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琼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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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正压邪：新中国开国之初的反邪教斗争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0年1月
一、中央出台政策
●在凛冽的寒风中，许多反捆着双手的人被解放军押解着，从老北京城的一些胡同里垂头丧气地走出来。
●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利用封建会门，进行反革命活动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轻者处三年以上徒刑。”
●第五次全国公安会议指出：“全面取缔反动会道门的工作，是这次镇压工作的重点方面之一。”
首都取缔邪教行动
1950年12月中旬，在凛冽的寒风中，许多身穿长衫、头戴瓜皮帽、被反捆着双手的人，在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的押解下，正垂头丧气地行走在老北京城的一些胡同里。
这是北京市政府的执法人员正在对罪大恶极的280名邪教道首和骨干分子实施公开逮捕。
随后，北京市政府又对近6000名办道人员进行登记或管制。
12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传达党中央的指示，肯定北京市的做法。社论说：
我们希望各界人民以及一切觉悟了的道徒会众，积极协助人民政府取缔反动会道门组织，以保护革命秩序，并挽救受骗道徒跳出陷井。这是巩固人民民主政府的一个重要工作。
人民政府既然有决心有力量肃清一切反动组织，少数邪教头子的顽固执迷，就只能是自寻绝路。《人民日报》的社论，吹响了全国打击反动会道门的号角，把1949年1月4日华北人民政府发布的《解散所有会门道门封建迷信组织》的布告变成实际行动，使全国人民切实感受新政权坚决打击反动会道门的决心。
1年前，华北人民政府曾发布如下布告：
查会道门不仅为封建迷信组织，且常为反动分子操纵利用，以进行各种反革命活动。在过去抗日战争中及目前解放战争中，都曾发生破坏作用，例如充当敌探、刺探军情。散播谣言、煽惑人心，甚至组织武装暴乱，扰乱社会治安，迭经各地公安机关破获有案。若任其存在与发展，则对于革命事业与人民利益必将大有损害。本府为保障人民利益、维护社会治安，并挽救一般误入歧途的会员群众及其首要分子以自救自新之路，特规定取缔办法如下：
一、自布告之日起，所有会门道门组织，应即一律解散，不得再有任何活动。
二、所有会门道门的首要分子，应即向当地县市政府所属公安机关进行登记。其曾与匪特勾结或有犯罪行为者，如能悔过自新，当予以宽大处理；若抗不登记，继续活动，一经查明，定予严惩。其未与匪特联系，亦未有犯罪行为者，只要履行登记，停止活动，即予免究。
三、所有被胁迫或被诱骗而参加会门道门的一般会员群众，一经脱离组织，停止活动，即一律不予追究。其能揭发匪特奸谋及各种破坏活动者，并酌情予以奖励。
以上办法，旨在保障人民利益，维护社会治安，挽救一般误入歧途之会员群众免遭祸害，并予极少数首要分子以自救自新之机会。希各界人民，共体此旨，本治病救人方针，用说服劝告方法，群策群力，贯彻实行。务望慎防破坏分子之制造谣言乘机破坏。并希不滥施斗争，以免别生枝节，予奸特以鼓煽之隙。
从这个布告中可以看出，人民政府早就有惩治反动会道门的决心，但以前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一直没有对其采取行动。
早在全国解放前夕和解放初期，人民政权曾将各种会道门称为“秘密封建会门”、“会门道门封建迷信组织”、“封建迷信道门会门”“封建会门”，并定性为“封建迷信组织”和“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
1948年2月20，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出《关于取缔封建会门的指示》指出：
应该教育群众，反复说明秘密封建会门的组织是国民党特务及地富、反革命分子操纵利用的工具……
1949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社会部发出《关于处理封建迷信道门会门问题的指示》，宣布取缔“封建迷信道门会门”。
而这次统一行动，是对反动会道门愈演愈烈的对抗政府行为的一种强硬回应，是为了让这些执迷不悟的反动会道门分子知道新政府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威力。
中央发布惩治条例
1950年10月10日，中南海毛泽东寓所。毛泽东、周恩来和刘少奇正在听公安部长罗瑞卿汇报当前的工作。
只听罗瑞卿说道：“自朝鲜战争爆发后，我国国内的形势变得十分严峻，国民党潜伏特务以及各种旧势力、反动会道门纷纷散布谣言，声称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国民党还要回来，造成了民众的惊恐不安。”
