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威尔·杜兰特、阿里尔·杜兰特
出版社：理想国|天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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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故事5：文艺复兴试读：
致读者
本卷虽为《文明的故事》的第5卷，但其本身是完整而独立的一个单元，仍是用整合法叙述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这套书于1935年第1卷《东方的遗产》开始问世，该卷写的是埃及、近东、中东由上古至公元前323年间及印度、中国、日本由上古至1930年的历史。第2卷《希腊的生活》，1939年出版，写的是希腊早期到公元前146年被罗马征服为止的历史与文化，及近东与中东从公元前323年起至公元前146年为止的历史。第3卷《恺撒与基督》，1944年出版，继续写西方世界的文明至325年为止，以罗马兴衰为中心，述及基督教初期的数百年史。第4卷《信仰的时代》，1950年出版，继续前卷写拜占庭文明、伊斯兰、犹太及拉丁基督教国家的文明，至1300年为止。
本卷的目的，在于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一周详的描述——从彼特拉克（Petrarch）的出生到提香（Titian）之死为止。故“文艺复兴”一词在本卷中仅指意大利而言。此词并不适用于16、17世纪的法国、西班牙、英国及北欧低地国家，原因在于文艺复兴是意大利本土文化自然发展成熟的结果，而不是因着外来文化的启蒙，才生根发芽、成长壮大的；而且在意大利，对此名称甚至太过强调古典文学复兴，实则古典文学的复兴对于意大利来说，并不比经济与文化形成它们的特有风格来得重要。
为了避免与已出版的相关优秀著作有形式上的重复，比起以前各卷来，本卷处理的范围已扩大。而且当接近我们自己的时代时，我们的兴趣也更加广泛；在我们的血管中，现代欧洲初期那几个世纪的鲜血仍然在汩汩流动；尤其他们的观念、事迹与人格，更是了解我们自己心智与时代的基石。
我几乎直接参阅了所有相关的艺术作品，这在前面已有说明。不过，我缺乏专门训练，因此没有做任何批判的权利。但是，我还是将贸然地说出了个人的印象与好恶。现代艺术专心一意地反对文艺复兴，是可原谅的反动，因为现代艺术正热心发现美或有深度的新形式。我们对文艺复兴的欣赏，不是为那些单纯模仿文艺复兴作品的人们唱赞歌，而是应该鼓励那些真诚而刻苦的、试图重获文艺复兴式的创作力的人们。
假如环境允许，《文明的故事》第6卷可能名为《宗教改革》，而于三四年之后出版，这一卷将叙述意大利以外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及犹太文明的历史（从1300年到1648年）以及意大利本身从1576年到1648年为止的历史。由于资料繁多庞杂，而衰老迫近，使得本书计划于第7卷结束，该卷拟定名为《理性开始的时代》，将从19世纪初叶叙起。
我要感谢约瑟夫·奥斯兰德（Joseph Auslander）准许我们用他精译的彼特拉克十四行诗；剑桥大学出版社准许引用其出版的理查德·加奈特（Richard Garnett）所著《剑桥现代史》第1卷中的一段；内人无数的建议与对谈；爱德华·霍普金（Edward Hopkin）博士在资料分类上的协助；玛利·考夫曼（Mary Kaufman）和费罗拉·考夫曼（Flora Kaufman）两位小姐在文稿方面的一些帮助；爱迪·迪盖特（Edith Digate）女士高超的录入本领（杂乱的手稿难不倒她）及瓦雷丝·布里威（Wallace Brockway）老练的编辑与忠告。
特别要感谢我的出版人，虽然这鸣谢有些晚了。在我与他们长期的合作中，我发现了他们的理想。他们对我的提议皆予考虑，对我研究的费用愿意负担，而且从未以销路利益与得失来决定我们的关系。1926年，他们出版了我的《哲学的故事》，只希望能收回成本就好了。我们合作已有27年，对于我来说，这的确是幸运而愉快的合作。威尔·杜兰特1952年12月1日于洛杉矶—— 第一部 ——文艺复兴总述14世纪意大利最著名画家乔托的《哀悼基督》。 第一章 彼特拉克与薄伽丘时代（1304—1375）文艺复兴之父
1302年，贵族的黑党（Neri）以武力夺取了意大利中部城市佛罗伦萨的政权，随后便把但丁和其他中产阶级的白党（Bianchi）驱逐出境，同时这个胜利的寡头政治执政团还控告一位白党的律师彼特拉克伪造文书。彼特拉克指责此控告的目的在于结束其政治生涯，于是拒绝出庭受审。由于拒绝出庭，他又被加罪——处以巨额罚金或砍断右手，听其自择。在此情形下，他仍然拒绝出庭，于是被逐出佛罗伦萨，财产也被全部没收。这时，他携妻逃往意大利中部城市阿雷佐（Arezzo）。两年后，弗朗西斯科·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cco）（后来他为了声调动听而把Petracco改为Petrarca，英文为Petrarch）在此出生了。
阿雷佐这座小城，在占优势的保皇党（Ghibelline）——此党在政治上，对神圣罗马帝国（the Holy Roman Empire）诸皇帝的效忠远甚于对罗马教皇的效忠——的统治之下。14世纪，阿雷佐经历了意大利城市所遭遇到的各种灾难。教皇党（Guelfic）的佛罗伦萨——支持教皇对抗皇帝以争取在意大利的政治权威——已于1289年，在阿雷佐的坎帕尔迪诺（Campaldino）把但丁打败了；1340年，13至70岁的阿雷佐保皇党员均被逐出境；到了1384年，阿雷佐便永远在佛罗伦萨的统治之下了。古代罗马政治家和诗人米西奈斯（Maecenas）生于该城；15世纪和16世纪，使文艺复兴闻名的乔吉奥·瓦萨里（Giorgio Vasari）和使之得到恶名的彼得罗·阿雷蒂诺（Pietro Aretino）也诞生于此城。意大利的每个城市几乎都习惯于产生天才，随后又将其驱逐出境。
1312年，彼特拉克匆促北行，去迎驾神圣罗马皇帝亨利七世。
