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的佩饰(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任芳芳

出版社：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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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的佩饰试读：

序言

习近平总书记说：“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

为此，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优秀的先进的文化建设，特别是随着经济的腾飞，提出了中国文化复兴的伟大号召。当然，要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首先要站在传统文化前沿，薪火相传，一脉相承，弘扬和发展五千多年来优秀的、光明的、先进的、科学的、文明的和自豪的文化，融合古今中外一切文化精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族文化，向世界和未来展示中华民族具有独特魅力的文化风采。

中华文化就是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而内涵博大精深的传统优良文化，历史十分悠久，流传非常广泛，在世界上拥有巨大的影响，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绝而从没中断的古老文化，并始终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浩浩历史长河，熊熊文明薪火，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滚滚黄河、滔滔长江是最直接的源头，这两大文化浪涛经过千百年冲刷洗礼和不断交流、融合以及沉淀，最终形成了求同存异、兼收并蓄的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

中华文化曾是东方文化的摇篮，也是推动整个世界始终发展的动力。早在500年前，中华文化催生了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地理大发现。在200年前，中华文化推动了欧洲启蒙运动和现代思想。中国四大发明先后传到西方，对于促进西方工业社会发展和形成，曾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文化最具博大性和包容性，所以世界各国都已经掀起中国文化热。

中华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到我们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中，是我们民族的基因。中华民族的精神，也已深深植根于绵延数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中，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但是，当我们为中华文化而自豪时，也要正视其在近代衰微的历史。相对于五千年的灿烂文化来说，这仅仅是短暂的低潮，是喷薄前的力量积聚。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各族人民5000多年来创造、传承下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其内容包罗万象，浩若星汉，具有很强的文化纵深感，蕴含丰富的宝藏。传承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传统，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已经受到社会各界重视。这不但对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具有深远意义，而且对人类文化多样性保护也是重要贡献。

特别是我国经过伟大的改革开放，已经开始崛起与复兴。但文化是立国之根，大国崛起最终体现在文化的繁荣发达上。特别是当今我国的大国和平崛起之路，必然也是我国文化实现伟大复兴的过程。随着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增强，能够有力提升我们融入世界的步伐，推动我们为人类进步做出最大贡献。

为此，在有关部门和专家指导下，我们搜集整理了大量古今资料和最新研究成果，特别编撰了本套作品。主要包括传统建筑艺术、千秋圣殿奇观、历来古景风采、古老历史遗产、昔日瑰宝工艺、绝美自然风景、丰富民俗文化、美好生活品质、国粹书画魅力、浩翰经典宝库等，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厚重的文化底蕴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具有极强的系统性、广博性和规模性。

本套作品全景展现，纵横捭阖，故事讲述，语言通俗，图文并茂，形象直观，古风古雅，格调温馨，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欣赏性和知识性，能够让广大读者全面触摸和感受中国文化的内涵与魅力，增强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豪感，并能很好地继承和弘扬中国文化，创造未来中国特色的先进民族文化，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在未来世界的舞台上，在中华复兴的绚丽梦乡，展现出具有龙飞凤舞的独特魅力。

佩饰渊源——饰物出现

我国远古佩饰的出现

我国古代的佩饰行为始于旧石器时期，当时的人们会将许多小物件佩戴在身上，其材料主要为石英石、砾石、石墨、玛瑙、黑曜石，还有兽牙和蚌壳等其他物件。

原始人类从头部到颈部、胸部、手部都有佩饰，表明当时的人们已注意到人体整体的装饰美，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美的追求与渴望。距今约1.8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顶洞人，已经学会用骨针缝制兽皮的衣服，并用兽牙、骨管、石珠等作为饰品装扮自己。

在山顶洞人遗址曾发现穿孔的兽牙125枚，以獾的犬齿为多，狐狸的犬齿次之，并有鹿、狸、艾鼬的牙齿和一枚虎牙，均在牙根一端用尖状器刮削成孔，出土时，发现有5枚穿孔的兽牙是排列成半圆形的，显然是原来穿在一起的串饰。另有骨管、带孔蚌壳、青鱼上眼耳、砾石、石珠10余枚，其小孔是从两面对钻的，这是钻孔技术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标志。■ 古代骨针

在山顶洞出土了一枚磨得细长，一端尖锐，另一端有直径1毫米的针孔的骨针，针长82毫米，针粗直径3.1毫米至3.3毫米，这是缝制兽皮衣服的工具。缝线可能是用动物韧带劈开的丝筋，我国鄂伦春族人至今还保留着这种古老的缝制方法。

后来考古发现，山顶洞人所佩戴饰品的穿孔边沿，几乎都带有红色附着物，似乎他们将所穿戴饰物都经过赤铁矿的研磨粉染过。山顶洞人不仅关心现实生活的美，而且逐渐懂得表达对死者的关怀，他们将死去的亲人加以埋葬并举行仪式，还在死者身边撒下红色赤铁矿粉末，以表示祭祀或标记。旧石器时期 （约300万年～约1万年），以使用打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中华文明的萌动，从170万年以前的元谋猿人就已经开始了。考古发现证明，元谋人使用石器捕猎，确证了我国古人类的历史起源和存在。

