作，他们也都赞成毛泽东的看法，并同意在通道召开一次军事会议。
1934年12月12日，红军到达湖南省通道县后，在通道城关镇“恭城书院”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博古、李德等人。
这次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他说：“同志们，今天这个碰头会，也是军委会，请大家来，主要是议议红军的去向问题，请大家都谈谈自己的看法，心里有什么意见都说出来。”这时，李德急不可待并十分有把握地说：根据原来的作战方案，“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这样可以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这片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你们看，怎么样？”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遵义会议文献》，第1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张闻天抬起头来，有意识地看了看坐在自己不远处的毛泽东一眼，好像在催促他讲似的。王稼祥也在担架上欠起身来，目光透过近视眼镜，也在注视着毛泽东。毛泽东知道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在等待着自己发言，他缓缓站起身，看了一下李德，成竹在胸地说：顾问先生的意见，本人不敢苟同，请问华夫同志对当前的敌情是否掌握？向那个方向前进果然是那么容易吗？翻译伍修权把毛泽东的话照样翻译出来，李德听了翻译后，本来就脾气比较暴躁的他，把手中的烟蒂往地下一丢，面红耳赤地吼道：“毛泽东同志，不去那里创建苏区，到什么地方去？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提出改变行军方向和原定计划？”周恩来马上起来打圆场，用一种平和的口气说：“华夫同志，我们还是心平气和地讨论，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泽东同志，你还是将你的话说完。”
毛泽东这时倒不紧不慢地说：我是长时间没有发言权了，今天心血来潮，想说几句，如鲠在喉，不得不吐。当然，目前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让红军松口气，这种愿望是好的，看起来也是上策，但能行吗？华夫同志，你可知道我们的北面有多少敌人？整整20万啊！布置了一个大口袋在等我们。这个口袋我反正不去钻，谁要自投罗网，请便！吴江雄主编：《毛泽东预言》，第161页，北京，红旗出版社，2000。
这时候，毛泽东把与当时红军的最高领导机关“三人团”相左的意见，开诚布公地讲了出来。接着，王稼祥第一个站出来说话了：“我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当前必须改变战略方向，要因势利导，寻找有利于我生存环境。”张闻天也说：“泽东同志刚才讲的是事实，我想他是在充分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我们应该认真考虑。”朱德也接着说：“红军目前处境艰难，必须慎重行事，我觉得毛泽东同志分析得有道理。”
这时，周恩来看着李德，说：“华夫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李德一脸不高兴，大声说：“不按原定方案办，你们的意见是准备到哪里去？”
毛泽东轻轻地一笑，说：到哪里去？我还是那句老话，到敌人防御力量最差的地方去。目前的贵州是敌人兵力最少且又是蒋介石忽视的地方，红军可趁机进兵贵州，争取变被动为主动。
毛泽东这一有理有据的分析，得到了与会大多数同志的认同。博古也不得不同意了。于是，通道会议改变了原定向湘西前进的计划，决定改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
当天下午7时半，中革军委发出“万万火急”电令，规定：“我军明13号继续西进”，“第一师如今天已抵洪洲司，则应相机进占黎平”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第124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红军主力西进，在12月15日攻占贵州黎平，但北上还是西进的争论并没有结束。18日，毛泽东在黎平城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仍由周恩来主持，继续讨论红军战略行动方向问题。博古又提出由黔东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军事顾问李德因病没有出席，但托人把他坚持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见带到会上。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敌军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王稼祥、张闻天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并通过根据他的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指出：
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军委关于我军十三日西进的部署》，1934年12月12日。
会后，周恩来把黎平会议决定的译文送给李德看。李德大发雷霆，向周恩来提出质问。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回忆说：两人用英语对话，“吵得很厉害。周恩来批评了李德。周恩来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我们又马上把灯点上”。博古尽管自己的意见被会议所否定，还是服从了会议决定。当他知道周恩来和李德吵起来时，对周恩来说：“不要理他（指李德）。”《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第441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毫无疑问，黎平会议的决定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它使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权。
