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瑾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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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西湖治理史研究试读：
杭州西湖治理史研究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的一首《饮湖上初晴后雨》，写尽杭州西湖的山水风光之美，成为吟咏杭州西湖的千古绝唱。杭州西湖自古名扬海内外。“天下西湖三十六，就中最胜是杭州”，她以其独特的自然景观和悠久的人文历史，取得了诸多西湖中“最胜”的桂冠。是啊，古往今来，西湖的秀丽景色，不知曾倾倒了多少游人墨客，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的绝妙佳句，“水鹭双飞起，风荷一向翻”(白居易《孤山寺遇雨》)、“水天相映淡溶溶，隔水青天无数重。白鸟背人秋自远，苍烟和树晚来浓”(林逋《西湖》)、“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这些赞美西湖的诗句，使人不禁对西湖的美景浮想联翩……世易时移，曾经创作这些诗句的作者都已纷纷隐入历史的深处，而只有他们所倾力赞叹的西湖，仍和这些佳句一起，经历一代又一代，历经沧桑，一次又一次地不断焕发出新的光彩。
第一章 西湖概述
杭州西湖，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老城区的西部，因此而得“西湖”之名。自古以来，西湖就以秀丽的湖光山色和众多的名胜古迹闻名中外。它北、西、南三面环山，东面临城，中涵碧水，湖面碧波荡漾，船影点点；湖中三岛点缀，绿意盈盈；三堤横卧湖中，花红柳绿；远处云山逶迤，雾霭漫漫。它既揽山水之胜，林壑之美，又是人文荟萃之所，将人文历史与自然美景有机地融为一体，成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文化内涵的著名风景湖泊。
如今，以西湖为中心的西湖景区，是中国首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和中国十大风景名胜之一，不仅是我国著名的旅游胜地，被誉为人间天堂，而且还驰名海外，成为闻名中外的国际性花园。而浙江省会杭州之所以成为一个著名的风景旅游名胜城市，就是因为有西湖及其附近群山的美景。因此西湖依杭州而得名，而杭州也因西湖而兴盛，如果没有西湖，杭州也只是一个普通的省会城市而已。
一、西湖名字的由来
关于西湖的名字，清代雍正朝浙江巡抚李卫和傅王露主修的《西湖志》开篇有这样一段记载：“西湖古称明圣湖。汉时有金牛见湖，人言明圣之瑞，因名。又以其在钱塘，故称钱塘湖。又以其输委于下湖，故称上湖。其地负会城之西，故通称西湖。”①可见自古以来，西湖曾有过很多名字。
①清雍正朝《西湖志》卷一《水利一》。
今天的杭州地区，最早在秦代时开始设置钱唐县。西湖位于钱唐县境内，因此可能据县名而得名，称为“钱唐湖”。在秦代时，西湖还与钱塘江相通，所以也有人认为“钱唐湖”的名字是由钱塘江之名而来的。到汉代时，东汉班固《汉书》卷二八《地理志第八上》有记载：“钱唐，西部都尉治。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东入海，行八百三十里……”一般认为，这里所谓的“武林山”应该就是今天灵隐、天竺一带群山的总称，而发源于这一带群山上的溪水，逐渐汇合为金沙涧，向东流注入西湖，成为西湖最大的天然水源。因此“武林水”指的应该就是西湖，它是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西湖名称。
其后，西湖还有“明圣湖”和“金牛湖”的古称。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四○《渐江水》中有这样的记载：“县南江侧，有明圣湖。父老传言，湖有金牛，古见之，神化不测，湖取名焉。”因为传说湖中有金牛出没，所以得名“金牛湖”。当时又有人说湖中有金牛出现是天子圣明的瑞祥，因此又称之为“明圣湖”。
除此之外，西湖还有“钱水”、“钱源”、“西陵湖”、“西泠湖”、“石函湖”、“上湖”、“放生池”、“潋滟湖”、“西子湖”、“明月湖”、“美人湖”、“龙川”、“贤者湖”、“销金锅”、“高士湖”等诸多名称，每个别名，各有来历。“钱水”、“钱源”其实是西湖主要补充水源之金沙涧上游的名称，后来引而为之就成为西湖的别名了。南朝时候，古乐府中有一首著名的《西陵苏小小词》，词曰“妾乘油壁车，郎跨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因为苏小小是钱塘名妓，有人认为此处的“西陵松柏下”，指的就是“钱塘西湖”，而西陵一作“西泠”，因此西湖便有了“西泠湖”的别名。至于“石函”二字，本出于唐朝李泌所建的用以蓄泄湖水的石函闸，随着石函闸的建成，西湖便有了“石函湖”的名称。白居易任杭州刺史后，开始有史记载的第一次大规模人工浚湖，并在钱塘门外筑起一道长堤，把当时的钱塘湖分为上、下两部分，其中的“上湖”即为今天的西湖。而“放生池”之名，则得自于北宋天禧年间，当时的杭州郡守王钦若奏准以西湖为放生池，以为天子祈福，自此以后，西湖在各代都有用作放生池的，而同时她便有了“放生池”的别称。至于“潋滟湖”，显然就是由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中诗句而来。又因为诗中的后两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由此，西湖便有了“西子湖”的美名。而以苏轼的这首诗为滥觞，后代明人写诗有把西湖比作明月的，清人也有写下“西湖原是美人湖”的，“明月湖”、“美人湖”的别名就由此而来。此外，南宋时期的著名学者楼钥在论及当时的贤人倪思时，认为西湖似贤者，称之为“贤者湖”。南宋时期，位于京城的西湖出现了一派繁华艳丽景象，偏安江南的统治者不思恢复故土，却沉湎于湖光山色、奢靡享乐之中，一掷万金，花天酒地。因此到元朝时，上饶人熊进德游览西湖后就写了一首《西湖竹枝词》，词云：“销金锅边玛瑙坡，争似侬家春最多。蝴蝶满园飞不去，好花红到剪春罗。”以“销金”二字讥讽南宋朝廷偏安临安，游冶侈靡，不思图进的行状，致使西湖蒙尘，背了“销金锅”之名。不过后来也有人为之辩解说，西湖虽然日销寸金，然而鱼蒲之利，所生日亦寸金，也足以相抵了。①至于“高士湖”的雅称，则来自于明朝高士孙一元，他曾隐居于西湖边的净慈寺，西湖因他而有了高士湖之名。
虽然西湖有如上众多的别名，但是只有两个名称为历代所普遍公认，并见诸于文献记载：一是因杭州古名钱唐(塘)，湖称钱唐(塘)湖；一是因湖在杭城之西，故名西湖。“西湖”之名，大概始自于隋代。秦代始设的钱唐县，县治在武林，即今天的灵隐山附近。县在山中，位处钱唐湖之西。至隋开皇九年(589)，隋文帝杨坚平陈，改钱唐郡为杭州，初治余杭县(今杭州市余杭区余杭镇)；次年即移治钱唐县(今宝石山东南)；开皇十一年，又将县治移到钱唐县柳浦西(今杭州江干一带)，并依凤凰山筑城，是为最早的杭州城。②这样，州治就由原先的钱唐湖之西迁建到湖的东面，而原先在城东的钱唐湖，现在相应地就位于城西了。湖在城市的西面，故名西湖，这和全国其他地方同名西湖者是一样的。因此，“西湖”就是城市西面的湖。
①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卷二四《委巷丛谈》：“湖中物产殷富，听民间自取之，故捕鱼搅草之艇，扰扰烟水间，夜火彻旦。滨湖多植莲藕、菱芰、茭芡之蜀，或蓄鱼鲜，日供城市。谚云：‘西湖日销寸金，日生寸金’，盖谓此也。”
②《旧唐书》卷四〇《地理志三·江南东道》下云：“钱塘汉县，属会稽郡。隋于馀杭县置杭州，又自馀杭移州理钱塘。又移州于柳浦西，今州城是。”
至迟在唐代，“西湖”这个称呼已经被频繁地使用了。在白居易的诗文中，就经常使用“西湖”一词，如其诗题有《西湖晚归回望孤山寺赠诸客》、《西湖别》等等。但是西湖虽然因白居易的筑堤而改变了湖性，而白居易在正式公文中，仍称此湖为钱塘湖。因此可以肯定，“当西湖这个名称流行之时，西湖早已是一个人工湖泊了”。①北宋以后，名家诗文大多以“西湖”为名，钱塘湖之名遂逐渐鲜为人知。而苏轼的《乞开杭州西湖状》，则是官方文件中第一次使用“西湖”这个名称。
二、西湖的地理和水文
西湖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老城区的西部，地处太平洋西岸、长江三角洲的南翼、钱塘江下游北岸、杭州湾西端，地理坐标为北纬30°16′，东经120°12′；属于亚热带北缘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随着季节的推移，气温和气压的变化非常大，夏季由于受到东南季候风的影响，高温多雨，光照充足，冬季则比较寒冷；年平均气温16.2℃，年平均降雨量1435毫米，平均相对湿度为76%。
西湖东靠杭州市区，其余三面环山，全湖的形态为近于等轴的多边形，南北长约3.2公里，东西宽约2.8公里，湖岸周长15公里。②伴随着前几年的“西湖西进”，面积由5.68平方公里扩大为6.5平方公里，除去湖中岛屿和三堤，湖面面积为6.38平方公里。整个湖面被孤山及苏堤、白堤、杨公堤分隔，分割为5个子湖区，按面积大小分别为外西湖、西里湖(又称“后西湖”或“后湖”)、北里湖(又称“里西湖”)、小南湖(又称“南湖”)和岳湖，子湖区间由堤上的桥孔连通。孤山是西湖中最大的天然岛屿，苏堤、白堤和杨公堤越过湖面，小瀛洲、湖心亭、阮公墩三个人工小岛鼎立于外西湖湖心，由此形成了主体湖面“一山、三堤、三岛、五湖”的基本格局。①
①陈桥驿：《历史时期西湖的发展和变迁——关于西湖是人工湖及其何以众废独存的讨论》，《中原地理研究》1985年第2期。
②《杭州市志》第2卷《风景名胜篇》第1章“西湖概况”，中华书局1997年版。
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西湖的平均水深约为0.72米，即使最深的湖心亭附近也不到1米。经过新中国成立后的多次挖浚，在2000年前后时，平均水深达到1.5米左右。②经过21世纪初开始的西湖综合治理以后，现在的平均水深为2.27米，其中最大深度达6.52米，而最浅处仍不到1米，水体容量约为1429万立方米，水的自然交替为1次/年。湖水的年平均水温为17.6℃，最高是10月份，为28.6℃；最低是3月份，为4.0℃。湖水基本不结冰，但在1976年至1977年冬季和2007年至2008年冬季时期，曾有深层结冰。
西湖流域面积约27.25平方公里，流域内年径流量为1400万立方米。水的补给主要依靠金沙涧、龙泓涧、赤山涧、长桥溪等几条不长的自然溪流。
金沙涧是注入西湖中最大的一条溪涧，长约6公里，古时称钱源，又名金沙港，因为涧中的沙色纯净、呈金黄色而得名。金沙涧在不同的溪段有不同的名称，在浅坡处也称为金沙滩，在入湖口溪涧逐渐变得深广起来，就叫做金沙港。金沙涧汇合了灵隐、天竺一带的大小溪水，其上游称灵隐山北涧、南涧，中游称灵隐浦，下游从洪春桥以下入湖段称金沙港，在曲院处汇入西湖。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记载：“(灵隐)寺之东西瀵二水，东龙源，横过寺前，即龙溪也，冷泉亭在其上。西曰钱源，其流洪大，下山二里八十步过横坑桥，入于钱湖，盖钱源之聚滀也。”此处的“龙源”、“钱源”等山涧应该就是汇合为金沙涧的支流。金沙涧从曲院汇入西湖后，大部分径流补给先进入西侧的三个子湖区，再进入外西湖。
龙泓涧又称玉钩涧，传说元代著名文人张雨曾在此卖白玉钩，故有此别名。涧源出风篁岭龙井，自茅家埠经卧龙桥注入西湖，全长约3.2公里。沿途汇入有两大溪涧：一是金沙泉涧，二是胭脂泉涧。根据记载，原先龙泓涧特别是近湖一带，水既深且广，可以通舟。
①杭州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西湖大规模疏浚工程完成》，《杭州年鉴2004》。
②《杭州市志》第2卷《风景名胜篇》第1章“西湖概况”，作“平均水深1.55米”；丁永良等《杭州市西湖干湖疏浚及污泥利用》，(《渔业现代化》1998年第6期)作“污泥层厚超过l米，平均水深1.56米”；杭州市西湖水域管理处许猛《西湖船舶与环境保护》(《浙江交通科技》2000年第2期)一文中作“平均水深在1.5米左右”。
赤山涧又称惠因涧，有南、北两源，南源出钱粮司岭，北源出大兔儿山，经筲箕湾西合玉岑山阴支涧，东流过回龙桥，与南源来水汇合于赤山埠，再东行与花港相接，全长约1.2公里。
长桥溪，全长约1.5公里，又称长桥水，于长桥公园处入湖。其一源出自方家峪，另一源则是玉皇山麓之山泉，从山谷岩缝之间流出，左冲右突，夺路而下。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桥溪中下游周围环境复杂，居民较多，溪水因生活污水的排放长期受到污染，影响到西湖水质和周围景观。
由于补充水源主要依靠降雨和几条不长的溪流，因此从现有的来水情况看，如果没有钱塘江引水工程的帮助，西湖入湖的径流量和蒸发量是无法取得平衡的。但根据历史资料来分析，至少在北宋以前，西湖的水量还是比较充沛的，否则很难维系比今天要大得多的水面，也无法在大旱之年为下游的几万亩良田提供灌溉水源。
由于西湖各子湖之间被几道湖堤隔开，仅由堤上的桥孔连通，因此各部分的湖水不能充分混合，形成各湖区水质差异的特点。在近现代，各个湖区的多处水域都处于富养化状态。不过自从1986年开始，西湖与钱塘江沟通后，每天引入钱塘江水约30万立方米，湖水由原先自然状态下的一年一换加快成每月一换，虽然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西湖富营养化的问题，但湖水的透明度确实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在21世纪初的综合整治以后，根据西湖风景名胜区环保监测站的检测，到2007年，西湖水体的平均透明度已达到65厘米，比2003年又提高了15.65厘米。