红色在原始人意识中是血液的象征，失去血液便失去生命，使用红色有祈求再生之意，说明原始人的色彩观念是和原始宗教观念交织在一起的。■ 原始古玉新石器时期 在考古学上属于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以使用磨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属于石器时代的后期，年代大约从1.8万年前开始，结束时间在公元前5000多年至前2000多年不等。我国大约在公元前1万年就已进入新石器时期。

我国原始民族这种爱美的观念，贯穿于当时人们的整个生活之中。到了距今大约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期，人类社会正处于文明起源阶段，而人类萌发审美意识，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飞跃。

这一时期，人们的佩饰更加丰富，形式已不限于项链、腰饰等，还出现了笄、梳篦、指环、玉块、手链等。佩饰的材质也相当丰富，仅出土的梳篦的材质就有骨、石、玉、牙等。

另外还出现了一种极具特色的佩饰，被称为“带钩”。带钩就是腰带的挂钩，最初多用玉制成，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最为盛行，材料也更加丰富。

我国古代佩饰主要分为两大类：其一，固定的佩饰。即直接在人的皮肤上刺绘纹饰，或人为地使局部肌肉结疤及人体局部变形、缺损等人体佩饰形式，如绘身、文身和割痕、烫痕和拔牙等。

其二，不固定的佩饰。即指一切人体上穿戴、佩戴或附着于人体上的经过加工的佩饰品。如在人体上佩戴各种材质的带饰、条饰以及环饰等。

绘身，即绘画身体以为佩饰，这种风俗极为常见。绘身的主要颜色是红色，因为红色似乎特别为原始民族所喜爱。

在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两件彩陶盆底所绘的人面鱼纹，二者面部均绘有彩纹，局部涂彩，位置又同是人面的颏部和额头，颏部图案也相同，唯有额部图案有差异，前者中间留倒三角形空白，后者左上角留月牙形空白。

又如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件施红彩的彩塑人头像和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遗址出土的一件施红彩的彩塑人头像等，都证明史前人类有着涂朱或绘面的风俗。

因为身体上的绘画容易褪色，所以就产生了两种方法能够使纹饰永久性地保留在身上，这就是文身和割痕。

文身的方法是用带尖锋的工具点刺皮肤，使其成为连续的点状图案，然后将所需染料渲染在点状团内，待炎症过后，显出的纹样便不再褪落。

在安徽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出土了一件模拟男童塑造的陶塑纹面人头像，额头正中用小圆头器物戳印“一”字形排列的5个小酒窝，左右对称，以表示纹面，其年代与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存的年代相当。证明早在新石器时期我国已有纹面的风俗。■ 良渚文化玉器■ 原始骨笄

古代文献中也有大量对文身的记载，例如《汉书·西南夷传》中就记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刻画其身，像龙纹”。《隋书·东夷传》载台湾的“妇人以墨黥手，为虫蛇之纹。”而在后来一些民族中，文身屡见不鲜。

有意识地拔掉侧门牙、犬牙或中门牙，人为造成缺损，也是人体佩饰的一种。在我国发现有拔牙习俗的原始文化及遗址有许多处。

有资料表明，拔牙习俗最早产生并流行于大汶口文化时期，最盛行的当数黄河下游的鲁南、苏北一带，直至近代，拔牙之俗还保留在云贵川地区的某些少数民族当中。

至于人体上的不固定佩饰，在我国史前各类文化遗址中多有发现。从材料上看，有石、绿松石、玉、玛瑙、牙、蚌、骨、陶等；从种类上看，有环、珠、坠、串、笄等，其数量更是不胜其数；从佩饰的部位来分有头饰、颈饰、肢体饰等。

我国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中有大量头饰出土，头饰包括头发、额部和耳垂的佩饰。梳妆用品发现有梳、笄、约发器等，说明当时人们已不再是披头散发了，而是采用梳子梳理，并用笄或约发器束成一定的发型，额部套上头串饰，耳悬耳坠。

史前人类的发饰是多种多样的。元君庙仰韶文化墓地出土的笄，大都位于妇女头顶，长达二三十厘米；在青海大通县孙家寨马家窑文化出土的彩陶盆内壁所绘人物的脑后都有一束发状物。

颈饰的饰物可谓最多。上海青浦福泉山良渚文化墓地2号墓主的胸部，发现了1串由47颗玉珠、6件玉锥形坠和2件玉管串连而成的项饰；北阴阳营遗址发现人骨颏下有玉璜或玛瑙的项饰。

肢体饰即臂与腿的佩饰，它类似于颈饰。原始人所佩戴的环带等饰物很多，手腕、脚腕上特别丰富，腰部也多系带，以为佩饰。

我国古代佩饰艺术如同无声的语言，默默地告诉我们，当时的人们是如何在简陋的生活条件下顽强地追求美、塑造美的。古代先民的这种对美的渴望与追求，使人们既改变了自己，又美化了生活，从而一步步地迈向文明社会。阅读链接当地球经过最后一次严寒的冰期，也就是大理冰期之后，迎来了全新世冰后期温暖的气候环境，中华祖先继承了漫长的旧石器时代积累的经验，进入了农耕畜牧阶段，改变了被动向大自然觅取食物为主动生产；养殖生活资源。当时，人们建造房屋，改变穴居方式。男子出外狩猎，打制石器，琢玉；女子从事采集、制陶，发明纺麻、养蚕缫丝，纺织毛、麻、丝布以及缝制衣服。改变了原始的裸态生活，进步为戴冠衣裳、佩戴首饰的文明启蒙阶段。

