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与思考：2011-2015年100次经济杂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张兆安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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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与思考：2011-2015年100次经济杂谈试读：

前言

为什么把这本集子仍然取名为“经济杂谈”？主要是因为笔者有着比较特殊的工作和研究经历，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讲，确实是“跨界”比较多。不仅工作和研究的岗位有跨界，而且关注和研究的领域也有跨界，因此，在整理出版这第二本集子的时候，似乎还是找不到任何经济专业可以进行比较确切的归类，所以，也只能继续作为“杂谈”了。

由于工作需要和组织安排，笔者便有了“跨界”的历程。自1983年7月到2000年5月，在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分别从事了5年的农村经济、3年的企业经济、6年的工业经济等研究工作，并担任了3年的《上海经济年鉴》副主编；2000年6月至2007年2月，调任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咨询部主任和《上海经济年鉴》主编，从事了大量的决策咨询研究工作；2007年3月至2014年7月，出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全面负责民建上海市委的参政议政工作，完成了一系列的调研课题和社情民意征集工作。2014年8月，根据新的任命，又回到上海社会科学院担任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并仍然担任民建上海市委副主委；到2016年8月，又有新的任命，出任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在此期间，笔者还分别先后担任了第十一、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一、第十二届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民主建国会第十一、十二届市委专职、副主委。这些身份的使然，需要笔者能够很好地履行全国人大代表以及上海市民主党派市委领导人的职责。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再加上比较丰富的工作和研究经历，使得笔者关注的领域比较广泛，涉及的专业知识比较丰富，撰写的各类论文和文章的数量也就比较多。在此，作者把2011—2015年期间，在境内外各类报刊上公开发表的论文和文章，经过仔细筛选和分门别类之后，汇集成这本集子。其主要目的，是对笔者长期以来对上海以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观察与思考”，做一个很好的梳理和回顾。同时，也有利于笔者对未来上海、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继续进行“观察与思考”。

在这本集子出版之际，还要感谢这么多年来笔者工作过的单位和部门的领导及同事们，是他们给予的大力支持和热心帮助，使得笔者在工作和研究中有了一些进步，也有了一些提高。在此，还要感谢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民建上海市委主委周汉民，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王战，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石良平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以及妻子方培君和女儿张力雯的理解和支持，使笔者能够很好地投入到工作和研究中去，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第一篇中国经济发展纵论稳增长，如何稳

最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稳中求进”是2012年经济工作的主基调，并且还要把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更好地结合起来。

为什么要稳增长？就是因为经济出现了下行压力。从国际看，随着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蔓延，日本和美国经济相继陷入困境，长期以来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三个“火车头”同时熄火。尽管“金砖四国”起到了一定的替代作用，但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的态势难以扭转，外部需求减弱成了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最大下行风险。从国内看，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经营出现困难，经济增速逐季回落，并显现出了下行压力。应该看到，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进程中，经济增速适度回落是正常的也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经济增速回落过快，就有可能引发就业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此，稳住经济增长就稳住了大局。

在这种十分特殊的背景下，一方面我们要坚定信心、看清形势，把握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积极应对各种不确定因素的严峻挑战。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抓住关键、聚焦重点、统筹兼顾、精心谋划，继续推动经济稳定增长。为此，当前尤其需要把握好以下“五个关系”。

一是经济增长和发展转型的关系。在当前稳定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还是要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从这个角度出发，关键是要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同积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紧密结合起来，把解决眼前的矛盾同长远的发展利益紧密结合起来，把化解局部的困难同全局的整体利益紧密结合起来。也就是说，稳增长要以调结构为手段，以增效益为方向，而调结构和增效益也要以稳增长为目标。

二是政策调整和有保有控的关系。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当然需要对经济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但是，目前最大的难点在于，所有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都面临着“不能重，也不能轻”的“两难”境地。例如，货币政策调整过大，有可能引起通货膨胀的反弹，并且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引起一系列的负面效应。因此，面对微观经济的困局，一方面货币政策应该进行适度的调整，但要把握好“有保有控”，而不能“全面宽松”。另一方面，应该适时加快结构性减税的步伐，通过减税来缓冲企业成本上升的压力。

三是扩大内需和稳定外需的关系。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不断地扩大开放，吸引了大规模的国际资本和国际产业，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产业能级的提升和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营造了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但是，抓住了国际市场而国内市场却“波澜不惊”，也就是外需强而内需弱。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内需起来了，中国经济增长才能稳定并可持续。因此，当前的主要对策应该是要“促内需、稳外需”，不稳外需就会丧失机遇，不促内需就会丧失后劲。

四是积极投资和启动消费的关系。在扩大内需中，过去主要还是依赖投资的拉动作用，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从而影响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当前，为了应对经济下行的压力，在扩大内需中投资依然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除了要把握好投资方向、投资结构、投资效益之外，更要把着力点放在推动消费上，通过扩大最终消费，带动中间需求，使得消费能够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

五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从经济形态和产业结构的角度来看，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都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之间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和相互影响。当前，首先要落实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的精神，积极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同时，要有效抑制各种投机活动，并且通过深化改革和不断创新来解决虚拟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从2012年，经济发展来看，关键是要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特殊的对策措施，抓住当地的重点、焦点和难点问题，着力解决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政府部门之间也要进一步加强沟通、加强协调、加强合作，形成全方位、各层面的合力，从而更有效地制定好、运用好、发挥好政策“组合拳”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政府和企业、产业和产业之间也要形成合力。企业自身要坚定信心，迎接挑战，加快发展转型，调整产品结构，推进技术创新，提高管理水平，把挑战转化为提升企业能级的机遇，特别是要抓好“产业融合”。例如，传统的零售业、批发业与信息产业结合起来，就出现了电子商务和网上购物；旅游业与农业对接起来，就产生了观光农业和休闲农业。这说明，只要具有了产业融合的意识，选准了产业融合的路径，加上了一些创意的元素，再辅之以必要的政策支持，就有可能源源不断地形成一些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产品、新服务和新模式。

