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惠彬,张丽娜
出版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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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本绩效与制度安排试读：
前言
西欧封建社会末期和工业革命时期，“资本”概念的内涵是单纯和简洁的，外延是清晰、简单、明了的。所以，亚当·斯密前后至卡尔·马克思时代，一个多世纪的古典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时期，“资本”的概念是统一的、一致的。与“资本”概念密切相关的是“财富”的概念。物质生产、使用价值、物质积累、对应的货币表现、货币与价值的对应等是这一时期“资本”与“财富”概念范畴内的关键内容。
资本运动发展的动力是追求利润，在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时期，资本和实体经济相结合，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和利润的“创造”。当然，这个时期的实体经济总量并不大，产业门类也很少，资本推进产业的发展，在创造利润的同时实现自身的滚动“积累”和发展。从主体上讲，这是产业资本家的行为。金融制度和金融资本家推进了货币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实现了产业资本的“积聚”，金融资本家当然也参与了实体经济利润的分配。这一时期，金融资本初步表现出参与实体经济的活跃性，调节生产的主动性，创造价值的超常规性。财富创造和积累的速度超过了以往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金融创新诞生了虚拟资本，制度创设保障了虚拟资本的发展。虚拟资本丰富了“资本”的内涵，其自身在发展中形成了内在的逻辑层次。如果以实体经济创造生产的利润为虚拟资本的行为逻辑中心，那么距离中心最远的虚拟资本已不再参与实体经济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条件下，虚拟资本甚至主导实体经济所创造生产的利润的分配，主导世界财富的分配。此时，人类“财富”概念的内涵复杂起来，外延所指也丰富起来。
虚拟资本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模式，也影响和调节着实体经济的发展。随着量的急剧增加和影响力的扩大，虚拟资本构建起自己的逻辑世界，影响所及，形成了与实体经济相对应的虚拟经济体。当然，虚拟资本的逻辑世界与国际、国别的一系列制度的保障密切相关。
工业革命以来，欧美国民经济体系日趋丰富，国民经济体系结构日趋复杂，资产货币化之后，紧接着的是财富资产的金融虚拟化。金融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资本成为配置生产要素的重要影响力量，金融制度成为人类核心制度的重要构成。
经济学诞生200多年来，经济学理想与理想的评价体系、价值体系已经确立，但实践之路漫长。人们往往违背自己的理想路径，通过各种各样的制度设计与安排来干预、引导经济的发展方式，以期尽早达到理想的效果。
在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实体经济占有较大的比重，发展和提升我国的实体经济既是我们的国情使然，也是世界国别经济发展所提供的经验。同时，在现存国际制度规则下，金融创新与虚拟资本发展，我们也必须应对。因此，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提升我国国民经济的质量，我国的金融制度创新与体系创新肩负重要的使命。
1．绪论
1.1问题提出及选题意义自从古典经济学家们对社会化大生产中的资本循环问题进行各自的演绎后，直到政治经济学的代表马克思才正式提出并深刻阐释了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在社会化大生产循环过程中的作用机理与本质，至此产融结合的宏观理论有了渊源。之后，除了一些学者对金融资本和产融结合在微观层面进行理论界定外，几乎没有学者从产融结合的角度去研究金融资本的配置效率问题，更不用说定量测算。产融结合背后是一种金融制度安排，这种金融制度安排极大地影响着金融资本的配置绩效。一个时期的金融制度安排是否合理，是否适应相应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值得学者们研究。本研究努力从古典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中汲取营养，试图基于中国经济金融实践现状，研究金融资本配置绩效，并进行定量测算。
国民经济体系是由产业体系为主，相关基础设施、人力资本、技术条件等为配套支撑的经济发展的系统性循环。金融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历史的必然，这其中有历史形成的系统稳定的金融制度保障。金融资本的动员是为了支持实体经济的社会化大生产。按照市场经济的原理，金融资本总是流向产出效益较高的领域、行业或国民经济的那些链条、环节，但国民经济各环节是相互支撑、相互依赖的，没有低价差效益的环节，高价差效益的环节不可能持续太久，其边际收益率也会因过多的资本投入而降低。为了国民经济体系的整体绩效最大化，金融制度的安排和对金融资本的配置的干预就显得尤为重要。在世界重要经济体的制度变迁、历史的较大差异及竞争与合作的背景下，这一命题的研究将对我国金融制度、政策的制定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与技术参考。
国民经济体系的效益最优化是基于它的平衡与合理。但是，其平衡与合理是相对的。当生产要素的供需发生重大变化，或科技发展有了系统性的革命等，都将引发国民经济发展的转型要求。这时，加速转型，实现新水平新阶段的效益最优化应该成为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资本配置的重要任务。这将是另一个研究命题。
本书尝试从古典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理论中重新审视资本的积累与积聚、投资的有效形成及对国民财富的有效创造。这在虚拟经济泛滥的背景下更具有现实意义。1.2相关概念界定和研究方法
概念的界定是重要研究的前提。概念界定不仅可以为理论研究提供较好的思考基础和研究视角，而且通过深入理解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可以形成更具解释力的思想。本书的核心概念主要包括：金融资本、国民经济体系、资本配置绩效、金融制度。1.2.1 金融资本“金融资本”早期研究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著作。马克思主义学者保罗·拉法格（Paul Lafargue）正式提出“金融资本”的概念，列宁最终科学、全面地创建了马克思主义的金融资本理论。至今，“金融资本”这一概念已经被马克思主义学者使用一个多世纪了。