黄帝确立服饰的制度

黄帝生活在新石器时期，是当时的氏族部落联盟首领。在同其他部落的战争中，黄帝打了很多胜仗，并统一了很多部族，于是取得了领导的地位。■ 黄帝巡猎艺术画■ 古代狩猎场景

当时，黄帝看到人们衣着不堪，既不雅观，也因衣不蔽体而饱受寒冬酷暑的折磨，就教人们把裹身的兽皮麻葛分成上、下两部分，上身为“衣”，缝制袖筒，呈前开式，下身为“裳”，前后各围一片，起遮蔽之用。同时确定，黑中带红的玄色为上衣的颜色，黄色为下裳的颜色。

黄帝不仅开创了“上衣下裳”的服装形制，还发明了鞋帽及其饰品。於则 则，是黄帝的裔孙，发明家。发明了用麻编织的鞋子，结束了人们光着脚走路的历史，因功被封于於，即现在的河南内乡县，所以被称为於则。於则的子孙后代以封地为姓，称为於氏。通常认为，於则是於姓的始祖。

有一年冬天，黄帝派大臣胡巢和於则两人进山打猎。在山林里，猎人们各个腰缠兽皮，赤脚露头，每天在山林里和野兽搏斗，获得了大量的猎物。在他们准备返回的时候，气候突然变得更加寒冷起来，尽管他们燃起熊熊篝火，但是仍然抵挡不住严寒的侵袭。

由于天气酷寒，胡巢带领的50多名打猎的同伴儿，在一夜之间，就有20多人把耳朵冻掉。於则带领的30多人，有一半人把双脚冻烂，无法行动。■ 黄帝塑像

在一望无际的深山野林里，怎样才能避免更多人被冻伤呢？胡巢正为此着急时，发现眼前的一片树林里，树杈上有着不少鸟窝，冬天来临后，鸟儿又飞到温暖的南方去了，现在树杈上的鸟窝都是空的。

胡巢随手拿起一块石头，看准树上的一个鸟窝用力甩去，一下子就把鸟窝打下来了。他拾起来仔细看了看，又用手在鸟窝里外摸了摸，发现鸟窝是用细草和动物毛发织成的，既绵软，又暖和。他随手就给身边一个冻掉耳朵的人戴在头上。

周围其他人看到后，也纷纷上树去摘鸟窝，不大工夫，人人头上都戴上了鸟窝，这样，再也不会冻掉耳朵了。

於则带领的另一路打猎队伍，遇到了大风雪。他们光着脚行走在深雪里，已经冻得麻木，不能继续前进了。於则坐在一棵大树下，心急如焚，他自己的两只脚也冻得快要失去知觉了。为了活动取暖，於则两只脚不停地往一棵大树上蹬。

不知蹬了多长时间，於则感到自己的脚似乎蹬进树身里了，开始他还不相信，人的脚怎么能蹬进树身里呢？但他仔细一看，用手摸了摸才发现，原来这棵树的树芯非常绵软，只是外面包着一层硬皮。

于是，於则灵机一动，马上动员大家一齐动手，把这树砍倒，截成二尺长的短节，每人根据自己脚的大小，用刀将内部掏空，再往里边塞些干草，穿在脚上，既松软，又暖和。走起路来虽然有些不便，但是毕竟比光着脚在雪里行走要好多了。

不到半天时间，30多名打猎人脚上都穿上了这种用软木做的木屐。他们再也不怕在冰天雪地里冻坏双脚了。

当胡巢和於则带领的两支打猎队伍抬着各种猎物回来的时候，黄帝亲自带领臣民远道迎接。

人们发现打猎回来的人，有的头戴鸟窝，有的脚穿木屐，腰缠兽皮，显得格外威武，连黄帝也觉得很奇怪。胡巢和於则就把他们进山的经过一一向黄帝作了汇报。

黄帝听后，大加赞扬，决定给胡巢和於则各记一功，命仓颉给他们刻字留名。黄帝命令把头上戴的鸟窝叫“帽子”，把脚上穿的木屐叫“鞋”。

从那时起，服饰就发挥着保护和装饰人体等功能。黄帝对衣饰、头饰、鞋饰的规定，不仅象征性地体现了古代先民的等级以及审美观念，而且使人们的服饰比以前大为改观，增强了服饰的实用性。从此以后，人类服饰及其制度就发展起来了。阅读链接黄帝少年时思维敏捷，成年后聪明坚毅。当时蚩尤暴虐无道，兼并诸侯，酋长们互相攻击，战乱不已。炎帝无可奈何，求助于黄帝。黄帝毅然肩负起安定天下的重任，在涿鹿打败蚩尤，被诸侯尊为天子，取代炎帝，成为天下的共主。因有土德之瑞，故称为黄帝。黄帝在生产生活方面有许多发明创造。其中在缝织方面，发明了机杼，进行纺织，制作衣裳、鞋帽、帐幄、毡、衮衣、裘、华盖、盔甲、旗、胄等，并开启了我国服饰制度的先河。