在当前经济下行的压力下，各类企业尤其需要担当起更现实、更重要的社会责任，也就是要稳定就业岗位。对于企业员工来说，也要想企业所想，急企业所急，同企业一起分担困难，抱团取暖，共度时艰。对各级政府来说，一头是要稳定企业，才能最终稳定就业，这就需要政府采用各项政策，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使得企业能够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另一头是要把促进就业作为当前的重要任务，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扩大就业援助，尤其要为创业带动就业提供更有力的政策支持。（原文刊于《解放日报》（观察），2011年12月31日）调结构，怎么调

在2012年中国经济发展“稳中求进”的主基调中，“调结构”不仅是当前的一个重要任务，而且也会影响到中国经济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当下，关键是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中的五个重大战略“替代”关系。

其一，在动力替代方面，要着力处理好投资、出口、消费之间的替代关系，尤其要积极推动消费增长。

长期以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失衡已久。从投资看，大规模的投资确实能够拉动经济增长，但高投资不仅难以担当起结构调整的重任，而且还有可能引起更严重的结构问题。从出口看，外需下降局面在短期内难以逆转，而改善出口结构和质量的任务还很艰巨。从消费看，尽管出台了扩大内需的刺激政策，社会消费保持了较高的增长，但仍然难以担当起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关键要在保持适度投资规模和积极稳定出口的前提下，把推动消费增长作为着力点。为此，一要调整社会收入分配机制，让老百姓“有钱消费”；二要消除抑制消费增长的各种因素，让老百姓“有钱敢消费”；三要推出鼓励消费的政策措施，让老百姓“有钱乐于消费”；四要开拓新的消费热点、消费载体和消费内涵，为老百姓“创造消费”。

其二，在资本替代方面，要着力处理好各类资本之间的替代关系，尤其要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和加快民营经济的发展。

目前要关注三个方面。一是实体资本和虚拟资本的关系。如果实体经济回报很低甚至没有回报，资本就会游离，而且还会催生虚拟经济的风险，因而有必要调整好实体经济的发展政策。二是财政资金和社会资本的关系。应该更多地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更多地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实体经济。三是国资、外资、民资的关系。当前，除了要积极引进外资和深化国资改革之外，更要切实落实好非公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创造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市场环境和舆论环境，推动民营经济健康稳定发展。

其三，在要素替代方面，要着力处理好各类要素之间的替代关系，尤其要加速形成创新驱动的发展态势。“中国制造”也必须向“中国创造”转变，创新是一个重要的路径。当前，政府应重点抓好三件事。一抓制度创新。一系列的体制机制营造了大大小小的制度，制度不创新，一系列的创新活动和创新成果就会撞上一扇扇的“玻璃门”和“弹簧门”。二抓体系创新。创新不可能仅仅倚靠科技或企业的“单兵突进”就能奏效，而是需要全社会创新体系的支撑，也就是在各层面、各领域形成互相支撑的创新体系。三抓平台创新。创新活动需要各类公共平台提供必要的支持，包括信息、技术、人才以及服务平台等。

其四，在产业替代方面，要着力处理好产业之间的替代关系，尤其要加速推动服务业发展。

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任务十分艰巨。在农业方面，生产效率和组织化程度不高。在制造业方面，传统产业缺乏核心技术与自主创新的制高点，而先进制造业发展的难度也不小，战略型新兴产业更不突出。在服务业方面，集中表现在产业规模不大、产业能级不高、辐射能力不强、国际化程度很低。因此，很有必要在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同时，把服务业发展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突破口。为此，一要谋划好全国服务业发展的整体规划、操作思路及相应措施，推动服务业集聚发展。二要深化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机制税制改革，还要放松服务业发展的管制。三要突出服务业发展的重点和特色，重点扶持服务业龙头企业，培育服务品牌以及服务业发展人才。

其五，在市场替代方面，要着力处理好各类市场之间的替代关系，尤其要加快国内市场尤其是农村市场的发展。

我国的市场结构存在着明显的“二元结构”，内需和外需很不平衡，城市和农村落差很大。为此，一要处理好国际和国内市场的关系。从国际市场看，中国已经名列出口总额全球第一，或许还有潜力，但不可能无限扩大。国内市场则大有潜力可挖，13亿中国人，即使每个人多消费1元钱，就是13亿元的巨大市场。二要处理好城市和农村市场的关系。过去，我们倾力于城市中高端市场，轻视农村中低端市场的开发，而广大的农村市场潜力巨大，曾经的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因此，理应大力改变农村市场长期被轻视的状态，切实加强农村市场体系建设，继续制定相应的消费政策和财政补贴政策。（原文刊于《解放日报》（专栏），2012年2月16日）把握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措施的走向

在2011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了2012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大政方针、主要任务，并且做出了具体部署。因此，“稳中求进”成为2012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基调，并且还要把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更好地结合起来。

