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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程乃珊著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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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Lady试读：

时间过得飞快，程乃珊离去已五年。我们都是文字生涯中人，如越剧《红楼梦》黛玉焚稿的唱词：“这诗稿不想玉堂金马登高第，只望它高山流水求知音。”所以就写下此文纪念她。《长恨歌》里，我写“老克腊”自许旧人，乘电车去洋行上班，遭遇汪伪特务追杀重庆分子，吃了冷枪身亡，这情节来自程乃珊。她曾窃语我：前世里大概丧身电车路上，因高跟鞋别在道轨里不及脱身。后来，她辞去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职务，移居香港，过着上班族的生活，就像去往前生践约。我想象她穿职业装，走在港岛尖峰时刻的人流里。香港的人流是丽人行，年轻貌美的女性格外耀眼。具体做什么在其次，重要的是，女性独立自主，闪亮登场社会前台。关锦鹏导演的电影《阮玲玉》，张曼玉饰演的阮玲玉从手袋里取出一枚私章，印在律师函上，郑重和珍惜的表情，自恃是有身份的人。我觉得，程乃珊就在这时代定格中，生在新和旧的交替中，时代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人呢，从新到旧，又从旧到新。

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文学兴起，历史批判和反思是为显学，大致以右派与知青两类写作承担使命。这一幅文学图景中，程乃珊称得异数。她不是知青，极可庆幸，1966年前夕，恰好中学毕业，跻入高等学校，免于流离，而走入职业社会，保持了按部就班的正常人生。她当然也不是右派，年龄够不上，就算够上，还需要有性格的原因呢！程乃珊是驯顺的，或多或少，也是她那个阶层处境所致。世事难料，谁又是先知，唯有敛声屏息，安分守道，于触手可及处找些乐子。所以，她又是有些享乐主义的。然而，无常的命运之下，小小的享乐主义有那么一点戚容。张爱玲散文《穿》里，去虹口买日本花布，写到“有一种橄榄绿的暗色绸，上面掠过大的黑影，满蓄着风雷”，大约就是这享乐主义的画像。程乃珊的小说《蓝屋》，豪门阔少，几经变故，栖身上海狭弄内一个单间，却坚持饭后一杯咖啡的旧习，也是享乐主义画像。但这位先生并不抱张爱玲“人生总是在走下坡路”的悲观态度，而是积极地投身新生活。果然，历史没有辜负他的信任。

这一个情节的走向，其中确有着对时代的欢迎。20世纪80年代中期，《收获》杂志组织在深圳召开笔会，那时候，深圳借香港市场经济之便捷，先行一步，成内地改革开放前沿。酒店电视直通香港频道，这一晚，正播放“香港小姐”竞选。程乃珊、王小鹰、我，三个人住一间客房，程乃珊热情高涨，我却很让人扫兴地瞌睡不已，在评委与小姐的问答环节，终于被倦意席卷，耳朵里最后听见程乃珊说：“这时候困得着，真佩服伊！”历史华丽转身，繁华都会风景迎面而来，真是令人惊艳。程乃珊难以抑制欣喜，带入小说，具体为蓝屋公馆、“锦江俱乐部”、西点配方、家庭派对，却又是被正义所拒绝。唯有一样，欣然接受，就是这家后人的风度仪态，事实上，这一样恰是最具有阶级性的。其间隐藏着微妙的悖论，常常成为程乃珊作品受人诟病的理由。可是，五四以降的中国现代文学，不就是普罗大众的文学？在漫长的演变中，成为教条哲学，植入写作人的潜意识。《蓝屋》主流外的人和事，终回落主流意识形态，程乃珊这个新时期的异数，也归并同质性。然而，小说这东西却有一种特别的自主无意识，它会旁出最初的企图，另辟道路，指向无准备的地方。应了那一句古话：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蓝屋》作为背景交代的，顾老先生，为改暴发户身份踏进上流社会，透露了资本主义新生阶层的野蛮生长，让人想起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比如《贝姨》。不只是评论者，也许程乃珊本人都不曾在意，文学史的大趋势难免忽略个别的动态。可是，种子落地，即会着床，假以时日，便发芽长叶，抽条开花，结出果实。

程乃珊若是在今天，很可能被称作“物质女孩”。大家都知道，程乃珊手气很好，联谊活动抽奖，她总得胜筹。曾有一年，她在此地抽到一架彩色电视机，紧接着，又在彼地抽到一具电视机柜，不得不承认天地成全。但是，似乎作为一种平衡，程乃珊与文学奖项缘分不大，常常擦肩而过。即便不以此做隐喻解释，从表面看，她对世俗生活的热切，也距离写作者的思想劳动本质有些远。张爱玲写苏青，苏青睁着迷瞪瞪的眼睛，仿佛说：“简直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大概是艺术吧！”这有点像程乃珊呢！只是程乃珊是天真的，不像苏青的世故。有一回，她介绍一位老裁缝替我母亲缝制几套出国的衣服，特别嘱咐用心用力，说，这可是著名的作家哦！老师傅很淡定，回答：“我又不识字，凭本分做生活。”我又觉得程乃珊像那老裁缝，规避开现代知识启蒙，另有一功。

20世纪80年代，物质世界扑面而来，五光十色，令人目不暇接。有一次在无锡举办笔会，那时候，文学笔会频繁，写作者聚集一起，谈个没完。宾馆有一个售品部，说是售品部，其实就一具柜台，在我们眼睛里堪称琳琅满目，而且可望不可即，每一件商品都需外汇券购买。这时候，程乃珊悄悄在耳边说：“我请你们喝可口可乐！”顾不上客气，即紧随其后，来到柜台，贪馋地看她取出外汇券。然后，小姐从货架上取下三个易拉罐，擦拭薄灰，显见得存放多日无人问津。其中有一罐的拉攀无论如何拉不开，请来服务生帮忙，使了猛力，褐色的液体喷涌而出，溅我们一身。离群索居的我们，面对消费时代就是这般束手无措。国门渐开，我即随母亲去美国，程乃珊专门送我一份礼物，能看出她对出国这桩活动的重视。很快，她也领到出访任务，亚洲发展中国家菲律宾，多少有点不满足。看起来，世界纵然打开了，先进地区却是有限的部分。从菲律宾回来，说起感想，则令我吃惊。她说，在这些地方，无论怎样贫穷落后，但最现代的东西它们都有，比如超级市场、星级酒店、高速公路、摩天楼、奢侈品——你不得不佩服她目光敏锐，窥见全球化里的资本统一模式。中国大陆也将或者正在纳入其中，速度之迅疾是程乃珊想不到的。我一时找不到出处，但小说的情节印象深刻，一户中产人家，经历几度沉浮，终于走入正常生活，却又遭遇始料未及的挑战，那就是保姆的儿子，一个乡下男人，生意场上发起来，出高价租赁他家汽车间做货仓，更新一代实业者踩着两脚泥急吼吼地走来了。

