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伟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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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书3：中国周边试读：
前言
国之大略，三分在外，七分在内，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必然要服从于内政。这一条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适用的。那么相应的，面对世界局势的变化，仅仅是“高来高去”着眼于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得失，是难以看清事情全貌的，我们非常有必要去了解一下各个国家的内部。
有些人在看中国以外的世界时会有这样一种习惯——把一个国家人格化、符号化。英国便是“贵族文化”；日本便是“军国主义僵尸”，亦或是“色情工厂”；而美国所对应的通常则是“民主制度”、“霸权主义”，甚至仅仅意味着“苹果”和“好莱坞”……
显然，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是“千人一面”的。国家由形形色色的人所组成，他们属于不同的阶层，有着各自不同的诉求、不同的信仰。而其中最根本的，则是利益取向的不同，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句话放在任何地方都是适用的。自从国家存在的那一天起，代表着不同群体利益的政治家或是政客们就在无休止地相互斗争、相互妥协。这些斗争或妥协的最终产物，便是一国内政、外交的种种决策。
简单地说，一个国家以何种态度对待另一国，这通常是他们内部讨价还价斗争之后的结果，而这种态度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因为任何一国内部的利益关系都是始终在变化的。对此，我们无需理解——他们有他们的利益诉求，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但必须了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搞明白两个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归根结底就是要弄明白两点：己之利益所在与人之利益所在。这两点搞明白了，才最可能做到皆大欢喜。
最后，各个国家除了其自身特点之外，也总会有一些相通的地方。去研究其他国家的历史脉络，品评其间的成败得失，除了能搞明白对方之外，对搞明白我们自己同样是大有好处的。
第一章 地缘政治之俄罗斯
普京应该是叶利钦在犯了一系列错误之后，留给俄罗斯最后的也是最有价值的遗产。如何评价这件事呢？我们打个比方，就相当于叶利钦把一座房子点着了，但他最终并没有任由这场大火一直烧下去，也没有阻止后面的人来救火，而是非常明智地选了一位足以胜任的救火队长。话说俄罗斯（一）
2.5个卫国战争
俄国人所承受过的最深重的灾难是什么？是拿破仑还是希特勒？从数字上看恐怕都不是。迄今为止给俄罗斯造成损失最大的其实是苏联解体之后的大规模私有化运动——相当于2.5个卫国战争的财富损失加上国势的根本性逆转……
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次日最高苏维埃通过了最后一个决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
说到底，苏联解体仅仅是个标志，标志了一个早已背离自己宗旨的政党政治生命的完结，对于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来说，这个国家真正的灾难是从1992年开始的。当时以盖达尔、科济列夫等为代表的青年自由派经济学者被俄罗斯的执政者尊奉成了“无双国士”，因为这批人主张大同小异，且年龄都不过三四十岁上下，因此被俄国人称为“男孩帮”。他们此前没有任何实际操作经验，更遑论执掌一个国家经济命脉，可偏偏就是这么一群毫无经验的人，完全凭借西方几本教科书上的理论，在美国顾问们的指导下，闭门造车炮制出了一个所谓“500天进入资本主义”的计划。这个基本套路如今通常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简单地归纳一下：第一将国有资产私有化，第二政府放开价格管制，第三严肃财政政策——所谓严肃财政政策放到当时的俄国其实就是要政府尽量什么都不去管（管得越少自然财政支出也就越少，看上去也就“严肃”了），即所谓的小政府。这套“组合拳”也被称为休克疗法。
一般的认识是，俄罗斯的私有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伴随着这一进程的不断推进，俄罗斯的经济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而“休克疗法”则是多米诺骨牌中的第一张——从1992年7月开始一直到1994年，俄罗斯的当政者把列入私有化的国有资产全部折算成了债券，每张面值一万卢布，共计1.4亿张，债券不记名不挂失。政府把这些债券分发给了老百姓，这种做法看上去很公平，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自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社会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局面，投资不足，生产秩序混乱，加之政府主动放弃价格管制，商人纷纷囤积居奇，导致生活必需品价格飞涨——1992年俄罗斯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骇人的2500%，卢布一度被人拿来烧掉取暖——这样远比花掉它们更有价值。面对朝不保夕的日子，作为普通人显然没办法留着那点债券等着分红，只能趁早卖掉它们。短短两年时间里，这些代表企业股权的债券就集中到了曾经的党政干部手里，第一批新贵就此产生。
现在看来这个过程几乎可以说是荒唐的，之所以还能推行下去，有这么几方面因素：那时俄罗斯的一批所谓的理论家，对他们口中的种种经济学词汇其实根本没有认识，他们头脑中的所谓理论更像是某种宗教信仰，而不是建立在严密逻辑之上的科学。一方面他们对西方体制有着宗教式的崇拜，而另一方面，他们对其中的具体操作机理几乎是一无所知。
另外，如此不靠谱的改革方案，却能得到一批老谋深算的官僚的支持，原因无非有二：在私有化过程中，大量苏联时代的领导干部利用他们此前掌握的国家人脉和信息，在所谓的“自由竞争”过程中事实上早已处于绝对优势的位置，私有化必然是对他们最有利的，至于什么理论他们是不会关心的；此外，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政治斗争并没有结束，当时的副总统鲁茨科伊和议长哈斯布拉托夫同样是盖达尔“休克疗法”的支持者，而从后面的历史来看，这两位对这一计划的后果恐怕是早已心知肚明的。500天“休克疗法”的结果是俄罗斯经济全面崩溃，物价飞涨使社会陷入了动荡，哈斯布拉托夫与鲁茨科伊顺势于1992年向叶利钦逼宫，要求总统分权，最终这场政治斗争在1993年由文斗演变成了武斗，莫斯科在“8·19”事件之后再次陷入混乱，由此酿成了著名的“炮击白宫”事件。
1992年到1994年的私有化“大跃进”使得俄罗斯经济完全陷入了动荡，俄联邦政府的财政因此日趋枯竭，为了维系政府的正常运转，俄高层不得不继续推进私有化政策，只不过形式是政府直接出售国有企业的产权和股权，这便是通常所说的俄罗斯私有化进程的第二阶段（这一状态大致持续到1996年）。当时俄政府对国企的购买者没有任何限制的，大量国营企业的管理者借此压低自己企业的资产价格，然后自卖自买，而另一部分俄罗斯优质资产则被外资所控制。一方面社会贫富差距急剧拉大使得“生产—消费”的循环无以为继，另一方面众多企业被当成炒作物品频繁倒手，最终因为无人经营而倒闭，这使得当时的俄罗斯连续7年经济都是负增长：GDP累计下降了40%，其中工业下降了46%。到了2005年，俄罗斯经济总量已经不到中国的50%，如果再考虑众多工厂设备和技术设施陈旧、缺乏更新，那么真实情况可能还不如数字好看。在这段时期，俄罗斯的技术人才大量外流，科研人员数量从250万人下降到了80万人，多数工程技术人员都流失到了海外，俄罗斯的高科技产业因此严重衰退，截止到2006年，民用科技型工业产品在世界市场的份额不到1%。
从1992到1996年俄罗斯国有资产流失至少1万亿美元，流失到海外的资金至少3千亿美元——其中包括侵吞国有资产的非法所得。在持续四年多的私有化进程中，俄罗斯12.5万家国有企业平均算下来每家的卖出价格只有1300美元。需要注意的是，这是以当时的美元购买力来计算的，那时一辆本田雅阁轿车在北美市场的价格是8000美元上下——可以购买6家俄罗斯国企。
列入私有化行列的包括500家大型国有企业，它们名义价值超过2000亿美元，实际价值可能超过1万亿美元，而售出之后国库实际得到的资金只有72亿美元。有这么几个例子：拥有3.4万职工的乌拉尔机械制造厂，售价是372万美元；拥有5万职工的车里雅宾客拖拉机厂，售价是220万美元。同期在西欧，一个中等规模的面包厂出售价格就超过了200万美元。即便是俄罗斯的“私有化之父”丘拜斯后来也曾说过，“只有5%的拍卖是经济性的”，“95%的是政治性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要避免苏联的复活”。
最后的统计，在这场私有化风暴中，俄罗斯社会财富损失1.7万亿美元，相当于俄罗斯1996年GDP的4.2倍，等于打了两个半卫国战争。与此同时，前苏联比较均匀的财富分配体系至此也完全不存在了，私有化过程当中俄罗斯普通工人的实际收入普遍下降了50%到70%。到1996年，4%的富人收入已经超过了全俄80%人口的收入总和。
我们常说“有钱有势”，事实上权力和财富往往是相互挂钩的，也就是说：“有钱”必“有势”——所谓“权力”说到底就是对经济资源的掌控力，权力不会因为从政府手里转移到了私人手里，就不再是权力，二者真正的区别无非是：政府官员滥用权力最起码理论上还有受到惩处的可能，而对资本家则不可能。财富的畸形集中导致了俄罗斯政治随之寡头化。
现在的数据显示，当时全俄罗斯最大的22家大型私人企业控制了俄罗斯工业生产总产值的40%，以及总就业人口的40%。1996年总统大选的时候，叶利钦能够连任，完全就是依靠著名的七大寡头在背后的支持。所以这些人在名义上仅仅是商人，但他们却控制了绝大多数的经济资源，成了这个国家有实无名的主人。头号寡头别列佐夫斯基曾直言不讳地说“俄国的‘民主’政治就是富人说了算”。
伴随着贫富差距急剧增大，以及政府财政实力的急剧下降，俄罗斯的基层政权完全失控。当时俄罗斯一线警察的月收入折合人民币也就200多块钱，根本不够养家。警察要想维持自己的正常生计，只能是通过两种方式：一是向老百姓敲诈，当初去过俄罗斯的中国商人对这些都有切肤之痛；另一个生财之道就是警方人员和黑社会的勾结，这最终导致俄罗斯的黑恶势力一发不可收拾，苏联时代的民警形象在此时早已不复存在。不光是在国内，俄罗斯黑手党开始迅速向海外发展，成了欧洲地区最主要的跨国犯罪集团，其涉及的领域从毒品、军火一直到贩卖人口。