其一，稳增长，就是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从国际看，随着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蔓延、日本和美国经济相继陷入困境，长期以来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三个“火车头”同时熄火，尽管四个“金砖国家”起到了一定的替代作用，但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的态势难以扭转，使得外部需求减弱成为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最大下行风险。从国内看，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经营出现困难，经济增速逐季回落，中国经济增速已从2011年一季度的9.7%回落到三季度的9.1%。经济增长显现了下行压力。应该看到，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进程中，经济增速适度回落是我们期望的，但是，也要防止经济增速回落过快，引发就业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所以要稳住经济增长。

其二，控物价，就是要防止价格出现反弹。2011年以来，由于受到国内外综合因素的影响，国内通胀水平一路走高，尽管当年11月开始出现了大幅回落的良好态势，但是，从当前形势来看，影响国内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的因素依然存在，物价上冲的压力仍然没有完全消除。因此，如果不继续采取积极的综合措施，物价走势就有可能出现反弹，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的目标也会落空，2011年以来控制通货膨胀的成效也会最终丧失，并且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引起一系列的负面效应。

其三，调结构，就是要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从现实情况来看，关键是结构调整，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增强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2011年10月以来，一些产业规划密集出台，今年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信贷政策都要注重加强与产业政策的协调和配合，充分体现分类指导、有扶有控，也体现了“预调微调”的政策导向。同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意味着我国将努力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表明鼓励实体经济发展将成为调控主线。事实证明，如果结构调整不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就不可能实现。

其四，惠民生，就是要突出提高发展的包容性。应该看到，要提高发展的包容性，经济增长和改善民生必须协调发展，老百姓也必须分享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在如此态势下，就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就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集中解决紧迫性问题，切实办成一些让人民群众看得见、得实惠的好事实事。例如，要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比重；要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社会保障水平，就业、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领域的保障水平都还有待于提高。

其五，抓改革，就是要继续保持经济活力。从当前来看，重点是要着力解决影响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通过深化改革，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的突破。当然，改革的内涵和领域很多，在经济领域中尤其需要加快的是财税、金融、资源性产品价格、国有企业、民间投资体制等改革，以及利率市场化改革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同时，要加快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和房产税改革试点，合理调整消费税范围和税率结构，全面改革资源税制度，继续推进农村领域的各项改革，继续深化行政管理体制、社会管理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文化体制等改革和事业单位分类改革。

其六，促和谐，就是要促进经济社会生态的和谐发展。要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积极有效化解各种矛盾和风险隐患，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经济发展上去了，如果社会建设水平和社会管理能力跟不上，就一定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最终拖累经济发展。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关系，应该看到，以往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因而节能减排是不可松懈的。最后，所有发展的关节点还在于人的和谐发展，个人的自我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家庭和谐、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的和谐，还是大有文章可做。

在如此态势下，如何认清经济形势和积极应对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一要关注经济形势的特征。目前，经济形势仍然比较严峻，经济转型期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还在不断显露出来，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压力不小，因此，2012年的经济增速将有可能进一步下降，但全年的经济增速应该能够保持在8%以上。二要关注经济政策的走向。由于经济增长的不确定因素很多，为了实现全年“稳中求进”的目标，中央已经出台了一批经济政策，当然，也还会依形势发展变化出台新的政策，尤其要关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走向、结构性减税的进程、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措施、防止物价反弹的措施等。三要关注政策措施的叠加效应。为了实现“稳中求进”的目标，中央已经出台了一些政策措施，对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也作出了具体部署，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还有可能出台一些后续的政策措施。所有这些，必然会出现一些叠加效应，有的可以预见，有的则需要加以研判。四要关注上海经济发展的趋势。从产业拉动来看，“十二五”发展时期还是“两轮驱动”，即服务业和制造业共同推动经济增长，但是要“两个优先”发展，即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和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从产业结构来看，要加快形成服务经济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这是同建设“四个中心”的目标是高度吻合的。因此，企业应该同这种趋势“对对表”。五要关注企业自身的发展。种种迹象表明，所有在沪的企业都应该在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和微观发展环境中寻求自身的出路，或者通过提升能级来应对挑战，或者通过发展转型来谋求新的出路。（原文刊于《上海企业》，2012年第1期）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五大战略思考

思考之一：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形态是板块经济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形态是什么呢？如果用一句最简练的话来进行归纳或表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形态就是板块经济。具体来讲，我国的板块经济是基于资源禀赋、地理优势、产业布局和历史条件而形成的，按照现实态势和发展趋势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层面或四种形态。

第一个层面，可谓是“大板块”。从全国来看，可以分为东部、西部、东北部和中部等四大板块，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东部率先，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或者说是全国区域经济的基本构架。第二个层面，是“强板块”。在全国四大板块的区域范围内部，还分布着一些经济势能强劲的经济区域。这些经济区域，有的主要是在本省行政区域范围内的，如东南沿海地区的珠三角；有的主要是跨省级行政区域的，如东部沿海地区的长三角、环渤海地区等。第三个层面，是“新板块”。这主要是指一些后起的区域经济发展的亮点，特别是21世纪以来抓住后发优势而崛起的板块，而且主要是以一些省会城市为中心、周边一些主要城市为呼应而形成的区域经济板块，如武汉城市圈，湖南省的长沙、株洲、湘潭所形成的“长株潭”城市群，太原城市群等。第四个层面，是“常板块”。这主要是指一些通常概念上所说的区域经济板块，例如，由一些地级城市为主所构成的区域经济，当然，这个层面上也可以把面广量多的县域经济包括在内。