保罗·拉法格在1903年的《美国托拉斯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一文中最早提出“金融资本”的概念。他指出，随着工业资本的扩张，产业部门的资本日趋集中，进而推动银行资本的集中。两类资本相互渗透最终形成一种特殊的资本，即金融资本。尽管拉法格没能为“金融资本”这一概念下一个科学的定义，但是他已经非常明确地指出“金融资本”是垄断资本形成和发展的产物，其特点在于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融合。鲁道夫·希法亭于1910年将“金融资本”界定为“固定在产业资本中的银行资本”，强调了金融资本在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融合的过程中银行资本的统治作用。1917年，列宁对这一概念提出了批评。他指出，希法亭“这个定义不完全的地方，就在于它没有指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即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了会导致而且已经导致垄断的高度”。列宁认为生产领域中资本关系的变化是金融资本形成的基础，“金融资本”是银行垄断资本与工业垄断资本融合与混合生长，金融资本既可以银行垄断资本为中心组成，也可以工业垄断资本为中心组成。
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化的发展，有的学者对希法亭和列宁识别的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相互融合意义上的金融资本提出了质疑。斯威齐在1995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20世纪80年代末，传统的由金融机构支撑着的生产体系已经让位于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在这种经济形态中，金融部门急剧膨胀，并且高高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金融部门和实体部门之间的反向变动关系成为理解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新趋势的关键。因此，新经济结构中的金融资本，既要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辨析的基础上加以理解，又要结合当今世界金融化的特征事实，赋予新的内涵和外延。马克思的著作并没有对金融资本的直接论述，但是马克思对生息资本和虚拟资本的研究确实为我们理解金融化和金融化背后现代金融资本的矛盾运动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
本研究将金融部门有效投放的信贷货币（货币资本），即对应于现阶段中国经济制度下的作为银行存款的区域财富，统称为金融资本。1.2.2 国民经济体系及资本配置绩效
国民经济体系是以产业体系为主体，相关基础设施、人力资本、技术水平等为支撑平台的综合体系。在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我们假定产业结构体系及其配套体系是均衡合理的。在稳定的配套体系中，产业结构体系是指国民经济中产业组成和各个产业的比重、地位及其间的相互关系。从广义的角度来说，产业结构体系是从“量”的角度静态地研究和分析一定时期内产业间联系与联系方式的技术经济数量比例关系，即产业间“投入”与“产出”的量的比例关系。从狭义的角度来说，产业结构体系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产业组成，即一个国家或地区拥有哪些产业。这实际上是社会资源在区域上的配置状态，是产业结构研究首先面临的问题。第二，产业的发展水平，即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它反映了社会再生产进行的状态和各产业在产业系统中的地位，是分析产业结构演进的基础和条件。第三，产业间的相互关系，即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产业间存在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关系，是研究产业结构变动规律和探索其合理化进程的重要依据。
已有的文献中，关于产业结构的研究基本上是以狭义的概念为基础的，诸如三次产业的比重、产值等。本书的研究基于广义的产业结构含义，从“量”的角度对国民经济产业体系及资本的配置绩效进行研究。货币资本进入产业综合体系的各行业，在国民经济不同领域中产生综合效应，即货币资本配置的绩效，但不同领域、不同行业货币资本配置的绩效是有差异的，同时这种差异还是相互关联和相互支撑的。通过研究国民经济各行业间的相关关系，测量金融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的效率，可探究国民经济体系绩效最优化的问题。1.2.3 金融制度
目前，我国理论界对金融制度大致有五种认识：
第一种观点认为，金融制度是指社会资金融通关系的总和。
第二种观点认为，金融制度是指有关资金融通的一个系统，它包括构成这一体系的各个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个人及机构）；各类金融机构在这一系统中的地位、作用、职能，以及它们彼此间的关系；整个社会资金在这一系统中如何进行流通，各资金融通机构的运行机制，以及这一系统中的金融监管机制。
第三种观点认为，金融制度是指有关金融交易的规则、惯例、组织安排，它通过提供这些规则和组织安排界定人们在金融交易过程中的选择空间，约束和激励人们的金融风险，进而保护债权和债务关系，促进金融交易的顺利进行和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第四种观点认为，金融制度是指有关金融交易、组织安排、监督管理及其创新的一系列在社会上通行或被社会采纳的习惯、道德、戒律、法规等构成的规则集合。
第五种观点认为，金融制度是指在金融体系中，使资金从最终提供者（资金供给方）向资金的最终需求者（资金的筹措方）转移得以实现的机制中有关法律法规、交易规则、约定俗成和国际惯例的总和。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关于金融制度的文献可以说是卷帙浩繁。这些文献有的是对金融制度变迁轨迹进行刻画的，有的是对现代经济变迁过程进行分析的，也有从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对称性角度来阐述信贷制度安排的。下面在分类的基础上对有关金融制度研究的文献进行详细的考证。1.2.3.1 对金融经济发展过程和思想的刻画
易纲著《中国的货币银行与市场》对1984～1993年中国金融货币银行与金融市场演进过程进行刻画并提供制度和统计方面的信息；还有施兵超著《新中国金融思想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和杨希天等著《中国金融通史》（第六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1.2.3.2 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中国金融制度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在马克思经济学关于信贷的研究影响下，中国学者先后出版了一些信用方面的著作，包括：郑伯彬著《新货币信用制度》（中华书局，1951）；彭迪先、何高著《货币信用理论大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3）；黄达著《货币信用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9）；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研究局著《信贷资金规律问题》（中国金融出版社，1959）；王克华著《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信用》（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64）；王兰、刘鸿儒著《社会主义的银行信贷问题》（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64）。1.2.3.3 改革开放后的金融制度研究
