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大历史(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大卫·克里斯蒂安（主编）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简明大历史试读：

宇宙的时间线——科学家在回溯的宇宙中最古老的光——有证据支持膨胀的概念，它指出，宇宙膨胀的速度是“大爆炸”开始时的几万亿倍。这一新发现是由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WMAP（威尔金森微波各向异性探测器）做出的，是基于对宇宙微波背景（宇宙的最初时刻发出的余晖）连续三年的观测。

宇宙在其大部分历史上的膨胀是相对渐进的。“膨胀”的快速阶段发生在“大爆炸”膨胀之前的观点首次被提出是在1986年。WMAP新的观测结果支持特定“膨胀”的说法，而不是长期以来人们所持的观点。图片和标题版权：NASA/WMAP科学团队导论大历史大历史的研究将人类与地球的历史置于一个尽可能大的语境中，也就是宇宙。1991年，大卫·克里斯蒂安在他发表于《世界历史杂志》（Journal of World History）的一篇文章中创造了“大历史”这一术语。不过，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他在其所教课程中已经使用了“大历史”这个概念。

典型的大历史课程可能会探究大历史的范围和规模。这样的课程一般从宇宙、恒星和银河系的起源讲起，考察现代宇宙学和天文学的某些核心思想。在濒死的恒星和超新星中创造新的化学元素，便能创造化学成分更复杂的星体，比如行星，并由此自然而然地形成地球科学和生物学。大历史课程探究地球的起源和历史，以及地球上生命的起源和进化。地球是迄今为止我们唯一确知存在生命的行星。作为智人，我们自身的进化也顺理成章地形成了人类史。在这样的宏大叙事之中，人类史的独特性脱颖而出，因为我们能够发现隐藏在传统历史教学范畴中的宏大模式。我们发现人类这一物种如何展现出一种持续适应和更新的独特能力，这种能力保证其成员从生物圈中获取越来越多的资源，从而能够生养更多的人，并最终创建更复杂的人类社会，而且在一个复杂但强大的反馈循环中更迅速地产生新的适应性。这种通过文化变革加速适应的进程在农业文明出现以来的最近一万年里显而易见。不过，在旧石器时代（觅食时代），技术的变革使得我们的祖先可以定居在除南极洲之外的所有大陆，这一点已经很明显。如今，我们已经发现，人类持续适应和加速创新的显著倾向有其危险性。因此，大历史课程必然就人类的未来及其与生物圈的关系提出大问题，也涉及我们的地球和整个宇宙的未来。

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天体物理学家埃里克·蔡森（Eric Chaisson）主讲过大历史课程中的首批课程之一；不久，大卫·克里斯蒂安在澳大利亚，约翰·米尔斯（John Mears）在美国紧随其后。（实际上，克里斯蒂安在其发表于1991年《世界历史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创造了“大历史”这一术语。）时至今日，尽管这种课程的数量有所增加，但仍比较罕见。开设大历史课程的国家有俄罗斯、荷兰、埃及、澳大利亚、印度和韩国，地质学系也开设了类似的课程［比如沃尔特·阿尔瓦雷斯（Walter Alvarez）开设的课程］。开设这些课程的原因在于，或者说至少部分原因在于，学生一方面渴望获得关于过去和学术研究的更为一致的认知，另一方面也渴望获得有助于避免因现代教育和学术研究而造成的知识过分碎片化的方法。普世史：一个古老的传统

如今，大历史可能看起来很另类。然而，它所探索的问题却很古老。我们所知的大多数社会都试图利用他们掌握的最佳信息去建构连续统一的历史叙述（关于过去的叙述），从而解释人类所栖居的宇宙的存在和性质，以及我们所隶属的群体。这正是传统的创世神话所讲述的故事。所有的读写文化也在多层面上创造了关于起源的相似叙述。根据基督教的宇宙学说，这个宇宙已经有5000~6000岁，而地球是其中心。在过去的1500年里，这个故事为基督教世界的历史思考提供了基本框架。时至今日，一些人仍然在同样的框架内思考问题。即使在科学革命已经削弱基督教宇宙观的可信性之后，历史思想家仍然继续建构关于空间和时间的普世地图，只不过现在他们将之置于更加世俗的思想传统之中，其思想依据来源于牛顿科学体系。普世史是在启蒙运动期间和19世纪建立起来的。这一时期既受到黑格尔写作风格的影响，也受到卡尔·马克思写作传统的影响。甚至被认为是现代史学先驱、开创历史学“事无巨细，悉查本末”的实证研究传统的兰克（Leopold von Ranke）也坚持认为，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应该是普世史的创立。毕其一生，兰克都在试图撰写这样的历史。

然而今天，这种撰写普世史的古老传统却鲜有人提及。它在19世纪末突然彻底消失了。至于其消失的原因，人们依然不太清楚。民族主义的视角阻碍了对各种社会共性的探究，而更注重地理和文化的个性。随着自然科学的地位日渐提升，它也在严谨性和精确性方面提高了所有学科的标准，同时也揭示了普世史实证基础的不足，哪怕是其最有意思的尝试都存在这个问题。最终，历史学家开始抛弃宏大的、推理式的历史叙事，转向详细的实证研究。他们效仿兰克的研究传统，将学术研究建立在档案研究的基础上。