程乃珊从香港退休回沪，我与她同去参加某公司的周年庆，她看着场子里活泼的年轻女孩，感叹道，现在的上海小姑娘真会打扮！心情颇为复杂。在资本社会趋向稳定的香港居住多年，正是内地起飞时，蓦回首，换了人间。似乎是，她的时代方才回来，未及伫步，又向前勇进，被抛在身后。可是，回来的真是原来的那一个吗？程乃珊又是怀疑的。就像一个鉴赏家，辨别真货和赝品，她很快从炫目的光色中镇定下来。她说，街上人群的衣着缭乱得很，倒不如以前，简素是简素，却是清爽的。这话也许有一些妒意，同时呢，不谓不是实情，实情是，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也许就是无产阶级站起来了。还有一件事，也让程乃珊挑眼的，即风起云涌的上海城市写作。她说，不对，不是这样的，错了！不过，她也承认，这股潮流确实启发了她，使她意识到，她尚有个储藏未开发。从此，程乃珊开始了关于上海轶闻轶事的书写，一发不可收。我们曾在私下议论，将程乃珊和其他都市描摹比较，我的意见是，程乃珊不可替代。不只材料拥有的优势，更重要的是，文学营养的品质差异。时尚一代的祖师奶奶是张爱玲，程乃珊呢，则是俄国18世纪文学，以托尔斯泰为代表。除去同类型文章供分析比较，我还可旁引佐证，那就是长篇小说《金融家》。

事情终于回到文学，我们不可能忽视，程乃珊是一名写作者，这身份还是将她与世俗人生区别开来。体验过文学初始给予的光荣和骄傲之后，写作的生活亦在更深入地教育她。有一件事大约可称作开启，推她进严肃的世事。不能以为程乃珊没有阅历，方才说的“驯顺”，倘若不经磨炼，哪来此生存本能。记得1989年春，我和程乃珊受旧金山“中国书店”邀请，去美国宣传新书。我们和另两位驻外人员同住一套公寓，时常有中国学生和职员过来聊天。有一天，我们与一个年轻人争论起来，随着双方情绪失控，越来越偏离主题，所以分歧的起因就模糊了，但场面的激烈印象犹深。年轻人难免是轻浮的，对他人的经验一概漠视，半路切进美国社会，且自许占据价值高地，总之，过去的和现在的，以及未来的，都是他对。谈到别的尚可以安然处之，但当涉及那场浩劫，程乃珊便按捺不住，她说起家庭的遭际，不由哽噎。这一刻，我特别心疼，倒不仅因为事情本身，而是她情急下揭开伤口，痛的是自己，对方可能完全无动于衷。我们都不掌握论争的要领，既缺乏抽象逻辑的训练，也没有现成可资利用的理论，只能实打实地，以亲身体验对付，就像武林中真功夫遭遇暗器。倒霉的历史总算过去了，中断的生活又继续下去，做梦都不会想到，如我，下乡插队的一日，再没有准备返回上海。始料未及的，还有额外馈赠，那就是文学新天地。在一个文艺界大型晚宴上，有一位前辈说：“看，程乃珊，多像一个女学生！”顺指点看过去，明眸皓齿，额发蓬松，白衬衫束在宽摆裙的腰里，捧一本纪念册，兴致勃勃穿行席间，逐个请名流签名。可不是，一个追星的女学生。

我要说的这件事就和追星有关。这段故事，程乃珊自己已经写成文章公之于众，简单说吧，早于方才说的1989年住旧金山前，程乃珊和王小鹰接受美国国际访问者计划，环游美利坚。在“计划”安排下，程乃珊得偿心愿，与偶像格里高利·帕克见面。20世纪40年代下半期出生的程乃珊，赶上好莱坞风靡上海的末梢，日后，海峡隔离冷战降临，便淡出银屏，这“东方巴黎”也随之洗去铅华，持以素颜。这一场比弗利山庄的会晤，堪称海上旧梦重温。不久，帕克来到中国上海，媒体又安排一场见面，可是偶像他，无论如何想不起曾经与中国粉丝的历史性邂逅。帕克老矣，记忆差否？再则呢，一个大明星，拥有海量崇拜者，可谓万千宠爱在一身，怎么能指望他恰恰记住其中一个，即便有国际共运史作为背景。据说，当时的场面相当尴尬，看起来，安平世道，娱乐年代，也不可事事如人所愿啊！

天分就像基因，它潜在于体内，也许终身不显性，倘若适时适地适人，则生机勃发。程乃珊终于要写《金融家》了，又终于写成了。就像程乃珊和文学奖的缘分，总是差那么一点点，文学奖一定程度上是文学潮流的表征，落后于它进不了法眼，提前了命运也一样。《金融家》问世，当时也举行研讨会，但还是从注意力中心滑过去了。那时候，都市写作尚未勃兴，家族叙事沿寻根文学车辙，从原始处起，哪一项，《金融家》都纳入不了。评论者又常从现象着眼，需要一定的积量，方能定性质。所以，我说，程乃珊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异数”。以自然观论，人的运数总量都是有限的，这方面多一点，那方面就少一点，不能什么都是你得。那回我和她在旧金山，住同一套公寓贴邻的两间卧室，女性之间本就亲密，何况朝夕相处。一日早晨，她让我帮着卷头发，触及肤发，不禁感叹老天爷给一副好坯子：头发黑亮，极富弹性，牙齿如同串贝，指甲是又一种贝类，肌肤润莹。她对镜子一笑：“可惜塑型没有塑好！”这句话回得很俏皮，而且有急智。我知道，她一直自愧不如母亲长得好。

从文学生态总体看，《金融家》似乎孤立于承前启后的生物链之外，但在程乃珊自己，却有踪迹可循。《蓝屋》中，那位野蛮生长的顾老先生就是。草根阶层走出来的中国民族资本家，今天的话叫作“凤凰男”，资产阶级本是胼手胝足，泥里水里起家，不像贵族，征战中出来，光荣照耀后世。英剧《唐顿庄园》，大小姐玛丽不得已和生意人结姻缘，放不下架子，凛然道：“我们是继承，你们是买！”这话说得精到极了，一下子划分了阶级。程乃珊其实从来没有被“买”来的优雅迷惑眼睛，深谙花团锦簇中的硬骨头。自己的生活何尝不是呢？一路过来，情何以堪。程乃珊的驯顺里，也藏着些犀利的刀锋呢！无意扫见电视里播放谈话节目，因有程乃珊出席，便看下去。话题有关南北文化对比，因此南人北人各持一方。北派明显占压倒之势，有语言的便利，南方人说普通话总要隔一层，反应和出言就迟缓了；语言又带出气场，近首善之地楼台，得月在先，难免居高临下。轮到程乃珊迎战，对方取抑扬术，恭维开场：“我是看程老师书长大的——”程乃珊即道：“你不要这么说，大家要算出我的年龄了！”止不住叫好，程乃珊的急智又一次显露山水，真是痛快。《金融家》原是程乃珊“三部曲”计划的第一部，后两部没有动笔，原因很难追究。写小说，尤其长篇小说，需要的条件很复杂，有时候却又很简单，就是没有在应该开始的时候开始，于是欲望退潮。对文学史不谓不遗憾。从第一部看，我们有理由展望第二部和第三部的前景。好在程乃珊受上海叙事感召，写作大量非虚构文字，为这个城市描绘毕肖的画像，增添近代历史记忆的库藏。正当其时，造物又来分配总量，我们只能这样解释，程乃珊得天独厚，预支了应定的份额：天资和才华，爱情和家庭，事业和生活，尤其是，生活的那股子热腾劲，她多么爱生活，爱得太多，太多，于是，戛然而止，定格——华美、丰饶、快乐、兴致勃勃！2017年12月15日　上海四季歌就这样慢慢敦化成上海女人浙江桐乡梧桐镇的女人们

