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代尧 等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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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远流长——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源流关系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第二辑)试读：
出版说明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理论武器，加强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深入推进，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迫切需要我们紧密结合我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研究新情况，分析新矛盾，解决新问题，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时代变迁呼唤理论创新，实践发展推动理论创新。当代中国的学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者，要想适应时代要求乃至引领思想潮流，就必须始终以高度的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生机和活力，使马克思主义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为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组织策划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丛书。作为一个开放性的论库，该套丛书计划在若干年内集中推出一批国内外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高端学术著作，通过大批马克思主义研究性著作的出版，回应时代变化提出的新挑战，抓住实践发展提出的新课题，推进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促进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
我们希望“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的出版，能够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为推动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教学作出更大贡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绪论
从1516年英国的托马斯·莫尔所著《乌托邦》一书算起，社会主义已经有了500年的历史。以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为标志，科学社会主义诞生已经170年。自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命题至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走过了近40年的历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的发展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然而，在海外学术界，包括一些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新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一直有怀疑和非议。这些怀疑和非议之所以能够在国际上形成影响力，并受到国内学界的普遍关注，归根结底，是因为国内理论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缺乏清晰的学术解读。我们先从近年来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两种观点谈起。（一）关于“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论”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就有这样的观点：中国走的不是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资本主义道路。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明显不同于欧美日的资本主义，更不同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主义，于是这种看法逐渐地发展成了所谓“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观点。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有学者提出：“中国将会逐渐走上‘资本[1]主义’的道路。”那时改革开放还只是引入了一些商品经济的原则，但在一些人眼中，这就已经不再是社会主义了。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只有苏联模式这样一种模式，只要背离了苏联模式，就不再是社会主义了。美国学者索林格在《中国从社会主义的转型：国家主义遗产和市场改革，1980—1990》一书中认为，国有企业出售股份、兼并甚至破产这些“从正统毛主义的突然转向”是“有中国特色的资[2]本主义政策”，似乎只有改革前的体制才是真正社会主义的。由于“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这一术语虽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两字之差，意思却截然不同——似乎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形式，而是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形式——因此很快受到了西方学者的追捧。在索林格之后，英国学者卡默尔在《证券市场在中国的出现：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一文中概括了所谓“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他还称为“国家管理资本主义”——的决定性特[3]征：“在所有制、管理方式和责任方面都融合了公私二重性。”
2008年，美国学者黄亚生出版《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企业家精神与国家》一书，在海外中国研究界引起很大反响，成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论”的代表作。作者将“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定义为“一种在两个中国——企业家的、市场驱动的农村的中国和国家引导的城[4]市的中国——之间的政治上协调的功能”。黄亚生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自由市场”导向的改革给予了农民创造奇迹的自由，并且降低了不平等；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上海国有企业为代表的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挤压了企业家精神发挥的空间，并且刺激了腐败的蔓延。在他看来，正是这两种资本主义在历史中的交替和现实中的融合，可以把中国的发展模式总结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英国学者布拉莫尔对20世纪90年代前后中国发展模式变化的描述和结论与黄亚生不同，但也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是在向资本主义转型。布拉莫尔认为，中国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所实施的发展之路暗示着对莱茵型资本主义（指德日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引者注）的可行性的认可。1996年后，将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以及加入WTO的决定，都表明了中国向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指[5]英美市场经济模式。——引者注）的转型。“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论”的内容五花八门，但基本观点都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国搞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总结道：“中国领导人还非常强调马列主义理论要与各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种作法对于任何论述社会主义建设过程和本质的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戒律都是[6]一种嘲弄。”