从我国的四大板块来看，区域经济发展还是很不平衡的，在历史演变上和现实发展中都形成了“东西差距”和“南北差距”的态势。例如，在全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中，东部地区所占的比重接近60%，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等三大板块加起来所占的比重才40%多一点。这表明，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整体进程中，当前的区域经济主要还是集聚在东部沿海地区的“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三大都市圈，因此，统筹区域发展的任务还是相当艰巨的。

和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区域经济的国际化程度和发展政策聚焦点有明显差别。如美国按地理区域也有实力领头增长的洲际板块经济，但其依托太平洋、大西洋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化便利条件充分发展，各板块之间的国际化程度是相当的。美国又较早地完成了铁路动脉的全国均衡布局，各板块之间的经济要素流动也十分便捷，其发展差异已经主要表现在法律、教育、科技、医疗等上层建筑层面，而不是体现在经济政策如对吸引外资的具体鼓励上。

思考之二：板块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是都市圈

从本质上和推动上来看，板块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就叫都市圈，或者说叫城市群。很显然，在中国区域经济的现实发展中，哪里有都市圈或城市群，哪里就是发达地区；哪里没有都市圈或城市群，哪里就是欠发达地区。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区为什么相对发达？因素很多，其中主要是因为那里有三大“发动机”，也就是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的三大都市圈。都市圈或城市群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引擎价值，也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晴雨表。

从全国的发展现状来看，东部沿海地区都市圈或城市群发展起步比较早，成效比较大，如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的三大都市圈。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已经有了一些城市群的发展，如中部地区的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太原城市群、中原经济区等，东北地区的辽宁沿海和沈阳经济区、长吉图经济区、哈大齐经济区等。在整个西部地区中，西南地区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的模样，如发展势头不错的成渝经济区和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等。目前，唯一比较缺乏城市群发展模式和发展形态的就是西北地区，由于没有城市群发展的强力支撑，西北地区的发展就显得相对比较落后。当然，随着国家对新疆开发战略的新政策布局和西安、兰州等西北名城的产业积累与科技优势，西北地区出现新兴城市群是必然趋势。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我国的都市圈或城市群是地域高度集中、功能高度集聚的“局域经济空间”，而“非都市圈”是弥散的“广域经济空间”。因此，为了使两个落差比较大的经济空间实现有效对接，必须要有助推梯度转移的“二传手”式的产业聚集带。目前，在我国区域经济现实发展中，“梯度”不畅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在东西部之间和南北地区之间，缺乏连接东西南北强有力的区域经济，尤其是具有很强集聚和辐射功能的都市圈或城市群，从而使得各个板块经济之间缺乏有效的梯度转移和产业对接。从这个战略视角出发，在“十二五”期间，我国的都市圈或城市群应尽快向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延伸，可以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地区三大都市圈为标杆，尽快培育壮大具有桥梁作用的“中部都市圈”，谋划发展好“西南都市圈”“西北都市圈”以及“东北都市圈”。

思考之三：都市圈发展的基本路径是中心城市带动“十二五”时期，我国的区域经济将会得到更有效的发展，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将进一步加快。从发展现实和“十二五”发展思路来看，基本路径就是以中心城市为龙头带动周边城市和周边地区共同发展。同时，中心城市在功能上也会有新的发展。

以长三角为例，上海、南京、杭州这三个中心城市组装成一台大发动机。这个发动机一开，把周边的中等城市包括地级市和县级市全部带动起来了，所以长三角就起来了。再比如珠三角，主要是有了广州和深圳两个中心城市的联合带动。同时，凡是跨省界行政区域的经济合作和联动发展，比单纯一个省域范围内区域经济发展的潜力更大。例如，珠三角是先发展地区，但珠三角主要是在广东省行政区域范围内，因此，等到长三角一经发力，就开始出现了赶超珠三角的态势。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长三角包括了跨省界行政区域的苏浙沪两省一市。因此，如果跨行政区域的都市圈架构得好，就一定比一个行政区域内的都市圈发展得更有规模，更有带动能力，也更有国际影响力。

对全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来讲，中心城市明显具有比较强的集聚和辐射功能，在带动周边城市和周边地区共同发展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中心城市如何变得更为强大，是我国很多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当然，中心城市本身也要不断增强自身的实力，匹配新兴的产业优势和功能要素，只有这样，才能继续担当带动周边地区继续发展的责任。

思考之四：如何认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既是现实发展问题，也是历史延续问题，更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常态化的基本特征。关键在于，这种不平衡性是否能够被整个社会所接受，或者说主要取决于整个社会的承受能力。

一方面，不平衡性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在大千世界中，任何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就拿生物界来说，影响生物成长发展大体有三种选择：一是自然选择，二是人工选择，三是自我选择。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也是同样道理，这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三大都市圈的发展比较中反映得十分明显。在改革开放之前，三大都市圈大多处于自然选择状态，以及由各自的发展潜质决定的自我选择状态。长三角的各项经济指标优于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珠三角大部分又落后于环渤海地区。改革开放以后，珠三角率先导入和享受改革开放政策，因而政策效应十分明显，政策选择也是人工选择，使得珠三角一跃跨入到领先地位，长三角开始落后于珠三角，而环渤海地区则更落后于长三角。由此可见，三地在不同时期的差异十分明显，随着选择要素的变化而发生动态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也可以是常态。