我们程家的故乡浙江桐乡梧桐镇——好美丽的名字——在祖辈父辈的回忆中，是一派飘逸清幽的水乡，但见水道纵横，白墙黑瓦的民居倚河而立。家乡是著名的蚕乡，正如茅盾的《春蚕》所描述的。

水乡可以讲是中国特有的景致。外国的水乡不多，恕我不见世面，似只有威尼斯，那窄窄的河道和古朴的布满青苔的墙壁还蕴含着水乡之气。然与中国的水乡相比，还是十分不同的。我们的水乡是一幅写意的水墨画，黑白之间，自有一份天长地久的空灵。

遗憾的是，2006年我与叔婶重返梧桐镇之时，那百年水乡古风已无从寻觅——程家的老宅已拆除，河道也填没，还残存的几幢半塌的老民居十室九空，墙上一个个画上粗影的红色“拆”字，像煞古装电影里拍出来的处决犯人的“批”，看着触目惊心！

梧桐镇已改名为“梧桐街道”，父辈记忆中大片的桑园消失了，一片车水马龙，这就叫现代化吗？纵使风景再好，已非江南水乡的景色了！

程氏祠堂当然也拆了，唯有一棵柏树，孤零零地矗立在那里，叔叔依稀记得还是原先的那棵。一句“家族之树常绿”，此时悄然潜上我的心头，并萌发了尽我所能写部五代家族史的念头。

去年5月，我的微博里有一封私信，打开一看，信发自广州，发信人开口称我“乃珊姑姑”，自报家门，她的曾祖父程慕廉与我祖父程慕灏是同父异母兄弟，这支程家支脉一直在杭州山子巷24号开枝散叶，如今，山子巷24号已被杭州市政府保留为民国时期的优秀建筑。

从梧桐镇到杭州，到上海，乃至今日的香港、北美……我们这棵家族之树可谓根深叶茂，支脉繁衍，其中不乏祖辈的辛勤栽培，包括那几位连名字都没留下的我们宗族的母亲们。

那位微博上留下私信的我的堂侄女，虽然我与她从未谋面，她所属的那个慕廉祖父的支脉成员我一个也未见过，但这位堂侄女很让我感到亲切：她自小学钢琴，现为广州专职钢琴老师，且文笔优美，已出几册与音乐有关的散文集和钢琴教育书，还擅长绘画——这完全是我们程家女性的特征。我家女性专业从事绘画、钢琴、写作、外语的颇多……所谓血浓于水。然而在我的百年家族故事中，第一位载入我们家史的女主角却是一位没有留下任何照片、目不识丁、缠着一对小脚的农村妇女。她连名字都没留下，她就是我的曾祖父震权公的原配程黄氏。

我们程家祖籍安徽省休宁县，祖先原任当地盐公道，想来是一个管盐的公务员。太平天国时期，迁至浙江桐乡落籍，租居了梧桐镇东门外的一幢前后两进的旧平房，前进有高祖父久安公，开设店铺，名“程久盛”，专业经营蚕种、桑叶之类，后进为居家之用。但终因书生经商业务不佳，以致家道清贫。曾祖父震权公不得不早早辍学，赴杭州当账房打工。曾祖父娶妻黄氏，缠了一对小脚，却桑田蚕房店务几头一手抓，并育有两子，大子慕廉，也早早辍学去乌镇某酱园学生意，幼子连名字也没留下就夭折了！

不记得哪年，曾祖父突然大病，危在旦夕。那个时代，男人是家中的顶梁柱，一个家若没有男人，真的如天塌下来一样！此时长子慕廉虽已辍学去学生意，然尚无能力独立挑起养家之职。曾祖母走投无路，心一横，带着幼子跪在菩萨前发了毒誓：愿以母子两人之命来换取丈夫的命。当时小儿虽尚年幼，却已懂得在菩萨前发誓的分量，因此咬紧双唇任凭母亲打骂威逼就是死不开口。怨恨之下，母亲擅自代幼子发了誓，并强按着他的头在菩萨前磕了三个头，然后拉着他去屋后直奔井台。毕竟是做娘的，她心软了，忍不下心亲手将儿子扔下井里，只是婉转对儿子说：“姆妈先下去，在下面等你，你不要怕……”便纵身跃下。儿子没有跟下去。乡里闻讯赶来，从井里捞出，已回魂乏术！

井那么深，那么凉，那么黑，根本就是一条通往另一个不可知世界的隧道，别具一种令人发指的恐惧。纵身一跃时，需多大的勇气和决心！而我这位曾祖母，纵身一跃，捣碎了一镜潋滟的月光，成就了我们家族史一则湮远的凄厉典故。从此，我害怕走近任何井台，包括上海弄堂里常有的那种用粗铁链封锁住井盖的井。

信不信由你，自曾祖母黄氏投井自尽后，曾祖父的病竟不治而愈，遗憾的是，那个幼子虽然没有在菩萨前发誓，也没往井里跳，第二年也夭折了！

曾祖父再娶续弦邵氏，就是我祖父的亲生母亲，共育有子女十个，但由于家贫，最后成活的只有三个：祖父程慕灏、伯祖程慕颐（后成为有“中国细菌学之父”之称的著名微生物学家）、姑婆程慕英。续弦的曾祖母也是一对小脚，却是挑担采桑、缫丝孵蚕，田里屋里样样一把抓。据讲，她孵的蚕子质量上乘，以至乡里人都传颂：“久盛号”蚕种是最好的。

说来真奇，曾祖父一病愈，程家家道也似走上重生之道，虽然仍是清贫，却似有了一线新机。当时乡间的“久盛号”已由曾祖母打理，曾祖父也就放心去杭州张公馆继续履职。由于处理账务钱财进出有条不紊，深得东家器重，东家再将曾祖父推荐给自己的姻亲孙家兼职。说起孙家，来头不小，主人就是曾得清庆亲王赏识而未被慈禧重用的孙宝琦。辛亥革命后，他为北洋政府的国务总理，显赫一时。孙宝琦有一个孙女就是张爱玲的继母。只是好不过三代，到抗战开始不久，张、孙两大家都已败得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说起张家的发迹，也是一则传奇。传说张家的发家人原是一守城小卒，那天正在城头上边抽旱烟边大解，突然发现海面有倭寇（也有讲是海盗）之船来偷袭，他不慌不忙将旱烟枪往近处的炮台一点，“轰”一声，贼船以为城门哨兵已有觉察，连忙掉头就逃。这位小卒就这样一不小心立了大功。朝廷在其老家浙江同里广赐良田，每年来交租的船络绎不绝，并在杭州大兴土木，造了赫赫有名的张公馆。据祖父回忆，张公馆内犹如大观园，奇石名花，楼台亭阁，真是说不尽的奢华。张公馆的几位少爷成天吟诗作画，进出名驹，风流倜傥。