历史上西湖原有五个出水闸口，分别为圣塘、涧水、石函、溜水、流福沟五闸，其中前三闸在钱塘门外、旧昭庆寺西；溜水闸在涌金门北；流福沟闸在清波门学士港处。由于种种原因，后来其他四闸都废了，只剩下东北的圣塘闸，是西湖唯一的出水口。直至21世纪初的西湖综合整治工程中，才又新开了涌金闸等出水口，使湖水的蓄泄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西湖的底质是由含有机质特别高的湖沼沉积而成，属于粉砂质黏土及粉砂质亚黏土，分为流动层、软泥层和硬泥层(底基层)三层。最上层为藻骸腐泥的流动层(黑色有机质黏土)，中层为软泥层，又细分为泥炭层及沼泽土层，最下层为基底粉石砂层。其中流动层和软泥层合起来平均厚度为0.5米左右，泥量达267×104立方米，有机质含量很高。
西湖周围的群山，属于天目山余脉，由西向东逶迤蜿蜒，有似龙翔凤翥，前人有诗咏山势为“天目山垂两乳长，龙飞凤舞到钱塘”①之句。这些山峰环布在西湖的南、西、北三面，根据岩性差别和山势高低，可分为内、外两圈。外圈有北高峰、天马山、天竺山、五云山等，属高丘陵地形，山体主要由志留纪、泥盆纪岩屑砂岩、石英砂岩构成，岩性较坚硬，不易风化侵蚀。峰峦挺秀，溪涧纵横，流水清洌，是西湖泉水最多地带。内圈有飞来峰、南高峰、玉皇山、凤凰山、吴山等，山势较低，属低丘陵地形。山体均为向斜山地，主要由石炭、二迭纪石灰岩构成，易受水流溶蚀，形成了烟霞、水乐、石屋、紫来、紫云等溶洞。内圈的群山，除岩溶丘陵外，还有横亘西湖北缘的葛岭、宝石山，由火山碎屑岩组成，海拔都在百米左右，特别是宝石山地貌气势磅礴，石峡陡立壮观，绝壁通幽。周边群山中的吴山和宝石山像两只手臂，一南一北，伸向市区，构成优美的杭城空间轮廓线。
从西湖整个地质地理的情况看，其特点是山与水的关系在空间比例上比较匀称，在契合上比较密闭，总体上形成山环水抱之势。北、西、南三面山形几乎不留缺口，峰峦重叠，绵延不绝，东面是一马平川，过去虽有几处小小的山丘孑遗，但基本上对这一马平川的地形没有什么影响。
三、西湖湖床面积的变迁
西湖从最初的形成时期直至今天，湖床经历过多次变迁，其面积总体呈逐渐缩小的趋势。
①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八九《浙江一》引东晋郭璞《地记》中的诗句。
西湖初形成时，湖面甚宽，当远大于今天西湖的数倍，但在入湖溪流挟带的泥沙和大量水生动植物、微生物残骸的堆积下，面积迅速缩小，湖水日益变浅，很快就进入了沼泽化时期。其后，经过历代的淤塞－疏浚－再淤塞－再疏浚的过程，虽然有人力的努力疏浚，但由于种种原因，湖体面积总体上仍呈逐步缩小的趋势。据历史记载和地质资料分析，可以测知，西湖在汉唐时的面积约为10.8平方公里，“澄千顷之波澜”，虽然不及初形成之时，但仍比现在的西湖要大近一倍左右。根据有关文献记载，当时湖的西部、南部都直抵西山山麓。
关于西湖的水域面积，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是唐代白居易的《钱塘湖石记》，其文中有“钱塘湖一名上湖，周回三十里”之语，这是关于西湖面积最早的文献记载。
唐代以后，五代钱镠《建广润龙王庙碑》中也有载：“钱唐湖者，西临灵隐，东枕府城，澄千顷之波澜，承诸山之源派……况镜水清流，烟波浩渺，其湖周百余里，其派数十余川……”
从五代至北宋，由于西湖长年不治，湖面大半被淤泥葑草所湮塞，几乎占据了整个湖面的一半。正如苏轼在《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中所描述的，“臣通判杭州，湖之峰合者盖十二三耳，而今十六七年之间，遂湮塞其半”。不过在苏轼率领杭城百姓大规模的疏浚以后，“半年之间，目见西湖复唐之旧，环三十里，际山为岸”，大致恢复到唐代的水域面积。但总体来说，在宋元时期，湖床的面积还是比隋唐时又缩小了一些，根据学者的考证，当时的面积大约在9.3平方公里。
在明代以前，历代史书记载西湖的总长，均作一大概的数字，“周回三十里”。①但到了明末，却有记载指出湖的周长只有原来的一半了。②明清时，湖面为7.5平方公里左右，从清末再发展到民国，湖面还在继续缩小。
在整个元代和明初，由于当地对西湖几乎不加浚治，西湖一度被侵占淤积到几乎不复存在的地步，湖的范围急剧缩小，正如明人汪珂玉《古朴山房记》中的记载：“西湖自南渡后，历元入于皇朝，官无厉禁，为军民寺观侵占。苏堤迤西，直抵西山之麓，尽化桑田，仅留六港，以行缺瓜舟子。其酒船碍浅不通，非今日也。里湖亦皆桑田弥布，惟留二三丈如带，酒船往来而已。外湖则自苏堤北第一桥迤东，沿西林桥、孤山路，过段桥，沿城而南至雷峰塔，为池荡，桑梗弥望。由是外湖浸以窄小，昔所谓十里，今无五里焉。”①而在《成化杭州府志》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明初，西湖仍元之旧。西湖以山为岸者，去山日远……六桥之西悉为池田桑埂，里湖两岸亦然，中仅一港通酒船耳。孤山路南，东至城下，直抵雷峰塔，迤西皆然”。
①除上述白居易《钱塘湖石记》的记载外，《宋史》卷九七《河渠志七》亦作“临安西湖周回三十里……”；明代《杭州府志》也作“西湖，在州之西，周三十里”；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中也作“西湖，故明圣湖也，周绕三十里”。
②明末汪珂玉《西子湖拾翠馀谈》卷上云：“西湖……旧周三十里，今仅半耳。”
明代正德元年(1506)，杭州郡守杨孟瑛对西湖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浚和整治，拆毁西湖内之田荡3481亩，使西湖恢复了唐宋时的大部分面积，特别是湖的西面，重现了大片湖面，使西湖的面积仍保持在7.5平方公里左右。
杨孟瑛浚湖以后，到万历年间(1573－1620)，湖面又有所缩小。当时郡人陈善在撰修《杭州府志》时向朝廷上《请疏西湖议》，提到湖岸的长度时，曾说：“沿城诸堤，学士桥自东至西二十一丈，南北二十七丈；回回坟东西三十九丈，南北七十二丈；柳州亭东西二十八丈，南北十丈；黑亭子湾东西二十二丈，南北百余丈，受沙碛者，俱为平陆。”
到了清代雍正年间(1723－1735)，西湖面积尚有7.54平方公里，但葑滩二十多公顷。在浙江总督李卫等人进行过大规模的疏浚后，基本恢复了旧观。当时西湖的面积广及现在的杨公堤以西至洪春桥、茅家埠、乌龟潭、赤山埠一带。据当时李卫、傅王露主编的《西湖志》记载：“谨按西湖旧志三十余里，有先被民人占为田荡，于康熙三年丈入鱼鳞图册者计四百四十二亩零……未经丈入鱼鳞图册者计二百一十八亩……现(雍正时)存湖址二十二里四分有奇，通计里外湖面一万一千三百一十五亩零，淤浅硬沙葑滩共三千一百二十二亩。”②不久以后由于民间侵占，以及淤浅，又损失了二里多。①
①汪珂玉：《西子湖拾翠馀谈》卷下《古朴山房记》。
②清雍正朝《西湖志》卷二《水利二》。
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浙江巡抚杨廷璋在奉敕清理西湖水源时，亲率属员进行实地考察，并派人重新丈量了湖址面积，丈量的结果是“现存湖面不及二十里之数”，比雍正时少了方圆二里多。在这次清理中，又挖出淤滩一里多，使湖面总数变成了21里2分。
不过据清朝《西湖全图》所示，在清朝初期，西湖中还有杨公堤丁家山以南一段，从图中画出的堤两侧波光粼粼的广阔水面可知，当时的西湖面积比现在的面积要大得多，广及现在的杨公堤以西至洪春桥、茅家埠、乌龟潭、赤山埠一带，而且由以上几个村名可知，当时水体已抵至村头，并形成码头。
同治三年(1864)，在浙江巡抚蒋益沣的支持下，杭州本地的地方官绅筹集专款，成立了西湖浚湖局，置局于湖滨。浚湖局成立以后，即派人全面仔细地丈量了西湖的实际面积，并写出了书面报告《丈湖记》，其原文如下：
西湖面积若干，古人初无丈量及之者。同治癸酉，钱塘丁丙主浚湖局，聘江苏舆图局董长洲顾云来杭，周历湖干，析湖为五段，实地测丈。一曰外湖，计积湖面四十一万九千二百八十六方丈。二曰里湖，计积湖面六万五千七百六十七方丈。三曰後湖，计积湖面三万七千九百五十二方丈。四曰岳湖，计积湖面八千一百九十二方丈。五曰小南湖，计积湖面九千一百九十二方丈。除去孤山、白堤、苏堤、湖心亭、三潭印月、阮公墩占去外，通计积湖面五十四万三百八十九方丈，积亩九千零六亩有奇。又复计积截方，每方一里之中，计积三万二千四百方丈，计亩五百四十亩。由是全湖水陆，处处皆有丈尺可寻。以之考工，工无所遁；以之定界，界莫能侵矣。
光绪年间(1875－1908)又进行过一次实测，具体数字是：“周围二十一里，南北袤五里，东西广三里五分”。
①翟灏、翟让辑：《湖山便览》卷一《纪盛·湖》。
民国间，根据1920年《全浙公报》的记载：“水利委员会奉令实测西湖，结果计全湖面积一万一千一百九十六亩(苏、白两堤占一千一百三十三亩；三潭印月、湖心亭、阮公墩占一百一十九亩)，又周围线长二十三华里强，较旧志载里程约少六、七里。”即全湖面积为7.46平方公里，除去湖中三岛，水域面积6.63平方公里。
1927－1937年，杭州市政府实测西湖面积为九千二百余亩。
又解放前夕编撰的《民国重修浙江通志稿》，据当时水利委员会所测结果为：“西湖南北三公里，东西约二公里，环湖一周约二十三华里强。”
另外，1948年《民国杭州市新志稿》上的记载是：“西湖周围三十余里，面积约占十二平方里……东曰外湖，西曰里湖。里湖之北，以金沙堤分小部为岳湖，南以屿地分小部为小南湖；外湖之北，以白堤分小部为后湖。”
新中国成立以后，1950年后，杭州市有关部门对西湖进行详细测量，浙江省测绘局杨彬镛据此作《西湖面积小考》记：“西湖环湖一周(长桥至花港观鱼间沿南山路，其余沿西湖水涯线)长十二点九六公里，面积约五点六平方公里。”
1984年《园林文物统计年鉴》：“西湖面积五点六八平方公里，其中，外湖四点四三平方公里，北里湖零点三五平方公里，岳湖零点零七平方公里，西里湖零点七四五平方公里，小南湖零点零八五平方公里。西湖周边长一五点二二五公里。”
1990年杭州市园林文物管理局编纂《西湖风景园林》：“现今的西湖南北长三点二公里，东西宽二点八公里，绕湖一周近十五公里，全湖面积五点六八平方公里。它三面环山，一面连城，白堤、苏堤把西湖分割为外湖、里湖、西里湖、岳湖和小南湖等五个湖面。”
至2001年，西湖西进工程实施前，据《杭州市志》记载，西湖南北长3.3公里，东西宽2.8公里，周长15公里，面积6.03平方公里。除去湖中小岛、长堤、孤丘，水域面积约5.66平方公里。2002－2003年，西湖西进工程向西延拓水面70公顷，重修了杨公堤，恢复了茅家埠、乌龟潭、浴鹄湾、金沙港等水域。
第二章 西湖的形成和历史沿革
一、西湖的形成
西湖自然的山水风光和悠久的人文历史沉淀，令人流连忘返。自古以来，历代文人墨客对于西湖美景的吟咏亦是数不胜数，对杭州以及西湖的人文历史、风俗民情、市井生活、奇闻异事，以及各个景点特色及其掌故的介绍集结成书的，蔚为大观。然而，在数量如此之多的历代有关西湖的文献资料中，却极少见到对西湖形成的原因、具体的形成时间等方面进行阐述的内容。也许古人较多地关心感性的、直观的景致，或是人文历史方面的情况，而对于一些自然科学方面事物的关注度还不够，再加上当时科技发展的局限，因此对于西湖，可能只是认为它是一个天然的理所当然的存在，反而难得去探讨它的形成和变迁了。即使偶尔有相关的内容，也都非常简略，内容也大致相同，只是大而化之地说到它是由周边群山的溪流积聚而成的。如《宋史·河渠志》云：“西湖周围三十里，源出武林泉，盖其地三面环山，溪谷缕注，下有渊泉百道，潴而为湖；南北诸山之水汇聚于此，故其源深广而不竭，然非仅鱼鸟之薮，游览之娱也。”明代田汝成所撰《西湖游览志·西湖总叙》作“西湖，故明圣湖也，周绕三十里，三面环山，溪谷缕注，下有渊泉百道，潴而为湖”。清人方浚师在《蕉轩续录·西湖》中也作：“湖居省城之西，聚南北诸山之水，汇七十二泉之源，潴而为湖。”其他史书记载也大体如此，只用一两句话，寥寥十数字，简单地说明西湖是由源出周边群山中的溪流汇聚蓄积在低洼之地而形成的。
直到近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地质学和地理学的进步，科学界一些有识之士才开始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从地质学的角度来探讨西湖的形成。学者们从地形、地质、沉积及水动力学等方面作考证，对于西湖的形成，提出了不同的观点，综合起来，大致有两种说法：火山说和潟湖说。
最早用地质学观点解释西湖成因的，并非中国本土学者，而是一位日本学者石井八万次郎。20世纪初期，日本出于帝国侵略扩张的需要，开始注意搜集中国大陆的地质矿产情报资料，并有计划地派遣人员来华作地情和地质考察，地质学家石井八万次郎就这样被派到中国来进行实地考察。经过在中国的详细调查之后，他于1909年在东京《地质学杂志》中发表了《清国浙江省杭州府附近调査概报》(即《浙江杭州附近地质调查概报》)一文，对杭州西湖的形成作了第一次近现代地质学意义上的研究和探讨。
遗憾的是，现在这篇论文已很难找到，只能从其他相关论文对此文的转述和引用中，窥其文章大旨。在这篇论文中，他写道：“西湖之西北岸，岩石为赤色火山岩，或为多石英凝灰岩。从此火山下望湖面，几疑其为火口湖也。然湖之东南岸石灰岩露出，似属石炭纪，乃知西湖非火口湖，恰如日本之中禅寺湖，一面为古生代岩层，他面又为火山岩，即于古生代岩层之山坡，溪水北流，为火山岩阻塞而成。”①他认为西湖是一个火山岩阻塞湖，其形成的根本原因是由于火山喷发后形成的沉降所造成的，提出了最早的西湖形成火山湖说。
1950年以后，地质部门对西湖湖中的三岛和湖滨公园曾进行过地质钻孔取样分析，认为在距今一亿五千万年的晚侏罗纪时，以今天的湖滨公园一带为中心，曾发生过一次强烈的火山爆发，并在宝石山和西湖湖底(大部分)堆积下大量火山岩块。火山喷发过后，曾出现火山口陷落，造成马蹄形核心低洼积水，即西湖雏型。这一分析，对石井八万次郎的西湖形成火山说提出了有力的支持。