另一方面，差别发展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一大动力。如果说不平衡性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那么，在区域统筹引领下的差别发展则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一大动力。例如，对于地域属性、环境属性、功能属性相近或相容的经济区域之间，最大的动力来自于差别发展。差别发展就是让一部分区域率先发展起来，产生较大的落差，在市场和利益竞争的驱动下，由差别推动发展。我们仍然可以从实证的角度来考察，由差别发展引来差别竞争，而差别竞争必然会带动共同发展。例如，当珠三角领先于长三角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长三角大踏步、大手笔推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充分发挥了长三角的潜质优势，于新世纪之后又重新超越了珠三角，在新的平台上领先于珠三角，从而使得长三角和珠三角并驾齐驱。当然，我们还可以看到更近的案例——这些年环渤海地区在天津滨海新区的引领下强势崛起，有可能在“十二五”期间超越长三角区域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些发展事实，实际上也可以充分说明差别发展的适用环境、发展魅力和后发潜力。

思考之五：如何统筹协调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现实选择。我国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不仅使各经济区域之间得到共同发展，而且在共同发展中不断地缩小差距。这也是市场调控和宏观调控双重调控的最终目标。实现双重调控的主要抓手是“协调发展”，也可以说是非均衡发展的基本策动力。从协调的内涵来看，协调的方式应该是多样化的。

一是市场化方式。例如，经济区域之间形成资源配置通道，实现低成本双向资源配置，实现双向产业投资，建立双向的大物流体系，建立关联产业链等。二是规划方式。先要协调规划，进而协调执行，最终落实到协调发展。从规划要素来看，最为重要的是国家层面的宏观区域规划，明确国家对各经济区域发展的功能定位和宏观指向。如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和“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等，然后需要有关联规划，如经济区域内的各类专业规划等。三是统筹化方式。内涵包括：经济统筹、市场统筹、资金统筹、财政统筹等。经济统筹是对经济区域“都市圈”地区密集的经济资源进行统筹调节，将其转移到“非都市圈”地区。市场统筹是用市场方式调节资源大配置、产业大分工。资金统筹主要体现在信贷、融资向关联经济项目倾斜。财政统筹应重点加强对欠发达经济区域的资助、增强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等。四是政策调节方式。内涵相当丰富，但关键在于包括经济政策、产业政策、税收政策、收益政策、就业政策等在内的一系列政策。五是战略联盟方式。例如，可以鼓励各经济区域之间建立经济联盟、产业联盟、市场联盟、企业联盟、服务联盟、对口互助联盟等各种战略联盟，促进发达经济区域与欠发达经济区域的关联发展和带动发展。（原文刊于《杭州日报》（A11），2011年5月23日）振兴我国农村消费意义重大

从消费的角度来看，我国的市场结构存在着明显的“二元结构”，消费群体跨度很大，城市和农村落差很大，内需和外需很不平衡，从中间市场到终端市场的转化和传导机制并未形成，尤其是产业振兴到终端市场振兴缺乏传导机制，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处于非关联受控状态等，所有这些矛盾的焦点都会集中到农村市场上来。因此，我国农村市场的振兴将是决定我国经济命运的一个大问题。为此，在“十二五”发展时期，要继续实施积极的扩大内需政策，推动全国消费的整体发展，就应该对我国的农村消费振兴引起特别的关注，对我国农村市场的开发应有重大建树。基于如此的思考，提出如下五个方面的建议。一、大力改变农村消费市场长期被轻视的状态

长期以来，消费市场孰轻孰重的辩证理念没有解决，严重轻视农村消费市场。国内有机构曾经通过对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模型的研究表明：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每增加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速提高0.289%，农副产品价格指数涨幅每提高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速提高0.171%，农村居民新增收入的78%将投入消费，明显高于城镇的长期消费边际倾向。因此，农村具有很大的消费发展潜力，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主流氛围还是集中在城市中高端市场上，轻视了农村的中低端市场开发，从而对农村市场体系的开发建设缺乏战略举措。对于中高端市场，世界发达国家都是有的，我国也是需要的，但这不是中国特色！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阶段中高端市场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广大的农村市场和即使在城市里的消费市场，量大面广的主流群体还是需要“适用技术、适用产品、适用市场”。因此，理应重塑我国的市场结构体系。二、全面规划农村消费资源配置结构

要振兴农村消费，除了必要条件是要提高农民的收入之外，还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保障消费资源的有效供给。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正确地把握农村的消费结构。现阶段农村的消费结构总体上包括生产要素和生活要素两大方面，具体为：①农用资源类。包括种子、化肥、农药、饲料、农科、农具、农业加工等。②交通和通信类。包括基础设施和个人使用品等。③吃、穿、住等生活类。④家庭设备类。包括家电、家具等。⑤文教娱乐类。包括义务教育、公共文化、技能培训等。⑥卫生、医疗、保健类。包括公共卫生、防疫、医疗、预防等。⑦能源类。如太阳能利用等将来的增长空间较大。由于我国的城乡差距、东西差距、南北差距、地域差距、经济布局差异很大，如何做好有效的资源配置，应及早做出研究规划。三、加快建立城乡产业梯度转移的大通道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发展时期。为此，除了要振兴农业外，还要振兴适合农村的工业，特别是农产品加工业以及农用要素的属地化生产企业，振兴农村商业服务业和农村卫生事业等。我国农村面广量大，滴水成河，积元成亿，新农村将是我国经济发展的蓄水池，这一点，必须形成共识。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已经出台的产业振兴计划，应该是“移旧迎新”，而不是“废旧迎新”，把适用的转移出去，而不是抛弃一切。为此，应该把梯度转移作为产业振兴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把转移点作为产业振兴的发展点。要形成一股巨大的声势，像20世纪80年代我国出现的大规模的横向联合那样，搞好这一次产业振兴的梯度转移。因此，在组织机制上要形成梯度转移服务组织体系和服务机制，形成城市的产业网、商业网和农村的转移网关联发展。四、切实加强振兴农村消费网络体系建设