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变成了“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其与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的源流关系自然也就不再存在，只能从中国传统文化或西方自由主义等体系中去为中国的改革寻找渊源。布热津斯基认为：“共产主义在中国面临的前景是，这个国家悠久的传统和价值[7]观念将会对它进行有机的吸收。”黄亚生则借助于西方自由主义。安德里亚斯在评论黄亚生的上述著作时说：“事实上，该书的确为自[8]由市场教条与民粹主义主张的结合开辟了新领地。”也就是说，在“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论”那里，经典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源流关系被解读成中国传统文化或西方自由主义与“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关系。我们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否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的有益成分，而在于改革开放真的是所谓“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明确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准。“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论”从来不讨论这一标准，而是把自己的标准作为自然的前提隐含在自己的判断中。黄亚生隐含的前提是只有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才是社会主义，所以在他眼中，无论是公有制的乡镇企业，还是公有制的国有企业，由于面向市场需求而不是计划指令，都只是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而已。布热津斯基隐含的前提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才是社会主义，所以在他眼中，中国的实践背离了马列主义的原则。实际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明确的原则来确立、保证自己的社会主义性质。经典科学社会主义把人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的原则，但自由个性需要人们摆脱生产的外在强制性，“就是[9]在尽量少的劳动时间里创造出尽量丰富的物质财富”，“工作日的[10]缩短是根本条件”。没有发达的技术水平作为历史条件，这样的社会主义就只能是空中楼阁。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所必然要经历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里，由于没有这样的历史条件，社会主义的原则必须做出调整：一方面要发展物质生产的技术水平，另一方面要保证这些产品相对平等地分配给社会成员消费。“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11]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资本主义也可以发展生产力，但在价值目标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如何保证共同富裕的实现呢？邓小平指出，一是靠公有制占主体的经济基础，二是靠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力量。“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12][13]可以避免两极分化。”“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一旦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
[14]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把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上升到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15]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如果贫困地区长期贫困，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群众生活长期得不到明显提高，那就没有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也不是[16]社会主义。”他还强调，“发展了，还有共同富裕问题。物质丰富了，但发展极不平衡，贫富悬殊很大，社会不公平，两极分化了，能得人心吗？因此经济总量无论是世界第二还是世界第一，未必就能够[17]巩固住我们的政权”。
在方法论上，“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论”没有能够从基本经济制度中占主体地位的所有制成分来确定改革开放的性质。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国家政权的人民民主专政性质，保证了基本经济制度以及整个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马克思把这种大环境称为“普照的光”：“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18]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今天，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是这样的“普照的光”，隐没了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色彩。如果硬要说不占主体地位的资本主义成分决定了中国社会当前的性质，无异于在方法论上承认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决定矛盾的性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中的有益成分为自己所用，但其源头是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论”先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歪曲成“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再把理论源头说成中国传统文化或西方文明，成为一种无源无流的“主义”。（二）关于“国家资本主义论”
2008年以来，西方出现了一种新的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观点，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论”的代表作是2009年发表于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的题为《国家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的文章，以及2012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的特别报道。
美刊文章认为，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国家主导市场以获取政治利益的经济体制，有四个重要角色：国家石油公司、国有企业、私营国家龙头企业以及主权财富基金；在经过了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80年代自由化改革、2005年后主权财富基金的兴起以及2008年的全球经济衰退这四次机遇带来的发展后，国家资本主义已经形成了对自由资本主义体制的严峻挑战。美刊文章将中俄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典型，并看衰两国的发展前景：“从长远来看，国家资本主义的未来很可能被证明是有限的，尤其是在它不能给其两大主要实践者提供一[19]种有效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情况下。”
英刊文章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整合了国家力量与资本主义力量，其“看得见的威权之手”将威胁甚至取代自由资本主义“看不见的手”。英刊文章也将中国贴上“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断言“国家[20]资本主义可以声称世界上最成功的大经济体属于它的阵营”，并罗列了两方面的理由：一方面，中国政府控股中国150家最大的企业，并引导此外的数千家企业；另一方面，中国政府通过控制通货、为支持产业融资以及与中国海外公司的紧密合作塑造市场的总体面貌。