从小祖父就对我们说，张家对我们程家是有恩的。祖父清晰记得，幼时随曾祖父到张公馆度假，一天祖父与伯祖兄弟俩正在园内嬉戏，忽闻一阵清晰的马蹄声，有人高呼“三少爷到”，两小兄弟自知回避不及，便连忙打千请安。三少爷见两个孩子聪明可爱，问起谁家的孩子，两小兄弟忙自报家门，是账房程震权的儿子。三少爷当即让人把曾祖父找来问：“两个那么聪明的孩子为什么不进学校念书？”曾祖父回答：“我们小户人家，能够识几个字、记几笔账糊口就可以了，没有能力全力栽培。”三少爷极力劝道：“你的想法已经落伍了，现在西学奋进，国家需要大力栽培年轻人。你应该将孩子送到新学校栽培，两个孩子这么聪明，将来前途无量。你没有能力我来帮你。”就这样，我的祖父、伯祖两兄弟在张家的资助下，转学至桐乡县立小学，他们学业优秀，祖父续赴杭州省立簿记学校（相当于今天的会计学校），在校学习期间，由于成绩优良，得该校高才生之誉，伯祖慕颐杭州官立中学毕业后，公费保送杭州医专深造。家业似有转机了。

而在浙江梧桐镇乡间，小脚曾祖母为了增添家庭劳动力，让在酱园店已满师的祖父同父异母的长兄慕廉早早娶了一门媳妇吴氏来操持家务，种桑养蚕。为了方便劳作，这位淳朴的乡间妇女已是一对大足。中国古语“长嫂如母”，对这位长嫂，祖父和伯祖一世尊重。两兄弟后来发达后，在杭州山子巷造了三层大洋房，拱手让给这位大嫂和后代居住。当然，这已是后话了。但是，此时两个乡间女人养不起两个洋学生，只好让仍在医专求学的伯祖慕颐娶了目不识丁的伯祖母王氏，只为了家里可以多一个劳动力，不意间，却种下了一个长达一辈子的爱情苦果。就这样，前方加紧苦读，后方三个乡间女人克勤克俭，为了程家的未来辛勤奋斗。上海新闸路斯文里的女人

慕颐伯祖在杭州医专成绩拔萃，很快得到政府公费资助，往东京帝国大学微生物专业深造。消息传来，令曾祖父悲喜交集。喜的是，家里竟然可以出一个洋学生，这是十几代都做不到的；悲的是，虽然学费由政府资助，还有东家张家的鼎力相助，但以他个人的财力，尚不能同时栽培两个儿子。

这时，祖父毅然决定放弃在省立簿记学校的求学，打工养家。恰巧此时，张家的女婿、当时的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孙宝琦回杭州拜访岳丈，曾祖父登门，于孩子辍学就业养家的问题请求帮助。孙宝琦念及多年主佣之情，一口答应，当即亲笔写信，将祖父介绍给当时的上海中国银行行长丁道津。就因为这样一封信，祖父终其一生服务于中国银行。

1913年2月12日，曾祖父陪同二十四岁的祖父来到汉口路3号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今汉口路50号，此大厦现还在），拜见丁道津行长。祖父清楚记得，丁行长为贵州人，身材魁梧，性情豪爽，他对祖父说的第一句话祖父记了一辈子：“想发财的不要进中国银行，但只要你勤勤恳恳，认认真真，信义为本，学好本领，必有前途。”这句话从此成了祖父的座右铭，直到他后来进入中国银行管理层，每次向新员工训话，必以此句为开场白。

只半天工夫，一应入行手续和宿舍已办理完毕，父子依依惜别之前，曾祖父给祖父四十块带着体温的银圆，以备不时之需。祖父在中国银行由练习生升到助理员，再升到办事员，先后任文书、会计、营业、译电等多项职务，逐渐成为银行业务的多面手，工资待遇也相应不断提高。他还在繁忙的工作中挤出时间去青年会补习英文。三年后，回桐乡老家时，不仅把四十块银圆完璧归赵，另外掏出省吃俭用存下的四十块银圆，给曾祖母作为家用，这已成为我们程家五代的教育经典。遗憾的是，我们的后辈还不大明白其中的含义。这时家中经济逐渐好转，祖父还能资助在日深造的伯祖，并与曾祖父一起，在老家新建两进共九间青砖新房，曾祖父特取名“读月庐”，内设书房，并镶有彩色玻璃，在当地也算十分讲究。

1917年，新房造好，祖父迎娶当地农家女馥笙，那就是我的祖母。祖母也是一双天足。1918年，祖父的长子——我的父亲程学樵出世。按当时习俗，男人大都外出打工，女人留在乡间侍奉长辈，照顾孩子。祖父也是如此，吃住在银行宿舍，家眷留在乡间，既节约开支，也省心省事。

1921年，中国银行拟在日本筹设第一个海外经理处，要求派专人带一百万日元作为开办资金，并派专业会计随行。此时已入行八年的祖父因办事认真、业务熟练而被行长宋汉章赋以此任。后此事因故没有谈成，祖父离日回国时，带去的一百万日元不仅分文不少，还将此笔巨款存入当地银行所获的利息四万日元，除去日常开支外一并交存，账目清晰，单据齐全，这种负责精神更加深了银行对他日后的器重。

此时祖父的事业可谓风顺水顺，但他不满足于当时大多数人所采取的自己留在上海、将家眷留在乡间的做法，他觉得时代在变化，不愿让他的孩子像他一样在闭塞的乡间度过最佳的启蒙教育时期。于是，祖父坚决将祖母和我的父亲从桐乡接到上海。上海的“住”之昂贵，自开埠以来就存在了，尽管祖父当时已是银行有稳定收入的员工，仍是不胜负荷。好不容易租赁到今新闸路东斯文里一单开间石库门二楼前楼一间房间。说起来，上海石库门其实种类很多，等级分明，东斯文里这种石库门是最蹩脚的，人称“江北石库门”，就是没有厢房也没有亭子间，上下两层就靠一层薄薄的木板隔开，而且紧靠着粪码头，到夏天简直不能开窗，臭气熏人。晚年的祖父犹记得，当年我的大姑妈尿床，尿水顺着席子流到地板上，又顺着地板的缝隙滴到楼下正在品酒的邻居的胡子上，成为笑谈。

就这样，我的祖母馥笙无怨无悔，跟着自己的男人，离开蚕乡桐乡梧桐镇，来到一无所知的大上海，从而成为我们程家第一个踏入大上海的女人，含辛茹苦与祖父养育了四女二男。

1923年，由中国银行总行拨三千二百两白银在西区极斯菲尔路（今万航渡路）买了十七亩地，建造了包括礼堂、小学校、各种文康俱乐部在内的银行职工宿舍区，取名“中行别业”。宿舍建有各种规格，以适应各级职员居住。此时祖父已升为中国银行国库股主任，也获得了两开间三层楼的主任级住房一栋，居住条件得到了大大的改善。