他自信自己将解救意大利，或至少能解救意大利的保皇党。其自信一如当年的但丁，于是他举家迁往意大利西北部的比萨（Pisa）城，等待佛罗伦萨的教皇党的覆灭。
比萨城在当时仍是意大利最辉煌的城市之一。1284年，其舰队败给热那亚人，导致领地减少和商业范围的缩小；而境内教皇党和保皇党之争，使该城再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摆脱佛罗伦萨帝国式的控制。但比萨城英勇的公民引以为荣的是：由大理石做成的庄严宏伟的天主教堂、高耸的钟塔、著名的圣坎普公墓（Campo Santo），或称圣场（Sacred Field），其中心的方院由来自圣地（the Holy Land，今巴勒斯坦）的泥土填成，而其墙上的壁画则在不久之后由乔托（Giotto di Bondone）的学生洛伦泽蒂（Lorenzetti）兄弟几人所绘，其雕刻成的墓碑则令死者不朽。在比萨大学建立后不久，有位聪明的法学家巴尔托鲁（Bartolus）采取罗马的律法以适应时代的需要，但他在法学上所用之措辞过于晦涩、冗赘，以致为彼特拉克和薄伽丘所诟病。
神圣的罗马皇帝亨利七世在未及决定是否做罗马皇帝之前就丧命（1313年）。意大利的教皇党员欢欣鼓舞；而彼特拉克，考虑到自己及家人的安全，偕其妻及一女两子，迁入罗讷河（the Rhone）沿岸的阿维尼翁（Avignon）。该地新建的教廷和急速增加的人口，给了他施展才能的机会。他们沿着海岸航行到热那亚，这些城镇像皇冠一般坐落于峭壁的边缘，笔直而下即蓝绿色的海面；这位青年诗人说这种景色“更像仙境而不似人间”。
他们发现阿维尼翁城被显要人物的浮华风气充斥，于是迁到其东北15英里的卡庞特拉（Carpentras），在那里，弗朗西斯科（即文艺复兴之父彼特拉克之名）度过中年无忧而快乐的岁月。当他被送往法国南部的蒙彼利埃（Montpellier）和意大利北部的博洛尼亚（Bologna）学习法律时，这种欢乐幸福的日子就结束了。
他本该喜欢博洛尼亚的，这是一座大学城，充满着学生欢聚之乐，学风很盛且追求独立的思想。14世纪，这里首先讲授人体解剖学的课程。这里的女教授，如诺维拉·安德烈亚（Novella d’Andrea），是如此的动人，以至于有一种极具幻想色彩的传统说法：她讲课时戴着面纱，避免学生因她的美色而分心。博洛尼亚是首先摆脱了神圣罗马帝国的束缚，并宣布自治的城市之一；上溯到1153年，它就已自选统治者或市长，并持续了两个世纪之久。但在1325年（彼特拉克正在此城），它却被意大利北部的摩德纳（Modena）击败，不得已只能向教廷寻求庇护，并在1327年接受一位教皇的代理主教为其统治者。
彼特拉克崇尚博洛尼亚城的精神，但不喜欢法律条文。在法学的论著里，他所关心的是那些“无数有关罗马古人的引证”，而并不志在研究法律。他阅读所能找到的一切罗马古代名人如维吉尔、西塞罗和塞涅卡等人的作品。他们为他打开了哲学和文艺的新世界。他开始模仿他们的思想，渴望像他们一样写作。当他的父母过世（1326年）时，他放弃了法律，回到阿维尼翁，沉湎于古典诗和浪漫之爱中了。
他告诉我们：在1327年的耶稣受难纪念日（Good Friday），他看见了一位妇人。她那种难以抑制的魅力激发了他的灵感。他以动人的细节来描写她，但却严格保密她的身份，以至连他的朋友都以为此妇人只是虚构的人物，而把他所有的热情当作诗人的特权。但在他所收集的维吉尔诗集——今藏于米兰（Milan）的安布罗西安（Ambrosian）图书馆中——的扉页上，仍可见到他于1348年所写的几句话：
劳拉（Laura），品德超群，因我的诗歌而闻名，第一次出现在我的眼前……在之后1327年4月6日第一次祈祷时间中，在阿维尼翁的圣克拉拉（Santa Clara）教堂里。在1348年，在同一城，同一月，同一天（第六天），同一次祈祷（第一次）的时间中，那支灯光从我们的时代里被取走了。
这个劳拉是谁？1348年4月3日，在阿维尼翁有张遗嘱被归档保存，立嘱人为劳拉·德·萨德（Laura de Sade），此人是乌格斯·德·萨德（Hugues de Sade）伯爵之妻，生了12个孩子；这位诗人的情人可能就是这位贵妇，而她的丈夫可能就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性虐待狂的远祖。在佛罗伦萨城洛伦提那（Laurentian）图书馆现藏着一幅马蒂尼（Simone Martini）所画的小画像，相传是彼特拉克所钟爱的劳拉。画像上的人物有着纤细优美的脸庞、精致的嘴唇、挺直的鼻梁、阴郁的眼睛，暗示出忧郁而娇羞。
我们不知道，当彼特拉克首次见到劳拉时，她是否已婚，或早已是一位年轻的母亲。然而，她宁静地接受他的爱慕，而与他保持一段距离，对他的热情给予克制性的鼓舞。日后他对耽于肉欲生活的自责及对于单恋的纯洁情感的怀念，暗示了他曾对她一往情深。
在此期间，他住在法国东南部的普罗旺斯（Provence）——吟游抒情诗人之乡。彼特拉克像一个世纪前年轻的但丁一样，不知不觉间，也成为一名吟游抒情诗人，并将其热情灌注于上千的诗篇章节中。写诗是当时很流行的消遣。在书信中，彼特拉克抱怨道，不但律师、神学家，甚至他的男仆也写诗；他怕不久“连牛也会像吟诗般地鸣叫了”。从自己的国家，他承袭了十四行诗（Sonnet）的形式，并将之凝结成繁复的押韵诗体，而该诗体数世纪以来使意大利诗定了型，且妨碍其发展。在此后的21年中，他写了207首十四行诗和各种各样其他的诗，都是以这位活泼的、有教养的劳拉为题材。这些手稿被收集成诗歌集，引起了意大利的青年、壮年和僧侣们的注意。
诗人意识到，除了在教会求上进外，别无他途，于是接受了圣职和次级神品（minor orders），并谋求教俸——没有一个人对这些事实会感到惊讶。当劳拉得知她的头发、眉毛、眼睛、鼻子、嘴唇等部位在意大利东部的亚得里亚海至罗讷河之间广被传颂时，她也许会因害羞而脸红，甚至会因兴奋而感动。在从灾难中获救的世界文学里，以前从来没有人用这样多变化而丰富的内容，或用如此苦心的技巧，来详细说明爱的情绪。在彼特拉克的诗里，奇思妙想伴随着一阵阵的爱情火焰，神奇般地被整合成为有韵律、有生气的诗章：
而后
纵使铁石心肠者
见吾诗后
任其冷酷无情
心也在叹息中燃烧
化为灰烬！