按照英美刊物的看法，中国的改革开放走的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而是“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源头也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是历史上形形色色的“国家资本主义”；中国改革开放的前途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而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失败。
国家资本主义，顾名思义，是受国家政权影响的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有两个要点：首先是资本主义，其次是国家影响。如果不是资本主义，即使是国家影响的企业，那也不是国家资本主义性质；如果是资本主义，那还要看影响它的国家是什么性质。如果国家是资本主义性质，那么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就是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如果国家是社会主义性质，那么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就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列宁特别强调后一种差别，即国家资本主义具有不同的服务对象，不应一概加以反对。他在论证新经济政策中国家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时说：“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21]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斯大林则强调了前一种差别，即国家资本主义首先是资本主义，而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则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是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斯大林认为，国营企业不是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原因在于“这种企业中不存在两个阶级，只存在一个阶级，即工人阶级，它通过自己的国家来掌握生产工具和生[22]产资料，它不受剥削”。这一分析，既区分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和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又区分了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的不同性质，说明了国有企业不一定是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还可以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而“国家资本主义论”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先一般地将国有企业等同于国家资本主义，进而将中国的国有企业硬贴上“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国家作为所有者代表着工人阶级，劳动者本身也属于工人阶级，不存在两个社会集团的矛盾，即使面向市场生产，也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资本主义论”的本质问题，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的次要成分当作主要成分，化支流为主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实利用了国家资本主义，但这只是第二位的经济成分，并且受到第一位的成分，即社会主义性质经济的利用和制约。比起小生产和不受国家监督的非公有制经济，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进步。将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范围，使其或者与公有制以股份制的方式融合生长，或者受到国家宏观调控的制约，是经济落后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列宁说：“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23]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毫不动摇地发展公有制经济，也毫不动摇地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原因就在于非公有制经济不但有助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源于列宁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列宁谈到国家资本主义时曾说：“作为新经济政策要素之一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在苏维埃政权的条件下，工人阶级有意识准许而又加以限制的一种资本主义。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同拥有资产阶级政府的那些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大不相同，即在我们这里代表国家的不是资产阶级，而是能够取得农民完全信任的无产[24]阶级。”可以清楚地看到，列宁是有意识地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来促进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也指出：“首先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25]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毛泽东甚至认为苏联利用国家资本主义还不够，造成了长时间的物资短缺，而中国则应更多地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26]又搞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史上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经验，自觉地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发展自己的一种方法。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国家资本主义，是排在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之后的第二位的经济成分，并不会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国家资本主义论”将作为支流的国家资本主义化为主流，并将源头上溯至历史上形形色色的国家资本主义，成为另一种无源无流的“主义”。（三）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
科学阐述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有助于回应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种种质疑或非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质疑和非议不仅过去有，现在和将来还会有。从过去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到现在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论”和“国家资本主义论”，形式发生了变化，但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之实质没有变。要有力回应国际上质疑我们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声音，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外部舆论环境，就需要从学理上对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源流关系做深入研究，讲清楚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确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当性。
同时，深入解读二者之间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课题，有助于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