许多历史学家可能希望，连续性的实证研究将自然而然地在更大范围内产生新的、更为“科学的”历史叙述。毕竟，与之类似的情况似乎已经在生物学中发生了。查尔斯·达尔文提供了一个奇妙的模型：高度集中的实证研究可能产生宏大的统一理论。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并没有出现过大统一的故事，相反，普世史的观念却似乎正在变成“水中月，境中花”（乌托邦）。韦尔斯（H. G. Wells）曾在20世纪20年代尝试撰写普世史，但他的作品被专业的历史学家忽略了，这也许是有原因的。就像19世纪伟大的普世史那样，韦尔斯的《世界史纲》（Outline of History）包含了太多推断，缺乏有根据的资料，特别是关于远古时期的叙述。最终，许多历史学家开始认为，历史学与其他东西相比具有本质的不同。例如，柯林武德（R. G. Collingwood）认为，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因为它面对的是不可预知的意识行动世界，而不仅仅是事件。“自然界中的事件仅仅是事件，而不是科学家（即历史学家）的思想活动。”（柯林武德，1994年，第214页）因此，历史学家的目标并非寻找普遍规律，而是去“洞悉”那些推动过去行动的思想。这就是为什么历史学家看起来拥有一个与自然科学家全然不同的认识论世界。哈勃太空望远镜拍摄的螺旋星系M83。观察其他星系的形成有助于我们理解自身的形成。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1 MPG（Max Planck Gesellschaft），马克斯·普朗克科学促进协会。——译者注2 ESO（European Southern Observatory），欧洲南方天文台。——译者注3 STScI（Space Telescope Science Institute），太空望远镜科学研究所。——译者注4 PRC（Press Release Center），新闻发布中心。——译者注

20世纪60年代，一些历史学家对普世史的衰落深表遗憾，阿诺德·汤因比即是其中一位。他曾经在接受作家韦德·梅塔（Ved Mehta）访谈时抱怨道：“微观历史学家……不管他们承认与否，他们把力气花在拼凑和概括相关知识上，而且把人类经验视作无法理解的混沌。”不过，他也认为微观史学的日子已到了尽头。“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他们只是少数，而汤因比和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他认为自己最像他——波利比阿（Polybius）、罗杰·培根（Roger Bacon）、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则是多数。”（梅塔，1962年，第143页）1906—1907年，在斯莫库伦（Smörkullen，瑞典东约特兰的阿尔瓦斯特拉）发掘出铁器时代的坟墓。在随后的50年里，放射性年代测定技术开始彻底改变我们对过去的理解。

50年后，汤因比的评论看起来颇具先见之明，因为普世史正以大历史这一新形式回归。为什么一些历史学家要回到普世史的观点上来？主要原因是，我们如今能够以缜密和精确的方式研究普世史，这在19世纪是不可想象的。经过一个世纪深入细致的研究，不仅在历史学领域，而且在其相关学科领域，诸如考古学、古生物学、语言学和遗传学，已经革新了我们对人类过去的认识，使其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得到了延伸。与此同时，自然科学比一个世纪前看起来更注重历史性。随着“大爆炸宇宙论”的兴起，天文学成为一门历史科学；“板块构造论”重新确认了地球科学的历史特性；DNA（脱氧核糖核酸）的发现证实了生物的进化本质。其中最具有根本性的变革之一是新的年代测定技术的出现，它在各个层面上彻底革新了我们对过去的理解。60年前，只有在有文字记录的情况下，才能确定过去事件的绝对日期。所以，没有什么可靠的历史时间轴能够追溯到上千年以前，所有更早的时期都消失在时间的迷雾之中。20世纪50年代，威拉德·利比（Willard Libby）在碳14的常规放射性击穿基础上，建立了第一个可靠的放射性年代测定法。随着放射性测量方式的改进和其更加广泛的应用，以及其他精密计时技术的产生，我们发现我们能够构建缜密的时间表，它不仅可以追溯到我们人类这种物种的起源（大约10万年前），甚至地球的起源（大约45亿年前），而且可以追溯到宇宙的确切发端时间，即我们现在能够精确推断出的137亿年前。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时间计量革命”提供了一个时间框架，使我们能够对过去进行新的、科学的全方位描述。大历史的一些话题

这一学科跨越如此多不同的时间和空间范畴，并涵盖如此丰富多样的现代学术学科，那么它是否有主题的连贯性？现在已经很明显，由于大历史探究宇宙、地球、地球上的生命和人类的起源，它讲述的关于起源的故事是连贯的。然而，统一的主题也正在出现。在大历史的故事中，所有突出的实体都是复杂的：它们是复杂实体，按照特定的模式形成，而且呈现出新颖的“自然而然的属性”。它们的特征还表现为以相当大的能量流来维系其复杂性。因此，像生物圈这种复杂的实体能够在天体表面被发现就绝非偶然。天体离恒星足够近，能够获取这些恒星注入它们周围冷空间中的巨大能量流。正如天体物理学家埃里克·蔡森指出的那样，这些能量流的密度可能允许我们按照它们的复杂程度对复杂实体进行大致的排序。这些推断表明，生命可能比恒星或行星复杂得多，现代人类社会可能是我们所知的最复杂的实体之一。这些看法表明，各种新形式的复合体的缓慢出现能够提供一个共同的主题和研究议程，鼓励许多不同学科的学者就复合性本身及其在宇宙中呈现的不同形式进行类似的研究。