叶利钦后来也不得不承认“改革使大多数居民生活条件恶化，发生不公正的生活分化，发财的人往往是那些丧失了文明社会准则的人”。西方学者对俄罗斯私有化过程的评价则更加不客气：强盗资本主义、野蛮资本主义、腐朽性的资产掠夺、一场可预见的经济灾难，俄政府则被称为是“资本家政治局”。
叶利钦的选择
如果以中国式的语言来评价叶利钦，最短用十个字差不多就够了：治国无方，修身、齐家有术。从1991年俄罗斯正式宣告独立，一直到1999年叶利钦主动辞职，差不多是8年的时间，这八年里俄罗斯始终处于政治和经济上极度混乱的状态。经济上再无需多言，上一章已经有一大堆数字可以用来评判。
在外交方面，当时俄罗斯对西方国家曾做出了很多匪夷所思的让步。俄罗斯独立之初，叶利钦曾一厢情愿地对西方采取一边倒的态度，因为俄罗斯当时的外交原则是西方支持什么她就支持什么，西方反对什么她就反对什么。
1992年叶利钦接受的不只是美国人开出的“休克疗法”药方，还包括《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条约限制的主要是俄罗斯占优势的陆军数量，而西方国家占绝对优势的海军却几乎没有涉及，而且以监督执行为名，众多俄罗斯重要军事设施都曾对西方国家开放，而俄方却没有得到对等的待遇。当时叶利钦甚至一度有向日本归还北方四岛以换取区区230亿美元援助的念头，只是由于日本开价过于苛刻，加之俄军将领的力劝才作罢。
而这一切最终换来的只是西方国家提供的200亿美元的援助款——尚不及当初七国集团承诺的援助数额的1/3。就是这么一点钱也不可能用于民生，西方对俄援助都附有苛刻的条件——援助资金只能用在西方指定的军工企业转产和核武器拆解项目上。更要命的是，在俄罗斯正忙于兑现欧美国家的要求的时候，北约东扩却有条不紊地展开了，前华约国家，乃至前苏联加盟共和国，都在北约的新成员或准成员名单之内，这意味着俄罗斯的腹地将完全暴露于西方的兵锋之下。
在军事上，叶利钦任上的车臣战争让俄军损失惨重，却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虽然炸死杜达耶夫，但车臣共和国事实上依旧处于完全失控的状态，这一切都源于联盟解体之后俄军士气低落、训练不足，以及任人唯亲。中层军官领不到工资在当时是常事，为了维持生计校官们必须在下班后出去打零工，士兵们甚至连伙食配给都无法做到足量发放。由于军费不足，器材老旧，俄军一度连团一级的演习都搞不起来。而国防部长格拉乔夫之所以能从空降兵司令一跃登上国防部长的宝座，完全是之前在“8·19”事件中他对叶利钦支持的回报，车臣战争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和这位国防部长的轻敌有直接关系，在此之前格拉乔夫甚至将高加索军区95%的装备移交到了车臣武装手中。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整个战争过程中俄军都拥有空中优势，可是却不曾对车臣的电视台发起过任何攻击（在西方国家历次对外军事行动中，电台、电视台通常都被列入首轮打击目标），理由竟然是担心被“国际社会”批评压制“舆论自由”。结果在战争期间车臣反政府武装利用电视台一遍又一遍的播放《告车臣人民书》，动员当地民众打“圣战”，甚至直接以广播形式向武装分子发布作战指令，而俄军对此只能眼睁睁看着。
可仅就个人轨迹来说，必须承认叶利钦的确是非常成功的——在几个历史的关键点他都选对了方向。首先“8·19”事件，虽然苏军的态度原本也是摇摆不定，可叶利钦直接面对荷枪实弹的士兵，站在坦克演说确实是要冒不小的风险，任何一点意外都可能让他有性命之虞。在反映“8·19”事件的纪录片里有这样的片段，当时叶利钦并不是大大咧咧的走上去慷慨激昂一番，而是非常谨慎，他甚至非常小心地问旁边的军人：“我可以站上去吗？”。
而最终叶利钦还是选择“赌”了一把，也正是那次演说加速化解了苏共保守派对戈尔巴乔夫的逼宫，同时也给了叶利钦机会取消苏共在俄罗斯境内的合法地位。戈尔巴乔夫重新恢复了总统职务之后，叶利钦再次干净利落地以逼宫的形式把戈尔巴乔夫赶下了台，最终导致了苏联的彻底解体，也成就了叶利钦的地位。如今关于叶利钦家族的财富在俄罗斯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具体数额最近几年甚至更久之后恐怕都不得而知。可以知道的是，叶利钦家族的成员包括其本人曾频频爆出受贿和洗钱的新闻，叶利钦的外孙女婿、39岁的铝业大王奥列格·杰里帕斯卡挤掉阿布拉莫维奇，在2006年以212亿美元获得了“俄罗斯首富”的桂冠（当年的俄罗斯《财经》杂志评选）。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1991年叶利钦当选俄罗斯第一任总统后向民众演讲
第二个关键时期是从1994年前后到1999年。原本叶利钦对西方的态度几乎是无原则的亲近，但在打了两年交道以后，他很快意识到不论是美国人还是欧洲人，都不会因为俄罗斯改变了政治体制甚至在国家利益上做出单方面让步而改变对俄罗斯的态度，美国依然视俄罗斯为敌人，同时也视叶利钦本人为对手。随着苏联的解体，叶利钦在西方媒体的形象由民主派领军人物变成了被嘲讽的对象。美国人在当时也想把叶利钦拿掉，通过颜色革命，换一个更弱势的政客上去，以期更好地左右俄罗斯的政局，1992年到1993年间，哈斯布拉托夫与鲁茨科伊联手向叶利钦发难。在这种情况下叶利钦放弃了之前对美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选择了与中国接近，上海合作组织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形成的。
在1999年叶利钦做出了他第三个正确的选择。经过俄罗斯两拨私有化之后，俄罗斯的经济已经是破败不堪，这个时候又迎来国际对冲基金的入侵，这些金融大鳄们之前在伦敦狙击英镑，在东南亚掀起了金融海啸，如今眼看着俄罗斯也要被疯狂的洗劫。1998年5月间，对冲基金做空卢布，一夜之间卢布汇价从政府规定的6.2∶1至9.5∶1之间的浮动价下跌到20.825∶1。克里姆林宫自1994年以来的反通货膨胀政策所取得的成果全部前功尽弃，老百姓的储蓄存款贬值了50%，富翁变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变穷人，穷人变赤贫……由于币值不稳和进口税的提高，俄罗斯日用品再次出现严重短缺，甚至总参谋部的军官都持续几个月领不到工资。在经济乱局之下政局也随之不稳，俄联邦内的多个共和国宣称要准备独立。
如果任由乱局发展下去，那最终整个俄罗斯的经济、社会都将全面崩溃，国家将彻底陷入混乱，愤怒而绝望的老百姓最终就会对包括叶利钦家族在内的寡头集团进行彻底的清算。十月革命之后愤怒的群众曾把贵族们肉体消灭，这个历史场景消失了并没有多久，如果当时社会陷入彻底混乱，那么最终的结果也就不难想象。而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叶利钦完成了一个华丽的转身，他选择了普京。
为了让普京顺利当选，叶利钦在自己任期未满的情况下提前宣布辞职，将时任总理的普京送上了总统的宝座——日后普京所执行的政策跟叶利钦的政策是完全相左的，而恰恰是这种回调，稳固了俄罗斯的局势，同时也从根本上保障了叶利钦家族的安全。普京上任之后很快就以总统法令的形式宣布，今后任何人不得追究叶利钦本人及其家族的任何刑事责任，由此给了叶利钦家族最根本的保护，而这种保护也维系了普京和俄国众多寡头之间一种微妙的平衡关系。
从溃败到后撤
普京应该是叶利钦在犯了一系列错误之后，留给俄罗斯最后的也是最有价值的遗产。如何评价这件事呢？我们打个比方，就相当于叶利钦把一座房子点着了，但他最终并没有任由这场大火一直烧下去，也没有阻止后面的人来救火，而是非常明智地选了一位足以胜任的救火队长。
普京就是这个救火队长。在他执掌俄罗斯的前两个任期内，最大的功绩应该就是把这个国家从混乱、无序的溃败状态，扭转成有条理的后撤——虽然依旧是在退却。
普京接手俄总统之前，按照俄统计机构的数据，到1996年80%以上的俄罗斯工业企业已经完全落到了私人手里，或是被私人资本所控股，这个私有化比例甚至比西欧国家还要高。1999年普京上台之后，俄国企私有化进程其实并没有随之戛然而止，原因如下：第一，这是叶利钦时代的惯性使然，如果你要管理一个国家的话，仅仅靠自己是不可能的，上亿的国民和元首之间必须有大量的精英阶层存在，才可以让国家有序的运行下去，而这些精英恰恰是前苏联解体之后，国有资产私有化过程中的受益者；第二，1992年以来经济领域的一败再败导致俄政府财政极度紧张，为了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也不可能马上停止私有化的进程，因为政府短时期内找不到其他的财政收入来源；第三，苏联的工业体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高度的系统化，每个企业都是一个有机的经济体的组成部分，就像人体里的一个个器官一样，只有组合在一起才能存活。苏联解体加上后来私有化过程中很多关键性产业被卖掉，导致了这个经济体支离破碎，很多厂家上下游都已经残缺不全，加上厂方领导之间的各种权力斗争，人才流失，导致很多企业在普京时代已经是救无可救，这种情况也只能是忍痛放弃，以集中力量把尚可以恢复的企业重新恢复起来。
普京的新一轮私有化计划提出以后，几乎所有的自由派经济学家都在为此叫好，而俄罗斯老百姓却在用不信任的眼光看着他——即便是在私有化浪潮已经结束多年的2005年，民意调查依旧显示88%的人认为金融寡头的财产来源是非法的，70%以上的人认为应该改变或者修正私有化政策，并且对过去私有化政治导致的后果进行检查和调查，甚至应该将寡头的非法所得重新收回国有。曾经有一次丘拜斯的哥哥伊戈尔到医院做腿部手术，医生检查时得知他姓丘拜斯，竟马上厉声说：如果你是那个人的亲戚我绝不为你做检查。由此不难看出老百姓对“私有化”是何等的敏感。相对于平息车臣战乱，这才是普京所面临的真正考验。
普京的私有化政策与叶利钦时代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一种“负责任的私有化”。一方面他需要和精英阶层保持一种默契，或者说是平衡，同时要解决国家的财政来源；另一方面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已经没有耐力和耐心再经历一次冲击了。自1999年普京上任后，掌管国有资产私有化的“国有资产部”就向总统提出，将剩余的1.1万家国有企业最终削减到1000～1500家，将3600家国有股份企业削减至600～800家——这意味着届时俄罗斯的国有经济成分将仅仅是有胜于无。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调整后，至2001年那份由丘拜斯制定的私有化方案大部分都被搁置了起来，取而代之的不再是以往由几个人关起门来制定的“新”计划，而是系统化的法律——2001年的12月份，俄罗斯颁布了《国有资产和市政资产私有化法》，次年7月份又颁布了《土地私有化法》。这两部法律将后续的国资私有化进行了最大程度的规范。简而言之，两部法律的施力点在如下几个地方：首先是对私有化的过程进行严格的管控，拍卖国资不再是国有资产部内部就可以完成的事情，联邦政府要对整个过程进行管理和监督，企业股份进行拍卖之前，俄联邦资产关系部要对企业的财务状况进行调查，严禁出现国资被贱买的情况，这样最大限度地限制了暗箱操作和国资贱卖；其次对国资的购买主体做出了严格规定，议员、政府官员和外国人无权购买国有资产股权，这样就避免了继续出现自卖自买或是关键产业被外资控制的现象。