意大利人以所曾听到过最为优美的音调为其谱曲——精微、优美、和谐，闪烁着生动的意象，有时甚至使得但丁的作品都显得粗率而不悦耳。的确，这种爽快悦耳的语言——母音胜过子音——已达到完美的高峰，甚至时至今日，仍无人可以超越。外国人可以翻译其思想，但谁能翻译其音韵？——
在光辉的国土，灿烂的思想之境域中，
是否自然已发现了模特儿的模样，
以之为典型，画出优美迷人的偶像，
在凡间可凭此见到天堂塑造之容颜？
常到山泉的森林女神追寻于小丛林，
她那金黄色的鬈发随着阵阵风儿飘扬，
追寻什么？哪颗心知道如此完善的形象？
虽然她主要的完善之处充满我的死亡。
从未凝视她那完美眼睛的人，
见不到那生动的蓝眼珠发光闪闪，
不知道会屈服和拒绝的是爱神，
他要寻找天堂的完美，也就枉然；
知道她的说笑甜美的人，
就会知道她的叹息多么甘甜。
彼特拉克的诗，他悦人的才智和他对妇女、自然界、行为、文学、艺术之美的感受力，使他在文化界里占有一席之地；而他对阿维尼翁教会道德的谴责，并没有阻止伟大的圣职者——像贾科莫·科隆纳主教（Bishop Giacomo Colonna）和其兄弟乔万尼·科隆纳红衣主教（Cardinal Giovanni Colonna）——给予招待和赞助。像我们大部分人一样，在他厌倦和被遣之前，他享乐且原谅自己；在他写十四行诗给劳拉期间，他和一个情妇调情，并生有两个私生子。他有闲暇旅游，而且显然地，也有很丰裕的财源；我们发现他于1331年在巴黎，然后在佛兰德斯和日耳曼，并于1336年在罗马成为科隆纳家族（the Colonnas）的座上客。古罗马公所（the Forum）之毁使他感慨万千。他曾先后请求五位教皇离开阿维尼翁，回到罗马来。然而，最终他自己离开罗马，回到阿维尼翁。
在旅行期间，有7年之久他住在科隆纳红衣主教的宫殿里，在那儿他接触到意大利、法国和英国最好的学者、教士、律师和政治家，并向他们传达了他对古典文学的热情。但他愤恨阿维尼翁城圣职买卖的腐化、教会诉讼的耗时、红衣主教和高等娼妓间无耻的勾当及基督教对世界信仰的改变。1337年，他在沃克吕兹（Vaucluse）——闭谷（Closed Valley）——买了一栋小房子，位于阿维尼翁东面15英里处。人们惊奇地发现那个小茅屋傍崖而建，该崖则为大块的峭壁所压，索加河（the Sorgue）平静的流水抚吻其间。彼特拉克向卢梭（Jean-Jaques Rousseau）预示的，不仅是他在爱情上错综复杂的情绪，而且也从自然界的景色中获得了乐趣。
他写信给他的朋友说：“我多么希望你能体会我从独自漫游于山中、林间、溪畔所得到的无比快乐！”1336年，他仅仅为了运动、欣赏风景和满足胜利的虚荣心，而养成爬山的习惯。现在他隐居服格罗斯，穿得像个农夫，垂钓溪畔，懒洋洋地在两个花园中工作，以“一狗两仆相伴而自足”。他唯一的遗憾（因为他对劳拉的热情已经尽耗于诗作的追求上）是离意大利太远、离阿维尼翁城太近。
站在那里，他摇撼了半个文学界。他爱写长信给他的朋友、教皇和国王、已死的作家和未出生的后代。他把信件的原稿保存下来，在风烛残年时，他以修改这些信件以求死后有出版的光荣来自娱。这些书信，活泼有力，但几乎不再是西塞罗风格的拉丁文，而是他写下的最有活力的遗作。其中有些对教会的批评过于苛刻，彼特拉克将之秘密地保存起来，直到去世。以表面的诚意，他接受了天主教的完整教义，但在心灵上他却与古人生活在一起；他写信给荷马、西塞罗、李维（Livy），好像他们是尚健在的朋友，他也抱怨自己未能生在罗马共和时期的英雄时代里。习惯上，他把他的一位笔友称为列尔留斯（Laelius），而称另一位为苏格拉底。他鼓励其友去寻找拉丁、希腊文学的遗失手稿，去抄写古代的铭文，去收集古代的钱币，当作珍贵的历史文献。他促成公共图书馆的建立。他实践了他所倡导的事业：在旅游中，他寻找并购买了古典版本，视之为“比阿拉伯人或中国人所给的商品更有价值”；他亲手抄录了买不到的手稿；在家里，他雇了抄写者。他以从希腊带回来的荷马作品自豪，并乞求赠送者致送一本欧里庇得斯的作品，而且将一本维吉尔的抄本视为随身携带的手册，并在扉页上记下他这位好朋友事业上的成就。中世纪保存了许多异教的古典文学，而其中一些被中世纪的学者所喜爱。但彼特拉克从这些作品的参考书目中知道无数名著已被遗忘或误置了，寻回（或恢复）这些名著成为他的工作动力。
勒南（Renan）称他为“第一位现代人”，因为他“启发了浸淫在拉丁文化中的西方人，让他们对古代文化产生亲切的感情”。这并不适合当作“现代”一词的定义，它并非仅仅是古典世界的再现，而是以自然取代超自然，来作为人类关心的焦点。就此意义而言，彼特拉克也配得上这个附在其名字之后的形容词“现代”；因为他虽然很虔诚，有时会为来世而忧虑，但他对恢复古物的兴趣则培养了文艺复兴时代重视人和现世、重视合理的享乐及以人类全体的光荣取代个人之不朽的观念，并改变了他自己对于中世纪的观点。在他的对话录《沉思录》（De Contemptu Mundi）里，他让圣奥古斯丁对此详加说明；但在这些想象的对话中，他使自己成为世俗文化和尘世声名的维护者。虽然但丁死时，彼特拉克已17岁，但一道深渊却划分了他们的思想方式。一般人都同意他是第一个人文主义者，第一个以简洁有力的文辞来表示人类有权去关心他自己的生活、去享受和赞美生活的完美，去劳动以便有功于后代子孙的思想者。他是文艺复兴之父。那不勒斯和薄伽丘
在沃克吕兹隐居时，彼特拉克为了和维吉尔一争高下，立志写诗——以论西庇阿（Scipio Africanus）打败汉尼拔（Hannibal）而解救意大利为题材，写了史诗《亚非利加》（Africa）。他同后一个世纪的人文主义者一样，选拉丁文作为传达的媒介，而不像但丁那样用意大利文。他希望得到整个西方文学界的认可。在写诗的过程中，他越来越怀疑其价值。当他正专心于拉丁文六音步诗的写作时，他的意大利文《诗歌集》（Canzoniere）使他声贯意大利，而一本译本也把他的大名带到整个法国去。在1340年从罗马元老院和巴黎大学同时来了请帖，邀请他去接受诗人的桂冠。他接受了元老院的颁赐，并接受了那不勒斯王“智者”罗伯特（Robert the Wise）的邀请，在途中赴那不勒斯小作停留。