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先生早年也对西湖的形成做过研究。1920年，他在考察了西湖地形后，于次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西湖前身并非火山湖，而是一个由沙坝封闭所形成的典型的潟湖，它是由海湾逐渐淤积封闭演变而成，即由于钱塘江的泥沙沉积，使海湾的局部变得淤浅，海床上升，使一部分海面逐渐与大海隔绝而形成的。他的观点是：“西湖的地形，南西北三面均为山所围绕，惟有东面是一个冲积平原，浙江省城就在这个冲积平原之上，所有泥土，统是钱塘江带下的沉淀积成。”至于沉淀的原因，“一则因为河流入海受了海水的阻力，速率减缩；二则因为海水含盐分，盐分能减少河水分子的凝聚力”。他并且认为西湖开始形成的时候，面积比现在要大得多，以后由于三面群山上的溪流小涧夹带了山上的泥沙不断注入西湖，逐渐淤积起来，变成了陆地，西湖面积因而变小。今天的金沙港、茅家埠一带，就是因山上的冲积土而形成的。另外，他还参照欧洲的隆河与坡河(即波河)，从沉积率推断西湖形成年代距今至少已达12000年。①
①转引自章鸿钊《杭州西湖成因一解》一文。
此后，潟湖说就成为西湖形成说中较为普遍接受的一个观点。
潟湖旧称“泻湖”，翻检《辞海》，对潟湖的解释是“浅水海湾因湾口被泥沙淤积积成的沙嘴或沙坝所封闭或接近封闭的湖泊”，换句话说，即海湾处被沙嘴、沙坝等分割出来，而与外海相分离的局部海水水域。
继竺可桢先生后，1924年章鸿钊先生撰写了《杭州西湖成因一解》②一文，同样认为西湖的形成与火山无关，基本同意竺可桢先生的观点。不过他对竺说又作了一些补充修正。他认为“西湖之成因，似不得仅以钱塘江淤泥之沉积解释之。其始也，则以潮流之所向而积成湖堤。其继也，又以水准之变迁而维持湖命。二者乃今日所以有西湖之重要条件也”。他还指出西湖的形成，不仅仅由于钱塘江带下的泥沙积塞湾口而成，还由于“水准的变迁”，即海平面的下降，相应地导致陆地上升。如果没有后一个条件，那么西湖就会被海水湮灭而“未能长保”。
①竺可桢：《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科学》1921年第6卷第4期·现代。不过，这种仅仅通过参照对比，从沉积率来判断西湖具体形成时期的方法，可能并不是很恰当。
②载《科学》1924年第8卷第6期·现代。
由此看来，竺、章二位学者共同的结论大致是：西湖原本只是一个普通的海湾，由于南面的吴山和北面的宝石山形成两岬对峙，奔流的钱塘江到了入海口后，随着地质学上的“沉积作用”的加速和人类活动的加剧，江中夹带的大量泥沙在此处沉淀下来，并在吴山－宝石山一线堆积起来，日积月累，慢慢地把湾口塞住，使之与大海隔开；而湖东则逐渐发展成为一块冲击平原，后来又由于海塘的修筑，终于使西湖完全和大海隔绝，变成了一个澙湖。这正如苏轼曾经说过的，“凡今州之平陆，皆江之故地”。①
其后陆续又有多位学者支持潟湖说。如高平在《浙江东部之地质》②、朱庭祜等人在《钱塘江下游地质之研究》③中都对西湖的成因作了探讨，认为西湖本为海湾，后由于江潮挟带泥沙在海湾南北两个岬角处(即今吴山和宝石山)逐渐沉淀堆积发育，最后南北岬角相互连接，使海湾隔绝了大海而形成为潟湖。同样，河口海岸学家陈吉余先生从1947至1964年先后发表了四篇文章④，从不同角度出发，以海岸发育理论来支持潟湖说。
1977年，地质工作者汪品先等人在西湖湖滨作了两个钻孔，对两处穿孔所采取的岩样作了微体古生物分析后，也主张西湖原先确是一个潟湖，认为在第四纪期间，西湖经历了山间谷地－淡水湖－早潟湖－海湾－晚潟湖－淡水湖的演变过程，今日的西湖，是冰河后期海面上升与河口泥沙堆积共同作用的产物。在距今约2500年前晚期潟湖时，随着钱塘江沙坎发育，西湖终于完全封闭，水体逐渐淡化，遂形成现代的西湖。⑤
①苏轼：《东坡全集》卷三五《钱塘六井记》。
②高平：《浙江东部之地质》，载《地质汇报》1935年第25号。
③朱庭祜：《钱塘江下游地质之研究》，载《建设》1948年第2卷第1期。
④这四篇文章分别为：《杭州湾地形述要》，载《浙江学报》1947年第1卷第2期；《杭州之地文》，载《浙江学报》1948年第2卷第3期；《长江三角洲的地貌发育》，载《地理学报》1959年第25卷第3期；《钱塘江河口沙坎形成及其历史过程》，载《地理学报》1964年第30卷第2期。
⑤汪品先等：《从微体化石看杭州西湖的历史》，载《海洋与湖沼》1979年10月，第10卷第4期。
支持潟湖说的还有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先生。1985年，他在《中原地理研究》第2期上发表《历史时期西湖的发展和变迁——关于西湖是人工湖及其何以众废独存的讨论》一文，开篇就说西湖原是一个海湾，由海湾而演化成为一个潟湖，由潟湖而形成一个普通湖泊，最后逐渐演变成为人工湖泊。
1989年，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地震专家何永年著文，将此前潟湖说诸家的观点作了一个大概的总结，他认为，在地质学上西湖属潟湖。大约在数十万年之间，当时的杭州地区还是一个浅水海湾，除个别山岭外全部淹没在海水之中，北面宝石山和南面吴山是海湾南北端的两个岬角。汹涌的杭州湾海潮夹带着大量泥沙不断涌进海湾，遇到湾口的岛屿和暗礁时，海潮流速突然减低，泥沙就沉淀下来，天长日久，堆起了一条沙洲，当沙洲的两头与海湾的南北岬角相连接时便形成了沙堤。沙堤内侧的水域与外海隔绝，变成了湖泊，这就是杭州西湖的雏形。杭州西湖以它独特的地质成因著称于世。
不过单纯的潟湖说在现代科学考察中受到了怀疑。如王淙涛、顾嗣亮、吴静波在《西湖的成因发育及年龄》①一文中称：无论是对地表地形的观察，还是对地下堆积体的追索与沉积特性的分析结果，西湖的前身都不应是潟湖，确切地说，它不是一个由沙坝所封闭的典型潟湖。他们的根据是：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部门的钻孔记录，并未发现西湖以东有任何坝状沙体的存在，从西湖北面的宝石山到南面吴山一带，不存在高出西湖的堤状湾口沙洲。因此断言西湖不是一个由沙坝所封闭形成的澙湖。不过他们并没有提出西湖是怎样形成的具体意见。
2003年，陆景岗等人撰写的《新构造运动与杭州西湖的形成及其成景分析》②一文，对潟湖说作了一些补充和更正，指出西湖在发展过程中可能有海面升降、泥沙淤积等多个因素的联合作用。其中，新构造运动的沉降作用不容忽视。所谓新构造运动也称近代构造运动，它起始于新第三纪中新世末期及晚新世，并贯穿整个第四纪，最普通的表现形式是振荡，即造陆运动。文章认为，西湖是杭州地区在新构造运动中沉降运动的最强处，而这一点与西湖的形成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①收入《杭州历史丛编》编辑委员会《南北朝前古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3－225页。
②载《浙江国土资源》2003年第4期。
在潟湖说与火山说之外，还另有一种比较特别的说法。1990年，徐建春发表《杭州史地新探》一文，力驳西湖海湾潟湖说，并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即河口湾成湖说，认为西湖是河口湾湮废之后所留下来的水体。他推测在距今7000－6500年以前海面较高的时期，杭嘉湖平原的西侧与山地丘陵交接处，有一从太湖往南经湖州、德清、余杭，最后在杭州一带汇入杭州湾的河口湾。当时这一河口湾的宽度足以和今天的杭州湾相比拟，后来由于沿湾的地势升高，这个河口湾逐渐变窄淤浅，并逐段湮废了，因而形成了一个个湖泊，而西湖就是其中之一。同时，他还认为杭州的大多数湖泊，如西湖、下湖、古荡、临平湖、诏息湖、泛洋湖、像光湖、丁山湖、紫翠湖、白洋湖，等等，都是河口湾湮废之后留下來的水体。①
不过，至少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来否定西湖在形成初期曾有过潟湖阶段。即使是西湖一带曾有过火山喷发，从而导致地层沉降下陷，那也只是给潟湖的形成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因此火山说和潟湖说在本质上并不矛盾。西湖的形成应该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其中钱塘江泥沙沉积导致海湾淤积形成潟湖，应该是关键性的因素。
如果将潟湖的形成再结合火山喷发的因素，我们大致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断：在一亿五千万年前的侏罗纪晚期，在今天的西湖一带发生了一次强烈的火山喷发，由于岩浆外流，造成地壳内部空虚，使火山口陷落成为了洼地，这块洼地就成了以后西湖形成的基础。到了距今约一万年前，冰河期结束后，地球表面冰盖融化，导致海平面上升，海水入侵，现在杭州所在之地变成了一片汪洋，而“西湖也不过是钱塘江口左近的一个小小湾儿”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大海的一部分。直到距今两千多年前，西湖还是一个浅海湾，除个别山岭外全部淹没在海水之中。后来随着海水的冲刷，海湾四周的岩石逐渐变成泥沙沉积，使海湾变浅，加上钱塘江水中带来泥沙，在入海口沉积。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泥沙越积越多，最终将海水截断，内侧的海水就形成了一个湖。起初，潟湖还随着潮水的涨落而时隐时现。后来，经过当地人民多次筑海塘阻拦海水，再加上海平面的下降，西湖才正式形成。
①徐建春：《杭州史地新探》，《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5期。
②竺可桢：《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科学》1921年第6卷第4期·现代。
澙湖的形成，是西湖演变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它形成的初期，湖里的水还与海水一样，含盐量很高，是咸的。在湾口完全封闭，与海洋隔绝以后，海水就不再与湖相通了，流到湖里来的，只有发源于武林山的“武林水”——各处山坞里流出的山涧溪流的淡水。经过淡水的不断冲刷，湖水的含盐量逐渐降低，年长月久之后，这个澙湖就成了淡水湖，即日后的西湖。
二、西湖的历史沿革
今天的杭州和西湖，经济发达、文化深厚、景色秀丽，使人很难联想到，在远古时候，这里只是一个波涛汹涌的浅海湾。如今西湖南北的群山，那时只有峰顶露出水面，大部分都埋在海底，成为一个个小岛。北面的北高峰、宝石山和南面的凤凰山、吴山等向东突出，成为大海中的两个海岬；整个海湾呈马蹄形。北宋苏轼在任杭州知府时曾说“杭之为州，本江海故地”。①南宋著名词人、郡人周密，当年到城南吴山游玩，看到山腰石壁上有水波细纹的遗迹，也曾说：“今之城市，当在深水底数十丈矣。”解放后，地质工作者在城北拱宸桥一带勘探时，也从钻孔资料获知，距离地面30至50米以下的松散沉积物中有海滨生物。这些都说明，今天的杭州城区，在远古时的确是一个海潮涨落的浅滩。
根据文献记载，春秋战国时期，今天的杭州市区仍是海潮出没的沙洲。因此两千多年前，西湖还是钱塘江的一部分，仍与海湾相连，每当涨潮的时候，湖中的水就满溢出来，退潮的时候，湖的形状才显现出来。后来，由于泥沙日复一日的淤积，在西湖南北两山——吴山和宝石山山麓逐渐形成沙嘴，此后两沙嘴逐渐靠拢，最终毗连在一起成为沙洲，在沙洲西侧形成了一个内湖，即为西湖，至此，湖的形状才基本定型下来，此时大约为我国的秦汉时期。据刘宋县令刘道真《钱塘记》的记载，“县在灵隐山下”，说明当时的钱唐县在现在杭州城的西南部，则当时的西湖应该在钱唐县治的东北面。
①苏轼：《苏轼全集》第8卷《奏议·乞开杭州西湖状》。
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曾五次出巡。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最后一次出巡，由左丞相李斯随从，到云梦时，遥祭了葬在九疑山的虞舜，然后沿长江顺流而下，“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这是文献中首次出现“钱唐”之名。根据此处《史记》的记载，可以推测当时西湖以东还是海潮出没之地，现在的江干一带还在海中，和南岸的西兴隔着一片辽阔的水面。这一带的地形还是个河口，没有形成河道，所以秦始皇难以在这里渡江，只能往“西百二十里”，在江面比较窄的地方渡江了。
传说秦始皇到钱唐时还曾乘船进入西湖，在湖边一块巨石上系舟，这就是宝石山麓的“秦皇缆船石”。张岱《西湖梦寻》卷一《大佛头》记载：“大石佛寺，考旧史，秦始皇东游入海，缆舟于此石上。”此处所言大石佛寺，即位于西湖北侧的宝石山下，目前尚有“秦始皇缆舟石”之景。秦始皇的船能进入西湖，可见当时西湖还与江海相通，武林湾还没有完全封闭。
至西汉前期，西湖可能还与江海相通。直到汉代后期筑成大塘后，西湖才与海潮隔断并与钱塘江分开，从此才开始其独立发展。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四○《渐江水》引南朝钱唐县令刘道真《钱唐记》载：“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郡议曹华信家议立此塘，以防海水。始开募，有能致一斛土者，即与钱一千，旬月之间，来者云集。塘未成而不复取，于是载土石者皆弃而去，塘以之成，故改名钱塘焉。”记载了东汉会稽郡的议曹华信率领民众，用泥石堆筑防海大塘，阻挡了咸潮，江湖始分，西湖从此与江海隔绝，成为内湖；因为湖在当时钱唐县境内，所以把武林水改名钱唐湖(从唐朝开始，“钱唐”改为“钱塘”)。《钱唐记》中关于防海大塘的记载可能确有其事，不过关于“钱唐(塘)”县得名的说法可能有误。《史记》中早有记载，“(始皇)至钱唐，临浙江”，可见秦时已有“钱唐”之名，而并非东汉修筑防海大塘后才得名的。