罗瑞卿见毛泽东等人都在聚精会神地倾听，继续说道：“尤其严重的是，一些反动组织趁机发动暴乱，给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罗瑞卿翻开笔记本说：“仅华北地区在短期内就发生各种暴动10余起。规模较大的就有：河北武安县‘黄兵道’武装暴动事件、山西稷山县国民党流散官兵袭占五区区公所及县府事件、河北省通县‘全佛大道会’暴动事件等……”
毛泽东接过罗瑞卿的话对周恩来、刘少奇说：“看来，我们以前对反革命分子太宽容了一些，现在是到大张旗鼓地清除反革命分子的时候了。”
周恩来赞同地说：“我们刚刚出兵朝鲜，现在开展打击反革命的行动，也是比较好的时机。”
毛泽东接着说：“以前财经问题还没有解决，同资产阶级的关系也比较紧张。如果那时提出大量镇压反革命，是不合适的。现在情况不同了，财经问题基本解决了，抗美援朝战争也打起来了，因此不能浪费了这个时机。”
刘少奇也认为此时镇压反革命是一个有利时机，他说：“抗美援朝的锣鼓敲起来了，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好办如搞土改、订爱国公约、搞生产竞赛、镇反等。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
毛泽东认为，进行大规模地镇压行动，不仅对反共的旧势力会有强大的震慑力，而且会对广大基层民众起到一种相当形象化的政治教育的作用，会极大地树立起新政权的政治权威。对于刚刚取得全国政权的共产党人来说，这一点特别重要。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政务院于2月21日，正式公开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条例”声明：
利用封建会门，进行反革命活动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轻者处三年以上徒刑。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代表中国人民法院，专门就发表该条例的重要意义进行阐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已经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命令公布施行了。这个条例是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七条的规定制定的，它异常鲜明地体现了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中国人民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经过了30多年来流血牺牲英勇奋斗，终于战胜了国内外敌人，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但取得政权仅仅是事情的开始”，这是因为巩固与建设革命政权、保护与发展人民的胜利成果，比起从反动派手里夺取政权来，需要做更多更艰巨的工作，而且被推翻了的反动阶级并不甘心于自己的死亡，他们还在作垂死的挣扎，图谋复辟。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两年以来的历史事实完全说明了，一方面是各级人民政府与全国人民按照共同纲领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项工作中所走的每一步，都是为了加强人民民主政权，发展人民民主事业。而另一方面是国内外敌人继续从外部和从内部向我们人民国家进行绝望的反扑，破坏人民民主政权，破坏人民民主事业。自从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朝鲜战争以来，这种反革命活动是更加露骨更加嚣张了，如果听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得势与反革命分子继续放肆活动，人民就要遭殃，革命就要失败，因之人民欢呼抗美援朝领导的好，同时要求严厉镇压反革命是理所当然的。
北京对反动会道门进行打击行动，中央下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意味着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再也不允许产生于封建制度下的各种邪教组织毒害广大人民群众了。
公安部警告会道门
1952年10月18日，北京召开公安部第五次全国公安会议，把打击反动会道门的工作提上议事日程。
这次会议指出：
全面取缔反动会道门的工作，是这次镇压工作的重点方面之一。
……
在已经完成土改的新区农村和没有取缔过会道门的城市，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取缔会道门的群众运动，把一切应该逮捕的道首都抓起来，结合进行广泛深入的大张旗鼓的宣传教育工作，组织广泛的退道活动，来一次集中解决，基本摧毁反动会道门组织。
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条例”规定：
利用封建会门，进行反革命活动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轻者处三年以上徒刑。
