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老化态度：现状与干预(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洁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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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老化态度：现状与干预试读：

2017年，是华东政法大学65华诞。65年来，华政人秉持着“逆境中崛起，忧患中奋进，辉煌中卓越”的精神，菁莪造士，棫朴作人。学校始终坚持将学术研究与育人、育德相结合，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国家、社会培养和输送了大量法治人才。一代代华政学子自强不息，青蓝相接，成为社会的中坚、事业的巨擘、国家的栋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法治国家建设不断添砖加瓦。

65年栉风沐雨，华政洗尽铅华，砥砺前行。1952年，华政在原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东吴大学、厦门大学、沪江大学、安徽大学、上海学院、震旦大学9所院校的法律系、政治系和社会系的基础上组建而成。历经65年的沧桑变革与辛勤耕耘，华政现已发展成为一所以法学为主，兼有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文学、工学等学科的办学特色鲜明的多科性大学，人才培养硕果累累，科研事业蒸蒸日上，课程教学、实践教学步步登高，国际交流与社会合作事业欣欣向荣，国家级项目、高质量论文等科研成果数量长居全国政法院校前列，被誉为法学教育的“东方明珠”。

登高望远，脚踏实地。站在新的起点上，学校进一步贯彻落实“以人为本，依法治校，质量为先，特色兴校”的办学理念，秉持“立德树人，德法兼修”的人才培养目标，努力形成“三全育人”的培养管理格局，培养更多应用型、复合型、高素质的创新人才，为全力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和高等教育改革做出新的贡献！

革故鼎新，继往开来。65周年校庆既是华东政法大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也是迈向新征程、开创新辉煌的重要机遇。当前华政正抢抓国家“双一流”建设的战略机遇，深度聚焦学校“十三五”规划目标，紧紧围绕学校综合改革“四梁八柱”整体布局，坚持“开门办学、开放办学、创新办学”发展理念，深化“教学立校、学术兴校、人才强校”发展模式，构建“法科一流、多科融合”发展格局，深入实施“两基地（高端法律及法学相关学科人才培养基地、法学及相关学科的研究基地）、两中心（中外法律文献中心、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一平台（‘互联网+法律’大数据平台）”发展战略，进一步夯实基础、深化特色、提升实力。同时，华政正着力推进“两院两部一市”共建项目，力争到本世纪中叶，把学校建设成为一所“国际知名、国内领先，法科一流、多科融合，特色鲜明、创新发展，推动法治文明进步的高水平应用研究型大学和令人向往的高雅学府”。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65周年校庆既是对辉煌历史的回望、检阅，也是对崭新篇章的伏笔、铺陈。在饱览华政园风姿绰约、恢弘大气景观的同时，我们始终不会忘却风雨兼程、踏实肯干的“帐篷精神”。近些年来，学校的国家社科基金法学类课题立项数持续名列全国第一，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教育部重大项目取得历史性突破，主要核心期刊发文量多年位居前茅。据中国法学创新网发布的最新法学各学科的十强排名，学校在法理学和国际法学两个领域排名居全国第一。当然我们深知，办学治校犹如逆水行舟，机遇与挑战并存，雄关漫道，吾辈唯有勠力同心。

为迎接65周年校庆，进一步提升华政的学术影响力、贡献力，学校研究决定启动65周年校庆文丛出版工作，在全校范围内遴选优秀学术成果，集结成书出版。文丛不仅囊括了近年来华政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文学等学科的优秀学术成果，也包含了华政知名学者的个人论文集。这样的安排，既是对华政65华诞的献礼，也是向广大教职员工长期以来为学校发展做出极大贡献的致敬。

65芳华，荣耀秋菊，华茂春松，似惊鸿一瞥，更如流风回雪。衷心祝愿华政铸就更灿烂的辉煌，衷心希望华政人做出更杰出的贡献。华东政法大学65周年校庆文丛编委会2017年7月绪论一 研究背景与缘起（一）研究背景1.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日趋加深，“恐老”情绪弥漫

众所周知，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标准，当一个国家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时，这个国家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aging society）；当该比例上升至14%时，就意味着该国进入了“老龄社会”（aged society）；而当该比例上升至20%时，该国就进入了“超老龄社会”（hyper-aged society）。据2016年《穆迪报告》（Moody’s Report），到2020年，全球有13个国家将成为“超老龄”国；到2030年，“超老龄”国家数量将升至34个，其中，只有德国、意大利、日本和摩纳哥是“现役”的“超老龄”国家。而希腊和芬兰于2017年即今年就将步入“超老龄社会”，另外，包括法国和瑞典在内的8个国家将会在2020年加入这个行列，随后，加拿大、西班牙和英国将在2025年，美国、新加坡和韩国将于2030年加入该行列（王懿君，2016）。

美国人口调查局于2016年3月29日也发布了一份名为《一个正在老去的世界：2015》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称，目前全球65岁以上人口数量为6.17亿，约占总人口（73亿人）的8.5%（这意味着自1865年法国成为第一个老龄化国家开始，全球进入老龄化社会用了150年）；预计65岁以上人口数量到2050年将以每年2710万的增长速度急速攀升至15.65亿，约占届时人口（预计94亿人）的16.7%（也就是说在短短35年之后，全球将进入老龄社会），其中，80岁以上老人将从目前的1.26亿上升到2050年的4.47亿。该《报告》揭示了一个趋势，即在老龄人口增加的同时，5岁以下低龄人口正在不断减少。这一趋势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就开始不断显现，并且，在未来35年内，老龄人口将逐渐多于5岁以下的低龄人口。20世纪50年代，65岁以上人口约占总人口数量的5%，而5岁以下的低龄人口约占15%，《报告》认为，这两个群体的人口占比水平在过去数十年间不断接近，在2020年以前将出现交集，随后差距朝相反方向拉大，即老龄人口占比逐步高于低龄人口，到2050年，低龄人口占比可能降至8%以下。《报告》指出，这一交汇点的出现，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独特人口现象”。而在这一时期（2015～2050年）内，19岁及以下人口的增长几乎停滞，20～64岁劳动年龄人口也仅增长1/4左右。但考虑到人口总数的增长，19岁以下的年轻人占总人口比例从大约1/3缩小为略多于1/4，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只出现极小幅度下降。这说明，即便劳动年龄人口在未来35年间出现增长，但增长幅度约等于总人口增量，因此，劳动力的占比基本维持在与目前相当的水平。从全球各个地区来看，欧洲在目前和未来都将是全球老龄化最明显的地区。《报告》预计，在未来35年里，欧洲老龄人口占该地区总人口比例将从17.4%增长到27.8%，但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亚洲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也正在以同样令人惊讶的速度“老”去，两个地区老龄人口占比的增幅甚至略高于欧洲。亚洲的情况尤其极端，因为某些亚洲国家，如阿富汗、老挝、科威特、也门和沙特等国，老龄人口仅占人口的3%左右，但是，日本目前却以26.6%的老龄人口水平居世界首位，2050年将达到40%。韩国预计也将在2050年以接近36%的老龄人口比例取代德国成为全球第二的老龄化国家。《报告》还提示，一些国家正在同时经历总人口数量下降和老龄人口增加的叠加风险。这一趋势原本在欧洲较为突出，而未来，亚洲的一些国家更有可能经历这一双重趋势，其中就包括中国。《报告》预计，中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将从目前的1.37亿增长到2050年的3.49亿，占总人口比重从10%上升到接近27%。最严重的是韩国，未来35年里，在总人口减少11%的同时，老龄人口却将飙升到近36%（搜狐网，2016）。

