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古籍与藏书文化(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金芷君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中医古籍与藏书文化试读：

总前言

通识教育（博雅教育）的目的在于造就博学多识、通权达变、通情达理、眼光长远且兼备多种才能与优美情感的人才，属于高层次的文明教育和完备的人性教育。其核心在培养健全的“人”，其实质就是对自由与人文传统的继承。医乃仁术，更是人学。扎实的文化基础、良好的科学素养是培养卓越中医药人才的关键，也是目前院校教育亟待加强的薄弱环节。诸如“夫医者须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事”“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发皇古义，融会新知”“将赡才力，务在博见”等古训所言之意正是如此。因此，有必要从中医药人才职业发展特点出发，以优秀民族文化的独特视角，挖掘中医药文化的内核，帮助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学会不断反思，唤醒其积极美好的“慧根”，真正静心思考生命的价值，从而最终达到个人发展、人格完善与职业终极目标的有机统一。

本系列读本围绕通识教育特点，以体现中医药院校学科特色为宗旨，立足中医药学科内涵规律及其独特的“审美”维度，在主题选取上既重视传统治学中有价值的瑰宝，又广泛涉及文学、历史、哲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基础等各个领域，努力做到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人文社会学与医学科学等诸多因素的协调融合，从经史子集、古今中医名家的诗词书画著作赏析、人与社会的关系、现代科技发展动态等几个维度出发，满足读者获取知识、提高素养的要求。读本在语言风格上力求雅俗共赏、饱含情趣、详于叙事、略于说明，体现“学习尽在其中、情怀尽在其中，故事尽在其中”的写作特色。

令人感动的是，严世芸教授、王键教授等中医教育大家怀着对中医药事业的强烈使命感亲自参与策划，同时，各位作者在繁忙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之余，仍以一腔热情，组成跨校、跨学科的共同体，潜心投入读本编写之中。首批读本的编写历时两年余，其间召集各类研讨活动二十余次，其编写过程本身就创造了一次次沉淀学术、积极思辨、凝练共识的机会。在此，对各位前辈和同道致以崇高的敬意。

期待通过读本写作这一纽带，引发大家对中医药教育和医学事业的深度思考，尤其希望获得各位读者的学习心得和智慧贡献，以致教学相长，共同进步。上海中医药大学副校长　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常务理事、教学管理研究会理事长　胡鸿毅2014年9月

前　言

中医古籍在中医药学术体系的构建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载录中医历代防病治病经验、学术流派传承演变、医学人文知识背景等最重要的资源宝库。中国当代科学家因受《肘后备急方》相关记载启发而进一步研制成功抗疟药物青蒿素，于2015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无疑是中医古籍在整个医疗体系中拥有重要地位的有力佐证。

为此，我们编写了《中医古籍与藏书文化》一书，旨在让读者通过掌握上篇中的中医古籍基本知识，得以在浩瀚的书海中有方向有目的地选择相应的文献，为提高专业能力所用；同时，中医古籍中含有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读者在汲取专业营养的同时，犹可濡染传统汁液，补苴历史知识，提炼系统脉络，为终成一代名医大家蕴蓄基阶；再者，对一些有志于从事古代文献研究的特定读者而言，希望能激发其学习兴趣，指点一二入门途径，为日后的专业学习和工作做好铺垫。本书下篇的明清时期官私藏书、大型丛书类书的相关内容则将中医古籍置于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中予以展示，期冀达到弘阔视野、提升立意的目的。

愿本书是一帙别具生面的有益读物，能助力读者从多个角度更好地解读和利用中医古籍这一文化科技瑰宝。金芷君　2016年3月上　篇中医古籍的前世今生  第一章 从早期文献的几种基本载体形制谈起第一节　甲骨与金石一、甲骨与中医药的密切关系（一）甲骨文的基本概念

中国文字的雏形，大概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象形文字符号。而真正意义上传世的中国文字，则要数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了，因为甲骨文已经脱离了图形阶段，向着线形发展，并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三个基本要素——用笔、结字、章法。

商代统治者崇尚神灵等超自然的存在，凡事必先占卜。占卜内容多为商王对祖先的祭祀与对自然神鬼的求告，以及对天象、农事、年成的关注，以期预示吉凶，得到保佑。《周礼·春官宗伯·大卜》中概括了占卜内容的主要范围：“以邦事作龟之八命，一曰征（征伐），二曰象（现象、象征），三曰与（予人物），四曰谋（谋议），五曰果（事成与否），六曰至（至与否），七曰雨（下雨否），八曰瘳（病愈否）。”

由于甲骨文是在殷商时代用坚硬的契刀凿刻于龟甲或兽骨上的，故甲骨文又称为“契”“契文”“殷契”“殷文”等。又因当时刻写在甲骨上的文字内容主要为卜辞或与占卜祭祀有关的纪事，故又称“卜辞”“贞卜文字”（或认为“卜”字既可表示钻灼后甲骨上的裂纹之状，又表示裂纹时的象声词）。（图1-1）图1-1　商代卜骨（二）甲骨文与中医药的关系及其发现经过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始皇焚书时，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在其列，《三字经》则谓“医卜相，皆方技”，可见古代卜术、医药是相近的学科门类。孙思邈《千金要方》首篇《论大医习业》中明言道：“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殒。”灼龟，即是占卜，可见古代医家对占卜之术的重视程度。