新中国成立后，反动会道门一贯道等组织极端仇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府，他们仍然肆无忌惮地进行着各种违法犯罪和封建迷信活动。
各种各样的会道门组织，散布灾劫说和封建、落后的舆论，以“鬼神论”、“宿命论”、“躲灾避难”等异端邪说，欺骗群众，以封建家长专制的形式控制信徒的精神，残害信徒的身心健康；
他们骗奸妇女，诈取钱财；
他们反对科学、民主和社会改革，散布什么“有前清（指清朝）必有后清”的谣言，企图建立教门小朝廷，要“立中京，掌世界”，称皇称帝，说要杀尽不信会道门的人，企图把中国社会拖回到封建社会中去。
会道门中的一贯道还积极布置应变计划，由公开转入秘密活动等；
他们在外国势力和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指挥策动下，大肆进行造谣破坏活动，杀害干部群众，诈骗财物，对抗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破坏土地改革运动，有的甚至还组织反革命武装暴乱。
据资料显示，在山东、河南、河北、江苏一带会道门基础浓厚的地方，会道门组织的暴乱不下上百起。道首暗中称帝登基的更是不计其数。仅鲁西南一带，会道门中就出了几十个土“皇帝”。
这些邪教组织无论在政治、经济、思想、科学文化、社会领域等，都已成为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绊脚石，成为历史发展的一股黑暗逆流，给国家、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在北京召开的公安部第五次全国公安会议上，公安部把反动会道门头子与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等一起被列为五种敌人之一，提出进行重点镇压。
从此，一场取缔反动会道门的运动迅速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二、华北打击行动
●1950年12月28日，随着几声正义的枪声，罪大恶极的反动会道门首要分子的罪恶生命从此烟消云散。
●老百姓高兴地说：“有了毛主席和这样的人民政府，人民就永远翻身了，永远胜利了！”
●军法处的王处长说：“军法处一定坚决执行大会的决议，保证做好惩治反革命的伟大工作。”
北京市严惩“九宫道”
1950年12月28日，在北京的菜市口，一辆辆警车亮着红灯，鸣着警笛呼啸而来。车辆在一块较大的空地上停下，随即从车上推下几个五花大绑的人，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早已严阵以待。
这几个五花大绑的人就是北京市罪大恶极的反动会道门首恶分子李懋五、殷凤池、金汉魁、余大龙等人，这些平时耀武扬威的“活佛”、“堂主”，吓得浑身发抖、面如土色。此时他们才感觉到末日的来临，然而，一切都晚了，随着几声正义的枪声，他们罪恶的生命从此烟消云散。
这是公安部第五次全国公安会议结束后，北京市人民政府在菜市口和天桥等地公开处决反动会道门首恶分子的情景。
此次枪毙的“九宫道”头子李懋五等罪犯，利用反动会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散布谣言，破坏法令，危害人民，甚至阴谋发动武装暴乱，企图颠覆政府，罪行罄竹难书，最终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李懋五，又名李福昌，山东人，1937年参加九宫道，专门从事着制造谣言，勒索钱财的坏事。截止1950年6月被捕时候，李懋五勒索群众的财物计有黄金、金戒指、银元、珠宝玉器以及其他金钱财物不计其数。
九宫道这个教派曾有一段很长的历史渊源，李懋五利用九宫道，趁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之际沉渣泛起。
相传九宫道最早由明末李廷玉所创，原有弟子8人。清朝康熙年间，除弟子郜振清外，李及其余各卦弟子全被清政府所捕杀。
郜振清脱险后，在广东以教习武术为名，暗中网罗信徒，宣扬八卦道义，被称为“后天八卦”。1906年，五台山南山极乐寺道僧李向善，道号“普济”，又创立新的九宫道，亦称“后天九宫道”，并将其信徒分为18“天”、5大“会”，并以“中皇天”、“天督”名义，统一号令各“天”、“会”。
郜振清的“后天八卦”也并入该道。
1912年，李向善死后，他的弟子李书田，道名“利济”，自称“弥勒佛转世”，又说师傅李向善的灵魂已进入了他的身体，并以此开始在山东、河北一带广收信徒，将活动范围伸到东北，势力达五六百万人。
1935年，李书田把后天九宫道的总坛牵至北平，成立了“京师普济佛教总会”。
1945年6月6日，李书田死后，其妻妾与长子李振江等人商议，为了继承李书田的道务，造出谣言，说李书田早已留下遗言，要将其“魂魄”如同“师傅李向善”一样“附体在后人”的身上。
谁知，“魂魄附体”的遗言发出去后，却意外地招来了李懋五。
李懋五当时正在山东家里“修炼”，他听说李书田留下遗言的事，就佯装神智迷乱、满口胡言乱语起来，并说李书田的魂魄附在了他的身上。他又召集附近的九宫道道徒，要求大家集资助他前往北平接管道务。
