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相册——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家国记忆(典藏版)(央视2018中国好书)(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新华社“国家相册”栏目组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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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相册——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家国记忆(典藏版)(央视2018中国好书)试读：

审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波澜壮阔历程，一个历史现象值得深入探究：从前所未有的沉沦境地到前所未有地接近伟大复兴梦想，这其中蕴含着怎样的历史昭示？从“开天辟地”的初心到“改天换地”的壮举，我们党领导亿万人民进行着怎样气壮山河的伟大奋斗？

历史，有其自身的发展轨迹与演进规律。

欲读懂当代，就不能不深入了解中国百年来的历史发展脉络。

欲走向未来，就不能不从历史前进的必然逻辑中获得思想启迪。

从宽泛意义上讲，凡过去发生的一切皆构成历史。然而，作为历史的记录者总是有所选择。只有那些具有典型意义，能够反映时代特征，甚至可以改变历史走向的事件、人物、场景，才值得去记录，去聚焦，去抒写。

那些忠实记录历史的人，就是新闻工作者。

他们手中拿着两样武器：笔和镜头。相对于前者，后者的表现力更加真实、形象、生动。宏大的历史叙事，被浓缩于一幅幅照片所定格的一个个历史瞬间——或是一个动人表情，或是一个经典场景，或是一个生活细节，使得人们在领略浩荡奔腾的历史大潮的同时，也可以看清其中的一朵朵微小浪花。

鲜为人知的是，在新华社中国照片档案馆中，珍藏着自1892年以来上千万张历史照片。这些照片的背后，体现的是无数新闻工作者特别是新华社记者对历史的担当、对祖国的热爱、对人民的情怀。

如果说，私人相册是一个家庭的个体记忆，那么，国家相册则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遗憾的是，这些弥足珍贵的照片长期以来一直默默地沉睡在档案馆的铁皮柜里。

重新唤醒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新华人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2016年建党95周年前夕，一部由新华社倾情制作的微电影《红色气质》横空出世，一时成为“现象级”作品。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为美好理想而奋斗、求索、牺牲的崇高精神气质，被高度浓缩在9分5秒的短片中，震撼了无数人的心灵。而此片的影像素材，主要来自中国照片档案馆。

随后，一个由新华社精心打造的《国家相册》系列融媒体节目在网络上连续推出，一经上线，便成为“刷屏之作”。节目通过新华社领衔编辑陈小波的讲述，对中国照片档案馆馆藏照片背后的故事进行再采访、再挖掘、再解读，并运用新的技术手段让这些静态的照片活起来、动起来、亮起来，以小故事讲述大历史，以小细节呈现大时代，让百年历史风云通过每期几分钟的微纪录片穿越时空，与当代人对话。

国史沧桑百年间，家世沉浮梦如烟。相濡以沫涛头里，册页历历史绵绵。大千气象存此照，美丑真伪皆昭然。无限定格于有限，言犹未尽还无言。

照片虽无言，历史却有声。因为，历史是有生命、有温度、有灵魂的。《国家相册》迄今已播放100集，浏览量超过21亿次，反响之强烈出乎意料。节目播出后，一些出版社纷纷表示，希望能将《国家相册》编辑成书。于是，就有了与商务印书馆的携手合作。

千百年来，历史总是在“铭记”与“遗忘”之间摇摆。因此，珍视历史、尊重历史、铭记历史就显得尤为重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诚哉斯言。

将中国百年来跌宕起伏、风云激荡的历史以图片的形式呈现给读者，就是为了让人们始终不忘中华民族经历的苦难与辉煌，倍加珍惜改革开放特别是新时代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永远铭记党领导亿万人民创造的彪炳史册的千秋伟业。

这就是我们编辑出版此书的初衷，也是向改革开放40周年的深情献礼。

是为序。2018年10月第一篇高考四十年1977年中断了11年的高考恢复给数千万困苦彷徨的青年带来了希望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扫这里看《国家相册》视频讲述人：陈小波 导演：徐壮志 撰稿：双瑞 后期统筹：曹晓丽1977年8月4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决定，恢复中断了11年的高考制度。-新华社记者 王新庆 摄

1977年8月，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会议决定恢复中断了11年的高考。

中国科学院院士查全性是当年参会的33名代表之一，他回忆说：

这个会议最重要的决定就是恢复高考，也是整个会议最重要的一句话。

头两天，整个会议的气氛比较沉闷。大家觉得如果恢复高考，在考试组织、资料审核等方面都存在困难。我一开始就提出，首先还是要把考试这个制度确定下来。小平同志说今年的招生可能来不及了，但是我还是希望可以在今年就组织招考。