上述这些触目惊心的调查数字很难不让人们对老化产生恐慌的情绪与消极的看法。然而，“恐老症”（即跟歧视老年相关而产生的对老年的一种普遍的厌恶或恐惧感）并不是现代社会才产生的主题，它已经在人类历史上延续了很久（戴维·L.德克尔，1986：3）。彼得·史蒂恩斯（Stearns，1976：163）在研究中发现欧洲传统文化中就有太多对老年人的偏见，如丑陋、自私、无能和最好保持在视线之外等诋毁老年人的语言。同样，研究发现，“恐老症”在英国文学中是一个经常出现的主题。塔姆期（Tamke）指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常常将老年人角色描绘成孤独消极的；许多有关衰老的维多利亚时代通俗成年文学反映的价值、态度及行为规则跟在儿童文学中的一样，即老年是考虑死亡和从世界上销声匿迹的时间；除当年轻人导师之外，老年人应该扮演一个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角色；如果老年人表现出与其说适合于他们倒不如说更适合于年轻人的世俗激情或欲望，或在其他方面有不妥的行为，那他们就应当受到惩罚（戴维·L.德克尔，1986：3-4）。这种恐惧心理从19世纪晚期欧洲的人口老龄化开始之初便已显现，并随着其程度日趋加深而与日俱增。20世纪中期，英国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1949年的报告中写道：一个社会的青年人口数下降可能变成“落后的危险，不仅在技术效率和经济福利上，而且在艺术和知识成就上落后于其他地区”（Royal Commission on Population，1949：21）。再如，“人口老龄化将导致劳动力不足，影响经济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加重现有劳动人口的经济与精神负担，引起家庭结构和规模变化，致使家庭养老危机增大，加重社会保障费用负担，增加政府财政压力。此外，老龄化越严重越不利于技术创新与社会革新，还会对社会文化、政治产生一定阻碍作用”之类的论断等。这种偏见在实质上揭示了社会对待老化与老年人的消极态度以及更多其他的东西（Pat Thane，1990：283-305），例如早期人们习惯将一个特别的个体行为特征归于全体人口特征的趋势（Winter，1980），而且也反映了他们自己对待老年人的负面态度的趋势（Grundy，1991：133-156）。

恐慌情绪会遮蔽人们看待事物的理性目光。人口老龄化并非一无是处，它有着自身的潜能，只有将其潜能充分发挥，才能克服它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要知道，在前工业期的欧洲，对任何男女来说，老年是由外貌和能力来界定的，而不是由有关养老金和退休年龄的规定来界定的，因此，人们可以在不同年龄被称为老。18世纪的英国穷困救济记录首次将有些50岁的人描述为老，而另一些则到70岁才被描述为老；18世纪的法国公共服务养老金的申请者的年龄范围是54～80岁（Troyansky，1992：86）。可见，现代社会有关养老金和退休年龄（60或65岁及以上）规定的普及，以及老年人被医疗系统的边缘化，反而增加了老年人的依赖性，令他们的价值在现代社会变得比过去某些特别时候还要低（Thane，2003：93）。老年人的价值被人为贬低，社会形成对他们过度消极的态度与不公平的看法，也就是说，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与老化和退休相关的刻板印象”（Katz，1978：1-12），从而抹杀了老年人群自我实现的潜能，因此，才会导致整个社会弥漫着“恐老”情绪，而在这种情绪下，整个社会自然难以做出正确的决策来应对人口发展问题。2.城市现代化进程加速，传统老年观面临转型挑战

从人类文明发展史角度看，人类经历了蒙昧、野蛮而逐步走向文明，从渔猎文明发展到农业文明再发展到现在的工业文明，每一次文明更替都是一次社会革命，都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大发展、大进步。然而，人们对待老年人的看法与态度似乎并未遵循这一规律。