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但没有明确阐述这个理论体系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只是在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党的十八大报告则进一步概括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包括道路，也包括理论体系和制度，三者都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赋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以鲜明的中国特色。2013年初，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会、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也有两段概括性的重要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27]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28]断发展。”这里都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即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源”与“流”的关系。
我们认为，二者的关系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的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是当前理论界拓展和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所面临的首要任务。之所以说这个问题是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原因在于：无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身内容的发展和体系的完善，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能够应对并战胜意识形态领域中各种思潮的挑战，都须以梳理二者源流关系为前提。如果不能从理论上有力论证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或这一论证缺乏说服力，那么指导我们改革开放的理论就不能够正本清源，就不能够在突破旧有思维框架的同时保持社会主义的界限，也不能够引领各种思潮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理论上保驾护航。这个问题也是基本的理论问题，它自身即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任何一个理论体系都不是无源之水；明晰自己与理论源头的关系，在说明与前人成果继承性的同时阐释自己的主要创新，是每一个理论体系真正发展起来的基本工作。如果不这样做，一方面不可能说清楚自己到底汲取了哪些既有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也不可能明确到底哪些理论成果属于自己。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所以明确指出他们的理论体系源自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原因也在这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应当如此，把梳理自己与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当作自己的基本任务之一。
这一问题的研究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而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成就，是通过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我们既没有走僵化封闭的老路，也没有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既避免了经济停滞，又避免了社会动荡，这是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的基础。但是，由于理论界一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阐释得不够，很多人不理解二者的源流关系，导致一些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是科学社会主义，从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缺乏自信甚至产生动摇；或者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成就的取得不是靠社会主义，而是靠资本主义，从而丧失对社会主义的自信。因此，只有论证清楚二者的源流关系，让人们认识到今天的成就不仅是靠社会主义取得的，而且是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才能真正树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自信，从而真正树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和文化的自信。（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自要回答的具体问题不同，但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二者都需要解答三个最基本也最重要的问题：第一，作为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后生的事物，社会主义是什么，以及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第二，与资本主义政党有着根本区别的无产阶级政党在社会主义建立之后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如何发挥作用；第三，历史唯物主义探讨的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问题，社会主义建立之后，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下，各个领域该朝什么方向发展，如何实现发展。因此，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上：社会主义理论、无产阶级执政党学说和发展理论。
本书围绕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源流关系是如何体现的这一核心问题，突破现有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层面分别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途径，归纳出二者共通的最为基本也最为重要的三个层面，即社会主义观、执政党学说和发展理论，分别阐述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这三个层面的源流关系，得出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有源有流、流自源出、源远流长的结论。
本书以经典文本研究为基础，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首先从抽象和一般出发，阐释“源流关系”的概念，概括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以及这一原则从经典形式向特色形式的演变，然后从社会主义观、执政党学说、发展理论三个具体层面研究两个理论体系的源流关系。注释[1]张五常．中国的前途．香港：香港信报有限公司，1985：158．[2]SOLINGER D J．China’s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Statist Legacies and Market Re‐forms，1980-1990．New York：M﹒E﹒Sharpe Inc﹒，1993：126．[3]KARMEL S M．Emerging Securities Markets in China：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The China Quarterly，Vol﹒140，No﹒4（December 1994），p﹒1105．[4]HUANG Y S．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tate．Cambridg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xvi．[5]布拉莫尔．走出黑暗——中国转型之路．国外理论动态，2010（5）．[6]布热津斯基．