具有传奇意味的是，甲骨文在近代被发现并受到重视的过程竟是中医医疗活动中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意外收获。据说在19世纪末（1899），清代国子监祭酒、金石学家王懿荣因患疟疾而服用中药，不经意中发现药剂中有一味龙骨，上面竟然刻有文字，于是立即派人至抓药的药铺——宣武门外菜市口达仁堂问明来历，这才知道原来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河南安阳小屯村村民就从殷墟中挖掘甲骨充为“龙骨”卖给药店。于是王懿荣从药铺中又选购了一些文字比较鲜明清晰的“龙骨”，经仔细考订，推断是商代的卜骨。至此，被深埋地下三千多年的殷商甲骨文才得以昭然于世，并由是而开启了甲骨文研究之门。而“甲骨文”一词的出现，则可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初陆懋德的《甲骨文之发现及其价值》一文。

2005年，甲骨文的发现地河南安阳建造了殷墟博物苑。2006年7月13日，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十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安阳殷墟遗址通过评审，作为世界文化遗产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三）甲骨中的医学内容

著名甲骨学者胡厚宣（1911—1995）在1944年所著的《殷人疾病考》中做了统计，“殷人之病，凡有头、眼、耳、口、牙、舌、喉、鼻、腹、足、趾、尿、产、妇、小儿、传染等一十六种”，并与现代医学之分类加以比较，认为“具备今日之内、外、脑、眼、耳鼻喉、牙、泌尿、产妇、小儿、传染诸科”。而他此后对更多的甲骨文献做进一步统计，发现卜辞中载有各种疾病达40种左右，还记载了药物名、针灸按摩等治法、个人与环境卫生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并且每一条涉医卜辞大都记载了一则病例，所以可以认为是医案的最早源头，比《庄子》中的医案雏形及《史记》所载仓公“诊籍”要早1100～1300年。二、金石中的医药内容及珍贵遗迹文物

所谓“金石”，即指“金石文字”。我国古代称铜为“金”，所以“金文”主要是指青铜器上的铭文。石文，指刻石，大至摩崖，中至碑碣，小至玉版、玉佩所刻文字，皆可属之。（一）金文及医药相关铜器

夏商周三代是我国历史上的青铜时代，青铜器的铸造代表了当时物质文明的最高水平。其时凡重大的历史事件，都要铸造青铜器并刻以铭文记载。因金文多铸于乐器钟、礼器鼎之上，故又称“钟鼎文”。

商代的金文铭辞字数较少，如目前已出土的最大青铜器“后母戊鼎”（曾名“司母戊鼎”）的腹内壁仅有铭文“后（司）母戊”三字（图1-2）。而西周时期的青铜铭文得到了高度发展，其中铭文最长的毛公鼎达497字（一说499字），记叙了周宣王册命诰勉其臣毛公（yīn）的词句，其铭文气势宏伟、结体庄重，线条质感饱满丰腴、圆转肥厚，是金文书法的一篇典范之作。图1-2　后母戊鼎

金文中的医药内容较为少见历史上主要有两件与医药有关的铜器：一件是汉代的医工铜盆，出土于河北满城汉墓，铸有“医工”二字铭文（图1-3）；另一件是北宋王惟一主持铸造的针灸铜人，体表上铸有穴位名称。严格地说，这两件器物只能是算医学文物，称不上真正的医药文献。图1-3　西汉“医工”铭文（见左侧）铜盆（二）石刻文的基本形式和字体演变

战国末年，青铜器的铸造开始衰落，代替金文而起的是石刻文。

战国时的“石鼓文”堪为石刻文字的代表之作，为战国时秦国（也有人认为是西周时期）所刻，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故被尊为“石刻之祖”。石鼓文是因为文字刻在十个形如鼓状的石上而得名于唐代张怀瓘之《书断》。因其内容主要是记叙贵族游猎之事，故又称“猎碣”。根据其出土处说法的几种不同版本，又有“陈仓十碣”“雍邑刻石”“岐阳石鼓”等名称。石鼓上所刻字体为秦始皇统一文字前的大篆，即籀文。（图1-4）图1-4　石鼓（复制品）

秦嬴政二十八年（前219），始皇东巡郡县，上邹县峄山，与鲁国诸儒生商议，立石刻辞歌颂秦德，并计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此“峄山刻石”为秦始皇巡行途中所立的第一个刻石，也可以视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纪功刻石。此后又立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之罘刻石、东观刻石、碣石刻石、会稽山刻石，共七大刻石，形成了两千余年来中国书法表现史上的一种重要形式。秦刻石上所刻字体为秦统一文字后使用的秦篆，即小篆。（图1-5、图1-6）图1-5　宋重刻“峄山刻石”图1-6　清重刻“会稽山刻石”

东汉时期，盛行门生故吏竞相为其府主歌功颂德之风，形成了“碑碣云起”的盛况。《张迁碑》《衡方碑》《曹全碑》《史晨碑》等都是不同风格隶书的代表性碑石。另一类石刻则是用以记录劈山开路、修治水利等重大工程的摩崖石刻，著名的如《石门颂》《西狭颂》等。此外，由蔡邕等倡议发起，并用标准八分隶书书写的《熹平石经》则是石刻经书的典范之作，据说石经立成后，每天前来观看及摹写者所乘坐的车舆达一千多辆。（图1-7）图1-7　东汉《熹平石经》残碑

北朝皇帝喜爱刻石纪功，故刻碑之风极盛。因北魏在整个北朝中历时最长，书法水平也最高，故将包括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在内的整个北朝的碑刻书法作品通称为“魏碑”，方笔刚健是其代表风格。康有为等将北魏时期的洛阳龙门石窟造像记中的精品整理为《龙门二十品》。北魏书法是一种承前启后的过渡性书法体系，对隋唐楷体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