在那个生产力极为低下的远古时代，人们蒙昧地将“老”视为一种对超越自然的、神秘力量的持续信仰，即上帝或神能够在一个人出生时预先注定他的寿命，或能够在任何时候改变它（Finch，2010：355-377），死亡由超自然的力量所决定（Clay，1981-1982：112-117；1983：43-148、154-157）。这种“蒙昧”会令人们对“老”产生一种仰视与敬畏心理。例如，《荷马史诗》曾描绘，在没有文字的社会里老人一定具有特殊的价值——一句非洲的格言称“一位老人去世，就如同一座图书馆被焚毁”（George Minois，1989）。这说明老者常常被看作智慧的化身。早在公元前7世纪，索伦（Solon）就将人类生命的界限设置为70岁，将其分成每七年一阶段，共十个阶段，其中，第九阶段（57～63岁）和第十阶段（64～70岁）就是老年期，若有些人到了第九阶段的高龄而没有任何精神损伤，他们便会到达第十阶段，成为受人们尊敬的智慧老者。而古希腊城邦斯巴达的长老会（Gerousia，由28个斯巴达议会选举的老者组成）的空位便是为那些最值得尊敬的、超过60岁的男人而准备的，这些老者是聪明的和健康的，永远受联邦最高权威的委托（Finch，2010：355-377）。然而，事实证明，“蒙昧”也会制造残杀与血腥。例如，英国历史学家沃辛顿·史密斯（Washington Smith）在其《原始野蛮人》一书中也提及“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不能生产足够的食物，老年人最终会被赶离族群或被杀掉”的事实。甚至在某些部落，这种残杀与血腥还被人们认为是一种美好的事情。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曾经描述在亚洲某个部落，无论何时当某个人变老，所有他的亲属就会聚集在一起将他和羊一起杀死用以祭祖，蒸煮之后一起享用，他们相信这将成为对一个人到了生命尽头最好的祝福方式，但若某个人是死于疾病，他们便不会吃他的肉，因为避开生病（可能指传染病）可能是为了避免摄入诅咒。然而，在另一个远东的游牧部落中，却仅杀死并吃掉体弱多病的老年人（Finch，2010：355-377）。不管主观上是出于祝福还是恶老，蒙昧时代的确出现了残杀老人的事实行为，恰如公元前6世纪的印度教起源并流传下来的一种叫“萨蒂”的寡妇殉夫制度，被火烧的妻子脸上竟然还洋溢着喜悦的笑容。

不幸的是，这种蒙昧的血腥在随之而来的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中演变成了一种经常被看到的生活形态：许多以游牧为生的狩猎-采集社群、住在北极或沙漠地区的社群抛弃或虐杀老人，如因纽特人、阿齐族、西里奥诺人，还有中国元朝的蒙古族曾将年满60岁的汉族老人送到野地的墓穴即“砖打墓”里等死（贾雷德·戴蒙德，2014：96）。印度的寡妇殉夫制度更是在16～19世纪初达到巅峰——当时的孟加拉邦平均每天有两名寡妇殉夫自焚，1819年，全邦竟有839名寡妇殉夫，仅加尔各答就有544人（培伦，1982）。即便是在英国殖民当局废止该制度（1829年）后的2006年，依然上演了35岁的寡妇维德娅瓦蒂被村民和亲属挟制跳火殉葬的惨剧（沈志珍，2006）。这些数据和事实意味着人们对待老年和老年人的态度与对待女性的态度一样，很自然地从蒙昧状态过度到了野蛮状态。此时，人们无视老年人的价值，认为他们是累赘，显然不是上帝或神主宰着人的寿命，而是野蛮的人类自己。虽然，在语言出现之后、文字出现之前的一段相对文明的时期，尊老、敬老、养老是当时社会最主要的道德规范，老年人也被视为“活的百科全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尊敬及很高的社会地位，因为人类的智慧依赖于他们口口相传地延续下去；然而，在文字出现和印刷术的发明以后由文书沟通发挥主要作用的文明时期，老年人的地位急转而下，他们越来越得不到尊重，因为他们缺乏激情、权力和创造力。他们的社会地位随着文化模式的变化而变化（Minois，1987）。

此后，随着信息爆炸、科学技术进步、工业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属于老年人的财产继承权、土地所有权和传统与智慧的监护权逐渐被剥夺，青年人不再为了获得这些权利而不得不依靠老年人，因而老年人的社会地位也随之变得越来越低（Cohn，1982：115-161）。也就是说，到了近现代，人类社会文明程度越来越高，老年人的地位却越来越低。老年人的地位总是在衰退，是一个非常长的历史信仰（Minois，1990：6-7），尤其是到了当代社会，这个衰退趋势有增无减。据国外人类学调查发现，老年个体所处的社会地位是察觉生活质量的决定因素。亲属关系、维护与年龄有关的传统并尊重老年人的知识与智慧，这一直都与老年人较高的地位和变老的积极情感相关（Holms，1976：211-220；Simmons，1945）。由于老年人的相对数与绝对数迅速增长，大多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扩展的亲属体系逐渐消失，然而在英国、瑞典、希腊、日本和波多黎各，对待老年人的态度中，有一个无所不在的信仰超越了地域、教育和文化的差异，呈现了一个主流的、与文化无关的对老化过程的负面理解（Arnhoff，Leone，& Logge，1964：41-58）。

据调查，16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后期，世界人口的平均寿命约为35岁，维持了三个多世纪不变，而在此之前的寿命可能更短（Wrigley and Schofield，1989：528）。在古罗马的著作里，老年人被定义为从40岁早期到70岁（Parkin，1998）。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末，自发达国家开始的人口老龄化迅速蔓延到全球，其间世界人口的平均寿命翻了一倍，到了70岁左右，进入21世纪之后，这个数字继续上升至75岁左右。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导致人的寿命延长，而且也令老年人的社会地位发生变化。伴随老年人社会地位的不断下降，全社会形成的“老年观”（即一定社会实体对待老年人的基本态度，以及关于老年人社会地位和价值等方面的综合性观念，反映了一个社会的老年群体与社会的关系，是对老年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功能的理论概括，它随着老年群体的变化和社会关系的发展而演变，也随着整个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而发生变化）也从未摆脱过消极、负面的阴影，并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观念处于文化的深层次结构，直接决定人的行为方式。老年观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解析：一是老年价值观，二是老年生活形态观，三是老年亲子观。其中老年价值观是核心维度，决定其他两个维度（李洁，2013a）。我国老年观念文化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萌芽，正式形成于西汉中前期。千年以来以男耕女织为特色的农业社会培育出“年老无用”的消极价值观：当没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退居家庭，就只能依赖子女养活，他们的生活形态是封闭、单调和狭隘的，他们的亲子观是“养儿防老、多子多福”。在“四代同堂”的大家庭里，老年人不必为物质短缺和无人照料而担忧，但到了现代化生产模式之下，家庭规模变小且功能变少，加之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一对夫妻的核心家庭在承担抚养下一代的重担之外很难再顾及两家四个老人的养老问题，因此，农业社会形成的消极、封闭、依赖的老年生活观念与形态已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老年人及至青年人都要学习并树立新型的老年观，迎接传统消极的老年观向现代社会积极、开放、独立的养老观念与模式转型的挑战。3.西方现代老年研究成果辈出，积极老龄观念广泛传播