日趋复杂的主题也表明，人类的历史可能会特别有趣。如果说生命有机体的特征是它们具有显著的适应变化的环境的能力，那么，我们人类的特征就是能够持续不断地去适应。当大多数物种（包括类人猿这样的高智商物种）受限于它们的遗传禀赋时，人类却能够不断适应变化的环境，这是因为人类显著的语言能力使我们能够交换大量精确的已知信息。因此，已知信息能够在文化上积累，这就是为什么单单我们人类这种物种看起来在持续不断地发展新的行为模式，以及创造从环境中获取资源的新方式。这一非凡的能力，我们称之为“集体学习”，它有效地塑造了人类社会的进化，就如自然选择有效地塑造了物种的进化一样，只不过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更大。最终，它解释了人类社会规模不断扩大而且日益复杂的原因。集体学习的能力是人类这个非凡物种的闪光点，然而，我们也可能使这种能力衰落，因为我们在得到这种能力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浪费它。大历史和世界史

世界史和大历史之间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大历史在一个巨大的范畴中审视过去，从而使它能够尝试将人类历史的轨迹看作一个整体。这一点，对于较为传统的史学来说做不到。大历史愿意从多学科中获取信息，因此它不像传统的“兰克学派”那样，将自己局限于书写人类文明出现后的几千年历史。因此，大历史为世界史的类型提供了一个自然的框架，也是这个面临诸多挑战（从核战争威慑到生态失衡）的世界的日益迫切的要求，这些挑战非一国所能解决。大历史也为人类近代史的建构提供了一个自然的框架。大卫·克里斯蒂安悉尼麦考瑞大学首尔梨花女子大学进一步阅读

Benjamin, C. (October 2009). A Forum on Big History. World History Connected, 6(3),retrieved July 29, 2010 from http://worldhistoryconnected.press.illinois.edu/6.3/index.html

Brown, C. S. (2007). Big History: From the Big Bang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The New Press.

Bryson, B. (2003). A Short History of Nearly Everything. London: Doubleday.

Chaisson, E. (2001). Cosmic Evolution: The Rise of Complexity in Nature.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ioneering discussion of the growth of complexity in big history]

Chaisson, E. (2006). Epic of Evolution: Seven Ages of the Cosmo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haisson, E. (2008). Cosmic Evolution: From Big Bang to Humankind. Retrieved August20, 2009, from http://www.tufts.edu/as/wright_center/cosmic_evolution/docs/splash.html

Christian, D. (1991). The case for “big histor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2(2),223~238.

Christian, D. (2003). World history in context.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4(4), 437~458. Christian, David (2004). Maps of Time: An Introduction to Big History.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hristian, D. (2008a). Historia, complejidad y revolución cronométrica [History,complexity and the chronometric revolution]. Revista de Occidente, 323, 27~57.

Christian, D. (2008b). This Fleeting World: A Short History of Humanity. Great Barrington, MA: Berkshire Publishing.

Christian, D. (2009). The evolutionary epic and the chronometric revolution. In Cheryl Genet et al. (Eds.), The Evolutionary Epic: Science’s Story and Humanity’s

Response, 43~50. Santa Margarita, California: Collins Foundation Press.

Christian, D. (forthcoming December 2010). The return of universal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theme issue), 49, 5~26.

Collingwood, R. G. (1994). The Idea of History (rev. ed.). Jan Van der Dussen (Ed.).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elsemme, A. (1998). Our Cosmic Origins: From the Big Bang to the Emergence of Life and Intelligenc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enet, R. M. (2007). Humanity: The Chimpanzees Who Would Be Ants. Santa Margarita,CA: Collins Foundation Press.

Genet, C. et al. (Eds.). (2009). The Evolutionary Epic: Science’s Story and Humanity’s Response. Santa Margarita, CA: Collins Foundation Press.

Hughes-Warrington, M. (2005). Big history. Social Evolution & History, 4(1), 7~21.

Jantsch, E. (1980). The Self-organizing Universe: Scientific and Human Implications of the Emerging Paradigm of Evolution. Oxford: Pergamon.

Mehta, Ved. (1962). Fly and the Fly-bottle: Encounters with British Intellectuals,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

Snooks, G. D.. (2005). Big history or big theory? Uncovering the laws of life. Social Evolution & History, 4(1), 160~188.

Spier, F. (1996). The Structure of Big History: From the Big Bang until Today.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Spier, F. (2010). Big History and the Future of Humanity. Oxford: Wiley-Blackwell.

Swimme, B. & Berry, T. (1992). The Universe Story: From the Primeordial Flaring Forth to the Ecozoic Era: A Celebration of the Unfolding of the Cosmos.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Vélez, A. (1998). Del big bang al Homo sapiens. Medellín, Colombia: Editorial Universidad de Antioquia. (In Spanish)

Wells, H. G. (1920). The Outline of History: Being a Plain History of Life and Mankind.Garden City, NY: Garden City Publishers.

Wilson, E. O. (1998). Consilience: The Unity of Knowledge. London: Abacus.农业社会农业社会被认为可追溯至公元前10000年。在农业社会中，动植物的驯化为人类生存提供了大量物质。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的增加或减少，以及新技术不断取代旧技术，在整个时期，这些系统在程度上都发生了变化。

所有的社会都是多元的，包含多种组织和技术系统。在一个农业社会中，人类生存的重要手段主要来自一个或多个农业系统（比如依赖专门的技术和管理系统的驯养动植物系统）。从生态学上来说，主要的农业系统在广义上可以被划分为旧世界和新世界两种类型；从组织上来说，它们则被划分为家庭/农民、精英和工业。一个社会的农业系统与其中的亲属关系、政治、宗教和经济系统等相互作用。