唐代是碑版石刻最为繁荣的时代，这一时期的石刻作品数量众多，冠绝古今。唐碑已具备了各体书法，但以正楷为主，故书法史上有“秦篆、汉隶、唐楷”之说。欧阳询76岁所书《九成宫醴泉铭》（简称《九成宫碑》）被誉为千余年来楷书登峰造极之作，“唐楷第一”。唐代另外两位家喻户晓的楷书名家是颜真卿、柳公权，“颜筋柳骨”的书法风格，真正可谓珠联璧合。颜真卿的《多宝塔碑》、柳公权的《玄秘塔碑》分别是其风格的代表之作。（图1-8）图1-8　唐柳公权《玄秘塔碑》

在洋洋大观的唐代碑刻中，还有重要的一员，那就是刻成于唐开成二年（837）的石经——《开成石经》，又称《唐石经》，其以楷书刻《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孝经》《论语》《尔雅》等十二种儒家经典，故又称《石刻十二经》。（三）刻石医方价值及实例举隅

古代贤德之士好集方书，不仅仅书诸笔端，且往往刻石以传。因为先贤们认为，药剂等分，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轻重之舛，生死系焉。而版刻或写本，极易讹传，故刻之于坚贞的碑碣崖石之上，可以昭示天下，传之弥久，可谓用心良苦。

医方刊刻之处并无定式，或刻于洞窟，或刻于山崖，或刻于祠堂，还有的刻于厅壁等。

早期著名的刻石药方位于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之药方洞口过道两侧的岩石上，其凿刻年代有北齐说、隋唐说、唐代说等不同的版本（图1-9）。据不完全统计，药方洞刻有药方约140个，其中属于灸法的约有23个，药物治疗约117个；能看清的病名约46种，如疟、反胃、心痛、消渴、癫狂、小便不通、疰病等；剂型有丸、散、膏、汤；用药方式有内服、外敷、洗、熏等。图1-9　洛阳龙门石窟“药方洞”

石刻医方甚至可以起到改变医疗观念的巨大作用。宋代时，岭南等地的人们普遍忌医讳药，苏东坡《书柳子厚〈牛赋〉后》中就说道：“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富者至杀十数牛。死者不复云，幸而不死，即归德于巫，以巫为医，以牛为药。间有饮药者，巫辄云神怒，病不可复治。亲戚皆为却药，禁医不得入门，人牛皆死而后已。”宋代广西转运使陈文忠因见到当地有患病不服药而惟祷神的习俗，于是将《集验方》刻石后置于桂州驿馆，自此以后，始有服药者。

宋代郭思萃取孙思邈《千金要方》及《千金翼方》中的简、便、验方及针灸法汇编成《千金宝要》，共分妇人、小儿、中毒等17篇，刊印成书，并于宣和六年（1124）录取书中药方900余首刻碑于华州公署，使寻常百姓患病时可对病检方，从石碑上拓下或抄录所需方子，以达其“久欲阐扬此书”之念。明代隆庆六年（1572）秦王朱守中因喜其方之简便，药之近易，而天下游耀州真人洞（今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药王山）者岁无虚日、日无虚时，为游人抄录摹拓之便，故又再次将《千金宝要》方刻石立碑于洞前（图1-10）。同时另刻《海上方》碑，以歌诀形式，录方121首；又刻《孙真人枕上记》，内容简便易懂，颇受欢迎，如“侵晨一碗粥，夜饭莫教足”“食饱行百步，常以手摩腹”“怒甚偏伤气，思多太损神”“安神宜悦乐，惜气保和纯”。图1-10　陕西药王山明刻《千金宝要》碑

今广西桂林市南溪山刘仙岩是个神秘的洞府，高2米，宽7米，深36.3米，面积281平方米，传说为北宋名叫刘景（仲远）的道仙隐居舂药炼丹处。宋宣和四年（1122）吕渭刻《养气汤方》于刘仙岩壁，包括药名、分量、服法及疗效等。

宋代洛阳兴国寺立有该寺无际禅师所传治疗骨科疾病之“换骨丹药方”碑，记述了药物组成（当归、细辛、川乌、草乌、牛膝、甘草、甘松、防风、山药、香白芷、柏胶、天麻等）、药丸制法、服法、适应病证等内容。

北宋医官王惟一为创制针灸铜人，曾先行撰写《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并刻于石碑上。1965~1983年，北京曾先后发现此宋碑残石七方，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图1-11）图1-11　《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残碑（局部）

明代政府为了制止早婚弊习，以保护妇女儿童身体健康，曾刻有禁止早婚的石刻，以加强官方条告的传播力度和延长其传播时限。在四川省仪陇县高石坎村及剑阁县龙源镇现仍各存有一方禁止早婚的石刻遗迹。其内容为：“都察院示谕军民等知悉：今后男婚须年至十五六岁以上方许迎娶，违者父母重责枷号。地方不呈官者，一同枷责。”两方石刻年款分别是万历九年（1581）和万历十三年（1585）。

所谓“玉文”，又称“玉书”，是指镌刻在玉或玉器上的文字。目前所知与中医关系较为密切的早期玉文见于战国时期的气功文物——《行气铭》（图1-12）。此玉为十二面棱柱形，中空不穿顶，每面阴刻篆文3字，连重文共计45字，其文为“行气，深则蓄，蓄则伸，伸则下，下则定，定则固，固则萌，萌则长，长则退，退则天。天丌舂在上，地丌舂在下。顺则生，逆则死”（丌，同“其”；舂，通“冲”），为描述吐纳呼吸一个回合的过程。这是迄今发现的有关气功的最早文字记录，郭沫若等数位大家均曾对其进行释读。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纪念银盘上特将此段文字铸于背面，充分说明了其在养生体育方面所具有的代表意义。图1-12　战国行气铭玉文（金芷君）第二节　简牍与帛书