改革开放后，主要著作有：李成瑞、左春台著《社会主义的银行工作》（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78）；刘鸿儒著《社会主义货币与银行问题》（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喻瑞详著《货币信用与银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黄达著《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刘鸿儒著《中国金融体制改革问题》（中国金融出版社，1987）；“金融改革的十年”编写组著《金融改革的十年》（理论篇）（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段云著《财政金融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4）；中国人民银行综合计划司编著《银行计划工作讲话》（中国金融出版社，1983）；陈文林著《金融问题争论与分析》（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金融问题研究组编写《金融体制改革与宏观经济管理研究报告》（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刘鸿儒著《金融调控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吴晓灵著《银行信用管理与货币供给》（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单建生、胡定核著《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借鉴与发展》（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胡海鸥、吴国详著《中国金融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1.2.3.4 运用现代经济理论对中国金融制度的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推进，现代经济理论在中国得到了更为深入的发展。在此基础上，经济学界开始尝试运用现代经济理论来解释中国的金融制度变迁。在金融产权方面，肖耿在《中国的金融改革：制度演变、理论与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秋季卷，1995）中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理解中国金融改革的实际历程；张杰在《渐进改革中的金融支持》（《经济研究》，1998年第10期）中运用国家模型理论提出，国有商业银行的过早商业化不符合渐进改革的逻辑；张军在《改革后中国农村的非正规金融部门：温州案例》（《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7）中对中国金融产权的现实性发展给出了一个理论解释；史晋川在《市场深化中民间金融业的兴起——以浙江路桥城市信用社为例》（《经济研究》，1997年第12期）中表明体制外产出的金融支持主要来自于民间金融部门，而不是官方正规金融部门；易纲、赵先信在《中国的银行竞争：机构扩张、工具创新与产权改革》（《经济研究》，2001年第8期）中在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银行业的两次大规模竞争的重点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中国银行业实行多元化产权结构的必要性。在金融市场结构方面，林毅夫、李永军在《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与中小企业融资》（《经济研究》，2001年第1期）中分析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及金融对其支持力度，强调应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类似的研究有，徐明棋著《市场深化中的金融重构》（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谢平著《中国金融制度的选择》（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张杰著《中国国有金融体制变迁分析》（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王华光著《中国国有银行制度构建》（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范恒森著《金融制度学探索》（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扬帆著《中国金融重组方案的选择与思考》（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彭兴韵著《金融发展的路径依赖与金融自由化》（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陈国进著《金融制度的比较与设计》（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胡炳志著《中国金融制度重构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张杰著《经济变迁中的金融中介与国有银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这些研究与著作多是总结经济金融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制度上的缺陷并提出改进的方案。其理论基础基本上是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关系，虽有制度上的设计与构建，但金融制度的概念较为宏观并且没有从资本配置绩效的角度进行分析。
本研究认为，金融制度是一个国家所确立的金融体系结构，以及组成这一体系的各类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资源配置方面的职责分工和相互联系。不同的金融制度安排在配置资金和分散风险方面各有优势和劣势。只有金融制度的安排与产业综合体系相互匹配，才能有效地发挥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实现金融资本总体绩效的最优化。如果金融体系的实际结构背离了其最优路径，则会降低金融体系的效率，抑制国民经济的发展，甚至可能引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和诸多重要概念一样，金融制度既有它广义的客观对象的稳定性和一定程度边界的模糊性，又有习惯性的对某一局部客体的狭义的专指，而后者往往是为了满足各自研究的需要。广义的金融制度，首先应该确定他的范围。制度的创设是组织的行为——当然国家组织的制度安排具有最强的强制力。一国的金融制度是基于它的基本社会制度（宪政）和经济制度来进行的，是对该国社会制度（宪政）和经济制度的补充、深化和丰富，不应和基本的制度相冲突。所以，金融制度有它基本的边界和前提，有它内在的价值逻辑。金融制度作为现代国家经济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内容是丰富的，有其自身的系统性和统一性。1.3主要内容和基本框架
