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光,王宇,王晓华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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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儒学读本试读：
导论
儒学：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继承和弘扬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2014年9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发表的重要讲话，从多元文明和而不同的立场出发，着眼于促进人类社会发展、实现世界和平，科学评价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塑造世界观、价值观和精神世界的巨大历史功绩，从十五个方面总结了以儒学为主导、多元发展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解决当代问题的重要启示，提出了“文以载道，文以化人”的弘道要求。习近平主席强调指出：“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中华文明，不仅对中国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这高度肯定了儒学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指明了儒学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使命，值得广大干部认真学习领会。
那么，儒学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学说，它在中国历史上为什么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它在21世纪的思想文化领域中能不能占有一席之地并得以复兴与发展？下面拟就这些问题作一论述。
（一）三盛三衰：儒学的形成与演变
儒学起源于殷周时代，形成于春秋末至战国初期。殷商统治者很迷信“上帝”和“天命”，而且盲目崇信“天命”的永恒性和绝对性。周人也继承了殷人的宗教意识而相信上帝授予“天命”的神话。但在现实层面，周人却看到：周族领导者文王、武王和周公等通过人事上、政治上的施行德政，以“小邦周”取代了“大国殷”，使“天命”转移到周天子身上。这使周人认识到上天是公正无私的，总是帮助品德高尚的人，民心不是恒久不变的，只有敬德爱民，才能长久地保持天命。这是哲学思维摆脱宗教意识的第一步。周朝建立后，按血缘关系的亲疏分封诸侯，建立了以宗法制为特点的封建等级社会。这种等级社会需要某种伦理和道德观念来维护，于是，周人建立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和维护这种制度的“孝”、“礼”价值观念，但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合道德、伦理、政治于一体的思想学说。这一任务是由孔子和他的弟子完成的。
从两千多年儒学发展的历程来看，儒学经历了“三盛三衰”六个时期。第一期为春秋末到战国末，经历二百多年，是儒学形成、发展时期，也是儒学的第一个兴盛期。这个时期儒家最主要的代表是孔丘、孟轲和荀况，代表作是《论语》、《孟子》和《荀子》。孔子及其弟子生在春秋末期的乱世，以其思想家的远见卓识，一方面继承和吸收了殷周时代的天命观和礼乐教化思想，另一方面创造性地从人事体悟天命，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的思想。“仁”范畴的提出，不仅沟通了亲缘之情的“孝”与规范人际关系的“礼”，还沟通了人事与天命、人道与天道。因为在儒家看来，人之所以为人，是在于有“仁心”。“仁心”来自于与生俱来的亲缘之情——“孝”，因此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而“孝”情的落实便是“仁心”的发散，就有了人伦，有了规范人际关系的礼仪制度。于是，就建立了一套以道德之“仁”为本体、以“礼”为外在规范、以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为终极关怀的“仁学”理论。至此，儒家思想系统化了，并形成了儒家学派。
第二期为战国末年至汉武帝执政的近百年间，为儒学的第一个衰退期。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推行法家专制政治，焚书坑儒，沉重地打击和摧残了儒生，压制了儒学的发展。西汉建国后，虽然汉高祖起用儒生叔孙通等制定朝仪，文帝、景帝又解除民间藏书的禁令，并设立经学博士，使儒学有所复兴，但汉初出于休养生息的政治需要，主要是尊奉道家黄老之学。
第三期自汉武帝执政到东汉分裂为三国的三百多年间，是两汉经学的兴盛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公孙弘等人的建议，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设立“五经博士”学官，设置培养统治人材的中央级教育机构——太学等。确立了经学形式的儒学新形态，继而出现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两大学派。东汉初期，皇帝亲自主持白虎观讲经会议，钦定“三纲五常”核心价值观，使儒学从思想上与制度上取得了“独尊”地位。此为儒学之二盛。
第四期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七百多年，封建王朝经历了数度分合的动荡时期，儒家思想文化受到了道教、佛教的极大冲击。魏晋时期，经学衰落，玄学大兴；南北朝、隋、唐时期，佛教逐渐完成了中国化进程而大兴，儒学虽然在纲常伦理制度上仍占统治地位，但在思想文化上缺乏活力，处于停滞、低落状态，此为儒学之二衰。
第五期为宋、元、明、清时期，历时八百多年，是儒学第三个兴盛期。两宋时期，涌现了众多的儒家思想和儒学派别，形成了由周敦颐、张载发其端，程颢、程颐成其说，朱熹集其成的理学派，以邵雍为代表的象数学派，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派，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事功学派，以及王安石的“新学”和三苏代表的“蜀学”等等。元、明、清时期，儒学基本上处于“一家独尊”地位，在理论上也有创新，出现了阳明心学、明清实学等。