祖母虽然没有文化，不识字，但她努力脱尽自身的乡土气，从言谈和行为上令自己做一位称职的银行先生的太太。桐乡人在上海统称为“湖州人”，被公认为翻丝绵的老手，祖母就热心帮教邻里撕翻丝绵，从小孩衣裤到大幅的丝绵被，来者不拒，还将我们桐乡的美食——鸳鸯蛋分送给邻里享用。所谓鸳鸯蛋，其实很简单，就是将煮熟的鸡蛋一剖为二，上面覆上用金针菜调配好的碎猪肉，像煮红烧肉那样煮。我们的家乡菜偏甜重油，很受邻里欢迎。还有每逢过年，祖母就会精心制作甜点心——枣饼，就是将枣子煮熟，拆出枣肉，与糯米粉拌在一起，另外再用核桃肉拌上黄糖、芝麻做馅，然后嵌入特制的印有福禄寿吉祥图案的模子里，垫上粽箬壳上笼格蒸，香气四溢。每逢过年过节，祖母都要蒸上好几蒸架，分送给左邻右舍。更收了大批的徒弟，过年之前就跟着祖母学做枣饼。祖母也跟他们学做黄蛋糕（一种中国式蛋糕）、裹宁波汤团、打年糕等，完全脱胎换骨成为一位能干的银行先生的贤内助。

讲起来，从前银行的工作是银饭碗，但过的也是这样平实、简朴的小日子，并不是现今影视剧中描写的那样整天雪茄红酒嘭嚓嚓（交谊舞）。因为桐乡方言称“我们”为“哦拉”，所以大家都戏称她为“哦拉嫂嫂”。我从来没见过这位祖母，但都说我忠厚随和的脾气，还有一对天不亮水泡眼是来自她的基因。

1926年，北伐开始，国民革命军节节胜利，北洋军政权摇摇欲坠。基于大势已定，上海工商界、金融界纷纷与北伐军取得联系，并表示如有军需需要，一定给予协助。因此，军长白崇禧的军需官曾到上海中国银行借过军需款项。自国民党定都南京后，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部长，并联系上海金融界人士，成立替蒋政权筹募经费的机构，由陈光甫为主任委员。他把祖父借调到委员会担任金库员，以便审批签章。祖父在此机构任职一年多，有机会结识了不少上海各界的知名人士。全靠有一个贤内助，祖父的事业才能如此一帆风顺。人说夫荣妻贵，但我的祖母依然是一位在邻里间生活俭朴的“哦拉嫂嫂”。就这样慢慢敦化成上海女人

祖母馥笙可以讲是梧桐镇程家第一个步入大上海的女人。其更大的意义是程家一支新嫩的支脉将在大上海破土而出，同时为梧桐镇的女人们开了一个闯荡大上海的先例。

吴毓英，一个如同茅盾的《林家铺子》里林家姑娘一样朴实的水乡姑娘，眉清目秀，在县城女中初中毕业，在当时也算是一个女知识分子，安分守己的小家碧玉。经人说媒，许给我祖母的弟弟，据说也因为祖父在上海做银行先生，女方家长才同意了这门亲事。因为新娘子长得娇小玲珑，我父辈亲热地称她为“矮子舅妈”。小夫妻刚完婚就双双到大上海寻找梦想。祖父帮小舅子在钱庄找了个职位，工资不高，却也稳定。矮子舅妈打理家务，闲时常来中行别业帮助我祖母照料几个孩子和做家务，小日子过得蛮舒服。

可惜天有不测风云。大上海虽说处处有机会，却也是步步有陷阱，矮子舅妈的老公不知如何交上几个损友染上了毒瘾。据父辈回忆，未染上毒瘾前，这个舅舅和蔼可亲，对几个外甥是疼爱有加，常常带他们去看戏吃点心；自从染上毒瘾后，他完全变了一个人，先是贪污钱庄里的钞票，将好端端的一份工作也丢了，再到处借债，自己彻夜不归，债主连夜上门逼债，逼得矮子舅妈走投无路，到后来吓得家里也无法住，就一直躲在中行别业我家。初时祖父还帮着苦劝这位舅子，送他去戒毒所戒毒，帮他还债，再替他另谋新的工作，但都无济于事，过不多久，他便旧病复犯，夜不归宿。

终于，一天祖父对矮子舅妈说：“你只好心硬一点，譬如当他已经死了，你要重新开始你的生活。”

那个时代，一个弱女子要重新开始生活，自力更生，谈何容易？祖父考虑到自己虽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可资助她，但毕竟非长远之计，唯一的出路就是鼓励她做一个自食其力的职业妇女。好在矮子舅妈尚有一定的文化基础，祖父先为她在一家助产士学校报了名。两年后，伯祖程慕颐被上海医学院聘为教授专授细菌学，并为他特别设立一个化验专科班，祖父便鼓励矮子舅妈再去深造。此时的吴毓英一直住在中行别业我们家，一心苦读，成绩斐然，毕业后适逢伯祖程慕颐化验所业务如火如荼，她就很顺当地成为一位称职的化验员。有了固定的收入，她便搬出中行别业，自己在外面租了房子，过着滋润淡定、自力更生的职业妇女生活，并以此为据点，将梧桐镇的娘家弟兄侄子一个个接到上海来闯荡天下。说起来，吴家还真出了几个人才：吴毓英的侄女吴曼华早年参加革命，后任上海市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吴毓英的侄子吴建华的女儿，现为加拿大某市华人总商会的会长……

吴毓英一生以化验专业为职业，直到八十八岁去世，学生已桃李满天下。曾见过她年轻时的照片，一头垂肩烫发，配浅色宽身呢大衣，平跟的缚带皮鞋，这是当时上海最典型的职业妇女打扮。一个蚕乡的小家碧玉就这样慢慢敦化成上海典型职业女性。

与此同时，她的丈夫完全沦落成上海街头的叫花子，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拖着鞋皮与一群瘾君子为伍，露宿街头，并常常会守候在我父亲和姑叔放学的路上，向他们乞讨：“想想娘舅从前也很宝贝你们的，你们就可怜可怜娘舅，给我点钱买只大饼吃吃……”祖父常会警告他们，一个铜板也不许给他。每逢此时，父亲他们又惊又怕，总是落荒而逃。

毕竟是亲娘舅，虽然他沦为瘾君子，却总会在他们背后叮嘱：“不要奔，不要奔，小心跌跤，娘舅不跟你们缠了……”听来令人唏嘘。

1927年，作为国家银行的中央银行正式成立，宋子文任总裁，央行虚设两个副局长职位。有人在宋的面前极力推荐祖父，其实宋子文对祖父也早有所闻，知道他在财务委员会负责金库管理、筹募款项均尽心尽力，办事干练，正是年轻有为的人才，并想当然地认为，将祖父调到中央银行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在未征得祖父本人意见时，就在内部公布“程慕灏为业务局副局长”的任命。

这时，贝祖诒（贝聿铭之父）从香港中国银行调到上海中国银行任经理，得知祖父得到宋子文的赏识要调往中央银行，不愿放人。同时提出，既然中央银行聘他为副局长，我们中国银行就升他为副经理。再讲，祖父本身也不愿去中央银行，感到中央银行是纯官僚机构，自己勤恳工作，不过求个丰衣足食，既不善钻营，也不会钻营，根本无意涉足仕途，而且官场多变屡见不鲜，远不如中国银行稳定，便委婉谢绝了宋子文的邀请。此时祖父仅二十九岁，无意中创造了中国银行有史以来的三个“第一”：第一个由主任跳过襄理直接晋升为副经理的人员；第一个年仅二十九岁的经理；第一个没有大学文凭也没有留洋经历的经理。