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206．[7]同[6]175．[8]安德里亚斯．一种上海模式？．国外理论动态，2011（6）．[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81．[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927．[1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72．[12]同[11]149．[13]同[11]373．[14]同[11]139．[15]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3．[16]同[15]5．[17]习近平．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35．[1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07．[19]布雷默．国家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张文成，译．国外理论动态，2012（5）．[20]The Visible Hand．The Economist，2012，402：3．[21]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3版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70．[22]斯大林．斯大林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252．[23]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3版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77．[24]列宁．列宁全集：第43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290．[25]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91．[26]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70．[27]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实践中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人民日报，2013-01-06（1）．[28]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0．
总论篇
一、源流之一般
（一）源流关系的内涵与形式源流关系，就其本义而言，指的是江河的本源与延伸水系之间的关系。例如长江之“源”指的是位于青海省西南部唐古拉山脉的各拉丹东雪山，长江之“流”指的则是其干流和支流组成的整个水系，长江源流自然就成为长江源头与水系的总称。虽然江流之水并不全部来自其本源雪山融化的雪水或其他水，但是由这些源头水汇合其他支流扩充而成，因此人们总是习惯于将延伸的江河之流看作源头发展演变的结果。到了后来，源流之间具象的流水之间关系的这一层意义反而退居次要地位，抽象的发展演变关系这一层意义被突出出来居于了主要地位。南宋朱熹《观书有感》也是这样处理源流之间两层意义的地位的：“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首诗表面写景，很形象具体，但名却为“观书”，意在讲道理，实际上是抽象的议论。
经过这样的变化，“源流”便常用于代指本源性事物到派生性事物的发展演变，而不是限于指水系的延伸了。正如不管延伸水系相互有多么不同，它们的共性在于都来自共同的源头一样，源流关系所指的发展演变也是如此：派生性事物各不相同，但都有共同的起点。这样，本源性事物往往就表现着形态各异的派生性事物之间的某种共性，而派生性事物表现出的则是本源共性的各种衍生形态，源流之间形成了普遍特殊、共性个性这样的对立统一关系。
就理论史的探讨而言，两种理论存在源流关系，通常表明本源性理论是普遍的、强调共性的学说，而派生性理论则是特殊的、强调个性的学说。具体到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源流关系，指的是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普遍原理和基本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根据时代发展和中国的特殊条件加以运用和发展，二者之间同样是普遍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关系。
由于作为源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原理和基本原则并不全部以抽象、一般的纯粹形式而存在，于是由源到流的发展演变，就会出现三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普遍原理和基本原则据以提出的条件并未根本变化，由源到流只需要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付诸实践即可。这种情况和许多理论自然科学的普遍原理在中国可以直接应用是一样的。牛顿力学在中国和在英国并无根本的不同，酸碱化合形成盐在世界各国也是普遍如此，原因即在于这些理论自然科学的普遍原理所据以提出的条件，例如宏观低速、常温常压在中外并无不同。科学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存在这样条件并无本质变化的情况。例如，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的原则，在所有国家都是适用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各国共产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之后均应在自己国家实践这一原则，而不能背离这一原则。这是比较直接的从普遍到特殊的过程。
第二种情形，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原理原则据以提出的条件已经根本上改变了，这时共产党人就需要从这些原理原则中提炼其立场和方法，再应用于新的条件，从而得出新的结论。例如，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共产党宣言》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2]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但经典作家提出这一原则的应用条件是劳动生产率非常高，以至于一方面工作日已经缩短到了人感到疲劳的生理和心理限度以下，另一方面人发展自己各方面才能的物质条件可以得到充足的供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尚不具备这样的劳动生产率，工作日还不能根本缩短，全面发展所依仗的按需供应也缺乏产品基础，因此实现人全面自由发展的物质条件还有待创造，只能从追求人的解放这一基本立场出发，依据社会发展程度要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将之转化为发展生产和共同富裕两大原则。在这种情况下，从普遍到特殊的过程仍然存在，但这里的普遍是从科学社会主义普遍原理和基本原则中提取出来的立场和方法，并不是这些原理和原则本身，实际上发生了一个从特殊到普遍，再从普遍到特殊的过程。从全面自由发展原则到发展生产与共同富裕原则的转化，坚持的就不是全面自由发展原则本身，而是较之更抽象的价值取向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第三种情形，是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解决了经典作家没有遇到过的问题，不但适应了新的条件，而且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原理和基本原则进行了补充。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说过落后国家可以率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列宁却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国家成功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并为中国等其他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榜样。经典作家也没有说过要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然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却决定了中国革命除此之外别无他途。经典作家更没有说过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发展自己的必由之路。在这种情况下也存在从普遍到特殊的过程，但这里的普遍已由上升到理论形态的实践所补充，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个从普遍到特殊，再由特殊到普遍的过程。