货币资本进入国民经济各领域，即以产业体系为主体，相关基础设施、人力资本、技术水平等为支撑平台的综合体系，在国民经济不同领域（或产业综合体系的不同行业）中产生综合效应（货币资本配置的绩效）。但是，不同领域、不同行业（支撑平台假定基本相同）货币资本配置的绩效是有差异的，并且这种差异也是相互关联和相互支撑的。假定产业结构体系和配套体系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时期内是均衡合理的，且总体绩效最优，那么金融资源的配置就有绩效标准，进而实现有效的均衡的配置。差异化产出绩效作为投入选择的标准，必然导致市场化条件下的金融资源配置的差异。为了体系的均衡和体系的总体效率，而非为了单个行业产出绩效最大化，区域金融制度建设及对应政策安排就要作出必要的应对。这是国家金融政策（引导资源配置）的选择，金融政策优化的路径是多项选择的系统组合。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对中国金融政策的建议。本书的研究框架见图1-1。图1-1 研究框架图1.4创新之处1.4.1 视角的创新
本研究从古典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入手，探究国民经济发展研究的理论渊源，以产业综合体系为传导路径研究金融资本的配置绩效问题，以期为金融政策的制定者提供理论基础和技术路线。1.4.2 结构的创新
本研究在文献回顾和相关概念界定后，采取理论在前实证在后的结构，对每个理论验证后，再构造一个模型以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为样本进行总体的验证，最后以商业银行和开发银行为例进行检验，将政策建议真正落实到具体的金融制度安排上。1.4.3 方法的创新
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本研究的实证分析既运用了C—D模型与主成分分析等传统的经济学计量方法，也有模型上的创新——结构方程模型在经济学上的运用。2．金融资本与国民经济发展的理论渊源
有关资本的积累、积聚与循环的研究从以魁奈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的研究中逐渐展开。最初的资本主要指物质资本，与生产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随着研究的深入，资本的概念延伸至货币资本，即马克思所讲的金融资本，它包括借贷资本。货币资本进入产业体系中转化为产业资本，以支撑国民经济的发展。货币资本的配置绩效决定了国民经济各环节发展的效率与程度。本书尝试从古典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思路出发，考察、探索关于金融资本配置的问题，并从对近期相关研究的梳理中提出笔者的一些想法。2.1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金融资本配置问题
魁奈被认为是基于剩余和再生产概念的古典经济学奠基人。他把一国财富的形成原因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把资本积累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看作财富的主要源泉。魁奈关于再生产、资本、生产力和价格在流通和分配过程中的作用的分析，奠定了阐述一种剩余理论逻辑结构的基础。魁奈的著名经济学传人亚当·斯密充分重视和利用了这些分析。
自亚当·斯密把研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作为经济学主体突出以来，国民经济问题就成为古典经济学家一贯的中心课题。他们认为在经济生活的范围内，首先要增加生产，为此就必须增加资本积累，改进生产方式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关注国民经济体系，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分配问题和产品实现问题，研究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规律，研究体现这些规律要求的经济政策等，就成为古典经济学派的一个基本特征。
李嘉图继承斯密的“劳动价值论”思想，将古典经济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他的《政治经济学及税赋原理》论证了在以经济自由为基本原则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在大工业的基础上，通过国民收入的合理分配和再分配，发展对外贸易，使利润、资本积累不断增长，从而使社会生产力和国民财富得到迅速的、无限的增长。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思想又为马克思所吸收和改造，创造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资本论》是以资本及其运动规律作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创立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过程就是创立社会化大生产理论的过程。马克思在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次制定了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的科学理论体系。他认为，积累或资本的增加是扩大再生产的基本源泉，积累“是资本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马克思理论的科学性和严密性对于研究金融资本对国民经济体系的影响机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有必要从产品和资本的积累与循环、投入与产出绩效等角度分别阐述古典经济学及政治经济学中关于国民经济发展中金融资本配置问题的学说。2.1.1 魁奈相关学说“纯产品学说”是魁奈经济学说的核心和基石。他指的纯产品实际就是农业总产品超过生产费用的余额，也就是劳动者生产的剩余产品。只有纯产品增加，一国财富才能增加。魁奈认为，只有农业生产才创造纯产品，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只有农业才能增加财富。其他部门，包括工业生产在内，都不生产纯产品。魁奈根据他的纯产品学说区分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他认为，只有生产纯产品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因此只有农业劳动才是生产劳动。这样农业成了唯一的生产劳动部门，纯产品也就只表现为剩余农产品。魁奈认为纯产品是自然力即土地生产力的产物，全部纯产品都应作为地租归土地所有者占有——地租就成了剩余价值的唯一形态。他把利润看做资本家的较高工资，像劳动者的普通工资一样，加到产品的生产费用中去。他认为工资是劳动者必需的生活资料，是生产上所必需的支出，这种支出的大小直接影响着纯产品的多少，影响着财富的增值。所以，纯产品的多少同工资成反比，地租量取决于所有者和农业生产者之间的关系。魁奈根据人们对纯产品的关系和所在生产部门，把国民划分为三个阶级，即生产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和不生产阶级。