隋开皇九年(589)，废钱唐郡，置杭州，“杭州”之名自此始。大业六年(610)，隋炀帝征调民工开凿自京口(江苏镇江)至杭州的长达八百余里的江南运河。杭州作为江南运河的终点，又是运河与钱塘江的交汇处，一跃而成为一个交通枢纽和商业中心，因而得到了迅速发展，《隋书·地理志》记载：“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但是当时这一地区的土地并不宽阔，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地少人多、人满为患的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城市的外围，聚落开始向西湖以东今天市区一带扩展。在西湖以东建立聚落，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给水。在上一节的内容中已经提到，杭州城所在的位置原是一片冲积平原，在形成平原之前则是海湾旧地，因此在整片斥卤的土地上，井水和河水都是咸水，这就使得初期建立在这里的聚落不得不紧靠西湖，否则，供水就是一个严重的困难。由于商业发达，人口增加，从紧靠湖边的聚落出现开始，居住点逐渐向着西湖以东的广阔地区扩展，聚落渐增，解决给水问题的迫切性也日益增加。这才促使唐德宗建中二年(781)所谓“六井”的出现。
西湖的出名始于唐代。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四《委巷丛谈》中述及西湖的盛衰史时，曾有过这样一段话：
西湖巨丽，唐初未闻也。自相里君、韩仆射辈继作五亭，而灵竺之胜始显。白乐天搜奇索隐，江山风月，咸属品题，而佳境弥章。苏子瞻昭旷玄襟，追踪遐躅。南渡已後，英俊丛集，昕夕流连，而西湖底藴表襮殆尽。虽其时法禁舒假，长民者得以适性徜徉，而府库充盈，羡馀可举，闾阎康裕，募化有资，故寺观日益，且髙僧真士又得与达官长者倡和逍遥，故妆点湖山愈加繁媚。乃今法禁严明，动有掣肘，为吏兹土者，上畏督察，下惕诽议，汨没簿书，修职救愆，犹虑不给，尚敢盘桓山水之间哉？至于道院禅林，日就崩废，缁黄之流，服役追呼与氓隶等，即有募化之资，无过升斗。盖盛极而衰，亦循环之理也。
指出西湖在唐宋时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以及其所以能得到发展的原因。
唐朝初年，杭州的户口已经超过十万。而杭州临近江海，城内江水咸苦，百姓苦于饮水困难，只能依赖西湖水的供给，由于供水问题，杭州城市与西湖的关系也就日益密切起来，其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刺史李泌修建的“六井”。为了解决饮用淡水的问题，建中二年(781)，刺史李泌创造性地采用了从地下引西湖水入城的方法，开凿了六井。所谓“六井”，实际上就是六处蓄水池，蓄积的池水通过地下的瓦管或竹筒从西湖引来。从六井的分布来看，它们离西湖都不很远，这反映了当时这个地区聚落街市分布的大体范围。虽然是小小的六处蓄水池，所分出的水量也只占西湖总水量的极其微不足道的份额，但其意义却十分巨大，从以后杭州和西湖的发展中可以证明，它几乎成为今后西湖能够免遭湮废的决定力量。因为从六井开始，西湖就成为杭州城市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
李泌以后，白居易开发西湖，可以说是西湖成名的初创时期。此前李泌在开凿六井的同时，还凿通了西湖和钱塘江间的通路，使江水可以自由流通。潮水的涨落，导致西湖的水位高低变化很大。此后西湖日渐淤塞、湖水干涸、农田苦旱。长庆二年(822)，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冲破阻力，开始整治西湖。他在钱塘门外从石函桥到武林门一带修筑了一条长堤，堤的西面为上湖(即今天的西湖)，堤的东面为下湖(后湮废)。所建湖堤比原来的湖岸高上数尺，这样，又使上湖与钱塘江完全隔绝开来。上湖虽然与钱塘江不相连，接受不到江水的补充，但由于三面环山，因此下雨的时候，山上的水都汇流入上湖中。他又在上下湖之间修了沟渠，将上湖之水引入下湖，灌溉沿岸的良田，故有“决上湖水一寸，可溉田十五余顷”之说。杭州附近的农田得上湖水的灌溉，土壤肥沃，农业收成增加，人口也逐渐增长。因此人们将白居易所筑的防护堤叫做白堤，由于白堤的修筑，西湖的风景也变得更美，并逐渐美名远扬，文人墨客也纷至沓来，屡屡将各自的游兴付诸笔端。
据地质资料分析，西湖在汉唐时的面积约为10.8平方公里，湖面虽较早期略为收缩，但湖的西部和南部都直达西山脚下，东北则延伸到今天的武林门一带，香客可以泛舟到山脚下再步行上山拜佛，且湖边树木繁茂，绿草葱茏，自然环境很好。这时期已开始进入了风景湖泊的初期阶段，且面积仍相当辽阔，约比现在的西湖要大近一倍。
历史上对西湖影响最大的两个时期是定都杭州的五代吴越国和南宋时期。
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吴越王钱镠定都杭州，并大兴工事，扩展杭州城，在城内大修台馆，构筑子城，为今天的杭州奠定了基础。在吴越国的八十余年中，杭州城市得到了较大的扩展，西湖也获得了较好的整治，城市与西湖的这种唇齿相依的关系，较之前代变得更为明显。
当时钱塘江的海潮逼近州城，经常侵入城内，成为杭州城的大患。于是钱镠乃“大庀工徒，凿石填江，又平江中罗刹石，悉起台榭”①，在钱塘江边修筑了堤防。在吴越之前，钱塘江边也曾筑过海塘，但这些海塘均为土塘，而钱镠首次用石头筑塘，所以《浙江通志》说“筑塘以石，自吴越始”。他又令人在石塘以外，靠近堤岸的江中再植入大木十余行，以减潮势。这些大木称为“滉柱”，北宋宝元、康定年间(1038－1041)，有人向杭州地方官建议，“取滉柱可得良材数十万”。及至滉柱取上来，才发现都因年代久远而朽败不可用了。而且滉柱一空以后，石堤为江潮所拍击，便“岁岁摧决”了。②足见那“建议”之荒谬，也反证了钱镠建筑石堤所用的层层防护技术的高明。
在修筑江堤的同时，钱镠还对荒芜已久的西湖作了疏浚。此时西湖距白居易修治后又逾百年，由于西湖自身的地质原因，淤泥堆积速度非常快，甚至一度干涸，只能在雨季为居民供水，而遇旱季则无水可供，而且只有最小型的船只在水位最高的时候，才有可能穿过西湖进入城中密布的水道。钱镠在后梁龙德三年(923)定都后，即在西湖南、北泄水口设涌金、钱塘两座水门，为城市防御和水上交通关隘。又于宝正二年(927)置撩湖兵千余人，封闭出水口，芟除湖草，深挖湖底淤泥。泄水通过市区河道，为民用和灌溉的水源。又新挖水池三处，引西湖水入池，增加城市的淡水供应；修建龙山、浙江两闸，以遏制江潮灌入内河。此后，西湖的疏浚成了日常维护工作，确保了西湖水体的存在。由于吴越国历代国王都崇信佛教，在西湖周围兴建大量寺庙、宝塔、经幢和石窟，扩建灵隐寺，创建昭庆寺、净慈寺、理安寺、六通寺和韬光庵等，并修建了保俶塔、六和塔、雷峰塔和白塔，一时吴越国有佛国之称。灵隐、天竺等寺院和钱塘江观潮是当时的游览胜地。
①《旧唐书》卷一三三《钱镠传》。
②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一《官政一》。
吴越国时期对西湖的整治，无疑大大延缓了西湖的沼泽化过程，但湖泊自然发展的规律并没有改变，西湖的淤浅仍然处于日积月累毫不休止的过程中。
北宋以后，杭州的许多贤牧良守都把疏浚西湖、畅通六井作为施政的重要任务。
北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苏轼赴杭州任知府。西湖自五代钱氏后废而不理，到此之时，湖面“葑积二十五万余丈，而水无几”①，而六井也几乎都废毁不可用了。苏轼上任后，首先疏浚了城中的茆山、盐桥二河，使之分别承受钱塘江潮和西湖水，并在河上建造了堰闸，定时启闭。然后又恢复六井，解决了城中居民的饮水和洗涤之需。紧接着，次年即调集大批民工浚治西湖，并用挖出来的葑草和淤泥，堆筑起自南至北横贯湖面的长堤，在堤上修建了六座石拱桥，堤岸上种植了杨柳和花草等，从此“北山始与南山通”②，而西湖水面也开始分为东、西两部分，堤的西面叫里湖，东面叫外湖。浚湖以后，苏轼又将沿岸湖面让给农夫种菱角，并将出租湖面的费用充作今后西湖的维护治理费。后人为纪念苏轼对杭州和西湖治理的功绩，将这条长堤称为“苏堤”。苏轼在杭州期间，筑堤一道，吟诗千首，留下了众多的掌故，相传杭州名菜“东坡肉”，就是苏东坡犒赏疏浚民工的美食。这一时期是可以说是西湖的初兴时期。宋室南渡以后，定都于杭州之时，西湖是京城里唯一的名胜景地。
南宋定都临安后，杭州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口激增，经济繁荣，进入了城市发展的鼎盛时期。西湖由于位处都城，因此地方官府对湖山的景致年年加以修理，环湖的寺庙、庭园之美也达到极致。南宋吴自牧在《梦粱录》中写道：“临安风俗，四时奢侈，赏玩殆无虚日。西有湖光可爱，东有江潮堪观，皆绝景也。”到杭州的旅游者，每年除香客外，又增加了各国的使臣、商贾、僧侣，赴京赶考的学子，国内来杭贸易的商人，等等。西湖的风景名胜开始广为人知。当时，西湖泛舟游览极为兴盛，据古籍记载，“湖中大小船只不下数百舫”，“皆精巧创造，雕栏画栱，行如平地”，“湖之景，四时无穷，虽有画工，莫能模写”。①南宋诗人林升的《题临安邸》诗“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虽然是对南宋朝廷苟且偷安的嘲讽，但也从中可见当时杭州城和西湖美景的盛况。
①《宋史》卷九六《河渠六·东南诸水上》。
②《苏轼诗全集》卷三《夜泛西湖五绝》。
元明二代，可谓西湖发展史上的衰败期。
元代，杭州依然是歌舞升平的“销金锅”。据《元史》卷二三记载，在至大二年(1309)，“江浙杭州驿，半岁之间，使人过者千二百余，有桑兀、宝合丁等进狮、豹、鸦、鹘，留二十有七日，人畜食肉千三百余斤”。西域和域外的商人、旅行家，来杭州游览的增多。最为闻名的是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他在游记中盛赞杭州是“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天城”。元代后期，继南宋“西湖十景”，又有“钱塘十景”，游览范围比宋代有所扩大。但在整个元代，官府对西湖始终采取了废而不治的政策。虽然元世祖至元期间，曾一度疏浚西湖，作放生池，但不久部分湖面就逐渐葑积成桑田。特别是元朝后期，西湖疏于治理，富豪贵族沿湖围田，使西湖日渐荒芜，湖面大部分被淤为茭田荷荡，连行船也困难，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明朝中叶。当时西湖己处于泯灭的危境。因之后人有述：“有元一代，守令治西湖者无人，湖遂废而不治，故元史河渠志不及西湖。”②明代《成化杭州府志》亦有记载：“明初，西湖仍元之旧。西湖以山为岸者，去山日远……六桥之西悉为池田桑埂，里湖两岸亦然，中仅一港通酒船耳。孤山路南，东至城下，直抵雷峰塔，迤西皆然。”
①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二《西湖》。
②梁诗正等辑：《西湖志纂》卷二《西湖水利》。
明代中期正德元年(1506)，杭州知府杨孟瑛力排众议，组织民工大规模疏浚西湖。疏浚后所挖的葑泥一部分用于修补拓建苏堤，大部分用在苏堤之西筑起一条与苏堤平行的长堤，名为杨公堤，堤上亦建有六桥以通湖水，称里六桥。此后，杨公堤以西至洪春桥、茅家埠一带尽为湖面，西湖重又恢复了唐宋时“湖上春来水拍空，桃花浪暖柳阴浓”①的旧观。因此明人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中赞道：“西湖开浚之绩，古今尤著者，白乐天、苏子瞻、杨温甫三公而已！”②
由于元明两代民间侵占湖面的情况一直比较普遍，因此到清初顺治时(1644－1661)，西湖面积已缩小为原先的一半。鉴于西湖被侵占的严重情况，顺治帝遂命杭州的地方官吏浚治西湖，力图恢复原有面积，但此次工程直到雍正年间(1723－1735)才终告完成。不过到康熙朝后，情况有了一些好转，因为康熙、乾隆两位皇帝多次南巡到杭州，促进了西湖的整治和建设。康熙帝五次临幸杭州，并亲自为南宋时形成的“西湖十景”题字，地方官又为题字建亭立碑，使“双峰插云”、“平湖秋月”等未定点的景目，有了固定的观赏位置。雍正年间，还推出“西湖十八景”，使杭州的游览范围进一步拓展。乾隆皇帝曾六次到杭州游览，又为“西湖十景”题诗勒石；又题书“龙井八景”，使偏僻山区的龙井风景也开始为游人注目。乾隆年间，杭州人翟灏、翟瀚兄弟合著的《湖山便览》，记载西湖游览景点增加到1016处，为杭州最早的导游书籍。但是自乾隆以后，西湖又多年疏于管理，杨公堤以西多为居民田桑之地，行游者稀少。到了嘉庆年间，里六桥以西、太子湾、赤山埠、长桥等处都已成为洼地。其后，尽管也有阮元等人对西湖的疏浚，然杨公堤终因里湖不断淤浅、田桑扩大而废去。
自清末进入民国以后，阻隔在杭州城市与西湖之间的城墙逐渐被拆除，城市与西湖的关系更加密切。民国元年(1912)7月，杭州市政当局开始拆除钱塘门至涌金门城墙，沿湖筑湖滨路，在离湖20米处设栏，广种花木，称湖滨公园。长约一里的湖滨公园共分为一至五公园。次年，又开始拆除旧旗营城墙，开辟新市场，据时人游记的记载，“自旗营开辟，垣毁，西湖宛在城中”，西湖现代建设由此起步。此前，由于旗营为八旗兵丁驻防所在，而钱塘门逼近旗营，因此“游者为之裹足”；及至旧旗营城墙拆除以后，附近一带“春秋佳日，士女如云”。自1920年起，市政当局为修建环湖马路，还陆续改建了苏堤六桥和白堤两桥，改石阶踏步为斜坡桥面，苏、白二堤也被铺成碎石路面。到1930年，西湖四围已建成的主要马路还有南山路、北山路、岳坟路、灵隐路等等，其中有些路面并由碎石路改为沥青路。1930年春，杭州市政府又在长生路之北至钱塘门头，用浚湖之泥填为平地，约21亩余，辟为六公园。
①语出明代聂大年《花港观鱼》诗。
②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卷二四《委巷丛谈》。
由于沪杭、杭甬、浙赣等铁路路线以及杭州至上海、南京、宁波等地的公路相继建成，便利的交通条件促进了杭州旅游的发展。杭州西湖作为风景名胜湖泊的盛名日益远扬，除了传统的香客外，全国各地的游客甚至国外的游客也日渐增多，整个西湖进入了旅游的繁盛时代。