这种有序的私有化最大限度地解决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同时国家的战略性产业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保护。普京在第一个任期内签署了多项法令，禁止对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进行私有化，以维护国家对经济命脉的控制权。2001年财政预算法案第100条中，对可进行私有化的产业进行了进一步的限制，其中规定禁止拍卖法定资金超过限制数额的大型企业。2004年8月4日，普京签署了“国有债企业和战略股份公司名单”，名单中包括514家国有战略企业和549家战略股份公司，如“俄天然气工业”、“石油运输”、“俄石油”、“俄铁路”，“统一电力系统”等大公司均名列其中，此外一大批国防企业也被列入了名单，之后这份名单发布在了俄罗斯总统网站上进行永久性公示。根据这一法案规定，除非总统特批否则政府无权对名单开列企业进行私有化。这一系列政策的推行自然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国有资产部和俄联邦基金会对总统的这些政策进行过激烈的抵制，并且对杜马议员进行游说，这一系列举动曾一度搞得普京焦头烂额，而至于如何反击，本文的后面会提到。
到了2005年，俄罗斯又出台了《地下资源法修正案》，规定限制外资进入战略资源储备矿区，这其中包括铀矿、金刚石、石英、稀土等稀有矿产，此外超过1.5亿吨储量的油田，超过1万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田以及1000万吨的铜矿也在限制范围。同时，国防工业部门所辖的专属矿藏也在限制范围之内——那些被说得天花乱坠的“理论”永远无法改变这样一个最简单的事实，财富不是印刷出来的，任何货币只有在能买到实物产品的前提下才算有意义，而这些实物产品只能是通过工业体系，由实实在在的资源转化而来。
统合有道
治理一个处于变局之中的国家，某种程度上说和打仗的思维模式相差不大。面对无法逆转的不利的局面，任何一支军队都会选择后撤，但你不可能无休止的后撤下去，最终必须要在合适的地方建立起稳固的防御阵地，并且适时地做出必要的反击，如此才能避免情况进一步恶化下去。对国家也是一样的道理。对于本世纪初的俄罗斯而言，仅仅通过严管私有化来解决政府财政收入和减少国资流失，尚不足以灭掉自1991年12月（苏联解体的时间）的那场“大火”。
1999年俄罗斯经济岌岌可危的时候，车臣非法武装头目巴萨耶夫和哈塔卜抱着“趁你病要你命”的心思，于8月7日带领一支400人的武装主动进攻临近车臣的达吉斯坦共和国。巧合的是，在两天之后的8月9日，普京被叶利钦提名出任政府总理，平息车臣战乱成了他的第一件政务。8月11日俄军与车臣武装开始交火，至24日收复了达吉斯坦境内被非法武装攻占的区域，9月30日俄军正式进入车臣境内清剿非法武装。在就任俄政府总理之前，普京只是俄安全部门的文职官员，虽然叶利钦非常看好此人的能力与意志，但外人大多对他知之甚少，在他之前，因为国内局势动荡，“经济改革”一败再败，俄罗斯已经先后换了五名六任总理，其中1998年金融危机开始以后就换了3任，最短的切尔诺梅尔金只当了20天，最长的普利马科夫也不过8个月，老百姓对政府几乎已无信任可言，在当时看来，普京不过是俄政府这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转不下去的“走马灯”上的一幅画而已。而车臣战场上的军事胜利却完全改变了世人的看法——这并不因为俄罗斯老百姓“愤青”、“民粹”。一个会打仗的人未必会治理国家，但一个连一场中等规模战事的相关工作都组织不好的政府首脑，根本就不能指望他能治理国家。
起码来说，在那时普京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在就任总统后不久，普京就亲自驾驶苏-27战斗机飞抵车臣战场，这个举动确实有“作秀”的意思，但的确大大鼓舞了俄军和老百姓的士气，之后总统对军方不称职的将领进行了撤换，调整了部队的编组，最终第二次车臣战争以俄军大获全胜而宣告结束。在这期间，普京一改之前俄政府顾忌“国际舆论”压力、屡屡向车臣非法武装妥协的荒唐做法，始终坚持不同任何非法武装分子谈判，使车臣问题做到以战始、以战终，最大限度的根除隐患，也一改之前俄罗斯在西方国家面前谨小慎微却屡屡被羞辱的局面——如果无论你做什么他们都会骂你，那索性就无需去在意他们。
第二次车臣战争的胜利不但稳定了高加索地区，保证了俄罗斯腹地的安全，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再次凝聚了涣散已久的民心，鼓舞了俄军的士气——第一次车臣战争导致俄罗斯军人的社会地位急剧下降，军队士气一落千丈，整个国家尚武精神逐步丧失，而缺乏尚武精神也就意味着缺乏团队意识和民族自豪感，这样的国民无论如何是捏不到一起的。
借着这个不错的开端，普京的一系列新政也由此展开——简单地概括基本就是这么几件事：削藩、整肃吏治、打击寡头、强化意识形态统一。
1991年苏联解体前后，叶利钦等“改革派”人物为了获得地方势力的支持，不断地向这些地方势力许诺给予他们更大的权力，当时叶利钦说过“地方政府能拿多少权力就给多少权力”，甚至赞许车臣分裂势力首脑杜达耶夫是“高加索山区的叶利钦”。这些政治交易最终使得地方政府几乎不受联邦政府监督，形成了事实上的国中之国，地方政府首脑犹如一方诸侯，原本应该统一的市场也随之被分割成了一小块一小块，所剩无几的国家资源分布其中，相互无法统一，无法支援。不客气地说，诸侯政治、诸侯经济使得那时的俄罗斯不过是一个“装满土豆的麻袋”——一旦“麻袋”破了的话，“土豆”马上就会滚得满地都是。
这样的国家无论是面对天灾还是人祸，都难有行动力，中央政府不过是一个标志，一旦面对变乱，国家甚至连名义上的统一都难以为继。1998年俄罗斯遭遇金融危机时，俄联邦内的多个共和国便提出要独立。
这种地方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最终在普京任上得到了根本扭转。2000年5月13日，普京签署第849号总统令，批准了《俄罗斯联邦总统驻联邦区全权代表条例》。由此俄全国89个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等联邦主体，按地域原则被划分为七个“联邦区”，每个联邦区任命一位总统全权代表。全权代表直接对总统负责，对地方各项政务有权进行监督。联邦区的设立本质上等于是给各地方政府头上安放一支可以实时对地方势力进行监督又不受其辖制的力量。这一举措使得地方势力过度膨胀、与中央离心离德的趋势得到了有效遏制。
而在2002年国情咨文中，普京对腐败官员发出了严厉警告。2003年开始全国开展了反腐败运动，清理了一大批贪官污吏和与黑社会勾结的警察。相对于常规化的查处，这样短期、集中式运动的好处在于，它可以产生更强的震慑力，从而避免一些人因相互袒护、掣肘使得执法行动流于表面。与此同时，根据普京的指示，俄经济发展和贸易部相继出台了100多项长期或短期的避免出现行贿受贿的举措，并在此基础上拟定了适用于整个政府机构的常态化的反腐制度，2004年3月成立了俄罗斯国家反腐败委员会。这些举措极大地遏制了腐败问题，重建了人民对于国家的信心。除了诸侯政治（经济）与吏治腐败之外，经济寡头是制约俄国家行动力聚合的更为根本的障碍。巨量的财富与社会资源聚集在寡头手里所形成的影响力，使得政府对他们也常常无可奈何——叶利钦时代连俄海军核潜艇基地都曾被断过电。不单无可奈何，由于手中资源的不对等，事实上俄政府一度需要屈从于这些寡头的利益，即便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俄前总理盖达尔也坦言：“在高峰时，7～10个寡头才是（俄罗斯）真正的政府，他们可以随意撤换总理，推行有利于他们的经济政策。”2000年叶利钦与他的继任者普京（右）在一起
而另一方面寡头对经济资源的垄断是不受国家权力约束的，这使得市场经济下的“合理竞争”、“资源合理调配”统统成了空话。普京当政后的第五年即2004年，虽几经恢复国有企业也仅占到俄罗斯GDP的25%，而俄罗斯政府的税收绝大部分都来源于国企——国防、国家机器正常运作、社会保障等统统都源自这“25%”，这意味着占GDP总量75%的私企对国家并未承担起与其体量相称的作用，除了让少数寡头享受利润之外，它们并未让任何人获益。
在上任伊始普京就宣称：“那些有钱人不应当控制社会……寡头们不可以、也没有权力影响政府的决策。如果有人不喜欢这样，如果有人已经习惯了无政府主义，那我很抱歉，他们将必须遵守新的规则。”并发誓要“把寡头作为一个阶层消灭掉”。
不久之后，上面的话便开始得到了兑现。普京首先将矛头对准了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迫使两人流亡国外，这两人手中控制了大量的金融业及传媒机构。如果将其比作一场战争的话，普京的第一轮打击，就首先打掉了对方的交通枢纽以及广播大楼——金融业是稳定（也是扰乱）社会经济运行的根本，而传媒是稳定精神战场的根本。随后石油大亨阿列克斯普若夫、工矿业大亨波塔宁先后被起诉，而这场大戏的真正高潮则是2003年俄检察机关逮捕霍多尔科夫斯基。
当时作为尤科斯总裁的霍多尔科夫斯基只有40出头，他是1994年以来俄政府大肆贱卖国资的最大受益者之一，2003年凭借80多亿美元的个人资产被美国《福布斯》杂志列入全球十大富豪榜。霍氏同时也是公认的亲美派，其财团中的美国背景使他得到更多的国际支持，普京就任俄总统以后，霍多尔科夫斯基凭借雄厚的财力，积极不断地向政治领域渗透，在政府中寻求培植自己的代言人，向杜马三大反对党提供资金支持，霍氏甚至表示要向亲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提供资金资助以此来换得该党不再支持普京（前文中曾提到在规范国企私有化问题上，普京一度被寡头势力所打压）。在2003年年底议会选举和2004年总统大选前夕，霍氏联合众多富豪计划在议会内组成自由派的多数派，要“推选自己的总理”，而霍氏则被富豪们推举为“合适的人选”。没过多久他又放出消息，声称将于2007年退出商界参加2008年的总统大选。
2003年10月25日俄总检察院逮捕了霍多尔科夫斯基，以“诈骗、逃税、伪造公文、侵占他人财产、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等罪名对他提出刑事诉讼。这一行动等于是截断了俄议会内反对派的财源，阻止了寡头的代理人在选举中兴风作浪。霍氏的被捕引起了俄政府内的寡头代理势力的强力反弹，不久之后总统办公厅主任沃洛申向普京递交辞呈以示抗议。当时接替沃洛申位置的，就是俄现总理梅德韦杰夫。
压力不只是来自政府内部，俄罗斯金融界也以股市暴跌来回敬了总统，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德士古等美国石油财团立即宣布中止了和尤科斯的合并谈判。面对国内与国际资本集团的压力与游说，普京表示“没有与商界对话的打算”——上一次做出类似表态是针对车臣武装分子。针对美国政府对此案的公开批评，俄外交部同样予以措辞强硬的回应。普京如此强硬的底气，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民意的支持，霍氏被捕后普京的民调支持率曾一路上升到80%，被受访者列为“当代俄国最伟大的领导人”，排名甚至在斯大林之前。这成了2004年普京成功连任总统的决定性因素。