从源到流演进的这三种情况，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既发展了流的特殊性和个性，又坚持了源的普遍性和共性。只要二者有所偏废，就无法再构成源流关系。若只坚持本源之普遍，而不知特殊条件下的具体运用，甚至将普遍当特殊，看起来仿佛其来有自，但实际上却是有源无流。在面对此类教条主义者时，“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3]获的却是跳蚤。’”苏联模式将经典作家描述发达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模式生搬硬套至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便是这类有源无流的典型。自然，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失败也就不能代表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同样，若只注重流变，完全抛弃了本源的普遍原理和基本原则，看起来好像与时俱进和随机应变，实际上此流却非源之所出。正如习近平所说：“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4]民主社会主义便是此种有源无流的典型。只有既坚持本源又予以运用发展的社会主义，例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与科学社会主义构成源流关系。这就是习近平同志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社会主义从来都是[5]在开拓中前进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二）使命与任务之源流关系
从经典科学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经历了170年的时间。恩格斯在阐述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的性质时，将经典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通过论证运动的使命探讨了理论的任务：“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深入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的行动的条件和性[6]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在社会主义由西欧经典形态到中国特色形态的发展过程中，其所处的时代条件和地域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追求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最终实现所有人全面自由发展的目标没有变，但到达共产主义的具体道路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国家自然会相当不同。正是这种差别，让社会主义在它发展的各个阶段上，肩负不同的使命，面临不同的任务。考察这些使命与任务，会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源与流的关系。
根据使命与任务的不同，可以将社会主义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传播、革命、建设和改革。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各国国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以及各国之间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矛盾逐渐展开，支持被压迫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解放的社会主义学说得以成长的土壤开始形成。无论是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还是落后国家的先进分子，都在寻找本阶级与本民族摆脱剥削压迫的理论工具。在这一时期，社会主义所面临的使命不是组织，而是教育，所肩负的任务不是实践的，而是理论的。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过程构成了社会主义的传播阶段。在传播阶段之后，各国的先进政党组建起来，尝试着将本国的工人群众以及其他一切劳动阶级都组织团结起来，对内推翻压迫阶级政权，对外摆脱帝国主义统治。在这一时期，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社会主义所面临的使命不是建设社会主义，而是推翻资本主义甚至前资本主义，所肩负的任务也不是创造新世界，而是埋葬旧世界。这一以夺取政权为直接目标的解放过程构成了社会主义的革命阶段。由于时代的制约，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国家不是技术和文化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而是发展水平有限的落后国家。在较低的生产力技术水平上，革命将会遇到社会关系变革的上限，而这一上限距离共产主义还相当遥远。随着生产力技术水平的提高，这一上限便会慢慢接近共产主义，人类走向无异化社会的可能性才真正转化为现实性。生产力技术水平提高的这种必要，以及革命往往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取得胜利的现实，使得社会主义发展出了自己的第三个阶段，即建设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社会主义需要将技术革命作为自己的主要使命，将解决生产力发展落后于群众需求的矛盾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然而，第三个阶段就其自身而言，还完不成历史赋予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从理论上来看，生产关系的变动可能落后于也可能超越于生产力的要求，这两种情况都需要做出对生产关系的调整。从现实上来看，落后国家在社会主义的建设阶段往往倾向于借鉴传播阶段对发达社会主义的设想，生产关系的变动时常超过生产力所能允许的上限，结果不是促进，而是阻碍了生产力的技术进步。这样，就产生了社会主义的自我调整、自我维新的需要。于是，社会主义就步入了自己的第四个阶段，即改革阶段。在这个阶段，社会主义要在基本制度的基础之上引入非共产主义甚至非社会主义的因素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通过推动快速发展来壮大社会主义。对于不具备社会主义制度属性的那些机制和做法，例如市场、社会保障等等，社会主义的态度就更是如此了。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实践的推进，社会主义一定会发展出新的阶段。但就到今天为止的情况来看，传播、革命、建设和改革形成了社会主义使命和任务的四个主要阶段。
这四个阶段逻辑上相连、时间上继起，在两重意义上形成了源流关系。就它们之间有依次过渡的内在必然性，而源流又可在抽象意义上代指发展演变关系来说，它们之间形成了第一重源流关系。就第一阶段从理论上描述了后面三个阶段的一般原则和一般途径，而源流关系又可描述普遍特殊、共性个性关系来说，第一阶段与后三个阶段形成了普遍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的源流关系。
四个阶段发展演变的源流关系，无论是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范围来看，还是从民族国家的范围来看，都是客观存在的。正如江河可能干涸断流一样，社会主义的事业也不一定能够顺利地从一个阶段过渡到下一个阶段。但只要社会主义的事业推向了前进，那这四个阶段的发展演变就有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范围来看，170年的科学社会主义史是以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来拉开自己跌宕起伏的发展大幕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的各种危机，以及在这些危机中无产阶级的苦难使得社会主义的传播阶段不可避免。而社会主义传播阶段的开启，又预示着一次又一次的革命尝试总会有取得成功的那一天。在经历了1848年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1905年俄国革命等一系列失败并总结了经验教训之后，俄国革命、中国革命以及一系列其他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标志着社会主义到达了革命阶段的高潮。在冷战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历了一段较长的和平时期，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但都没有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改革成了各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意识到的任务。社会主义进入了第四个阶段，即改革阶段。从民族国家的范围来看，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较为典型：从1917年到1921年构成了社会主义的启蒙和传播阶段，从1921年到1949年是革命阶段，从1949年到1978年的主题是建设社会主义，而从1978年到今天的社会主义的使命和任务的核心则是改革。越南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不过不叫改革开放，而叫革新开放。无论是叫改革，还是叫革新，意思都是一样的，都是指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将超越了生产力发展阶段的生产关系调整回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范围或国别范围，社会主义发展的这四个阶段都是前后相继的。没有前一阶段的充分发展，就没有下一阶段使命与任务的自然展开。同样地，前一阶段的使命与任务较圆满地完成，下一阶段的使命与任务就可以相对顺利地展开。就这四个阶段间发展演化的关系来说，它们之间存在着源流关系。