在腓特烈二世（FrederickⅡ）和日耳曼的霍恩施陶芬（Hohenstaufen）王朝被教皇的武力和外交推翻之后，教皇国（Papal States）南部的意大利（包括那不勒斯和西西里）被让给了查理的安茹王朝。查理以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王统治两地；其子查理二世将西西里割给阿拉贡（Aragon）王室；其孙罗伯特，虽然想重新夺回西西里，最终却失败了，不过由于他有能干的政府、明智的外交及对文学和艺术特别的赞助，因此赢得了“智者”的绰号。那不勒斯王国工业不发达，农业又受到短视的地主的支配，他们把农民剥削到革命的边缘。不过，那不勒斯的商业给予朝廷一些收入，该收入使得新皇堡（Royal Castel Nuovo）常常充满宴乐之声；豪富之家群起效尤；婚姻成为盛大的庆典；定期游艇赛会使得海湾充满生气；当戴花冠的贵妇从雕有纹章的舰尾望台抬头向年轻的花花公子微笑时，他们正在市区内方形广场上进行危险的比赛。在那不勒斯，生活愉快，道德极为松弛，妇女美艳而容易亲近。在这种多情、调笑的气氛中，诗人找到许多诗歌创作的主题和灵感。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就这样在那不勒斯被塑铸出来了。
薄伽丘的父亲是一位佛罗伦萨的商人，其母是一位姓名和德行均不详的法国少女。也许其私生子的身份和一半的法国血统，塑造了其性格。还是婴儿时，他被带到靠近佛罗伦萨城的切塔尔多（Certaldo），在继母的管教之下，度过极不快乐的童年。10岁（1323年）时，他被送到那不勒斯去当学徒，学习理财和经商。他恨商业，就像彼特拉克恨法律一般。他宣称自己偏爱贫穷和诗歌，倾心于奥维德，以他的作品《变形记》和《女杰书简》自娱，而且还背诵了大部分的《爱情的艺术》，为此他曾写道：“这位最伟大的诗人指出：维纳斯的圣火可能使最冷酷的胸膛燃烧。”他的父亲发现不能使他爱钱甚于爱美，于是准许他放弃从商，但条件是要学习教会法。薄伽丘同意了，但他对浪漫生活已做好了准备。
那不勒斯城里最放荡的女人是玛丽亚·阿奎诺（Maria d’Aquino），她是“智者”罗伯特国王的私生女，但她名义上的父亲视之如同己出。她在一所女修道院受教育，15岁嫁给阿奎诺伯爵（Count of Aquino），但发现其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于是她交往一连串的爱人来补足丈夫的缺陷，并鼓励他们把财产花费在自己的服饰上。薄伽丘第一次见到她是在1331年复活节前一周的星期六（Holy Saturday）弥撒上，刚好是在彼特拉克发现劳拉的四个复活节之后。对于薄伽丘而言，她似乎比希腊的女神阿佛洛狄忒更为美艳；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她的金黄色秀发更为可爱，也没有一件东西比她那淘气的眼睛更令人迷醉。他称她为“小火焰”（Little Flame），渴望将自己沐于她的情火中。他将教会法抛诸脑后，数月以来，他所想的只有如何去亲近她。他单独到教堂去做礼拜，只是希望她能在场。他徘徊于她的窗前，听说她在拜尔耶（Baiae），他就立即赶往那里。他追求她达5年之久，她一直让他等，一直等到其他爱人的钱袋空空如也为止，然后她允许他接近自己。一年耗费昂贵的幽会使得通奸的刀口都变钝了，她抱怨他看别的女人。此外，他的钱也花光了。于是这个“小火焰”转而寻找其他的猎物，而薄伽丘则隐退写诗去了。
很可能他已读过彼特拉克的《诗歌集》和但丁的《新生》（Vita Nuova），他最初的诗与它们很像，是一些有关思慕、燃烧、激烈的爱情十四行诗，其中大部分是写给他的爱人“小火焰”的，有些则赞美“较小的火焰”（其他的爱人）。为了她，他写了一首长而沉闷的散文诗《费罗库坡》（Filocopo）。较佳的是他的《费罗斯特多》（Filostrato），在此他以热情的诗句说出西里斯塔（Criseida）如何发誓永远忠贞于特洛努斯（Troilus），又如何被希腊人捉去，如何在不久之后，以第奥米德（Diomed）之如此“高、壮、美”而且就在身边为借口而屈服于他。他以八行诗节（ottava rima）为表达形式，而此诗体为浦尔契（Pulci Luigi）、博亚尔多（Matteo Maria Boiardo）、阿廖斯托（Ariosto）诸人树立了典型。此诗为坦率的淫荡故事，有5400行，当诗中女主角西里斯塔“抛掉她的内衣，赤身裸体地投入她的情人之怀中”时，达到最高潮。但它也是某一类女人——轻浮而不贞，淫荡而爱虚荣——的值得注意的心理研究；它以现在常可在歌剧里听到的语词结束：
一个年轻的女人很轻浮，渴求着许多爱人；她自认美丽胜过镜中所映出的影像；很傲……她既不知道美德为何物，也不知道才智是什么，始终像风中叶子般漂浮不定。
之后不久，好像要以全力来打破抗拒力，薄伽丘写了一首史诗《提斯第》（Teseide）献给他的“小火焰”，该诗恰恰跟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Aeneid）一样长。此史诗说出两兄弟——派拉蒙（Palemon）和阿赛特（Arcite）——为了一个女人艾米莉娅（Emilia）所引起的流血之争，胜者死在她的怀中。在相当长的迟疑之后，艾米莉娅接受了败者之爱。但即使是英雄式的爱情故事，在9896行中读到一半已足令人生厌了；而英国的读者，在《骑士故事》（The Knight’s Tale）里读到被乔叟（Geoffrey Chaucer）适当简化过的故事，便感到满足了。
1341年初，薄伽丘离开那不勒斯，到佛罗伦萨去。两个月后，彼特拉克来到了罗伯特王的宫廷。在皇室的庇荫之下，有一段时间他极受宠幸，然后继续起程去罗马找他的桂冠。诗人的桂冠
罗马是个可怜的世界首都。教廷已于1309年迁往阿维尼翁，因此再也没有经济基础来支持这个在13世纪时一度繁荣的都市：从12个城邦成千主教区涓滴汇流而成的财富之河，不再流入罗马；再也没有外国使节的公馆设于此；而在帝国和教会的斗争中，露脸的红衣主教也很少；在破败方面，基督教的神龛和古典的柱廊相互辉映；在罗马市郊七山之斜坡上，牧羊人驱赶着他们的羊群；乞丐流浪于街道上，而抢劫的强盗则潜伏于公路旁；太太们被诱拐，尼姑被强奸，朝圣者被抢劫；每人都携带武器；昔日的名门望族——科隆纳、奥西尼（Orsini）、萨维里（Savelli）、阿尼巴尔第（Annibaldi）、加埃塔尼（Gaetani）、弗兰吉帕尼（Frangipani）——以暴力互争，且密谋在政治上控制统治罗马的寡头元老院；中产阶级人数少而力量薄弱；由20个民族混合而成的群众，生活在极贫穷的状态中，以致麻木得组织不起自主的政府；流亡于阿维尼翁的教廷对此城的统治的权力，被减低至仅具有罗马教皇使节（总督）理论上的权威，而人们对此完全不理睬。