李懋五带着20多名男女道徒到达北平，却遭到了李书田妻妾等人的毒打。李懋五趁机编出一套准确的“魂魄附体”证据，将自己遭到毒打的伤口给道徒们展示，说这些伤口是“遍地莲花”，以证实自己便是“李书田所寻找的魂魄附体后人”。
道徒们见到死去道首的“记号”都长在了李懋五的身上，便纷纷朝他跪拜，将他视为了新的道首。
这样，李懋五依靠着自己精明的骗术，驾驭着一帮愚蠢无知的徒众，以北平的总坛为中心，在华北各地，继续发展自己的势力，骗取钱财。
李懋五接任九宫道后，将手下道徒分成五大支，每支设正副坛主，凡道徒入道，分为“法、本、心、印、智、慧、开、通、玄、沟、灵、性、色、相、空、门、正、道、传、理、普、渡、众、生”等二十四世，上边又有“皇”、“莲”二世，自占皇字。五大支的正坛主都经他“批”为“莲”字佛，并对陆续入道者依次传下去，要渡足“二十四世”。
李懋五规定，凡入道者，都要向佛“纳财买功”。其“买功”名目繁多，其中有“准子”1元，领过准子，才能允许“买功”者来世再做人；又有“标名挂号”3元，领过挂号，“买功”者来世做人时才能活得久；又有“锦囊”1元，领过的人来生在为人的时候就会像诸葛亮一样能掐会算……还有“天寿”、“提孝”、“法号”、“圣号”、“皇极号”、“莲花宝座八十一等”等13种功果，都要用钱买。“买全功”者须交足33块银洋，买全功便可得佛名，意思就是“买功”者死后可以直接成“佛”。
李懋五传道的对象，不分穷富，钱数不论多少，出钱就行，没钱，交衣服、首饰等值钱的东西也行。他对穷人说“今生穷，只要‘买功’后来生便可成富人”。他对富人又说“你今生富并不等于你来生也富，但只要你‘买功’后，便可在来生也做有钱人”。
为此，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都争先恐后地加入到李懋五的九宫道，使他的势力越来越大。
李懋五的势力逐渐壮大后，他的野心迅速膨胀起来，妄想继承先师的“遗愿”，达到“成佛成祖做皇帝”的目的。从李懋五接手九宫道的第二年起，一直到北平解放前，他利用道徒、国民党特务李延福和刘培中等人在国民党军统中的关系，多次私自组建部队，妄想称“帝”，却均以失败告终。
1948年春，李懋五以“办善”为名，在西直门外万牲园开办名为“生生教养会”的小学校，并在城内石碑胡同52号设立办事处，做为道徒们活动的掩护招牌。
同年10月，李懋五预感北平即将解放，他悄悄地把家从石碑胡同搬到安定门里谢家胡同2号，严格保密自己的行踪，只让几个亲信知道他的新住址。
北平解放后，李懋五为了掩护办道，在谢家胡同2号开设“家庭手工业社”，又将“生生教养会”改名为“新华小学”。同时，他又以120袋面粉为资本在虎坊桥开了一家“广达粮栈”，命其手下张永臣、李殿国等人以商人的身份联络往来的道徒。
随后，李懋五见其弟子整天只是坐着“论道”，并不理会粮栈生意，生怕引起新生政府部门的注意，便立即关闭广达粮栈，又与道徒王春等人开的“明记粮栈”合股，命张永臣等搬迁到明记粮栈。
1949年12日，明记粮栈迁至和平门外前孙公园15号院。从此，这个粮栈变质为九宫道的暗佛堂。
1950年春，正是新中国建国之初，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北京城内鱼龙混杂、谣言四起，似乎正是混水摸鱼的好时机。
于是，一直龟缩在明记粮栈的李懋五于同年的大年初二，也就是2月18日这天，以祝贺新年为名，召集道徒们在明记粮栈开会密谋，并宣布他即将做“皇帝”的狂妄计划。
计划宣布之后，短胖秃顶的李懋五当时就在北京市和平门外前公孙园胡同15号宽阔的院落内，身着缎子袄，端正地坐在院子里的堂屋里。他的周围跪拜着近百名男女，众人虔诚地看着他，等待他发号施令。
李懋五扫视了一下众人，用一种抑扬顿挫的声调开始说道：“今年是虎年，我要发发威，以前的五年，虎好比猫；以后的五年，虎要变龙！道字头是首字，首字头是八字，为日月，下边自字，就是我，我平托日月。明年卯年，卯年日出，我是太阳佛，日光菩萨，太阳出头就是我出头。后年龙年，龙要翻身就是我翻身。再过两年是马年，我即成道。那时万国来朝，改国号大顺，年号‘佛化元年’。京城在燕南赵北，为‘中京城’。国旗是‘日月龙凤旗’，旗长一丈八，宽八尺。进京打‘日月龙凤旗’，出京打‘团龙八卦旗’，旗分五色，代表五族。如今国共两党相争，兄弟等第三次世界大战一起，两败俱伤，太阳佛要出世为帝，驴年马月一到，马到成功！”
李懋五一番天花乱坠的鼓噪，使众道徒心痒难耐，他们巴不得世界大战马上打起来。一个亲信对另一道徒说“这回找到这个真主了，咱们谁也别撒手，错就都错，对就都对”，死心塌地地把自己的政治生命全部押在这个“太阳佛”上。
15号院里一阵折腾之后，李懋五密令其手下余大龙马上找人刻制“皇帝印”。
很快，两颗大印刻制完毕，一为长方形，上刻“开天辟地历代帝王尊”；一为直径5寸的阴阳鱼印。
同时，李懋五又指使已归入麾下的“万教归一道”总坛坛主金汉魁、女乩手赵孝侠等人利用“扶乩”等形式，大肆煽动，为他“出世”进行舆论准备。
3天后，李懋五命人写信，约远在青岛的道徒高北辰火速来京筹建武装。又通过余大龙，召见“八卦道”的头子殷风池，封他为“河南王”，命他回河南组织人马，策应京中举事。
正当李懋五和众道徒大做其“皇帝”梦的时候，人民政权的法网已经悄无声息地罩在他们头上了。
李懋五倒行逆施，逆历史潮流而动，市局侦察处侦察科奉命组成专门小组，寻查李懋五的犯罪证据。
侦察科领导同志一方面派出外勤人员，会同有关派出所进行蹲坑监视和走访调查，了解李懋五及其道徒活动的情况，另一方面，又利用关系打入九宫道内部，摸清内部底细。
是年5月初，侦察小组派出曾在天津当过伪商会会长的线人丁某，以在明记粮栈做生意为由，与明记经理拉上了关系。