1935年元旦，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的政治局会议，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地区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的主张。多数与会者赞同他的这个意见，再次否定了李德、博古提出的“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再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决定红军立刻抢渡乌江、攻占遵义。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第35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1935年1月2日至6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挺进。遵义，北倚娄山，南临乌江，是黔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中央红军突破乌江后，在1月7日解放了这个黔北重镇。毛泽东同周恩来、朱德等随军委纵队于9日下午进入遵义城。
这时，蒋介石得到空军的侦察报告说红军进驻遵义地区后方向不明，批准“追剿军总指挥”薛岳的请求，令第一纵队吴奇伟部集结在贵阳、清镇一带整训待命；第二纵队周浑元部在乌江南岸对遵义方向警戒。这在客观上给中央红军的休整提供了条件，于是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经过遵义会议，又摆脱了张国焘胁迫中央南下后，红军长征到达俄界并在这里召开政治局会议。俄界会议后，毛泽东率领陕甘支队离开俄界，又挥师北上了。红军向甘南进军，必须经过腊子口。腊子口后的腊子山，横空出世，山顶积着白雪，山脉纵横。当时，敌三个团的兵力扼守着口子至后面高山之间的峡谷，组成交叉火力网。如此天险又配以重兵，所以就构成了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一个严重阻碍。因此，毛泽东决定攻打天险腊子口。
9月15日黄昏，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接到通知，要他们在三日之内夺取腊子口，并扫除前进途中拦阻的敌人。9月16日，彭德怀接到毛泽东、聂荣臻和林彪联名发来的电报，说是要消灭腊子口之守敌。随后，一军团的几个主要指挥员赶往二师，同师及四团领导研究如何攻打腊子口的部署。
四团在奔往腊子口的路上，以强行军速度赶路，还打了两次遭遇战。身经百战、屡战屡胜的红四团，以两面出击，即以翻山迂回和正面强攻向敌发起进攻。鉴于战斗事关重大，军团政委聂荣臻和军团长林彪都在战斗打响前亲临前沿指挥所察看地形，作具体部署。在两方面火力的夹击下，终于在9月17日凌晨将敌军击溃，红军占领了天险腊子口。
毛泽东随着滚滚铁流般的红军队伍穿过了腊子口，来到了大剌山。这是岷山山脉向北延伸的最后一座高山，也是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最后一座雪山。连日来，毛泽东的心情甚好。他吃着这一带回民烙的锅盔（烧饼）赞不绝口。现在，他又登上了山顶。他回首遥看千里岷山，只见白雪皑皑，重峦叠嶂；俯首前看，却见无边田野，黄绿相间，丰收在即。他想起近一年前，红军离开瑞金，跨过于都河时，也是秋收时节，心中颇多感慨。
毛泽东自遵义会议以来，指挥红军千里转战，这期间，战胜了来自敌人的、大自然的、党内的无数艰难险阻，现在终于越过了岷山，把蒋介石企图将红军困死于雪山草地的幻想彻底击碎了，长征胜利在即，真可谓柳暗花明了。这种久已不见的喜悦、开朗的心情化作一股诗情，使他在越过岷山不久便写下了一首著名的《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随后，红军来到了哈达铺。毛泽东住在一家中药铺子里。部队在哈达铺进行了休整，整编为3个纵队，共8000多人。9月22日，在哈达铺的一座关帝庙里，毛泽东召集一、三军团和中央军委纵队团以上干部开会。当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走进会场时，顿时响起热烈掌声。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形势和红军整编问题的报告。毛泽东首先说：
自去年我们离开瑞金，过了于都河，至今快一年了。一年来，我们走了两万多里路，打破了敌人无数次的追、堵、围、剿。尽管天上还有飞机，蒋介石连做梦也想消灭我们，但是我们过来了……这本身就是个伟大的胜利。文显堂：《长征中的政治斗争：是非曲直》，第320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接着，毛泽东又详尽、透彻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虽然我们战胜了自然界的种种险阻，粉碎了敌人数不清的堵截、追击，也顶住了天上敌人飞机的轰炸。但是，现在在甘肃等待我们和准备截击我们的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还有三十多万人。毛泽东强调说：国民党把三四十万兵力部署在陕西、甘肃一带追堵我们，对红军北上抗日，不能不说是严重威胁。因此，北上抗日的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
他还幽默地说：“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的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蒋建农、郑广谨著：《长征中的毛泽东》，第36章“确定长征的目的地”，北京，红旗出版社，2006。随后，毛泽东进一步阐明了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并动员大家振奋精神，继续北上，到陕北去。他号召大家：
同志们，胜利前进吧，到陕北只有七八百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的抗日前线阵地！《杨成武回忆录》（上册），第278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听了毛泽东的报告，广大指战员异常激奋，特别是第一次听到陕北有块苏区，大家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自从在哈达铺了解到陕北苏区的一些情况后，毛泽东就找贾拓夫谈情况。贾拓夫原在陕北工作，1934年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时，他作为陕北的代表进入中央苏区，以后就留在中央苏区工作了。长征时任红军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从哈达铺北上后，毛泽东每天行军都把贾拓夫带着一路谈，向他了解陕北红军、陕北苏区和刘志丹的情况，获得了对陕北苏区比较具体的信息。