抗日战争期间，杭州沦陷于日本侵略军之手，西湖也失去了正常的整治和维护，葑草淤塞情况也日益严重。当时的敌伪市政当局对西湖只是维持表面的管理而已。
1949年5月24日，杭州市人民政府成立。在接管期间，杭州市工务局园林管理处即以“维持现状之原则”，对西湖风景区开展了接管工作，维护好景点的旅游设施；同时组织人员对西湖开始进行初步的保护与整理，西湖周边的主要景点由此得到了较好的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杭州为全国最早对外开放的旅游城市之一。杭州市政府对西湖山区实行封山育林、植树绿化，对西湖湖体进行全面疏浚。1950年，国家把治理西湖列入国家投资计划。1951年至1958年，杭州市启动疏浚西湖工程，开始建国后的全面疏浚治理西湖。西湖实施了有史以来清除淤泥量最多的一次疏浚，8年间，共清除了721万立方米的淤泥，湖水从0.55米加深到1.808米，恢复了西湖的库容，摆脱了当时西湖沼泽化严重的困境。
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西湖流域范围常住人口的不断增多，生产、生活污染源对西湖水质的影响日益明显，湖水中的有机质、总氮、总磷等含量不断上升，浮游藻类也迅速繁殖，西湖很快成为了富营养化湖泊，并且富营养化程度日益严重。
1976年，国家拨专款200万元，开始第二次疏浚西湖。除了疏浚工程，杭州市政府还对西湖湖墈进行了全面整修，结合驳墈还整修或新建湖滨公园、中山公园、岳坟、苏堤两侧等供游船停靠的大小埠头十余处。
进入21世纪，数项整治西湖环境的大型工程被启动。首先是“西湖南线整合工程”，2002年开始，又启动了规模宏大的西湖综合保护工程，相继对西湖风景区的众多景点进行整修。2005年2月，实施湖中“两堤三岛”整治等西湖综合保护工程完善深化项目。这一系列举措，使西湖沿线成了开放式大公园，对于重塑西湖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的作用，使西湖固有的山水依存关系更加密切，也使西湖与城市、与人民的关系更加融合了。
附：
竺可桢《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科学》1921年第6卷第4期·现代)：
湖沼生成的原因，依英国著名地质学家该克衣(Geikie)之说，可分为三种：(1)因为地面升降变动，造成一盆形的陷穴。譬如亚洲西部的死海(Dead Sea)，及意大利各处已熄火山顶上的克莱透湖(Crater Lakes)，就是这样形成的。(2)因为风霜剥蚀的结果，地面上容易消磨及溶化各种岩石，缓缓消尘灭迹，剩下一个千疮百孔的地面，不久就成了许多湖沼。世界各处以这个原因而成的湖沼很多，最有名的就是南斯拉夫国内喀斯特(Karst)地方的湖沼。(3)因为河流河水所带下泥土，或者山崩时候落下石块，把河道海湾的出口塞住，如美国的五大湖及佛罗里达(Florida)省海滨一带的礁湖(Lagoon)就是这样生成的。
西湖生成的原因，不外上述三种。据记者去岁(民国八年)夏间的观察，加以东西书籍的参考，西湖生成原因，可以断定是属于第三种。换言之，西湖是一个礁湖。
西湖的地形，南西北三面均为山所围绕，惟有东面是一个冲积平原，浙江省城就在这个冲积平原之上，所有泥土，统是钱塘江带下的沉淀积成。大凡河流所带泥沙到了河口，一部分就要沉下来，一则因为河流入海受了海水的阻力，速率减缩；二则因为海水含盐分，盐分能减少河水分子的凝聚力(Cohesion)。有了上述两层原因，凡是长江大河，如埃及的尼罗河(Nile)，印度的恒河(Ganges)，以及我国黄河、长江，到了入海地方，均成有三角洲。照这样看来，杭州附近冲积平原，不过是钱塘江所成的一个三角洲。
我们若再进一层来考察西湖近旁的地质，就晓得不但西湖东面有冲积土，就是西面也有冲积土，假使我们能追想钱塘江初成时候情形，一切冲积土尚未沉下来时，现在杭州所在地方，还是一片汪洋，西湖也不过是钱塘江口左近的一个小小湾儿。後来钱塘江沉淀慢慢的把湾口塞住，变成一个礁湖。初成的时候，里湖的面积比较现在的外湖还大。後来因南北诸高峰川流汇集，如玉泉、两峰涧、龙井等溪水所带下的泥土，流入湖中以後，速率顿减，就淤积起来。里湖因在靠山这一边，所以淤积得快。如耿家步、金沙港、茅家埠等处，就是溪流带下的冲积土所成的。倘使没有宋、元、明、清历代的开浚修葺，不但里湖早已受了淘汰，就是外湖恐怕也要为淤泥所充塞了。换言之，西湖若没有人工的浚掘，一定要受天然的淘汰。现在我们尚能徜徉湖中，领略胜景，亦是人定胜天的一个证据了。
在夏季时候，外湖的水平均不过四英尺深，里湖因靠近山边，所受的沉淀比外湖较多，所以水亦较外湖浅。惟苏堤六桥、玉带桥、西泠桥之下，水度略深，最深的地方大约在六英尺左右。这是因为湖中水平如镜，流动极缓，水中所含最微渺的泥粒，也都沉下来。独堤上诸桥为湖水交通咽喉，自里湖流入外湖必经之路，湖水流行较速，水中微细的泥土不能沉降。试观西湖各处，香灰泥堆积很深，独在西泠桥上，注目俯观，水清澈底，能见岩石，即因水流湍急，香灰泥不能留足之故。
现在西湖情形照上面看来，是由于钱塘江带下泥土淤积，塞住原有的湾口而成。至于西湖生成的年代，离现在有多久，这个问题，却不容易解决，从历史上眼光看起来，西湖生成时代是很久远。唐代以前，虽则寂然无闻，自从李邺侯、白居易、苏东坡先後服官武林以来，西湖的名就声闻全国。但从地质学上眼光看起来，西湖生成却是很近来的一桩事，在地质学上最近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就是冲积时代。世界人类的产生，在洪积时代(Pleistocene)的末期，冲积时代的初期，所以西湖的生成，当然在世界有了人类以後。
西湖南西北三面的岩石，统是很老。西北方面如葛岭、宝石山等，系粗面岩(Eiparite or Rhyolite)所构成的。粗面岩是一种火成岩，它的分布在我国南部滨海非常广大。据德国著名地质学家列雪拖芬(Von Richothfen)之考察，自宁波至香港南海一带，斑岩(Porphyry)(粗面岩与石英斑岩是一类的岩石)之多，可称世界第一。这种石英斑岩与粗面岩，是火山所喷出而成的。喷出时期，据美国地质学家威利斯(Bailey Willis)之推测，大概在三迭纪(Triassic)与侏罗纪(Jurassic)之间。
西湖的南部同西部，如九曜山、石屋岭、南高峰以及灵隐等，统是砂岩(Sandstone)及石灰岩(Limestone)所造成的，其中尤以石灰岩分布最广。石灰岩所成的山峰，最足惊心动目的，要算云林寺面前的飞来峰，苍翠玉立，突兀峥嵘，它上面还刻有许多佛像，宛如天成的一座假山。西湖近旁岩洞很多，如玉乳洞、石屋洞等，也是石灰岩生成的。石灰岩与砂岩生成的年代，比北部的粗面岩还要久远，大约在上古时期(Paleozoic Era)的石炭纪(Carboniferous)(三迭纪与侏罗纪离现时约有二万万年，石炭纪则差不多有三万万年)。
西湖南西北三面的岩石虽然很古，但西湖东岸的泥土却是很新，是在冲积时期才成的，我们要晓得西湖生成年代的久远，只要晓得钱塘江排泄的沉淀，把现在杭州淤积为大陆的时候就是了。自从西湖生成以来，钱塘江的三角洲渐渐在海中推广，到现在已达杭州湾口，离杭州省城约有一百二十英里之遥。假使我们去推测钱塘江三角洲每年在海中伸张的速率，那末西湖生成的时代就不难知道了。
钱塘江河身的长短，河域的大小，同欧洲隆河(Rhone River)与坡河(Po River)不相上下，从下面的表里可以看出来：
隆河同坡河流入地中海，河口海底深度，同波浪强弱，与钱塘江口情形差不多。独坡河与隆河取源均在阿尔卑斯(Alps)山上，比较钱塘江取源安徽黄山的高度，有两倍多，所以钱塘江三角洲生长速率，应该没有隆河同坡河的三角洲这样快。隆河的三角洲，在1500年中增长十五哩，平均每百年增长一哩。坡河的三角洲在1800年中增长二十哩，每百年增长也差不多一哩。若使钱塘江的三角洲增长同坡河、隆河一样快，每百年增长一哩，要积一百二十哩长的沉淀，就要12000年。照这样算来，西湖的生长，至少在12000年以前了。
第三章 西湖治理概述
一、西湖治理的必要性
杭州是一个濒江带湖的城市，西湖在众多江河中可算是一个年轻的湖泊。在前文“西湖的形成”部分已经说明，西湖原是一个海湾，由海湾而演化成一个潟湖，再由潟湖而变成一个普通的天然湖泊，又由于历代的人工疏浚，再由一个天然湖泊发展为一个人工湖，并成为著名的风景旅游湖泊。
西湖在成为潟湖以后，与大海相隔绝，继而由于周围群山的泉水溪流注入，逐渐演化为淡水湖，变成一个普通的天然湖泊，在溪流挟带的泥沙和大量水生动植物残体的沉积作用下，迅速由潟湖进入沼泽化过程。其后历经泥沙沉淀、生物积累的填充，屡次淤塞。而又由于历代的人工疏浚，再由一个天然湖泊发展为一个人工湖。早在隋唐时期，西湖就有过疏浚治理的记载，此后经历了多次的淤积、干涸、人工疏挖才保存至今。今天呈现在世人面前的青山秀水的西湖，其实是历代疏浚和治理的结果。
湖泊的沼泽化，是湖泊演变的一般规律，任何湖泊都有一个天然的沼泽化发展过程。因为注入湖泊中的河流带来的泥沙不断冲击，年长月久之后，就会慢慢发生泥沙淤积现象。另外，在处于相对静止状态的湖泊中，在光照、温度等条件适宜的情况下，逐渐开始生长喜水植物和漂浮植物。由于死亡的植物残骸不断堆积湖底，在缺氧条件下，分解很慢，植物残体逐年累积而形成泥炭。随着泥炭的增厚，湖水进一步变浅，湖面缩小。如此，在地质与生物循环的双重作用下，湖底不断变浅，水面逐渐消失，整个湖泊水草丛生，最终由湖泊而变成沼泽。沼泽进一步发展下去，积水干涸，人们开始在那里耕种，于是湖泊就成了田地。这就是湖泊的沼泽化过程，这一过程是自然演替的必然结果，它标志着湖泊的消亡。
历史上浙江曾有不少湖泊，都经历过这种沼泽化的过程。这一地区的许多古代湖泊，如余杭的南下湖、萧山的临浦、绍兴的鉴湖、宁波的广德湖等，从湖泊的面积来说，有的比西湖要大几十倍，但都逃不过沼泽化的演变过程，最终遭遇人为的围垦而湮废，从地图上完全消失。即使就西湖本身来说，如里西湖的茅家埠、金沙港一带，原先应该都属于里西湖的湖面，就是因沼泽化的过程，泥沙淤积，成为陆地的。古代西湖(当时叫钱唐湖)以北还有一个湖泊，与西湖相连：西湖地势较高，所以称上湖；北湖地势较低，所以称下湖。白居易治湖时曾在二湖之间筑了一道堤，提高上湖的水位，增加了上湖的蓄水能力和灌溉用水量。而上湖之水也是通过下湖而流入市河，并灌溉下游的农田的，但这个下湖也早就湮废了。
西湖原是一个天然湖泊，它毗连繁华的城市，又环以群山，特殊的地理形势和风貌，使它比一般的天然湖泊更容易湮塞。西湖的沼泽化过程实际上是相当迅速的。唐代长庆年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距李泌修六井不过四十多年，但湖中已经出现了葑田数十顷；而在他浚湖以后不到一百年，湖面又被葑草蔓合，湖底淤浅，面积缩小。北宋时苏轼曾两次来杭任职，第一次来时，看到湖中葑草蔓合占十分之二三，十六年后再次来杭，看到西湖已有一半都长满葑草了。若按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不出二十年，西湖就将湮灭了，可见沼泽化的进度之快。西湖之所以没有走上沼泽化之路，完全是因了历代无数贤郡守带领百姓浚治之故。
因之在其发展过程中，如果没有历代人民不断的疏浚，西湖必然与这个地区其他的湖泊一样早已湮废为农田了。这正是竺可桢先生所说的“倘使没有宋、元、明、清历代的开浚修葺，不但里湖早已受了淘汰，就是外湖恐怕也要为淤泥所充塞了。换言之，西湖若没有人工的浚掘，一定要受天然的淘汰”。①西湖自成湖之日直至今日，虽经历盛衰，仍以一湖清碧呈现世人面前，要归功于人为遏制其自然沼泽化过程的努力。在其千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不断地对它进行治理和改造，修筑堤坝，疏挖湖泥，清除葑草，修砌湖墈，从而不仅使西湖免于被湮废的命运，而且从一个普通的自然湖泊逐渐演变为一个闻名中外的风景旅游胜地。
那么，既然在浙江、杭州地区，许多湖泊都因沼泽化而消失了，为什么人们不去治理其他的湖泊，而唯独对西湖进行持续不断的修治呢？这就要联系到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和作用了。
苏轼曾说“西湖之利，上自运河，下及民田，亿万生聚，饮食所资，非止为游观之美”②，清代王凤生《浙西水利备考》中也有“深广西湖，为探本之计。不惟潦岁能纳，并资旱岁多潴”之句。可见西湖始终对杭州的民生有着莫大的重要性。
秦代因当时的杭州附近平原地带尚无堤塘，潮汐直薄，土地斥卤，故建郡于狭隘崎岖的灵隐群山之中。西湖在秦汉时，位于县治的东北面。这个时期，钱塘县的用水问题，可以依靠灵隐诸山间的溪涧水来解决，因此在秦汉时，史料中未有对西湖治理的记载。
随着时日的推移，平原地区丰富的水土资源吸引力日增。东汉时开始修建“防海大堤”，③说明人们已在平原地区垦殖利用，也说明钱塘县治有可能已迁入了平原。可推测，自秦在西湖群山中设置钱塘县以来，历两汉、三国、两晋和南北朝，县治可能早已迁离山区，渐入平原，西湖遂逐渐由纯粹的造化开物慢慢具备与城市发生关系的条件。
隋代废钱唐郡，置杭州，并将州治迁移到钱塘县柳浦西，就是今天的江干一带，依凤凰山筑城。至隋末，随着江南运河的开凿，已升为杭州州治的钱塘县成为江南运河的终点，又是运河与钱塘江的交汇处，因此，一跃而成为一个繁华的商业城市。城市发展带来生齿日繁，作为城市的外围，原城市聚落开始向西湖以东今市区一带扩展。
①竺可桢：《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科学》1921年第6卷第4期·现代。
②苏轼：《东坡全集》卷五七《申三省起请开湖六条状》。
③南朝(宋)陆道真《钱塘记》载，据《水经注·渐江水》所引。