在这样的混乱和贫穷中，被人们引以为豪的残缺不全的古物遗迹，激起了学者的幻想和爱国者的梦想。罗马人相信，终有一天罗马会再度成为精神上和政治上的世界首都，而远在阿尔卑斯山外的野蛮人也将送来帝国的贡物和罗马教皇的税金。不过，人们仍到处为艺术而花费：彼得罗·加瓦尼尼（Pietro Cavallini）以极有名的镶嵌细工装饰特拉斯特维尔（Trastevere）地区的圣玛利亚（Santa Maria）教堂，而在圣西西里娅（Santa Cecilia）教堂他开创了罗马派的壁画，其重要性几乎等同于乔托（Duccio）在锡耶纳（Siena）的壁画和乔托在佛罗伦萨城的壁画。即使在罗马的贫困中，诗人也会忘记当下，为未来歌颂。图密善（Domitian）所创的加桂冠于所宠幸的吟游诗人之额的典礼为意大利东北的帕多瓦（Padua）城和普拉托（Prato）城所恢复之后，元老院认为加桂冠给举世公认的该国诗人，是罗马在传统上的最高权力。
因此，1341年4月8日，由青年和元老所组成的彩色缤纷的队伍，护送着彼特拉克——穿着罗伯特王所赐的紫袍——一直走到朱庇特神殿。在那儿一顶桂冠戴在了他的头上，那位高龄的元老斯蒂法诺·科隆纳向他致颂辞。从那天起，彼特拉克有了新名声和新敌人。竞争者试图以口诛笔伐来摘下他的桂冠，但国王和教皇则很乐于接他到宫廷里来。不久，薄伽丘将他归入“古代名人”之列。意大利以其名望自豪，宣称他为维吉尔再世。
在他到达生命曲线的顶点之际，他究竟是何种人物？在青年时代，他很英俊，并以外表和衣饰自负；在以后的岁月中，他嘲笑自己以前装束的琐细款式过于拘泥，嘲笑自己那蜷曲的头发，嘲笑自己为了精制的鞋子而把脚压得紧紧的；在中年时代，他有点儿发胖，下巴也加倍肥大，但他的面庞仍具有优雅和生动的风韵；到最后，他仍保持自负的态度，但他所自夸的不是外表，而是其成就，不过这只是圣徒才能避免的过失。他的信件，如此地吸引人和华丽，若不是因为有假装谦虚和过度傲慢之嫌，则必更为吸引人和更华丽。像我们所有的人一样，他享受赞扬和喝彩，渴求声名和文学上的不朽。因此在文艺复兴到来之前，他就敲击了被持续得最久的音符中的一个音符——对光荣的渴求。他有点妒忌他的对手，并对他们的中伤加以反击。对于但丁的人气，他感到不安（虽然他加以否认）。正如伊拉斯谟（Erasmus）对于路德（Martin Luther）的粗野会战栗一般，他对但丁的残暴也会震颤，但他猜想在这位佛罗伦萨人的性格中，倔强的脾性一定无法用言语形容。他自己现在精神上是半个法国人，因此他太过于温文有礼，以致不敢诅咒这半个世界；他缺乏使意大利奋起或毁灭的热情。
接受了好几个教会的教俸，他富裕得足以轻视财富，而且因胆小只喜欢过文人的生活：
再也没有比笔更为宜人、更轻的负担了；其他的乐趣，当它们迷人时，使我们失败，使我们受伤，但我们提笔则高兴，搁笔则满足；因为它有力量帮助其领主、主人和许多其他的人，甚至帮助那些几千年后尚未出世的人们……正如尘世的乐趣没有一样比文学更为崇高，也没有一样比文学更有持久性，更为温柔，更为忠贞；没有一样东西能以如此小的努力或忧虑作为代价，而能在生命的变迁中，从头到尾地陪伴着其主人。
但他说到他的“不同的心境，绝少快乐，经常消沉”。要做一个大作家，他必须对形、声、自然界、男女之美有感受力；也就是说，他必须比我们大多数人更能忍受世界的噪音和丑陋。他热爱音乐，弹得一手好维忽拉。他赞赏优美的绘画，把马蒂尼归在朋友之列。女人一定曾吸引过他，因为他有时带着几乎是隐遁者的恐惧感提及女人。他使我们相信，在40岁以后，他从未与女人发生肉体上的关系。他曾经写道：“肉体和心智的能力必须大到足以满足文学活动和妻子两方面的需要。”
他并没有提出新奇的哲学。他不接受经院哲学，认为它是一种远离生活的虚矫诡辩。他向亚里士多德的绝对可靠性挑战，而偏爱柏拉图。他从阿奎那（Thomas Aquina）和邓斯·司各特（Duns Scotus）的作品回到《圣经》和基督教最初6世纪主要作家的作品，他喜爱圣奥古斯丁谐和的虔诚和圣安布罗斯（St.Ambrose）制欲派的基督教思想。然而，他引用西塞罗和塞涅卡的文句，其虔敬的程度就像引证圣徒之言，而且常引异教经文来为基督教争辩。他嘲笑哲学家的争论，发现他们比各式各样的钟声更不和谐。他抱怨“哲学的目的只求措辞过细的析理、细微的辨别和说些模棱两可的话”。这样的训练可以制造机敏的辩论者，却几乎造就不出有智慧的人。他嘲笑由这样的哲学研究所加冕的硕士和博士高位，而且奇怪一个愚人竟在加冕典礼中变成了博学的人。以现代的措辞而言，他几乎不接受占星学、炼金术、鬼魅、怪物、占卜、梦兆及当代奇迹等说法。在一个将伊壁鸠鲁视为无神论者的时代，他有勇气对其加以赞扬。有时他说话就像一个怀疑论者，并先于笛卡儿提出了这样的怀疑：“我自己天赋能力的不可信……我像信奉真理般的信奉怀疑……不肯定任何事情，怀疑所有的事情，除非该事情因怀疑存在而成为渎圣之物。”
显然，他把真诚列入例外。他对教会的教条不表怀疑。他过于温和、安适，而没有成为一个异教徒。他写了几本祈祷书，像他的兄弟，借着僧侣式的和平，使通往天堂之路安适一些——他认为这对他更好。他讨厌在博洛尼亚和帕多瓦两城近乎无神论的阿威罗伊（Averroes）思潮。基督教对他而言，在道德上是无可争论的，而且凌驾于异教之上，他发现人们可以继续做基督徒而受教育。
新教皇克莱门特六世（ClementⅥ）的选举（1342年），使彼特拉克能够很合时宜地回到阿维尼翁，而且向教皇致颂辞并求恩赐。依照颁赐教俸——来自教会财产的收入——以资助作家和艺术家的先例，克莱门特六世赐给彼特拉克一个副修道院长的职位，而在1346年又任命他为帕尔马（Parma）修道院的教士。1343年他衔命赴那不勒斯，在那儿他遇见了当时最不守法的统治者之一。“智者”罗伯特刚刚逝世，他的孙女乔安娜一世（JoannaⅠ）继承他的王位和领地，包括普罗旺斯和阿维尼翁。为了取悦其父亲，她跟匈牙利王之子、她的表兄安德鲁结婚。安德鲁认为他应同时为国王和女王之夫；而乔安娜的情夫路易把他杀掉（1345年）并跟女王结婚。安德鲁的哥哥路易斯继承匈牙利王位，进兵意大利，占领那不勒斯（1348年）。乔安娜逃到阿维尼翁去，而将那不勒斯城以8万弗罗林的代价卖给教廷；克莱门特教皇于是宣判她无辜，批准其婚姻，并命侵略者返回匈牙利。路易斯王不理此命令，但黑死病（1348年）使其军队凋残殆尽，他被迫撤回匈牙利。乔安娜复位（1352年），在繁荣与罪恶中她延续统治直到被教皇乌尔班六世（UrbanⅥ）废除（1380年）为止，一年后她被都拉索（Durazzo）的公爵查尔斯俘虏，1382年被处死。