然而，正所谓赌场得意，情场失意，甘蔗没有两头甜。正当祖父事业春风得意之时，个人生活却遭到重大的打击——祖母突发心脏病猝然去世，丢下二子四女，最小的姑姑只有两个月。祖父一个男人家如何应付得了这个场面！这时矮子舅妈毅然搬入家里帮助祖父，料理家务，抚慰失去母亲的孩子们……

祖父晚年时曾向我透露，在那最悲伤的时候，吴毓英给他很大的宽慰。或许对吴毓英来说，这段感情应注入得更早，早在祖父为她不成器的丈夫奔走，鼓励她、帮助她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女性时，一个英俊能干的男人已深深走入她的心灵……或许有许多理由可以令吴毓英由孩子们的舅妈转换为母亲……但是吴毓英毕竟是有丈夫的，尽管丈夫不成器，下落不明，但在法律上，她是有丈夫的，还是祖父的内弟媳。祖父作为一位金融人士，一举一动更需要行得正、立得直，不能有一点让人诟病之处。对这一点，两人都深知其中轻重，终于快刀斩乱麻了结了这段情愫。

若干年后一个北风凛冽的冬夜，一个叫花子找到我家报信，矮子舅妈的丈夫倒毙在街头。祖父连忙陪着矮子舅妈去收尸，矮子舅妈以未亡人身份一样为他戴孝守灵。此时祖父已迎娶了无锡鼋头渚杨家的二小姐为续弦，女儿都已三岁了。矮子舅妈终身未再嫁。人前人后，矮子舅妈都被尊称为“吴先生”。中国的女人向来有很多称呼：小姐、夫人、贵妇、师母、太夫人……但总觉得，一个女人被称为“先生”，是一种最大的荣誉。能够被称为“先生”的女性，必须受过良好教育，德望俱重，懿范双具，她们一定经历过时代的风云，阅尽世情的沧桑，处世低调又恬淡，犹如一杯清澈的香茗。

据我的四姑妈回忆，祖父九十岁时，她去香港探亲，祖父嘱咐她带一封信给矮子舅妈。信中写什么当然不得而知，但矮子舅妈当着姑妈的面读完此信后泣不成声。关于矮子舅妈与祖父的这段故事，我已写入我的长篇小说《金融家》之中。我的妈妈

我的妈妈不是名人，也不是早年投身革命的先驱。她一生的丰功伟绩，就是在那动乱的年月里奇迹般地躲过了一场又一场的风暴，没有在这问题上为我和哥哥带来一点影响和牵连，但她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六进精神病医院。

妈妈年轻时就结识的朋友们看见我，没有一个不惋惜地对我啧啧摇头：“你呀，比起你妈妈那阵，差远了！”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我应该比妈妈漂亮，但恰恰在我身上进化论失灵了。

妈妈貌美，这一点在我们家庭的社交圈中，在妈妈的同学之中，在外婆家邻里之中，都是公认的。因为貌美，妈妈很喜欢照相，从十二岁娉婷少女时起即把留影保存下来。我记忆最深刻的一张，是妈妈二十岁生日时照的，她头上戴着一顶绢制的百合花花冠，穿着淡色滚深色镶边的旗袍，微侧着脸，抬眼往上看，一对眼睛晶莹明亮，腮边闪现着一只小酒窝。妈妈的结婚照曾被上海当时第一流的照相馆“光艺”陈列在橱窗里。我记得，照片上的妈妈像一尊洁白的塑像伫立着，双手自然交叉地垂在身前，一领罗纱像一挂瀑布一直垂拖下来，在妈妈脚下形成一团白色的云雾，托着妈妈苗条匀称的身子。妈妈微微笑着，既不失矜持和端庄，也带着新嫁娘的娇羞和甜美……可惜所有的相片都毁于红卫兵手中，连一纸一角也没留下。然而妈妈的美貌一直保持到她中年以后，就是今天，妈妈已经六十七岁了，她依然属她那个年纪的女性中的佼佼者。有一个美丽的妈妈，一直是我童年时代和青年时代的骄傲。直到我恋爱了，深恐自己平平的相貌不足以吸引对方，我会不由自主对我的男朋友说：“别看我长这模样，我妈妈可漂亮了！”少女时由于纯洁无邪，就是傻话也显得十分可爱。

外祖父受欧美教育影响很深，且因为事业上的原因，周游过好几个国家，用现在的行话来说，外祖父属当时的开拓型企业家或新潮人物。他生有一子一女，我不知道他是否已自觉执行了计划生育，但我肯定知道，他是十分热心于智力投资的。在妈妈这一代，很多女性即使出身于豪富之家，也得不到尊重，接受不了高等教育，我婆婆就是一个例子。然而外祖父则例外，他把妈妈送到当时上海第一流的学校——宋家三姐妹都就读过的著名的中西女中，一直读到高中毕业。由于妈妈成绩优异，又送妈妈进第一流的圣约翰大学深造，直至毕业。当时有一种说法，女儿的大学文凭，不过是多一份嫁妆，因此犯不着进这么好的学校。但外祖父认为，既然把他们带到世界上来，做父母的就要尽力培养他们，否则，将来子女会责怪父母的。

妈妈生性好强，因此在学业上始终是名列前茅的。直到20世纪70年代，妈妈小学里的班主任华先生，一次在路上与外祖父邂逅，此时两人都已八十开外了，华先生还记忆犹新地说：“潘先生，你的小姐佐君，真是美而慧呀！”如今我的老外公已作古，他临终前几天向我说：“我一子一女，儿子承馨在美国，事业与家庭都十分之满意，女儿佐君虽然一世平平，但我已尽力培养造就她，以后是环境所致影响了她，我自己是问心无愧的。”

在中西女中的一次年刊上，赫然登着母亲十七岁时写的一篇演讲稿，妈妈在这次演讲比赛中荣获了第一名。十七岁的我，偶尔在杂物间发现了这本旧年刊，我至今还背得出妈妈这几句话：“……希望将来我们在社会上，仍能听到看到诸位的名字，不是冠以××夫人的头衔而出现，而是因为我们切切实实为大众、为社会服务……”当时的我很惊讶，我一直认为，只有我们这一代人，学校才教育我们为人民、为社会服务的！母亲还说：“我们将来都要当母亲的……”十七岁的妈妈当众讲这样的话不怕人家讪笑呀！就是从那时我才悟到，在我眼中胆小怕事、处世小心翼翼的妈妈，原来也有过热血沸腾的青年时代！不久我又发现，牢牢地盯着我的电话和每一个到我家来玩的男同学的妈妈，过去有着为数不少的追求者。一次，外祖母整理一些杂物时，竟理出几大扎妈妈的追求者的来信。大约从那时起，我开始以另一种眼光——不是女儿看妈妈而是女孩子看女人的目光——来看待妈妈了。