2005年霍多尔科夫斯基最终被判刑，其名下包括尤科斯公司在内的一部分石油公司和银行以拍卖方式重新收归国有。当年一季度由于追缴尤科斯公司偷逃的税款竟使得国家财政盈余大幅增长，寡头经济对国家实力的侵蚀由此也可见一斑。
成功的政治往往是一种进三退二的游戏，这一次也不例外。事情有时就是这么巧，2005年3月17日清晨，俄罗斯的“私有化之父”，时任俄罗斯统一电力系统公司总裁的丘拜斯在前往公司的路上遇刺，不过他本人最终安然无恙，两天后实施这次刺杀的退役军官克瓦奇科夫被安全部门逮捕，被捕后克瓦奇科夫声称他的动机是因为对丘拜斯所作所为的长期不满。出人意料的是，消息一经放出公众几乎一边倒的站到了科瓦奇科夫一边，鲜有人去同情差点丢掉性命的“私有化之父”，很快舆论演化成了公众对多年来通过私有化运动大发横财的寡头们的声讨。面对如此的声浪，原本在霍多尔科夫斯基被判刑后就非常不安的新贵们更加紧张了。普京则不失时机的在3月24日专门会见了国内企业界代表，表示要“稳定所有制关系”，“不对所有制进行重新划分”，并且“建议”将之前私有化运动中相关违法活动的诉讼时效期从10年缩短为3年。这两条等于是给那些不太大的财阀吃了定心丸，后者在霍氏事件之后纷纷担心自己也将面临被清算的危险——当然，要让总统把“建议”变成“落实”，大伙自然就得收敛一下自己的贪欲，对政府也要配合一些。这一步“进三退二”使得普京在后面无需再继续搞强力弹压，就可以暂时摆平国内的寡头。
以霍多尔科夫斯基案为契机，最终政府掌握了超过50%的石油天然气生产。能源出口为俄罗斯提供了稳定的财政来源，同时在国际政治博弈中这也成了俄罗斯政府手中一张屡试不爽的牌。你可以说他不讲信用，但国家间的博弈最终只能落实在实力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核弹（军事力量）+石油”已经成了俄罗斯外交博弈中最重要的“武器”。
与此同时，普京显然汲取了前苏联时代的一个重要的教训——将意识形态安全作为一个战略问题来对待。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社会的思想一直处于一种混乱且亢奋的状态：人们盲目地在否定乃至憎恶一切自己曾经信仰的东西。与此同时，任何坏消息都会在人们的头脑中被成倍的放大，而那些初听让人非常兴奋实则却经不起逻辑推敲的街头政治演说，却更易于被人奉为圭臬。而这一切很大程度是源于媒体的失控，在当时，一大批信奉西方自由主义的文化人在实际上控制了苏共的宣传系统。如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雅科夫列夫，早在1973年他就在《文学报》上发表文章大肆批判苏联的爱国主义。相对于西方本国的学者，这些苏联同行们对西方的意识形态信仰表现的反倒更为极端和僵化，近似于一群“原教旨主义者”。在苏联解体前的那几年，各种对苏共历史不负责任的肆意歪曲、丑化乃至编造谣言的文章充斥在各类官方报刊上。
在苏联解体之后，众多媒体转而成为了金融寡头和海外资本的工具。与实体经济不同，传媒自身是没有实际产出的，但它却同样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媒体获利只能通过广告等途径来实现，这意味从利益考虑，在资本时代是无法存在真正中立的媒体的——必然要依附于资本的控制者。在强调媒体监督时候人们往往忽略了另一个问题，谁来监督媒体？而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又是名副其实的传媒时代，媒体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空前强大，快节奏的生活中，一个新闻标题或者一副新闻配图就可能完全改变一个人对某一事件的认识。金融大鳄索罗斯就曾经说过，“一件事如果多数人认为它会发生，那它就一定会发生”（事实上在金融领域，通过有心的“爆料”来改变大盘走势从而让自己获利，这在全世界范围内都不是什么新鲜事）。而在上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众多必然损害多数人利益的“改革措施”正是在媒体的包装之下获得了大众的支持，人们欢呼着埋葬掉了自己的未来，紧接着又忙不迭地为埋葬自己下一代未来的事情欢呼。
可以说，如果不对传媒业加以整肃，普京的一系列新政将寸步难行。2000年国家对别列佐夫斯基控制的公共电视台增股至51%，使之成为了国家控股的电视台；国资控股的俄天然气公司则利用债权控制了原属“桥”系的独立电视台。2001年，国有鲁克石油公司（Lukoil）对同属于别列佐夫斯基的另一家电视台TB-6提出经济诉讼，迫使其宣布倒闭。经过一系列的博弈之后，俄政府最终控制了俄国内最大的三家电视台、70%的广播电视和80%的报纸。2001年联邦政府颁布了《大众传媒法》，规定外资在俄传媒机构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50%。2002年普京又签署总统令，取消了叶利钦于1991年给予美国“自由欧洲”电台在俄罗斯境内活动的各种特权。
在一系列新政不断推行的同时，外部环境的变化又给普京带来了一个“意外惊喜”。2000年之后由于信息产业泡沫最终宣告破裂，国际油价和燃气价格开始大幅上涨，特别是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开始之后，原本这是美国企图借助石油美元保持美元霸权的举措，可无意间却让俄罗斯也成了最大的获益者之一。借这个机会，俄罗斯的财政实力得以大大增强。
当然，只有决策层拥有足够的意志以及判断力，机会摆到眼前才有被利用起来的可能。如果当初俄政府无所作为，那么油价上涨对俄罗斯而言只可能是进一步强化寡头的力量，从而让1992年以来俄罗斯所面临的重重问题进一步加剧。而再往深一层去想想，这或许也是以霍多尔科夫斯基为首的寡头与普京的矛盾会在2003年最终爆发的一个缘由。
财政的充溢使得多数俄国人都成了获益者，公费医疗与免费教育覆盖了全民，同时俄罗斯的房屋水电费价格也非常低，几乎忽略不计——在90年代私有化运动进入癫狂状态的时候，叶利钦最终还是保留下了苏联时代的社会福利体制的基本框架，但由于俄财政状况恶化，俄国的社保体制一度陷入瘫痪，就像一条干涸了的水渠一样。如今“水”又有了，那么“水渠”自然可以继续发挥作用。
对俄罗斯人而言真正的问题恐怕还是住房。在休克疗法之后，由于金融寡头的迅速崛起，以及前期国家土地被无序的拍卖，俄罗斯和其他很多国家一样，都曾经出现了严重的房地产泡沫，从2000年到2005年，俄罗斯的房价上涨了253%，到2006年又上涨了53.8%，其中莫斯科的房价在当时上涨了93%多。房价上涨带来的严重问题让很多俄罗斯人的生活难以为继。据当时统计，艰苦的住房条件和酗酒、吸毒一道成为了俄罗斯人婚姻破裂的三大主因。2007年经社会调查显示，60%的俄罗斯人表示急需住宅，俄罗斯卫生部与社会发展部在2007年7月13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俄罗斯人当前平均月薪水平是500美元（其实已经大为改善，2006年时这一数字仅为394.7美元），按照这个数字计算，一个俄罗斯人即便一辈子不吃不喝，他的总的收入依然买不到一所房子。针对这种情况，从2005年开始，普京在其第二个总统任期里开始了一系列的房屋的改革，俄罗斯政府应对措施并非是依靠低效率的间接的市场调控手段，而在采取更加直接的行政与法律手段。
针对俄罗斯房价最高的莫斯科市，俄联邦政府和莫斯科政府共同出资购置大概五千余英亩的土地，在这里规划出新的住宅区，由政府出面以低于当时市价60%的价格卖给莫斯科市民，请大家注意，这里所指的房屋不是单元房（Apartment），而是货真价实的单门独院的房子（House），这样一来政府就给了老百姓一个非常好的预期，由此莫斯科的房价整体性的回落60%。更为根本的解决途径是2005年出台的《房地产法》，由此公民的基本居住权有了明文的规定，垄断、哄抬价格等行为都被列入了违法的行列，莫斯科房价大幅回落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地产商慑于法律——霍多尔科夫斯基被判刑可是没多久。最终，也正是依靠法律，普京成功刺破了地产泡沫。除了改善了国民的生活质量以外，这也避免了俄国经济出现一个“堰塞湖现象”。
力自地起——强力部门对普京新政的推动
毋庸置疑的是，执政者的能力、意志以及政治操守，对经营一个国家而言会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某些特定时刻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历史终归不是靠一个人就可以书写的。所谓“力自地起”，一个两脚悬空的人是无法推动任何东西的，必须要有一个立足之地才能够使得上劲。
普京一系列的改革能够顺利的推进下去，首先还是要拜之前的衰败与混乱所赐。无论是打压地方诸侯还是打击经济寡头，普京身后无不是有大量的民意支持作为后盾——这种支持并非流于口头，而是通过游行集会实实在在表现出来的。而民众的支持并非是靠这位“硬汉”开战斗机“摆酷”就可以获得的，政治需要必要的“作秀”，但你最终还是得拿出实实在在的“干货”。
在苏联解体前夕，众多的民众乃至苏共基层党员干部都选择了冷眼旁观，虽然民调显示多数人并不希望联盟解体，但他们确实也没做什么抵抗性的举动。根本原因无他，人的惰性使然。我们常能听到一句话是“但凡有口饭吃，老百姓就不会造反”，所谓“造反”就是普通人参与政治走向的最极端的方式。无论怎么强调文化差异，其实古今中外老百姓的基本特性都是差不多的，一旦生活趋于安定，那么强调个人生活品质，疏于参与政治公议就是必然趋势。虽然说起来有些不太好听，但这确是人之天性——刀切入肉则应之言，刀切入骨则应之行。
苏联解体前夕虽然社会秩序已然开始瓦解，但尚不至于让多数人过不下去日子。可到了1992年以后，俄罗斯开始出现急剧通胀，日用品短缺，治安恶化，个别地区甚至一度面临食品短缺的危局，在国内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富人在各种场合趾高气扬，而在国际上俄罗斯的民族尊严却屡屡遭受侮辱……这一件件都是俄罗斯老百姓的“切骨之痛”。有了“痛”，老百姓的惰性自然也就不存在，在这个大前提下，后面的种种措施才有从谈起。
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普京新政能给顺利落实，俄强力机关功不可没。众所周知，普京作为一个政治家的传奇之处在于他是克格勃出身，其实在他被叶利钦任命为俄总理之前，前两任总理普利马科夫和斯捷帕申也都是出自强力部门，由此不难发现这普京以强力部门官员身份出任领导人并不是偶然。不仅是总统本人，强力部门如今已经是俄罗斯政治不可或缺的主题之一，俄七个大联邦区的行政主官五个出自强力部门。“强力部门”是一个俄罗斯特有的词汇，大致包括俄国防部、内务部和国家安全机关。在俄国人的语境下，“强力部门”并非是对情报部门和其他暴力机关的一种隐晦代称，它代表的是一种政治思维方式。
人们提及俄国强力部门所联想的第一个东西就是成立于1954年的“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克格勃”。在苏联时代，克格勃主管对外情报、反间谍、国内安全以及边境保卫等工作，机构设置上直接对苏共中央政治局负责，不受其他部门的辖制。由于后来中苏交恶，加之西方媒体的一系列宣传，克格勃在中国老百姓脑子里的形象其实并不怎么好（其实冷战时代对华渗透以及间谍活动主要是苏军的情报机构在做，克格勃反倒掺和的不多）。而克格勃之所以能够成为苏联政治生活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不仅仅是因为它所负责的秘密工作，它的权限和机构设置意味着它完全独立于政府的官僚体系之外，而又能对后者形成有效的监督——这也是克格勃不讨人喜欢的一个原因。