简牍与帛书是纸张尚未发明前我国古代真正意义上的最重要的文献载体，使用的时间极为漫长，因而保存的历史信息也十分数量可观和原汁原味，一些与之相关的词汇如“尺牍”“删削”“卷”等沿用至今。

在已出土的简牍和帛书中，与医药养生相关的内容不在少数，兹举一些代表性的实例，借以管窥当时的历史文化风貌和医学发展进程。一、简牍（一）简牍常识“简”是狭长的竹片，“牍”是比简更宽大的木片，二者经加工后作为记录文字的载体，称为“简牍”。简牍用编绳串连起来就成为“简策”，是古代正式的书籍。

每枚竹简一般只写1行（少数写2～3行），每行字数从1～2字至30～40字不等。而木牍则较宽，可写3行以上。

简牍的使用时间很长，约有1000年的历史，直到公元3～4世纪缣帛、纸张盛行才被取代，所以保留了珍贵的历史信息。

由于年代久远，简牍容易朽烂，故简牍文献流传实物已极难寻觅。现在所见基本是后世出土的。（二）简牍相关词汇

由于简牍的使用时间很长，所以因简牍而发明的一些词汇在历史的长河中流传下来，沿用至今，听来耳熟能详，如：

笺——小的竹简，做读书笔记或一般记事时用。

尺牍——长、宽各一尺的木牍，常用于书信、医案。

版图——用宽大的木牍绘制的山川形势图，唐代刘禹锡《和州刺史厅壁记》：“考前二邦之籍与版图，才什（十）伍六，而地征三之。”

韦编——简策的编绳通常为麻绳或牛皮绳，牛皮称“韦”。《史记·孔子世家》：“读《易》，韦编三绝（绝，断）。”

删削——用小刀来削改简牍中写错的地方，后世借指修改文章。

杀青——为防虫蛀，须先用火烤干竹简中的水分，称为“杀青”。汉代刘向《别录》云：“新竹有汁，善朽蠹，凡作简者皆于火上炙干之，炙令汗，去其青。”《后汉书·吴祐传》：“欲杀青简以写经书。”后借指文章著作写定完稿，如南宋陆游《读书》：“三苍奇字已杀青。”

学富五车——墨子、孟子等出门时身后常有装载简策的车子随行，庄子的朋友惠施有五车简策。《庄子·天下》：“惠施多方，其书五车。”以此形容人有学问。

罄竹难书——原指要写的事太多，写不过来；后用来形容罪行极多，难以写尽。《吕氏春秋·明理》：“此皆乱国之所生也，不能胜数，尽荆越之竹犹不能书。”《旧唐书·李密传》：“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三）秦汉时期涉医简牍

2012年7月～2013年8月，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老官山工地发掘出大量西汉医简，经过初步整理，分为9部医书，其中除《五色脉诊》之外，其余8部都没有书名，暂定名为《敝昔（扁鹊）医论》《脉死候》《六十病方》《尺简》《病源》《经脉书》《诸病症候》《脉数》。其中《敝昔医论》简文曰：“敝昔曰：人有九徼（窍）五臧（藏）十二节，皆鼂于气……”

自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新疆及敦煌西北的汉代长城烽燧遗址内掘得两汉西晋简牍1000余枚，1914年中国学者罗振玉、王国维研读考释这些简牍照片并编成《流沙坠简》以来，已整整过去了一百年。这一百年期间，全国各地多处发掘出秦汉简牍，其中大多含有一定数量的涉医内容，如《流沙坠简》中就有医方11简。

1930年，瑞典人贝格曼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的居延汉代烽燧遗址中，掘得两汉木简1万余枚，是新中国成立前出土简牍最多的一次，其中有戍边士卒的疾病、治疗、医方等内容。

1972年11月，甘肃武威县（今属武威市）旱滩坡一座东汉墓出土，共有简牍92枚，计木简78枚，木牍14方。这批简牍的内容均为治病医方，现上海中医药博物馆中有其复制品陈列。（图1-13）图1-13　武威医简（复制品）

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中发掘出一批医学简、帛，其中医简共200枚。经整理，编成4部医学简书，分别定名为：《十问》《合阴阳》《天下至道谈》（以上三部为竹简）及《杂禁方》（木简），主要内容为汉代十分流行的道家养生及性保健等内容。其中，《天下至道谈》对“七损八益”等问题的详尽阐述可补《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述之不足。马王堆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区东郊浏阳河旁，据地方志记载，此地为五代十国时期楚王马殷及其家族的墓地。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出土西汉早期第二代女（汝）阴侯夏侯灶墓随葬简牍，其中与医药养生有关的有《万物》《行气》等。据考证，《万物》撰写于战国，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药物学著作，早于《神农本草经》，其中可辨认的药物70多种，包括植物、矿物、动物药，主治疾病30多种，如“已癃以石韦与燕矢也”，“贝母已寒热也”，“蜘蛛令人疾行也”，“梓根汁可为坚体也”，“商陆羊头之已鼓胀也”等。《行气》则主要讲述行气的功能和方法，如“气则可食”，“物之寿者何也……非因美食佳肴……寡而无嗜，是所以长寿……守神而藏……内（纳）气……之有方乎?曰：有。凡内气……去（欲）则精，精存则强……奉其真以顺其天命”等。