春秋战国时的饰物

春秋战国时期继承了商周时期佩饰艺术的传统，除形式的装饰美和材质的珍贵之外，也带有礼教德操和社会等级地位的内涵，至于工艺技巧则发展到更加精美的程度。

这一时期的佩饰物品，包括发饰、耳饰、颈饰、臂饰、腰饰带钩、佩玉、佩璜以及金属工艺装饰等。■ 错金银云纹车饰

梳篦是梳理头发的用具，也把梳篦插在头发上作为装饰。春秋战国梳篦的形状，背部呈圆弧形，表面有对称纹饰。梳的形状向扁长而低的形状变化，梳齿也更多了，更便于使用。

春秋战国时期梳篦实物，有河南淅川春秋时期墓出土的玉梳、山西长治分水岭春秋时期墓出土的竹梳、湖北江陵拍马山和四川青川战国时期墓出土的木梳等。■ 龙形玉佩中山国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前身为北方狄族鲜虞部落，姬姓。国土在燕赵之间经历了戎狄、鲜虞和中山3个发展阶段，在每个阶段都被中原诸国视为华夏的心腹大患，经历了邢侯搏戎、晋侯抗鲜虞的事件。后被魏乐羊、吴起统率的军队占领，从此一蹶不振。

在山西侯马出土的春秋时期人纹陶范中，女子的头上插着双角形篦，其背部呈弯角形，与商周的梳篦背上缘近乎平直，背正中有凸起物不同，故也有人认为是角形冠。

小型的玦是古代从新石器时代流传下来的一种耳饰，春秋战国的玉玦，有圆形缺口、素面无纹的，有雕琢成纹饰的，有呈柱状加缺口的。战国时期的中山国墓出土有夔龙首黄玉玦一件，广东曲江石峡墓出土了圆廓外4个半月形突饰的玉玦，这些玉玦的外形有呈柱形的，有呈椭圆形且孔不居中的，有上宽下窄的椭圆形的，形制多种多样。

颈饰是原始社会就普遍佩戴的装饰，春秋战国时期的颈饰出土数量很多。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绿松石1000多粒，均有穿孔，大小不一，装一盒中，又有穿孔骨珠100多粒。排成两圈，每隔两排4颗小的，用1颗大的将两排连在一起，穿成大小相间、单双相连的形状。

山西侯马上马村春秋时期墓出土两条玉串，大的一串由玛瑙珠、骨珠、玉珠、玉环、玉兽等20枚组成，珠的形状有枣形的、管状的、珠形的、六菱形的、长方形的，都有穿孔。小的由11枚组成，形式质料相同，出土时置于墓主人胸部。

河北怀来北辛堡两座燕国墓，一座出土绿松石串珠264枚，另一座出土1975枚。前墓所出除少数较大外，多数都很小，有的如绿豆，有的如粟粒大小，且都有穿孔，出土位置在墓主人的颈部。后墓出土的除绿松石外，还有白石制成的串珠。战国时期中山国王墓出土玛瑙项链2串，一串222粒，另一串74粒，均呈管形，做工细腻精美。

玉瑗是我国从新石器时代流传下来的一种臂饰，扁圆而有大孔，即扁圆环形。战国玉瑗形状与新石器时代的瑗有所区别，表现在战国玉瑗纹饰渐多，有些作为纽丝纹的玉瑗，中央加厚，两边变薄，剖面如枣核形。■ 西周玛瑙玉珠项链

在纹饰内容方面，战国时期玉瑗的纹饰以縠纹和云雷纹居多，也有变化成一条首尾相接的龙形或变化成筒形的。

春秋战国时期的指环也有出土，山西侯马上马村春秋时期墓出土两件血红色的玛瑙指环，断面呈六角形，使后人得以了解这一时期的指环形制。

玛瑙古称琼，又称赤玉。据《后汉书·东夷传》记载：东北的扶余、挹娄出赤玉，也就是产玛瑙，有“玛瑙无红一世穷”的说法。

在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遗址中，曾多次出土玉带钩，大多出于尸骨的下肢部位。商周时期的腰带多为丝帛所制的宽带，又名绅带。绅即丝带束紧腰部后下垂的部分。■ 战国时期人们佩戴的金项圈

女子的腰带也用丝质，下垂部分称作襳褵。女子的长腰带称作绸缪，打成环状结并易于解开的称作纽，打紧死结不易解开的称作缔。因为在绅带上不好钩挂佩饰，所以又束革带。只有贫寒的人才把革带束在外面，有身份和地位的人都把革带束在里面，再在外面束绅带。

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华夏民族采用青铜带钩固定在革带的一端上，只要把带钩钩住革带另一端的环或孔眼，就能把革带钩住。使用非常方便，而且美观，所以就把革带直接束在外面了。革带的制作也越来越精美华丽，后来不但把革带漆上颜色，还镶嵌金玉等装饰。扶余 古国名，亦作夫余，是居住在我国东北部的古老民族扶余人所建立的东北亚国家。扶余人聚居于今日我国东北，那里谷物丰盛，余粮颇多。扶余国从立国到被高句丽灭国为止，历时约700年。后世的高句丽、百济都是扶余国的延续。

到战国时期，腰带带钩的功用已经有多种。一种是横装于带端，用来搭接革带两端的；一种是与环相配，直挂在革带上钩挂佩饰的；另有一种较长的衣钩可装于衣服肩部，钩挂衣领，或装于衣领，钩挂衣服于肩部，这种衣钩仍在和尚的袈裟上使用。

