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沙汀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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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汀文集.第七卷，文论试读：
第一辑
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
[1]去信L.S.先生：要这样冒昧地麻烦先生的心情，是抑制得很久的了，但像我们心目中的先生，大概不会淡漠一个热忱青年的请教的吧。这样几度地思量之后，终于唐突地向你表示我们在文艺上——尤其是短篇小说上的迟疑和犹豫了。我们曾手写了好几篇短篇小说，所采取的题材：一个是专就其熟悉的小资产阶级的青年，把那些在现时代所显现和潜伏的一般的弱点，用讽刺的艺术手腕表示出来；一个是专就其熟悉的下层人物——在现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外的下层人物，把那些在生活重压下强烈求生的欲望和朦胧反抗的冲动，刻画在创作里面，——不知这样内容的作品，究竟对现时代，有没有配说得上有贡献的意义？我们初则迟疑，继则提起笔又犹豫起来了。这须请先生给我们一个指示，因为我们不愿意在文艺上的努力，对于目前的时代，成为白费气力，毫无意义的。我们决定在这一个时代里，把我们的精力放在有意义的文艺上，借此表示我们应有的助力和贡献，并不是先生所说的那一辈略有小名，便去而之他的文人。因此，目前如果先生愿给我们以指示，这指示便会影响到我们终身的。虽然也曾看见过好些普罗作家的创作，但总不愿把一些虚构的人物使其翻一个身就革命起来，却喜欢捉几个熟悉的模特儿，真真实实地刻画出来——这脾气是否妥当，却又没有十分的把握了。所以三番五次的思维，只有冒昧地来唐突先生了。即祝近好！Ts—c.Y.及Y—f.T.上 十一月廿九日。回信Y及T先生：接到来信后，未及回答，就染了流行性感冒，头重眼肿，连一个字也不能写，近几天总算好起来了，这才来写回信。同在上海，而竟拖延到一个月，这是非常抱歉的。两位所问的，是写短篇小说的时候，取来应用的材料的问题。而作者所站的立场，如信上所写，则是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如果是战斗的无产者，只要所写的是可以成为艺术品的东西，那就无论他所描写的是什么事情，所使用的是什么材料，对于现代以及将来一定是有贡献的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作者本身便是一个战斗者。但两位都并非那一阶级，所以当动笔之先，就发生了来信所说似的疑问。我想，这对于目前的时代，还是有意义的，然而假使永是这样的脾气，却是不妥当的。别阶级的文艺作品，大抵和正在战斗的无产者不相干。小资产阶级如果其实并非与无产阶级一气，则其憎恶或讽刺同阶级，从无产者看来，恰如较有聪明才力的公子憎恨家里的没出息子弟一样，是一家子里面的事，无须管得，更说不到损益。例如法国的戈兼，痛恨资产阶级，而他本身还是一个道道地地资产阶级的作家。倘写下层人物（我以为他们是不会“在现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外”的）罢，所谓客观其实是楼上的冷眼，所谓同情也不过空虚的布施，于无产者并无补助。而且后来也很难言。例如也是法国人的波特莱尔，当巴黎公社初起时，他还很感激赞助，待到势力一大，觉得于自己的生活将要有害，就变成反动了。但就目前的中国而论，我以为所举的两种题材，却还有存在的意义。如第一种，非同阶级是不能深知的，加以袭击，撕其面具，当比不熟悉此中情形者更加有力。如第二种，则生活状态，当随时代而变更，后来的作者，也许不及看见，随时记载下来，至少也可以作这一时代的记录。所以对于现在以及将来，还是都有意义的。不过即使“熟悉”，却未必便是“正确”，取其有意义之点，指示出来，使那意义格外分明、扩大，那是正确的批评家的任务。因此我想，两位是可以各就自己现在能写的题材，动手来写的。不过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这样写去，到一个时候，我料想必将觉得写完，——虽然这样的题材的人物，即使几十年后，还有作为残滓而存留，但那时来加以描写刻画的，将是别一种作者，别一样看法了。然而两位都是向着前进的青年，又抱着对于时代有所助力和贡献的意志，那时也一定能逐渐克服自己的生活和意识，看见新路的。总之，我的意思是：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但也不可苟安于这一点，没有改革，以致沉没了自己——也就是消灭了对于时代的助力和贡献。此复，即颂近佳。L.S.启。十二月二十五日。（原载1932年1月5日《十字街头》第3期）[1]此信是沙汀、艾芜共同商量后，由艾芜执笔写的。最初发表时，从鲁迅的角度，标为“来信”。谈自己的创作
对于惯用当前的事件作题材，已经有人在表示不满了，并且还放出话来，大意是说，倘是这样下去，则所写作的东西，不但不能永久，还有早进坟墓的危险。不管这是一种威胁或劝告，但是不满意却非常明显。至于我自己，自然没有想到过坟墓，却也未曾考虑过我的作品能否传之永久。我的创作动机颇为简单。遇到一个事件，它打动我了，于是开始发掘这一事件的社会意义，把它作为我写作的材料，能否表示出我一点微弱的志趣，倘是可以，这就动手写作了。我的《战后》《有才叔》《野火》……便是在这种情形下产生的。或者，一种较为重大的社会事变窒息着我，使我感到大量的激动和不能自已，自要表示一点抗议或同情，我便在仅有的材料堆中，沙里淘金般地，寻觅适当的艺术形象，作为我写作的胎盘，同时，也就是作为发泄我的感情和意志的工具。这样作成的东西，则有《老人》《土饼》和《夫卒》。我的写作经过，就是这样的平常，而且俗气。不过每一篇东西，实在说，也想把它写得像样一点，即尽力使它接近艺术。所不同的，这动机不是来自“坟墓”或“永久”，而是企图自己的作品能有较大的社会效果。但我也并不固执这样的汲取题材是唯一的，而且才有意义，我一样尊重别样题材的作品，只要那作者的思想不和我的相反。并且我自己也曾经打算过，想把七八年来所体验到和观察到的智识份子的苦闷和狼狈，颓唐和堕落，作成一些同样也有意义的东西。或者拖转去，写那些我有着更熟知的生活历史的社会层。然而才能的短拙和生活的困窘先就检了我的胆，因为我觉得那些材料是需要一种较长的篇幅来叙述和描写的。自然，这里还有着一些特别的理由。比较主要的，就是我的性情容易激动，而且毕竟还是一个缺乏锻炼的青年人，要在目前的局面下心平气和，是颇为吃力的。然而这些话仅仅是想说明一点，我不是妄图为自己进行辩解，也没有将自己挤进一道“夹墙”的必要。因为即就这些已经写成的东西说，它们的缺点也很显然。我只描写了一件事，或一种社会现象的片断。而且最要紧的，是我还没有怎样努力发掘过那些在现象下面深藏着的可贵的矿苗，即那些组成“事件”和“现象”的主人公们的感情和思想，他们的苦恼、愿望和追求。我想这倒是值得我自己反省的。（原载1934年12月17日《清华周刊》第42卷第8期）《航线》前记
这里编集的十篇小说，都是曾经收在我第一本小说集里发表过的。也许是因为自己底性情富于保守的缘故，比起我近年的作品来，我对这几篇东西倒特别感觉亲切一些。我开始写作于一九三一年。在这以前的一两年间，我完全过的是灰色的堕落生活。我终天把自己关在闸北一间破后楼里，便是热天也不肯轻易出门一步，简直像耗子一样。这甚至养成我现在喜欢赤了脚搁在台子上呆想的习惯。但自然，和我的同辈青年人一样，我也有感愤，也不知高低地关心着我们这民族底悲苦的命数，可是却不知道应当怎样去干。那时候新的拼争正重新激发着我们，但同时也叫我们手足无措了。后来我试想从事创作。我觉得这在我的脾味适合一点。但还未动笔，怀疑来了。我不相信我会有这项才能。因为对于文学虽然从来就十分贪婪，但一向我是连信也懒得写的。当还在学校里的时期，每逢考试，我总临时向同学匀借笔墨。我和艾芜的偶然相遇救了我，我们互相壮着胆动手了。那时候是夏天，到了初冬，我们便各人寄了一两篇习作去向一位前辈请教。我们求他指示，是继续写下去呢，不然好另外打算门径。在当时这真像一种拿生命冒险的举动。但很快地，回信来了，说是可以写作，并赐给我们许多很可宝贵的意见。这事是将使我们永远怀着感激之念来记忆的。这本集子我在一年前就想校改重印。但几次的交涉，通都失败了。因此，末了，我在这里特别感谢巴金先生肯给我一个出版机会的好意。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校改讫记。（原载《航线》，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2月初版）这三年来我的创作活动