振兴农村消费，首先要振兴农村流通网络。人们怀念20世纪50年代，以集体经济为主体的全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系统网络的建立，对于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和农村经济的迅速恢复功不可没。有了流通渠道，经济就活了，推动了产业的发展，形成了经济发展的正循环。当前，农村的流通网络必须进一步构建完善，形成一个资源流动和配置的新平台，不论国有、集体、个体，都在这个新平台上运作。做到村村有小店，乡乡有中心店，镇镇有综合店，有条件的还可建立超市和集市贸易。探索流通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如对要素市场，可以开设“专业连锁专卖店”，如种子、化肥等市场，有利于控制质量、便于打假，更便于实行配送服务。还可以采用民间喜爱的形式，如庙会、展销会，可以定期、定点举行，也可以不定期、不定点举行。五、启动农村居民消费的即时项和潜力项

对农村消费资源配置内容进行优选比较，可以选择即时能够启动的类项和有潜力发展的类项先行启动，关键是要制定相应的消费政策和财政补贴政策。具体内容和建议如下。（1）家电下乡。有的产品在农村已经被了解，如彩电已下乡，但各种系列的平面电视和中型上下的平板电视，农村还是有巨大需求的。有的产品在农村还不太普及，如微波炉，在农村由于柴火缺乏或农忙等原因，农民经常吃冷饭冷菜，有了微波炉热一下，几分钟就可吃上热饭热菜，可以大力推广创造该市场。（2）汽车下乡。1.6升以下排量的汽车，特别是客货两用车，农村居民还是有向往的。目前，在农村大多使用拖拉机作运输工具，完全可以用客货两用车进行适度替代。（3）通信无线化，手机下乡。农村地广、人居分散，如采用固定电话，布线成本高，夏秋容易遭雷击，因此，农村移动电话也许是一种趋势。（4）日用品和耐用消费品下乡。可以在农村进行大量、大批的促销和巡回展销，也可以建立地区性的大市场。（5）农村居民居住房消费。农民筹集一生积蓄就是为了造一幢房子，这是中国农村典型的自然经济的表现。改革开放以后，农村比以前富裕了，改善生活居住的欲望更为强烈，造房的群体从年老一代转移到年轻一代，从被动需求转化为创造需求，已经成为农村生活趋向的一大亮点，正在形成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巨大需求。为此，应该关心、支持、扶植这种愿望，根据新农村建设的要求给予资源配置支持和信贷支持。更为重要的是加强农村规划，出台相关政策，推进农村土地集约化、宅基地置换，在保障农民产权利益的前提下，进行财政补贴，使农民自觉走上农村居住集约化的道路。（6）医疗保障事业的需求。人们对医疗保障的需求和欲望，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应该是没有根本区别的，但在医疗保障事业的供给上却有重大差别，这就是城乡二元结构的一个重大弊端。要克服二元结构影响，除了尽快发展农村经济外，更多地依靠政策调整医疗保障事业上的城乡差别。（7）率先启动农村太阳能利用工程。如果说20世纪是石油世纪的话，那么21世纪则是可再生能源的世纪，太阳能的世纪。目前，我国是世界上太阳能热水器生产量和销售量最大的国家，从事太阳能热水器研制、生产、销售和安装的企业达到几千家，年产值几十亿元，但从房屋的热水器安装率来说，以色列已达80%，日本为11%，中国台湾达2.7%，我国约在千分之几，说明太阳能热水器的推广应用潜力仍很大。太阳能热水器和太阳能热水器超导供暖系统都可以进入全国城乡千家万户，这个市场资源一定要保护好、开发好、应用好。如果太阳能热水器安装率提高10倍，将有几百亿元的年产值，如果在这基础上再提高10倍，年产值将有几千亿元。为了发展农村经济，振兴农村消费，首先应在农村推广太阳能民生工程，然后再由“农村包围城市”，彻底实现我国生活能源的重大变革。（原文刊于《上海企业》，2011年第3期）div中国促进内需市场发展之策略

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仍然受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加上中国正处在一个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能否转型成功？结构调整能否调整到位？均直接关系到长远的利益。因此，在“十二五”期间，中国应结合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改变一直以来过度依赖投资的经济模式。同时，在消费增长的基础上，可以为服务业拓展更广阔的空间。

从促进中国内需市场来看，无非是通过两个途径——投资与消费。在每个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对这两个途径的依赖权重是不一样的。因此，以目前而言，应积极采取“稳定投资，完善投资的结构效应；力推消费，强化消费的带动作用”策略，为中国经济奠定扎实的基础。

现代经济学认为国民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三驾马车”拉动，即投资、出口、消费。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目前的经济增长主要还是以投资和出口拉动为主，消费尽管每年都在平稳增长，但总体上还处于拉动经济增长能力不足之态势。因此，从拉动经济成长的增力结构上来看，如果投资和出口受挫，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就会遇到困难。基于如此判断，中国应结合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改变一直以来过度依赖投资的经济模式。同时，在消费增长的基础上，可以为服务业拓展更广阔的空间。