在魁奈看来，资本是物质，就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他没有提出资本的范畴，而使用了“预付”这个概念。他认为农业上的预付是生产性支出，工业上的预付不是生产性支出，所以只有农业资本才是生产资本，工业资本不是生产资本，至于商业资本则更不算生产资本，而是进行贱买贵卖、搞欺骗的资本。他把农业预付，即生产预付又分为两部分，“年预付”和“原预付”。实际上魁奈的年预付就是流动资本，原预付就是固定资本。不过他还没有使用这两个范畴，但实际已经区分了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他认为货币不是资本，只是流通手段，说明他忽略了资本的货币形态，只注意到资本的生产形态，虽抓住了资本具有决定意义的形态，却是狭隘的。他的贡献在于从生产领域去理解资本的作用和意义。
魁奈在《经济表》中第一次试图说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过程，说明了一国每年的总产品怎样在社会各阶级之间进行流通、分配和消费，说明社会简单再生产怎样实现，说明产品的流通、分配和消费又怎样影响一国财富尤其是纯产品的再生产。《经济表》流通的出发点是农业上一年生产的总产品，流通开始于生产过程结束之后，从生产过程的结果（收获完毕）出发，其基础就是商品资本的循环，把各阶级的收入来源、资本和所得的交换、再生产的消费和个人消费，以及把农业与工业，即生产的两大部门之间的流通看成是再生产过程的要素。《经济表》作为一项描述经济运行的伟大的新奇事物冲击了魁奈的同时代人，深深影响了马克思，并且以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分析的形式继续影响着现代经济学。2.1.2 斯密相关学说
英国古典经济学产生于17世纪中叶，工业已经有了显著的发展，农业也变成了商品性农业。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使产业资本逐渐代替商业资本开始在经济生活中占支配地位，原来商业支配产业、流通支配生产的情况逐步转变为产业支配商业、生产支配流通。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思想家们开始从生产领域来寻求财富的源泉，理论研究也就从流通过程转向了生产过程。
斯密反复使用“年产品”这一术语来表示一个国家的财富，在很大程度上与今天的国民生产总值相类似。他还明确区分了一个国家的资本和它的收入。当收入被储蓄，用于投资时，充足收入的存在会引发资本积累，进而产生工业的改进。资本积累来自储蓄起来的剩余，特别是利润。斯密认为国民财富就是一个国家所生产的商品总量。他区分了国民经济发展的两个主要原因：劳动分工、资本积累。斯密认为劳动分为两种，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维持生产性劳动的那一部分土地和劳动年产物决定下一年的生产物产量。生产劳动部门包括农业、制造业、批发商业、零售商业，大大扩大了生产性劳动者的范围。他指出，资本用于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比例决定了次年的生产量，因为这两部分资本直接决定了用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劳动人数，也决定了资本和收入的比例。斯密主张节俭以积累资本，还主张减少非生产者的人数，以减少非生产性开支来增加生产性劳动的支出，增加国民财富。
斯密认为，欲增加一国的产物，必须增加资本。他对资本的定义是双重的。第一，资本就是能够用以取得利润的积累。第二，资本就是用于继续生产的过去的劳动积累，即生产资料。资本的用途简而言之为生产（购买原生产物）、制造、运输、零售（分配），这四种用途不仅相互依存，而且还能相互促进。资本增加的价值会由于资本用途的不同而不同。资本的作用有二：一是推动本国生产性劳动；二是增加本国土地和年劳动产物的价值。据此斯密逐一分析了资本各种用途在这两方面所做的贡献。用于农业的资本调动起来的生产性劳动量要比投入制造业的同等量资本所能调动起来的生产性劳动量大得多，同时按照它所雇用的生产性劳动量来说，它对国家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对全国居民的真实财富和收入所附加的价值，都大得多。在所有可以投资的用途中，农业投资对社会是最有利的一种。其次是工业家的资本，它所增加的价值包括雇工的工资和利润。再次是批发商人的资本，最后是零售商人的资本，直接推动的生产性劳动量最小，他只增加了自己的利润。在资本的四种用途中，农业资本所能推动的生产性劳动量最大，农业最重要的任务是指引自然的产出力，使生产有利于人类的粮食作物产出。在不能兼顾的情况下，投在农业上的份额越大，对国家的发展越有利。斯密又从风险的角度总结出，按照事物的自然发展规律，资本首先投资在比较稳妥的农业上，其次就是制造业（工业），投在出口贸易上的资本在三者中效果最小。
斯密把财富的积累与实现归功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资本的积累。他认为，财富的积累可以通过提高劳动效率（劳动生产率）、增加劳动的数量、积累资本三种途径实现。他还特别指出，在完全竞争性的市场前提下，劳动效率的提高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实现：一是进行合理分工，增加劳动者的劳动熟练程度和技巧，从而节约劳动时间，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增加资本积累，改善机械设备，通过技术水平的提高减少生产劳动人数；三是改善生产中劳动的配置状态，即通过增加生产性劳动的数量，减少非生产性劳动数量，创造出更多的产出。资本积累通过下面三条途径影响经济增长：第一，资本积累使生产性劳动者占全部劳动者的比例提高，从而促使每一产业的产量增加。第二，资本积累促使产业内分工更细。第三，资本积累促使社会分工即产业间分工更细密，通过产业数量增加而促进经济增长。后面两点表明资本积累通过促进分工和技术进步而促进经济增长。他还认为，无论是机器的引进还是生产性劳动数的增多都需要大量的资本投资。因此，资本积累就成为决定财富生产的最关键的因素。
相对于重农主义者对资本的划分仅限于农业部门，而且把农业资本划分为年预付和原预付两部分，斯密的划分普遍化了，他不再局限于农业。他提出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这两个概念和名称，也被后人所采纳。魁奈的《经济表》曾对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的分析作了天才的“尝试”，可是他在这方面所提出的一些天才的思想并没有为斯密所理解。斯密的再生产理论是从他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中提出来的，建立在其收入构成论这一价值论的基础上。他认为，商品的全部价值可分为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入，并且仅由这三种收入构成。斯密的总收入分成两部分：第一，纯收入，即供居民自由享用的全部社会消费基金。第二，补偿生产资料的费用，即社会再生产基金，不能提供居民消费。前者是个人的收入，后者是资本的收回。2.1.3 李嘉图相关学说