在每一个生态的每一种组织类型中，农业系统都因强度不同而异。强度是指每单位土地的投入和产出的总和，它能够以能量的卡路里来衡量。农业系统发展的最普遍趋势是人口与集约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一个系统的框架内，人口增长和集约化程度提高，直到达到其内部可持续性的极限。在那个时候，这一体系要么进行变革以允许进一步的集约化，要么就会崩溃。迥异的生态

旧世界和新世界农业生态的区别在于它们更新土壤肥力的方式不同。在世界各地的长期休耕系统中，比如刀耕火种的农业，更新土壤肥力的方式是通过植物生长和腐烂的自然有机过程实现的。通过种植一块已经休耕的土地，农民使累积的肥力“有用武之地”，种植作物获得收成。相比之下，在短期休耕系统中，就必须给农作物施肥。在旧世界体系中，施肥是由家畜（主要是有蹄类动物）来实现的。农民将他们不能使用的农作物转变成可使用的原料和食物，而当动物的粪便恢复了土壤的肥力时，它们也节约了总的耕种面积。这些家畜整日被放养在非耕种区，直到夜间回来，它们又提供了额外的有机物。这个体系有一个变种，在非洲，采采蝇使牛无法待在固定的地点，于是形成了游牧民与定居农民之间的一种共生关系：农民允许游牧民在他们已经收割完作物的地上放牧，但条件是让这些牛在他们的地上过夜。这对非洲很重要。

新世界农业生态不包含家畜，因此没有蓄肥周期。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各种方式的灌溉，肥料被带到田地里。这一过程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完成：集水和“恰帕斯”。集水主要包括灌溉渠中携带的河流的泥沙、火山岩灰或受侵蚀的岩石的水流。尽管新大陆的农民认识到有机方法的价值，比如将鱼和种子一起埋在地里，但是这通常需要大量劳动力，不适用于大规模生产。

由于缺少除羊驼和豚鼠以外几乎所有的家畜，因此相对而言，在新大陆较少的地区，人们能够完全依赖农业而生存，这些地区被那些仍处于狩猎——采集社会的更大地区包围——定居者的财富总是被游移的劫掠者觊觎。与之相反，旧世界的农业社区在所有的区域中扩展更广，更为密集地定居，而且不断消灭居住在他们的定居地之间的狩猎——采集部落。这种差异对他们各自组织系统的发展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旧世界

大约在公元前10000年的旧世界，首先出现了定居社区种植野生植物的现象。在约旦河谷周围“肥沃的新月地带”，以及在附近的托罗斯和扎格罗斯山脉的侧翼，大约在公元前7000年，一些野生植物首次出现在这些群落中，包括二粒小麦和单粒小麦（均为古代小麦的品种）、大麦、扁豆、鹰嘴豆、豌豆、苦野豌豆和亚麻。不久之后，家畜出现了：绵羊、山羊、无肩峰牛、马和猪。栽培植物的出现必然意味着农民所种植的每一种新作物都得自之前收获的种子。一旦这种做法被固定下来，作物就能够扩散到全新的地区，进化就可以迅速发生。

农业的传播既有观念的传播，也有栽培品种的传播，从一个群体到另一个群体，或者通过群体内部迁徙的方式传播；在这两种传播方式中，群体内部迁徙传播显然是最主要的一种方式。公元前7000年，移民将栽培作物带到巴尔干半岛。公元前5000年，农村在法兰西南部出现。大约从公元前5400年开始，在农村出现了一种被称为“班德克拉米克”的独特文化，从匈牙利地区传到了尼德兰。在南亚出现的第一个农业定居点始于公元前7000年，即现在的阿富汗南部地区，中东地区的作物和动物杂处于此。而大致在同一时期，恒河平原南部的宾陀山脉的农业定居点开始种植水稻。公元前7000—公元前5800年，农业群落在中国长江流域出现，在下游地区种植水稻，在上游地区种植黍类。黍类已被人类驯化，但尚未确定这一时期水稻是否被驯化。驯化谷物在日本和东南亚出现较晚，究其原因，就日本而言，至少是因为块茎植物在他们的生活中仍占据重要地位，尤其是芋头。新墨西哥州哈格曼（Hagerman）灌溉苹果园。技术和农作物是新旧世界农业交流的基础。纽约公共图书馆。

这些早期社会的考古遗迹与农民/家庭组织并存：没有围墙的小部落或村庄，其中的住房相邻成片或者间隔分布，储物池或储藏区域间于其中，有时还有举行仪式的地方。一般情况下，没有多少证据显示有社会分层的迹象，不过，埋葬习俗通常表明，某个先祖意欲表达其财产所有权的情况还是存在的。考虑到人种学的类比，通常建议将其构成划分为三个层次：基于家庭、村庄和各种血缘关系的组织结构，其中各种血缘关系通常被称为“部落”。家庭可能往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在村庄的许可和协助下耕种自己的土地。村庄群体承认他们自身的依附关系，同时也相互支持，但它没有任何凌驾一切的组织结构。

大型农业庄园首次出现在约公元前3000年，与之同时产生的还有城邦、青铜工具和武器、大规模灌溉和最初的文字形式。它以世袭军事贵族及至少部分世袭的神职人员的形式出现，每一个农业庄园都有特定的政府权力，其所保有的大量地产用以支持这些权力。苏美尔人的记载描述了大型“磨粮户”和“织户”与“世袭君主”和神庙一起，纺织和生产食品［格雷瓜尔（Gregoire），1992年，第225页］。他们强迫农民承担徭役，而账目显示，神庙和宫殿负责在他们工作的时候为他们提供维修。在《伊利亚特》（Iliad）中，阿伽门农也有一个类似的机构，但使用的是战争中的奴隶劳动力。城邦之间的冲突导致联盟越发少而精，到公元前600年，这一进程由于帝国系统的确立而中止。在帝国系统中，征服的一方不再试图摧毁敌对的城邦，而是试图使他们臣服于一个更大的统治和特权集团。