这三年来我的创作活动，若是把它的成绩拿来算回总账，那是十分可怜的。并且简直就用不着算，而总账云云，更是一种大胆可笑的夸张。因为迄至现在我才一共写成三四篇每篇不上一万字的短篇小说。虽然在朋友间我一向是以难产著名的，但一个企图以写作为终身事业的人，竟难产到如此地步，真也是一件不好受的事。聊以自慰的，是我还另外写了两本东西，两本似报告非报告的小书。一本叫《我所见之H将军》，在《星岛日报》发表的时候题目变成了《H将军在前线》。别一册也快陆续发表完了，总题目是：《敌后琐记》，是记录我在华北敌后一部分见闻的。在抗战以前，除开短篇小说，我很少写过别类性质的文章。这并不是我小视小说以外的形式的作品，只是自己深觉能力有限，先学习好文艺中的一种形式，然后再学习旁的吧；我常常这样提醒自己。我原是一个带点拘谨的人。但抗战引起我一种冒险的打算，我以为我应该暂时放下我的专业，不再斤斤计较一定的文学形式，而及时地来反映种种震撼人心的战争。我认为这是一个文艺工作者的责任。而在情绪方面更是一桩不能自已的事。所以“八一三”后，在离开上海那一段时间中，我总四处奔走着，渴望着到前线去。然而，如同其他许多抱着相同希望的朋友一样，我失败了。我们似乎只有被热情燃烧着，住在租界里倾听遥远的枪声的权利。我于是回到了四川，我梦想我的故乡也会有如火如荼的场面的，那么凭着我对它熟识，我会能够同它接近，而且了解它。我碰到了同样的失败，但却不像在上海一样，现实的四周都布置着铁丝网，使人无法和它接近。恰恰相反，在这里，生活之门是向我大开着，我可以较为自由地跨进去了。但我却没有寻觅到什么我梦想的新的东西。一切照旧。一切都暗淡无光。自然，从整个国家民族说，人民所渴望的神圣的战争，总算是揭幕了，所以虽然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各地有着差异，就在落后的四川，也不能说没有新的事物产生的。比如一些有关抗战的条文和命令，一些官家的或民众的组织。而许多人是顶着新头衔扰嚷了。但可怜得很，这些新的东西是底面不符的。表面上是为了抗战，而在实质上，它们的作用却不过是一种新的手段，或者是一批批新的供人们你争我夺的饭碗。所以人们自然也就依然按照各人原有的身份，是在狞笑着，呻吟着，制造着悲喜剧。于是我问我自己，这些东西应不应该写出来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的抗战，在其本质上无疑是一个民族自身的改造运动，它的最终目的是在创立一个适合人民居住的国家，若是本身不求进步，那不仅将失掉战争的最根本的意义，便单就把敌人从我们的国土上赶出去一事来说，也是不可能的，出乎情理以外的幻想。既然如此，那么将一切我所看见的新的和旧的痼疾，一切阻碍抗战，阻碍改革的不良现象指明出来，以期唤醒大家的注意，来一个清洁运动，在整个抗战文艺运动中，乃是一桩必要的事了。隐瞒和粉饰固然也是一种办法，可以让热情家顺顺当当高兴一通，但在结果上，却会引来更坏的收场。在这样的见解下，于是我写了《防空——在堪察加的一角》。并且计划在《堪察加小景》这个总标题下写作其他几个短篇：《气包大爷的救亡运动》《到西北去》《联保主任的消遣》《从军记》等等。《防空》的题材，它的人物和故事，可以说大部分是根据事实来的。为了这件事，我还得罪过两三个熟人，招来一些大不愉快的烦言。因为他们读到它，知道自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露面了。但我并不是想拿这件小事来说服读者，企图他们相信我的作品的真实。在概括的意义上，对于人物故事，一定的夸张和虚构我是作过来的。这篇东西的最引人触目的地方，也许就是那种不能抑制的显然的愤怒吧。这是我从前的作品里所没有过的情形。但当我在晋西北写作《联保主任的消遣》的时候，我已能控制着自己的感情，使我自己复归于冷静了。这第一，因为我已远离开我的题材所由直接产生的环境；其次那便是前线的情形着实和缓了我。我说我计划在“堪察加”这个标题下写下去，但在事实上，写成《防空》以后，我却逐渐动摇起来，怀疑起来了，我问我自己：这样做下去，在抗战期中，真是一桩必要的工作么？我怀疑我是在泄气，而泄气却是不应该的。所以我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当中，仅仅写了这样一篇东西。虽然教书生活给我的妨碍也不少，但这却并不是主要原因。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对于战争最前线的憧憬。加之，虽然我有时候是拘谨的，顽固的和保守的成分也并不少，而且，我的年龄，似乎也不是那种容易激动的年龄了，但在本质上，我却是易感的和浮动的。并且对于一种新的念头总又非常执拗，一定要纠缠下去，弄出一个结果才甘心。这是往往很苦恼我的。随后，由于种种偶然的机缘，我这多少带点浪漫成分的心愿，总算是实现了。我先后经历了晋西北和河北中部一带游击地区。但我开头的预计，是并不打算写报告一类作品的，并且不希望把我的行程延长得过于遥远。我不打算接触更多的生活，但我却愿意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看得更深一点，更久一点。与其广阔而浮面，倒不如狭小而深入。这是我的一点成见。我预想把我的行动限制在晋西北。我的工作的程序是先了解当地的一般的情况，战前的和战后的，然后在一个地方游击区里停留下来。为了容易认识它的一切细微的情节，它的所有组织成分的个别特征，它的单位不该庞大，一个连，顶大一个营就行了。不用说，在时间上我却该尽量长一点，至少生活半年。我深信我的计划是满适当的。在一切如愿以偿之后，我一定能够写出一点像样的小说。我是被一种孩子气的高兴激动着了。我就带着这点激动到了目的地，并且开始了我的初步工作。在半个月当中，我访问不少我所必得请教的人物：地方工作者，政治工作人员，游击队长等等，我所记录下来的电报式的文章一共有好几万字。我已经可以进行第二步工作了。但恰在这时候，那个在工作进行上给过我种种方便的H先生，他忽然那么热情地邀约我同他一道到河北去，这会完全改变我的计划，而且使我在当时辛苦搜集来的材料成为无用。这是一桩损失。但读者是看见过磁石的吧？我是仿佛铁末一样，被他的豪迈和热情吸引住了。纵是一个怎样持重的人，假使他真要劝诱你到天涯海角去，我当你也是不会有半点迟疑的。我不能拒绝他，于是我改变了我的全部计划。但我还没有完全放弃搜集小说材料的奇想，只不过把它放到第二位，而我主要的准备却在写一本伟大的农民领袖的书。这个人就正是H将军。就他的事绩和经历说，这是值得做的。但我的动机却大半发自他那光彩夺目的性格。我可以坦白地承认，我是完完全全被迷住了。虽然工作成绩很坏，离我的预期不及十之二三，但在材料的搜集和记录上，我确曾费过一番力气的。在那并不算短的五六个月中，只要我们能有机会见面接谈，我总当场摘录若干认为必要的要点，一个细微的动作，一句情绪饱满的断句，一段经历的大意；然后在分手后根据概要如实地写下我的印象。有时虽在连续的行军之后，我也不让我的工作延缓，或者中断。在观察和搜集别种材料的时候，我也采取着同样的方法。我的《敌后琐记》便是如此产生的。自然，这种态度也许会引起非笑吧？而实际却也是我曾经遭受过的。因为一提起观察和搜集材料，总有人（多半是灵感家和经验主义者）以为不大光彩，似乎是件丢脸的事。而他们的全部创作理论则只有这点：去体验生活呀，同生活打成一片呀！如此等等……这些意见自然谁也无法反对，但我们却不能像教条一样把它简单化；虽然这样可以少费一点脑力。因为就经验讲，一个作家的灵感是太有限了，而我们的脑筋也绝非一个其大无外的仓库。根据脑力所能保留的印象，那自然可以写出一些东西，而这是很不准确，而且极有限的。并且这样可以称写作叫事业么？总之，这种类于自然发生的才子派头，我是不赞成的，甚至我以为有目的地进入一种陌生的生活，倒反而是创作界在抗战中的一大进步。至于说到观察，这又有什么可非议的呢？除非我们真把这两个字恶意地解释成为一种冷然的无动于衷的客观。观察的错处在哪里？难道我们应该昏天黑地地活下去么？但这些都是闲话，现在我要说明的，若是没有那些将近二十万字的记录，我的成绩将会更加可怜，和更加不足道。在写作经过上，这两本小书，《我所见之H将军》和《敌后琐记》，前者比后者花去我更多时间和精力。因为，虽然在记录材料时候已经经过一次慎重的选择了，我还不能不为着许多缘故重新加以择别，删去数量不少的篇幅。而形式方面，更是一件大费斟酌的事；我应该极力避免自己以及别人置身其间，但却又得使它不致呆板单调。所以现在还不放心读者对它的感觉如何。《敌后琐记》我原定写十八个至二十个题目，但才写了十二篇，我却没有勇气再写了。这除了旁的工作计划牵引着我而外，还有一点，我觉得值得在这里提提。我觉得，关于报告一类的文章，应该趁着印象新鲜的时候动笔，拖得太久，便很容易失掉写作的兴会；而这又是工作时所必需的，虽然并不是主要的。在材料的处理方面，我的企图很简单。我觉得我应该把注意力搁在一般情况的概括上，而若干小的事件或小的故事，则不过是担负一种例证的责任。我觉得这比单独的报道事件合适一些，因为读者也许容易得到一个综合的印象和明确的判断。而在文字方面，则尽量求其单纯明白，不过分看重雕琢。这样写出来难免不艺术，但我原意就在报道若干事实而已。我说过我同时并未放弃写作小说的计划，我搜集的材料也不少，有二十多万字，但我却至今没有一个计划，打算根据这些材料写作一个短篇创作。