妈妈渴望着当教师，因为她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的教育系。无奈因为环境，因为时局，她永远无法实现这个愿望。圣约翰毕业时，妈妈已经二十四岁了，在40年代，这是姑娘举行婚礼的最后期限了。妈妈不愿意走从毕业典礼走向结婚典礼这一条惯路，但又无法违抗这个当时的社会公约。她不是革命先驱，也不是居里夫人式的学者，只不过是一个平凡普通、有意向、有追求的女大学生，尚没有魄力反抗那种舆论压力；另外，当时的经济状况也无须她走上艰难的职业妇女之路。她唯一能自慰的是，在接到母校中西女中校长向她发出的聘书后，她回母校在初中部当了一个学期的英语教员，然后在结婚进行曲中走向另一条生活之路。要是妈妈从那时起就一直在中西执教到退休，无疑会成为一个一级教师，然而也有可能在十年浩劫中备受折磨，因为当时受摧残迫害最厉害的、让无知学生尽情羞辱的，无疑就是中学教师了。因而，这是幸运，也是不幸，妈妈终于未能如愿做一名教师。妈妈领到第一个月工资后，就用这笔钱置了一套银质餐具作为纪念。每次有贵客来，我们就使用这套餐具。我和哥哥都知道，这是妈妈用第一个月的工资置的。1967年妈妈由于紧张的“阶级斗争”，终于发病住进上海市精神病院，在医院里，妈妈反复念叨的一句话就是：“那套银餐具是我劳动所得，凭什么要抄走！”

妈妈这一代知识分子，我太熟悉他们了。他们先天不足，大都没有一个可以夸耀的家庭出身，而且早在少年时代接受的那套想法，已奠定了他（她）们特有的人生观，在成年之后再要进行一番艰苦的思想改造，往往不能脱胎换骨。这注定每次政治运动他们都是被瞄准的目标。他们有文化，有自己的思考能力。记得我念初中那阵，几乎大半中学都开俄语课，但妈妈却坚持认为，生为20世纪的人，不懂英语，是无法想象的。因此妈妈坚持在课余给我上英语课，以至考高中时，我竟考上念英语的班级，而且英语成绩始终在班里名列前茅。教育系毕业的妈妈，一直是我和哥哥的英文补习老师，从我们孩提时代开始，妈妈就习惯性地夹几句英语口语与我们交谈。今天，妈妈又是我女儿和我侄子的英语老师。而且，她的劳动没有白费，她的学生们的英语成绩始终保持优秀。今年2月我赴美访问，由于懂英语，方便不少。我女儿曾获得英语朗读比赛第一名，我侄子的高中升学考试，英语成绩为九十九分，这与妈妈的栽培是分不开的。我感谢妈妈，她虽然未能如愿当一位教师，但她已尽到教师的责任了。

是的，在某些方面，妈妈是我一位最好的老师。在极“左”思潮十分厉害的年月，即使在“文革”前，妈妈仍然关起大门，坚持用经她几十年生活证明是对的那一套教育我们，特别是我。她认为一个女孩子，应当有好的仪表和谈吐、举止，坚持严格地不断地纠正我的坐姿、站姿，吃饭时绝对不许捏着筷子又舀汤，在公众场合不要搔首弄姿，家里有客来，端茶递点心一定是我的事……不少人责怪妈妈要害了我，说她把我培养成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小姐了。妈妈严正地说：淑女和小姐不一样。她说她无法想象，养下儿女并眼看着那么一些明知是不科学的、不文明的观点来影响他们，而不给他们正确的指导。记得我十二岁时，妈妈就带我逛衣料店，先让我挑出我喜爱的衣料，然后她给予评点，哪种确实漂亮，哪种实在一般，如何配颜色、配发式，有意识地培养我的审美观和情趣。自然，我说不上我有很好的审美观，而且各人有不同的审美观，但我能很明白地知道什么是我喜欢的，什么是我不喜欢的。审美观本没一条定律，但你自己心中一定要有一条标准。

说过了，妈妈只是一般小市民，她想不到从小用革命理想来教育我们，她也没有赫然的人事关系可以为我和哥哥的前程铺上一条金光大道，但妈妈教会我热爱生活，教会我如何做一个女人，做一个有修养有文化的知识女性。妈妈的英国文学和外国历史造诣颇深，至今她中学时代的老同学都还为此夸她。法国大革命史和英国皇族家谱派系，妈妈熟稔得很。妈妈喜欢托尔斯泰的小说，她特别喜欢《战争与和平》。妈妈还喜欢音乐，她能用英语哼唱很好听的美国民歌——现在称为乡村音乐。但妈妈中学时学得最差的功课就是烹饪课，她认为花那么多时间在吃上，不值得。我想，把四十年前的妈妈原封不动放到20世纪80年代，她肯定会被冠以“现代化女性”的美称的。

妈妈的经历很坎坷，她原本可以向社会献出更多，她向来是不甘心待在家里相夫教子的。20世纪40年代，由于时局动荡，她带着全家去了香港。据说原先计划是漂洋过海的，但妈妈放心不下已渐入老境的外祖父母——当时舅舅已去美求学，外祖父母膝下没有小辈，很不方便，且生活冷清——因此，最后竟在离大陆不远的香港定居下来。经父母的努力，战后他们在香港的生活已达中产阶级水准。但50年代中期，听说国内稳定、平和，不少旅美旅英的知识分子都在这期间怀着一颗赤诚的报国之心相继回国，我的父母亲以他们的经验认为，香港毕竟是一个孤岛，而大陆地大物博，很有施展的余地，就举家回上海了。“资产阶级情调”，这一剂压力，就像大气中金属的氧化，一年一年，销蚀着金属的承受力。当一股更大的压力——“文化大革命”降临时，妈妈的神经终于崩溃了，被送入精神病医院！十年中妈妈进了三次精神病院！

当然，如今，一切比原先暗自希望和企求的都要好。我和哥哥都十分争气。哥哥北京大学毕业后在山西插队，因为我们没有任何人事关系网，哥哥至今还在山西大同市，这位当年身为长房长孙的哥哥，现在是大同市轻工业局副局长。他的儿子，即我的侄子，从婴儿时期就在上海寄养，妈妈一身数职，既是奶奶，又是母亲，还是家庭教师，竭尽全力地培养他，使我的小侄子从小品学兼优，现为重点中学的学生。小侄子因为没有上海户口，还有一年高中毕业就得回山西。妈妈不是具有高度觉悟的革命干部，也没有任何门道可以让小侄子留在上海，这几天妈妈正在苦恼，悔恨我们从香港回来得太早，如果现在回来，小侄子肯定可以报入上海户口的。这是回沪近三十年来，历经多次政治运动甚至抄家和靠生活费度日以来，妈妈第一次发出的后悔之言，说到底，这是出自对小辈的爱护之心。再说，妈妈能挺过1958年干部下放劳动和“文革”中在“五七干校”锻炼，对她已经很不容易了。现在，知识又得到尊重，外语教师特别是英语教师在社会上十分吃香，妈妈曾想应聘再做一番渴望已久的教师工作，终因神经脆弱，不敢再进入社会与人交往而退却了。“文革”中对她的批判和同事间无情的揭发，已大大伤了她的心。

现在，外貌依然保养得十分年轻的妈妈终于过上盼望已久的安定生活，她把居室布置得舒服又干净，带着浓厚的40年代情调。每次我回娘家，总会感到那40年代的气息是那么浓烈地充塞着每一个角落——连谈话也是，常涉及我尿布时期的生活。我不责怪妈妈，为了追赶我们这个时代，她舍弃了好多，现在，进入新时代了，让妈妈按她的心愿生活吧，这并不妨碍别人。