商品价值取决于生产它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是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核心观点。投在商品生产中的劳动量决定商品相对价值因使用机器及其他固定耐久资本而有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更是由于以下原因产生的：第一，各行业的资本划分为“固定部分和流动部分”的比例不同，即各行业资本构成不同。第二，“资本的流通和回到使用者手里的时间可能极不相等”，即资本的周转速度不同。李嘉图所说的固定资本主要是指机器、工具、厂房等；流动资本是指工资。
他认为，市场竞争和商品供求关系的变动会造成资本在不同部门间的转移，从而使不断波动的商品市场价格与其自然价格趋于一致，并使不同资本获得大体相同的利润率。这样也就自动调节了社会生产。“每一个资本家都有把资本从利润较低的行业转移到利润较高的行业的愿望，使商品的市场价格不致长期大大超过或大大低于其自然价格。正是这种竞争把商品的交换价值调整得在偿付生产所必需的劳动工资，以及维持资本原有效率所能必须支出的一切其他费用以后，余下的价值或剩余部分在各行业中都会与所用资本的价值成比例”。
李嘉图全神贯注于现在被称作“收入”的功能性分配的研究——功能性分配指年产量流向劳动、土地，以及资本的相对份额。他主要关注收入分配变化对资本积累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在李嘉图的模型中有三个主要群体：资本家、劳动者、地主。在经济活动中，资本家充当了主要角色：他们是生产者、指挥者，以及最重要的参与者。他们有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将资本转移到收益率最高的领域。他们通过投资与储蓄来发动经济增长。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21）中强调了资本这种生产要素对国民经济体系的贡献，认为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可以促进生产率提高，增加企业利润，整个社会利润的增长又会促进资本积累和技术开发。资本积累的进行和经济的发展将会导致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在土地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下，在农业中连续投入同量劳动和资本所带来的产品增量将逐渐降低，如果没有其他方面的力量来阻止这个过程继续下去的话，那么终究有一天，资本积累将因利润率降为零而归于终结，整个经济将达到无增长的静止状态。也就是说，在土地和其他资源一定的情况下，资本的不断积累和劳动投入的持续增加将会导致生产要素的边际报酬递减。因此，为了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不仅需要资本的不断积累和劳动投入的持续增加，技术进步也将是必不可少的。2.1.4 马克思主义学者相关学说
马克思在其《资本论》中系统地论述了扩大再生产的两条途径——增加资本积累和提高生产要素产出率，而扩大再生产理论是其国民经济理论的核心，其中生产要素产出率的提高也可以理解为资本配置绩效的提高。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入地剖析了“资本”的属性，认为资本的本性在于通过不断的运动实现价值的增值。以此为基础，马克思分别研究了产业资本循环与周转规律、生息资本运动规律。资本积累在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马克思从产业资本的运动形式出发，把资本区分为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三种资本形式。货币资本的循环表示资本价值的增值，生产资本的循环表示再生产运动，商品资本的循环主要表示商品的实现。从社会总资本的角度，按照资本在不同领域中发挥不同职能的特点及其运动规律，相应地把资本区分为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三大类。
剩余价值的产生是以一定数量的货币投入流通为条件的。资本家把货币投入流通过程，买到一种特殊的商品——劳动力。劳动力具有创造价值的能力，并且能够创造出比它自身的价值更大的价值，这样才能产生剩余价值。从一国的总年产量中减去生产这些产量必须支付的全部实际成本，将会形成一个剩余，它可以被称为剩余价值。这些实际成本包括劳动成本和资本成本。资本家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都由获得剩余价值及其转化形态——利润的多寡来决定。资本家总是追求最高的利润率，但是由于各生产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不同，利润率也就各异。在剩余价值率不变的条件下，资本有机构成低的部门利润率就比较高，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部门利润率则比较低。各部门之间竞争引起资本的转移和价格的变化，使各部门不同的利润率趋于平均化，形成平均利润率。
马克思提出社会产品的结构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社会产品的实物构成可以分为两大部类：第一部类是生产资料的生产，及用于生产消费的各种产品的生产；第二部类是消费资料的生产，即用于个人消费的各种产品的生产。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原理是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规律中引申出来的一个必然结论。所谓简单再生产是以没有资本积累，全部剩余价值用于资本家个人消费为假定条件的。所谓扩大再生产是生产过程在扩大规模上的重复和更新，一般以有资本积累为前提，包括有外延的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两种。前者指资本有机构成不变，不是依靠技术进步，而是单纯依靠扩大生产场所和增加劳动力和设备等的投入来实现的扩大再生产；后者主要依靠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生产资料的使用效率来实现的扩大再生产。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明确提出“金融资本”的概念，但他们关于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到垄断的形成、资本主义信用及银行、工商业的关系等的分析为后来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研究金融资本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第一个提出“金融资本”这一概念的是拉法格。拉法格通过对美国托拉斯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研究，明确地看到了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日趋结合的趋势，提出了“金融资本”这一概念，并指出“金融资本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控制着各种类型的工业、商业和金融企业，在各种金融活动扩展的同时，银行作为新兴的金融机构迅速发展起来，“金融业已成为强大的吸压泵，它把资本集中起来，再压进工商业各条渠道上去”。这样，工商业和银行业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工商业需要银行为其筹集资本；而银行集中资本，只有重新回流到工商业中才能盈利，甚至直接参与工商业活动。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二者间具有内在的紧密联系，是一个不断融合、息息相关的利益共同体。可见，拉法格所使用的“金融资本”这一概念已经不是简单地等同于银行资本的概念，而是被看作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紧密联合而成的一种特殊类型的资本。尽管拉法格没有为“金融资本”这一概念下一个科学的定义，但是他已经非常明确地指出“金融资本”是垄断资本形成和发展的产物，其特点在于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融合。