这原因，第一，行军作战的时候是太多了，流动性过于大；其次，我所醉心的题材是农民，但我接触着的却是部队；第三，我一直保持着客人身份，和上层接触的机会多于士兵。然而就关于创作的理解，重要的原因却还在这里：虽然我看见了一些敌后的新的情况，接触了一些已经有着新的观念和新的感情的人民，并且得到了一般的概念，然而他们原来怎样？其间经历过如何的过程？这一切我都不很清楚，因而，我总觉得我对他们是相当陌生的，不能更深地去了解他们。这和我六七年来创造观念的变化也有关系，因为单用一些情节，一个故事来表现一种观念，一种题旨的方法，我感到是不够了。此外，战斗三年来，我在作品中对于乡土气氛的看重，也是阻碍我勇敢地拿敌后的材料来创作的原因之一。我以为这是我们创作界近十年来的一点显著的成就和倾向。虽然有人过激地认为它在把我们的文艺往风志的地位上拖，然而，在我，我却感觉到它的束缚了。正如少数人的过分一样，我的根据也许来自一种错觉，来自那种因为不能利用我所搜集的材料所引起的不安的心情。但这个问题我认为是值得提出来商讨的。如过去好几年间的情形一样，战后我所写的三四个短篇，背景仍旧是四川，是我的家乡。而《联保主任的消遣》，还是在晋西北前线写的。我之所以重提出这一点来，因为我以为它可以看作我在上面所说的情况之一旁证。在一般认为充满了朴素而实际上也正如此的前线，却来描写后方，这还不值得我反省吗？我已经写成的几个短篇，在性质上通是暴露的和讽刺的，并且我很安心我这样做，不复有从前那种不安和动摇了，以为这是泄气。因为抗战的信心已经普遍于全民，而自身的改造更是一致所渴求的，所以我们正用不着吓怕，用不着自己向自己的嘴上贴上封条；虽然这可以减少若干嫉视和种种不必要的烦言，但为了民族国家的福利，我们是用不着打算个人利害的。当然，我也考虑到，我这样写下去，是否会陷入旧的现实主义的狭路，只有批判，而不加一点什么新的东西？关于这一点我的意见是这样的：创作上的方法，是因描写的对象而异的，因人而异的。它是否正当，我们应当从具体的作品，和具体的民族需要入手，而不该固执一种一定的尺度。我常常想，我们的社会发展是太不平衡了。它的趋向虽然一致，但工作却是多方面的。并且我以为，现实主义的所谓跨过现实一步，并且给予新的成分，这不仅限于肯定的一面，在否定的一面，也可作如是观的。不然，这个现实主义将是一般的现实主义，而非立脚于中国目前现实情况上的一种适当的创作方针，这是值得我们考虑，但，就此带住吧，主编者要我写的是“自我批判”，我倒像在辩护了。然而，一个作者倘使没有一种对于现实和创作的一定的理解，而且对这些理解发生自信，他是无法写下去的，所以我的放肆，也算是十分自然的事吧。十二月十号（原载1941年1月1日《抗战文艺》第7卷第1期）《随军散记》前记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中旬，因为鲁迅艺术学院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学习，我便也借着这机会，随同贺龙将军到了晋西北的岚县。一月以后，又跟着他移防冀中平原，直到一九三九年四月底才分手。从由延安首途的日子计算起，同他一道生活的时间约有六个月左右。而这本书里面所写的，也就是将在那一段时间当中，我可以保留下来的关于他的若干方面的材料，加以整理、剪裁，并又重新复写一次而成的东西。但是虽然如此，在当初我是并没有明确的计划的，不过有时以为，他的某些言谈、行动，足以帮助我们认识他的为人，就随手记录下来。事前更未告诉过他，所以有些他的意见，可以算是完全的私人谈话，没有料到会发表的。有了上面的原因，加之由于不断的行军作战，记录的时间每每不是在敌我的大炮声中，便是在夜行军之后，或者是长谈后的深夜，因此写的人虽欲力求真实，万一的错误恐怕是难免的。而这种错误不用说也该由我负责。末了，我要在这里感谢同贺龙将军共同生活了十年，工作了十年的K先生。因为在平日的闲谈中，他都不自觉地提供了好多很可宝贵的意见，使我在理解他的伙伴时能够有所凭借，因而有了写出这本书来的勇气。一九四〇年三月在重庆（原载《随军散记》，知识出版社1940年11月初版）[1]关于《淘金记》的通信
×兄：信收到了。因为我已离开故乡，几经转递才得到手，所以迟未作复。当你接到这封信时，恐怕你已经早到重庆了。但聚首之约，恐不可能。你说，也许我的心情和你不同。你是错了！自然，我没有你所经历的变动巨大，但一年多来，我的生活也并不安静呢！我曾经碰到过穷困，谣言，诬陷……而且现在也还在缠着我不放松。不过既已离开故乡，这后两项或者是减轻了。至低限度，对我不会再有怎样了不起的实效了。理由很简单，在这生疏的异地，除了居停主人，不会有谁知道我就是沙汀，更不会知道我曾经到过华北，而且私人的嫌怨是没有了。想起来真有点令人忍俊不禁。本在得个安静，反倒钻进麻烦里来了。当去春离开重庆时，我原是这样想的：我是一个写文章的，但我的呼号能生效吗？这显然不可能，我人微言轻。那么闷声不响吧！然而，肚子里就像在打川北锣鼓一样，实在嘈杂得很。所以，最后决定暂时腌之故乡，不问世事，这不是说气话，我回家以后的生活，确实是做到了这一点的。我不上街，不坐茶馆，简直连报也少看了。我把我自己埋葬在做奶母、火头军，以及种种家庭杂役当中。因为积习难移，因为许多朋友的期望，一面我也准备动手写我的长篇。然而，就在这中间，谣言来了。而且一位先生公然跑来要我如何如何，不过不是直接说的，否则我已经向他起诉了。因为我就是我，一个正牌子中国人：我以往没有过自觉失悔的行为，现在没有，将来也一定没有，如果还有法律保障，他就犯了诬陷和诋毁的罪。……然而就这样扎板吧，不然，也许就要说得更失格了。但我还要说点。就是每每有一两个亲友，当他们高高兴兴，跑来告诉我那些关于优待文化人的种种消息，以图减轻我的亲属们的担心的时候，我才情不自禁地苦笑起来，而且随即被迷惑所包围。我想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他们也关心到一个作家在小城市里所过的生活么？简直连小偷也不如呢！但是，真的就此带住吧，再说下去太扫兴了。我要另外告诉你一点消息，也正是你在香港时所盼望过的，我的长篇只剩下一个尾巴了。它本该早写好的。但是上面所说的种种优待，它带给我的烦扰是太多了，我自己本能自持，我自信我正派规矩，连试一试违警律的想望也没有的。但是一有警报，我的家属总是那么惊心动魄地包围着我，迫我躲闪一下，使我浪费去不少时间。不过我之这样自信，说我早就能写好它，你是会怀疑的吧？因为和别的朋友一样，你知道我的生产量是很低的。但我并没有说谎。我对我所要写的题材太熟悉了，太热爱了，凭着这点，我的写作速度可以在以往之上。而事实上我也是写得极迅速的。只要心里平静，生活无扰，我每一下笔，总要两三千字才肯罢手。有时我一天写过六七千字。这在旁人也许值不得说，但在我，要是你在面前，我可要强迫你打点老酒来庆祝我了。因为这样的速度于我实在意外。此次，还有一个使我写得比往常较快的原因，是我构思和酝酿的时间较长。从上海回川不久我就想到了这个主题。我看见一批士绅，他们的确被抗战弄兴奋了，但是他们落下来的地方却不再是抗战，不是怎样为祖国效劳，倒在如何谋利。因为金价随涨，他们终于买了吸水机来，跑进山沟里淘金去了，就连一两个有着正当职业的青年，也都立刻收旗卷伞地参加进去。于是我想：抗战在后方把人们的私欲，更扇旺了。但是当时还觉得我的概括过于胆大，所以，虽然以后的一两年间，我也常想写点什么东西，始终没有放下决心。随后我到前线去了，但我转来的时候，我的信念变坚决了。我所看见的并不是一时一地的偶然现象，它们已经普遍起来，深刻起来。自然，那些有着自私自利的条件的人们，他们并不每个人都在做黄金的好梦，而且因金价受着限制，淘金已经是没有出息的事了。然而，其为贪婪，岂不是一个样么？总之，在一些新的刺激下面，我开始正经构思我的《淘金记》了。但我没有让那一批首先引起我注意的士绅登场，他们表演的机会还很多。我另外挑选了一批角色，故事也有着很多更动，而且为了情节的紧凑、单纯和明了，我把原想插进去的金厂工人的生活割掉了。我只集中在这一点写：为了满足随涨的私欲，在一批恶棍中展开着怎样一种斗争。我把故事的葛藤安置在一种三角关系上。一方面是占有实力的一派，其中包含着一个没落的乡绅，一个除了注意自己的利益，其余的时间便打瞌睡的肥胖的富室，一个粗鲁天真的袍哥大爷；另一方面则是一个失势的恶棍，以及其他几个不关紧要的角色。这后一批人是只占着陪衬地位，但不管如何，金子是金子，他们也在之间斗争着，牵制着了。这两派共同争夺的对象是筲箕背，一个从前产金极旺的地方。但它却为一个富孀所有，而且那里有着她的祖茔，那种一般人视为发家的祖茔，若是伤了风水，全家就会遭灾！所以她自然不肯让人动手，她抗争了。但她是有着弱点的，她烧烟，她的儿子也是一个年轻的瘾民。此外她还同着她的侄儿，一个落难公子有着遗产的纠葛。因此，借着外力的帮助第一次她虽然胜利了，但在无尽的摆布当中，她却终于上了圈套。最后胜利在实力派一方面，但也一下就烟消了。因为刚刚迈上得意的途径，粮食价随涨了，而金价上涨的速率却又不能比例地迎头赶上。结果是夭折了。那个占着重要地位，诨号白酱丹的没落绅士，他是主张干下去的，但是他的同党却不肯拿出钱来，他们把资本活动转向别的生意去了，因为在目前，没有百分之百的利益的生意是没人做的。故事的梗概大略如此。它发生的地点在一个僻小的乡镇。时间只有半年左右，但因其间过了一个热闹的旧历新年，它却跨着两个年头，廿八年和廿九年。还有一些情节，原也很想提一提的，但我怕这样一来，将来出版你就更懒得看了。所以我又只好刹住，让你将来慢慢瞧吧！我现在写成的约有十三万字，再有一万多字，便可了清这笔账了。但全部的修改至少还得三个礼拜，过于毛糙是不行的。若是一时弄不到出版的地方，家里又不来信催办，时间或者更要长些。而这也正是我所求之不得的。因为总有一点小小经历，一写成便发表，错误一定很多。在我们分手后的一年多当中，除开这部长篇而外我还写了五六万字的短篇。比起以往，我也算相当写得多了。此后也许可能保持这个产量，因为现在没有人知道我就是沙汀了，也不知道我去过前线，再没有麻烦打了。然而，我不是预言家，未来的事，谁个又晓得呢？倘是真能未卜先知，我就不该朝故乡跑了，而且一定劝住你不去香港。然而，我们终于还能自自由由地通信，也该算得是幸事吧？沙汀 五月十八日（原载1942年6月30日《文坛》第5期）[1]这封信是写给以群同志的，最初在《文坛》上发表时，编者所加的题目为《沙汀的近况及其新作〈淘金记〉的内容》。《闯关》题记