战国时期的带钩形制有多种类型，形式也有多种变化，但钩体都呈“S”形，下面有柱。比如，形制像螳螂之腹，钩短，呈龙首或鸟首形，下有圆柱，近于一端，柱顶圆形；做成方形的带钩，钩短，呈兽首形，下方有方柱，近于一端，柱顶较为粗大；还有一种呈圆形、细长颈、短钩，下有圆柱，等等。

带钩的材质高贵，有玉石、金银、青铜和玛瑙等。工艺精美，制作上除雕镂花纹外，有的在青铜上镶嵌绿松石，有的在铜或银上鎏金，有的在铜、铁上错金嵌银，即金银错工艺，制作十分考究。

在我国北方居住的匈奴、东胡等部族也在革带上使用一种类似带钩的金属装置，即在革带上装斗兽纹铜饰牌，用铜扣结。这类革带在用扣结和装饰牌等方面都与中原革带的带钩不同，属于不同发源地的带饰。

古人佩玉大有讲究，佩有全佩、组佩及礼制以外的装饰性玉佩。全佩由珩、璜、琚、瑀、冲牙等组合。组佩是将数件佩玉用彩组串联，悬挂于革带上。

战国时期墓出土的10件组佩彩绘俑中，有一件高64厘米，身穿交领右衽直裾袍，宽袖，袖口饰菱纹缘，腰悬穿珠，玉璜、玉璧、彩结、彩环组佩，后背腰束黄、红相间的三角纹锦带，衣襟内露出鲜艳的内衣，气度不凡。■ 镶绿松石铜带钩

装饰性玉佩包括生肖形玉佩、人纹佩、龙纹佩、鸟纹佩、兽纹佩等，这类玉佩比商周时期细腻精美，逐渐演变为佩璜和系璧。

更为精巧的则是镂空活环套扣的玉佩。例如，1978年湖北随县擂鼓墩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的青玉4节佩，长9.5厘米，宽7.2厘米，厚0.4厘米，系由3个镂空的活环套扣相连，可开可合；3个活环上饰有首尾相连的蛇纹，4节皆镂空，刻有不同姿态的龙纹，最上面1节有穿孔，可佩挂。■ 青玉节佩

同时出土的玉器多节佩，长48.5厘米，最宽8.5厘米，全器可分解成5组，插榫接合后可成一器，接合后可展可合，共26节，均由活环套接。其中有4个活环套由金属材料的接榫插接而成，可以拆卸。有8个环套是镂空的，不能拆卸。通体饰有龙纹和勾连纹，精巧无比。

佩璜和纽座系璧都是礼器以外的饰品，更具有审美的赏玩性和装饰性。商代已经有人纹、鸟纹、鱼纹、兽纹的佩璜，这种形式一直流传到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的佩璜纹饰日趋繁复，题材多龙凤蟠螭云纹，周身施饰。同时，玉珩、玉觿、玉璧及其他玉佩、玉饰的纹饰也日趋繁缛华丽，工技美巧。

春秋时随着青铜器物轻型化的趋向，系璧也成为单独的佩饰而多施纹饰。但作为璧的圆形是保留着的，一般在圆形周围附加装饰。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金属工艺加工方面已经掌握焊接榫卯、镶嵌、鎏金、镂空、失蜡浇铸、金银错嵌等技术，制作各种精美器物。

金属工艺加工技艺不仅在华夏地区发展，在北方匈奴族地区也很先进。内蒙古伊克昭盟杭锦旗阿鲁柴登曾经出土一件战国的鹰鸟顶金冠，被考古研究者认为是匈奴王冠，由冠顶和冠带两部分组合而成。

鹰鸟冠顶高7.1厘米，重192克，雄鹰展翅立于半球冠顶中央，其下为厚金片捶打的半球面体，饰有4只狼与盘角羊咬斗的纹饰。鹰的头部、颈部镶有两块绿松石，头与尾可以左右摇动。

冠带径16.5厘米，重1022.4克，由3条半圆形金条组合，从前面看，冠带上下是两条绳纹饰边，这两条金条饰边的中间有榫卯相互接合。从后面看，另有一条金条围过来与前面两条金条榫卯连接成圆环形帽圈，再在圆环左右分别装饰虎、盘角羊、马等动物浮雕，与冠顶组合成金冠，二者可以拆卸组装。

春秋战国时期的服饰更加丰富。由于当时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得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日渐繁多。比如河南襄邑的织有彩色花纹的锦缎，山东齐鲁的白细绢、绮、缟、文绣等，久盛不衰。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

总之，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佩饰，品类多样，材质高贵，制作考究，服饰工艺精美，寓意丰富，是我国佩饰和服饰发展历史上的重要阶段。阅读链接带钩是古代贵族和文人武士所系腰带的挂钩，古又称“犀比”。多用青铜铸造，也有用黄金、白银、铁、玉等制成。带钩起源于西周，战国至秦汉广为流行。带钩是身份象征，带钩所用材质、制作精细程度、造型纹饰以及大小都是判断带钩价值的标准。古文献记载春秋时管仲追赶齐桓公，拔箭向齐桓公射去，正好射中齐桓公的带钩，齐桓公装死躲过了这场灾难，后成为齐国的国君。他知道管仲有才能，不记前仇，重用管仲，终于实现霸业。