老年学既是一个古老的学科，也是一个新的学科。说它老是因为18世纪和19世纪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约翰·泰特恩斯（Johann Tetens）（1777年）、弗里德里希卡若斯（Fredrich Carus）（1808年）、阿道夫克托莱（Adolph Quetelet）（1835年）等人就已撰文倡导对人的整个生命过程的发展进行研究（Rosemary Blieszner，1986：555-562）。说它新是因为现代意义上的老年学研究到20世纪才初露头角，以梅奇尼科夫（Metchnikoff）于1901年在其《人类的本质：乐观主义哲学的研究》（The Nature of Man：Studies in Optimistic Philosophy）一书中第一次使用“老年学”这一概念为标志（Robert N.Butler，1983：351-361）。从20世纪初至六七十年代，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相继进入老龄社会，老龄化逐渐成为西方学界普遍关注的热点，尤其美国颁布《老年法》（1965年）和国家老龄研究院成立（1974年）之后，有关老龄化的研究、建议和干预研究项目才繁荣起来，从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促成了社会老年学（是指研究老龄问题的社会科学的一个统称，它包括了老年社会学、老年经济学、老年心理学等诸多分支学科但又是在这些学科基础之上的具有整合意义的学科）的形成（穆光宗，2012），最终标志着老年学学科的成立。例如，1909年，原籍维也纳的纽约医生纳歇尔（Nascher）提出老年医学（Geriatrics），成为老年医学的奠基人；1922年，美国心理学家霍尔（Hall）出版了《衰老：人生的下半段》（Senescene：The Last of Life），标志着老年心理学的开端；1940年兰德斯（J.Landis）的《艾奥瓦州农村老年人的态度和调适》和1945年西蒙斯（L.W.Simmons）的博士论文《老年人在原始社会里的角色》成为老年社会学的开端；1957年，世界著名人口学家、法国国立人口所所长皮查特（B.Pichat）为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撰写了《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开始对人口老龄化进行开创性、系统性地研究，此书的出版标志着老年社会学的诞生；美国学者克拉克·蒂比茨所著的《老年学手册——社会（经济）诸方面》一书（堪称社会老年学的百科全书，于1960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则标志着社会老年学的产生；同年，国际上正式出现“老年人口学”这一专有名词，标志着老年人口学的确立；1976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詹姆斯·H.舒尔茨（James H.Schulz）的《老年经济学》问世，成为目前最完善的老年经济学理论专著之一。而国内有关老年医学、老年心理学、老年社会学、老年人口学等的研究均要晚于西方半个世纪之多，始于20世纪60年代，而老龄产业的研究则更晚，始于20世纪90年代。最终是以1999年“国际老人节”邬沧萍教授主编的《社会老年学》出版并成为我国第一本系统论述该学科的著作为标志，创建了社会老年学的理论框架，为中国社会老年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0世纪70年代后期，由于欧美福利国家出现经济危机，老龄化理所当然地成为压垮福利体系的第一元凶，于是老龄化研究的重心从老龄化的积极后果转向了消极后果，自然，“老年歧视主义”（ageism）盛行一时，成为当时的社会“常态”。然而，西方学者在寻求应对之策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发掘老龄化自身潜能的重要性，因此，到了80年代末，美国学者罗欧（Rowe）和卡恩（Kaln）提出了“成功老龄化”（successful aging）的概念，世界卫生大会（WHA）也首次使用了“健康老龄化”（healthy aging）的术语。但这两个概念背后的思维逻辑依然是基于“问题视角”来看待或应对老龄化问题，即促进老年人的“健康化”和“成功化”，是为了减少他们对家庭和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还有相当多的人和行为主义心理学家伯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Burrhus Frederic Skinner）一样，认为“老年与成长在概念上是自相矛盾的”（黛安娜·帕帕拉等，2013：232）。到了90年代末，美国白宫老年会议又重申了美国学者巴特尔（Butler）于1983年提出的“产出性老龄化”（productive aging）概念，世界卫生组织（WHO）则极力倡导“积极老龄化”（active aging）理念，此时的老龄观念才真正从“问题视角”转向了“优势视角”，即不否认老年期的脆弱和依赖，更加强调老年期的差异和积极发展，并号召全社会推进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社会参与和社会保障进程。

直至今日，人类老龄观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发生了从歧视到平等、消极到积极、危机到发展的重大转换，而伴随这一宏观领域思想变革的微观领域也发生了思想的演进。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西方社会老年学领域涌现了许多老龄化理论，包括：关注社会结构因素对个人及行为的影响的宏观理论，如年龄分层理论（age stratification）、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老龄政治经济学理论（political economy of aging）等；关注个体的内在动力和社会过程这两个层次同时发生老龄现象的中观理论，如生命进程理论（life course）、生命周期理论（life circle）、活动理论（activity）、亚文化理论（subculture）等；关注个人及个人间的互动的微观理论，如社会建构主义理论（social constructivism）、社会交换理论（social exchange）、超老化观感（gerotranscendence）、选择-优化-补偿理论（Selective Optimization with Compensation，SOC）、智慧（wisdom）等（Bengtson V.L.et al.，1997：72-88）。

理论倾向于折射它们创造者的价值与规范、它们的社会时代，并反映文化主流观点，是一种恰当的分析社会现象的方式（Ritzer G.，1998）。这些老龄化理论有其争议更有其价值，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老年学研究的新成果，同时，这些理论成果反过来又大大推动了老年学学科的发展，并为各项老龄工作与实践提供了科学的引导。纵观这些理论成果的出现轨迹，我们可以发现人类老龄化观念正悄悄地发生着从消极到积极的转换，尽管还有些不彻底，但积极老龄观念依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传播与接纳认可。（二）研究缘起