一九四一年春天，我抱着一种可笑的梦想回故乡去。我希望用一年的时间来整理一个零落殆尽的产业，然后开始一种惬惬意意的生活：拿半年治家游猎，半年读书写作。但是，这梦想正唯其是那么美丽，同时又很可笑，所以，很快便为现实所粉碎了。次年春天，因为一点不轻不重的时症，我就又不能不乘机远离开故乡，而且过着一种比较以往一年更为合格的蛰居生活。这样的生活，到现在又快要一年了。其间我几乎从未跨出过居停主人的大门一步。而我所常活动的地盘，却只有那么一块约略三丈见方的天井。这自然太闷气，但在这个年头，谁又不闷气呢！然而，受着限制的只有我的身体，我的心思所能活动的范围，有时却是极广大的。每当我负手独行，偶一瞭望那有限的天宇的时候，我总情不自禁地缅想一回那广袤浩瀚的河北平原，那些任性的驰骋，和那些有声有色的生活片断：于是我决意写出这本小书。现在，经过一个月的时间，我总算写出来了。因为书中主要人物之一是个智识份子，又因为有的人知道我去过华北，问世以后，也许有人会做索隐的吧。然而，左嘉却不是我，我是从不戴眼镜的！也非那位曾经和我同道，最近传闻做了新郎的近视眼朋友，因为他所骑的并非那头青马，它倒是我骑的！……然而，尽夹缠些废话做什么呢？一个人写本书，倘自问其动机尚非出于谋生，也还慎重其事地尽了番力，这就够了！何况这是小说。但我还得赶快申明一句，书中所有的地名，不是来自挪借，便是来自仿造，几乎无一与事实相符，希望种种超老实人不要误会。最后，作者谨将此书献呈白求恩医生（DR.Norman Bethune）之灵，为了他那伟大的怀抱，和他的工作热忱所曾赍给我的永远难忘的感动。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五日写完记（原载《闯关》，新群出版社1946年8月沪初版）《困兽记》题记
××先生：三四年来，台端和我打了不少麻烦，几乎使我完全失掉了家庭之乐，成了独夫。但也正因为没有孩子们搅扰，更不必曲尽丈夫之谊，我倒反而写了很多东西，结果名利双收！这是先生没料到的。兹当远别，其于台端无意帮撑之处，特函驰谢。民国三十一年十月，当我在一个紧张局面下，写好中篇《闯关》以后，因为一时的高兴，我计划在往后两年间再写两部长篇：一部《困兽记》，一部《还乡记》；然后潇潇洒洒，离开故乡更远一些，停下来喘口气。而上面的那封短简，也是我当时想好了的，准备将来远走高飞时，分别抄寄几位要人。至于所谓“名利双收”，“很多东西”，那是说起来气人的，不必讲，全与事实不符。现在，再差三四个月就两年了，离开故乡确乎也更远了，那封信自然是始终未寄，计划中的两篇小说，可也只写成一部！其余一部，什么时候能够动笔，不仅毫无把握，便连想要写出它来的意思，也很淡了。然而，若果不是那个无意的帮撑，突然又紧了一回，就连这本东西，恐怕也无法写起罢，这倒还差堪自慰。在民国三十二年一月，约当于三十一年农历十二月中旬，因为很久没同家人见面，摆子也发过了，我便回到我的妻兄家里面去。我的妻小借住在那里，我准备团团圆圆吃一顿年饭，然后再溜开，把自己重新禁闭起来。然而，就在除夕前一礼拜，摆子复发，我又不能不走了。而且，这回的情势还比以往可虑，因为当我回到寄居的乡下的时候，我的居停主人也早认为我有迁居的必要，并已为我交涉好了地方，只是行动不便，要等翌晨一早才能出发。因为要通过一个吵闹的市镇，鸡还没叫头道，我便被喊醒了。等到走了七八里路，进入荒寒的山地的时候，天才大亮。那些山是那样的庞大，荒凉，好几里路找不到人烟。出产只有玉麦山芋。这几年来，若果说我也曾经有过情绪低落的时会，这一次我心里的确有一点不好受。居住区要好些，因为看见了树木和耕地了。那是一条约有三四里长的山沟，分做三段，上沟，中沟，下沟，一共只有五六十户人家。全是贫苦的半自耕农，若不打柴打猎，没有一家人过得了的。此外，就是到附近林莽地带开辟火地，因为熟地是太少了，又很贫瘠。据我估计，平均每家人至多七八亩地。所有的住屋就缀在山峡两面的腹部，山脚边是耕地，顶上一层，大半用来铲草，以作肥料。当时正是利用农闲，准备铲草烧灰的时候，锄口触着岩石的铿铿的声音，听了不觉感到寂寞，逢到下雨，这种单调刺耳的声音是没有了，但是野兽的嗥叫却更难以忍受。特别是黄麂子，常常在雨雾濛濛的荒山上跑来跑去嗥叫，那么执拗，凄厉！使人想起传说中沉冤莫白的怨鬼。这沟里很少有瓦屋的，但是全部绕着一道半人高矮，岩石砌成的围墙，以防夜间野猪饿狼的侵袭。大家都很知道，中国旧式茅屋是没有窗子的，这在庄稼人还好点，他们整天是在田野间劳动的，对于一个室内工作的人，就难受了。何况我所住的一间屋子，是临时空出的，里面塞满了破烂的家具，缺盐的酸菜罐子的臭气令人欲呕，而最要紧的还是无法写字！可是天无绝人之路，我也情急智生，终于想到了一个改善办法。我忽然注意到墙壁一面的上段是破晒席夹成的，于是兴高采烈，跑去向房东交涉去了，接着就带回一把剪刀，在晒席上开了一个约有一两尺长，尺来把宽的窗子。我得到了光亮，而且恰恰落在一只三条腿的米柜子上！这自然说不上明窗净几，但我希望一切和我一般懒散，惯把工作热忱同兴趣相混的朋友都来过过这种生活，因为它会迫使你变得很勤谨的。我的《困兽记》，便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写起来的；但是，才写好十五章，约当全书五分之三，我的妻子女儿，忽然都病倒了。女儿是麻疹，老不现点，也不退热。妻子周身疼痛，起不了床。为了便于照料，我就只好搬家，在她们附近乡间蛰居下来。这整整耽搁了我一个月时间，而且，等她们痊可以后，我更碰见了两件极不愉快的事：《闯关》忽又遭遇了难关；另一个短篇集，忽又出不了世。毫无问题的都成了问题，我的笔太没用了，就搁了半年多。我之能于勉力续成，主要的自然由于积习难移，一方面也由于朋友的鼓励，使我不好意思做个逃兵。我写这部小说的动机，还在五年以前就有过了，那时候我正由前线回来，一般乡村小学校的沉闷、厌倦，很使我吃一惊，不仅比不上七七以后，便连武汉会战时期的蓬勃活跃也相差很远的。然而，因为物价的不断高涨，某些条件的每况愈下，一年以后，当我再走向内地的时候，情形就更坏了。有的在生活的高压下，有的和粉笔绝了缘，一般勉强挺得住的，也都闷气重重，把自己的职业看作一种无可奈何的苦役。此后一两年间，我对他们的情形知道得更多了，其时，我的一个平平稳稳教了十几年书的亲眷，恰巧发生了一桩不幸的恋爱故事，好几个人弄得来濒于毁灭。于是，我就在这个强烈的激动下获致了《困兽记》的整个概念。但自然，因为人物有着改动，我所写出来的结果，同实际相差得很远的，同时我更另外穿插了两个人，一个勇敢的出去了，一个则一直勤勤恳恳地固守着岗位。若果说一篇作品须得向读者指明一条道路，这点穿插，也许可能担当点这项任务罢。然而，这在讽刺暴露的作品里却不必一定有的，因为作者所能引起的愤怒，以及嘲笑，便相当于别样作品里的对于所谓出路的暗示。他叫你恨他所曾表现的一切。更从而消灭它，这还不很够么？因此关于这个问题，我很同意一位朋友对于《淘金记》的极为通达的意见。在全书中关于物质生活的困顿情节，我有意写得很少。这是跟我对于题材的理解来的，因为从我看来，小学教师的待遇，自然是该提高，但主要的却还在别方面。战争激起了他们更多的力量，单调枯燥、成效缓慢的教书生活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然而，他们却又别无可为，于是一切烦恼，也就随之而滋生了。而生计问题，以及种种反乎抗战的社会现象更加加重了他们的苦闷。上面所说的两个陪衬人物，我着重在牛祚。若果读者喜欢他的言谈风度，敬重他的真实坚韧的性格，那便使我感到无上的高兴。这种人在农村社会里是很多的，他们的时代似已过去，然而，在他们的不忮不求，无怨无艾，切切实实致力于一种平凡寂寞的工作这一点上，他们却无疑保存了不少中国智识份子的传统美德。然而田畴也并非坏人，害了他的是他的出身，他的性格和他的环境，而以他的精力之旺，他只在爱情上覆败了许是一桩幸事！读者若果读过我近几年来的短篇，或者是《淘金记》，也许会多少感觉没变样罢，然而，正如我写《闯关》一样，我的本意原不在改变作风，或者因为有人不满意于讽刺暴露的作品。中国若果不言改革便了。若果确乎需要更新，而文艺又足为一助，我相信讽刺暴露，是不会就在怨下短命的。至于风格，则是由题材，和作者对于题材的理解来的，并非一个独来独往的英雄……然而，就这样带住吧，因为若果我真爱牛祚这个人，我是该少讲点废话的。何况，现在来写这篇后记，便已经犯了戒了，倒是不声不响出本书合宜得多。（原载《困兽记》，新地出版社1945年5月初版）《困兽记》新版题记