6月13日，丁某在明记经理的引见下，前去面见号称“太阳佛”的李懋五。这天晚上，丁某在明记粮栈由李懋五亲自“引渡”，填表，交钱，跪地领法。
待一切证据收集整齐后，侦察小组在当天夜里，就将李懋五等人逮捕。
李懋五落网，其余道徒也相继被捕。一些中毒很深的道徒听说“太阳佛”入狱，纷纷自动投案，要求同“佛”一同受磨炼，希望借此早早成“佛”。
但是，在我公安人员强大的政策攻势和铁一般的罪证事实面前，这些人很快便丢掉“成佛”的幻想，纷纷认罪服法，交待追随李懋五阴谋暴乱的详情。此时，九宫道的绝大多数道徒们终于认清了李懋五的那套骗人的鬼把戏。
1950年12月28日，李懋五、殷凤池、金汉魁、余大龙等人被判处死刑，张永臣等其他10余人被分别判处7年到15年有期徒刑。
一幕群魔乱舞的丑剧，就这样收场了。
天津破获“世界新佛教会”
1951年的冬天某晚，在天津，夜幕刚刚拉开，街灯稀稀落落、不甚明亮，只见几辆警车悄悄地同时停在一所破落的西式建筑前。
警车刚刚停下，车上的公安战士迅速下车冲进这所房子。
正在这里举行秘密会议的“世界新佛教会”反动组织的骨干成员，被我公安战士全部擒获。
世界新佛教会的前身就是敌伪时期的“龙华佛教会”。此会原以臭名昭著的汉奸褚民谊为名誉理事长，王紫泉为会长。他们勾结日寇，出卖民族利益，不遗余力地对日寇“大东亚战争”进行宣传，卑鄙无耻地为日寇“阵亡将士”开追悼亡魂大会。由于献媚日寇有功，侵华头子冈村宁茨曾赠与王紫泉“善人匾”一块。
王紫泉从此更加卖国求荣，依靠日寇势力，扩充其反动组织，进行反国家反社会反人民的勾当。
日寇投降后，王紫泉又摇身一变，成为蒋匪特务。此时，他因碍于敌伪时期的臭名昭著，怕人人指骂，只好将龙华佛教会改名为世界新佛教会，由特务郝遇林充任理事长，他负责会务，并大力巴结蒋匪特务首要分子，如中统吴景中、稽查处长陈仙洲、宪兵二十团团长曾家税等，进行反人民的罪恶活动。特务头子戴笠来津亦曾住过他的家中。
王紫泉还造谣欺骗该会会员，说自己是“活佛下凡”，“王母要修蟋桃宫”，“子弟们快种福田”，骗取无知会员倾家破产捐献钱财。王紫泉等以聚敛之财开设商店，置买宅第，吸食鸦片，玩弄女人，任意挥霍。
天津解放后，王紫泉等铤而走险，网罗蒋匪流散军人及地主恶霸等扩充反动组织，利用“乩语”造谣欺骗群众，又阴谋指使下属人员打入我革命组织，企图长期探听机密，待机作乱。他还在外地以地主及蒋匪流散军人为对象吸收会员，妄图扩充组织，准备暴乱力量。
自美国武装侵略朝鲜、台湾以后，王紫泉等人认为时机已经到来，便大肆散布谣言，煽惑人心，准备配合美国的侵略行动进行暴乱。
天津市公安局的此次抓捕行动，逮捕了世界新佛教会的首恶分子、该会会长王紫泉及“佛盘领主”李桂荣等20人，查抄到“中皇”印1颗，反动标语、书籍、证件等物证多件。
世界新佛教会的骨干成员被抓获后，天津市人民政府根据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除对其少数首恶分子予以逮捕依法严惩外，一般“盘主”允其悔过，并命令他们在20日内到各分局进行登记。
天津市政府许诺，一般被骗入会会员，只要认清该会的反动面目，自动退出会门，政府既往不咎。
为了扩大声势，威慑顽固不化分子，1951年11月29日下午2时，天津市人民政府在民园广场召开群众代表大会，讨论惩治反革命罪犯的问题。出席此次大会的各界人民代表、各民主党派党员、各人民团体代表及各机关、工厂、学校代表约有1.5万余人。
会议由执行主席黄火青致开幕词，他指出为了执行中央人民政府的惩治反革命条例，严厉镇压反革命活动，天津市逮捕了一批反革命罪犯，他说：“这是天津解放以来，对敌斗争中的一个伟大胜利。”
他在讲话中说，天津市的人民都拥护政府的这个措施，很多市民向政府检举反革命分子，有的还协助政府逮捕特务。为了使广大市民更清楚地了解政府的政策和反革命分子的罪恶事实，他希望到会代表讨论如何惩治这些反革命分子，他说：“这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大会。”
天津市公安局局长许建国随后作关于惩治反革命分子的报告。许建国列举了已逮捕的长期进行反革命活动的首恶分子、反动会道门分子解放后仍然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状，请到会代表审查。
许局长说，我们党的政策，从来就是宽大与镇压相结合，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
在许建国局长作报告时，1万多到会代表情绪高昂，口号此起彼落，震撼会场。群众的口号屡次打断了许局长的报告，他们一再高呼：
坚决镇压反革命！
坚决协助政府肃清反革命！
枪毙罪大恶极的特务！枪毙恶霸！枪毙反动会道门头子！
许局长向到会代表保证说：“政府决不会让已逮捕的反革命分子随便出来欺压人民，决不错杀一个人，也决不让一个反革命分子逍遥法外。这是因为我们是毛主席领导下的人民的政府，赏罚分明。”
会场热烈鼓掌，人们再次高呼：
毛主席万岁！
拥护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
许局长讲话结束后，曾经遭受特务、恶霸和反革命会道门分子摧残迫害的市民和家属当即上台控诉这些人的滔天罪行。
市民和家属在控诉时，所有参会人员无不声泪俱下和咬牙切齿，大家都十分痛恨反动会道门对人民群众的毒害。
当控诉会进行时，会场上的每个代表都因控诉者的悲愤而悲愤，因控诉者的兴奋而兴奋。
在控诉会之后，市人民政府接受到会代表的要求，由市公安局将一批反革命罪犯押解到会场，其中包括世界新佛教会大头子王紫泉等14人。