传播阶段逐渐广为人知的一般任务与后三个阶段的具体目标之间普遍特殊、共性个性这一层源流关系，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革命阶段，如何实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任务，以及如何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是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艰巨使命。列宁制定了落后国家通过无产阶级先进分子集结起来领导民族民主革命来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之应用于中国，发展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道路与基本纲领。这样，传播阶段所提出的共产主义远景与民族民主革命的现实要求便具体化为新民主主义的使命与任务。在建设阶段，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马克思提出的尽快增加生产力总和的任务，以及列宁提出的落后国家文化建设的使命，与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现实要求统一起来。毛泽东从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等具体问题出发，汲取苏联的经验教训，将寻找中国特色的建设道路作为我们党新的使命，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任务。在改革阶段，我们党不是教条地执行经典作家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是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向共产主义调整的设想，而是从中国生产关系超越生产力要求的现实出发，将过分跃进的生产关系改回到了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状况。邓小平曾指出，要建设社会主义，但必须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习近平同志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指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7]的历史时期。”也就是说，无论是在革命阶段，还是在建设和改革阶段，传播阶段所制定和宣传的使命与任务，在中国条件下都经过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化过程。就社会主义第一阶段与社会主义后三个阶段使命与任务的共性个性关系而言，社会主义发展的四个阶段之间也存在着源流关系。（三）实践品格之源流关系
从经典科学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个社会主义的发展史表现出的最不同凡响的品格是实践品格。社会主义学说与其他学说最突出的不同，在于它自觉地参与改变历史的实践，形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在各个不同阶段的使命与任务不同，自然造成了各个阶段的实践内容各异。而社会主义的实践，又给予社会主义学说本身以巨大的推动，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可以说，实践品格联结了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与理论体系演进之间的互动，让二者共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实践没有止步，实践品格也自成源流：一方面，科学社会主义170年的发展史本身就是一部实践史；另一方面，这部发展史中形成的每一个重要体系都强调了实践在自身中的重要地位。
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自诞生之日起，便是与1848年的革命风暴联系在一起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以《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为标志；而《共产党宣言》的写作，直接的原因就是改组正义者同盟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实践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纲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主要成员是德国工人，但同时还有来自欧洲多个国家的成员；它的成立，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与西欧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端，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170年的发展史一开始就是实践史。共产主义者同盟一经建立，就投入了1848年革命的斗争，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也在革命风暴中经受了考验、得到了发展。在革命爆发后不久，马克思恩格斯即建立了新的同盟中央委员会，马克思任主席，恩格斯为中央委员，直接领导各国盟员特别是德国支部的斗争，直接革命失败后的科伦审判切断了经典作家与欧洲大陆的联系。列宁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1848—1849年的群众革命斗争的时[8]期，是他们一生活动中最令人瞩目的中心点。”为了研究这次实践的经验教训，以便无产阶级能够在下次斗争中取得更大的成就，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写出《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等科学社会主义的名著。在这些著作里，他们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最重要的发展，就是提出无产阶级必须以暴力革命打碎旧有的国家机器，建立起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马克思说：“如果你查阅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不应该再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9]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正是1848年革命的实践促进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最一般的历史原理向相对具体的革命道路的发展。在1848年革命与1871革命的间歇期，经典作家一方面推动建立了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另一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工作。《资本论》这一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经济学基础的巨著，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夯实，与实践的牵引作用关联密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既是为即将来临的革命做好理论准备，也是为在社会主义学说的内部击溃各种臆想的理论，为无产阶级准备科学指导。