9月28日，党中央在榜罗镇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当前形势和战略方针。会议根据国民党报上提供的材料和贾拓夫所说的情况，决定迅速赶往陕北苏区，把党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第37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榜罗镇会议确定以陕北苏区作为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这是一个具有伟大意义的决定。
10月2日，陕甘支队离开通渭，向西兰公路前进。10月4日，跨越西兰公路北进。这时，蒋介石获悉陕甘支队系红一、三军团组成，并由毛泽东率领的消息，他暴躁恼怒，哀叹“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他急令毛炳文、马鸿宾部和东北军在隆德、平凉、固原一线严密堵截，紧追不舍，以削弱和歼灭红军。
红军继续前进，一鼓作气攀登上六盘山顶，冲破了敌人的最后一道封锁线。毛泽东健步来到六盘山上，感慨万千，哼成了《六盘山》的光辉词章：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这首诗词表达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念，充满了革命豪迈情与乐观精神。而后来的历史进程也正如这首词所昭示的那样，只要掌握住“长缨”，必定能缚住“苍龙”，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毛泽东的“政治遗嘱”：我一生干了两件事
在华国锋看来，毛泽东写给自己的三句话，尤其是最后一句“你办事，我放心”，是将来自己正式成为接班人的最有力最重要的依据。在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也确实是这样做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1976年4月30日晚上，毛泽东由华国锋等陪同，在中南海自己那放满了中国线装古籍书的书房里，亲切会见了来自友好国家新西兰的政府首脑——新西兰总理马尔登。
会见以后，送走了客人。按照毛泽东晚年的惯例，这时要由陪同接见的中央领导人向毛泽东汇报一下近期的主要工作。担当这一任务的，最初是周恩来。中共十大以后，是周恩来和十大新选出来的副主席王洪文。周恩来病重住院以后，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周恩来逝世，邓小平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受到错误的批判以后，担当这一任务的便换成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
华国锋抓紧时间，简明扼要地向毛泽东汇报了近段时间中央的主要工作和全国的形势，最后说：“全国总的形势很好，也有几个省的形势不大好……”
毛泽东一边认真地听着，一边认真地思考着，深邃的目光注视着这位自己亲自选定的外表憨厚的接班人。
这时，毛泽东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没有工作人员的搀扶，甚至不能自己站起来。在华国锋汇报完工作以后，毛泽东为了表示对华国锋的信任和支持，拿起放在沙发旁小茶几上的铅笔，十分费力地用劲在白纸上写下了：
慢慢来，不要着急；
照过去方针办；
你办事，我放心。
写罢，毛泽东把白纸交给了华国锋。
这三句话，虽然字写得不太清楚、十分潦草，字迹也有些模糊。但是，熟悉毛泽东笔法的人，只要稍加辨认，仍不难看出，这是千真万确、独具一格的“毛体”。一个年近83岁的久病老人，能够克服身体不便的困难，写下这三行字，已经很不容易了。
毛泽东手书给华国锋的这三句话，表示了对华国锋的无限信任和有力支持。
华国锋深深体会到了毛泽东写给自己这三句话的分量和含义，立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向在京的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作了传达。与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们都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作了亲笔记录。
在华国锋看来，毛泽东写给自己的这三句话，尤其是最后一句“你办事，我放心”，是将来毛泽东去世以后，自己正式成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最有力最重要的依据。在毛泽东逝世以后，华国锋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1976年6月15日，早已重病在身，自知将不久于人世的毛泽东，在病情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将自己最后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召到了病床前。
毛泽东——这位早在青年时代就写下了“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气魄宏大的诗句，立志要“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伟人，直到暮年，仍然保持着敏锐的思维和清醒的头脑。他要向自己的接班人华国锋亲自交代一下后事。
毛泽东对华国锋及当时也在场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如果说毛泽东有遗嘱的话，这就是毛泽东的“政治遗嘱”。83岁的毛泽东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但他既没有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也无力去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了。他在1966年致江青的一封信中所提到的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到他临终之际也没有能够实现。
1976年7月6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