这批作恶多端、残害人民、不知悔改的反革命分子，在群众的怒目之下，一个个面无人色。每当台上喊到一个罪犯名字时，群众一致愤怒高呼“枪毙他！”
接着，各界代表于松如、李烛尘、杨石先、王兰城、万玉清、叶刚侯等陆续在会议上发言。他们都一致拥护惩治这些反革命，要求政府严厉镇压他们。
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王笑一处长最后讲话。他说：“军法处一定坚决执行大会的决议，保证做好惩治反革命的伟大工作。”他还说，“判决这一批反革命罪犯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好，法律手续已经完备，只要会议作出决议，立即就可以执行。”
这时，会场上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黄敬市长作总结讲话。他说：
过去两年来，天津没有很好的执行毛主席的政策，有时对首恶的反革命分子镇压得不够及时，有时宽大过了火，人民批评我们，我们诚恳接受这个批评。今后一定接受各位代表的意见，坚决镇压反革命，加强人民的团结，保障民主权利。
黄敬市长希望各位代表要提高警惕心，他还说：
镇压反革命决不单是政府的事，它也是广大人民协助的结果。在这里，我代表政府感谢你们的支持，是你们的支持，才使天津的镇压反革命工作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大会之后，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将被判处死刑的首恶反革命分子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河北清理会道门窝点
1950年，河北省委第三次全会通过《中共河北省委1950年工作纲要》，把“对一般道教会门孤立其上层，争取分化其下层，对极其反动的教门严加禁限，以达取缔目的”做为本年度主要工作任务之一。
6月14日，全省第一次党代会又通过《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决议》，具体分析了建省以来镇反斗争的形势并作出决定。“决议”指出：
国民党反动派现在正积极恢复与个别发展其匪特组织，并掌握利用封建迷信的会道门，进行暗杀、造谣、离间、破坏生产、策动暴乱等阴谋活动，对这些反革命活动，必须严厉镇压，坚决肃清，要正确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协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决议”还规定了对反革命活动处理的具体办法，指出对会道门的取缔，必须经过长期的思想教育与工作过程，要依据其性质、情节，有准备、有步骤、有重点地进行取缔。
7月15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处理会道门活动的紧急指示》，要求各级政府和公安部门百倍警惕，严密注意会道门的阴谋活动，深入调研，掌握情况，认真追查谣言并予以揭露，教育群众，严惩首恶。
上述一系列政策法令的颁布实施，有力地推动了全省取缔会道门的工作，各级人民政府通过对会道门头子及道徒的登记管理、追查谣言、平息道徒骚动、说服教育入道群众等工作。
河北省在取缔和镇压反动会道门的窝点后，广大群众拍手称快：“农民没地种，人民政府就领导实行土地改革；人民没饭吃，人民政府就领导人民生产自救；人民被反革命分子祸害捣乱，人民政府就坚决镇压反革命。有了毛主席和这样的人民政府，人民就永远翻身了，永远胜利了！”
工人们说：“镇压了反革命分子，工厂就不出破坏事故了，工人阶级就好领导进行生产建设了！”
农民们说：“地主再不敢夺地了，踏实地生产吧！”
商人们说：“劫道的少了，买卖好做了。”
河北省群众把这次严厉镇压反动会道门的运动称为“第三次大翻身”。
事实证明，坚决镇压反动会道门的政策，完全是广大人民的迫切要求。
取缔反动会道门是建国初期全国范围内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同美蒋反动派与大陆的残余势力展开的一场关系着党和国家命运与前途的尖锐激烈斗争。
河北省做为北京、天津的毗连省份，面对反动会道门的种种恶行，全省进行大张旗鼓地取缔和镇压行动，使反革命残余势力遭到沉重地打击，有力地保卫了生产建设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因此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一致赞扬。
早在1949年1月平津战役结束时，河北境内遗留下来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大量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就开始利用和操纵反动会道门组织，从事各种破坏活动。
有的会道门头子本身就是国民党特务或血债累累的惯匪。据1950年1至8月份统计，河北全省共有会道门401种。
其中，“一贯道”是组织严密、道徒众多、作恶多端的最庞大的反动会道门，是制造反革命谣言的大本营，仅石家庄专区就有道徒1万余人；
其次是“大佛教”和“九宫道”，这两个会道门的反革命活动也十分猖獗。