最后小平同志问时任教育部部长刘西尧这件事情的可操作性，刘西尧说只要中央下决心，事情就能办得成。1977年，中国科技大学成立少年班，招收了21名少年大学生。这是少年班的学生在上物理实验课。-新华社稿1978年3月，清华大学77级新生坐在阶梯教室里上课。-新华社记者 顾德华 摄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国全面停止了高考。只有少数工农兵学员可以通过推荐进入大学。

1968年起，1000多万城市初中、高中生离开学校，插队到农村，他们被称为“知识青年”。那时，“读书无用论”盛行，国家教育体系遭到巨大破坏。

1977年，“文革”结束后再次复出的邓小平，推动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恢复高考。

如春天的第一声惊雷，高考，给数千万在困苦中彷徨的中国青年带来了希望。

正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插队的艾娣雅·买买提，是在田间劳动时得到消息的：

这个消息传来时，我们正走在乡间的土路上。那是盐碱地，两边都是白杨树，偶尔会有老乡的毛驴车经过，那一路我们是非常高兴地走下来的。

正在福建龙岩农村插队的刘海峰听到取消单位推荐、统一组织考试的消息，一下子感到“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很多“老三届”，把还没扔掉的课本教材拿出来学。社会上出现了很多刻蜡版印的复习资料，都被一抢而空。新华书店书一到，就被排队买走。全社会都在议论高考。1978年春，北京大学迎来恢复高考后录取的第一批新生。-新华社稿

1977年冬天，570万考生走进考场。经过11年积压，师生、夫妻甚至父子同时参加高考的现象都不罕见。考生中，年龄最大的37岁。

27万余人通过此次高考进入大学校门。此后的1978、1979年，又先后有68万余人考入大学。他们被称为恢复高考后的“新三届”。1977年冬天，参加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的青年正在认真答卷。这次考试规模之大，在当时不仅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最高纪录，亦堪称世界之最。-新华社稿1978年3月，北京师范大学77级新生在学习中交流。-新华社稿1979年全国高考中，上海师大二附中的应届毕业生应志强（左一）总分数为454分，名列理科全国第一名，被录取到北京大学物理系；北京知青、云南省昆明市《边疆文艺》编辑王友琴（右一）总分数为453分，名列文科全国第一名，被录取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新华社记者 杨武敏 摄1980年，浙江省镇海县13岁少年施展（左），以465分的优异成绩考上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这是上大学前，施展带着弟弟在草地上放鹅。-新华社记者 徐邦 摄1981年，河南省武陟县圪垱店公社高中应届毕业生16岁的孪生姐妹丁爱菊（右三）、丁爱莲（左三），双双考取清华大学物理系。-新华社记者 严世昌 摄1979年7月，在登黄山途中，邓小平为闻讯赶来的大学生签名留念。-新华社稿

1979年7月，75岁的邓小平在登黄山途中，被几名大学生认了出来。其中一位是复旦大学78级学生王晓望，她回忆：

我说我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学生，刚上大学，后面还有两个同学都是老三届的，他们考上大学非常不容易，特别想见到您。

王晓望说出的，是一代因为恢复高考而改变命运者的心声。

然后我又问小平同志，能不能一起合影留念？能不能给我们签个字？当时都有学生证，就说签在学生证上吧。小平同志非常高兴，说没问题，把我们几个学生证都签上字，还一起照了张照片。

小平同志给人感觉非常亲切。他问我们上大学之后的情况怎样，感受怎样。我们向他表达了青年学子能上大学的激动心情，讲了我们的收获。作为决策者，那一次，他从受益者身上得到了最直接的反馈。

1977年是“文革”刚刚结束、思想禁锢尚待全面解除的时刻，恢复高考吹响了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的第一声号角。第二年，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决策。

伴随着改革开放，这一代大学生中，许多人都成为了各领域的栋梁，他们实现了个人梦想，也为国家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刘海峰，如今是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用自己的研究推进着高考改革。回忆当年，他认为：

高考让人们知道，知识可以改变命运，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一代青年精神面貌为之一变。

1977年的高考虽然只选拔了27万人，但是调动了上千万人学习风气的转变。后来中国社会不断发展，都和恢复高考有密切关系。可以说，高考是当时整个中国发展的原点。

1977年，全国高考录取率仅为5%。2017年，全国高考报名考生共940万人，录取率达74.46%。知识改变了一代青年的命运，而他们也改变了中国。2017年6月8日，在辽宁省沈阳市第七中学考点，考生结束高考英语科目考试后走出考场。-新华社记者 李钢 摄2015年5月20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举行第261届毕业典礼，约15000名毕业生参加仪式，其中包括近600名中国学生。据统计，2013至2014学年，中国在所有派遣赴美留学生的国家中居第一位，中国留学生人数占美国国际生总数的31%。-新华社记者 王雷 摄2017年7月4日，在北京大学2017年本科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上，毕业生看着毕业纪念片不禁落泪。这一年该校共有3358名本科生毕业。-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 摄编者讲述【陈小波-《国家相册》微纪录片栏目讲述人】