7月28日，河北省唐山、丰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波及天津、北京地区，京畿为之震动。北京故宫大殿前用汉白玉雕刻的巨龙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震裂的痕迹。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有许多每当大人物离世，“地动”或“天降巨星”的记载。唐山地震波及北京以后，人们联想起了1976年4月发生在吉林的那场世界历史上罕见的陨石雨。据当时新华社报道：“最大的三块陨石，每块重量超过了100公斤，最大的一块重量为1770公斤，大大超过了美国收藏的目前世界上最大陨石的重量（1078公斤）。这次陨石雨，无论是数量，重量和散落的范围，都是世界罕见的……”
毛泽东听到吉林陨石雨的消息后，以他那惯常的旁征博引、论古道今的幽默语言和风格，对工作人员说：“中国有一派学说，叫做天人感应。《三国演义》里说诸葛亮、赵云死时，（天上）都掉过石头（陨石），真是有声有色，不同凡响。不过，要是谁死了都掉石头，地球恐怕就沉重得转不动了。”
1976年的中国，地动山摇，天降陨石，真是天崩地裂。难道真的有大人物离世吗？
1976年9月8日晚上，北京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即将结束对中国访问的西萨摩亚国家元首马列托亚·塔努马菲利第二殿下，正在举行访华答谢宴会，宴请中国的党、政、军重要领导人，庆祝此次访华取得圆满成功并对在华期间受到的盛情款待表示谢意。正当宴会进行到高潮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传来了毛泽东病危的消息。
华国锋作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是这场宴会的主宾，接了电话以后，华国锋匆匆讲完话，没有等宴会结束，便向主人告别，驱车迅速赶到中南海。就在这天晚上，毛泽东停止了呼吸。
1976年9月9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与世长辞。
邓小平：毛泽东同志的错误 要毫不含糊地批评
毛泽东逝世的时候，邓小平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处于一种活动空间仅限于自己家庭所在的大院内的“软禁”状态。他虽然不能亲自前往中共中央设置的吊唁大厅，向自己尊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表达无限沉痛的心情，但仍然和家人一起，在家中设置了一个悼念毛泽东的灵堂，献上了一幅花圈，表达自己对毛泽东的无限真挚的感情。
对于毛泽东，邓小平始终充满了尊敬。
虽然，在毛泽东与邓小平之间，在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等问题上存在着不同意见，但这在政治家之间是十分正常的现象。邓小平始终把毛泽东看做是伟大的领袖和导师。
1980年10月25日，邓小平就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问题，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对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功过和毛泽东思想，讲了十分中肯、十分深刻的意见：
关于毛泽东同志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写不写、怎么写，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找警卫局的同志谈了一下，他们说，把我前些日子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谈话向战士们宣读了，还组织了讨论，干部、战士都觉得这样讲好，能接受。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总的来说，我们党的历史还是光辉的历史。虽然我们党在历史上，包括建国以后的三十年中，犯过一些大错误，甚至犯过搞“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错误，但是我们党终究把革命搞成功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使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还是毛泽东同志那句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国内的人民也罢，国外的华侨也罢，对这点都有亲身感受。没有中国共产党，不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今天我们的国家还会是旧中国的样子。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许多青年缺乏了解。
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是我们从决议起草工作开始的时候就反复强调的。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当然，究竟怎么个写法好，还要认真研究大家的意见。
不管怎么写，还是要把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把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把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当前及今后工作的指导作用写清楚。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七大规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大革命”的确是一个大错误。但是我们党还是粉碎了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一直发展到今天。这些事情，还不是毛泽东思想教育的一代人干的？我们现在讲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