本书之所以选择关注大学生群体及其老化态度现状，主要出于如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高校教师工作的要求使然。研究者置身于高校工作场所，目的是教育好祖国的天之骄子。这种教育不仅仅是对大学生进行知识传授，还是对他们进行人格塑造。而作为一名“两课”老师，笔者认为后者，也就是对大学生进行人格塑造的教育目的更为重要。为打赢一场成功、有效的教育“战役”，不管是关于知识传授的还是关于人格塑造的，其前提必然是深刻地了解教育对象（大学生）的特点，在以他们为中心的同时，结合我们的教育目的找出最适切的教育方法。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成为一名优秀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正所谓“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于是，研究者便逐渐对大学生的生活世界产生了浓厚了兴趣。

其二，老年教育研究经验与兴趣的导向。笔者一直对老年的成人教育学习现象情有独钟，自十多年前成为一名成人教育学专业的研究学习者之时，就与它结下了一生的情缘。从对“和谐社会进程中的老年教育”的调查，到对“文化视野中的老年人生存状态与精神面貌”的考察，到对“作为老年人的一项基本人权的教育学习权保障问题”的探讨，再到对“基于西方现代老龄化理论视角的老年教育基本理论的反思与重构”以及对“老年教育目标的现实建构”的研究——这跨越十余年的、兼顾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对老年教育与老龄问题的探究，令笔者的相关研究经验与兴趣与日俱增，从而使笔者成为一名坚定地为老年人群体发声并为逐渐老去的自己发声的学术追求者。这是一件于人于己都非常有意义和价值的伟大事业，因为关爱现在的老年人，就是关爱现在与未来的自己。

其三，青少年教育与老年教育的融合。由于长期关注处于青少年与老年这两个人生发展阶段人群的教育现象与问题，在不断地发现与思索中，笔者发现了这两个领域之间有一个融合地带，即对青少年的有关老龄化的教育，即老化教育。一方面，在青少年教育领域，老化教育属于德育范畴，目的是让青少年获得对老化与老年人的正确认知，并培养积极乐观的老化态度，从而使之有正确地对待老年人及自己老化的行为；另一方面，对未成年人及成年人进行有关老化的知识、态度与行为的培养与塑造的老化教育，与面向所有老年人的老年人教育和面向即将或正在从事老龄工作（医护、教育、社工、研究等）的专业人士的老年学教育，一起构成了老年教育学学科体系的三大组成部分。二 研究目的与意义（一）研究目的

本书将走进大学生群体的生活世界对其老化态度现状进行调查，通过分析发现其老化态度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并针对其消极因素提出若干促进大学生积极老化态度形成的转化策略，以帮助他们提升思想道德水平与精神生活面貌，最终实现为国家和社会输送德智兼备的高级人才的远大目标。具体细分为如下三个小目标：了解大学生老化态度的现状特点；探索大学生老化态度形成的影响因素；探讨大学生老化态度的积极干预策略。（二）研究意义1.理论意义

首先，国内已有成果中没有直接对“大学生老化态度现状与干预”的研究，因此本选题具有较强的学术创新性；其次，本书拟采用问卷与访谈结合的方法，立足高等教育与德育交叉视角，旨在对非医学专业大学生老化态度（对老化与自我老化过程的体验及对老年人老化过程的体验）现状进行调查并探索其形成原因与干预策略——该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外研究在内容、对象、视角与方法上的薄弱环节；最后，本书所关注的老化态度内涵结构、量表编制、影响因素与干预策略等问题，不仅丰富了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也为高等教育与德育、老年教育和老年学等领域的学科建设提供了鲜活的素材。2.现实意义

本书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展开，具有较强的应用价值。首先，对大学生而言，了解自己的老化态度既有利于自身未来成功地老化，也有利于与老年人建立和谐代际关系，帮助老年人实现成功老化；其次，对教育者而言，由于老化态度能同时反映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与思想道德状况，因而知晓其老化态度有助于大学生心理健康与思想道德教育的展开，同时了解老化知识也有利于教育者自身未来成功地老化；最后，对国家和社会而言，加强对大学生老化态度的教育干预不仅有利于塑造具有孝道美德与身心健康的高级人才，也有利于消除社会弥漫的对老年歧视的刻板印象和对变老的恐惧，为社会迈向成功老龄化提供支持环境（Couper & Pratt，1999：3-6）。三 研究思路与内容（一）研究思路

本书的理论基础是老化态度理论。老化态度理论不仅贯穿于整个文献综述，而且贯穿于整个访谈研究与问卷调查研究。在整个调查研究过程中，研究者运用社会统计软件对问卷进行分析，以研究者自己为工具对文本进行解读，以及最后成文形成研究结论并提出具体的建议，都要以老化态度理论为基础。具体思路如下。

第一，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搜集、梳理和总结，厘清老化态度相关概念与内涵结构并确定本研究框架。

第二，依据老化态度的内涵结构设计访谈提纲，对15～30名上海某公立高等学校非医学专业四年制在读大学生分阶段进行深度访谈，了解他们的个人背景（学校、城市、年龄、年级、专业、性别、户籍、生源地、是否独生/学干、健康状况、家庭经济、成长环境、父母文化程度、父母健康状况等）与老化态度等真实情况，并深度解读访谈转录文本，考察他们老化态度的影响因素。

第三，在访谈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结合已有研究量表编制大学生老化态度问卷，在全国（大致覆盖华东、华中、华北、华南、西南、西北六大区域）普通高等学校的四年制在读大学生（简称“本科生”）进行老化态度数据搜集，然后运用社会统计软件分析数据，呈现不同背景大学生老化态度现状特点及影响因素并验证假设。

第四，综合访谈研究与问卷研究，并结合理论研究探索大学生老化态度与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提出若干有效干预大学生积极老化态度形成的教育策略（如图0-1所示）。图0-1 研究思路（二）研究内容

为实现本书目标，研究者将运用问卷与访谈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着力完成如下五方面的研究内容。

第一，解析大学生老化态度的内涵与心理结构。首先运用文献法对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有关态度、老化态度等的研究进行梳理，然后依据本书的研究目的从社会心理视角对大学生老化态度心理结构进行探索，为本书奠定理论基础。