最近新群出版社来信说，《困兽记》就快要卖完了，书店准备再版，希望我能写点序跋之类的文章。其初，我觉得无话可说，因为早在川西解放以前，我就这么样想：一切都得从新做起，以往写的东西，把它们全部当成习作看吧！但是来信又这样向我提示，“可以说明一下这本书在反动统治时期所遭的不幸。”而这么一来，我又忽然觉得有题目可写了。这本书的渝版，于一九四五年出版，当时渥丹先生曾经在《新华日报》发表过一篇批评。内容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作者对我的鼓励多于指责。这自然不能说是不幸。但是到了一九四六年，成都一个文艺刊物却对这本书大张挞伐。因为据朋友告诉我，作者态度的恶劣，自来文坛上很少有；可惜我至今未曾看过原文。这自然也不能算是什么不幸。因为我一向就爱向朋友们说笑，文坛一如战场，挂花带彩是免不掉的。然而，就在同年冬天，大约和那个刊物的编者向国民党反动派表示自新的时间前后相差不远，这本书在上海被禁了。而在次年春初，四川伪十三区专员，通过两重关系，由一位亲故写信给我，说是《困兽记》颇有反动嫌疑，我该到绵阳去一趟；意在要我跟同那位编者一样的“更前进”。然而，认真说这也不能算是什么不幸，一切我都以为来得非常自然。正同那位专员本人，在该区人民的控诉下，现在不能不每天搬运火砖，以求赎罪一样。如此说来，有人会以为我太调皮吧？也许是的，因为一个人既然是自由了，有时总难免不高兴得调点皮的。而我近来的心情确也异常愉快。我为什么不愉快呢？反动派倒台了，从此我可以自自由由走向群众，同他们在思想感情上打成一片；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从此有了政治上的直接领导，这就保证了我会更有效地用创作为人民大众服务。所以末了，我在这里要向读者预约，万一将来我有机会处置同类的主题、同类的题材的时候，成绩一定要比这本书强得多。一九五〇年四月于成都（原载《困兽记》，新群出版社1950年8月沪三版）感谢
在茅盾先生五十寿辰的今天，我不打算提到他在创作上和他在中国文艺运动上种种辉煌的业绩，因为我所想到的是先生同我个人之间的一两件小事，而且先生还在精进不已，并未局限于以往二三十年已有的成就，然只须读一读先生战后写作的《霜叶红于二月花》的上卷，便会相信我没有胡说。在同盟的文友当中，我想大部分人，是不会否认在中国文艺运动上发生过深长影响的两大杂志，即《小说月报》和《创造月刊》的作者之功的吧。我初期同文艺发生关系的媒介，就正是《小说月报》，那时候茅盾先生的主要工作是批评介绍，我至今还记得一篇连载文章的大意，是研究怎样写小说的。但印象较深的是他翻译的一批北欧作家的短篇，后来这些小说都收集在《雪人》里面，有几篇还记忆犹新。但是先生对我影响最大，和最显著的一件小事，却发生在我开始学习写作的时候。这件事，在当时先生也许并未如何注意，甚至已经记不得了，但我却很难忘记掉。因为他曾经帮助我克服创作上的危机。时候是一九三一年夏天。完全出乎意外，我也决心把文艺当作我的终身事业干了，于是我寄了三篇小说给《文学月报》。半个月以后，编者答应把《码头上》一篇先刊出来，而且给我看了一方土纸上茅盾先生随意写下的几句评语。大意是说，东西还写得可以，只是他不怎么喜欢那种印象式的写法。当时编者很替我高兴，我自己更高兴得了不得，因而我们都只重视先生的奖掖，忽略了他的微辞。总之，我是被偶然的成功眩惑了，以为自己已经站稳了第一步。不久，我的第一个短篇集出版了。当年的文艺年鉴选了一篇，大加揄扬，若干相识的朋友也非常称赞我，然而，不到一年，也许我在周围响着的喝彩声中逐渐地清醒了，我忽然得到一个反省：茅盾先生说他不喜欢我的印象式的写法，为什么一般人反说它正是我的特点，如何的新，如何的了不得呢？接着，我更考虑到创作上若干基本问题，于是我丧气了，觉得自己该重新来过。而《老人》《丁跛公》这几篇东西，正是我改换作风的起点，有一位批评家曾经提到这个，我认为他的话是不错的，算是搔到了痒处。这不是说在先生的启示下，在我改过作风以后，我已经有了怎样了不得的成就，我还没有如此狂妄，但我认为，那时以后，我所走的路子才是常路，同时更认清了先生的诱导之功。因为他既不抹杀不合自己口气的东西，视同狗屁，但也并不闭起眼睛吹。要向先生上寿，话原是很多的，但我现在只能写出这一点感谢之词，以代祝贺。一九四五年六月（原载1945年10月1日《文哨》第1卷第3期）《兽道》题记
这里的十二篇小说，是从四个短篇集选出来的：《航线》《土饼》《苦难》和《祖父的故事》。前三种在文化生活社出版，上海陷落，纸型来不及运出，随后书店又遭敌人查抄一次，下落也就更加渺茫。后一种由郑振铎先生编入文学研究会一套丛刊里面，由商务印行，因为战事关系，至今不曾得到一点消息。这四本集子，共有小说四十篇，我在上海期间所写的东西，大体尽于此了。现在选出这十二篇来，虽然多少有点敝帚自珍的意思，但这并非我的选集，目的倒在：第一，保存一部分材料免致失散；其次，我相信少数并无成见，真情实意喜欢我的作品的读者，或许还需要翻翻它们。我说不是选集，这也并非自谦，因为无论如何，我现在还没到要出一本选集的时候。而这个的不妥当，正如朋友们半开玩笑，亲封我为幽默作家、讽刺作家时所常感觉到的不妥当一样。老实讲吧，虽然才能天分都很有限，当一想到若干成绩斐然的师友，都还在努力精进的时候，我也实在羞于故步自封，站下来不走了。我初学写小说，是一九三零年，这里面写作时间最迟的一篇东西，是一九三六年六月，因此这也不能说是选集。同时，也没有将战前的创作活动作一结束的意思，因为一般地说来，我并不觉得我在题材上，见解上，战前战后有着怎样的差异。如果强要说它们也有不同的地方，这个不同，也只表面的不同而已。然而，如果挪通回顾一下我短短的创作历程，要找出一个差异来，也不是很难的。大体说来，《航线》《土饼》以后所写的作品，较为合乎我的理想，写的时候也痛快省力。因为它们都是我所熟知的题材的缘故。而《航线》《土饼》当中的大部分作品，则多是凭一时的印像，以及若干报纸通信拼制成的。正唯其如此，写起来吃力不必说了，最主要的，是颇难于写出一个压秤的人物。因此，便在这一本材料有限的集子当中，读者也不难看出，编在最末的各篇，所有的故事、人物、背景，都已经取材于四川了。而且，一部份着重在写人物。这个改变，在我是颇为有意义的，而促成这个改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我一九三五年回过一次故乡，重新接触到了生活。由此也更可见生活知识之于我辈的重要。我常常这样想，技巧诚然是了不得，它可能帮助你准确适当地处置你的材料；在摄取材料的时候，它能给你的方便也不会少；可是，结果和生活脱了节，你就只有架空，至少，你会觉得事倍功半。但自然，思想，是更重要，不过思想也必须以生活作养料，它才不致枯死，不致仅仅教会你装腔作势。因为收在这里的全是战前的作品，读者也许以为它们和现实无关了吧？这是对的，若果你把现实同新闻看成了同义语；而现实一语若果别有解释，那么，至少至少，这里所表现的，正和目前的情形有着颇深的血缘关系。举例来说：那位烹调专家，已经绝迹仕途了么？没有！说不定经过训练、挑选，已经正式当了县长，喉咙也变得更粗了！丁乡约也一定另外顶了个头衔，正跛着条腿，挨家挨户催收粮谷，并热衷于种种新政。而那个软弱的智识份子，更不见得会对老婆的妊娠泰然处之！最后，我还要放一大炮，我所写的若果真已和现实无关，抗战早胜利了！编校既讫，信笔写此题记。一九四四，十一月卅日，于敌人西进声中。（原载《兽道》，群益出版社1946年4月初版）纪念鲁迅先生，检查创作思想
二十年前，我同艾芜一道住在上海闸北荣桂路一座小弄堂里，准备使用小说这一文学形式，对祖国，对广大劳动人民的革命事业尽一点力。但不久我们就感觉怀疑了，不敢肯定：我们所能选择的题材是否能够达到这个目的？那时候我们已经知道鲁迅先生就住在横浜路景云里，离我们很近，而且深信他的指示将在我们的创作道路上发生重大作用，但是我们好多次打不起勇气去向先生请教。然而，我们终于写了封信，向先生请教了。回信是周建人先生送来的，现在在《二心集》里还可以找到。接着我们又请他看过两篇小说，可惜回信早已经遗失了。二十年了！这不是个短时间。因为几乎只写小说，单是短篇，好好坏坏我也写了七十篇了，但在这将近二十年的创作经历当中，我是否一切都做得无愧于作一个文学事业上鲁迅先生的学生？在先生逝世十五周年的今天，特别因为解放以来，我一直都在作着新的努力，企图自己能够赶上伟大时代所要求于我们的创作思想水平，我认为我应该对自己以往的创作作一番检查。记得鲁迅先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人把自己抬得比真价值高，或者是压得低，都是不对的。因而我要直说，在我的创作经历中，我是一直记得我是为什么而写作的，在构思任何一篇小说时，从来没有忘记考虑：这篇东西对人民革命事业是否有利？它将在现实生活中发生怎样一种作用？因为这是一个关键问题，也是鲁迅先生在文学事业上所再三昭示我们的。