现在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上。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误。红军时代中央革命根据地打AB团，打AB团的人品质都不好？开始打AB团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也参加了，只是他比别人觉悟早，很快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到延安的时候就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在那种异常紧张的战争环境中，内部发现坏人，提高警惕是必要的。但是，脑子发热，分析不清，听到一个口供就相信了，这样就难于避免犯错误。从客观上说，环境的确紧张。从主观上讲，当然也有个没有经验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想把所有老干部都整倒。如对贺龙同志，林彪从一开头就是要整的，毛泽东同志确实想过要保。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至于后来愈整愈厉害，不能说他没有责任，不过也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有些是林彪、“四人帮”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有些是背着他干的。不管怎样，一大批干部被打倒，不能不说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一个最大悲剧。
毛泽东同志到了晚年，确实是思想不那么一贯了，有些话是互相矛盾的。比如评价“文化大革命”，说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系起来呢？
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专门写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这一部分，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历史地位，对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指导作用，都进行了高度评价和全面阐述。
反右之前毛泽东何时最早提出“阳谋”一词？
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其中将反右派斗争的策略中可以公开的部分作了概括的说明，并且称之为“阳谋”：“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是错了吗？本报及一切党报，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36-437页。）
因此有人以为“阳谋”是反右派斗争的专用谋略，甚至有人把“阳谋”当做反右派斗争的同义词来用，例如徐铸成写的反右回忆录题目就是《“阳谋”亲历记》，丁抒著的关于反右派斗争的专著书名就叫做《阳谋》。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毛泽东并不是在1957年才第一次用“阳谋”一语。现在已经知道的，1949年3月13日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就曾说过：“整风运动提高了同志们的嗅觉，缩小了教条主义的市场。有人说，这是阴谋，是要取而代之。其实，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也是要取而代之。”（《毛泽东文集》第五卷，第264页）
这里的“有人说”就是“王明说”。这篇讲话是经过整理才编入《毛泽东文集》的。据王明的《中共50年》，毛泽东的原话是这样说的：“用王明的话来讲，整风运动是一种阴谋。我说，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我当时公开说过，我想取代王明的地位，并把这写进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来我还要写历史。怎么能说这都是阴谋呢？我认为，所有这些统统都是阳谋”。（王明《中共50年》，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160页）
我不知道“阳谋”一词是不是有更早的出典，就从这一处看，“阳谋”在毛泽东早就是轻车熟路的手法了。
毛蒋“相敬如宾”黄埔军校里的国共蜜月期
国共合作，从一开始就是充满矛盾的，共产党内有不同看法，国民党内也有不同看法。
不过国共两党的主要领导人还是看好彼此的合作。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一全”大会在广州市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开幕。
开幕式这天，165位代表和6位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出席大会。
39号席上坐着湖南代表毛泽东，蒋介石以“列席”的身份参加此次会议。
这是毛泽东和蒋介石人生轨道上的头一回见面，国共两党的大旗则分别由孙中山、李大钊高擎着。
孙中山在开幕式上发表了长篇演讲，然后大会就按议事日程，讨论组织主席团。140号席上的廖仲恺站起来说：“提议主席团人数五人，由总理指派。”这一建议得到众多代表的附议，孙中山便宣布：“现由本席指定胡君汉民、汪君精卫、林君森、谢君持、李君守常为主席团主席。”
大会的高潮是在1月30日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毛泽东名列于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之中，进入了国民党高层；而“蒋介石”三字却不见踪影。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共24人，有3名中共党员：谭平山、李守常、于树德。
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7人，中共党员达7名：沈定一、林祖涵、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
蒋介石当时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远不如“跨党分子”毛泽东。
那时的毛泽东既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又是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1963年，蒋介石回首那段在党内没有地位的日子时，曾这么说：“我是21岁入党的，直到27岁，总理（孙中山）才对我单独召见。虽然以后总理即不断地对我加以训诲，亦叫我担任若干重要的工作，但我并不曾向总理要求过任何职位，而总理亦不曾特别派我任何公开而高级的职位；一直到我40岁的时候，我才被推选为中央委员。”
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是1924年孙中山在苏联帮助下和中国共产党共同创办的新型军事政治学校，因校址始设于广州黄埔长洲岛，所以通称为黄埔军校。