聚落东渐，首先面临的就是水源的供给。杭州原本是钱塘江和东海的故地，虽经沧海桑田，成了陆地，但地下水还是咸苦不能饮用。在整片斥卤的土地上，井水、河水都是咸的，老百姓只能到西湖去取水饮用，产生了杭州城市对西湖水的依赖关系，这就迫使初期建立的州县不得不紧靠西湖，以缓解供水问题。因此，就民生方面而言，西湖对杭州城最直接的效用即在于生活用水的提供。唐朝初年，杭州人口已超过十万，①江干一带土地狭窄，由于人口增多，城市的发展必然要往外扩张，要向今市区一带迁进。这样，西湖开始与城市发生关系，即西湖为城市解决给水问题。而建中二年(781)李泌所修建的“六井”，则是这种城市对西湖依赖关系的集中体现。从六井的分布来看，它们离西湖都不很远，这反映了当时这个地区城市街市的分布紧靠西湖的特征。小小的六个蓄水池虽然只分出西湖水量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但其意义却十分巨大，因为西湖对城里居民来说承担着供水的实际意义，是整个城市的淡水库，引湖水到城中的六口大井，满足了居民的日常饮水需要。从六井开始，西湖就成为杭州城市不可分割的部分，以其一湖甘水哺育了城市的生长；反过来，城市的发展巩固了西湖的存在，为遏制西湖沼泽化过程提供了丰厚的物资。
其后长庆年间白居易对西湖的疏浚，则使西湖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由一个单纯的天然湖泊发展为人工湖。人工湖泊仍然免不了沼泽化的过程，白居易浚湖不到一百年间，西湖再度淤塞。不过在吴越国统治的八十多年期间，西湖得到了较好的整治，城市与西湖唇齿相依的关系，较之前代更为明显。同时，西湖胜景被作为一种文化延续了下来。
到北宋苏轼时，面临着“更二十年，无西湖矣”②的更加严重的威胁。苏轼在其上奏的《乞开杭州西湖状》中提出了西湖一系列的作用，譬如作为放生池为皇帝祈福、灌溉下游农田、满足市河供水、保证酿酒所需水源等等，而其中一条西湖必浚的硬道理是：“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后民足于水，邑日富，百万生聚待此而后食。今湖狭水浅，六井渐坏，若二十年之后尽为葑田，则举城之人复饮咸苦，势必耗散。”这条理由把西湖的存在与杭州城市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如果西湖湮废，杭州民众无水可用，势必耗散，城市当然不复存在。因此，六井的修建，始自引湖水以供应沿湖聚落居民，但其结果却成为西湖本身继续存在的关键。
①《旧唐书》卷四○《地理志三·江南东道》载：“杭州上……旧领县五，户三万五百七十一，口十五万三千七百二十。天宝领县九，户八万六千二百五十八，口五十八万五千九百六十三。”
②苏轼：《苏轼全集》第8卷《奏议·乞开杭州西湖状》。
在苏轼的这一奏状中，除了指出西湖水对城市生活用水的提供以外，还提出了两条在当时来说也同样重要的理由，即湖水对城中内河河水的补充作用，以及对下游农田的灌溉。
南宋迁都杭州，杭州因此成为当时全国第一大城市。时人周必大《二老堂杂记》中，记载有“东门菜、西门水、南门柴、北门米”①的杭州俗谚；而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也追述了当时城中的基本供应来源是“南柴、北米、东菜、西水”。②可知在南宋时期，西湖仍是杭州重要的用水来源，以致纵然西湖并非城中引水的唯一来源，但仍然留下了“西门水”的俗谚。而南宋各代地方官府对西湖的浚治也确是不遗余力的。
除了提供城中的生活用水之外，对农田的灌溉，也是西湖的一个重要作用。唐代白居易“惟留一湖水，与汝救荒年”的诗句，即已指出了西湖在旱季时对下游数千农田的灌溉之功。
雍正二年(1724)六月，福、浙总督觉罗满保、浙江巡抚黄叔琳上疏称：“杭城地当省会，附郭之县仁和在东北，钱塘在西南。自仁和而迤东，则为海宁三县，田亩数万顷，全藉省城上下两塘河水灌溉。而两河之水源，则皆自西湖所流注者也……《旧志》：周围三十余里，水由涌金门入城，纡回环曲，而出于钱塘、武林、艮山诸门。其出艮山门者，入上塘河，由临平而达于海宁。出钱塘门者，由三闸而至松木场、桃花港，与武林门之水共注响水闸，凡湖墅、支河与古荡、西溪沿山十八里之田，皆资其利，有余之水，归入下塘河，而仁和北乡以及钱塘之下八乡实沾荫焉。此西湖水源出入之大概。唐臣白居易所谓‘每放湖水一寸，可溉田十五顷。每一复时，可溉五十顷。若蓄泄及时，则濒湖千顷可无饥岁’者，此也。然西湖之所以灌溉利溥者，由湖界直接山脚，沿湖诸山之水，畅流入湖，而无所壅遏。一由山水所来要口，俱设小闸，以阻浮沙，使之不能淤塞，一由上塘五十里外临平镇之西南有东湖，即古临平湖，以为之停蓄。故其来也有源，其去也有归，含泓蕴涵，而无涸竭之患，无泛滥之虞。则西湖与上河、东湖，其利害实相为表里者矣。”①这段上疏，相当详细地阐述了西湖水通过城中的河流，灌注到下游农田的具体情况。
①周必大：《二老堂杂记》卷四《临安四门所出》。
②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卷二四《委巷丛谈》。
如此，作为杭州城市居民主要的饮用水源和杭城以北大片农田的灌溉水源，西湖水的存蓄、保护和合理利用，关系到本地民众的生计利害和社会安定，“譬如人之身有血脉，通则安，滞则患也”。②因此对西湖的保护和治理，受到历代有作为的地方官的高度重视。
除了以上的这些理由以外，西湖作为风景旅游湖泊，秀丽的湖光山水也是决定它不能被湮废的一个主要因素，而且越到后世，这一因素的重要性也显得越突出。特别是从五代吴越国进入到北宋、南宋时，随着杭州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湖又增加了一个新的重要功能——旅游业，被迅速开发为别具一格的风景区。上自官家富豪，下至市井庶民，都需要这样一个公共的休憩大公园。事实上，到元明以后，杭州的地下水质已逐渐变好，不再是斥卤之地了，而下游农田的灌溉，也逐渐不再依赖西湖水源了。此后对西湖的疏浚，特别是清朝以后，主要就是为了观景的需要。
西湖作为风景名胜湖泊的历史并不算太长。古时浙江有三大湖泊——鉴湖、西湖和湘湖。在西湖之前，浙江最负盛名的是鉴湖。据清张岱《西湖梦寻录》卷一《西湖总记·明圣二湖》的记载：“自马臻开鉴湖，而由汉及唐，得名最早；后至北宋，西湖起而夺之，人皆奔走西湖，而鉴湖之澹远，自不及西湖之冶艳矣。至于湘湖，则僻处萧然，舟车罕至，故韵士高人无有齿及之者。”可见，西湖的闻名，是从唐代白居易疏浚以后才逐渐开始的，到北宋时，就取鉴湖之名而代之了。及至南宋统治期间，西湖已成为远近闻名的游览胜地。杭州此时既是南宋首府，又是商业文化和经济中心，不仅引得国内游客纷至沓来，而且也吸引着遥远的西亚和欧洲的商人、贵族们。因此，对于西湖，只有斥资疏浚整治的理由，却没有任其缩减消亡的道理。
①方浚师：《蕉轩续录》卷一《西湖》。
②佚名：《西湖岁修章程全案·序》，《西湖文献集成》第9册。
如此，同一地区其他湖泊的湮废，增加了各地的耕地，发展了地方的农业生产；而西湖却因其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原因而独存于世，为今天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旅游资源。时至今日，西湖已经成为杭州现代化旅游业发展中最重要的核心。如今，广大市民的生产、生活早已不再依赖西湖水的供给，但湖山资源在旅游上给与人们的贡献，将超过历史时期对于城市供水的功绩。纵使西湖至今也没有停止过淤积湮塞的进程，但依靠今天的技术水平和技术条件，防止西湖沼泽化的发展已不再是难题。
历代对西湖的整治与疏浚，是使西湖今天能成为著名风景湖泊的重要原因。早期疏浚西湖完全出于农田灌溉与杭州人民生活饮用之需，嗣后经历代整治疏浚，始具装点湖光山色之作用。因此，西湖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不断淤积和疏浚的历史，假如没有一次次的疏浚，西湖早已成为平陆。而先人的高明之处还在于，这些疏浚出来的淤泥恰恰被用来造就了西湖的景观。
二、历代西湖治理的主要举措
疏浚西湖，对于杭州和西湖本身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由于西湖聚环湖“南北诸山之水，汇七十二泉之源”，因此易受季节及气候的影响。“春暖则葑草蔓合，雨骤则沙石冲击”①，所以沼泽化的速度相当快，虽屡加开浚，但旋即淤积，只要有几十年的时间未加疏浚，葑积的情况就非常严重。而且从历史上来看，开浚西湖，常常会面临很大的阻力，遭到许多人的反对，而且也非常费工费钱费时，可以说是一件需要任劳任怨的事，甚至还有人因此而间接丢了官，所以前人才有“非有廉毅之才，豁达之度者，不能举也”①的感叹。北宋苏轼疏浚西湖时，“既疏利害于朝廷，复具申三省，筹划明悉，无可摘索”，而御史贾易还是弹劾他“科骚部内，以事游逐”。虽然这次弹劾未被采纳，但宰臣仍两次请求罢免他的官职。到了明朝杨孟瑛时，终以锐意行事，清理被圈占的西湖田地而“为豪右所忌”，最终被罢了官。②从清末道光年间的疏浚过程看，浚湖的申请程序也非常繁琐，公文往往复复数十道，对于具体的操作方法需要一遍遍地重复确认，非常耗时耗费精力。因此历史上每一次的西湖疏浚，都是一件兴师动众的大事，不仅史书上要大书一笔，而且主持疏浚的官员一般都会青史留名，百姓对他们也会深怀崇敬之情。
①佚名：《西湖岁修章程全案·序》，《西湖文献集成》第9册。
从前历代对西湖的疏浚，主要着眼于对湖泥的疏挖和修筑堤坝、清理侵占等方面的内容。在张建庭主编的《碧波盈盈——杭州西湖水域的综合保护与整治》(下文简称《碧波盈盈》)一文中，对唐代到民国年间一千多年西湖水域的维护与治理，从方式、方法和手段上作了一个全面的总结，指出历代对西湖的治理，大概可以总计为九方面的举措。这九条总结，基本上涵盖了历代对西湖治理的举措，故引录其原文如下：
1.筑堤捍湖
唐代白居易在西湖东北隅筑堤阻止湖水外溢，依时蓄、泄，维持了湖水蓄量的稳定，确保了西湖水体的长存。
2.人工疏浚
这是历代保护、整治西湖水域的主要方法。规模较大的有北宋苏轼，明代杨孟瑛，清代李卫、王钧等，其馀局部疏浚更是不计其数。
3.专一开浚
始于五代吴越国王钱镠在位时，即建立常设机构，配备专职人员对西湖施行浚、治结合的常年维护。历史上凡社会处于上升、发展的时期均有之且成效显著。
①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卷二四《委巷丛谈》。
②厉鹗代王钧撰：《开浚西湖碑记》。
4.设置版闸
在西湖溪涧水道口铸造闸门，量度水势加以调节，遏制浮沙及污物入湖。
5.建造滚坝
坝址分别位于赤山埠、丁家山、茅家埠和金沙港，以水势好大的金沙港滚坝为最。清雍正年间(1723－1735)所筑高五尺，阔二丈四尺，两岸有大石块砌墈。坝内开挖贮沙池，深度达十丈，用以积贮流沙，随时清除。坝外另筑闸门调节涧水的流速、流量。
6.严加禁约
自白居易撰《钱塘湖石记》立示湖畔以来，历代有识官吏皆仿效之。这既强化了规章和宣传，又有利于查处违约人事。
7.疏导溪流
西湖水源好坏，直接影响水质，历代凡重视西湖保护者均将水源疏导一并纳入整治。
8.绿化美化
历代治湖，均能顾及西湖水域的环境治理，并且认识到植树、栽花、种草，“岂止饰游观、追啸傲也，所以坚堤堑、翼根基”。
9.引水应急
历史上遭遇大旱而通过人工引水补充西湖蓄水量，如南宋淳祐七年(1247)。
然而，今天的西湖，除了原来的淤泥、葑草等问题外，又面临着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严峻局面——湖水的富营养化问题。湖泊水质的富营养化是一个世界级的治理难题。所谓富营养化，是一种氮、磷等植物营养物质含量过多所引起的水质污染现象。在自然条件下，随着河流夹带冲击物和水生生物残骸在湖底的不断沉降淤积，湖泊会从贫营养湖过渡为富营养湖，进而演变为沼泽和陆地。本来这是一种极为缓慢的过程，但由于在现代化社会中人类的活动，将大量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以及农田径流中的植物营养物质排入湖泊中。由于水体当中的氮、磷等指标偏高，在湖水相对静止的状态下，水生生物特别是藻类由于有充足的营养，容易大量繁殖，使湖水中生物的种群种类数量发生改变，破坏了水体的生态平衡。数量众多的水生生物死亡后沉积到湖底，被微生物分解，消耗大量的溶解氧，使水体溶解氧的含量急剧降低，水质恶化，导致水体出现透明度降低、藻类异常繁殖等现象，影响水体的生态环境，以致影响到鱼类的生存。而在湖泊出现富营养化时，由于浮游生物大量繁殖，往往使水体呈现蓝色、红色、棕色、乳白色等。藻类遮蔽阳光，使湖泊中的底栖植物因光合作用受到阻碍而死去，腐败后放出氮、磷等营养物质，再供藻类利用。这样年深月久，造成了恶性循环，并最终影响湖泊的继续生存。
前些年，由于西湖水质污染不断加剧，富营养化程度日益加深，因此多次被评为劣V类水质。从1997年到2009年，根据浙江省以及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对西湖水质的评价，基本是处于V类或劣V类的水平，最好的年份也只是Ⅳ类，其主要的表现就是水体中总氮和总磷的指标偏高。因此近年来对于西湖的治理，除了疏浚、建坝等措施以外，还有引水、泄水、湖面保洁等一系列综合保护工作，其最终目的是建立西湖生态系统的和谐与平衡，以走上良性循环的发展轨迹。
三、华信筑堤开治理的先河
根据文献资料的记载，最早对杭州的水利进行治理的人是东汉时的华信。
华信，史籍未详载其生平，今日只能从流传下来的极其有限的文字记载中，得知他是东汉时人，曾任会稽郡(今浙江绍兴)议曹。在汉代，议曹是地方郡守的属吏，协助郡守进行日常的政务工作。