朝鲜战争爆发后，在美蒋反动派的支持和怂恿下，以反动会道门为首的残渣余孽以为东山再起的时机已到，就撕掉了平日伪装悔改的假面具，纷纷出笼，窥测动向，并疯狂地进行破坏活动，伺机向人民反扑。
一贯道对抗政府的方法是改变道规，提出“表面不修心里坚，不重外功重内功”，钻人民政府的空子，趁机活动。
如衡水专区一贯道提出“他紧我松，他松我紧”；以迷信报应诱使道徒宣誓，坚定思想。
他们警告道众说“谁暴露天机，五雷轰身”、“大劫将到，人死大半，真心道徒可免灾”。
他们还化装成商人、医生或以走亲访友为名，隐蔽活动于交通要道及城镇。
他们制造和散布谣言，蛊惑人心，扰乱社会治安，诋毁党的政策，离间党群、干群、政民、军民关系，破坏生产，损害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与形象。
一些会道门造谣称“第三次世界大战已打起，美国飞机不用开，装上炸弹就可以到各处轰炸”、“美国已在东北登陆了”、“八路军又要扩兵”等等，致使一些群众恐慌不安。
他们还针对党的土改政策，向分得土地的农民散布“非你之财不可贪，别人的肉贴不到自己身上”、“吃亏让人别占便宜”等谣言；
针对党和政府的税收政策，散布“八路军好，八路军强，八路军来了要公粮，一年要几次，一次就要光”、“过去猪狗没有税，今日放屁不拿捐”等破坏言论；
针对生产救灾政策，散布“东兴（国营粮店）粮食堆如山，无吃的人们往里钻，饿死炕头不如狗，反饥饿暴抢是好汉！”、“你们看我带坠子，明年麦子没穗子，你们看我带镯子，过年大水没脖子”，竭力煽动群众抢劫国营粮店，破坏生产及其他工作，致使一些群众生产情绪急剧下降。
另外，反动会道门还恶毒攻击诬蔑和诽谤党和政府，挑拨离间人民群众与干部的关系，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如一些反动会道门造谣说“现在是魔与魔打，共产党来要进行流血斗争，一贯道都得活埋”等。
除散布反动谣言外，会道门道首还利用会道门为美蒋反动派收集情报，发展特务组织，并操纵道徒和胁迫煽动落后群众策划组织反革命暴乱，袭击围攻地方政府，颠覆基层政权。
他们还装神弄鬼，利用封建迷信、披羊皮、卖假药等手段欺骗和毒害人民群众，搞得乌烟瘴气。
反动会道门的破坏活动，严重威胁着新生的共和国政权在河北的巩固，威胁着河北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威胁着建省初期河北省经济文化等事业的恢复和顺利发展，威胁着长期战争后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形成。如不对其严厉镇压，就会使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胜利果实毁于一旦。
中共河北省委、省人民政府对于反动会道门的破坏活动，态度十分明确。
1949年1月，华北人民政府明令宣布一切反动封建会道门均为非法组织，必须加以取缔。
1949年7月12日，河北省委第一次全会通过的《河北省基本情况与当前的任务》明确规定：
肃清暗藏的特务奸细，严格取缔反动会道门，巩固社会秩序。
1950年9月底，取缔反动会道门斗争取得初步胜利，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特务道首在群众中的欺骗市场，分化瓦解了反动组织，孤立了反动道首，团结教育了部分群众，安定了生产情绪。
但运动中存在着严重的右倾偏向，主要表现为一些干部思想麻痹，存在着无原则的“仁慈观点”和“教育与改造万能”的错误认识，机械地把“宽大”理解为“不管”、“镇压”就是“杀”等片面执行党的政策的错误，因而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参加取缔斗争的积极性，助长了特务道首等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如不加以纠正，取缔斗争就无法顺利进行下去。
10月23日，河北省委第四次全会依据中央指示作出《关于具体执行中央镇压反革命活动指示的决定》：“决定”要求：
为巩固胜利，必须肃清麻痹思想，对会道门头子严加管制，对造谣者及时治罪，对怙恶不悛或经宽大仍继续反革命者，坚决镇压，该杀者杀。并强调处理案件要弄清性质，坚持按手续办事，党委负责，政府首长亲自动手，防止乱捕杀现象的发生。
此后，取缔反动会道门的斗争做为河北大张旗鼓镇反运动的第一战役正式打响。
1950年10月至1951年2月底，河北省委、省人民政府领导全省人民以取缔反动会道门为中心工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镇反斗争。
1951年1月6日，河北省委发出《关于取缔会道门的指示》：“指示”指出：
会道门是非法的反动组织，有的为敌特掌握、操纵和利用，借以进行破坏活动，对国家和人民利益危害极大，必须彻底取缔；会道门带有群众性，这些群众比较落后和迷信，斗争的中心是同敌人争夺群众，必须充分发动群众、团结广大群众，以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必须坚决镇压其中的特务分子和首恶道首，孤立一般道首，争取一般道徒，达到最终取缔的目的。
1月23日，省人民政府又发布《关于严厉取缔反动会道门的布告》，宣布解散一贯道、大佛教、九宫道及一切会道门组织，不许活动。逮捕进行政治破坏活动的首恶分子，依法惩办。勒令一般道首到当地公安机关进行登记，交出组织关系。一般受骗群众和道徒只要退出组织，停止活动，一律不再追究，举报有功者予以奖励。