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筹建之初，军校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
政治部主任是党代表的参谋长，特殊情况下可行党代表职权。
黄埔军校政治部从1924年5月25日成立到1927年4月15日国共决裂止，存在近三年，前后有戴季陶、邵元冲、周恩来、卜士奇、包惠僧、邵力子、熊雄等七人任政治部主任。
1924年6月16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举行开学典礼。
廖仲恺任党代表，戴季陶任政治部主任，蒋介石任校长，构成三驾马车。
这是很有意思的权力架构，党代表是老大，校长是老二，政治部主任是老三，但是平时主要由校长负责具体工作，政治部主任辅助；而政治部主任，在特殊情况下又可行党代表职权，可以当临时的老大。
廖仲恺、戴季陶都是国民党大佬了，而蒋介石当时还不算是。
廖仲恺是国民党元老，左派领袖，1903年9月结识孙中山，成为孙中山的积极追随者，后协助孙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1921年5月，广东革命政府成立，廖仲恺任财政部次长、广东省财政厅长，协助孙中山北伐。
因积极筹款支持孙中山的北伐计划，廖仲恺遭到反对北伐的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囚禁，经夫人何香凝等人的积极营救获释。
此后，廖仲恺全力辅佐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并极力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1923年，廖仲恺任广东省长和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积极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和筹建黄埔军校。
1924年1月，廖仲恺任海陆军大元帅大本营秘书长、国民党一大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委、工人部长，并积极筹备建立黄埔军校，任党代表。
一句话，此刻的廖仲恺在国民党中位高权重，绝对是核心人物。
戴季陶，又名传贤。早年曾追随孙中山，投身反清革命运动。
辛亥起义时，为保卫汉口，戴季陶奋不顾身，冲锋在前；为光复上海，他又积极策划，勇打前锋，并在以后的护法斗争中因口诛笔伐袁世凯而被捕下狱，一时名噪江南。
可以说，在推翻封建帝制的资产阶级民主斗争中，戴季陶是一员革命的干将、马前卒，因而深得孙中山的赏识和信任。
戴季陶常追随孙中山左右，因将孙中山的一些重要讲话记录下来，进行精心整理，辑成《民国政治纲领》、《国民革命要义》两本书。
五四时期，戴季陶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时，曾参与由陈独秀倡导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戴季陶尝试用马克思主义说明中国伦理问题，称赞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天才”，称马克思是“近代经济学的大家”、“近代社会运动的先觉”，翻译出版了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方面的著作，在介绍苏俄政治制度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理论方面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还曾代为起草了最初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
戴季陶年轻时到过日本留学，在日本大学（前身是日本法律学校）读法科，在那里认识了蒋介石，从此成为莫逆之交。
一般相信，蒋纬国是戴季陶之子，戴季陶留学日本时与日本女子所生。
蒋纬国晚年公开承认戴季陶才是他真正的亲生父亲，可见戴季陶与蒋介石的关系是多么铁。
由于戴季陶对日本颇有研究，在那些年的十余万留日学生中，能够达到在民族性格、文化深层结构的层面上剖析阐述日本的，恐怕只有戴季陶一人。
戴季陶在《日本论》开篇曾说道：“你们试跑到日本书店里去看，日本所做关于中国的书籍有多少？哲学、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社会、地理、历史各种方面，分门别类的，有几千种。每一个月杂志上所登载讲中国问题的文章，有几百篇。参谋部、陆军省、海军军令部、海军省、农商务省、外务省、各团体、各公司，派来中国长住调查或是旅行视察的人员，每年有几千个。单是近年出版的丛书，每册在五百页以上，每部在十册以上的，总有好几种，一千页以上的大著，也有百余卷。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
戴季陶研究日本后得出的结论很有意思：“中国强，日本就是妾；中国弱，日本就是贼！”
戴季陶1917年由上海赴广州任大元帅府秘书长，1924年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任中央宣传部长。
戴季陶虽然是起草了最初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但是他是国民党右派领袖和理论家。
戴季陶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持有不同意见。
廖仲恺任党代表，戴季陶任政治部主任，是众望所归，也是各自政治势力的平衡。
而蒋不是校长的必然人选，当时至少还有三个人可以取代他：许崇智、邓演达和何应钦。
邓演达是“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的忠诚将领，他从小就对广东籍的孙中山极为崇拜，14岁考入广东陆军小学，不久加入同盟会，后又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9年毕业后不久，被孙中山任命为新创建的粤军第一师少校编练参谋兼步兵独立营营长，负责分批轮训军官。
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围攻总统府，孙中山在蒋介石等人掩护下脱险到达上海。邓演达及时潜赴上海，向孙中山请示。
1922年冬，孙中山调滇、桂军驱逐陈炯明，邓演达奉命联络第一师的其他各部，配合滇、桂军东下讨陈，自任前锋，重新占领了广州。
1923年春，粤军第一师重新整编，邓演达升任第三团团长。此时孙中山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乃调邓演达所率部队负责保卫大本营。
从这个角度看，邓演达当上孙中山卫队总指挥官时，他的政治排名远在蒋介石之前。