1983～1984年，湖北江陵县张家山发掘出3座汉墓，约为公元前2世纪中期之西汉吕后时期至文帝初年间的墓葬。墓中出土竹简约1000枚，经整理得8部古书及遗册，内容涉及律书、历法、术数、方技，其中有两部古医书——《脉书》《引书》。其中，《引书》载录了35个导引术的名称及动作要领，并论述了导引养生防治疾病的方法，是一部系统的导引专著。二、帛书（一）缣帛常识

缣是双丝织成的细绢，比单丝织的绢更细密牢固，且不漏水，容易上色，很适合毛笔蘸墨书写。帛为丝织品的总称，包括缟、素、绡、绢、缣等。写上字、绘上画的缣帛就称为“帛书”“帛画”。

在我国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简、帛是同时使用的，如《墨子·明鬼》曰：“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晏子春秋·外篇》谓：“著之于帛，申之以策。”《灵枢·病传》则曰：“生神之理，可著于竹帛。”

缣帛在古代是一种较为贵重的文献载体，主要为贵族所用，用以记载他们的言行、功德，或以之绘画来祭祀鬼神等，或作为改定后的正式文本，如西汉刘向为汉成帝校书20余年，“皆先书竹，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二）缣帛的优点与不足

1.缣帛的优点

较之于简牍，缣帛具有不可比拟的优点。

首先是轻便。比如6万左右的文字约需竹简3000根，而用缣帛一束就可以写完，并且可随意折叠，收藏十分方便。一束缣帛由左向右卷起来即成为一卷书，至今仍用帛书的“卷”作为书籍的计量单位。卷子还是后世卷子本和卷轴制度的起源。

其次是美观，质地细致。精美洁净的缣帛一般划有红色朱丝栏或青色乌丝栏，再配上书法精美的毛笔字，使红、白、青、黑等诸种颜色交相辉映，阅读起来十分赏心悦目。

再者，缣帛还具有尺幅较大，适于绘图，易于上色的特点。

由于帛书的诸多优点，故其流行时间远比简策长久。真正意义上的纸张发明以后，简策逐步淘汰，但帛书仍历行不衰。且缣帛还是“纸”字的本来意义——《后汉书·蔡伦传》曰：“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

2.缣帛的不足

虽然缣帛有诸多优点，但还是存在一定不足。

首先是价格昂贵。缣帛成本很高，一般来说只有皇室、贵族或富有之家才有能力置备得起，所以在当时，其普及率不如简策高。

其次是质地娇嫩，容易风化、腐烂，不易长时间地保存。所以，在马王堆汉墓之前出土的完整帛书并不多见。（三）马王堆医学帛书

1973年，轰动于世的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了大批帛书，皆折叠成长方形，储藏于漆奁之中。帛书幅宽48厘米（阔幅）或24厘米（狭幅），大部分为朱丝栏，篆、隶二体墨书。

经专家整理分类，得28种古籍，2幅地图，1幅导引图，共计12万余字。其内容涉及战国至西汉初期的政治、历史、军事、天文、医药等各个方面，堪称古代文献的大发现。

此批帛书多数抄录于战国末至秦代（用六国古文和小篆），少数抄于西汉初年（用隶书）。其中属于医药类的共有10种，即《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乙本）、《阴阳脉死候》《脉法》《五十二病方》《杂疗方》《胎产方》《却谷食气》《导引图》。其成书年代要早于《黄帝内经》100～200年，甚至更长，其文献和学术价值之高不言而喻。

其中，《五十二病方》记载52类（今实存45类）疾病，具体包括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科疾病103种；现存医方283个（估计原数在300个以上），用药达247种。此书真实地反映了我国西汉以前的临床医学及方药学的发展水平，其中以外科（含伤科、皮肤科）疾病及治方所占比例最大，成就也最为突出。《五十二病方》中的有些方例已被收入《医古文》教材中。

而《导引图》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卷保健体育运动题材的工笔彩色画，系公元前3世纪末的作品。图中用彩色描绘了不同年龄的男女体操动作40多个，旁边还附有简单的文字说明，如有螳狼（螂）、龙登、熊经、猨虖（呼）、鹞北（背）、鹤□（五禽戏）等。它使古代文献中散失不全的多种导引与健身运动找到了最早的图画实物，对导引的发展、变化研究提供了可贵的线索。（金芷君）第三节　纸与卷子一、涉医古纸与写本卷子（一）纸与涉医古纸

据《后汉书·蔡伦传》可知，蔡伦（61—121）为中国“四大发明”之一造纸术的改进者和成就者。

永元四年（92），蔡伦任尚方令后，常到乡间作坊察看，见蚕妇缫丝漂絮后，竹簟上尚留下一层短毛丝絮，揭下似缣帛，可以用来书写，从而得到启发，便收集树皮、废麻、破布、旧渔网等原料，在宫廷作坊施以锉、煮、浸、捣、抄等法，试用植物纤维造纸，终于造出植物纤维纸。元兴元年（105），他将造纸过程、方法写成奏章，连同植物纤维纸一同呈报汉和帝，由此正式宣布“蔡侯纸”问世。

现存最早的涉医古纸是新疆浦昌海（今罗布泊）北出土的数片医方残纸。其中一片残纸上书“腹中不调一岁饮一丸不下至三丸二岁三丸七丸不下稍曾至十丸”，罗振玉说：“右（上）医方虽书纸上，然书迹甚，殆在魏晋之间。曾与增同。”此方无具体病证及药物，显系缺前页所致。

其他涉医的古纸还有新疆于阗（今和田县）出土的《黄帝明堂经》残卷，约为南北朝时的写本，20世纪初被沙俄劫去，现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1972年，甘肃武威出土的一片西夏时期药方残纸中上有西夏文写的药名病名。1959～1977年，新疆吐鲁番先后出土唐代涉医古纸约数十片，内容有药方、针灸法和兽医方。这些零残涉医古纸中，文字保存甚少，已很难辨析其全貌，但是作为医学史料仍然弥足珍贵，值得重视。（二）写本卷子