在苏联解体之后的最初几年，改革派们近乎疯狂的企图消灭掉任何和苏联有关的东西，前苏联的国家安全机构因此遭受了重创，前克格勃成员的命运一度非常悲惨——这也是他们后来坚决站在普京一边的重要原因，1991年之后，克格勃被一分为三：联邦安全局、对外情报局和边防总局，权限和地位皆大不如前。后来叶利钦处于强化总统权力的考量，在1992年6月又正式设立了“俄联邦安全会议”（之所以起这样一个名字是为了避免让人们想起过去的国家安全委员），按照俄宪法规定，联邦安全会议只对总统负责。而1993年到1994年之间，前政治盟友的逼宫让叶利钦进一步认识到了强力部门的重要性，由此强力部门开始重新得以强化。
相对于过去的克格勃，新的国家安全会议对“安全”的定义更加广泛，除了传统的国防安全、情报安全之外，经济安全、生态安全、消息安全、社会安全等领域也都在前责权范围之内，这些领域关乎安全的政策，均由安全会议制定。这样也就保障了总统对国家各个领域都拥有足够的影响力——对一国的任何领域而言，安全、稳定是一切诉求的大前提，因此“安全”就相当于是一头公牛鼻子上的鼻环，抓到了它，你就可以牵住整头牛。而反过来说，对国家而言，以安全稳定为出发点来制定政策，也比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要更加负责。
相比于克格勃，国家安全会议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它只负责安全政策的制定，并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具体执行并不在其责权范围之内，依旧由司法机关负责。而某种程度上说，普京通过国家安全会议或者说强力部门对国内政治、经济等领域施加影响，最核心的抓手也恰恰在于对“人”的监督。为政之道中有这样一句话，“下智谋事，上智治人，睿智立法”。从个体智力上来说，其实任何一个国家的管理层可以说是一个精英的集合体，政治领域的绝大多数问题本质上来说都并非技术问题，而是利益平衡问题。和所有的大企业一样，作为管理层的官僚对于总统（董事会）有着数量上的优势，对于民众（公司员工）有着技术上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对管理层的有效监督就成了维系整个国家稳定运行至关重要的因素。对总统而言，俄罗斯的强力部门很大程度上扮演的就是一种完全独立于官僚体系之外的监督模式。
从历史上看，这个角色的名声往往是不太好听的，不只是作为国家安全会议前身的克格勃，中国明代的厂卫（东厂、西厂、锦衣卫等特务机关）、汉代的酷吏其实都没有逃开种种恶名，对这种观点我们其实还真不能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毕竟它们的监督对象恰恰就是史书的执笔者。假如只是站在一般人的角度来看，笔者觉得这个角色在政治中的作用就好比是安置在公共场合的摄像头，一方面很多人批判它侵犯到了人们的隐私权，而另一方面它们确实降低了街边犯罪的发生概率，如何批判，其实就看你在利益上如何取舍。
还需要说到的是，从忠诚度上说，强力部门的可靠性同样是比较高的，这里不是说信仰问题，而是单从利益角度来说。强力部门不参与经济运行，因此他们的生存前提就是国家必须存在，这有点类似于“家国一体”——苏联解体后她的军队、警察以及情报机构的日子普遍都不好过。而这其中又以克格勃这样的情报机关最为突出，它既没有军队那么强大的暴力机器，也不像普通执法部门那样直接参与到社会运行的边边角角，因此他们的命运和国家的兴衰也就牢牢地绑定在了一起，所以一个政权即便已经被腐蚀到了骨头，他的情报部门往往也能继续维持较高的行动力和忠诚度，明朝末年北京城被大顺军攻破前夕，官员富商早已都作鸟兽散了，在城楼上抵抗到最后一刻的，正是被文官们诟病的锦衣卫。当然，反过来说，如果让各个强力部门直接参与经济运作，那么他们的行动力和忠诚度随即也会被迅速腐蚀，这是题外话。
简而言之，俄罗斯的强力部门对国家所起的作用就像抗生素一样——总用的话会破坏身体的免疫机能，同时会因为抗药性的出现而使得抗生素逐步不再起作用，但是在关键时刻，它的的确确可以救命。严格说来俄罗斯的收缩期还尚未完全结束，因此暂时也就还没到考虑副作用的时候。其实不止俄罗斯，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遭遇经济“大萧条”之后，罗斯福总统同样实施了强调国家意志和权力集中统一的新政，当时罗斯福新政得以顺利推行，同样得益于他一手建立的联邦调查局（成立于1935年）。
话说俄罗斯（二）
从“7500亿强军计划”看新普京时代
2008年普京卸任总统后，第二度出任俄罗斯总理兼统一俄罗斯党主席。2011年11月，普京作为总统候选人参加2012年俄联邦总统大选的提名获得全票通过，正式宣布2012年参选总统。2012年3月，普京赢得总统选举，于2012年5月7日宣誓就职，第三次就任俄罗斯总统。
上任伊始，普京提出的第一个重大决策便是“7500亿美元强军计划”。在一般人看来所谓“强军”就是提高军人待遇，换装更先进的武器装备……总之通常人们仅仅会觉得这就是一个花钱的问题。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俄军的背后是俄罗斯庞大的军事工业体系。军事工业是人类重化工业当中组织管理复杂程度最高、技术水平最高的领域，可以说是一国工业体系的“金字塔尖”，它集成了电子、化工、冶金、材料、精密加工等等几乎所有工业门类最精华的部分。所谓“强军”对军工企业而言就意味着有效需求。而军工这个“金字塔尖”一旦被盘活，那么下面各个层级的制造业也就会被一层一层的带动起来——短期来看，可以给一大堆上下游产业提高有效需求，从而创造就业机会；中长期来看，军工领域的尖端技术最终必然会逐步辐射到民用领域。
虽然暂时还无法还无法判断这一计划未来的完成率能有多高，但仅就所选的切入点来说，无疑是非常高明的。按照上面的说法，普京新任期内的强军计划本质上其实还是政府出资去激活经济。而从以往的各国的历史来看，这一招好不好使，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取决于你掏出来的钱最终投到了什么地方——如果变成了投机、炒作性质的钱生钱或是仅仅在低端产业领域打转转，市面上实物商品没增长多少钞票却大大增加了，物少钱多那就意味着通胀，那后面就是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除了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外，财富向少数资本家手里集中，同时也意味着政府面对他们更不好打交道了。把切入点选在军工上：首先，军工企业是实体产业，投进去的每一分钱，都会拉动一串下游产业，变出实实在在的就业岗位；其次，军工是高技术产业，同时也是提升技术最可靠的平台，投入的资金换来的不是低水平往复，而是技术水准的提升；再次，在俄罗斯军工企业是国企的核心精华，军工企业发展了，也将意味着普京对抗经济寡头的底气更足了。
但是这个美好的前景能实现到何种程度，暂时还是要打个问号的。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军工一直有苏联老本可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类问题也都慢慢浮现了出来。生产设备老化，技术停滞不前，而要命的是人才不足。很多俄罗斯的设计师已经80多岁，甚至岁数更大，军工行业的高级技工的平均年龄已经达到56岁，急需新鲜血液注入，而与此同时，俄罗斯理工科的优秀大学毕业生却一直大量流失海外。
尚未消除的潜在威胁
毋庸置疑的是，俄罗斯的状况在普京时代的确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但也可以说，普京是老天爷给了俄国人一大堆麻烦之后的一个补偿——目前为止这个国家依然存在着很多的潜在的难以解决的问题。
最严重的是人口问题，苏联解体前夕人口差不多是2亿人，在苏联解体之后，由于经济状况的恶化，俄罗斯人口的平均年龄出现了负增长，倒退了将近10岁。如今虽然俄罗斯人的生活状况早已大大改善（怎么也是发达国家的底子），但人口数量逆增长的势头却没有太多改善。这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在于俄罗斯社会酗酒成风——由于生理特性的关系，白种人很容易对酒精形成依赖，而长期酗酒对人健康的危害远可以说是灾难性的，在毒品泛滥之前，酗酒一直是西方国家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由于气候和文化的问题，俄罗斯的酗酒问题又比西欧和美国要严重得多。“克格勃”时期的普京克格勃徽章
与此同时，俄罗斯的人口出生率也一直上不去。一般而言，一个种族平均每个育龄妇女需要生2.4个孩子，种族的人口数量才能保证稳定，而俄罗斯的人口出生率连这个数字的一半都达不到，受欧美文化的影响，年轻一代俄罗斯人普遍不太愿意要孩子，以至于俄罗斯官方连“为了祖国而做爱”这种在我们看来很不靠谱的口号都喊出来了。到目前为止俄罗斯的总人口已经减少到了1.42亿，而且未来平均每年人口都将净减少70万人，这个趋势如果不加逆转，大概到2050年俄罗斯的人口就要下降到1亿左右。这个人口数量和俄罗斯的领土面积相比就太少了，而这些人多数都挤在俄罗斯的欧洲部分，远东的人口寥寥无几，以这样的人口数量将很难保证俄罗斯远东国土的稳定。
同时，从一个国家的工业体系方面来讲，如果要想维持基本完整的产业体系，也就是说人类工农业生产所有的门类都要齐全的话，差不多需要1亿人口，这就意味着如果人口数量过低的话，不管如何努力你的产业体系都是无法做到完整，而一个残缺的产业体系，也就意味着你在和国外的经济博弈中必然存在短板，成为产业体系中的阿喀琉斯之踵。这样在俄罗斯的东西两侧就会对它形成压力，中国自不用说，西面的西欧国家，虽然说它们每个国家的人口都不是很多，但是考虑到欧盟一体化的因素，那么俄罗斯面对的其实是一个3.5亿人口的经济体，从人口数量上与西欧相比俄罗斯同样居于劣势，这个劣势将会导致在亚洲大陆的政治经济竞争中俄罗斯处于下风。另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是，每年70万的人口逆增长，减少的主要是主体民族俄罗斯族，高加索地区穆斯林人口其实是在增加的，主体民族人口数量过低的话，必然会引起少数民族地区的离心力增强，国内安定环境就此会受到威胁，历史上这样的教训很多，前南斯拉夫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而就普京本人而言，他的确是这个时代少有的政治强人，但也并未强大到可以完全控制全局。一般人认为梅德韦杰夫和普京之间是一种比较默契的权力交替，有一个说法叫做“梅普二人转”，如果知道现实中政治斗争的复杂和冷酷，就会明白这个说法完全是一厢情愿的。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决定了任何人根本不可能把权力的稳定完全寄托在哪怕是最亲密的人的身上，任何一个政治人物的背后，往往都是一个集团的利益，这种利益上的博弈，被轻描淡写地说成以两个人的交替执政来完成，这在现实中是不可想象的。与其说梅普达成了程序正义的轮流执政，不如说他们这种交替执政的背后其实是俄罗斯两大政治力量之间的轮流坐庄，彼此达成了一种平衡，但是平衡并不意味着一致，而仅仅是一种妥协。这个我们可以从梅德韦杰夫时代的一些政治举措就可以看出来，首先在普京卸任梅德韦杰夫上任之后，他马上搞出了一个所谓的私有化2.0版，也就是说将普京时代已经遏制的私有化进程重新被提了出来，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两个人的背后，其实是普京时代与普京前时代，两派政治力量之间达成了平衡。如果仅仅如此的话也关系不大，更严重的是这种平衡之外斗争依然存在，并且这种斗争已经在某些时刻影响到了俄罗斯的经济，甚至国防。