但是苏联方面不认识他，对他一无所知。
此外邓演达也是国民党左派，和廖仲恺关系也很铁，廖邓组合是除国民党左派外的其他政治派别不能接受的。
结果，邓演达只能安排在黄埔军校次要位置，任训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
不久，邓演达忍受不了政治排挤，离开黄埔军校，前往欧洲，后又前往苏联学习。
何应钦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1909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在黔军历任营长、团长、旅长、军参谋长等职。1922年夏任云南讲武堂教务长。1924年春任广州孙中山元帅府参谋。
何应钦的资历也算不差，云南也是同盟会的老根据地，可是他在孙中山身边时间太短，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度不够，此外也没人挺他，但是他的无派系背景，还是让蒋介石任用他为总教官，从此他成为蒋介石的心腹。
在孙中山眼中当时还有一个更好的人选：许崇智。
不过作为粤军老大的许崇智，不为苏俄了解。
而江浙大佬张静江对蒋介石的大力举荐，成为蒋当上黄埔军校校长的最后一个关键砝码。
其实蒋成为黄埔军校校长是偶然中的必然：
其一，他有军事背景，但他当时不是军阀，故而具有一般军阀所没有的心胸与眼界。
其二，蒋一直追随孙中山，虽然不属于任何派系，但是长期侍卫孙中山，人脉不少，是各派争取的对象。
其三，蒋对孙中山忠心耿耿，据称1912年1月14日，蒋刺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除掉了孙中山最主要的政敌，做了一件孙中山所不能做、更不能言的大事。
其四，蒋不属于任何派系，但是他的苏俄之行，使他成为共产国际为数不多的可以信任的同志。谁让访苏的代表团才4人呢？
其五，蒋对与日、俄、欧、美的国际关系有自己的看法，比起只讲阶级斗争的张太雷、只懂中国文学的邵元冲更具现代意识。
其中最关键的是，在陈炯明事件中，蒋始终坚持主张暂缓北伐，先清内患，解决“陈家军”的坚定，给众多国民党要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共产国际和孙中山都选择了蒋介石作为黄埔军校校长，国民党其他派系也乐见其成。
1924年5月12日，孙中山任命第一批黄埔军校教官，在蒋介石提名的17人中，只有张申府是共产党员。时年32岁、从未接受过军事训练的张申府，成为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第一人。
可是“莫逆之交”的戴蒋组合，破坏了国民党内部的政治生态。
开学不到一个月，黄埔军校首任政治部主任戴季陶突然不辞而别。
戴主任戏剧性地失踪，黄埔军校师生甚感莫名。
其实是戴蒋组合不被国民党其他派系接受，或蒋走，或戴走，两者余一。
而廖仲恺与蒋介石的私交不错，蒋介石的校长一职很胜任。
按惯例，资深的比后起之秀更有基础，但是戴季陶够义气，他将机会留给了蒋，离开黄埔军校，去筹办一所新的大学：中山大学。
戴季陶神秘失踪后，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由原政治部副主任邵元冲代理。
邵元冲，浙江绍兴人，1906年加入同盟会，后又赴日本谒见过孙中山。辛亥革命后回国，主编上海《民国新闻》，其后一直追随孙中山，参加反袁斗争，并担任过孙中山大元帅府的机要秘书，深得孙中山的信任。
1923年，受孙中山指派，邵元冲与蒋介石一道代表国民党赴苏俄考察。
邵元冲是旧派文人，他把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真的当成一个教授职位来做，既不接近学生，也不接近教官，和党代表廖仲恺很少打交道。
邵元冲给自己安排的工作任务是每个星期由小汽艇送到岛上来作几次政治演讲，讲完后夹上公文包匆匆离去。
邵元冲所主持的黄埔军校政治部，其实是个空架子，只有两位担任记录工作的书记，成了实实在在聋子的耳朵——摆设。
政治部是不能当空架子的。
失去了邓演达协助的廖仲恺，将希望放到了共产党方面。
廖仲恺经同蒋介石、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会商，决定请共产党方面推荐一位适当人选接任政治部主任。
张申府，这位最早执教黄埔的“红色教官”，早年与陈独秀、李大钊来往甚为密切，是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的编委之一。1918年12月，三人还曾联手创办了《每周评论》。后来陈独秀交给张申府一项新的任务，让他到欧洲的中国留学生中发展中共党员。在欧洲的三年里，张申府介绍了后来成为中共核心领导人的周恩来、朱德入党。
张申府进入黄埔军校源于与蒋介石的相识，据张申府回忆：“那是1923年的11月，我从德国回国，取道俄国，住在莫斯科赵世炎处。时蒋介石正奉孙中山先生之命，与张太雷等四人在俄国考察，这是为国民党创办军校作准备的政治军事考察。经世炎同志介绍，认识了蒋介石。”
当时国民党在孙中山的主持下，与中共开展党内合作，接受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张申府通晓英语、德语，加上李大钊和陈独秀的推荐，很快成为校长蒋介石的翻译。
为了办好学校、培养自己未来打天下的栋梁之才，蒋介石曾请求留学西欧的黄埔军校学生入学考试面试主考官张申府（共产党员），要他举荐一些国外学习的优秀人才到黄埔执教，蒋介石其实是希望张申府可以接任。
不料，张申府似乎没有理会弦外之音，他爽快地开列了全是共产党人的十五个人的名单，其中第一名就是周恩来，第二是周佛海。此外还有恽代英、赵世炎、高语罕、沈雁冰、欧阳继修等人。
1921年春，张申府在巴黎时，介绍了23岁的周恩来加入中共，成为中共八个发起组织之一的巴黎小组成员。
当廖仲恺提出希望中共方面能推荐一位适当人选接任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时，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陈独秀的儿子），也决定派周恩来去黄埔军校接任这一职务，并同时兼任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
接到张申府的推荐信后，当时还在法国的周恩来很快回信，表示愿意回来。
张申府将此事报告廖仲恺，廖仲恺立即答应寄路费。
说实话，黄埔军校地处广州郊外，实在是个生活艰苦的地方，此外，黄埔军校内部派系林立，大部分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都不愿去蹚浑水，情愿在国民党中央谋取一官半职。
张申府虽然是黄埔军校第一位中共教官，也介绍了一大批中共人士进去，但他自己在黄埔的时间并不长，任职一个多月就“开小差”了，于1924年6月19日离开黄埔，当时由他举荐的周恩来还没回到广州。