1977年，恢复高考的决定是怎么做出的？

谁做出的？

在哪里做出的？

导演徐壮志决定找到那个做决定的地方。

新华社王新庆先生1977年拍摄的现场照片，图片说明只写着“人民大会堂”。我打电话去问，问到底在哪个厅，在现场到底听到什么、看到什么，当时只有36岁的王新庆，现在死活想不起来了。

周四，我们决定拿着照片去人民大会堂找。四川厅，不对；北京厅，也不是。好不容易看到一个相像的，江苏厅，先拍了再说。

周五，《国家相册》要发布的日子。中午我在外面公干，突然收到导演徐壮志的信息：从当年文字记者顾迈南的长篇通讯里得知，是在台湾厅。

壮导说：必须重拍。

中午十二点，我和摄影江宏景、制作曹晓丽冒着北京38℃高温，赶到人民大会堂，在工作人员帮助下找到台湾厅。一打开门，还不对啊！金碧辉煌的台湾厅，灯不对，窗户不对，格局也不对。晓丽推开台湾厅的一个门，大叫：在这里！

恢复高考的决定，一个改变一代人命运的决定，一个改变中国走向的决定，原来是在台湾厅里面一间不足三十平米、窗帘拉得很紧、很朴素无华的小屋子里做出来的……采访口述【王晓望 复旦大学78级学生】“18岁生日那一天，我得到了高考录取通知。”

我叫王晓望，1978年暑假参加高考，那时我还是一个中学生。

我们当时也是分了文科和理科。只有不到半年的时间，需要把中学所有学过的东西全部复习一遍，数学、语文、政治、英语，文科考地理、历史，老师帮我们一起复习。老师也是第一回，对他们来说，高考都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他们也非常兴奋，尽了全力帮助我们。

大家都觉得比较难考，我很幸运，被复旦大学新闻系录取了，而且是在18岁生日当天收到录取通知的。【刘海峰 现任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我知道消息以后，就回城里备考了，车票很难买。”

我是1976年6月份高中毕业，上山下乡。离家不是太远，有几十公里，非常偏，只有四个村子通马路。在那边做农活，我算短的，加起来一年零九个月，农村的活都干过。

我听到高考信息，最早是1977年9月份传出来，到10月21号，新华社、人民日报同时发布了确切消息，我们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当时已经过了农忙，我知道消息以后，就回城里备考了。回城的车票变得很难买。“全国各地考试时间不一样，这是中国高考历史上唯一一次。”

1977年虽然中央公布高考消息，但各省招生简章、具体办法都没有出来，大家备考考哪几科都不知道。福建省是11月5号公布简章的，规定考试时间是12月16号、17号两天。当时全国都是分省命题，考试时间也不一样，这是中国高考历史上唯一一次。北京12月10号、11号考，有的省份是快到20号才考。从11月公布招生简章到实际考试不到40天，时间很紧张。第二篇惊雷第一声1978年冬天18户农民秘密进行了一次危险行动……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成为中国改革的标志扫这里看《国家相册》视频讲述人：张濠培 导演：李柯勇 执行导演：饶力文 撰稿：甘泉 张紫赟1978年冬，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位农民在一纸分田到户的“秘密契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实行了农业“大包干”。这是小岗村18位农民按下红手印的“包产到户”契约。-新华社稿 汪强 摄

严宏昌、严金昌、关友江等“大包干”带头人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仍激动不已，因为当年干的一件事，已经影响了中国40年。

那是1978年初冬的一个黄昏，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衣衫褴褛的农民去赶赴一场危险的集会。严宏昌挨家通知开会时，特意叮嘱说：“太阳下山的时候再去，去的时候不要一起走，也不要和家里人讲。”

这次秘密集会，就为了四个字——“分田单干”。严宏昌回忆：

开会人聚齐了，但没人谈生产，都是在互相交流哪里好要饭，我心里很难受。我对大伙儿说，我们农民有土地有力气有手脚，还吃国家的粮，被共产党养活20多年，那工农商学兵还有的吃吗？我们要甩掉吃国家供应的帽子，争取对国家有贡献。今天的目的，我不说，你们也知道，我想把地分了。办法是我想的，我来挑头，意见很简单：完成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多剩少都是自己的。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样做可是有坐牢危险的。这场碰头会一直持续到了半夜，他们分别在这份“托孤”契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严宏昌在契约上写着这样一行字：“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谁也不敢想，这串红手印将化为一声春雷唤醒沉睡的大地。1978年12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三位农民。小岗村开创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河，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新华社稿 汪强 摄