但是考虑了某个问题，并不等于实际上圆满解决了某个问题，而我的思想认识往往使我在解决好些问题时受到不少限制。现在我只准备从几个大段落谈一谈，同时也可算是我学习《实践论》时所作检讨的一个补充。我最初一个时期的作品，可以拿《航线》作代表，并包含《土饼》里面的一部分短篇。我写这些作品的主要企图是：通过它们来反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社会动态。因为题材比较新，在手法上又受到苏联十月革命后某些作家的影响，当时相当引起注意。但是，因为偶然看见茅盾先生写的一张纸条，我逐渐感觉这样写下去不行了。因为我所写出的只是一些点点斑斑的浮面现象，它还缺少一件主要东西：人物。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发生呢？很显然的：我同当时的革命实际还有不小距离。既不熟悉革命，写出来的东西当然肤浅。而唯一的办法就是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不幸我并没有这样做，甚至没有认真作过考虑，而我很快就只苦心焦思于怎样在我的创作中塑造几个比较结实的人物，这种想法使我慢慢避开了最重要最中心的主题，把笔锋移向我所熟悉的农村封建统治阶级方面去了，因为他们眨眨眼睛我都似乎可以猜透他们的意图。从短篇集《苦难》起，一直到我写出长篇《淘金记》止，差不多十年中间，我的绝大部分作品，都不出乎这一个主题思想：暴露农村中的封建统治罪恶。而奇怪的是：我的《消遣》，竟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晋西北游击区的岚县写的。不用说得，我之能于这样深信不疑地写下去，因为我在这方面得到了一定的成功，而一种自满情绪把自己弄昏了。同时也可看出，尽管处理具体题材时我的态度是认真的，但在总结创作思想上却又何等马虎。我说到《淘金记》为止，因为《淘金记》出版后引起的一些批评使我有机会清醒了一下自己的头脑。关于这本书的批评很有几篇，其中一种指责我爱憎不够分明；而我曾经在口头上作过如下反驳：何寡母白酱丹同是一丘之貉，我应该同情谁？我认为我是有理由的，但我同时深自反省：为什么我不把斗争放在何寡母辈和农民群众之间来进行呢？其时我又正读过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于是我接着加紧进行长篇《还乡记》的构思。一个人肯反省总不错的，《还乡记》写成后我觉得自己有了一点进步。因为这里不仅写出了农民群众对恶霸地主自发性的斗争，而且，通过这场斗争，我写出了贫苦农民的优良品质：他们聪明、朴实、勇敢，并不像地主少爷们想象的那样愚昧可欺！我是曾经欣喜过我这一点成绩的，但从现在看来，我是何等容易自满。因为如果把它摆在同时代的作品一道，它会显得多么逊色。理由是简单的：时代已飞跃前进了，而我却还拘于一隅。上面的粗略检讨我只想说明一个问题：在我创作经历当中，我的思想近于麻痹，我所作过的自我批评都太不够深入了。因而虽然没有苟安，有过改进，如鲁迅先生在我初学写作时所曾警戒过我的，然而，我的每一改进却又做得多不彻底，这在开始解放时还不觉得，后来逐渐感觉到了，因为好多新问题逼着我要答复。时间记不清了，解放以前，曾经有好几次，当我反省到这样老是暴露黑暗是否对劲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我总否定了它，认为应该多表现我们时代光明的一面。但接着我又怀疑起来：在反动统治地区，一切措施都是那么污糟透顶，予以揭发、打击，不正有其必要？而最后，我记起鲁迅先生的创作来了，于是我的老一套重又稳定下来。然而，这个想法是错误的，简直可以说是时代错误。因为鲁迅先生的小说创作虽然侧重暴露，但是早在我们向他请教的时候，他就已经认为写黑暗不是创作的主要任务了。而在此后谈到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文章当中，例如一九三一年的《上海文艺之一瞥》，他更何等热望中国能有反映革命实际的作品出现。由此可见，我是在拿鲁迅先生的创作做挡箭牌，用来保护自己的弱点，并没有认真体会他的创作精神。比如说吧，鲁迅先生曾经一再宣称，他是奉“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创作的，这是多么明确，多么重要的一点！而事实证明我就一直了解得不够深切。因为勇于自我批评是鲁迅先生主要精神之一，为了纪念先生，我特作了如上的检查。我相信这会使我更加顺利地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前进。（原载1951年10月19日重庆《新华日报》）《沙汀短篇小说集》后记
收集在这本集子里的二十二篇小说，其中写作时间最早的一篇，是《航线》。这篇作品，大体可以代表我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三年这段时间内写作上的主要倾向，特别是思想内容方面。这时期我在创作上的主要意图是：反映当时的土地革命运动。但是，由于我并没有直接投身在这个伟大运动当中，只是间接了解到一些实际情况和它在一般社会生活上激起的反响，这就大大限制了我的意图的实现。因此，我在这一时期写的作品，从我现有的水平来看，它们一般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概念化倾向，或者像收在这里的《航线》，严格讲不能算是小说。要想实现自己的意图，并在作品中创造出有血有肉的人物，这里就摆着一个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不幸由于思想认识的限制，我没有这么做，我把笔锋转到我所熟悉的四川农村去了。因此，《航线》以下的二十一篇，除开《老烟的故事》和《意外》，绝大部分都是以解放前的四川农村封建社会为背景的，而作品中的人物，也尽是一些当时农村社会中常见的人物。其中《丁跛公》《凶手》《在祠堂里》《代理县长》和《兽道》五篇，是在抗日战争以前写的，我希望通过这几篇作品中的人物及其活动，读者能够多少看出在国民党反动派和它的爪牙地方军阀统治下农村生活的真实面貌。这些故事，无疑是太阴暗了。但在当时，“断腿天兵”和那个“洗衣婆的女儿”的遭际，却并不是个别的，他们正是代表着一般善良人民的共同命运。虽然这里没有写出多少反抗，而魏老婆子的发狂，更可能使读者过分感觉沉重。《代理县长》是我这一时期中写的一篇讽刺小说，也是自己比较满意的一篇小说。我说比较满意，因为通过那个反动政权下的官儿的可笑的生活方式，我多少表现出了旧的社会制度的丑恶本质和它的日益腐烂。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我对这一点看得更加多了，所以收集在这本集子里的《防空》《在其香居茶馆里》和《替身》，都是这类性质的作品。和这同一性质的东西还有好几篇的，但是大都存在着更多的缺点，现在只能当成废品处理。我想通过《老烟的故事》，反映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反动派在其统治区发动的反共高潮，因而这篇小说的发表，是经过好一些周折的。而且，最后两段，被“检查官”删掉了；但它本身却存在着重大的缺点。因为我竟选择了那样一个“生活在空隙中间的人”来做作品的主角！虽然以后陆续写的《小城风波》《春朝》和《两兄弟》，多少弥补了这个缺点，但我仍然把它保留下来，去掉了其他三篇。因为它在当时发生过一定影响，形式也较为完整。经过修改，《磁力》的主题、故事是明确些了，这里用不着多说了。但是重读了这一篇，想想过去，又想想目前，我禁不住为新中国的青年男女感到无限幸福。因为他们现在无须经过袁小奇那样的斗争就能直接得到党的培养。这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篇小说，它接触到了生活的积极的一面。还有，《一个秋天晚上》，发表的时候叫《堪察加小景》，也是我喜爱的。因为这个阴暗的故事使人感觉到的并非绝望，而是对于生活的信赖。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五年，这中间有十四个年头，现在自己觉得可以勉强保留下来的作品，却只有这十二篇！这是一件使人难受的事，当然同时也是对我的一种鞭策。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全国解放以前，我所写的短篇，收在这里的一共十篇。其中《范老老师》《呼嚎》《催粮》和《烦恼》四篇，写于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发动内战、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和平时期。而《炮手》和《意外》，也是以反内战为主题而写作的。这里我想特别谈一谈《范老老师》。这篇小说我一直是以为不错的。因为它不仅比较迅速地配合了当时的重大政治运动，人物也还相当成熟；但在校改中间，我才发觉了它的无可掩盖的缺点。