在东汉时，钱塘县已有一定的发展，经济也比较发达，但是县境南面濒临钱塘江，汹涌澎湃的钱塘江潮来势凶猛，经常侵入城内，严重影响了老百姓的生活和生产。根据南朝刘宋元嘉间(424－453)曾任钱塘县令的刘道真《钱唐记》的记载，当时为了根治这一灾害，守护地方百姓的安宁生活，抵御潮水的冲击，以议曹华信为首的有识之士，开始向县内一些有钱的大户募集筑堤用的资金①，然后用这些钱招募百姓运土石到“县东一里许”的钱塘江边，用这些土石在西湖与江海之间修筑起一道捍海塘，用以阻遏潮水的入侵。捍海塘修筑成后，海水再不能进入城中，从此西湖终于与大海完全隔绝，成为一个内湖。据刘道真《钱唐记》的记载：“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郡议曹华信家议立此塘，以防海水。始开募，有能致一斛土者，即与钱一千。旬月之间，来者云集。塘未成而不复取，于是载土石者，皆弃而去。塘以之成。”②即官府在最初招募百姓时，许诺每运土石一担到指定的江边，即给铜钱一千。于是当地百姓纷纷肩挑车推，蜂拥运土石到钱塘江边，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便筑成了一条捍海塘。如此，城市免除了潮水的威胁，原先在灵隐山下的县治也迁移到东部平原地区，使城市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关于华信所筑捍海塘的具体位置，自古以来就有不同的看法。清代学者陈文述认为在钱塘门至清波门一带。③而现代著名历史地理学者魏嵩山先生则认为此塘“当沿今中河一线”。④也有学者认为，“当在钱塘门至清波门一带，大致北起西湖东北宝石山脚，南至西南万松岭下，相当于今湖东湖滨路、南山路一线”。更有人认为它是从葛岭东麓往东修建，又拐向南面，作圆弧状延伸，跨过两个沙州，又往西从吴山的北侧插到凤凰山、玉皇山脚下，全长不少于五千米。
①陆贾《新语》卷三《雅量篇》注引《钱唐记》：“县近海，为潮漂没。县诸豪姓敛钱雇人，辇土为塘，因以为名也。”
②引自郦道元《水经注·渐江水》。
③陈文述：《西泠怀古集》卷一《钱塘怀华信》
④魏嵩山：《杭州城市的兴起及其城区的发展》，《历史地理》1981年11月创刊号。
在杭州、西湖的发展史上，华信率先开创了治理钱塘江和西湖的先河，可以说是杭州西湖治理的第一人，自从他筑塘以后，西湖(钱唐湖)才最终与钱塘江隔开。而事实上，华信的功劳还不止这些。由于华信筑的堤挡住了钱塘江的潮水，堤内的钱唐湖以东的沼泽地以及其他群山水流流不到的澙湖，反而干涸而变成陆地。而在堤外，潮水带来的沙子，更容易堆集在堤的旁边而扩大了沙洲，使得现在杭州市区的陆地面积也越来越大。这样原先住在钱唐湖西面、武林山麓的商贾和人家，就渐渐地从狭窄的小山沟迁到了钱塘江江岸地区，进一步又迁到了广阔的湖东地区。因此，清人陈文述在《西泠怀古集·钱塘怀华信》中称：“……《元和志》云华信汉时为郡议曹。按杭州本江水沮洳之地，信之所筑，即今钱塘门至清波门一带，江湖始分，涨沙渐远，白居易筑白堤，崔彦曾开沙河，至钱武肃射潮筑塘而郡始立，则信实杭之第一功臣。”
华信以后，再次对西湖的治理大概要到唐代了。根据现代《西湖志》卷一《西湖·整治疏浚》①的梳理来看，自唐至清，西湖曾经历过上百次疏浚，其中较重要的疏浚共有二十三次，其中相隔百年以上有三次，最长时间为一百六十八年；相隔二十年以下有七次，最短时间为八年。宋代三百多年中共疏浚七次，平均约五十多年一次；明代近三百年中为七次，平均四十年一次；而清代自顺治九年(1652)至光绪二年(1876)，两百多年中共疏浚了十一次，平均二十年左右一次。
①杭州市园林文物局编，施奠东主编：《西湖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第四章 唐、五代对西湖相关的治理
华信修海塘，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防御海潮，捍卫杭州城市的安全，而对于西湖，并未作直接的治理，最多只能说由于海塘的筑成，促进了西湖的发展。根据史料的记载，真正对西湖进行具体的治理措施，是从唐代白居易开始的。而在白居易治理西湖之前，李泌修建城内“六井”的举措，则是史料记载中最早对西湖水的利用。
一、李泌修六井
开杭州、西湖水利建设之先的是唐代杰出的政治家、大谋略家李泌。李泌(722－789)，字长源，唐陕西京兆(今陕西西安市)人。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德宗时，官至宰相，封邺县侯，世人因称李邺侯。大历年间(766－779)，李泌因受到代宗的重用，又不肯依附权贵，因此接连受到权臣的排斥，先是为权相元载所忌，将他外放到江西。大历十二年(777)，元载被诛，李泌被召回，却再一次受到权臣常衮的排斥，先被放到澧朗峡(在今湖南省澧县)当团练使，不久，就调任为杭州刺史。①
当时的杭州，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在不断扩大，西湖东面的城区人口也在不断增加。但杭州城区是由浅海湾演变成的陆地，虽然号称水乡，地下水却十分咸苦，不能直接饮用，老百姓只能到西湖中取水，生活十分不便。
①《新唐书》卷一三九《李泌传》。
李泌向来对地方的水利情况比较关心，他在任陕虢观察使期间，就曾派人挖山开路，以便饷漕。来到杭州后，他首先就对当地的市情作了调查了解，在得知杭州百姓的用水之苦后，亲掬西湖水品尝，感到此水可以养民。于是，为了解决城内居民饮用淡水的问题，他创造性地采用从地下引水入城的方法，组织民工在人口稠密的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了六口井。这六井，与常见的普通水井不同，而是一种很有创造性的蓄水池。首先，他命人先在西湖东岸进行局部疏浚，然后在疏浚过的湖底挖了入水口，砌上砖石，外面打上木桩护栏，在水口中蓄积清澈的湖水。在有的地方还设有水闸，可以随时启闭。然后采用“开阴窦”的方法，掘地为沟，沟内砌石槽，石槽内安装竹管(至北宋改用瓦筒)，将西湖水通过竹管引入城内挖好的六井中。整个系统由入水口、地下沟管、出水口三部分组成。因此六井名字叫“井”，实际上是六个大蓄水池，里面蓄积的是通过管道引来的清澈的西湖水。
六井中最大的为相国井(相国即指李泌，因其曾官至宰相)，在甘泉坊清河中，今天的井亭桥一带；其西面是西井，又叫化成井；相国井的西北面是金牛池，或叫金牛井；金牛池再往西北向沿着湖岸修建的是方井，俗称四眼井；而白龟井则又继往西北，在钱塘门里，即原先的钱塘县治旁，今天的龙翔桥附近。关于白龟井，后来南宋咸淳年间治理过六井的临安知府潜说友曾说，“此水不堪汲饮，止可防虞”。①后来清人许承祖也有记载，“不堪汲饮，止资洗灌”。②但是在苏轼的《钱塘六井记》中并未提及白龟井不堪汲饮，据此估计至少在北宋苏轼时，白龟井水应该还是和其他几口井一样清澈的，只是到了后世井水才逐渐变得浑浊不能饮用了。小方井在最北面，俗称六眼井，在钱塘门内，即今小车桥一带。历经千余年的风霜，现在六井已大都湮没，仅相国井遗址还在解放路井亭桥西。
这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城市给水系统。六井的修建，解决了城中居民的日常用水困难，疏通了城市发展的瓶颈，使杭州的城市区域不再局限于南部的山麓地区，而是逐步向城北开阔地带拓展，渐渐地从一个边地小郡发展成为东南部的繁华名郡。从此以后，“井邑日富，百万生聚，待此而后食”③，六井为杭州城的繁荣创造了条件，西湖也因民生所系而变得日益重要。李泌以后，后世的杭州地方官吏都将解决城市居民的饮水问题作为疏浚西湖的一个重要理由。因此，六井的修建，起初无非是引西湖之水供应杭州百姓的生活之需，但其结果却成为西湖自身能够继续存在的关键。
在修六井以外，李泌又修建了石函三闸以蓄泄湖水。杭州历来春夏多雨，湖水经常泛滥。为了解决湖水易满溢的问题，李泌乃于钱塘门外凿石函，修建了石函三闸：一名圣塘闸，一名涧水闸，一名石函闸，以分西湖之水。石函可以随时启闭，平时关闭着，当西湖水位升高时，便开启石闸，使湖水北流以泄之，使城中免受西湖水溢的影响。当地百姓为了感谢李泌之恩，特意在涌金门内为他立祠以作纪念，后称为嘉泽祠。明代杨孟瑛时，扩建白苏二公祠为“四贤祠”，使之与白居易、苏轼、林逋并受祀，以纪念他对杭州人民的功劳。
①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三三《山川十二·六井》。
②许承祖：《雪庄西湖渔唱》卷六《吴山路·六井》。
③苏轼：《东坡全集》卷五七《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
六井始末：
由于六井对于杭州城市发展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因此从唐朝李泌开始一直到两宋，杭州的地方官和统治者无不将浚湖凿井作为重要事务。
李泌修六井四十多年后，由于湖水中所含泥沙的堵塞，六井与西湖的输水管道已经严重淤塞。长庆年间白居易知杭州时，在疏浚西湖之前，首先就派人疏通了六井。这次疏通的主要内容是“重甃逐笕”，即把西湖通往六井的输水管重新调换了一遍，使井口出水更多，大大缓解了城中居民的用水困难。他还在《钱塘湖石记》中向后任者交代，“(六井)与湖相通，中有阴窦，往往湮塞，宜数察而通理之，则虽大旱而井水常足”。
唐以下至五代，钱镠祖孙三代都以杭州为都城建吴越国。钱镠和他的继承人不仅再次疏通六井涵管，使西湖水源源不断流入六井，还在杭州各地另凿新井，供民饮用。杭州的“百井坊巷”，传说原来有井九十九眼，就是钱王开的，故称钱王井。后来钱王的第七子元瓘命金华将军曹杲在城内新增了三处水井，仿照李泌修六井的方式，引西湖水入城，为“涌金池”，便利居民汲取饮用，并可便舟行。
北宋时期，城区的地下水已逐渐淡化，可以用作饮用了，因此引西湖水之井与地下水井并用。六井中的金牛井很早就湮废了，到北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知州沈遘为满足城内居民日益增长的生活用水需求，在六井南面人口较集中的美俗坊，又新凿了一口供水量特别大的南井，引西湖水入城，便民饮用，后人称之沈公井，又名惠迁井。
神宗熙宁中，六井及沈公井皆废，知州陈襄遂派人检查六井的源流，并选派僧人子珪、仲文、如正、思坦等修浚了钱塘六井及沈公井，由于方井“近于浊恶”，出水口附近比较脏，所以将它稍稍往西面移动了一些。后来叶祖洽撰《先生行状》(《陈襄行状》)曰：“杭虽号水乡，而地斥卤，可食之水常不继，唐相国李长源旧为六井，引西湖以饮民，井既久废不修，水遂不应民用。公命工讨其源流，渫而之，井遂可食，虽遇旱岁民用沛然，皆诵佛以祝命。”苏轼还特意为此次疏通六井之事，撰写了《钱塘六井记》，一一标明了六井的位置和在西湖中对应的水口，以及这次疏通的具体经过。
苏轼在熙宁年间通判杭州时，曾和知州陈襄一起修治过六井。元祐四年(1089)出任杭州知府，在治理西湖之前，首先就于元祐五年疏浚了运河，彻底修理了六井和沈公井。在修缮六井的同时，又新凿二井，“控引余波，至仁和门外，及威果、雄节等指挥五营之间，创为二井，皆自来去井最远、难得水处。西湖甘水殆遍一城”①，以满足居民的饮用水之需。
南宋定都临安(杭州)，城市进一步扩大，又络绎新开水井数百口。对于六井，乾道、淳祐、咸淳间，安抚周淙、赵与、潜说友等人都相继修治过，并各撰记志其事。
乾道五年(1169)，临安知府周淙在治理完西湖后，又修葺了六井。他首先重筑治理北宋知府沈遘所开的惠迁井，改用新石，重筑坚厚高广，过昔数倍；接着修治唐代李泌六井，修完六井后，继又修浚城内其余尚有泉水的古井，为城内居民饮水提供了方便，受到百姓的赞誉。
淳祐七年(1247)，临安知府赵与针对六井之水逐渐混浊、有碍饮用的情况，将六井的入水口开掘得更为深阔，以便蓄积更多的井水，供都城内居民的日常饮用。从涌金门至钱塘门一带的荷荡，正是六井的水口，为了澄滤湖水，他又支拨三万贯钱，花巨资买回被占据的这一段地方，加以修治，以保持六井水源的长年清洁。
咸淳六年(1270)，知府潜说友对六井又作了一次修治。他首先摸清了西湖水口的污秽情况，为了保证水口的清洁与导水石渠流畅，对六井的水口及水渠“壅者疏之，狭者光之，石渠之圮者改造之，堤岸之夷者陪筑之”②，使六井又焕然一新了。
元明以来，钱塘江主干道离城区渐行渐远，杭州的地下水质已逐渐变好，城区向东扩展，市民不再依赖西湖水，水井随聚居而任意开挖。由于人们就地掘井涌出的井水也能饮用，原有六井的功能遂渐渐减退了。到了明代，城中诸井无虑数万，已基本上不需依赖六井。六井中的四口井都已坏废，只有相国井和西井还存在。到了清代，相国井和西井也都废弃而被填埋。至此，唐开六井全废。
①苏轼：《东坡全集》卷五八《乞子珪师号状》。
②卢钺：《咸淳重修六井记》，《咸淳临安志》卷三三。
关于六井的始末，清代《湖山便览》有这样的综述：
六井皆在城内，应皆有导入之所，而志载水口仅三，白龟则坏为浊池，金牛竟至全废……知州陈襄重围渫治，且迁方井少西，苏轼为倅，详记其事，刻石相国井亭上。及元祐中出守，南井已坏，乃更为规画，用瓦筒石槽以易竹管，并他井皆致力焉。乾道安抚周淙仿苏遗法，重修诸井。时旧记已漫漶，复砻石刻之，且自为记附其後。淳祐安抚赵与清理水口。咸淳安抚潜说友修复石筩，治井之事自此而止。元、明以来，言水利者不闻复及于井……国朝……仰水之众倍于昔时，而杭城随处凿井，皆得甘泉。盖古者江与城近，捍御偶忽，碱水每每奔溢入城，而民患斥卤。今……江海效顺。皇上复以塘工重务，……金堤百里，隔越咸水，永不侵城。是以输汇得宜……①
辛亥革命杭州光复后，人们在井亭桥畔相国井原址处用红砖砌了一个大井栏，留下了一个相国井的标记，使后人记住李泌的功绩。1987年，杭州市政府在原址修建了相国井井圈护栏，并在旁边立石碑记其事。相国井被列为杭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白居易筑堤修湖
李泌以后，他的后任“只管催刻，并不问及民间疾苦，日积月累，遂致六井依然湮塞，民间又饮咸苦之水，生聚仍复萧条”。②直到穆宗长庆年间，杭州才迎来了对西湖的治理作出卓越贡献的大诗人白居易。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今山西太原)，曾祖父时，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北)。他在少年时随家人避乱江南，曾到过杭州。据其《吴郡诗石记》的记载：“贞元初，韦应物为苏州牧，房孺复为杭州牧，皆豪人也。韦嗜诗，房嗜酒，每与宾友一醉一咏，其风流雅韵，多播于吴中，或目韦、房为诗酒仙。时予始年十四五，旅二郡，以幼贱不得与游宴，尤觉其才调高而郡守尊，以当时心言，异日苏、杭苟获一郡足矣……”从小就向往能到杭州和苏州做官，后来也果然一一如愿了。
①翟灏、翟让辑：《湖山便览》卷一《纪胜·六井》。
②陈树基：《西湖拾遗》卷三《白香山重开镜面》。