奥地利学者鲁道夫·希法亭对金融资本问题进行了系统化的研究，并于1910年出版了《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一书，明确提出“金融资本”这一理论范畴。他是第一个对金融资本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和考察的人。希法亭由货币问题分析入手，着重考察资本发展的历史，把资本区分为三个阶段：高利贷资本、银行资本和金融资本，并紧紧围绕货币流通和信用关系发展这条主线，系统考察了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信用、股份制公司、工业资本、银行资本、证券交易所的发展和作用，以及相互关系。他认为，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和技术进步导致资本主义有机构成迅速提高，企业为了克服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对银行的依赖从流动信用为主转变为以固定信用为主，促使银行的积聚得到发展，导致垄断工业的资本有相当部分来自银行，“……银行也不得不把他们资本的一个不断增长的部分固定在产业之中。因此，银行资本家愈来愈变成工业资本家。我们把通过这种途径实际转化为产业资本的银行资本，即货币形式的资本，称为金融资本”。可见，希法亭将“金融资本”界定为“固定在产业资本中的银行资本”，强调了金融资本在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融合的过程中银行资本的统治作用。
列宁对金融资本问题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希法亭《金融资本》一书的影响，但他不同意希法亭对“金融资本”所下的定义。他认为，生产领域中资本关系的变化是金融资本形成的基础，在列宁看来，“金融资本”是银行垄断资本与工业垄断资本融合与混合生长，金融资本既可以以银行垄断资本为中心组成，也可以工业垄断资本为中心组成。
上述马克思主义者的论述反映了“金融资本”概念的两个不同含义：一个含义是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的融合，且共同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另一个含义是单指银行和金融机构，它们对工业资本起到了统治作用。拉法格和列宁指出了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以及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之间的相互结合的关系，从而反映了“金融资本”的第一种含义；希法亭将“金融资本”的概念过度偏向于银行对工业资本的统治，所以反映了“金融资本”概念的第二种含义。2.1.5 凯恩斯的乘数效应原理
古典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奠定了以国民经济体系为对象的研究基础，从魁奈开始，对产品形成与分配、资本积累与循环、劳动贡献率等方面的研究逐步梳理出社会化大生产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理。现代宏观经济学更进一步分析了资本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
乘数分析最早是在美国流行开的。所谓的凯恩斯乘数，简单地说，就是在一定消费倾向下投资的增加可导致国民收入和就业若干倍数的增加。凯恩斯乘数理论的最大特点是简洁有力地刻画了国民收入增长机制的因果链条和数量关系。乘数论认为，总投资增加时，收入的增量将是投资增量的n倍。这个n就是投资乘数。如果以ΔI表示投资增量，以ΔY表示国民收入增量，则投资乘数n=ΔY/ΔI，国民收入增量n倍于投资的增量。乘数的作用是双向的：一方面，投资的增加引起收入n倍增加；另一方面，投资的减少引起收入n倍减少，表明投资对经济的影响会逐渐放大。凯恩斯认为资本投入对国民经济增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个部门的资本投入增加不仅会使该部门的收入增加，而且会刺激其他相关国民经济部门的有效需求，引起这些部门的收入增加。在这种连锁反应下，最终总产出的增长会若干倍于最初那笔投资，即投资对国民收入增长有乘数效应。若以ΔY表示收入变动量，ΔC表示消费变动量，ΔI表示投资变动量，b表示边际消费倾向，则投资增加引起的收入增加可以表示为：ΔY=ΔI＋ΔC=ΔI＋bΔI＋b（bΔI）＋…用K表示投资乘数1/（1-b），则K为边际储蓄倾向的倒数，指投资变动引起的社会总需求变动对国民收入增加或减少的影响程度。一个部门或企业的投资支出会转化为其他部门的收入，这个部门把得到的收入在扣除储蓄后用于消费或投资，又会转化为另外一个部门的收入。如此循环下去，就会导致国民收入以投资或支出的倍数递增。以上道理同样适用于投资的减少。投资的减少将导致国民收入以投资的倍数递减。
在乘数理论的发展中，对凯恩斯乘数加以最著名的创造性发展的应该是汉森·萨缪尔逊模型，模型中构建了投资乘数与加速度原理，该原理成为主流经济学中被广为引用的一个解释经济周期与波动性的分析框架。另一个著名的发展则是马克卢普等人关于凯恩斯乘数的时期分析（temporal analysis）和对外贸易乘数理论。凯恩斯乘数理论在新的时代和新的形势下所面临的三个问题也就是新的乘数理论所必须具备的三个新的内涵，即跨国界的新区域乘数、具体到产业的层次的产业乘数和具有动态化和动力学机制的动态乘数。新区域乘数需要考虑国境两侧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关联和互动，同时也要考虑边境效应的动态经济影响。产业乘数主要具体到产业和部门层次，研究不同部门的带动效果有何差异，包括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内部的不同产业乘数和不同国家之间的国际产业连锁带动效果。动态乘数则重在研究乘数的动态运行机制，以及动力学原理。