六朝至唐代，写本都是以卷子的形式出现的，五代至北宋初仍有卷子。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谓：“唐人写本存于今者皆为长卷，如手卷之状，收藏家谓之卷子本。”卷子一般高25～29厘米，长度则不一定。卷子在文字结束的尾端有用木棒或其他材质做成的轴，便于不读时从左至右卷成一束，故又称“卷轴”。

隋唐时期是我国写本书的极盛时期。由于当时社会趋于稳定，科学技术发展较快，宗教盛行，加之封建统治者对书籍异常重视，广集图书，使得要求记录和书写的东西不断增加。同时，手工业迅速发展，造纸技术不断进步，为抄写书者提供了物美价廉的书写材料，从而促进了抄书业的迅速发展。（图1-14）图1-14　唐《妙法莲华经》写本卷子二、敦煌医药卷子

敦煌位于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和自治区交汇处，是历史文化名城，尤因莫高窟艺术宝藏而举世闻名。

莫高窟在今甘肃省敦煌市中心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创建于前秦建元二年（366），历经北凉、北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朝代相继凿建，到唐时已有1000余窟龛，经历代坍塌毁损，现存洞窟492个，保存着历代彩塑2400多尊，壁画4.5万余平方米，唐宋木构窟檐5座。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西夏入侵，占领敦煌，莫高窟和尚逃难前将大量经卷、文书、绣画、法器集中藏在一个洞窟的复室里，外面用泥壁封死，绘上壁画，不露痕迹——这就是著名的藏经洞。

藏经洞中藏有层层叠叠的经卷和抄本书籍，还有画着佛像的绢幡、织物、法器。遗书多数为手写本，其中不少写本是书法精品，也有少量稀世罕见的雕版印本。内容以佛经居多，另有不少道家、儒家经典，以及天文、地理、历史、医药、占卜、信札、账册、户籍、契约等文献。这些是人类文化史上的重要遗产。

据统计，敦煌卷轴总数超过50000件，国内残存1/4，国外收藏3/4。其中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收藏数量最多，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内容最精，英国国家图书馆保存卷轴最佳。日本龙谷大学、天理大学、大谷大学收藏了吉川小一郎、橘瑞超掠取的3000件卷子。其他如德国、美国等地也有收藏。

中国中医科学院马继兴研究员经多年搜集，综合英国、法国、日本、德国、北京及国内私人所藏，得80种敦煌医药文献，编成《敦煌古医籍考释》。另外，书中还编入吐鲁番等其他西域出土的医学卷子13种，共计93种。而该书中未包括的数量最多的俄藏敦煌文献中，医药文献有6种，因此目前现存的敦煌医药文献共计99种。

马继兴在《敦煌古医籍考释》中将敦煌医学卷子分为11类：①医经类；②五脏论类；③诊法类；④伤寒论类；⑤医术类；⑥医方类；⑦本草类；⑧针灸类；⑨辟谷、服石、杂禁方类；⑩佛家道家医方；医史资料类。这批敦煌医药文献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如下几个方面：

1.弥补隋唐时期医学文献大量散佚的缺憾

魏晋至唐末五代的医药著作种类繁多，据隋唐史志所载，不下二三百种，然而保存至今的却屈指可数，仅有《肘后备急方》《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方》《经效产宝》《刘涓子鬼遗方》等数种。而敦煌医学文献的出土，极大地丰富了这一时期传世医书的数量。

2.为古医籍校勘辑佚提供重要资料

敦煌卷子医书大多是雕版印刷发明以前的古人墨迹，真实地展现了古卷子的型制、纸张、用墨、字体、书写格式，尤其是本草类著作中的“朱墨间书”及各种符号标识，保存了古代本草文献的原貌，故可为多种传世古医籍的校勘提供早期的依据。

此外，敦煌医学卷子中还保留着不少失传古医书的佚文，这些佚文为辑佚复原古医书提供了重要的原始资料。如唐初官修药典《新修本草》于宋以后失传，仅有部分佚文散见于历代本草著作及其他文献中，而敦煌卷子中的《新修本草》残卷就有4种，均系不同的早期传写本，可供辑佚参考。

3.反映六朝隋唐时期的医学成就

敦煌卷子医书涉及医药学的各个方面，全面反映了我国六朝隋唐以前的医学成就。

诊法方面，敦煌卷子中有脉法专著多种，既有直接辑录王叔和《脉经》的内容，也有不少与《脉经》所载不同的脉象，如《平脉略例》中有19种脉象主病未见于传世医书，《玄感脉经》中23种脉象主病及6种死脉也与传世医书所载不同，对脉诊的研究很有意义。

药物学方面，敦煌卷子医书保存了我国唐代及以前的4种重要本草著作的早期传本，为《本草经集注》《亡名氏本草序例》《新修本草》《食疗本草》。尽管皆为残卷，但却是吉光片羽，弥足珍贵。《新修本草》残卷的发现，证明了该书在国家颁行后8年之内就传播到遥远的边疆。《食疗本草》作为唐代一部最著名的饮食疗法专著，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方剂学方面，敦煌卷子医书中保存的医方达1024首，大都是六朝、隋唐时期医家通过长期临床实践的验方、效方，其治病范围涉及内、外、妇、儿、五官等科，以及解金石中毒方。敦煌卷子医书中还记载有许多外治用方，如用于膏摩、药浴、灌肠、坐药、磁疗、盐熨等的方剂。唐人写本《备急单验药方》1卷，是一部民间备急单验方专书，保存完好，是唐以前从未见诸目录学记载的方书。另外，在敦煌医药卷子中还首次发现了已佚的古经方书及古经方汤16个，填补了《汉书·艺文志》所讲的古经方十一家的空白。方剂中的面脂、面膏、乌发、洗发、香衣等内容，将中医药拓宽到了美容美发护肤的领域。