第二，了解大学生老化态度的整体现状。在描述大学生老化态度总体现状的同时，从老化态度结构的三个层面（老化认知、老化情绪与老化应对）具体解析大学生老化态度的状况。

第三，考察不同背景大学生老化态度的差异。主要从个人、学校、家庭和社会四个层面多个维度来考察。其中，个人层面背景包括八个——性别/年龄/是否独生子女/恋爱状况/健康状况、忘年交/养老院义工经历、老化教育需求；家庭层面背景有十九个——家庭经济、成长环境、父母年龄/文化程度/健康状况/职业/宗教信仰、祖辈年龄/居住地/经济状况/退休前职业、父母与祖辈关系/祖孙关系/亲子关系/最喜欢谁；学校层面背景有三个——专业/是否学生干部/老化教育经历；社会层面背景有两个——地区、户籍。

第四，挖掘大学生老化态度形成的影响因素。分析上述四个层面的背景因素对大学生老化态度的影响强度与向度，以及大学生老化态度内部结构因素交互影响的规律。

第五，探讨大学生积极老化态度形成的若干干预策略。针对大学生老化态度的内外影响因素，从个人、家庭、学校和社会四个层面来探讨大学生积极老化态度形成的干预策略。第一章文献综述与核心概念第一节 文献综述一 关于态度理论的研究（一）态度形成理论1.遗传理论

西方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基因对于认知能力和情绪方面（气质、心境等）的作用是显著的。研究结果指出遗传决定了多种态度，包括对待饮食的态度、对待工作的态度、对待学习的态度以及对待种族的态度。当然这种作用并非是直接的，很可能受到人格特征、物理特征、学业成就和其他个体变量的中介作用的影响（Aiken，2007：48）。2.社会学习理论

大多数关于态度形成的研究关注的都是学习过程。态度可能是学习过程中的刺激或反应、起因或结果，态度也可能是学习的驱使者和激励者，习得的认知和觉、奖励或惩罚都能改变个体行为。

人们普遍认为，态度形成的过程是一个社会化学习的过程，它受到父母、同辈和其他信息源的影响。态度最初在儿童期产生，到成人时逐渐成形，但是此时的态度并不是不能改变的，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态度也可能在以后的生活中发生改变。根据社会学习理论，人们通过观察和模仿他人的行为来习得态度。通常，在一个人从小到大的过程中，他/她会习得一套客观标准或参照来评价自己的经历。这些标准或态度受到个人情感联系以及从他人那里获得的忠诚度和安全感的影响，而且这些影响会伴随着一个人从小到大。当一个人逐渐成熟后，他的态度难免还是和父母相似，但同时也会变得越来越像他/她不断扩大的社会圈子中的同伴或其他人。

社会学习理论认为，在个体态度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两种基本的学习方式是经典性条件反射和操作性条件反射。经典性条件反射一般认为，个体获得对某一事物的态度是因为该事物重复地与愉快或痛苦的刺激相连，积极的感受或态度是伴随着愉悦经历的刺激而来，而消极的感受或态度来自伴随着痛苦经历的刺激。操作性条件反射认为，虽然人们通常认为态度是认知或情感的反应，但他们也可能像行为那样，被强化或者惩罚塑造出来。如果表达出一种特定态度能使某人受到奖励或回避惩罚，这种态度很可能在以后相似的情境下重现。3.一致性理论

该理论由奥斯古德（C.E.Osgood）和坦南包姆（G.P.H.Tennenboum）于1955年提出。理论认为，人对周围各种人和事物由于不同评价而有相同或相异的态度。这些态度之间可以是互不相干而独立的（比如，我敬佩我的老师和我喜欢打扮），但如果态度对象中的一方发出有关另一方的信息（如老师表示赞成或反对打扮），两者以及有关两者的态度就有了关联。如果人对两件事都持有的态度（正向关系），且两态度完全一致，人会感到愉快，就无须改变原态度；假如信息所表达的关系和人的原态度存在不一致，人就会体验到冲突、不安或不快。为达到心理上的一致与和谐，人便会从内部产生动力，驱使他去调整对两件事的态度，或者强化自己原有态度，或者不改变方向但是降低原有态度的程度，或者改变原有态度方向与对方保持一致。总的来说，就是个体倾向于努力保持自身态度的一致性。其表现在，人们倾向于喜欢和他们持相同态度的人，而不喜欢和自己持不同态度的人（Aiken，2007：50）。4.平衡理论

该理论由弗里茨·海德（Fritz Heider）于1958年提出，该理论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在态度转变中的作用。人们趋向于调整自己和他人的关系从而使得自己的内心感到平衡。当社会关系不平衡时，人们感到被迫要改变他们的态度或行为来重建他们在这些关系中的平衡状态。5.认知失调理论

该理论由费斯廷格（Festinger）于1957年提出。该理论认为，人有许多认知因素，这些认知因素之间有些是相互独立的，有些是互相关联的。相互关联的认知因素之间存在两种情况，一是两者之间呈协调关系，二是呈不协调关系。当个体的认知（信念或态度）和其他人或自身的行为相互冲突时，个体将经历认知失调。认知失调使得个体警觉，并且促使个体去减轻这种失调（时华蓉，2007：256）。

费斯廷格认为，态度改变是为了维持各项态度之间的一致。如果态度中有两种认知不一致，就会造成认知失调；如果失调认知的成分多于协调认知的成分，则会引起更大的失调；认知失调给个人造成心理压力，使之处于不愉快的紧张状态。此时，个体就会产生清除失调、缓解紧张的动机，通过改变态度的某些认知成分，达到认知协调的平衡状态。费斯廷格认为认知失调有四种原因：逻辑的矛盾、文化价值冲突、观念的矛盾以及新旧经验相悖。他认为，消除、减少认知失调的途径有三个：一是改变或否定失调的认知因素的一方，使两个认知因素协调；二是引起或增加新的认知因素以改变原有的不协调关系；三是降低失调的认知因素双方的强度。6.自我知觉理论

该理论由比姆（D.J.Bem）于1972年提出。自我知觉理论是考察行为是否影响态度的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们通过自己的行为和行为发生的情境了解自己的态度、情感和内部状态。也就是说，当问一个人关于某事物的态度时，个体首先回忆他们与这种事物有关的行为，然后根据过去的行为推断出对该事物的态度（Aiken，2007：53）。7.诱因理论（社会交换理论）