在梅德韦杰夫执政时期，俄罗斯的国防部高层，甚至总统本人，曾先后多次非常直截了当的对俄罗斯的军工业，从航空一直到造船、坦克、枪炮的制造业进行了公开的批评。在梅德韦杰夫卸任前一年，俄罗斯国防部曾经放出风声，要大量的购买西欧的武器装备，其中从豹式坦克，北约标准的制式步枪，一直到无人驾驶飞机，乃至于海军的舰艇，可以说包含了俄罗斯军工的方方面面。这种表态我们不能把它理解为是鞭策——没有哪家的鞭策需要直接往要害处捅刀子，这些政府官员的言行，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老百姓和国外潜在购买者对俄罗斯军工的信心。之所以会发生这种事，是因为普京背后的经济支持力量很大程度上是俄罗斯的军工联合体，打击了军工联合体，也就等于是削弱了普京在未来五到十年的执政地位。
更大的问题是普京不可能永远执掌俄罗斯，后普京时代必将存在着大量的变数。第一，普京靠的是一种强人政治，而这种政治虽然说可以让国家获得非常高的执政效率，但却难以持之以恒。普京卸任之后，是否还能有同样强势的继任者，这很大程度是运气的问题。另一个可能更为明显，普京在上两个任期能够扭转局势，依靠的是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国家危机时期很容易凝聚人心，可是随着普京新的任期到来，俄罗斯的局势已经稳定了下来，而当危机感消除之后，老百姓眼中有很多问题，就要重新考虑了，就是所谓的亲兄弟明算账，危机的时候必然大伙儿要抱成一团，可是现在危机过去了，那么贫富差距的问题，少数人对俄罗斯经济不正常的把持等，这些涉及到的根本问题，也就重新浮出水面，而对这些问题的解决远比普京头两个任期所要面临的稳定局面要更为困难。
第二章 地缘政治之日本
从某种程度上说，日本的侵华战争在前期完全可以看作是美国支持下的“代理人”战争，本质上和之前的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是一样的。与英国人类似，美国政府对日本的支持同样不止是为了那么一点出口额，更大的意义在于打击英、法等国对远东的控制，同时对苏联在远东形成制衡。日本的“代理人”国策
近代日本为什么能免于被殖民
提及中日关系，除了“钓鱼岛”、“东海”之类的现实争端之外，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应该就是“历史问题”，我们一直在谴责日本官方没有认真反省历史。不过，回过头来一琢磨，我们自己似乎也忽略了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对这个“一衣带水”的邻居的历史也没有太用心研究过。
由于地缘环境、文化传承等因素，一个国家所面临的长期问题，能够选择的应对策略其实都是有一定延续性的——从历史上看，无论如何改朝换代，忙活的往往就是那么几件事。如果你能搞清楚这里面的几个基本不变量，那么再去看现在国际上的种种纷争，起码说大方向心里就有数了，不会总被一两个偶发事件牵着鼻子走。
关于日本近代史，一直以来我们都听过这样一种说法：因为西方列强忙于瓜分中国，顾不上琢磨日本，这才让日本人有机会推行明治维新。再后来由于明治维新全盘西化，日本步入了列强的行列，接着开始回过头打中国。
这里的第一个问题是：对于西方列强而言，真的是“顾不上”吗？1840年鸦片战争时的英国舰队，其实也就是48艘船，除去运输船等，正儿八经的军舰一共不过16艘，最大的是三艘1700多吨的74门炮战列舰，按照英国海军的标准是战列舰吨位中最小的一个等级，这支远征舰队对当时的英国海军而言只能说是三流的水准，并没有占有她太多的力量。更何况1854年“黑船事件”中，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一共只带了7艘军舰就逼迫日本的德川庆喜幕府签署了《神奈川条约》，向美国开放了口岸；同样处于中国周边的越南、缅甸等物产富庶的东南亚国家在那段时期统统都被西方国家占领，沦为殖民地。对于当时的英美等国来说，如果真想把日本同样变成殖民地，从技术角度上讲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真正的原因恐怕主要是在一个“穷”字上。所谓殖民地无非就是给宗主国提供原材料和过剩商品的倾销市场，可日本除了淡水和拿来吃的鱼，你几乎数不出几样资源是不匮乏的；明治维新之前作为农业国的日本，粮食养活自己人都有些勉强，能顿顿吃到大米饭的那是大名、一等武士之类的贵族，加之人口数量有限，作为市场同样是不合格的。即便是甲午战争之后，日本获得清廷的两亿三千万多两白银天价赔款之后，日本的经济总量依然不过是中国的五分之一。一个穷得连贼都懒得惦记的日本，在西方列强眼里根本就算不上合格的“猎物”，谁会放着有油水的印度、中国乃至东南亚不咬，去啃这么一个皮包骨头的家伙？甲午战争（平壤之战中被俘的清军）
当不成“猎物”就当“代理”
从世界史角度看，19世纪中期往回的那段日子不光是中国灾难的开始，也是西方列强瓜分西太平洋地区的高峰时期。虽说日本贫弱到叫人懒得去咬她，但不等于没人惦记她。谁呢？就是当时世界的NO.1——英国。
来看看当时英国所处的局面：在欧洲要应付法国和沙俄的不断挑战，因此驻扎地中海的英军是不能随便动的；非洲是资源的宝库，那里同样需要驻扎重兵，更何况还要应付南非的“布尔战争”；中亚地区，英国和沙俄的明争暗斗从未停息过。与英国在全球所控制的土地相比，她本土所能提供的兵力其实并不是很富裕。
与此同时，在远东地区英国所面临的情况则是：清帝国在内忧外患之下早已一蹶不振，但中国终归不是印度，大一统帝国的基本骨架依旧在，那种用几十万就可以统治三亿多人口的好事不可能让你再碰上第二回；沙俄同样觊觎中国并已经开始南下，而且她和中国是陆路相连，这个地理优势不是要绕过半个地球的西欧各国能够比拟的。
这样一来，在远东扶植一个代理国就成了英国不二的选择。如此一来，原本连皮带骨剔不出几两肉的日本在英国人眼里一下子就变得重要了起来：地理位置自不待言，日本列岛所处的位置恰好可以使她成为自海洋方向逐鹿亚欧大陆的最佳跳板；不止如此，妙的是日本的体量对于做代理国而言正是恰到好处的——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都不大但也绝不算小（超过英国），而足够的土地和人口是一国实现工业化的基本条件，也是为战争提供足够兵源的基本保障；更妙的是，这个国家严重缺乏矿产资源，而距离日本最近的资源宝库是东南亚，那里当时正掌握在英、法两国的手里，这就意味着日本工业运转的“总开关”将掌握在英国手里，而且随着日本工业化的不断深化，看似国力越来越“强大”，可她的资源消耗量也必将越来越大，这其实就意味着英国对其的控制程度也将愈加牢固，因此也就无需太担心日本反噬自己。
再来看看日本。开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明治维新其实称“明治复辟”更为恰当，在江户时代一直被当摆设的明治天皇借助关东地区的军事贵族集团最终扳倒了幕府，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统治者——在此之前天皇当了670多年的摆件。至此，原本作为尊皇力量的军事贵族集团转而成了再次架空王权的潜在威胁，而西洋人就成了天皇家族制衡国内贵族力量的最佳选择。明治天皇“归位”之后，很快就宣布承认江户时代幕府与西方列强签署的所有不平等条约。
这样一来，两边一拍即合，英日代理关系便应运而生了。一个国家要搞工业化、现代化，不是弄个西式政体就万事大吉了，你得有实实在在的启动资金（贷款）、技术以及资源，而这些绝大多数都来自英国。而也从这一刻开始，此后百余年乃至到现在，日本这个国家有很多东西便成为了定数：
在国际博弈中的地位，日本始终是西方国家（先是英国后是美国）制衡中、俄（苏）的代理国；日本的经济无论如何发展，作为根本的资源始终控制在西方国家手里，进而使得国内事务受制于人；对外战略上，日本对东南亚始终情有独钟；就所处的国际环境而言，日本所扮演的西方代理人角色决定了对中国以及俄罗斯而言她始终都是难以被信任的，而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对日本除了“放水养鱼”之外，肯定还要在需要的时候“排水捞鱼”，这就使得日本始终“混”得像一只蝙蝠——在兽眼中为禽，在禽眼中为兽。
“蝙蝠”效应
简单地说，近代日本的崛起其实是靠三场战争完成的：甲午战争，拿到了朝鲜与台湾两个通向中国大陆的战略跳板，更通过清政府的天量赔款完成了国家货币从银本位向金本位制的转换，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货币体系；日俄战争，虽然没从俄国人手中拿到什么实际利益，但借此废除了此前和西方列强签署的各个不平等条约，让日本正式步入了列强的行列；第一次世界大战，除了众所周知的攫取了德国在中国的利益之外，和美国类似，日本也获得了来自欧洲的各类军用品订单，从而发了一大笔战争财。而三场战争中，起码有两场都是在英国的操持之下进行的。
1894年7月17日，日、英签署《英日通商条约》，8天以后的7月25日，以丰岛海战为标准，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而战前日本发行的战争公债，大多数都由英格兰银行购买。很显然，在战争爆发之前英国就早已站到了日本一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李鸿章寄希望于英国等国的“调停”实在是有些一厢情愿，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日舰击沉英国货船“高升”号，英国政府却睁一眼闭一眼。而战后按照英格兰银行的要求，日本作为战胜国，更迫使清王朝必须将所有的赔款全部折合为英镑，存入英格兰银行生息。
而与此同时，英国也意识到了如果仍由日本借甲午战胜取得中国辽东地区，日本将获得自己可以控制的资源产地，届时英国将无法继续节制日本。于是在“三国（法、德、俄）干涉还辽”事件中，英国明确表示“英国对日本抱有最诚笃之友情，同时也不能不考虑本国的利益。因此不能应日本之请而援助日本。”由此迫使日本吐出了辽东地区，也让她第一次感觉到了西方列强对自己的挟制。
1904年的日俄战争则是历史的再次重演。1902年，日本与英国签署了《英日同盟》，其中的条款直接针对俄国。英国依旧是日本战争债券最大的买主（日本军费的46%来自英国贷款和在英国发行公债）。战争爆发后驰援俄远东舰队的波罗的海舰队，一路所经的港口大部分都在英国的控制之下，而这些港口无一例外均拒绝俄国舰队停靠补给，结果搞得俄国人狼狈不堪。而随着俄国的战败，英国在其他方面和俄国的争端中，自然就能轻松不少。
在此之后，日本再一次有了吞并中国东北地区的征兆，而英国也一如既往的迫使日本人签署了《朴茨茅斯条约》。