从目前情况来看，中国消费增长的稳定回升，将有助于经济增长的持续和稳定。但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出发，消费的贡献程度还比较低，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的作用还不够突出，消费与投资、出口相互替代的功能还不甚明显，从而就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转变。那么，影响当前中国消费的主要障碍是什么呢？应该说，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农民收入提高比较缓慢。中国农民数量众多，传统农业的产出比较低，抗风险能力也相对较弱，而农村劳动力转移又需要有一个逐渐的过程，这使得巨大的农村市场缺少农民收入快速增长的支撑。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扩大对农业的投入，努力增加农业的产出，以及有效提高农民的收入。（2）社会保障体系不尽完善。中国正处在重要的转型时期，社会保障体系尚在建立完善的过程，而保障水平也还比较低，这就使得国民的一部分即期消费转化成了远期消费，进而影响了当前消费的规模和水平。因此，需要进一步构建和完善适应城乡经济发展水准的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失业保障、社会救助、最低生活保障等覆盖城乡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3）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及收入分配政策等有待改善。通过公共教育资源、公共卫生资源的均衡配置，公共财政和社会协调机制到位，以及社会收入分配调节等方面的逐渐完善，都将有助于充分挖掘消费增长的潜力。一、振兴消费是当前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

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遭遇“两碰头”的严峻挑战。一方面，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仍然还在延续，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因素依然很多，国际上的欧债危机还在演变，而欧美主要经济体国家的经济增长乏力，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经济增长势头也开始回落，这种复杂多变的全球经济形势，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正处在一个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经济转型发展的任务相当艰巨，经济结构调整的任务相当复杂，经济发展能否转型成功？结构调整能否调整到位？均直接关系到长远的利益。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更加稳定和持续的任务，一定是十分重要和相当艰巨的。

在中国国内外经济环境复杂多变的形势下，到了2012年4月，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都出现了不同程度增幅放缓的迹象。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较2011年同期）增长9.3%，为2009年5月以来最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4.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只有10.7%，创2006年11月以来新低；2012年1~4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0.1%，创下10年新低，而CPI如期下降到了3.4%。又据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外贸数据，4月进出口增速下滑至2.7%，1~4月进出口总值11671.8亿美元，同比增长6%；其中出口5932.4亿美元，增长6.9%；进口5739.4亿美元，增长5.1%。同时，中国财政部也发布了数据，4月全国财政收入仅比2011年同月增长6.9%，增幅同比回落20.3个百分点，其中税收收入增长2.6%，增幅同比回落23.3个百分点。

以上数据充分显示2012年以来，中国国内外经济环境更加错综复杂，世界经济复苏的艰巨性、曲折性进一步凸显，而中国国内经济运行中依然存在着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特别是经济下行的压力进一步扩大。因此，2012年的宏观经济发展，一定要贯彻“稳中求进”的经济工作总基调，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有效管理通胀预期等三者之间的关系，尤其要把扩内需作为稳定成长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手段和途径。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不断地扩大开放，吸引了大规模的国际资本和国际产业，不仅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产业能级的提升和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营造了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从国际市场看，中国已经名列出口总额全球第一，或许还会有些潜力，但不可能无限扩大。从长远发展来看，中国需要改变外需强而内需弱的现状，而实际上中国国内市场也大有潜力，例如，13亿中国人，即使每个人多消费一元钱，就是13亿元的巨大市场。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前稳定出口是需要的，而只有内需起来了，中国经济增长才能稳定并可持续。因此，现阶段主要对策应该是要“促内需稳外需”，不稳外需就会丧失机遇，不促内需就会丧失后劲。

从促进中国内需市场来看，无非是通过两个途径，即投资与消费。当然，在每个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对这两个途径的依赖权重是不一样的。以目前而言，应该根据中国国内外经济发展的环境变化，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客观要求，积极采取“稳定投资，完善投资的结构效应；力推消费，强化消费的带动作用”策略，促进中国内需市场的有效成长，并且为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奠定扎实的基础。

若要振兴中国的农村消费，除了必要条件提高农民的收入之外，还要切实加强振兴农村消费网络体系建设、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并保障消费资源的有效供给。二、振兴消费主要路径在于完善投资的结构效应

从投资来看，大规模的投资确实能够拉动经济增长，但高投资不仅难以担当起结构调整的重任，而且还有可能引起更严重的结构问题。应该看到，在扩大内需中，过去主要还是依赖投资的拉动作用，例如，为了应对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国中央与各级地方政府，都纷纷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政策措施，其中最明显为引起全球关注的四万亿元人民币巨额投资计划。当然，大规模、高强度的投资，在宏观经济层面上以高强度的手段扭转经济增长滑坡的态势，以投资需求的强拉动创造了中间市场的振兴，并在微观层面上向全社会强力注入发展信心，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重复投资和通胀压力。

当前，为了积极应对经济下行的压力，一方面，仍然需要投资在经济增长中发挥应有的拉动作用，这是因为在促进中国内需市场中，短期之内投资依然发挥较重要的作用，也同样需要保持一定的投资增长幅度；另一方面，除了要继续保持稳定的投资增长之外，重点是要把握好投资方向、投资结构、投资效益。因此，提出如下三点建议。（一）保持适当的政府投资规模

从投资结构来看，中国政府主导的投资具有决策果断、速度较快、力度较大、见效较快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尽快化解经济下行的压力，增强经济发展的信心。因此，首先要对列入“十二五”规划的重大项目，特别是改善民生、扶持西部和农村发展的基础设施、教育卫生、资讯化等重大投资专案，应该提升实施力度，加快投资速度，还可以启动一批事关全局、带动性强的重大投资专案，使得一度下滑过快的政府投资能够恢复到常态。（二）把握好投资的方向和结构