因为它只单纯表明了一种愿望：人民是要求和平的！可是缺少强有力的行动。《呼嚎》和《烦恼》也存在着同样性质的缺点。而这些缺点的发生，说明了什么呢？它们正说明了我当时的生活面过于狭小，政治认识太差，政治热情不够饱满。《医生》《酒后》和《减租》，一目了然，它们是反映国民党反动统治总崩溃前的农村生活的。但是，关于《减租》，我应该在这里简单说明几句。蒋匪政权曾经在他末日降临时公布了一个欺骗性的减租条例，企图挽回它历史注定了的命运，但它反而在农村中引起更多的咒骂。因为它给农民带来了新的灾难。在这同一主题下，我还写过一篇《退佃》。这里的二十二篇小说，有好几篇，我都作过适度的修改。这些修改，主要是在这样两种情况下进行的：发表时候，为了避免反动政府检查，有的地方故意含糊其辞，现在把它们弄明确了；有的由于自己思想上欠明确，因而形象、情节也就显得有些模糊，现在也改过了。这篇后记，我只想就作品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作者写作它们时的意图，简略地加以说明。这在目前是有其必要的。我希望这些说明对于读者能够多少有点帮助。沙汀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原载《沙汀短篇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9月第1版）谈谈人物的创造
这次会议，结合着大家的写作和大家的创作思想上的一般情况，讨论了胡乔木同志有关文艺创作问题的报告。根据汇报，知道大家在讨论中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精神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对于大家今后进行创作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像这样的会，今后西南文联还可以多开，可以每年找到适当的时机开那么一两次。同时，我觉得，像这样的会，各省、市文联也是可以多多召开的。因为，在文艺工作这一条战线上，从我们国家的规模和人民的要求来说，单靠专业作家进行创作是不够的。我们一定还要把青年业余写作者组织起来，在政治上业务上给他们以必要的帮助，我们的工作才能做得更好。这个会议，是根据这个目的召开的。今天，大家要我谈一谈创作经验，我想结合一两个具体的作品来谈谈，这些经验当然是不成熟的，但是可以供给大家参考。从编辑部收到的问题和几次小组讨论可以看出：在写作时如何表现人物、刻画人物这方面大家都感觉到有些苦恼。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它说明大家在创作上已经开始找到门径了。如果文学作品离开了典型的创造、人物形象的树立，其工作就失掉了意义。中央领导同志对全国文协组织的一批准备下乡下厂体验生活进行创作的作家的关于创作问题的报告中，也号召我们创造英雄人物，创造值得做别人的模范和仿效对象的正面人物的明朗的艺术形象，来鼓舞人民、教育人民。这些指示对我们来说是特别亲切的。因为我们已经在不断的创作实践中认识了：如果在创作文艺作品时离开人物的塑造、人物的刻画，单纯在故事情节上注意，这样做法是走不通的。《西南文艺》的通讯员同志大部分都感到他们面对着大堆材料，但是组织不起来。关于故事情节的结构和剪裁，也有很多人感到困难。有一个同志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参加了农村中一系列的斗争并领导农业生产，他搜集了很多材料，但是不知道怎样写成文艺作品。他有这样一个材料：内容是解放前地主截断了上流水源，使下游的水田都变成旱田。解放以后，打倒了恶霸，水流畅通了，旱田变成水田，并且得到了丰收。可是，他却感到写成一篇通讯还可以，还能够应付，要写成报告或小说，就感到集中不起来，不知从何处下笔。我想，这个同志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苦恼的原因恐怕不是别的，而是他在生活中只醉心于材料的搜集，在准备写作时又迷惑于故事情节的安排，他关心和注意的只是这些，而没有用全部精力去关心人物、注意人物。他有了材料、故事和情节，而没有人物，他不会用一两个典型明朗的人物形象把他所得到的故事材料贯串起来。现在，谈一谈我的作品中的人物是怎样形成的。大家谈到写真人真事这个问题，我也写过真人真事的，但是有些地方保存了真人真事原来的面貌，有些地方则综合了其他人和事的特征加以掺合而成的。我以为，写真人真事是可以的，但写真人真事也要遵守艺术的规律，一定需要概括和集中，一定要抛丢一些，强调一些，一定要抛丢一些不必要的，强调一些重要的，不然就不是创作，而是照相了。我以为，取一个在现实生活中你接触过的人来做模特儿，是可以而且必要的。一九四五年我写过一篇小说《范老老师》。那时，正是我们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时候，我感觉到我必须把那时候广大人民对和平热烈盼望的心愿和态度表现出来，作人民的喉舌。这个热望在我心里燃烧了很久。有一次，在我当时居住的那个乡场里，忽然不知怎样流传了一个消息，说是已经和平了，人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情绪非常热烈，就大放鞭炮来庆祝。我想，这个具体的事件是很可以表现酝酿在我心中的那个主题的，于是，我进一步有了事件了，但是只有了事件还是不能表现主题的，还必须要有人物。因此，我就想起我曾经接触过而非常熟悉的一个老先生，这个老先生勇于接受新事物，性格也非常坦率爽朗。我写这小说时，这个老先生虽然已经去世好几年了，但这个人的个性和性格我都记忆得非常鲜明，我感觉到我可以把这个老先生作为模特儿放在我的作品中进行刻画和描写，同时我也感觉到这个人物表现这个主题也是恰当的。小说写成后，我把这个老先生的个性和性格保存下来了，但是，这个人物在我的小说中的活动是设想的，我掺合了这个老先生的一些特点再创造地写成了这样一个活的人物。那么，人物怎样才能写得生动呢？我以为作者对人物的思想情感、性格和生活习惯是否熟悉是最主要的，如果一个作者对要在作品中描写的人物的思想情感、性格和生活习惯已经非常熟悉和已经掌握住了，这样，把这个人物作为模特儿，把它放在运动的规律中，生活和斗争的规律中；把它安放在这一个环境和那一个环境中去，让他对外界事物表明态度。如此，一个模特儿就可以变为你的作品中的活的主人翁了。一九三五年我写过一篇叫《代理县长》的小说。当时，因为我母亲去世，回家乡去住了一段时期。有一次，我跟着一些同乡去赈灾。通过这次赈灾工作的接触和体会，我明白了国民党反动派借赈灾来剥削人民的实质。国民党的官员根本不是在救灾民而是借赈灾来更加残酷地对人民加以压榨。我有了主题，也有了事件，但没有人物，这个主题和事件便无法表现。有一天，我在一个县城的街道上看见一个县政府的秘书，此人头发蓬松，穿一件褪色的长袍，拖起一双布鞋，手提一副猪膘满街去借锅炒。这个人的形象立刻吸引了我，我觉得这位提着猪膘满街喊着借锅的国民党县政府秘书的确充分而尖锐地集中了一些国民党官吏的流氓气和市侩气。跟着，我就依据我的生活经验分析了这位秘书的历史和身世，这个家伙可能是兵痞子出身，不但不学无术，而且欺骗拐榨无所不为。我就决定拿这个人物作为我的小说的主角。我觉得这个人物是能表现我所要写的国民党借赈灾为名去压榨人民这一个主题的。我不单拿这个人物作为我的作品的主角，我还拿在我生活经验中所遇见的其他人物、拿我生活经验中接触过的同类典型——国民党烂官僚分子的典型来补充、来丰富、来充实我作品中要写的主角。因为我综合概括了许多人物的特征，而再创造了这个人物，结果，我这篇作品就比较写得生动。一九三五年我还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兽道》。这篇小说是怎样写成的呢？当时反动的国民党政府散布这样的谣言，说红军过境，人民受苦。其实是国民党军队经过的地方，人民才遭受着深重的灾难。我决定要写一篇作品来表现这个主题。不久我听当地人说，在某个地方有个产妇，碰上一个国民党所谓“剿匪”部队的军官要强奸她，她的母亲再三哀恳，都不答应。这位老太婆不忍心产妇受害，最后痛心地说：“我来可不可以？”这个事件很感动人，因为它充分地说明了国民党所谓“剿匪”的本质。有了这具体的、能恰当地表现主题的事件后，就想人物，就在自己的生活中去找熟悉的人物。我必须要找一个受尽苦难而性格倔强的老太婆，我觉得这个老太婆必须是个劳动人民。于是我就在我接触过的劳动人民中去寻觅这样一个典型。这个人物渐渐在我脑子里形成了，于是我就把这个人物放在一定的环境中，去让她表示态度；我把我综合出来的这个老太婆的形象放在那个悲惨的事件中去让她现身说法，去让她说该说的话，做该做的事。这就写成了小说《兽道》。从这篇小说中，可以看出：如果这作品中你所决定的人物，她的思想、语言行为和态度与她的阶级本质、与她的性格是统一的，那么，你创造的这个人物就是生动的、真实的。下面再谈关于创造人物的其他问题。