彼特拉克接触这段流血的罗曼史，仅在其最初的时期，即乔安娜统治的第一年。他很快就恢复漫游的生涯，在帕尔马停留后没多久，然后去博洛尼亚，后来又到了维罗纳（Verona）。在维罗纳的教会图书馆中，他发现了西塞罗给阿第库斯（Atticus）、布鲁特斯、昆图斯（Quintus）诸人遗失信件的稿本。在利耶（Liége），他早于1333年已从墓中挖出西塞罗的演讲词《对诗的赞美歌》（Pro Archia）。这些是文艺复兴古物的发现中最有成果的探索。
彼特拉克时代的维罗纳可列入意大利最有势力的城邦之一。它以其古物和罗马式的戏院（人们仍可在星光闪烁的夏夜在此听歌剧）自豪，因有远越阿尔卑斯山而直下阿第吉河（the Adige）的贸易而富裕，在斯卡拉（Scala）王朝的统治下达到极盛，以致威胁到威尼斯在商业上一家独大的地位。在可怕的爱兹里诺（Ezzelino）王死后（1260年），该自治区选马斯蒂诺·德拉斯卡拉（Mastino della Scala）为其统治者。马斯蒂诺于1277年被人暗杀，但其弟、继任者阿尔伯特（Alberto）强势地建立了斯卡里杰利族（Scaligeri，“攀梯者”，发迹中王族的象征）的统治，而开创了维罗纳历史上的盛世。在他统治期间，多米尼克派僧侣开始建立可爱的圣亚他那修（Sant Anastasia）教堂。一个无名的抄写家把维罗纳最有名的子弟卡图努斯（Catullus）遗失的诗挖掘出土。而卡皮里提（Capelletti）的教皇党族和蒙提奇（Montechi）的保皇党族相斗争，做梦也没想到他们会成为莎士比亚（Shakespeare）笔下的卡皮里斯（Capulets）和蒙特塔奇（Montagues），即《罗密欧与朱丽叶》一剧中两位结成世仇的家长。最坚强而且也最高贵的“暴君”是坎·格兰德·德拉斯卡拉（Can Grande della Scala），他使其朝廷成为被放逐的保皇党员的庇护所和诗人、学者的避难处。在那里有好几年但丁曾愤慨地爬上赞助者不稳的阶梯。坎·格兰德把维琴察（Vicenza）、帕多瓦、特雷维索、贝鲁诺（Belluno）、费尔特（Feltre）和西维德尔（Cividale）等城置于其权力之下。威尼斯备感威胁，当坎·格兰德由一位较不热心的马斯蒂诺二世（Mastino II）继承时，威尼斯发动战争，联合佛罗伦萨和米兰，强迫维罗纳放弃所有被它征服的城市，只保留其中之一。坎·格兰德二世建了一座横跨阿第吉河的庄严宏伟的斯卡里杰利（Scaligero）桥，有内宽160英尺的拱门，这在当时是最大的。他被其弟康西奇诺里（Consignorio）暗杀。杀害其兄弟的康西奇诺里却成为一位明智而仁慈的统治者，而且为斯卡里杰利（Scaligers）家族建了装饰最华丽的坟墓。他的儿子为分王位，争执至死。1387年，维罗纳和维琴察被米兰公国吞并。里恩佐的革命
彼特拉克回到阿维尼翁和沃克吕兹（1345—1347年）后，仍享有科隆纳家族的友情款待，却听到革命突然在罗马爆发，一个旅社老板和洗衣妇的儿子已把科隆纳家族和其他贵族的权力废除，并恢复了西庇阿父子、格拉基（Gracchi）兄弟和布雷西亚的阿诺德（Arnold of Brescia）所建立的共和体制。
里恩佐（Niccola di Rienzo Gabrini）曾在1343年遇见过彼特拉克，那是30岁的他以年轻的法律公证人身份到阿维尼翁时。当时他把罗马的可怕情况告知克莱门特六世，并为罗马人民恳求教廷支持，以抗拒统治首都的那些为世仇而斗争、抢劫的贵族。克莱门特虽表示怀疑，却加以鼓励，给予金币，并送他回去，希望在教皇和贵族的持续冲突中利用这位热情的律师。
像彼特拉克由于罗马的毁灭和古典精神而激起想象力一样，穿着古代元老的白色宽外袍、说话具有格拉基兄弟的热情和西塞罗的辩才的里恩佐，指着庄严宏伟的罗马公会所和巨大的浴场的遗迹提醒罗马人：古代罗马的执政官或帝王，曾从这些小山丘上，向罗马和全世界发布法律和命令；他煽动人们去夺取政府，恢复公共集会，选一位有足够力量保护他们并对抗腐化的贵族的保民官。穷人们以敬畏的态度聆听他的演讲；商人怀疑这位有能力的保民官是否可使罗马安全地发展工业和贸易；而贵族则嗤笑他，把里恩佐当作宴会中谈笑的话柄。他承诺当革命来临时，选一个贵族上绞刑架。
令贵族们感到惊恐的是，革命竟然真的到来了。1347年5月20日，罗马人在朱庇特神殿会集。奥维托（Orvieto）主教代表教皇护送里恩佐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他宣布恢复共和，并分配赈济物。他们选他为独裁者，而在稍后的集会里允许他袭用曾流行一时的保民官的头衔。那位高龄的斯蒂法诺·科隆纳元老抗议，里恩佐命令他和其他的贵族离开罗马城。他们愤怒了，但出于对这些武装革命分子的尊重，只好退居到乡下的田庄。因成功而狂喜，里恩佐像被圣灵所感似的开始说道：“我乃是奉耶稣的权威，而成为神圣罗马共和国的闻名救主。”
他的政绩极佳：物价被加以管制以抑制奸商；过剩的玉米存放在谷仓里；疟疾流行的沼地渐被吸干，罗马四周的平原得到开垦；新法庭以公正而严厉的态度处理审判事件；一僧一侣一男爵因为相等的重罪而被杀头；一位前任元老因盗一艘商船而被吊死，受雇于贵族派系的刺客被逮捕；和解法庭在几个月内调解了1800件民事纠纷；一向习惯于在自己的法律下生活的贵族，对在自己田庄犯罪要负刑责感到很震惊；尊贵的彼得罗·科隆纳也被徒步带往监牢去；犯有渎职罪的法官被套上枷锁而受众人耻笑；农人在少有的安全与和平的状态下，耕种自己的田地；商人和赴罗马途中的朝圣者吻着已恢复的共和国之标，被土匪横行达半世纪之久的公路恢复了安全。整个意大利对这种大无畏的改变感到惊讶。于是彼特拉克写了感谢和赞美的颂歌献给里恩佐。