南亚的历史情形也大致如此。兴起于约公元前2300年的印度河流域文明是一个统一和组织良好的农民社会，共同体协调一致形成一种单一的体系。然而，在一次地震改变了其赖以生存的两条河流之一的流向后，这一体系在约公元前1790年轰然崩塌。人口明显分散到周围的地区，尤其是恒河平原，这保持了农业的连续性，但丧失了社会凝聚力。到公元前600年，恒河流域至少有16座被城墙环绕的城市，它们互相攻伐，堪比美索不达米亚的城邦。到公元前321年，孔雀王朝在城市攻伐之中建立了。

在中国，有城墙的城市出现在中国的第一个朝代夏朝，并一直延续到商朝（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年）。商王是商朝最高的世袭统治者，其下是大量拥有世袭头衔的地方统治者，这是中国将农民与特权乡绅区别开来的第一种形式。

所有的帝国制度都是某种结合体，是脱胎于农业生产的精英阶层和由精英阶层通过奴隶劳动而直接控制的大规模生产的结合。当亚洲的帝国被纳入欧洲殖民体系时，这种模式仍然保持着。不过，在此之前，这种模式也有一些发展，即城市层面的民主宪法的发展。这一发展对不同帝国体系的演变和互动方式具有根本性和长远的影响。

古罗马共和思想的核心目标是在单一的政治制度中，找到一种平衡平民小农农业和氏族精英农业利益的方法，以确保所有阶层的安全。这种方法在古罗马共和国征服的许多地区得以施行。在古罗马帝国崩溃之后，这种方法以公民宪法的方式保留了下来，而当古罗马帝国的那些殖民地演变为我们今天所知的欧洲各民族时，这一方法也在这些地方发生了演变。但是，在这一演变进程中，利益集团进行了根本性的重组。最初古罗马元老院的财富建立在通过耕种战争中攫取的土地这种精英农业的基础之上，而文艺复兴时期的财富则建立在商业的基础之上。因此，他们的利益不再取决于对帝国权力的支持和对自耕农的限制，而是正好相反。

在古罗马帝国之外的地方——俄国、南亚、东南亚、中国和日本，城镇仍然处于帝国政府的控制之下，其情形是支持精英农业的发展。其结果是，农民往往不可避免地处于被奴役的状态，也就没有谁能够成为技术创新的引领者。那种技术创新使欧洲率先扩大了贸易，摧毁了封建制度，最终实现了工业化。

尽管始于18世纪晚期的土地改革旨在将农民从上层不断累加的剥削中解放出来，但是，在西方世界之外的地区，这些计划并没有取得显著的成功。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殖民帝国和苏联相继解体，新兴国家倾向于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与此同时，绿色革命及与之相关的农业综合经营的发展已经为农民/家庭生产提供了更多种多样的动植物品种，产生了一种“分田到户”以及大规模经济和技术组织相结合的“新技术”模式，这是前所未有的。新世界

在新世界，有一种谷类作物比其他作物更重要，那就是玉米。约公元前5000年，在中墨西哥地区的特瓦坎（Tehuacán）谷地一处干燥的洞穴里，已知最早的驯化玉米被发现。但是，它与今天的谷物大不相同，而且，与在旧世界发现的最早的驯化玉米相比，其产量更低，用处更少。虽然清楚地显示出驯化的特征——外壳包裹着整个穗而不是单颗种子，但玉米穗较前短约3厘米。有目的种植的证据约1500年后出现于同一地区，这一时期与玉米一起生长的还有豆类、南瓜、辣椒、葫芦和苋菜。到公元前1500年，特瓦坎的玉米在产量和营养价值上都有显著提高，但在此之前，玉米已经被传播到其他地区。经鉴定，在科罗拉多高原的蝙蝠洞中发现的玉米可追溯到约公元前2100年。公元前300年，美洲西南部出现了进行灌溉农业生产的小社区。有大规模沟渠系统和梯田的较大村庄或部落大约在公元500年出现，包括阿纳萨齐人（Anasazi），其后裔可能包括现代霍皮人（Hopi）和霍霍坎人（Hohokam），他们修建的灌溉沟渠如今在菲尼克斯还能看到。在北美洲东部，本地植物（黄叶柳、向日葵、藜科蔬菜和瓜类）的驯化大约始于公元前1500年。玉米大约于公元600年出现，但由于当地降雨量充沛，一般不需要灌溉，因此也未明显地影响到人口集中的规模。

通常来说，墨西哥河谷以北的农业依靠农民/家庭生产。根据已知的历史模式和考古证据，可以说，核心的组织单位是家庭、氏族和村庄。土地所有权主要由氏族掌握。家庭在维护氏族权利的基础上耕种。氏族权利相应地得到地方协商一致意见的支持，其中主要是氏族代表委员会。一个村庄的礼制建立在氏族特权基础之上，每年活动的周期受到掌控，其中包括关键的农耕日期。