至此，英国这个老牌NO.1也开始逐步步入了“黄昏”阶段，她对世界局势的控制能力开始急剧减弱，到一战时期，英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已经更像是一种“讨价还价”的合作关系。1921年，《英日同盟》正式宣告作废，取而代之的是更加突出美国地位的《四国条约》。这之后由英、法把持的国联对日本发动“9·18”事变占领中国东三省也只能听之任之，而东北的资源使得日本进一步减弱了对英、法的依赖程度。
但是日本的代理人角色并未因此结束，只不过顾主换成了——美国。
既是“拐杖”也是“枷锁”的美日同盟
很少有人会提到：1937年，也就是“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始全面侵华的那一年中，美国对日本出口额超过28亿美元，其中60%是石油（产品）、废钢材和钢——为了满足对日钢铁出口，当时连纽约的旧电梯都被拆下来直接卖到了日本；到1938年，美国仅向日本出口的飞机总价值就达1745.4万美元——1939年时一架零式战斗机的价格差不多合7万美元；日本侵华战争头三年中消耗燃油约4千万吨，其中70%由美国提供，而消耗掉的钢铁，一半来自于从美国进口的废钢材（另一半来自伪满）。
不仅如此，1941年4月，美、日签订了《日美谅解方案》，该方案规定：
一、美国承认日本对“满洲”（东三省）的占有权。
二、迫使蒋介石政府与汪精卫政府合并。
三、如果蒋介石不同意，美国将停止对当时重庆国民政府的援助。
从某种程度上说，日本的侵华战争在前期完全可以看作是美国支持下的“代理人”战争，本质上和之前的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是一样的。与英国人类似，美国政府对日本的支持同样不止是为了那么一点出口额，更大的意义在于打击英、法等国对远东的控制，同时对苏联在远东形成制衡。
前面提到过，西方列强对日本的支持，其实是一种先放水养鱼、再排水捞鱼的模式，这一点在美日之间体现得尤为突出：1941年美国开始在能源、橡胶等战略物资上对日本实现禁运。被釜底抽薪之后，日本顿时陷入到了一个进退维谷的窘境。前期凭借美国提供的各种资源和政治支持，日本的侵华战争已经成了一个超级大泡沫。侵华战争全面展开以后意味着天量的资源需求，而美国此时开始禁运则使得战争的“资源链”难以为继。此时，摆在日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吐出此前吞下的利益，让美国人来低价抄底，这将意味着实际控制日本的军部势力将受到空前的冲击；要么就只能赌国运，对美发动战争，夺取东南亚地区的资源来弥补缺口。
而对美国人而言，无论日本人走哪条路最终的结果都不会坏。选第一条，美国的获利略小，但基本上没什么代价；选第二条，美国会付出代价，但两个国家的实力差距在那摆着，只要战争持续得久一点，日本战败就是必然的事情——按照山本五十六的说法，就是打六个月到一年问题不大，打两三年就没辙了。
后面的历史我们就再熟悉不过了。在笔者看来，与其说这是一场战争，不如说更像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并购案例——先诱导你大肆拓展业务，减少你的现金持有量，再断掉你的贷款，一番折腾之后，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不仅仅日本本土被美国占领，战争期间，中国的南京国民政府从亲英、法变成了亲美。同时英、法等国对东南亚乃至南亚的殖民统治由于日军南下而被瓦解，战后伴随这些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英法等国势力几乎被彻底逐出，而留出的空间，很多最终都留给了美国人。
冷战期间，在地缘政治领域，日本在美国对华、对苏的遏制战略中所处的位置同样是无需赘述的。而事实上在全球经济领域，日本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的其实也是一个“代理人”的角色。日本在战后经济可以迅速复苏，除了其自身的因素以外，很大程度上也是有赖于美国在资金、技术乃至贸易政策的扶持。之所以如此，除了从经济上稳固日本这个冷战次前沿，另一层考虑可能也在于使日本和西欧形成相互制衡的态势——从国际分工角度讲，掌握了货币霸权的美国无疑居于金字塔的顶端，在它的下一层则是中高端制造业。随着美国国内虚拟经济的不断膨胀，美国对除军工和高科技产品之外的制造业流失大致是默认的。而这一块原本是法、德等国见长的，而由于欧洲国家毕竟都是老牌帝国主义，美国对她们的影响力终归有限，因此通过扶持日本，在国际分工的同一层级制造出两个分量差不多的对手相互平衡，显然更有利于美国坐稳老大的位置。
与之前英、美在地缘政治上用资源挟制日本一样，美国在经济领域同样有一样东西可以勒住日本人的脖子，那就是消费市场。相对于日本庞大的生产能力，她一亿多习惯储蓄的人口所能提供的消费能力是远远不够的，而这个世界上最旺盛的消费市场则是在美国——3亿多人靠借贷消费。伴随着冷战压力的减弱，美国随即开始对日本的又一次抄底。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对西方政策开始迅速软化，同年9月美国迫使日本签署了著名的《广场协议》，以此强迫日元在此后十年内对美元升值近50%，而当时能拿捏住日本的，正是美国的消费市场——不听我的干脆你就不要卖。由此导致大量日资实体企业由于产品竞争力下降，企业由此陷入不得不大举出售股份和资产的境地，而通过收购这些优质资产获利最大的恰恰是美国资本。此后，由于实体经济不景气，大量资本流入日本楼市，导致地产疯狂膨胀，大量美资乘机进入日本楼市又捞了一笔。到了1991年，苏联已经进入解体的最后阶段，美国在远东已然全无压力，同年美资突然大举撤出日本楼市，日本房地产泡沫就此宣告破裂，至1993年日本银行坏账达6000亿美元，这之后日本迎来了长达15年的经济零增长，史称“平成不况”。而伴随着经济的失败，日本政界对美国的依赖也日益增强，由此导致日本右翼势力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度甚嚣尘上。
当然，日本政界也并不是没人看透这一点。上世纪70年代，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加之越战的拖累，美国的国势正处于战后的最低谷，对其“盟国”的控制力急剧减弱。在这个背景下，1972年田中角荣紧随尼克松之后开始了对话访问，之后中日间的贸易往来开始日益繁荣起来。除了地缘安全方面的考虑之外，田中的这个举动就是为了给日本在经济上寻找一个新的战略纵深，以减弱日本对美国的依赖。
对于这样“大逆不道”的行为美国当然是不能无动于衷的。除了利用“洛克希德丑闻案件”把田中角荣赶下台之外，在田中访华前夕的1971年，美国突然宣布，将法理上归属中国但实际上由美国人控制的钓鱼岛及周边海域的训练任务交给了日方，这样一来，一个主权争端便在中日两国之间被生生的造了出来，而这其中的“猫腻”，再明白不过了。
大致回顾一下这段历史，回过头再看如今日本以及背后的美国的种种举动，或许也就不再觉得太难琢磨了。
三分外交，七分内政——简评日本成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体制问题”
据日本《产经新闻》2013年11月7日报道，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通过了创立“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相关法案，理论上说，这个机构的地位相当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二战结束之后，在日本这算是头一次出现类似的机构，因此很多媒体很自然地就会联想到，这是日本修改和平宪法、建立军队的前奏。
如果以一种俯览全球、谋划数十年的视角来看，得出上面这个结论是很自然的。然而从当局者的角度来考虑，以日本现在的情况，她的政治家们所关注的，恐怕是一些更具体、更眼前的问题。毕竟，对日本而言，如今已经不是属于“伊藤博文”、“石原莞尔”们的时代了。（对于日本，笔者的意见是，我们既要有所警觉，还要有自信，中国已经不是七十多年前的中国，日本同样也不再是那时的日本。）如果对日本的内政有所了解的话，我们会发现安倍晋三的一系列举动其实多半是奔着强化首相权力去的。
用大白话来说一些政治名词：所谓“权利”，就是你可以去做你喜欢做的事情；所谓“权力”，就是你可以叫别人做他不喜欢做的事情。那么显而易见的是，权力的有与无、大与小，不是靠一个图章，一个名头可以决定的，它最终取决于你对经济资源的控制能力。
以日本来说，在明治维新之后到太平洋战争之前这段时间里，日本社会的权力构成包含这么几种势力：天皇——所谓“明治维新”，从王权的角度说其实也可以称之为“明治复辟”，天皇在这个过程当中从幕府手中的摆设一跃成为了这个国家法统和道统的根本所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高层抛开了佛教，改奉神道教为国教，而天皇不止是代表国民的国家元首，还是“天照大神的子孙”，也就是神权的掌握者）；财阀——多是由地方的大名、豪强起家，直接控制着一个个工商业帝国；政治家——理论上是靠选票进入议会、担任大臣，而事实上则是财阀的合作伙伴，多数人本身就是门阀子弟；军部——多出身于参谋军官，相对于政治家集团，军部的人员更多是出自平民子弟。
近代日本的历史，差不多就是军部与财阀、政治家相互夺权，天皇在中间左右逢源打平衡牌的历史，著名的“二二六事变”（昭和维新）便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本质上也可以理解成新贵与旧贵之间的斗争。最终军部势力逐步占了上风，日本进入了军国主义时代。1941年前夕，随着美国对日宣布禁运，日本的工业体系随即面临停摆的危险（详见《日本的“代理人”国策》一文），而军部也随之面临着退出日本政治舞台的危机。为了保住手中的权力，军部选择了对美国开战。
日本战败后的国内权力格局，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美国人根据自己的需要“设计”出来的。1945年二战结束之后，世界新格局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处在地缘上抗衡社会主义阵营以及在经济上制衡西欧的双重考虑（同时也等于是为自己养了头“奶牛”——战后美国对外用兵的开销，很大一部分最后都是由日本政府埋单的），美国并未选择让日本去工业化，相反投入了大量的资源来重新恢复、强化日本的工业体系。
很多文章里都曾提到过，美国人在战后对日本、德国都进行了“阉割”手术。具体而言，这里的“阉割”指的应该是打破了战败国对社会资源的统合能力，相对于不让搞军队、限制文宣、监控军事工业这类的手段而言，前者要实在得多。单就战败后的日本来说，军部作为“罪魁祸首”自然被彻底丢进了“历史的垃圾桶里”；而天皇最终则得以保留，在战败后，昭和天皇不得不宣告自己是人而不是神，御前会议这种形式也成了过去时，由此天皇作为各方势力的聚合剂的作用不复存在了，战后的日本天皇更多的是给日本国民以一个心理依托——类似于精神上的“锚”。看看当时的历史背景就不难理解美国为何这样做，当时民族解放运动和国际共运都处于高潮，左翼思潮正在世界范围内占据上风，这个时候你把日本人心理上原有的依托给废掉，就如同砍断了锚链，保不齐很多人漂着漂着就到共产主义那边去了。此外，1947年在麦克·阿瑟的直接主持下，25个来自美国的青年军官完全按照他们在书本上学到的东西给日本人重新制订了一部宪法，这也就是现在我们所熟知的“和平宪法”。除了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和宣战权之外，这部宪法客观上也限制了日本政府对社会运行的干涉能力——在1995年制造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的奥姆真理教，到现在还活得好好的，这便是拜日本现行法律体系所赐。