张申府回忆说：“等到开学后不久，一因黄埔不在广州城里，由黄埔到广州坐小汽艇也要一两个小时。我在广东大学教课，本已很忙，这样两边来回跑，实在来不及。再则蒋介石表现出来的刚愎自用的作风，我更看不惯。当时学校本规定，凡有布告都要党代表与校长联名才能发表，可是蒋介石却常常不待廖仲恺来校便发布了。还有那种习惯了的反动军人气焰也更使我难耐，另外这时国民党的右派又渐渐抬头了，戴季陶已经不辞而去，我当然更不能干了。”
张申府的出走一方面是对蒋介石不满，另一方面也与此时政治局势的变化有关。1924年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中共决定从思想上、组织上加强国民党左派，反对国民党右派。
这个革命化似乎进行得很顺利，当时“差不多一切党部和民众团体的下层组织都充满共产党，尤其军队的党部和政治部更充满共产党”。
这引起国民党右翼的极大不满，甚至联名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中国共产党人案”，孙中山也同意在8月召开的国民党二中全会讨论“弹劾中国共产党人案”。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对此反应强烈，甚至提议退出国民党。
周恩来来了，开始在政治舞台施展才华。
1924年9月初，周恩来抵达广州，对黄埔军校表现出极大兴趣。
周恩来到黄埔军校任职后，将政治部从广州市迁进军校，并着手建立起一套政治工作制度，使军校政治面貌大为改观。
黄埔一期学生刘天回忆说，周恩来到广东之前，“在共产党内的地位，还只是一个地方干部而不是中央干部。但他是很聪明的，他看到了黄埔军校在革命过程中的重要”。
周恩来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的“政治部是个空架子，学校也没有多少真正进步的政治工作可言”。周恩来接手后，逐步使之完善。周恩来聘请了不少共产党人任政治教官，如聂荣臻、李富春、恽代英、高语罕、熊雄、萧楚女、张秋人等。
周恩来在黄埔发展中共党团组织，成立了中共黄埔支部。与此同时，他还利用自己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在黄埔军校秘密发展了一支完全由中共领导的学生军。在叶挺的协助下，周恩来组织了一支一百多人的铁甲车队，叶剑英则组织了另两支亲共产党的连队。这些武装力量日后成为对抗国民党的骨干。
周恩来建立健全了中共党团组织，成立了“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积极发展党团员，使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的势力有了长足的发展。
随着第二期、第三期学生入校，中共党员人数由占学生总数的8%上升到30%左右，并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批左派师生。
为加强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周恩来从第一期学生队中选调了李汉藩、杨其纲、蒋先云、李之龙等共产党员到政治部工作。
针对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大搞曾国藩、左宗棠治兵那一套，周恩来也搞了一套政治教育计划，加授《社会发展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各国革命史》等课程，增加了政治教育的分量，丰富了政治教育的内容，并先后请来恽代英、肖楚女、张秋人、熊雄等中共党员任军校政治教官，还请来罗易、聂荣臻等中共党员任政治部秘书兼教官。
以自身的人格魅力，周恩来赢得了广大师生的敬重与爱戴，潜移默化地为国共分裂后的中共情报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5年1月下旬，广东国民政府决定将组建起的黄埔学生军投入东江战役，彻底消灭陈炯明军阀部队。
为了保证战役的胜利，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周恩来被任命为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协助蒋介石、加伦将军在前线指挥作战。
周恩来被任命为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后，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便由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卜士奇挂名代理。
卜士奇，湖南人。留俄甚早，留俄同学都称他为“老大”。
卜士奇曾任加仑将军的翻译。
东征陈炯明时，他和加仑将军及邵力子、蒋介石生活在一起。
蒋经国在俄期间曾得到卜士奇的照顾。
卜士奇挂名黄埔军校政治部代理主任期间，由于其他工作繁忙，很少到军校来，军校的右翼孙文主义学会与左翼青年军人联合会对立情绪日趋严重，直到个别人开枪行凶。
在此情况下，中共广东区委应廖仲恺请求，派包惠僧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包惠僧在1921年7月曾代表陈独秀出席中共一大，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包惠僧在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前，曾兼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铁甲车队的政治教官。
包惠僧工作一向四平八稳，小心谨慎。
包惠僧把黄埔军校政治课程安排得很紧，每天两次至四次，每次两小时，这样把学生每日的时间掌握得很紧，使他们除了吃饭、睡觉和军事课程以外，其余的时间都在课堂上听政治课。
这样的安排，让对立的学生几乎没有时间打架。
就这样，在包惠僧主任的竭力维持下，黄埔军校内这段时间里，既没有什么新的变化，也没有闹出大的乱子。
随着第二次东征战役的进行，前线急需政治工作人员，包惠僧被调任东征军第3师党代表。从此，包惠僧离开了黄埔军校。
包惠僧调任东征军第3师党代表后，黄埔军校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便由当时军校秘书长邵力子代理。
邵力子的资历也很老，他参与了陈独秀倡导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来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邵力子代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仍是一名共产党员。
虽然如此，但他与国民党的关系也很深。
邵主任在黄埔军校主持政治工作，除了作一些非讲不可的政治演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