发展潮流——不断丰富

秦汉时的服色与佩饰

我国服装的色彩，与古代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秦汉时期的服装色彩，就明显地受到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

秦汉时期，方术家把五行学说与占星术的五方观念相结合，认为土象征中央；木是青色，象征东方；火是红色，象征南方；金是白色，象征西方；水是黑色，象征北方。■ 董仲舒 西汉时一位与时俱进的思想家、儒学家，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汉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他把儒家的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从此儒学开始成为官方哲学，并延续下来。其教育思想和“大一统”“天人感应”理论，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提供了统治的理论基础。他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尤其深远，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文化思想，一直是我国的主流文化。■ 青玉透雕龙形璜

因此，秦灭六国，被认为是获水德，于是服色尚黑。汉承秦后，被认为是获土德，于是服色尚黄。

除了正色以外，又按阴阳之间相生相克的信仰，调配出间色，介于五色之间，多为平民服饰采用。

儒学大师董仲舒是汉代著名的大思想家，他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论述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既是对我国远古自然崇拜的继承与提高，又对融入自然服饰观起到了理论上的指导作用。

与董仲舒“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有关的，是服饰中有应季节而专设的“四时服”与“五时衣”，即孟春穿青色，孟夏穿赤色，季夏穿黄色，孟秋穿白色，孟冬穿黑色，形成礼俗。方术家 指我国古代用自然的变异现象和阴阳五行学说来推测、解释人和国家的吉凶祸福、气数命运的医卜星相、遁甲、堪舆和神仙之术的人方，指方技；术，指数术。秦汉时，秦始皇和汉武帝的身边都有一些方术家。

我国古代哲学家认为天道自然，以天道为本，因而强调法天思想，认为人类社会中的一切都应该效法天，当时也包括服装颜色在内。对照五时衣服所选择的5种颜色来看，我国古人并未考虑到四季的温差，而是人们努力寻求与大自然精神的统一。世子 周代时，天子、诸侯的嫡子称“世子”。开始世子只是个称谓，儿子都是世子，后来演变成册封，也就是后来说的储君，就是继承父业的儿子，但大多还是册立长子，历史上册立少子为世子的也有。后世称继承王爷、诸侯爵位者的正式封号为世子，多由嫡、长充任。

秦汉时期服装的佩饰主要是佩玉和佩绶等。汉代非常重视佩玉，不仅用玉来表示佩带者的品德，还对佩玉有明确的规定。据《礼记·玉藻》记载：天子佩白玉而玄组绶，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组绶，大夫佩水苍玉而纯组绶，世子佩瑜玉而綦组绶，士佩孺玟而编组绶。不同身份的人佩玉的颜色不同。

目前考古发掘到的玉器非常多，汉代佩玉又占有相当的数量，以观赏性佩玉为多，制作极其精美。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汉代人对佩玉的重视。

考古出土的汉代的玉璜有几种，它们的弧度不同，纹饰不同。半璧式玉璜，以长沙博物馆藏西汉曹娱墓出土玉璜为代表，璜长16.8厘米，宽8厘米，为半个鸟纹玉璧，这种玉璜当时可能作为礼器使用。

双兽首玉璜：两端为张口之兽首，兽首为尖耳，水滴形眼，嘴部为锯开的细缝。璜表面为凸起的带有螺旋的谷纹，这类玉璜以南京小龟山汉墓出土玉璜为代表。■ 汉代青玉谷纹璜

龙纹玉璜：一端雕兽面，中部则雕龙身，龙身细而方折，上有双阴线刻的横节纹，璜的边缘带有凸齿。璜的中部有一孔，以备悬挂。

汉代的蝶形佩由古代佩蝶演化而来，又称鸡心佩，它的中部为片状，近似于盾牌或鸡心的形状，中心一孔，外部镂雕装饰。■ 镶玻璃螭虎纹带钩

汉代蝶形佩的造型可分为3类：第一类为片状，薄而平，外部装饰简单，多为带有卷钩的勾连纹；第二类是鸡心形中部微隆起，边缘的装饰纹为圆雕或凸雕，连于鸡心之上，多为兽纹、鸟纹、云纹；第三类为蝶形佩的变形，或为桥形。这3类玉佩中，第一类多见于西汉，第二类多见于东汉及后来的南北朝时期。

从装饰纹样上看，蝶形佩所饰有勾连纹及螭、凤等纹样。勾连纹似带状，但边部及端部带有卷钩式装饰，龙纹似螭，身上带少许鳞，大嘴角，上下唇厚而长，眼为水滴形。

螭纹也极有特征，或有独角，耳部为叠状耳或尖耳带有小凹槽，眼滚圆或细长，嘴部主要有3种——榫式、T式、三段式。龙与螭能饰有细密的短阴线，并有阴刻小圈。

凤纹的特点是头小，喙长大而下钩，顶部饰有长翎，长颈，小身，腿似兽腿，长尾分叉，外卷，似螭尾。边缘的镂雕装饰布局也有几种，或集中于一端，或左右对称或偏重于一侧。

汉代玉带钩的种类很多，有长钩、短钩、琵琶肚、扁担腰、方头、圆头等多种形式，比较常见的有鸟头钩、兽头钩、螭纹钩和弦纹钩等。■ 汉代貔貅饰件汉八刀 指汉代雕刻的玉蝉，其刀法矫健、粗野，锋芒有力。体现出当时精湛的雕刻技术。汉八刀工艺品是我国玉器史上的代表之作，具有很高的工艺水平和艺术价值，在我国玉器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汉以后难以觅到此风格的玉器。