以勇敢的政治家的风度把握机会，这位保民官派遣特使到整个意大利半岛，邀请各城邦派代表来组成一个议会，以便在自治区的联邦方式之下来统一并统治“整个神圣的意大利”，使罗马再度成为世界首都。在由来自全意大利的法官所组成的初步会议上，他提出一个问题：现已重建的罗马共和国，是否可以重新要求在其衰微时所曾授给其他机构的特权和权力？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里恩佐促使公共会议通过一项法律，即把这些授予的权力恢复给共和国。这项崇高的宣言，废除了1000年来捐赠、让位、加冕的权力，同时废除了也威胁着神圣罗马帝国、许多自治的城邦以及教会（指教廷而言）的世俗权力。25个自治区派代表来参加里恩佐的议会，但主要的城邦——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对是否屈服于联邦一事犹疑不决。克莱门特六世对这位保民官的虔诚——他与奥维托主教在形式上分享权威，他对于朝圣者的保护，他给予在1350年举行的可获利的嘉年会之展望，等等，都感到很满意。但克莱门特六世开始怀疑，这位自信的共和主义者，会不会因好高骛远做自己做不到的事而成为一个不切实际的理想家？
崇高理想的破灭是令人惊奇和惋惜的。权力就像自由，只有审慎的智慧才能应付其考验。里恩佐是一位过于伟大的演讲家，以致不能成为现实的政治家。他相信他自己庄严的措辞、承诺和主张，却被自己的时代毒害。当联邦会议召开（1347年8月）时，他已为接受爵位作好了准备。那天黄昏，他由人护送前进到圣约翰浸礼所（St.John Lateran），把全身投入浴池里（依照传说，君士坦丁就是这样洗掉他的异教思想和罪行的），然后，他穿着白衣，整夜睡在教堂廊柱间的公共睡榻上。第二天早上，他对该会议及全世界发出一个布告，宣布意大利所有的城市都获得自由，并赋予他们罗马公民权，而把选皇帝的特权保留给罗马和意大利的人民。抽出剑，他挥舞于三个方向，然后以罗马代表的身份说：“那属于我，那属于我，那也属于我。”他开始沉溺于浮华的奢侈中，有100个武装人员做前导，他穿着镶有金边的白丝袍，在皇家旗队护随之下，骑着白马到处跑。当斯蒂法诺·科隆纳元老谴责他的金镶边时，他宣布有贵族阴谋反抗他（这很有可能），命令抓几个来，给他们加上脚镣手铐，带到朱庇特神殿去，对着公共集会的群众建议把这些人处死。但他又发了慈悲，原谅他们，并任命他们当罗马四周平原的官。这些贵族则以组成一支雇佣军来对抗共和国作为报答。罗马的人民自卫队出去与之交战，把他们打败了。斯蒂法诺·科隆纳及其子则死于此役中（1347年1月20日）。
里恩佐因胜利而得意忘形，越来越忽略一向在公务和权威方面与他相关的教皇代表。来自意大利和法国的红衣主教警告克莱门特说统一的意大利——毋宁说罗马所统治的帝国——将使意大利教会（教廷）成为该城邦的囚犯。10月7日，克莱门特派遣他的特使伯特兰德·图斯（Bertrand de Deux）去见里恩佐，要他在被废黜和限制其权力之间作个选择。虽有抗议，他还是屈服了。他答应服从教皇，并宣布取消使帝国和教皇特权作废的布告。克莱门特还不满足，他决心迫使这个靠不住的保民官退位。12月3日，他发布训谕，诬蔑里恩佐为罪犯和异教徒，并要求罗马人民驱逐他。教皇的特使暗示说如果不如此做的话，则不宣布嘉年会的举行。与此同时，贵族已另募一支军队，现正进军罗马。里恩佐发警报召集人民组成军队。只有少数人到来，许多人已因他提高税额而怀恨在心。当贵族的军队接近朱庇特神殿时，里恩佐的勇气消失了，他把象征其职务的标志抛掉，向朋友告别，流着泪把自己关在圣安杰洛城堡（Castello Sant Angelo，1347年12月15日）。获胜的贵族重入他们在城内的宫殿，而教皇的特使任命其中的两位为元老以统治罗马。
里恩佐没有受到贵族恶意的攻击，但被逐出教门，于是逃到那不勒斯去，然后到舒尔斯纳（Sulmona）、阿布鲁奇（Abruzzi）家族所属的山林地区。在那里他穿着悔罪者的服装，过了两年隐遁者的生活。后来，历尽千辛万苦而仍得以存活，便秘密地化装经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和奥地利到布拉格见神圣罗马皇帝查理四世。在其面前，他愤怒地控告教皇。他把罗马城的无政府和贫穷归因于教皇不在该城，而把意大利的长期分裂归因于他们世俗的权力和政策。查理责备他，并为教皇辩护。但当克莱门特要求把里恩佐以教皇的囚犯身份送到阿维尼翁时，查理却保护他，把他监禁在易北河畔的一个城堡中。在经过一年难以忍受的监禁和独居生活之后，里恩佐要求被送到教廷。在他到阿维尼翁的途中，群众蜂拥围观，而英勇的武士则以剑来护卫他。1352年8月10日，他到达阿维尼翁时衣衫褴褛，以致所有人都同情他。他请求在沃克吕兹的彼特拉克，这位诗人答应对罗马人民发出清晰响亮的呼吁来保护这个曾经给他们自由的人：
给罗马的人民……击败列国无敌的征服者！……你们的前任保民官现在在异乡人的权力下做了阶下囚，而且——的确是可悲的情景！——像一个夜盗或他的国家的叛徒一样，他戴着脚镣手铐为自己辩护。世上最高的法庭拒绝给他合理的辩护的机会……罗马实在不应得到如此的待遇。它的市民，一度曾不为外国法律所侵犯……现在却受到不分青红皂白的虐待。此虐待不但施之于与犯罪不相关的无辜者，而且加之于在德行上受到极高赞赏的人……他的被控，并非由于背叛自由，而是维护自由；他的有罪，并非因为放弃朱庇特神殿，而是保护朱庇特神殿。他所被控而且应以死刑来赎偿的最主要罪名，是他胆敢声明罗马帝国仍在罗马，而且属于罗马人民。啊！多么邪恶不虔敬的时代呀！啊，多么反常的妒忌和空前的恶毒呀！啊，天啊！你那常常驱散人类灾难之云的眼睛在哪儿？……为何你不以你那叉状的电光来结束这不神圣的审判？
克莱门特并不想处死里恩佐，只命令把他监禁在阿维尼翁教皇宫廷的一座塔里。当他在塔里研究《圣经》和李维的作品时，一个新的保民官弗朗西斯科·巴罗西尼（Francesco Baroncelli）在罗马取得政权，放逐贵族，愚弄教皇的特使，而且和神圣罗马皇帝的支持者保皇党员联合起来反抗教皇。克莱门特的继任者英诺森六世，释放了里恩佐，送他到意大利去帮助阿布诺佐（Albornoz）红衣主教，负责恢复教皇在罗马的权威。当这位阴险的红衣主教和这位受过压制的独裁者接近首都时，那里正发生叛变，巴罗西尼被废并被杀，罗马人将政权移交给阿布诺佐。百姓在大街上扎起胜利的拱门，发出快乐的欢呼，来迎接里恩佐。阿布诺佐任命里恩佐为元老，并将罗马的世俗政府交给他来统治（1353年）。