随着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从宏观经济角度研究资本配置的论述不断增多，最为典型的是现代发展经济学关于经济发展和资本配置的理论。对于一个市场经济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现实经济大多是非均衡经济，经济运行中并不存在新古典经济学所假设的一般均衡条件，既存在部门之间发展的非均衡，也存在部门间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和有效利用程度的巨大差别，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生产要素存量在部门间流动和增量分配比例的改变。正是这种资本再配置的作用，稀缺的资本才得以充分利用并使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从而推动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资本配置绩效的提高。资本宏观配置是指从国民经济全局角度考察的资本配置，主要体现为产业层次的资本配置。产业层次的资本配置是指资本各要素在国民经济相互联系的各个产业之间，以及产业内部相互联系行业之间的分配份额及构成。资本在各产业间的配置状况必然决定各产业的产出增长速度的快慢，进而对总体经济增长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一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于如何科学合理地将其全部资本配置于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以最大限度地支持经济增长，有平衡增长理论和不平衡增长理论之争。前者主张对各产业部门同时投资，以利用各个产业部门间现有的或潜在的联系使各个产业部门得到平衡发展，以此实现整个经济的增长。后者主张应把有限的资本有选择地集中配置于某些产业部门，以使这些产业部门首先得到发展，然后通过投资的诱导机制和产业间的联系效应，带动其他产业部门的发展。
从以上学说中可以看出，古典经济学家研究资本理论的主要特点是：第一，坚持从生产领域来考察资本的根本方法，强调资本的生产职能，从而比较深入地接触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联系。第二，坚持技术经济分析与社会经济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既对资本品本身及其构成与职能进行全面的考察，又对资本所体现的社会经济关系进行某种程度的探讨，从而在资本理论中包含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历史制度因素分析。第三，坚持运用“剩余方法”来考察与资本相联系的收入即利润的决定问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资本主义社会收入分配所包含的对立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阶级对立和冲突关系。
纵观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理论学说，发现它们都十分重视资本形成或资本积累对社会化大生产的效率。古典经济学者认为财富增长的源泉不在于拥有货币的多少，而在于生产领域中效率的高低。古典经济学家特别重视生产中的“单要素生产率”对国家财富增长的贡献。他们认为只要在市场充分竞争的前提下，通过“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进行合理分工和资本积累，就能促进劳动、资本等要素的生产率提高。然而，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在提高单要素生产率的同时，如何合理配置各要素数量，使整个生产过程中的效率达到最优。市场机制就是依据经济人理性原则而运行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消费者依据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做购买的决策，生产者依据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做销售决策。市场就在供给和需求之间，根据价格的自然变动，引导资源向着最有效率的方面配置。这时的市场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的相互作用下，推动着生产者和消费者做出各自的决策。与此同时“看不见的手”也会给市场经济带来一定的危机，所以在此同时也需要“看得见的手”来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这就表明，在理论之外（即便之内也如此）都有干预，无非是以市场为参照的“适度”的干预。仅靠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还不够，在国民经济发展历程中“干预”是必然的。“制度”安排本身就是干预。在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中，经济发展被看做资本、劳动、技术等共同作用的结果，资本形成不再是唯一的决定变量，还肯定了资本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2.2金融资本与国民经济发展的研究现状
目前专门研究金融资本形成及其与产业资本间转化的成果并不多见，特别是还没有将国民经济发展与金融资本的配置绩效加以综合研究，但仍可从各类文献中找到相关的研究线索。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围绕社会资金或资本的配置进行了系统研究，研究包括金融资金在内的社会资金供求关系及其配置效率。第二，围绕我国商业银行的绩效进行实证分析。显然这些研究没有触及本研究的核心。以下从两个方面对相关性较强的文献进行梳理。2.2.1 金融资本的配置
金融资本的概念提出以后，很少有人针对金融资本进行直接研究。关于金融资本的配置方向问题，应该说始于戈德斯密斯的金融结构论。戈德斯密斯认为，一国现存的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之和构成该国的金融结构，这包括各种现存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经营特征和经营方式，金融中介结构中各种分支机构的集中程度，等等。可以说，金融结构变迁本身就是深化金融制度的表现形式。（一）金融资本的配置方向
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中，戈德斯密斯认为，“金融理论的职责就在于找出决定一国金融结构、金融工具存量和金融交易流量的主要经济因素，并阐明这些因素怎样通过相互作用形成金融发展”。他认为，金融发展就是指金融结构的变化。而金融结构的变化有自发形成的一面，也有相关制度主动安排的一面。可以说戈德斯密斯开创了金融结构论的研究，但是其分析范式并没有考虑制度因素，因此与现代意义上的金融结构论有本质区别，但是其金融系统结构变迁的分析视角却和现代意义的金融结构论有着直接的联系。
戈德斯密斯所采用的衡量一国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是他以前的学者所不曾尝试过的，他的这一开创性研究奠定了后来比较金融学的基本特征。他探讨了金融资本配置绩效的影响因素。“一国的金融上层结构与其国民财富和收入的相对比例是否对经济的增长速度和特征产生一个可以测量的影响；金融上层结构在名义上和实际上究竟以怎样的速度和怎样的规则进行扩展；一国的投资资金有多少是通过发行金融工具而从外部筹得的，而不是通过来自投资者自己的储蓄或者通过诸如税收这样的非自愿转移而从内部筹得；存在着哪些种类的金融工具；在整个经济中，它们的相对重要性和渗透程度情况如何；金融机构的特征、经营方法、专业化和集中化程度及地理分布是什么；金融机构是私人所有和经营，还是由集体或政府所有和经营”，这些都是戈德斯密斯所谓的金融结构的指标，也就是量化金融制度的一些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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