2月15日，河北省委还及时发布《关于在取缔反动会道门工作中对党员、干部、民兵、青年团团员参加会道门问题的处理办法》，要求对党团员干部等进行唯物主义、党的历史、镇反政策的教育，树立科学信念，尊重劳动，一切从实际出发，纯洁党的组织，增强战斗力，并具体规定了对党团员等参加会道门的处理原则。
经过充分准备和统一思想，然后进行了周密布署，自1月17日至22日，全省以专区、市区为单位，统一时间，统一行动，集中力量，进行了第一批重点取缔会道门的专项斗争。
至2月底，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共捕押和集训登记道首分别达数千名，退道道徒达数万人。
在这之后，在以逮捕包括反动会道门头子在内的五种反革命分子为重点，进行大力抓捕，清理积案、巩固各阶段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胜利成果，继续打击反动会道门的势力，一大批血债累累的首恶分子被镇压。
1951年2月以后，河北省各市、县、镇普遍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沧县等城镇还分别召开工商界、文教界、宗教界、医务界及回民等各界各行业的代表会议和工厂、街道、党员、团员、翻身骨干等10多种大小型会议。
菇城等县在农村也普遍召开全村控诉大会和老婆、老头、妇女、青年、学生等小型诉苦座谈会，大部分人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并采用各种形式，现身说法地具体揭发反革命分子的罪恶，进行广泛深入地宣传教育工作。
如沧县专区训练宣传干部，并广泛组织区村干部、学校师生、党员、团员参加这一宣传工作。
唐山专区有些县镇在处理反革命罪犯以前，除召开各界人民代表常务委员会或扩大会进行商讨外，还有计划地印发反革命分子的罪恶材料，交群众讨论，征求处理意见。
各界人民代表认为，这样的政府才是人民的政府，这样做才使广大群众真正有了主人翁的感觉。
河北省各地群众经过宣传教育后，积极控诉、检举和协助政府侦捕反革命分子。如抚宁县在群众帮助下，捕获了以前多年没有捉住的反革命首恶罪犯赵子恒等。在村干部和民兵中，还出现了许多模范事迹。
由于严厉镇压了反革命首恶分子，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空前得到提高。
各地的铁路工人、砖窑工人、运输工人和修理水道工人等，都以努力生产的实际行动，来拥护人民政府镇压反革命的措施。
工人们在制定的爱国公约中，把检举反革命分子列为主要项目。各厂矿还自动建立了交接班和出入厂签名检查等制度，加强安全保卫组织，防止反动会道门捣乱。
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河北各地正确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宽大处理了一批有立功表现或罪恶轻微、真诚悔过的反革命分子。
在正确政策的影响下，在唐山、邯郸、邢台和秦皇岛等地区，不少反革命分子向政府悔过登记，交出证件枪支等，要求宽大处理、立功赎罪。一些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也表现得老实了。
为了配合取缔会道门的斗争，各地利用多种形式和方法，广泛深入地宣传党的政策，教育和发动群众，争取一般道首，分化瓦解敌人，并采取现身说法，举办展览等方式，揭露反动道首欺骗群众的把戏，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因而严厉取缔会道门的斗争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他们说：“这才像共产党坐天下的样子”，“比下场透雨还痛快”。
人民政府在处理反动特务道首方面，组织干部下乡，补充订正材料，召开村干、积极分子、民主人士等各阶层代表参加的会议，交代表讨论审查后，吸取各阶层群众的意见，对照调查材料，印证犯人口供，提出量刑处理意见，最后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大张旗鼓的处理。这样，既教育团结了群众，又巩固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对反动会道门头子及其他反革命分子真正做到了打得稳、准、狠。
1953年6月，随着全省镇反斗争的结束，取缔反动会道门的斗争也在河北省取得了伟大胜利。
取缔反对会道门斗争的胜利，基本上扫除了河北境内以会道门作掩护的国民党特务及其他反动分子，打垮了敌人的猖狂进攻，消除了政治动乱的祸根，荡涤了毒化社会的污秽，为全省镇反运动的彻底胜利奠定了基础。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取缔反对会道门斗争的胜利，树立了广大干部群众辩证唯物主义和崇尚科学反对封建迷信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河北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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