那时，十年浩劫刚刚结束，极“左”思想仍像枷锁一般禁锢着中国。在延续已久的“大锅饭”体制下，农民自主经营是被明令禁止的。小岗村曾有一户人家，只因私下种了些生姜辣椒，养了两头猪，就被连续批斗，还上了报纸。大家谈“私”而色变。严重平均主义死死捆住了人们的手脚，农民毫无生产积极性，人越干越懒，地越种越薄，粮越收越少。贫穷和饥饿笼罩着这片土地，每到农闲时节，几乎家家户户都出去要饭。

关正景当时是生产队的记工员，他回忆说：

小岗村24户170多人，整劳力十分工，半劳力五分工。一个劳动力（十分工）一天最低四分钱，最高两毛二分钱。硬户还能挣点钱，软户还要贴钱。“春紧夏松秋不干，滚着一住就要饭”。

70年代初，我也坐拉煤车去上海要过饭。饭不好要。有人骂：“这么年轻，有腿有胳膊没饭吃算什么东西！”

1978年，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旱加剧了农村饥荒，小岗村村民被逼无奈，不得不铤而走险。“分田单干”的做法可以用一句顺口溜来概括：“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清晰的责、权、利划分，立即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出现了男女老幼齐下地的火热劳动场面。

这个秘密被18户农民严严实实地藏了起来。然而，到了春天，长势喜人的秧苗却“泄密”了。当时，连包产到组都饱受围攻，更何况分田到户呢？小岗人战战兢兢。跟村民一样紧张的是基层领导干部，如果辖区里出了这么大的政治错误，那该是多大的罪名？1979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新华社稿 汪强 摄1979 年，分田到户的小岗村人赶着牲畜去劳动。-新华社稿 汪强 摄

1979年4月的一个下午，听到风声的县委书记陈庭元来到小岗村一探究竟。摆在他面前的是像棋盘般整齐的花生地，如果还是“大呼隆”式的劳动，绝不可能干得这么好。

时任凤阳县委办公室秘书的陈怀仁，清楚地记得当时陈庭元探查小岗村的场景：

一对年轻的农民夫妇在地里干活，陈庭元走到跟前问：“你们怎么就两个人干活呢？看样子你们是分到户干的吧？”那两口子一下子说不出话来，僵持了一会儿，陈庭元说：“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们生产队今天都赶集去了，就剩你们两口子干活了。”

这个时候，陈庭元已经心知肚明了。

在巨大的政治风险面前，公社扣下了小岗村春播的种子，村民们有苦难言。作为县委书记，陈庭元也不是没有担忧过，但是他说：“小岗这么干，只不过是想吃饱饭嘛！就算错了，对全局也没有多大影响。”可公社还是害怕，要求县里下个文表示同意。陈庭元叼着烟卷笑了：“这种事，只能干，怎么能下文？”有了他亲自担保，小岗村村民才领到了种子。1980年，逃荒在外的小岗村农民返乡。实行“大包干”后，人们的生产积极性高了。-新华社稿 汪强 摄1979年，小岗村实行“大包干”。一年后，迎来了丰收。-新华社稿 汪强 摄

在那个特殊时期，小岗村的改革显得如此弱小，任何一股风都可能将它吹灭。当时出现了一些反对声，“坚决顶住安徽的‘分田单干’风！”“支持‘包产到户’，就是迁就农民的落后意识！”在激烈交锋中，一批敢担当的领导干部顶住压力，想方设法保护了群众的积极性。凤阳县对外玩起文字游戏，称之为“大包干”，回避了“到户”二字。

可是，上级领导是什么看法呢？没过多久，省委书记万里来了。

陈庭元向万里汇报了一个顺口溜：“‘大包干’真正好，干部群众都想搞。只要给干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意思是只要允许农民“大包干”，几年后粮库里就能攒下粮食。万里一听到“吃陈粮，烧陈草”，高兴得一下站起来，说：“那好，我批准你们搞三五年。”

消息又传到中央，是邓小平一锤定音：“‘大包干’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20世纪80年代初，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严宏昌在村里第一个买了拖拉机。-新华社稿 汪强 摄1981年，严宏昌一家在自家茅屋前留影。-新华社稿 汪强 摄1998年，14位20年前按下红手印的小岗村村民在即将拆除的茅草屋前留影。另外4位在80年代已先后离世。-新华社稿 汪强 摄2008年10月7日，小岗村村民严成（右）与新婚妻子曹永翠在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前拍摄纪念照。-新华社记者 李俊东 摄

历史再一次证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把选择权交给农民，他们便能创造历史。18位农民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点燃了改革火种；一级级党员领导干部实事求是，敢说真话，保护了火种。火种逐渐壮大，遇薪则燃，轰然成势，很快蔓延到全中国。

以小岗村为逻辑起点，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突围，解放了被落后制度束缚许久的生产力。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小岗村。重温当年18位村民按下红手印、签订“大包干”契约的情景。习近平感慨道：“当年贴着身家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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