鸟头钩的钩腹较宽，琵琶形，中部凸起，其上纹饰浅而简略，似鸟羽，颈细长，钩头似鸟头，造型极简单。

兽头钩的钩头为兽头，腹部有几种，包括腹较短、底端较圆的琵琶肚，腹扁而长、端部略宽的长条形等。兽头的雕法也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尖耳，凸眼，眼珠似球，鼻与额相连且凸起，嘴部较方且呈三段式，鼻居中，两侧各有一凸起，以示唇；另一类则近似所谓“汉八刀”雕法，用简单的几道阴刻线雕出眼、嘴。

螭纹钩的腹部雕螭，螭形特点同前。弦纹钩腹扁宽，有几道凸起的弦纹，钩头扁而方，前端略窄，近似于兽面的外形，其上也有凸起的弦纹。

汉代用于佩带的玉人很多，主要为玉舞人及翁仲两种。舞人形象较为统一，细腰长袖，一只袖自头顶甩到身的另一侧，另一只手横于腰部，袖垂于身的另一侧。汉代舞人的雕琢工艺精粗不一，粗糙的作品只雕外形，加几道阴刻线以示眼、眉或腰身。精制的则有起伏的衣褶，广东汉初南越王墓出土的圆雕立体玉舞人是最精的制品。

玉翁仲在汉代比较流行，是一种使用配饰，用于辟邪。常雕刻为一老者持立状，老者长须大袍，头戴平冠，有孔穿绳，便于佩戴。

玉剑饰在战国时就已出现，汉代佩戴玉具剑，玉剑饰使用更加系统、广泛。文献记载的玉剑饰有5种，考古发现的汉代玉剑饰仅4种。

剑首饰玉，用于剑柄的端部，或称“标首”，有圆形、方形两种，圆形的最常见，为圆片状，中部凸起圆形球面，上饰涡纹，圆凸的四周或饰谷纹，或凸雕螭纹。方形的上宽下窄，近似梯形，中部微隆起，其上有兽面纹或云纹。

剑格，用于剑柄与剑锋之间，人称“琅”。这类玉件较薄，侧面看为长条形，截面为菱形或椭圆形，每面中部凸起一棱，以此为中心，琢兽面纹。剑鞘下端饰玉，称为“珌”。剑珌纹饰或为“山”形纹，或为兽面纹。

剑鞘饰，饰于鞘外，近人称为“招文带”，长条形，片状，两端下弯，背面有一个方形的仓，仓的侧面有透孔。其上纹饰有3种：螭纹，凸雕大小双螭；谷纹，为凸起的谷粒；勾云纹，为正反相连的勾云，一端饰一小兽面，兽两眼部特别大，头上有绳纹。■ 西汉玉剑格

鞘口饰玉，名曰“摹”。目前尚未发现这类鞘口饰玉的传世或出土，传世品中所发现的也为明清时的作品，这种鞘口饰玉流行于哪个历史年代，目前尚难定论。

除了佩玉之外，汉代的佩绶也很有特点。佩绶为汉代服饰的一大特点，贵族阶层除佩挂刀剑，还有佩挂组绶的礼俗。组绶由朝廷统一发放，为汉代官员权力的象征。汉制规定：官员平时在外，须将官印封装在腰间的革囊里，并将绶带垂于外。

皇帝和各级官员所挂的佩绶，在尺寸、颜色及织法上有明显的区别。皇帝、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佩黄赤绶，自公主封君以上皆带绶，各如其绶色，诸侯王佩赤绶，公、后、将军佩色为紫，以下有青色、黑色。

汉明帝恢复了古制，增加大佩制度。所谓大佩，是由各种玉质配件组成的饰物，一般都在祭祀朝会等重要场合佩戴，它将相同的两组分配于左右两腰旁，皇帝的大佩系玉用串珠，公卿诸侯的大佩系玉用丝绳，丝绳颜色和绶是相同的。阅读链接翁仲在历史上实有其人。翁仲本是人名，姓阮。相传秦始皇时来到中国，始皇看他身材高大，武艺高强，派他守卫临洮，威震匈奴。翁仲死后，用铜铸了他的像，放在咸阳宫司马门外。后人因其有神威之力，又用石雕成翁仲象，守护坟墓，所谓“稼间石人曰翁仲”。翁仲既有神力守护宫门坟墓，自然也可以随身佩戴，驱除邪魔，于是，秦汉时期就有了饰佩的玉翁仲，并采用了汉代风格“汉八刀”的雕琢方法。