诱因理论将态度的形成看作个体对权衡各种可能情形，比较各种收益后而采取的最大化收益的过程。诱因理论具体可以细分成认知反应理论和期望-价值理论。认知反应理论由格林沃尔德（A.G.Greenwald）和佩蒂（R.E.Petty）等提出，认为个体对沟通的反应伴随着认知反应（积极的或消极的思想），这一认知反应决定态度的形成与变化。期望-价值理论则是由爱德华（W.Edwards）于1954年提出，认为人的态度形成是在比较各种可能结果之后，选择最佳结果的过程（田志峰，2011）。8.三阶段理论

凯尔曼提出了态度形成的三阶段理论，即依从—认同—内化。依从指个体为了获得奖励或逃避惩罚而采取的与他人表面上相一致的行为。依从不是个体自愿的，而是迫于外界的强制性压力采取的暂时性的行为。在态度形成的过程中，依从是很普遍的现象，在个体早期生活中，态度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依从。认同是个体自愿地让自己的态度和行为与心目中榜样的观念和态度相一致。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都是依照社会中其他角色的态度来指导我们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内化是指个体真正从内心相信并接受他人观点，将之纳入自己的态度体系成为有机组成部分。内化在个体态度形成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知道，每个团体都有其一定的规则，有的明确，有的模糊，但团体不可能对所有的行为都制定一定的规则，这就要求成员在大多数场合下都自觉地按照社会的期望来行动。（二）态度改变理论

态度的形成是态度从无到有的过程，而态度的改变则是指在之前态度的基础上产生变化、发展的过程。态度的改变理论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海德（F.Heidey）的P-O-X模型、纽科姆（T.M.Newcomb）的A-B-X模型和费斯廷格（L.Festinger）的认知失调理论。P-O-X模型对态度形成或改变的机制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路径，其研究结论也获得后续研究的一些支持，但是在解释重大事件引起的态度改变时则显得有些乏力。A-B-X模型很好地弥补了前一模型的不足，但是仍未解决人际关系与态度形成的整体关系和复杂性的问题。认知失调理论对于个体面临各种选择做出一种选择后的内心现象进行了较好的揭示，但也引起了一些争议。不过这三种理论对于理解态度的改变还是具有相当大的意义。（三）劝导或说服对态度形成与改变的作用

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试图说服别人和被别人说服的情形，从而时常面临着态度方向的改变和强度的增减。显然，态度的形成和改变更多的是在沟通中完成的，以形成和改变人的态度为目标的沟通就是劝导性沟通。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霍夫兰德（Hofflander）及其同事曾对劝导性沟通过程进行了详细研究，提出了说服模型。该模型主要强调信息和背景的作用（如图1-1所示）。图1-1 说服模型

资料来源：刘志，2011。

在此模型中，外部刺激由劝导者、劝导信息和劝导情境组成。其中劝导者的影响力取决于他的专业程度、可靠性和他是否受欢迎。态度主体（被说服者）的特点包括其卷入程度或是否对劝导有免疫力以及其人格特征。在态度改变的过程中，态度主体首先要学习信息的内容，在学习的基础上发生情感转移，把对一个事物的情感转移到与该事物有关的其他事物之上。当接收到的信息与原有的态度不一致时，便会产生心理上的紧张，一致性机制便开始起作用，有许多种方式可以用来减轻这种紧张。有时候人们还采用反驳的方式对待劝导信息，按照认知反应论（cognitive response theory）的观点，人们在接收到来自他人的信息后，会产生一系列的主动思考，这些思考将决定个体对信息的整体反应。态度的改变主要取决于这些信息所引发反驳的数量和性质，如果这种反驳过程受到干扰，则产生了说服作用。因此说服结果有两个，一是态度改变，二是对抗说服，包括贬低信息、歪曲信息和拒绝信息。

首先，从传递者方面来说。①信息的传递者。其威信、与接受者的相似性都会影响他提出的信息的说服效果。威信越高，与接受者的相似性越大，说服的效果越好。②说服的意图。如接受者认为传递者刻意影响他们则不易改变态度；但如果他们认为传递者没有操纵自己的意图，心理上没有阻抗，对信息的接受较好，则易于转变态度。③服者的吸引力。接受者对高吸引力的传递者有较高的认同，因而容易接受他的说服。

其次，从沟通信息方面来说。①信息差异。任何态度转变都是在沟通信息与接受者原有态度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发生的。如果传递者的威信较高，这种差异越大，引发的态度转变就越大；如传递者威信低，这种差异适中，引发的态度改变也较大。②畏惧。它与态度转变的关系不是线性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畏惧的唤起能增强说服效果。但是，如果畏惧太强烈，引起接受者心理防御以至否定畏惧本身，结果就只能是态度转变较少。研究发现，中等强度的畏惧信息能达到较好的说服效果。③信息倾向性。对一般公众，单一倾向信息说服效果较好；对文化水平高的信息接受者，提供正反两方面的信息，说服效果较好。

再次，从接受者方面来说。①原有的态度与信念。已经内化了的态度作为接受者信念的一部分，难以改变；已成为既定事实的态度，即说服者根据直接经验形成的态度不易改变。②接受者的人格因素。依赖性较强的接受者信服权威，比较容易接受说服；自尊较强、自我评价较高的接受者不易改变态度。社会赞许动机的强弱也是影响态度转变的因素，高社会赞许动机的接受者易受他人及公众影响，易于接受说服。③个体在面临改变态度的压力时，其逆反心理、心理惯性、保留面子等心理倾向会使其拒绝他人的影响，从而影响态度转变。人们通常会利用一些自我防卫的策略来减少说服信息对自己的影响，比如笼统拒绝、贬损来源、歪曲信息、论点辩驳等。

最后，从情境方面来说，态度转变是在一定背景下进行的，以下情境因素会影响态度转变。①预先警告。它有双重作用。如接受者原有态度不够坚定，预先警告可促使其态度改变；但预告也可能有抵制说服的作用，例如，预告与接受者的利益有关时往往使其抵制态度转变。②分心。它的影响也是复杂的：如果分心使接受者分散了对沟通信息的注意力，将会减弱他对说服者的防御和阻抗，从而促进态度转变；如果分心干扰了说服过程本身，使接受者得不到沟通信息则会削弱说服效果。③重复。沟通信息重复频率与说服效果呈倒U形曲线关系，即中等频率的重复，效果较好；重复频率过低或过高，说服的效果均不好。