针灸学方面，《灸法图》《新集备急灸经》等是目前所见最古老的针灸图。图谱中将病证与穴位用线连接起来，可按症取穴，图文并茂，形象生动。

此外，敦煌卷子医书在气功养生、佛道医学及藏医学等方面也有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记载。

4.帮助解决医史文献上的疑难问题

由于敦煌卷子医书的抄写年代下限不晚于五代末期，故可据此判定一些医史文献学上长期争议未决的撰年问题。例如《王叔和脉诀》是流传较广的传世古医籍，书中虽题有魏晋医家王叔和之名，但因其内容、体例均与王叔和编撰的《脉经》迥异，故历代医家皆认为此书是后世托名之作。但在其撰年问题上又有三说：一为宋代陈言、元代王好古主张的“六朝”说，二为以明代吴崑、李时珍为代表主张的“五代”说，三为北宋“熙宁以后”说。而敦煌卷子医书《七表八里三部脉》《青乌子脉诀》中的七言歌诀的体裁、文字均与传世本《王叔和脉诀》相同，足证《王叔和脉诀》的撰年当在五代以前。（王兴伊、金芷君文，金芷君图）

参考文献

［1］金芷君，张建中.中医文化掬萃.上海：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2010.

［2］张如青，唐耀，沈澍农.中医文献学纲要.上海：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1996.

［3］刘昕.“甲骨文”名称的由来.北京晚报，2015-11-24（35）.  第二章 古籍版本及古医籍中的命名避讳常识

版，原指用以书写的木片，“版本”二字合成一词始于北宋，指同一种书籍经过多次传抄、刻印或因装订等的方式不同而形成的各种不同本子。狭义的“版本”则专指木版雕刻印造的古籍。雕版印刷术的发展，一般认为是起于唐，成于五代，盛于两宋，延续于元、明、清。雕版印本是我国古代书籍的主要形式，现存的古代书籍大都是雕版印本。在中医古籍中，雕版印本则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目前所见中医古籍多为明清以后的线装版本。第一节　古籍的版本款识与版刻形式一、版本款识的基本常识及术语（一）全书外观款识

1.书衣

书衣是为了保护书籍而在书的前后所加的封皮，含封面、封底。一般采用较硬较韧的纸张或裱过的蓝布做书衣。封面的左上方一般都贴有书签，标以书名，有的还附有题签人的姓名（但著者的姓名一般不在书签上出现）。（图2-1）图2-1　《费氏全集》书衣、书签及题签者姓名

由于书衣位于书的最外部，反复翻阅后易于损坏，因此使用日久之后往往会被更新。

2.书名页

翻开书衣封面，里面题有书名的一页叫“书名页”，也叫“内封”。书名页上一般题有书名（位于正中）、著者（位于右上）、刊刻者（位于左下）及刊刻年号（位于天头）。乾隆十一年重镌之《慈幼新书》内封就较为符合典型版式。（图2-2）

3.扉页

扉页是指加在书籍封面后和封底前的空白页，又称“护页”或“副页”，用以保护书籍正文。（图2-3）图2-2　乾隆十一年重镌《慈幼新书》内封图2-3　《费氏全集》位于封面和内封之间的扉页

4.书口

书口指书的左侧面，由每叶版心折缝叠合而成。版心有象鼻者，书口呈黑色，称为“黑口”；无象鼻者，书口呈白色，称为“白口”。（图2-4、图2-5）图2-4　黑口图2-5　白口

5.书脊、包角

书脊指书的右侧面，是线装书装订之处。

装帧讲究的古籍，在书脊的上下角包以细绢保护书籍，同时增加美观，称为“包角”。（图2-6）

6.书首、书根

书首指书的上侧面。也叫“书头”。书根指书的下侧面。与现代图书不同的是，古籍在书架上都是平放的，书首朝里，书根朝外，故一般常在书根处书写该书的书名、卷号、册次，以便排架检阅，而书脊上没有书名。（图2-7）图2-6　《医统正脉全书》之书脊、包角图2-7　《济阳纲目》书根处书名及册次

7.函套

古书纸张柔软，部册较多，取用不便，容易散失，因此，常用硬板纸加蓝布裱糊成一个可展开的外套，用以包装一部书或多卷书，此外套称为“函套”，一般为四面或六面。一个函套内的书叫一函书。（图2-8）图2-8　影印本《古今医统大全》函套外观与展开

也有不用函套而用夹板的，即将一套书或多册书用上下两个与书面大小相等的木板夹起，以绳系之。为防蠹虫蛀书，一般多采用樟木做夹板。

可见，函套与夹板不仅使取书方便，也可起到保护书的作用。（二）版面款识

一个完整的书版印出一个印张，此印张所显示的内容即为“版面”。版面中的款识术语如下：

1.版框

版框亦称“边栏”“版廓”“匡郭”，系为框定版面的范围而设置的四周栏线。其中单线者叫“单边栏”，为一条粗线；双线者叫“双边栏”，一般外粗内细，也称“文武线”。双边栏一般有左右双栏和四周双栏之分。（图2-9）图2-9　清刻《理瀹外治方要》四周双栏