墨西哥地区最大的城市人口集中在原始驯养的地方，从奥尔梅克文明（公元前1200—约公元前400年）开始，持续到特奥蒂瓦坎（Teotihuacán）、瓦哈卡（Oaxaca）山谷、托尔特克（Toltecs）、奇奇梅卡（Chichemics）和阿兹特克诸文明。虽然我们对奥尔梅克知之甚少，但是，从特奥蒂瓦坎时代开始，似乎很清楚的是，城市精英阶层和村庄农民阶层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那种平民与其独有的领袖和庇护者之间的关系，而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关系。这看起来反映了一个部落群体转变成一个军事统治阶级，从而确立了其政权的过程。精英们征收大量农产品，榨取大量劳力，最终索取大量祭品，穷奢极欲地建立许多仪式中心，以传达一种他们意欲其统治既寿永昌的意识形态。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北部，农贸市场上出售佃农在租种的小块土地上种植的农产品，这些供租种的土地的面积不足304亩。

他们从事大规模生产和长途贸易，但很少为那些被他们征服的人做什么事情。比如，在这些地区，没有真正的大规模灌溉系统，这种工程单靠当地社区不能建成。由国家支持的私营商业活动，诸如港口设施、客栈，甚至货币制度也不存在。在这一地区，主要仪式中心的人口增减取决于建立仪式中心的统治集团的势力，统治者的更替并不能维持人口数量不变。例如，据估计，特奥蒂瓦坎在公元500年拥有20万人口，但是，在公元750年左右，由于一场火灾，此地就永远被遗弃了。与之相反，这些村庄的人口数量却呈相对稳定的态势增长。

安第斯山脉北部及其邻近的太平洋沿岸地区的模式与上述相似。大约从公元前1200年开始，当地共同体开始在山区河谷地带和沿海平原地区实行灌溉农业。通过地方冲突，这些地区逐渐发展成为一系列日益强大和更加军事化的国家：查文（Chavin），同时期的莫切（Moche）、纳斯卡（Nazca）、奇穆（Chimu），最后是以库斯科（Cuzco）为首都的印加帝国，它们在15世纪70年代确立了统治地位。印加帝国要求征收2/3的农产品，并招募大量劳动力来修建大型道路系统、存储设施和梯田遍布的奇特山区城市。根据他们的经济情况，他们自己不可能完成。布匹及实用的物品和手工艺品以大规模的方式组织生产，并实现标准化生产。一些族群的统治集团受到来自印加帝国的压力，当他们为了避免被征服而逃离时，印加帝国派遣殖民者取代了他们。1532年，皮萨罗（Pizarro）到达印加帝国并俘虏了帝国的统治者，整个帝国体制瓦解。

尤卡坦（Yucatán）半岛上的玛雅文明只是在一个方面与他们不同：玛雅的上层集团似乎都是本地人，他们确实对生产力的提高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考古学中，玛雅文明从公元前2000年左右开始，并持续到14世纪中叶，其记录基本完整，最终由于一系列内战和该地区人口的减少而消失。人口中心是寺庙和宫殿的建筑群，周围有许多小的村庄和利用“恰帕斯”技术开发的较大地区。

当欧洲人来到旧世界的时候，农业也接踵而至，只不过，其模式不同于说英语和说西班牙语的地区。对于旧世界而言，大多数的农业经营主体是农民/家庭，并且，因为旧世界的小农经济远比新世界的小农经济养活更多的人，所以，在这两种模式争夺土地的过程中，不论在何处，旧世界的模式完全取代了新世界的模式。

相比之下，在说西班牙语的地区，旧世界农业的主要经营模式是精英式的，因此，这一经营模式所取代的就是新世界的农业经营模式，或多或少保留了原有的农民制度。最广泛的结果就是，出现“大庄园/小庄园”林立的形势，即欧洲人拥有的大农场、大庄园和其他精英产业正逐渐覆盖于原住民村落，原住民仍然保留从事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的权利。但是，他们也顺应形势需要，为更大的生产单位工作。

旧世界的农业生态显然在新世界和旧世界都占主导地位。然而，新世界的技术依旧存在于许多局部环境中，旧世界的农业尚未适应这些地区：年降雨量达20厘米的霍皮台地（Hopi mesas），依赖传统玉米为低成本生存基础的墨西哥米尔帕斯（Mexican milpas）、安第斯山脉，以及亚马孙雨林。工业化农业

工业革命使农业人均产出能够达到更高的水平，于是产生了工业化农业。从生态上来说，工业化农业不再将动物作为农作物生产的工具，其肥料来源于工业，并且要求农民按照工业规范进行生产，而不是按照消费者的偏好，从而打破了农场经营层次中的动物——植物相互依存的局面。从组织上来说，工业化农业使农场管理成为工厂生产系统的一部分，农民与工业组织建立在商业契约上的关系取代了家庭内部和家庭外部之间的关系和精英特权。在极端的情况下，像加利福尼亚州帝王谷（Imperial Valley）这样的地区，农民不再是土地所有者。大公司拥有许多土地，农民作为契约农生产所需的农作物，按要求在规定的时间交付。农民可能拥有一些关键的农业机器，雇用额外劳动力进行生产，之后又签订新的契约。这幅图出自清代版的《耕织图》（耕种和纺织的图景，首次刊印于1210年），23幅系列图画描绘了宋朝庆祝农耕技术发展的场景。

工业化农业具有高度专业化的特点。今天美国的农场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2.5%，在城乡地区从事农业金融、仓储、初级加工、政府、贸易、运输、研究和教育的人为他们提供支持和服务，这部分人口至少占总人口的20%。如果把这整个群体视作社会之间比较的单位，就很清楚地看到工业化农业是如何兴起的，也能避免夸大农业和工业社会之间的对比。当前的趋势