霍夫兰德等人的研究对后来的研究影响很大。在现代的研究成果来看，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一般的劝导性沟通过程主要包括四个重要的方面：沟通的来源；沟通的信息；沟通的目标；沟通的情境。这四个方面共同决定劝导和态度转变的效果（田志峰，2011）。（四）态度形成与改变的机制

以上介绍了西方学界关于态度形成与改变的理论成果。然而，态度到底是在何种机制下形成、改变的？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也比较复杂的课题。各理论成果的解释都不相同，却都有各自的合理性。有中国学者认为，社会态度的确立是一个多变量构架，决非单一途径，要从普遍意义的角度去把握态度形成及改变的机制，还必须具体剖析在不同情境中态度产生的依据、诱因及中介。因此，态度形成及改变主要有四种相互作用的机制，依其重要性分别为原发型机制、条件型机制、习得型机制和人际型机制（刘宗粤，1998）。

原发型机制指态度形成、改变的基本诱因，也是任何情境中态度确立的必要途径，主要包括需要与期望。需要是个体行为导向的前提（内驱力、原动力），而客观事物是否符合需要及满足需要则直接关系到态度。不同的需要可以作为定势，影响人们的认知倾向；而人们对于符合自己需要并能满足需要的事物必然抱有肯定性的情感，反之则不然。期望对于态度的影响并不仅在于其是一种明确的占相对优势的需要，按新行为主义学派的斯皮曼（Spearman C.E.）的见解，期望还表现为对事物发展情况及行为结果的预测性认知。在弗洛姆（Vroom V.H.）设计的期望值模式中，激励力量=效价×期望。期望影响人们的态度形成及改变，还可用另一公式说明，即态度指数=实现值/期望值。此外，期望并不仅仅表现为主观期望，客观期望即社会对个体的角色期望也是个体态度确立的重要依据。作为社会化的个体，在一定程度上他必须服从于社会所施加的影响即勒温（Lewin K.）所说的“情境压力”，表现出相符的态度和行为。

条件型机制指态度形成或改变所必需的中介因素如“定势”“权衡”，这一机制影响个体态度的最终确立。与态度倾向有关的定势依其重要性分别为观念定势、经验定势、兴趣定势、情境定势等。情境定势是由特定的情感、情绪的投射作用而形成的态度泛化，如光环效应。兴趣定势则导致了个体认知的选择性。经验定势对态度的影响则更为直接：在确立具体的临场的态度时，人们总是以过去的经验为依据来形成相应的认知、情感和意向。与其他定势相比，观念定势则显得更为重要。人们头脑中现存的观念特别是价值观是后继态度形成或改变的关键条件。社会认知论认为态度的形成及改变总是通过权衡比较来实现的。比较是确定事物属性的不同点和共同点的认识过程，是对各种事物进行分析、综合的基本形式，也是态度形成和改变的必由途径。

习得型机制指单纯受社会情境的影响而表现出的相符态度，如我们通常所说的“模仿”“从众”等。社会学习理论认为，先前的学习决定人们的后继态度和行为。联想、强化和模仿是学习过程中的三种机制。社会学家塔尔德（Tarde J.G.）认为，模仿是人的一种本能倾向，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阿希实验证明从众是个体社会适应的重要机制，也是个体自我调节和防卫的重要机制。从众指社会个体在社会认知及社会气氛的压力下采取与大多数人一致的态度和行为。从众态度的发生是以个体感受到的社会压力为特征的，其压力源可以分为两类：认知依附的压力和人际适应压力。

人际型机制则特指人际态度形成及改变的影响因素和相关作用，如“平衡”“互动”“归因”等都是协调人际态度的常规途径。比如海德（Heider，F.）提出的平衡理论与费斯廷格的认知协调论。平衡理论模式实际上指出了态度确立的两种途径即因人际态度改变对某一对象的态度或因对某一对象的态度改变人际态度。与“平衡”相比，“互动”则是一种更为简单的机制，它主要指人际态度的交互作用，即人们总是根据对方的态度来形成或改变对此人的态度，此外，格根（K.J.Gergen）等人的研究还指出，他人态度还可能影响个体的自我态度。（五）态度与人之价值观、行为的关系

一般而言，态度和行为是一致的，两者具有高度的相关性。态度是行为的内在指引，行为是态度的外在表现。然而在实际生活中，我们时常会发现两者存在不一致的情况。这一方面与态度测量和调查的方法有关系；另一方面也与态度、行为之间的中介变量有关。比如有研究者认为，“行为”与“态度”的区别：行为是指人的言行；态度是指对事物的感觉、评价，或对某事的关注或反对。它是一种能反映的个人行为。我们很难从人们的态度中预测出他们的行为。那些对事物持有相似态度及价值观的人们，可能会采取截然不同的行为。例如，高度关注城市问题的人们会采取不同的行为方式：回避、同情心及支持、设法改变。

那态度与和行为之间的相关性到底可以分成几种类型呢？根据心理学家的相关研究，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如果个体的态度体验比较强烈，与个体之前的体验一致性较高，则态度与行为间有高相关，反之则低；二是个体的情绪体验与其已有的态度体系无矛盾冲突，则两者的相关性高，反之则低；三是个体的自我认知越高、自我实现的动机越强，则两者存在高相关，反之则低；四是个体的情绪体验与强势群体舆论一致，则两者存在高相关，反之则低；五是如果个体的态度表现付出的代价太大，得不偿失，则两者的相关性低，反之则高（管健，2011：101～113）。

有学者在相关研究中发现，人的价值观并不能直接影响人的行为，而是要通过当事人对自身的思考、对自身与社会环境关系的思考。可见，价值观如何作用、表现出什么样的行为还取决于个体的态度以及所处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等因素。因此，人的价值观、态度与人的行为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人的态度直接决定人的行为，是人的价值观与人行为的中间桥梁。二 关于老化态度的研究（一）国外有关老化态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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