那么，在文艺作品中，有些人物写得很好，很生动，有些人物写得很坏，甚至是写得枯燥乏味的，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认为人物写好写坏，主要是决定于酝酿时期。一个人物的形象在作者的脑子里还是不明确的，写出来对读者也必然是模糊的。所以，在写作之先必须把你要写的人物在脑子里深思熟虑，让它在脑子里活动，在脑子里说话，还要把人物放在你要写的事件中的各个发展的环境中反复思考，像怀孕那样，要思考成熟。人物形象的各方面都已经孕育成熟了，写出来就是生动、鲜明的。自然，一篇小说，人物、故事、情节是有机地关联着的。但有决定意义的却是人物。因为故事、情节是从人物的行动来的，而一个酝酿成熟了的人物必然伴随着一切行动细节。有了人物而无行动情节是不可想象的。有些同志不能概括生活，拥有生活和材料但仍不能创作，原因之一恐怕就是对于文学创作的规律不大了解，对于通过人物来表现事件、集中事件这一规律运用得不熟练的缘故。上面所说，仅仅是谈到关于创造普通人物形象的一般问题，至于要树立一个英雄形象，塑造一个英雄典型，上述那些是不够的；上述那些仅仅是刻画人物的一般问题而已。《范老老师》这篇小说，虽则范老老师这个人物在当时是发生过一定的作用，对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人民多少鼓舞了他们要求和平的信心和信念，但是这个作品是还有缺点的，写得不够的。首先是人物选择的不恰当。范老老师这个人物不过是自由小资产阶级，并不是工人、共产党员，由于这样，这个人物对于和平的企求只是止于口头的宣传，热切的盼望和欢迎，他没有积极主动地行动起来，用切实的战斗去争取，因而也就减低这篇作品的战斗性。这充分说明如果人物选择错了，作品的思想和实际作用就会受到限制。当然同时也说明了当时自己的马列主义水平的低下。又如我写的另一篇小说《医生》。写这篇小说的时间是一九四九年，那时我因吐血，住在乡间，看到国民党崩溃前夕的经济混乱，钞票贬值，物价一日数次猛变，人民生活十分困苦，我决定从这个角度反映国民党的崩溃和它深刻的反人民性，我就去选择人物。有一次我听说有一个医生把当时国民党发行的金圆券剪了来摊膏药。根据这事件我就继续思考，这医生该是怎样一个人呢？起初我决定这个医生是个善良的节俭的。后来又想到，既然是个节俭的人，那么他为什么要剪金圆券来摊膏药呢？这样想下去就觉得这样写人物的性格和人物的活动是不统一的。我更加觉得只把这个医生写成善良的人是不够的，我决定进一步要把这个医生写成是不爱钱的，耿直的，对反动统治者不满的人，这样，他所以要剪金圆券来摊膏药，就并不是由于节省一些膏药纸，而是用剪掉那不值钱的金圆券来表示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愤怒和控诉。这样写，人物和人物的活动就得到较高的提升并且也完整地统一起来了，作品的思想性就较强了。上述的例子就充分的说明，所谓选择人物、刻画人物问题就是政治问题。一篇作品中选择什么人物来做主角和一篇作品中的人物刻画成怎样，往往取决于作者的政治认识和政治态度。从这里更可以充分证明，一个从事创作的人，提高自己的政治认识，在政治思想上作充分的准备是十分重要的。今天我们的创作任务是重大的，我们要写出一些正面的英雄人物形象来作为人民的楷模。那么，要写英雄人物，首先是和作者自己的思想情感、政治修养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普遍存在着的东西比较容易抓住，但是，如果我们要写今天虽是少数明天即会变成多数的英雄人物，这首先就要求作家的人格和修养都是高的，如果一个作家的人格不高，甚至低下，怎样能写出英雄人物来带动人民向上呢？有些同志的作品之所以产生错误，就是因为他的政治准备不充分，思想水平不高所致。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政治学习和政治锻炼对于一个文学工作者的头等重大意义。我们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但往往我们忽略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还有着教育人民群众的责任。要教育人民群众，首先就要求我们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有着完美的人格。最近艾芜同志从东北一个工厂来信说，他下厂一年多以来，越发感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政治理论的重要。因为我们要到人民群众中去，如果缺乏政治修养，就对产生在人民群众中的好的东西、那些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萌芽失去感觉，看不出来。自然，我们强调政治准备，我们也不能忽略生活的准备；一个作家有了政治准备，但生活太单薄，也是搞不好创作的。《西南文艺》的通讯员同志们，经过这一次学习讨论，对有关创作和学习的问题有了一些体会。但是，我觉得，创造新英雄人物，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作为初学写作者的《西南文艺》通讯员来说，今天，只要我们把生活中所接触到的新人物比较生动地、真实地写出来，第一步走对了，一步步走下去，较完整的新英雄人物的典型就能够塑造出来的。今天只是一个起点，从小型的东西着手是对的。要把塑造英雄人物的典型作为一个奋斗的目标。我们要从起点开步走。好高骛远，眼高手低，这种做法是不踏实的。同志们，文学事业是艰苦的，但也是伟大的，从事这种工作的同志，需要付出更大的、更多的劳动。只有通过不断的、再接再厉的艰辛的劳动，积累更多的经验，才能有较大较好的成就。在文学事业的道路上，是没有什么便宜可捡的。生活在毛泽东时代，党在经常关怀着我们。只要我们下定决心，切切实实的努力，我相信我们都可以得到成功。（原载《西南文艺》1953年6月号）《还乡记》后记
一九四四年春天，我在安县雎水关的刘家沟住了好几个月，写了我的第二部长篇《困兽记》的绝大部分章节。在《困兽记》的题记里，我曾经谈到过这个地方：那是一条约有三四里长的山沟，分做三段，上沟，中沟，下沟，一共有五六十户人家。全是贫苦的半自耕农，若不打柴打猎，没有一家人过得了的。此外，就是到附近林莽地带开辟火地，因为熟地是太少了，又很贫瘠。……所有的住屋都在山峡两面的腹部，山脚边是耕地，顶上一层，大半用来铲草，以作肥料。当时正是利用农闲，准备铲草烧灰的时候，锄口触着岩石的铿铿的声音，听了不觉感到寂寞。逢到下雨，这种单调刺耳的声音是没有了，但是野兽的嗥叫却更难以忍受。特别是黄麂子，常常在雨雾濛濛的荒山上跑来跑去嗥叫……可以说，这本《还乡记》主要就是拿我在这个刘家沟几个月的生活经历作基础的。当然，远在写《困兽记》以前，我就考虑到要写这样一本书了。那是一九四三年，我的第一部长篇《淘金记》早已经出版了，刚好在一种激动的心情下写完中篇《闯关》，正在计划写《困兽记》。在进行《困兽记》的构思当中，回忆和联想使我看到了农村社会中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这就是广大农民群众的生活斗争。当时我想，如果我只是写了恶霸地主的贪婪，贫苦知识分子的苦闷，无论如何是不行的，我还得尽我的力量来反映一下当时农民群众的生活，他们在反动政权层层压榨下的呻吟、挣扎和反抗，让读者从这三本书里多少可以看到一点四川农村社会的面貌。一九四四年冬天，正当贵阳吃紧的时候，因为工作关系，我去重庆住了一个时期。这中间，我第一次读到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听到了一些已经学习过这本伟大著作的同志对《淘金记》和《困兽记》的意见，使我有机会认真考虑了一些创作上的重大问题。当我重新回到雎水关乡下的时候，写作《还乡记》的愿望更强烈了。而且，对于已经掌握到的题材，有了一个明确的看法。这本书的构思，比较说是快的，一九四六年春天我就开始执笔，写起来也还顺利。但是，同样因为工作关系，在我刚才写好冯大生两父子见面这一章的时候，就又中途搁下，动身到重庆去。这次我在重庆留的时间较久，一直到“和谈”破裂后才离开，重新回到了雎水关。可是，由于白色恐怖越来越加猖狂，我在这个已经住了五六年的老地方待不下去了。这次我没有上山，相反，在一个亲属的帮助下，我跑到附近一个较大的场镇上去，隐蔽在一家锅厂里面，在一间阴暗狭小的房间里写成了这本书……过去，有的朋友曾经有过这样一种说法，认为我熟悉四川农村生活。这是不确切的，因为事实上，我对四川农村社会中广大从事劳动生产的农民，知道得并不多，直到一九四一年以后，由于经常住在乡下，同农民的接触多了，这才有些了解。可以说，没有这几年的生活，我不可能写出这本《还乡记》来。当然，就从这一本书里，读者仍然可以看出，我对农民生活的了解，是不够的。有的地方我写得单薄，有的地方有意把笔触绕开。譬如说，我曾经计划用一些篇幅描写山民们打笋子的场景，由于没有这种生活经历，在写作进行当中，我不得不放弃了这个意图。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