不同的版本，其版框的高度与宽度往往亦不相同。

2.界行、行款

界行又称“界格”“界线”，指版框内的纵向直线，是从简册之简与简间的界限流传而来（帛书中已有之）。其中红色者称“朱丝栏”，黑色者谓“乌丝栏”。

书中的文字以界行分隔。而半叶版面的行数和每行中的字数称作“行款”，即描述某书行款可作“每半叶×行，每行×字”。如图2-10的清刻本《医学金针》的行款是“每半叶8行，每行18字”。图2-10　清刻《医学金针》

3.天头、地脚

天头指版框上方的空白处，又称“书眉”。古人阅读时往往在天头处进行批注写字，称为“眉批”。地脚指版框下方的空白处，亦可以供读者批注。一般天头高度大于地脚。（图2-11）图2-11　清刻《理瀹外治方要》天头与地脚

4.版心、象鼻、鱼尾

版心指每面书页的正中折缝处，装订后形成全书的书口。

版心上下正中从版框至鱼尾间多印有用于对齐折页的标志线，仿佛象鼻下垂，故称“象鼻”，折页后形成的书口称“黑口”。也有的版心刻印书名、卷次、页码和刻工姓名等文字，折页后形成“花口”。亦有既无象鼻，亦无文字者，则称“白口”。（图2-12）图2-12　版心、象鼻

为了整齐折页，版心处一般还同时刻有形状如鱼尾的对称标记。鱼尾的形状丰富多样，如空心的叫白鱼尾，双线形的叫线鱼尾，涂满墨色的叫黑鱼尾，带花式图案的称花鱼尾。从数量上说，只有一个的叫单鱼尾，上下有两个的叫双鱼尾，甚至还有三鱼尾。（图2-13）图2-13　鱼尾

5.书耳、抬头

书耳也称“耳子”“耳记”“耳格”，即在版框左右边栏上方处刻印的小方框，因如人之两耳，故以名之。其中多刻书名篇题，便于检索。

古籍中涉及尊长时，往往须提格或提行书写，将版框抬高，称为（上框）抬头。（图2-14）图2-14　清刻《痧胀全书》序之上框抬头　　二、丰富多样的版刻样式和字体色形

各种古籍版本除有常见的开本、版式和墨色外，还有一些特殊的类型，中医古籍自然也不例外。如在开本方面有魁本、巾箱本等大小不同，在版式方面有多层本、配补本等形式区别，字体方面有大小、软硬的差异，色彩方面还有红、蓝、双色、五彩等纷繁呈现，从而构成了古籍版本令人目不暇接的丰富样式。其内容的学术性自不待言，其形式的艺术性、观赏性亦是重要的附加价值。（一）开本

中医线装书版面高度在一般14～24cm，若高于此上限或低于此下限，均属特殊版本。

1.魁本

魁者，大也。魁本，一般指版框高度大于24cm的大版。魁本以宋版书为多，往往高1尺以上。现存的大版医籍有《东医宝鉴》（朝鲜刻本）、明抄彩绘本《（御制）本草品汇精要》等。（图2-15）图2-15　《东医宝鉴》朝鲜刻本，版框高24.3cm

2.巾箱本、袖珍本

巾箱，为古人放置头巾之小箧。巾箱本指开本较小，可以装在巾箱里的本子，其优点是便于携带。此种刊本在南宋时尤为流行。元明罕见，清代又有流行，其中医籍亦不少。如清道光七年（1827）刊巾箱本《集验简易良方》、清光绪十三年（1887）有巾箱本《方解别录》、清道光三十年（1850）翰苑阁刊巾箱本《本草纲目》、三元堂梓行《痧胀玉衡书》等。（图2-16）图2-16　魁本《东医宝鉴》与巾箱本《痧胀玉衡书》比较

至于袖珍本，与巾箱本在概念上区别不大，指比巾箱本更小一些，可藏于袖中携带的本子。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曰：“刊印小册为巾箱本……又以其可藏怀袖，别称袖珍本。”医籍如明十竹斋刊袖珍本《医书十三种》、清光绪八年（1882）苏州桃花坞望炊楼刻袖珍本《谢氏医书三种》等。（二）字号、字形

1.大字本、小字本

古籍版本的字号除了常见大小外，还可见到相对较大或较小的字号，较为特殊。

大字本以宋代刻书中心之一四川的刻本最为著名，称“蜀本”，其字大如钱，墨色如漆，向为世之珍宝（图2-17）。著名的“眉山七史”（《宋书》《南齐书》《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周书》）即是宋代四川眉山所刻大字本。后世医书中亦不乏大字佳本，如明刻《祖剂》大字本（图2-18）、明刻《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大字本等。图2-17　宋蜀刻大字本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图2-18　明刻《祖剂》大字本

至于小字本，一般来说，其视觉效果和受重视程度往往不及大字本及普通字号本。医书中的小字本不在少数。

2.硬体字、软体字

不同朝代、不同地域所刊刻的古籍，其字体字形往往带有较为鲜明的时代或地方特色。如宋代浙江所刻版本多用硬峻的欧（欧阳询）体，元代受著名书法家赵孟的影响，多采用较为柔软的赵体字。

明代中叶以后逐渐形成横细竖粗的长方形宋体字，其艺术效果远不及宋元时期。（三）版刻形式

1.多层本

通常古籍一个版面只有一个层次，然而有少数书的版面却有两个或以上层次，这种书籍即称作多层本。

多层本医书多为明清两代刊本，其中以二层为多。一般是将一书之不同内容分层排布，或将两种不同的书籍分层合刻，以便于读者上下对照参阅。多层本多为一般性或启蒙性医学著作，属重要医籍者较少，如日本刻本《医学源流肯綮大成》等。（图2-19）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