写下这么一些，心里不免惴惴，怕妈妈读了要生气。但要写，就得写真实，不能躲躲闪闪。妈妈读了一定又会说：怎么这样写？白纸黑字的，将来寻上你怎么办？我们不管了，快七十了，再来次大变动，反正无所谓了。你们还年轻，又有孩子，怎么办？当心，当心呀！

妈妈，我不是政治家，也不是预言家，但我不能为此就瞻前顾后，这样，一件事都干不成了。妈妈这一代唯一的生活目的，就是不在政治上闯祸、平安无事闪过每次运动，从而浪费了整整一代人。我不能再这样了。

此次访美经西雅图，第一次见到舅舅，舅舅一再要我说服妈妈去美国旅游一次，一切费用自然由舅舅出。但回来后我无论如何也说服不了妈妈。妈妈固执地说，等有一天人民币可以兑换美元了，她才去。她说：“我是姐姐，我不愿意在多年未见面的弟弟和弟媳前伸手向他们要零花钱。”我告诉她，如今大家都是这样的，她却固执地回答：“但是我不愿意！”

这就是我的妈妈，偏执、多虑、有修养、郁郁不得志……

幸好，我的路，比妈妈的路宽得多了。

希望我女儿和侄子这一代的路，比他们的妈妈们更宽广。

希望发生在妈妈这代知识分子身上的悲剧，不要再重演。荣贞阿婆

虽然我在混沌未开的摇篮时代就来到香港，但我牙牙学语的第一个字是上海话。自小我就深明，自己是属于上海的。家里每一言每一事，似都令我觉得，在香港只是寄居，香港的家是暂时的；我们另外拥有一个家，在上海，这个家才是确确实实真正属于我们的永恒的家。

这种心态，其实在今日大部分上海籍香港人身上都有。

许多香港人就持着这种过客心态，在香港生活了一辈子。我的祖父母就是。他们在五十来岁英年正盛之时，迫于时局不得不离开故土上海来到香港。祖父母在上海有房子有家，他们一直打算退休后叶落归根，回上海养老的。结果，不得不在香港终老天年，长眠在这个他们一直不大喜欢也过得不习惯的城市里。

父母一开始就对香港持一种过客心态。据父母说，1949年我们初抵香港时，真正是做过客的。父亲一个朋友原已在南洋替他找了份工作，我们原计划稍在香港停留，就下南洋。结果因为祖父归属人民政府，并受聘于北京中国银行总行，任中国银行驻港分行经理，只得在香港暂时长住。父亲也就在香港留下，连带妈妈、我和哥哥。

即便这样，家里仍充满着过客心态。

相对于家里其他人，荣贞阿婆或许因为在香港既没有朋友又没有任何外出社交机会，故而对香港的抱怨是最多的。她是祖父母的房间娘姨，即贴身保姆。

她与我们一起住在摩星岭。香港弹丸之地，即使如摩星岭那般高档住宅，也是开间小小的，完全是袖珍型的。一层三间，共三层，要住我们一家四口及祖父母和三个尚未出阁的姑姑，再加荣贞阿婆和另一个广东阿妈阿瑞。如此一家子，对住惯上海大屋的上一辈，自然有百般的不舒服。

底层并排两间向南的，自然按常规作客厅和餐厅用。二楼分别是祖父母的卧室和三个姑姑的闺房，我们一家四口住三楼。

二楼除祖父母和姑姑卧室外，是一个宽大的室内阳台，铺着红砖地。为了利用这个室内阳台，特地装上一排落地玻璃窗，置上一套富有南洋风味的藤沙发、矮几之类，做全家活动的起坐间（起居室）。有熟客也直接让到这里，这些熟客通常就是旧日上海亲友。

往往此时，荣贞阿婆比主人家更觉尴尬和委屈：“阳台间坐了……也真是，真叫螺蛳壳里做道场……这白鸽笼一样的地方，阿拉上海的灶头间只怕都比这间屋大……”

来客因为与荣贞阿婆相熟了，都理解地安慰她：“没办法，香港地方小，都这样的，你们这里算好的，独幢独门的，你看看阿拉住的，还要挤……”

荣贞阿婆与我家是同籍，湖州人，翻得一手好丝绵，当然也煮得一手好家乡菜。在上海时，一应灶间活计自有大师傅专职负责，荣贞阿婆只管祖父母的贴身杂务，轻易不下厨，只有在为祖父母开小灶时，才亲临厨下，待下手将一应作料准备好后，她去落锅。

她自十几岁入我家帮佣，即使结婚生子直到娶媳，都一直未与我家“脱离组织关系”，直到八十来岁终老，都由祖父母供养。我们早已将她视为我家不可分割的一个成员，故而祖父母南下遇着这么一个空前动荡的时局，仍将荣贞阿婆带在身边。

来到香港，我们全家吃不惯那又生又淡的广东菜，荣贞阿婆只好天天下厨。至今我仍十分怀念她那浓油赤酱的小菜：红烧狮子头、河鲫鱼嵌肉、干烧明虾、嵌宝鸭和油焖笋……“这灶头间，转身也难，这种短命的火油炉，死样怪气的，哪像阿拉以前上海，大灶头一烧，油锅又旺又灿……”她总是这样委委屈屈的。

夏天到了，又是吃西瓜的季节。吃西瓜也会引起她对香港一大箩筐的抱怨。“香港是小里小气，西瓜论只买，哪像阿拉从前在上海，西瓜一买就是一担，堆在灶间后天井，要吃了，先在井水里浸一阵，凉凉的，不比这种冰箱里冰出来，牙齿都冰痛了。”

在荣贞阿婆嘴里，“阿拉上海”充满着无限的矜贵和外人不足知的传奇。她是我对上海认识的启蒙老师。“老早阿拉上海开饭，拍拍满（满当当）坐足两只圆台面。你们的太祖母当头打横朝南坐，每天两条火腿炖河鲫鱼是少不了她的……逢年过节的，更是开足四只圆台面都不够……哼，现在这种也叫大餐间，开一只圆台面都兜不转身了！”

我知道在上海我还有一个家，那里有祖父的妈妈，还有我的外公外婆，再加上一大堆表兄妹。我对这个遥远又感十分亲切的家，很是神往。“荣贞阿婆，香港好还是上海好？”“当然上海好！”荣贞阿婆从老花眼镜里横了我一眼，好似我问了她一个十分可笑的问题。“上海好在哪里？”“大气！”

上海人只要一离开上海，总会有一种狂妄的自大，正如白先勇笔下，连一个舞女都会对台北的娱乐场嗤之以鼻：“只怕还及不上上海百乐门的洗手间！”

事实上，正如我们在香港摩星岭的家未必就真的如白鸽笼，上海百乐门的洗手间也绝不可能强过台北的娱乐场所，只是上海人对不得不将自己连根拔起这个事实，总是很难面对和接受。连带一个目不识丁的上海娘姨，都难免这种心态。

自我对荣贞阿婆有印象起，她就是一身士林蓝色直筒没腰身的旗袍，配着肉色线袜、一双黑缎面绣花鞋，头发抹得溜光，梳只厚厚实实的发髻，上上下下收拾得斯文大方，干净利落。到了秋凉之时，再外加一件开襟绒衫背心，手腕上一只滴绿剔透的翡翠镯子——这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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