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是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又一个高潮。马克思恩格斯不但亲自给予公社以指导和帮助，还领导第一国际派出大量人员奔赴巴黎，与公社社员并肩战斗。3月18日革命爆发和公社宣布成立后，他们便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细致分析了他们所能够得到的一切来自巴黎的信息。巴黎公社失败后的第二天，国际总委员会便通过了马克思所写的《法兰西内战》。《法兰西内战》是极其重要的科学社会主义文献，这部著作总结了巴黎公社实践的经验教训，并把它上升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巴黎公社革命进行了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用实践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从1848年革命试图夺取政权到1871年革命试图巩固政权，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实践上从源到流的进步。
1917年的十月革命，由于有了从前两次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无论是在夺取政权这个步骤上，还是在巩固政权这个环节上，都获得了成功。科学社会主义在实践上由此得以更进一步，开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正如1848年的实践经验和1871年的实践经验提炼出了科学社会主义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方面的基本理论，列宁在“新经济政策”的实践中也形成了在落后国家通过各种类型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自己的科学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列宁的继承者本应像列宁对待科学社会主义在夺取和巩固政权方面的遗产那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列宁关于通过利用资本主义因素发展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指导实践。可惜的是，斯大林迅速放弃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并逐步形成了苏联模式，并为其他更为落后、更应借鉴列宁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效仿。直到中国反思了国内外的经验教训，重新在现实生产力的基础之上对苏联模式进行了改革，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才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可见，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本身就是一部实践史，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品格也自成源流。
科学社会主义不仅在各个时期强调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强调通过自己的行动给历史打上自己的烙印并按照自己的面貌塑造社会，而且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各个理论体系中都强调了实践对于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中介作用，突出了实践在自身中的重要地位。
在关于世界发展的一般图式中，经典科学社会主义把人改造自然的实践理解为客观世界发展的关键环节，从而形成了对世界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解；在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上，马克思主义把改造社会的实践理解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关键环节，从而形成了对历史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在理论史上，马克思主义正是由于提出了以实践为中心的“新唯物主义”，在克服了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缺点的同时继承了其合理成分，才实现了哲学史上伟大的变革。恩格斯对作为辩证唯心主义集大成者的黑格尔哲学曾经有过这样的评论：“正如资产阶级依靠大工业、竞争和世界市场在实践中推翻了一切稳固的、历来受人尊崇的制度一样，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绝对的人类状态的观念。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10]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现实中用实践来完成的不断变革，在黑格尔哲学中表现为过程的辩证法；但正是由于黑格尔缺乏现实的实践概念，他的辩证法呈现出一种神秘的形式，把由实践来联结的思维认识现实的过程歪曲成了无实践来联结的思维产生存在的过程，走向了唯心主义。“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11]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黑格尔展现了世界发展的辩证性质，甚至强调了这个辩证过程能动的方面，但其基础却是荒谬的。与之相反，旧唯物主义虽然避免了这种荒谬，却由于不理解实践以及与实践相联系的主体性，或者认为“人是机器”，或者认为人只能直观地认识世界。“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12]主体方面去理解。”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将主体对象化自身的主体性实践作为理解世界发展和历史发展的关键，是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
继经典科学社会主义而起的列宁主义指导了俄国革命的实践，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经典科学社会主义一样，列宁主义也强调了实践在自己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经典科学社会主义不同的是，列宁主义更突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的实践辩证法。在认识论中，列宁首先强调了实践对于唯物主义观点的基础意义，指出只要从实践的观点出发，就必然承认唯物主义。在列宁看来，既然实践是认识及改造客体的活动，那么就必然是以客体的存在为前提的。只承认实践而不承认唯物主义，将实践与唯物主义这二者割裂开来的观点是非常荒唐和武断的。“由此可以得出唯一的和不可避免的结论：对象、物、物体是在我们之外、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着的，我们的感觉是外部世界的映象。这个结论是由一切人在生动的人类实践中作出来的，唯物主义自觉地把这个结论作为自己认识论的基础。”[13]如果没有实践概念，或者将实践概念置于认识论问题之外，认识论中的唯物主义就无法真正战胜唯心主义。在认识论中，列宁还强调了实践对于可知论观点的基础意义，指出实践本身即可证明我们可以认识客观世界。如果我们已经运用自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对客观规律的掌握指导自己的行动并按照自己的目的和要求改造了对象，难道还能说客观世界是不可认识的吗？要是客观世界不可能为我们所认识，那我们又是怎样成功改造了客观世界呢？“在唯物主义者看来，人类实践的‘成功’证明着我们的表象同我们所感知的事物的客观本[14]性相符合。”列宁将缺乏实践观念，或故意把实践观念排除在认识论之外，看作走向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关键过程和重要手段，因此他提出一个异常鲜明的命题来强调实践对于认识论的基础作用：“生[15]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只要抓住这个关键，就能够在理论上战胜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
列宁主义不但阐述了实践在认识世界中的关键地位，还特别论证了实践在改造世界中的现实作用。首先，列宁将物质世界的存在作为实践的前提：不仅规定了实践需要面对的物质基础，而且规定了实践目的的来源。实践所面对的物质基础，一方面来自自然界的恩惠，另一方面还来自过去实践的成果。实践的目的也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一定历史条件或者说过去一切实践的结果。列宁在读黑格尔的《逻辑学》所写下的“伯尔尼笔记”中，在“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标题下写道：“人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面向客观世界，以它为转移，以它来规定自己的活动。从这方面来看，从人的实践的（有目的的）活动方面来看，世界（自然界）的机械的（和化学的）因果性，似乎是外在的[16]什么东西，似乎是次要的，似乎是隐蔽的。”第一句话是从正面说的，即实践活动为客观世界所规定。第二句是从反面说的，即人的实践的目的实际上受到自然界因果性的影响；这种因果性对于人的实践的目的来说，不是外在的，不是次要的，也不是不能被察觉的。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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