随着精英农业的衰落，农民/家庭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在世界上的相对重要性与日俱增。然而，不论是农民/家庭农业，还是工业化农业，都面临着挑战。绿色革命对化肥和杀虫剂的过度依赖导致了严重的水、空气甚至海洋污染。既要持续不断地提高产量，又要减少这种危害，主要的希望在于我们通过改变物种基因的方式，使植物的生存能力不断增强。但是，数种破坏性的商业实践，以及与之关联的商业公司率先对这一技术进行了商业性开发，这暴露了现行法律在保护从事农业的大量人口的利益和维持农业稳定性的方式上存在严重缺陷。纠正这些缺陷的努力进展非常缓慢。默里·J. 利夫（Murray J. Leaf）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太阳，所有行星都围绕着它转，依赖它，而它依然能够心无旁骛地使一串葡萄成熟。——伽利略（1564—1642年）进一步阅读

Bayless-Smith, T. P. (1982). The Ecology of Agricultural Systems. Cambridge, 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oserup, E. (1981). Population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A Study of Long-term Trend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regoire, J.-P. (1992). Major unit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grain: The grain-grinding households of southern Mesopotamia at the end of the third millennium BCE. In P.C. Anderson (Ed.), Prehistory of Agriculture: New Experimental and Ethnographic Approaches. Monograph #40. Los Angeles: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Higham, C. (1995). The transition to rice cultivation in southeastern Asia. In T. D. Price &A. B. Gebauer (Eds.), Last Hunters First Farmers. Santa Fe, NM: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Leaf, M. J. (1984). Song of Hope: The Green Revolution in a Punjab Village.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Schusky, E. L. (1989). Culture and Agriculture. New York: Bergen & Garvey.

Smith, B. D. (1998). The Emergence of Agriculture. New York: Scientific American.

Turner, B. L., & Brush, S. B. (1987). Comparative Farming Systems. New York:Guilford Press.

Zohary, D. (1992). Domestication and the Near Eastern crop assemblage. In P. C.Anderson (Ed.), Prehistory of Agriculture: New Experimental and Ethnographic Approaches. Monograph #40. Los Angeles: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Zohary, D., & Hopf, M. (2000). Domestication of Plants in the Old World (3rd ed.).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万物有灵论人类认为，有一种无形的精神影响着他们的福祉，并且影响他们与动物、植物和其他物体组成的自然界之间的关系。长久以来，人类通过举行仪式驱走情绪，求助内心，或者平息神怒。这一观念如今被称为“万物有灵论”（animism），其影响在现代语言、习惯和观念之中仍有体现。

万物有灵论是现代人类学家对一系列古老的观念所做的命名，这些观念事关人类与自然界如何相互影响。关键的观念在于生命体和有时处于无生命状态的物质具有灵性，影响人类自身的福祉。存在于这个无形的精神世界的“居民”就像我们自己，彼此相互影响，与我们看得见的这个世界持续不断地互动。神灵有时候会帮助人类达到目的，实现愿望，有时候则相反。因此，人类必须与他们维持良好的关系，了解他们的愿望，并尽可能平息他们的愤怒。

这一观念可以追溯到我们的祖先充分发展语言的时代，那个时代允许他们创造一致认可的意义来指导日常行为。一旦他们一致认同与看不见的神灵建立良好关系的重要性，人类觅食团体可能就从此开始依赖专家寻找食物，这些专家知道如何随时随地进入神灵的世界，然后告知人们神灵想要什么。许多人类学家认为，19世纪生活于游牧民族之中的西伯利亚的萨满巫师所从事的活动，就源自古代的这种活动，或者至少大体上很像。无论如何，萨满巫师通过歌舞仪式随时进入出神状态，当他们恢复正常意识的时候，通常会解释神灵想要什么或者打算做什么。普通人凭借这种解释，可能会放心大胆地去做他们日常做的事情。或者情况也可能是，萨满巫师花些时间和精力举行一场仪式，以平息神灵的怒气，或者驱除恶灵。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与感官所知的物质世界平行存在着一个看不见的神灵世界这一观念随着旧石器时代不断迁徙的群体传播开来。这一群体生活在约10万至1万年前，几乎占据了地球上所有适于居住的土地。至少可以说，具有悠久历史的各种各样的狩猎者和采集者——人类学家从19世纪开始对他们进行研究——都相信看不见的神灵就在他们周围，与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有很大关系。

让万物有灵论听起来如此有理有据的原因是人类有做梦的经历。一个正在睡梦中的人可能会记得奇怪的景象和遭遇，甚至是与死去的人一起。很明显，当人睡觉的时候，某些看不见的东西——他们的灵魂——能够而且确实在其他没有实体的灵魂中旅行。此外，生命所必需的呼吸也为灵魂的存在提供了一个清晰的例证，一个垂死的人永远没了呼吸，便加入或者说重返其他游魂之中。

出神被认为是当一个人的灵魂暂时离开并从精神世界带回消息时出现的一种状态。疾病也可以归因于一种邪恶的精神，后者通过侵入人的身体，损害人的健康。请神灵现身并击败其他恶灵的仪式影响着人类特定的希望和目的，因此这样的仪式成为所谓的“灵物论宗教”的中心内容。