白居易为人耿介正直，敢于上书直谏，并曾因此而被贬江州，但终不改其性。长庆二年(822)十月，年过半百的白居易由于“累上疏论事，天子不能用”，积极上书议政而终不被唐穆宗所采纳。加上当时朝廷中朋党倾轧，使他深感仕途险恶，遂主动请求外任，很快就得到同意，以中书舍人的身份出为杭州刺史，至长庆四年夏离任。官场失意的他在看到西湖山水时，精神为之一振，到杭州的当天，就迫不及待地写了《杭州刺史谢上表》，从此开始了这位大诗人与美丽西湖的千古佳话。
在任期间，白居易在杭州的政绩多不胜数，但其中最突出的是疏通六井和治理西湖。他兴修水利，拓建石函，疏通了李泌四十多年前开凿的六井。接着他又疏浚西湖，修筑堤坝水闸，增加湖水容量，解决了钱塘(杭州)至盐官(海宁)间农田的灌溉问题。
白居易非常重视西湖对杭州城市的重要作用。他初上任时，正是西湖日渐淤塞，湖水干涸，农田苦旱，人民生活和城市发展受到严重影响的时候。特别是自长庆二年至长庆四年七月，杭州一直久旱无雨，农业生产遭受严重损失，西湖水位也大为降低，无法往外引水，使运河水浅，城内外的物资无法运送。迫于严重的旱情，在多次祈雨无望的情况下，为了改善杭州百姓的生存状况，也为了解决下游农田的水利灌溉问题，白居易本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宗旨，冲破重重阻力，决定整治杭城的水利以抗旱。
他的主要举措是整治西湖，筑建湖堤。
当时由于西湖泥沙淤积，造成湖床抬高，蓄水量大为减少。城东北直至海盐一带的上塘河沿岸仰湖水灌溉的千余顷粮田，由于湖水不足，一到夏秋，常闹旱灾，影响了农业收成。在对西湖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以后，白居易总结出“凡放水溉田，每减一寸，可溉十五余顷。每一复时，可溉五十余顷”。①于是，他决定疏浚西湖，筑堤建闸，以增加湖的蓄水量，遂由石函桥筑堤，迤北至余杭门(即今天之武林门)，“外以隔江水，内以障湖水”，这就是白居易所修的“白堤”。他特意将湖堤修筑得比原来的湖岸高上数尺，加大湖深，扩大湖区，增加了西湖的蓄水量，以供旱时的农田灌溉。由于这条堤的修筑，把钱塘湖(又名上湖，即今天的西湖)和它东侧的下湖(今已淤积为平地)完全阻绝开来。钱塘湖由于有灵隐诸山溪水的汇入，加上历代的疏浚而保留下来，并日益向风景名胜湖泊发展。而下湖和钱塘湖隔绝后，没有来水的补充，并由于湖泊的沼泽化而日益淤塞，最后变成了平地。在筑堤以后，他又担心湖口上水位高，容易泄走，便设立水闸，把湖水贮蓄起来，按时启闭。同时还要求地方官员利用春天多雨的机会，将这一季的降水尽可能地蓄积起来，不让其无谓地流失，如此，既可保证城内百姓的生活和生产用水，又能调节雨季和旱季的水量。
但是，这一利民之举却受到了当时钱塘县地方官吏的极力反对。当时有流言说，“决放湖水，不利钱塘县官”。因此这些反对者说，决放湖水，则“鱼龙无所托”，又说“茭菱失其利”，甚至还危言耸听，说“放湖水即郭内六井无水”，极力阻止对西湖的治理。对此，白居易逐一作了批驳，并反问道：“鱼龙与生民之命孰急？茭菱与稻粱之利孰多？”并进一步指出：“湖堤高，井管低，湖中又有泉数十眼，湖耗则泉涌，虽尽竭湖水，而泉用有余；况前后放湖，终不至竭。而云井无水，谬矣！”
白居易在唐代修筑的这条湖堤，对西湖的发展来说是划时代的。因为，从此以后西湖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从一个天然湖泊演变成一个人工湖泊。而他在任职期间所营建的西湖胜景，也成为日后历代贤牧良守为西湖的存留奔走呼告的一个文化层面的原因。
除修筑西湖湖堤以外，白居易在杭州所进行的另一项重要的水利工作便是浚复六井。在李泌修六井以后，至此已四十多年，城内的六井由于岁久失修，常常出现缺水的现象。白居易在经过考察后发现，缺水的重要原因是“阴窦往往湮塞”，即引水管道不通，导致湖水不能顺畅地输送到井下。因此他又重新浚治了六井，疏通了送水管道，如此，“虽大旱而井水常足”，保证了城里居民的正常用水。同时通过城内的输水管，还可以将湖水引入运河，再顺势流入需要灌溉的下游农田。①
①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六八《钱塘湖石记》。
修湖竣工后，白居易还特意用浅显易懂、口语化的文句作了《钱塘湖石记》，详述湖水保护管理的重要性和实施办法，刻石于湖畔，给后任者留下了几项管理西湖的须知事项。在这篇记中，他首先写明蓄放西湖水的标准和具体的操作步骤，指出放湖水溉田要定时定量；若遇到岁旱之时，要简化手续，及时放水灌溉。同时说明加高堤坝可以增加西湖的蓄水量，可足够下游农田的灌溉；除灌田外，还可以补充城内官河的水量，以利杭州城内的水运交通。另外还指明了保护堤坝的方法。第二，驳斥了所谓放水不利的说法，指出西湖放水灌溉农田利多弊少，并不会对城内居民的生活造成影响。第三，告诫后任者要常疏通六井的引水管道，以免湮塞，保证六井用水的充足。第四，交代了为避免相关利益者偷放湖水，要经常巡检函闸的封闭筑塞，以防盗泄湖水，以得私田。最后，说明了湖水水位过高时，泄水防溃堤的具体步骤。《钱塘湖石记》可以说是历史上第一部关于西湖的管理法规。而且后人从此记中也可以看出白居易和李泌在利用西湖上的不同点，即，如果说李泌的利用西湖主要是着眼于城内百姓的饮水问题，那么白居易则更注意到农田的灌溉，从这种意义上说，他比李泌又进了一层。
在治理西湖、疏通六井之余，白居易对西湖景观的改善也做了很大的贡献。明人张岱在《西湖梦寻》卷一《西湖北路·玉莲亭》中曾记道：“白乐天守杭州，政平讼简。贫民有犯法者，于西湖种树数株。富民有赎罪者，令于西湖开葑田数亩。历任多年，湖葑尽拓，树木成荫”，“倚窗南望，沙际水明，常见浴凫数百出没波心，此景幽绝”。当时白居易在杭州做官，政务清平，打官司的人不多。凡有穷人犯法者，罚他在湖边种树；富人要求赎罪的话，令他在湖上开垦几亩葑田。如此，他在任几年后，湖边田茂林荫。如倚窗南望，沙滩外湖波粼粼，野鸭戏水，景色极为幽雅。而玉莲亭的取名，也是因为杭州居民“以其洁似莲，其白如玉，为立祠祀之”①，以旌其高风亮节。
①雍正朝《西湖志》卷一《水利一》：“甃函笕以蓄泄湖水，溉田千顷；又引入运河以利漕。”
在白居易的带动和影响下，西湖的旅游业也逐渐兴起。最初来湖边游玩的还只是本地的老百姓，随着西湖的名声渐渐外扬，遂引致外地的游人也竞相前来，西湖的美名开始日渐传诵了。
在杭州期间及其后，白居易除了《钱塘湖石记》外，还作有《冷泉亭记》，介绍了冷泉亭景色之宜人，为杭州灵隐附近景点之最。另外，还作了很多描写西湖名胜的文章，以及咏叹西湖的诗文两百多首，是历代书写西湖诗篇最多的诗人，开启了日后歌咏杭州西湖的新风气。
长庆四年(824)五月，白居易任满离杭，离开时他为杭州人民留下一湖清水，一道芳堤，六井清泉，二百多首诗。当他离开时，老百姓扶老携幼，箪食壶浆，倾城为他送行。依依惜别时，白居易回赠了一首《去杭郡诗》：“税重多贫户，农饥足旱田。惟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他的“官历二十政，宦游三十秋，江山风与月，最忆是杭州”②，和“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③等吟咏杭州的名句，千百年来早就成了脍炙人口的诗句。
白堤：
今天人们往往误认为西湖上的白堤为唐代白居易所修，其实白居易主持修筑的堤坝，当时称为“白公堤”，在钱塘门外，并非现在的白堤，其具体堤址即上述由石函桥至余杭门一线。如雍正朝《西湖志》卷七《白公堤》作：“在钱塘门北。由石函桥北至余杭门，筑以蓄上湖之水，渐次以达于下湖……谨案此堤当名白公堤，实白公所筑，与白沙堤绝不相涉。今石函桥外，堤迹犹存，而白公之名竟泯矣。特拈出之。”因此白居易所筑的白公堤和今天所谓“苏堤”、“白堤”的白堤不是同一条。对此，《湖山便览》中也有说明：“白公堤在钱塘门外，由石函桥迤北至余杭门，旧湖水东溢，与江流通。唐白居易筑此堤隔绝江水，堤以东号为下湖。蓄上湖之水，渐次达下湖，以灌民田，杭人利焉……石函桥外，堤迹尚存，今人多以白沙堤为白堤，误也。”①清乾隆时人许承祖也曾说过，白公堤“与白沙堤绝不相涉。今桥外堤迹犹存。人罕知者，徒以白沙堤误称白公。而于公所筑之堤，反莫能指说，殊失其实”。②
①夏基：《西湖览胜诗志》卷三《乐天书院》。
②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三六《寄题馀杭郡楼兼呈裴使君》。
③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三四《忆江南》。
如今白公堤遗址早已漫漶无存。今天所说的“白堤”在白居易筑堤前已存在，叫作“白沙堤”，历史上也曾被称作“捍湖堤”、“沙堤”、“孤山路”、“断桥路”、“段桥路”、“断桥堤”、“孙堤”、“十锦塘”，等等。其名称大略是，唐代称白沙堤，宋代开始称作孤山路，至明代万历中钱塘令聂心汤编县志，从俗称白公堤。此堤从断桥起，经孤山，至西泠桥止，长三里多。南宋《咸淳临安志》卷三二载：“在孤山之下，北有断桥，南有西林桥，其西为里湖。乐天诗‘谁开湖寺西南路，草绿裙腰一道斜。’自注云：孤山寺路在湖洲中，草绿时望如裙腰。”此堤将西湖一分为二，堤的南面叫外湖，北面叫北里湖，以与苏堤以西的里湖相区别。
南宋咸淳年间，当地郡守在堤上修建了三座亭子。元代由于里湖一带集中分布着众多的蒙古贵族别墅，普通百姓不许在白堤上往来。也因为如此，白堤得不到及时的整修，再加上湖水不断啮蚀，堤岸渐渐变窄，日积月累，到元末，此堤已衰败不堪了。明代正德年间，杨孟瑛治理西湖时，取疏挖出来的湖中淤泥葑草修补堤面，增阔增高，并在堤上列植万柳，白堤才稍稍恢复了旧观。至万历中，太监孙隆又捐巨资加以修筑。经过整修后的白堤，长达三里，横阔三丈，四周用石块堆砌，堤面上铺上沙子，两边又杂植四时花木，并在堤上重建了望湖亭，又新建了锦带桥和垂露亭。新修的白堤兴盛不输苏堤，四时花团锦簇，游人行走堤上，两旁的美景应接不暇，故又俗称为十锦塘。杭州人为了感谢孙隆对白堤的贡献，因此又曾称之为孙堤。明清之际，白堤和苏堤都遭受重创，两堤上的垂柳都被砍伐。此后，康熙和乾隆二帝屡次巡行江南，多次临幸西湖，苏、白二堤也逐渐被整修一新。雍正年间，清廷诏令兴西湖水利，浙江、杭州两级地方官奉旨浚湖，将湖中挖出的葑草运到白堤和苏堤等旧堤上，进行加固，将其加宽丈余，加高二尺余，堤面铺上沙石，将二堤修复完好，同时按照传统，再补种上桃柳、芙蓉等。经过这次整修后，白堤“焕若图画，烂如锦屏。行人嬉游，鱼鸟咸若，殆无日不在光风熙皞中也”。①民国11年(1922)，浙江省政府在修建环湖马路时，将堤面改建成碎石路面，17年(1928)再改为沥青路面。民国《杭州市政府十周年(1927－1937)纪念特刊》载：“苏白二堤，横亘湖中，昔仅供交通之用，兹则已于两岸建筑石墈，或钉椿编篱，将堤身加宽，铺种草砖花木，加筑水泥路与游亭等，几全部改为公园矣。”1979年，又全部更换了堤上的垂柳，补植碧桃，使白堤又焕发出新的光彩。
①翟灏、翟让辑：《湖山便览》卷四《北山路》。
②许承祖：《雪庄西湖渔唱》卷四《北山东路·白公堤》。
关于白沙堤的形成原因及形成时间，从宋代以来就有不同的说法。南宋《淳祐临安志》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旧《经》不载所从始……按吴越王钱镠作《钱湖广顺龙王庙碑》云：‘凿石为门，蒸沙起岸。’岂谓是欤？”后来就有人利用此碑中“刺史崔彦曾重修，凿石为门，蒸沙起岸”之语，认为是唐咸通二年(861)刺史崔彦曾开沙河塘时所筑。这种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崔彦曾在白居易之后，而白沙堤早在白居易之前就已存在了，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完全弄反了。估计白沙堤在唐以前应该就已存在，大概是修筑以通孤山之路的。
三、钱镠对钱塘江和西湖的治理
历史上对西湖影响最大的时期，是杭州发展史上极其显赫的吴越国和南宋时期。西湖的全面开发，正是从五代吴越国时期开始的。
吴越王钱镠(852－932)，字具美，小字婆留，杭州临安人。少年时曾为私盐贩，后投军，唐乾符年间(874－879)为石镜将领董昌的部校；唐僖宗光启三年(887)升任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任镇海军节度使，驻杭州；乾宁三年(896)为镇海、镇东两军节度使，治杭州；昭宗天复二年(902)，被封为越王。天复四年，改封吴王；天祐四年(907)朱温灭唐建后梁，始封其为吴越国王。从任杭州刺史始，至病逝，钱镠实际统治杭州长达46年，是历史上直接统治杭州时间最久、功业最著的统治者。在建立吴越国之前，他曾五次扩建杭州，并花大力气修筑海塘和疏浚西湖，使杭州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根据文献记载，隋代炀帝大业五年(609)，杭州只有一万五千三百八十户，总人口仅有七万九千五百十五人①，而到吴越盛时已达“十余万家”。
①雍正朝《西湖志》卷七《堤塘》。
自从唐代李泌开凿六井后，居民饮水得到了一定的保障，但到钱镠时，杭州人口已大大增加，六井远远不能满足全城内居民的生活用水需求。为了解决城中居民的饮水用水，钱镠乃大举开井引水，“开井九百九十眼”。②杭州的百井坊巷，传说原来就有井九十九眼，就是钱镠开的。今天杭州延安路北段现科技馆北人行道上还有钱王井的故址。
钱塘江通大海，而杭州正位于钱塘江到杭州湾的出口处，这里风大浪急，日受两潮，潮水势壮，潮汐作用强，常涌出江岸，因而使钱塘江岸受到严重的冲刷破坏，导致水患时有发生，威胁到都城的安全。潮水泛滥严重的时候，“自秦望山东南十八堡，数千万亩田地，悉成江面，民不堪命”。前人也曾筑过防海塘，如东汉时郡议曹华信就曾筑过捍海塘。但唐以前筑的都是泥土塘，采用土筑法，虽然有就地取材的便利，但土堤的迎水面经不起潮头的冲击，很快就溃坏了，“岁久辄坏”。从唐代开始，杭州人口逐渐增多，手工业和农业发展迅速；但中唐以后由于藩镇割据，干戈扰攘，致使钱塘江海塘年久失修，潮患更烈，钱塘江潮汐“每昼夜两次冲激，岸渐成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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