从投资的方向和结构来看，在保持一定规模投资增长的同时，也要注意防止异化为新一轮的投资依赖。怎么防止？关键是要把握好投资方向，优化好投资结构，支持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投资。例如，这次中国中央财政投入1700亿元人民币，深入推进节能减排，在增加投资稳定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充分体现“绿色投资”的倾向，同时，更多的财政投入将用于培育发展新能源、新能源汽车和节能环保等战略新兴产业，从长远科研构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三）积极启动民间投资的活力

从投资资金来源来看，除了需要稳定政府投资之外，还应该更多地、更好地充分发挥民间投资的重要作用，促使投资资金来源的多元化，并启动民间投资，以增强经济的内生动力。例如，最近中国政府明显加大了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力度：交通运输部出台实施意见，鼓励民间资本进入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服务业务、新兴产业等领域；卫生部下发通知，允许社会资本按照经营目的自主申办营利性或非营利性医疗机构；铁道部出台实施意见，在铁路工程建设、装备制造等多个领域对民间资本开放。三、鼓励扩大消费，强化消费的带动效应

无论是投资拉动，还是产业振兴，最终还是要建立在扩大市场需求的基础上。因此，积极创造和创新发展最终消费的终端市场，不仅是经济稳定发展的落脚点，也是确保经济增长的归宿点。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经济要保持稳定地、可持续地发展，就一定需要在积极稳定投资增长的同时，把经济增长的着力点更多地放在推动消费上，通过扩大最终消费，带动中间需求，促使消费能够增为推动中国经济成长的主导力量。

从积极扩大中国国内消费来讲，首先需要进一步强化以“消费为本”的经济理念，旨在着重提高全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升其收益水平，创造条件提高全社会的消费能力，有效地解决中国终端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同时，推动消费增长，关系到中国经济在短期内的平稳较快发展，更关系到在较长期内能否持续发展。从这个立场出发，凡是有助于促进消费增长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都应该加快且加大力度出台，而且所有的举措最终都要转化或传导到振兴终端市场上来。为此，提出如下三点建议。（一）构建良性的消费支撑体系

对中国而言，推动消费增长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命题。也就是说，要构建形成良性的消费支撑体系，进而为消费增长提供扎实的基础，关键是要体现在四个方面：①调整社会收入分配机制，紧紧抓住社会收入分配利益调整的契机，把政策贯彻与促进消费有机地结合起来，让老百姓“有钱消费”；②消除抑制消费增长的各种因素，尤其要先行梳理医疗、教育、住房等因素对消费增长的影响，让老百姓“有钱敢消费”；③制定促进消费的政策措施，形成鼓励全社会参与消费的整体氛围，让老百姓“有钱乐于消费”；④积极开拓新的消费热点，深化体制机制改革，针对不同消费层次需求，创造新的消费载体，挖掘新的消费内涵，为老百姓“创造消费”。（二）推出积极的消费刺激政策

消费能不能得到持续的成长，还依赖于有效的消费政策，尤其在面临经济下行压力之际，适时推出积极的消费刺激政策尤为重要。例如，为了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政府曾经出台一系列推动消费的刺激政策。从2012年6月起，中央财政安排265亿元人民币用于支持扩大节能家电等产品消费，全面启动推广符合节能标准的空调、平板电视、电冰箱、洗衣机和热水器节能产品补贴。消费者购买这五大类产品，将获得最高600元的财政补贴。这些消费政策的出台，对消费增长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对稳定经济增长也将起到一定的助推效果。（三）启动广阔的农村消费市场

从消费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市场结构存在着明显的“二元结构”，消费群体跨度很大，城市和农村落差很大，从中间市场到终端市场的转化和传导机制并未形成，尤其是产业振兴到终端市场振兴缺乏传导机制，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处于非关联受控状态等，所有这些矛盾的焦点都会集中到农村市场上来。因此，农村市场的振兴是消费增长乃至经济增长的一个大问题，如果一个农民增加消费1000元，全国9亿农民就能增加消费9000亿元，足见农村消费潜力之巨大。为此，当前推动全国消费的整体发展，就应该对农村消费振兴引起特别的关注，全力改变农村消费市场长期被轻视的状况。（四）促进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持续促进消费增长还将为服务业发展提供有效的空间，进而有助于促进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的转型升级。首先，随着消费总量的增长，服务业发展可以向深度拓展。从当前来看，在已有的服务业发展基础上，应该在深度上挖掘潜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为此，不仅可以从新的形态、新的业态、新的手段等方面入手，进行深化延伸，而且还要不断提高服务水准和服务质量，从内涵方面进行新的扩展。其次，随着消费水准的提升，服务业发展可以向广度延展。服务业的领域很多、门类也很多，从传统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发展过程中，还能新增许多服务空间，为此，可以瞄准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改变的未来趋势，抓住新的消费热点和消费重点，乘势发展相关的服务业和新型服务业。再者，随着消费市场的细分，服务业发展可以向专业化方向拓展。在当前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大类中，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比较滞后，消费性服务业发展大有潜力，而个人服务业发展则初露端倪，总体来说都有发展前景。例如，在个人服务业领域中的中介服务业、家庭服务业、与医疗保健有关的服务、与改善日常生活品质相关的服务、与住房及生活环境相关的服务等，都还处于发展的初始阶段，有的甚至还是服务“空白”，市场前景十分广阔。（原文刊于《台湾经济研究月刊》（台湾），201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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