某一种精神会出现在共同体之中，或者使那些厌恶协同共赢的人也具有这种精神，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人们会异常兴奋，迫切地想合作。他们这样做可能是捍卫其领地不被某个群体侵犯，也可能是需要共同围捕和猎杀危险动物，或者可能是通过举行秘密而庄严的仪式让少年充当成人的角色。这些场合是在情感上将人们聚在一起，而且这种让人们具有共性的兴奋状态可以归因于所有人共享一种精神，哪怕只是暂时的。不同族群如何掌控他们与精神世界的相互关系，各地的细节不尽相同，而且还必然是因时而移的，因此我们不应该认为现存的做法是完全照搬古代的模式，即使西伯利亚游牧民族也概莫能外。但是，认识到万物有灵论比其他继承下来的宗教持续得更长久，仅这一点就颇有意义。事实上，万物有灵论依然充斥于大量的日常言谈和思维之中。运动员和商人经常呼吁“团队精神”，音乐家和演员希望能“激发灵感”。每当遇到这样的人时，我们都钦佩他们那种令人愉悦的“精神”。几千年来，人类正是按照万物有灵论的观念和方式来处理与精神世界的关系，如此使人类在顺境和逆境中都能够维系共同体的存在。它使得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可以被理解，并且（精神创伤）在有限的范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这两根图腾围内可以被治愈。每一个惊喜和失柱上雕刻着动物精神。拜内克古籍望都被认为是一种精神或多种精神作用的结果；如果情况确属严峻，传统仪式总是可以被调动起来，以弄清楚到底是哪种精神在干扰，以及如何姑息或者改变人类的行为，并以此解决问题。

一个解释了这么多、服务了这么多代人的信仰体系值得我们尊重。这是人类在塑造世界观过程中最早的努力，先统一为一个未分化的整体，然后分裂成科学和宗教。后来的思想家在阐述人类知识方面所做的一切，都以万物有灵论为起点，不断修正，但最终丢弃了它。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时候依然会依赖万物有灵论的说法和思维习惯，这并不奇怪。威廉·H. 麦克尼尔芝加哥大学荣休教授进一步阅读

Tylor, E. B. (1871). Primitive Culture. New York: Harper.

Jensen, A. E. (1963). Myth and Cult among Primitive Peopl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owie, R. H. (1970). Primitive Religion. New York: Liveright.

Eliade, M. (1964). Shamanism: Archaic Techniques of Ecstasy. New York: Bollingen Foundation.人类世人类活动已变得如此普遍并具有深刻意义，以至于人类能与强大的自然力量相抗衡，同时将地球推向未知的行星领域。一些地理学家认为，地球现在已经脱离了其自然的地质时代——被称为全新世的间冰期，正迅速进入一个生物多样性更少、森林面积更小、温度更高，并且可能更潮湿、风暴更猛烈的人类世（Anthropocene）。

2000年，诺贝尔奖得主、荷兰大气化学家保罗·J. 克鲁岑（Paul J.Crutzen）提出，大约在1800年，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地质时代——人类世。2002年，克鲁岑在《自然》杂志中重申了这个观点。在这个时代，不管人类是否愿意，也不管人类是否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自身不仅成为生物圈内一个举足轻重的变革力量，而且可能会成为生物圈内变化最重要的单一力量。

在这些论断的启发下，一些地质学家提出，人类世应该被正式地确定为一个新的地质时期。目前，我们生活在全新世，它开始于距今1万年前。如果人类世的提议被接受，那么，全新世时代就结束于公元1800年，接着人类世时代便开始了。1800年是人类世的恰当起点；那时，主要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和甲烷的浓度开始显著上升。因此，新时代与詹姆斯·瓦特改良与推广蒸汽机，以及传统认为的工业革命开始的时间重合，这绝非偶然。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人类世的开始是人类历史现代阶段开端的显著标志。

在2005年一项引发争议的研究中，古气候学家威廉·拉迪曼（William Ruddiman）提出了一种不同的时代分期方法。他认为，通过砍伐森林、饲养家畜和种植水稻，人类可能已经通过提高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和甲烷含量，在全球范围内影响大气层长达8000年之久。他认为，这些变化阻止了人类回到新的冰期，也保证了人类历史上农耕文明的繁荣。换句话说，人类活动创造了全球气候条件，使得世界上的主要农耕文明持续了5000年的繁荣。拉迪曼的观点可能言过其实，但即便如此，这些观点也表明，人类世不仅是现代性的副产品，而且在数千年前就有了根源。

人类世的概念（跟它的另一个概念“人类圈”一样）为历史学家提供了很多东西。首先，它强调了一个显著的事实：我们这样的物种本身，即智人，是整个地球历史上第一个对整个生物圈产生深刻影响的物种。在地球历史的早期，大量的有机体，比如早期进行光合作用的细菌创造了生物所需的以氧为主的大气层。不过，就我们所知，还没有单个物种曾经对生物圈产生过如此深远的影响。人类世的理念因此突出了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的独特性，以及我们维持生态创新的能力。

人类世的概念也为思考现代世界史的一些主要特征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它突出了在过去200年里改变我们与生物圈关系的那些惊人的变革规模，以及这些变革为当代带来的大量挑战。通过这样的方式，它表明，世界历史确实在1800年左右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即化石燃料革命的时期，这是有客观依据的。最后，人类世的概念突出了环境史之于世界历史的深远意义。大卫·克里斯蒂安悉尼麦考瑞大学首尔梨花女子大学进一步阅读

Crutzen P. J. (2002, January 3). The Anthropocene. Nature 415, 23.

Climate Change 2007—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 (2007).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I to the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PCC. Retrieved January 29, 2010,from http://www.ipcc.ch/ipccreports/ar4-wg1.htm

Ruddiman, W. (2005). Plows, Plagues, and Petroleum: How Humans Took Control of Climat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