但多年的囚禁生涯已使他身体发胖，丧失勇气，以往一向精神焕发而无所畏惧的保民官，现在已鲁钝了。他的政策依循着教皇的路线，不再从事早年统治时的伟大的冒险事业。贵族仍然恨他，而最下层阶级的人民，看到他现在成为一个谨慎的保守者，祛除了乌托邦的思想，不再忠于他们的主义，转而反对他。当科隆纳家族向他宣战、把他包围在巴勒斯提那（Palestrina）时，他没领到薪水的军队已处于兵变的边缘。他借款付薪，增税偿债，因而使中产阶级对他也疏远了。离他回罗马重掌政权不到两个月，一群暴民便进军朱庇特神殿，喊着“人民万岁！把里恩佐叛国者处死！”他穿着武士的甲胄，走出皇宫，试图以辩才控制这些群众。但反叛的民众以嘈杂的声音淹没其演说，并以投射器向他投射石块。一支箭击中他的头，他退回皇宫，暴民在宫门放火破门而入，抢劫各房间。里恩佐藏在一个房间里，匆匆剃掉胡须，穿上门房的宽大衣服。他从人群中穿行，没有被认出来。但他的金手镯暴露了他的身份，于是被当作囚犯引到朱庇特神殿的台阶，在那儿他以前曾判人死刑。他要求大家听他说话，然后开始以演讲来打动人心。但一个工匠惧怕他的口才，以剑刺穿他的肚子来打断他的演讲。100个跟风者把他们的刀子插入死尸里。流着血的尸体被拖拽于全城的每条街道上，然后像腐肉般被悬挂在一个屠夫的摊位上，在那儿曝尸两天，成为众人侮辱和顽童掷石的靶子。漫游的学者
里恩佐未能恢复古代的罗马，除了诗以外。彼特拉克在恢复罗马文学方面成功了，罗马文学因此得以延续。他曾公开地支持里恩佐，以致失去阿维尼翁的科隆纳家族的宠幸。他一度想与罗马的里恩佐在一起。当他听到这位保民官的地位和行为正在恶化中时，他已上路远达热那亚城了，于是把路程改向帕尔马（1347年）。当黑死病袭来时，他正在意大利，他的许多朋友以及阿维尼翁的劳拉都死了。1348年，他接受了卡拉拉的雅各布二世（IacopoⅡ）的邀请，到帕多瓦做客。
此城古旧得有点惨不忍睹。公元前59年，李维出生于此时，它已有数百年之久。1174年，它成为自治区，忍受爱兹里诺暴政的统治（1237—1256年），恢复独立，唱着自由的祈祷歌，使维琴察成为属地。受到坎·格兰德·德拉斯卡拉的攻击，而且几为其所征服之后，此城放弃了自由，选卡拉拉的雅各布一世为独裁者（1318年），此人心肠之硬正如刻有其名的大理石。后来其家族的人，或名正言顺，或以暗杀的方式，延续其权力。彼特拉克的保护人于1345年以谋杀其前任取得王位，想以优良的政府来赎罪，但4年统治之后被刺杀。弗朗西斯科·卡拉拉（Francesco da Carrara）在近40年不平常的统治之下，使帕多瓦达到跟米兰、佛罗伦萨和威尼斯鼎足而立的局面。他的失策是在1378年的苦战中，联合热那亚对抗威尼斯。结果威尼斯获胜，帕多瓦被威尼斯统治（1404年）。
在此期间，帕多瓦对意大利文化生活的贡献很大。以“第二神圣”（II Santo）闻名的圣安东尼（St.Anthony）庄严宏伟的教堂，于1307年完成。大萨隆（Salone），或称议会大厦（Sala della Ragione），在1306年由一位修道院建筑师伊拉米塔诺（Fra Giovanni Eremitano）修复，如今依然屹立。里吉阿（Reggia），或称皇宫（Royal Palace），长1345英尺，有400个房间，其中有很多房间里有卡拉雷西（Carraresi）王族引以为豪的壁画。除1364年第一次鸣响的有名钟塔外，现已不存一物。20世纪初，一位有野心的商人恩里科（Enrico Scrovegni），买了古罗马圆形剧场里一座宫殿，召请意大利最有名的雕刻家乔万尼·皮萨诺（Giovanni Pisano）和最有名的画家乔托来装饰其新居小礼拜堂，结果这座小小的竞技场礼拜堂现闻名于世。在这里，勤快的乔托画了50幅壁画、圆盾和大奖牌，说出圣母和圣婴的神妙故事。主壁画的四周为先知和圣徒的头像和象征人类善恶的巨大女人形体。在正门的上面，他的学生以一种轻率的笔触，描绘笕嘴式的怪画来表现在肉体迷惑中的“最后的审判”。单纯的手法，原始的透视法，脸、姿态、人物的单调的相似性，对结构不完美的感觉和运用，几乎所有人物均用浓重的金黄色调，就像帕多瓦的伦巴底人（Lombards）仍是刚从德国来的伦巴底人似的——对于这些，安德烈亚·曼特尼亚（Andrea Mantegna）可能会付诸一笑。他于一个半世纪之后，曾为附近爱利米塔尼（Eremitani）教堂装饰一个小礼拜堂。但在《耶稣诞生》中的圣母玛利亚，在《拉撒路升天堂》（Raising of Lazarus）中的耶稣高贵的头，在《求婚者》（The Wooers）中庄严而高尚的牧师，在《背叛》（The Betrayal）中镇定的耶稣和粗鄙的犹大等生动的形象，那种宁静的优雅、和谐的结构及在色彩和形式上广阔的全景变化中的动作，都使这些画在6个世纪之后，依然新鲜、清朗，而成为14世纪绘画史上成功的典范。
彼特拉克可能已看过竞技场圆形剧场壁画，他一定很赏识乔托，因为在他的遗书中，他把圣母玛利亚的像《圣母像》（Madonna）赠给帕多瓦王卡拉拉的弗朗西斯科。“该画由最卓越的画家乔托所绘，此画之完美……足以使艺术大家惊讶。”但在此时，其兴趣主要放在文学上。当他听到在其前，有一位人文主义者，以塞涅卡的风格（或体裁）写了一篇拉丁文戏剧《伊西里尼斯》（Ecerinis），因而在1314年被加冕为帕多瓦的桂冠诗人，他一定因之而受刺激。这个剧本，就我们所知，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第一个剧本。彼特拉克一定游历过该城认为高尚而且以之自豪的大学。该大学是当时意大利最有名的学校，能与以法学著名的博洛尼亚大学及以哲学称胜的巴黎大学媲美。彼特拉克对帕多瓦教授那种坦率的说法感到震惊——他们怀疑个人灵魂的不朽，把基督教说成为学者所暗自摒弃的“有用的迷信”。
1348年，我们发现这位不停息的诗人在曼图亚（Mantua），然后在费拉拉（Ferrara），1350年他加入朝圣者的人潮，到罗马去参加嘉年会。途中他首次游历佛罗伦萨城，并与薄伽丘建立了热诚的友谊。此后，彼特拉克说，他们同心合意。1351年，由于薄伽丘的敦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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