魏晋南北朝服饰纹样

魏晋南北朝时期，老庄思想的道法自然和佛道思想的随缘随意成为社会主流意识，表现在服饰上，宽衣博带成为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的流行服饰。同时，各民族的相互融合，也给了各民族在服饰上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机会。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这一时期的服饰纹样从内容到形式上都发生了空前的变化。■ 南北朝时期杂裾垂袖女服国子助教 晋以后，国子学中设博士、助教。唐朝制度，国子监分设六馆，每馆均设博士及助教。明、清两代的国子博士等于虚设，国子监六堂教导之责，均由助教担任。清制助教为从七品官，与博士品秩相等，而名位略低。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服饰纹样，见于文献记载的有很多。比如，东晋国子助教陆翙在《邺中记》中记有大登高、小登高、大博山、小博山、大明光、小明光、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龙、小交龙、蒲桃文锦、斑文锦、凤凰锦、朱雀锦、韬文锦、核桃文锦等多种服饰纹样；东晋文学家王嘉在志怪小说集《王子年拾遗记》中也记有云昆锦、列堞锦、杂珠锦、篆文锦、列明锦等纹样。

此外，还有北宋李昉、李穆、徐铉等学者奉敕编纂的著名类书《太平御览》中记有如意虎头连壁锦；西晋史学家陈寿在《三国志·魏志·东夷传》中记有绛地交龙锦、绀地句文锦；唐代史家李百药在《北齐书·祖珽传》中记有联珠孔雀罗等。■ 南北朝时期宽袖对襟女衫长裙

这些服饰纹样的锦名，有一部分纹样是承袭了东汉的传统，有一部分则是吸收了外来文化的结果，如联珠孔雀罗即是。孔雀罗是指织品的孔雀纹样，也指织品本身具有孔雀羽般亮丽的色彩。同为丝织品，罗比较轻软稀薄，与带彩色花纹的锦还是有些区别的，但大体可以通用。

南北朝时就出现了联珠孔雀罗。北齐祖珽是并州仓曹参军，家财丰饶，曾经一下子拿出数十匹孔雀罗，作为重礼，送给他人。并州是山西太原的古称，可见孔雀罗当时产于太行山之东。罗上的联珠纹则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源于波斯的萨珊王朝时期。■ 南北朝时期贵族服饰类书 我国古代一种大型的资料性书籍，是采摭群书，辑录各门类或某一门类的资料，随类相从而加以编排，以便于检索、征引的一种工具书，例如《太平御览》《古今图书集成》。古代的类书与经、史、子、集密切相关，工具性、百科性特征十分明显，而不是什么“杂抄”。

根据各地出土南北朝时期的纺织品实物和敦煌莫高窟壁画的纹样来看，大凡东汉式的传统纹样，南北朝时期画工的技巧反而不及东汉精美，反映了东汉时期装饰风格由盛及衰的演变过程，装饰文化同样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日新月异。

外来的装饰题材大大补充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装饰纹样。它们包括：具有传统风格的山云动物纹；具有几何图形特点的动物纹或花叶纹；具有古代阿拉伯国家装饰纹样特征的圣树纹；具有佛教色彩的天王化生纹；具有少数民族风格的圆圈与点等。这些纹样的共同特征是对称排列，动势不大，装饰性强。

一是传统的汉式山云动物纹。山云纹如山之起伏，云绕其间，后来也有称为“波曲纹”的。动物纹是动物皮毛上的纹路，是动物与生俱来的纹路，动物纹既是一种动物的标志，用于区别其他动物，又是动物的一种伪装，用于保存自己。动物纹被人类所应用，出现许多动物纹织物和动物纹器具。忍冬纹 寓意纹样。忍冬为一种蔓生植物，俗呼“金银花”“金银藤”，通称卷草，其花长瓣垂须，黄白相半，因名金银花。凌冬不凋，故有忍冬之称，又称卷草纹。忍冬纹是魏晋南北朝流行的一种植物纹，寓意人的灵魂不灭、轮回永生。

山云动物纹样盛行于东汉，紧凑流动的变体山脉云气间，分列着奔放写实的动物，并于间际嵌饰吉祥文字。

在新疆民丰尼雅遗址出土的一批魏晋时期的衣物中，有一件“五星出东方利我国”铭文的山云动物纹锦护膊，仍然保持了汉代传统风格，十分珍贵。

二是利用圆形、方格、菱形及对称的波状线组成几何骨骼，在几何骨骼内填充动物纹或花叶纹。

此类纹样在汉代虽已有之，但未成为主要的装饰形式。汉代填充的动物纹造型气势生动，南北朝填充的动物纹则多呈对称排列，动势不大，多为装饰性姿势。汉代填充的花叶纹多为正面的放射对称型，南北朝填充的花叶纹则有忍冬纹等外来的装饰题材。

三是圣树纹。它是将树形简化成接近一片叶子正视状的形状，具有古代阿拉伯国家装饰纹样的特征，7世纪初伊斯兰教创立以后，圣树成为真主神圣品格的象征。■ 南北朝时期大袖宽衫

圣树纹是一种富于象征或寓意性的植物纹，属于阿拉伯国家装饰纹样中植物纹的一种。它不依自然界的真实植物为表现对象，如对棕叶卷草纹的表现，就演变成一种富有流动感的抽象卷草。南北朝时期，伊斯兰教已经开始在我国传播，因此象征着真主神圣品格的圣树纹也反映在当时的装饰纹样中。

四是天王化生纹。纹样由莲花、半身佛像及“天王”字样组成，按照佛教说法，在欲界六天之最下天有四天王，凡人如能苦心修养，死后能化生成佛。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思想盛行，因此在服饰上也多有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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