一系列的组合拳之下，日本的权力结构随之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多数财阀都留存了下来，由于失去战前体制的制衡，他们手中的权力不单没有减弱，相反对社会经济资源的控制力倒是进一步强化了——前提是你不能和美国人把关系搞僵，而政治家和财阀之间相互勾连，同出一门的情况也依旧存在。这样一来，就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日本门阀政治。大伙谁家的实力也不弱，谁比谁都强不到哪去，而且还缺乏一个公认的“主心骨”，于是就形成了如今自民党内派系林立、党内有党的局面。任何一个党派上台都会由于其他派系的掣肘而难有作为，而既然你做不好，也就正好给了其他派别轰你下台的理由，于是换另一波人上来，接着他们用不了多久又会被大伙一起给轰下去，如此周而复始……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如今大伙在新闻里所看到的样子，隔三差五就看到日本又在换首相，巴西前总统卢拉曾开玩笑说“你和日本首相吃午餐，中间去了一趟厕所，回来人家就换人了”。整个日本政界，你根本找不出一个可以凝聚各个派系、平衡各方利益的灵魂人物。而这种内阁频繁更迭的局面，又给日本政治衍生出了另一个特色（或者叫做问题）。
“是，首相”
在1980年到1986年，BBC曾根据同名小说拍了一套系列政治情景喜剧——《是，大臣》（《Yes，Minister》）和《是，首相》（《Yes，Prime Minister》）。笔者建议大伙不妨找来看看，先不说剧中比较夸张的搞笑成分，这两部情景喜剧对政治家和职业官僚之间的钩心斗角描绘的可谓是淋漓尽致。看过之后，不但了解了英国的政治生态，也对日本有了直观的认识——其实日本表现得比英国还要更明显一些。
简单说一下。我们总说“官吏”这个词，其实“官”与“吏”是两个概念，理论上说“官”的作用是制定大方向或者说是政策、法案，而“吏”则是具体的执行者，负责将这一“大方向”落实到实际中。大臣以及作为政府首脑的首相都属于“官”的范畴，他们都是通过选举坐到这个位置上来的（在英国、日本这样的内阁制政体下，各个部的大臣虽然是由首相任命的，但大臣必须得是议员，而议员则是依靠地区选举产生的），在此之前他们所做的更多的是社会性活动（演说、辩论等），而极少涉足具体的事务性工作。因此对于技术性工作大部分政治家们其实都是门外汉，一个人如果对某一领域知之甚少的话，那么“制定大方向”也就无从谈起。而且即便做到了那个位置上，政治家们的大部分精力还得继续放在自己选区的民意支持率上，琢磨着如何兑现给选民的承诺，如何募集政治捐款，免得在下一轮选举之前乡亲们把自个给忘了。既不会，也没有精力去管，那么各个部门的正常运行就有赖于为数众多的职业官僚（吏）。久而久之，原本作为政府政策执行者的职业官僚，就成为了事实上的权力拥有者。《是，大臣》中的政务次官汉弗莱有一段台词，大致意思是说：职业官僚（又译为公务员）才是国家真正的管理者，大臣们的任务就是负责给大伙争取更多的部门经费和编制，并且为本部门的各种问题承担责任。
日本如今的政治生态几乎就是这部电视剧的现实翻版。自战后开始一直到现在，政治家与官僚之间的权力斗争就成了万年不变的主题。除了“县官不如现管”这个固有因素之外，内阁频繁更迭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上世纪末日本地产泡沫破裂，经济增长停滞了长达十年，这导致日本首相如同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除了小泉纯一郎借着美国信息技术革命这场“东风”做到了到点下课以外，其他人能顺顺当当坐满一年都很不容易，至于内阁中的大臣没干几天，连自个办公室在哪还没记清楚就得辞职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这样一来，就成了“铁打的官僚流水的大臣”，后者显然没法对前者施加太多影响力。譬如日本的“次官会议”。事务次官理论上讲类似于大臣们的参谋部，而由于在现实中日本政治早已成了官、吏两张皮的局面，所以事实上日本政府的大部分决策都是在次官会议上做出的——按理说，次官会议的职能就是将每天的事务加以区分，事务性的工作就不再麻烦大臣他老人家了，大伙直接分配下去就处理，剩下的少数性质特殊的，再交给大臣、首相们去拍板，至于什么算是事务性工作，这也得是由事务次官们来认定。如此一来，别看政治家们在台前风风光光，一旦做到大臣的位置上，立马就会被官僚们当泥菩萨往庙里一放，然后庙门一关，大伙该干什么继续干什么。
而反过来说，所谓经济增长停滞，说白了就是“蛋糕”没法再继续做大了，那么后面如何“分蛋糕”就成了日本政治的核心问题，而这就需要对现有的政治架构加以改变。而对日本的职业官僚体系而言，任何改变都是不会受欢迎的。日本的现行体制下，职业官僚只要是没有违规，那么就无需为政府政策的后果承担责任，官员也无权免除他的职务。最初如此设计是为了避免作为吏员的职业官僚为了保住自己的职务而被迫选边站，卷入党派间的政治斗争。而事实上这使得日本的政治体制在执行层面形成了“过稳定”的局面。而所有的职业官僚都是这一“过稳定”体系的直接受益者——我们通常听到的说法是，日本的政治生态下，政治家普遍腐败，而职业官僚则非常廉洁。而实际情况时，日本职业官僚的待遇比同一阶层的公司职员普遍要高出不少，只要按部就班不违规基本就是旱涝保收，从机会成本上来讲腐败就是一件很不划算的事。而高级官僚与财阀之间的勾连也根本无需用收受贿赂这么“低级”的法子，他们在退休离职之后，通常都会有一个大企业的高管位置等着自己，到时候拿高薪拿分红完全是合法的，你根本挑不出一点毛病。
往好的一面说，这种机制下，无论门阀派系之间斗得如何昏天黑地，在“无人驾驶”的状态下政府基本职能该运转照样运转。而往坏的一面说，就是当你发现需要方向不对需要转向的时候，无论你如何拧方向盘它都不听你使唤，而最终的你会作为“糟糕的司机”被一脚踢下车，而“车”本身会继续走，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家伙坐到驾驶位上等着被踢而已。
面对这种局面，自然任何政治家都不会心甘情愿为官僚系统埋单，可一旦这帮吏员老爷们不买你的账，随便找个合理的理由给你消极怠工，或者是你需要做到七八分熟人家直接给你烧糊了（西方政治斗争的潜规则之一：如果挡不住他，那索性就让开道，在他过去以后再在背后推他一把），你不但拿他们没有办法（因为人家没有违规），而且你的位置更坐不下去。另一方面，职业官僚们也需要有这么一堆大臣作为自己的形象代言人在前面顶风挡雨。所以长期以来，日本的政治家和职业官僚们在斗争与合作之间，往往会维系一种微妙的平衡。通常情况下，用中国词汇我们称这种“平衡”为“混日子”。而当实在是混不下去的时候，改变也就不得不出现了。
“再也不能这样过”
在大部分时间里，日本的政治家与职业官僚，就是保持这样一种“混”的状态，一方面政治家在和官僚的斗争中本来就面临经验、技术方面的劣势。更麻烦的是，作为日本政坛龙头老大的自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如螃蟹篓一般（当把一堆螃蟹装在一个篓子里的时候，你根本不用担心会有螃蟹跑出来，因为任何一只蟹往上爬的时候都会被别的同类本能地给拽下来），政治家之间还掐不过来了，自然更没精力琢磨如何从职业官僚手中拿回权力。既然做不了实务工作，那么就只好靠修改教科书、拜靖国神社什么的，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了。
但外部环境是没法让你一直稀里糊涂混下去的，一直以来日本经济始终存在两大顽疾：美国对日本国防的限制其实也是对军事工业的限制，日本民用制造业领域的产业升级空间基本已经耗尽，随着中国等新兴工业国的崛起，日本制造业始终面临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窘境。日本政界一直嚷嚷着要重建军队，要打破武器出口限制，很大一部分原因其实是背后的财阀们盯着军工领域丰厚的利润眼睛直滴血；另一个顽疾是日本社会的高龄少子化——你恐怕很难想象这个国家如今给老人用的成人纸尿裤的销售量已经超过了婴儿纸尿裤，这意味着社会上消费的人没见少，可是干活的人却越来越少了，更何况一个国家要维系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劳动人口的数量是不能过低的。长此下去，总有混不下去的一天。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日本所掩藏的一系列问题瞬间也跟着暴露了出来，这最终导致“万年不变”的自民党在2009年失去了执政党的地位，被民主党取而代之。相对于内部盘根错节的自民党而言，由鸠山由纪夫、小泽一郎等人搞起来的民主党要更有活力一些。而随着民主党的上台，政治家对职业官僚的新一轮战争也随之开始。
2009年鸠山由纪夫就任首相之后，随即撤销了事务次官会议，与此同时，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国家战略局。理论上说，这是一个直接对首相负责的战略咨询机构，实际操作中，它可以什么都不管，也可以事事都管。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机构已经有点清雍正时期军机处的意思了。
显然，官僚系统是不会轻易让权的。除此之外，树大根深的自民党同样不愿意把执政地位拱手让人的，再则民主党缓和同亚洲国家的关系、与美国拉开距离的外交政策显然美国人也是不会乐见其成的。于是乎，首先是美国政府不买账，导致鸠山由纪夫无法兑现让美军撤离普天间基地的承诺，从而导致鸠山下台。紧接着，因“3·11地震”后日本政府拖拖拉拉的表现又使菅直人光荣下岗。再后来，由石原慎太郎的“购岛”闹剧挑起了中日钓鱼岛危机，而野田佳彦在其中首鼠两端的表现最终使得民主党在2012年底下台，自民党重新主政日本。
到此，虽说是民主党下台了，但自民党的政治家们同样也希望把权力从职业官僚手中划拉到自己手里，而之前的一系列折腾也恰恰给了他们这样一个机会。安倍晋三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其实从思路上说和鸠山由纪夫的国家战略局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借助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加之安倍全面亲美的外交政策，他们的这一步对比小泽、鸠山等人，走的要牢靠得多。由此再看日本政府在包括钓鱼岛在内的一系列问题上反复激怒中国，恐怕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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