第六期自清末至当代，是传统儒学全面衰落和现代新儒学的酝酿重建时期。这一时期，传统儒学在各种外来新思潮的冲击与批判下，暴露了本身的许多弱点，并随着君主制度的崩溃而失去了制度依靠，从而走向全面衰落。但儒学在古今中西之争中也酝酿了思想创新。五四之前，出现了郑观应、曾国藩、张之洞等洋务派儒家和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派儒家，五四之后，则出现了梁漱溟、马一浮、贺麟、熊十力、冯友兰、牟宗三、徐复观等现代新儒家，形成了所谓新心学、新理学、新经学等新儒家学说。
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了从多元化、民主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出发寻求儒学定位的当代新儒学，如杜维明的“文明对话”论，刘述先、成中英的新儒家诠释学，林安梧的“后新儒学”论，牟钟鉴的新仁学论，吴光的“民主仁学”论，龚鹏程、黄玉顺的“生活儒学”论，蒋庆的“政治儒学”论，陈明、姚中秋的“新儒教”论等等。这预兆了儒学复兴新时代的到来。
如果从各个时期形成的儒学形态及其理论特点来看，则可以将传承两千多年的儒学归纳为六种基本形态，即先秦子学、汉唐经学、宋明理学、清代实学、近现代新儒学和当代新儒学。
（二）儒学的性质定位、根本精神与基本特征
对于儒学的性质，现代新儒家、非儒家或反儒家学者看法各不相同，即使在新儒家内部，见解也有很大差异。我们认为，儒学是“以德为体，以人为本，以和为贵”而集道德、伦理、政治三位为一体的道德人文主义哲学，其根本精神就是道德人文精神。在儒家看来，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是有道德的。人生的根本意义和价值，就体现在对理想道德境界与完善人格的不懈追求之中，所以儒学所追求的，首先在于确立道德理性。但儒学的道德理性并不是脱离社会实践的道德空想，而是对人的价值的根本性肯定，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的思想艺术。儒学的道德人文主义，与西方以人权为中心的人文主义是根本不同的。
如果将儒学的根本精神定位在“伦理本位主义”，就可能误导人们只重视外在的伦理秩序和人际关系，而忽略儒学的根本价值所在。一些反儒家的学者便是这样定位儒学性质的。而将儒学定位为“道德人文主义”，就必然引导人们去发掘儒学的内在价值，指导人们树立道德理想、完善道德人格、关怀人生意义、追求人生幸福，从而有助于建立一个以人为本、多元和谐的文明社会。
儒学具有五大基本特性，即道德理性、人文性、整体性、实用性和开放性。
首先是道德理性。所谓道德理性，就是确立道德的主体性地位，人生与社会的终极理想以道德为依归。孔子说“仁者人也”、“仁者爱人”，就是讲道德之“仁”是人立于世界的根本依据。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是讲人是有道德、有善性的。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离了道德之“仁”、道德之“义”，人便与禽兽无异。所以，确立道德理性是儒学的根本特性。
其次是人文性。儒学特别强调以人为本，以解决社会人生问题为根本任务，关怀人的生死存亡。马厩失火了，孔子首先问的不是马而是有没有伤人，这就是以人为本的体现。儒学重视社会的安定和谐，追求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成就君子人格。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君子人格；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以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荀子所谓“权力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的君子德操，体现的都是同一种人文精神。
第三是整体性。儒学以整体宏观地把握自然、社会、人生为理性思考的方向。“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观念源远流长。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了一块“双鸟舁日”（俗称“双凤朝阳”）的象牙雕饰，鸟是越民族的图腾，太阳代表自然界，它正体现了古人向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整体思维特色。良渚文化的羽冠、人面、兽身三位一体的玉琮也体现了万物一体的思想观念。儒家的大同就是“太和”，是追求最高的和谐境界，即整体和谐。
第四是实用性。儒学的实用性表现为经世致用、修己安人。孔子在回答关于“君子”标准的问题时说：“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后儒讲内圣外王，讲修己治人，讲经世致用，都是要求将道德修养的目的落实到安定民生、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事业之中，而不是空谈道德。可见，儒学是一种实用性很强的理论。
第五是开放性。这表现为重视兼容和谐、与时俱进，重视开放和变革。儒家认为“文”（文明）与“质”（质朴）的关系是辩证的。一般而言，文明的发展是由简到繁，从野蛮到文明。但文明走向一个更高层次时，往往又变繁为简。就像服装的变革一样，古人从裸体到树叶遮体到粗服便衣到长衫旗袍，直到今天的西装革履，是由简到繁、从野蛮到文明的进步。但后来，人们感到长衫不便，于是改穿短褂，现在，许多人又嫌穿西装打领带麻烦，而喜欢穿T恤或休闲装了。这是应时变化，取其简便。可见由简到繁固然是文明的进步，但有时候，简化却是文明发展的更高层次。儒学就是抱持文明进化的历史观看待历史的，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正是一种开放的、发展的历史观。
（三）儒学的基本主张
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为了回应现实社会中出现的政治、经济、社会矛盾，回应外来思想潮流的挑战，历代儒者勤于思考，实事求是，不断进行思想创新，形成了完整的政治观、经济观、历史观、知行观、生态观。1.政治观
政治观指社会成员对治国理政的看法及由此形成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它直接影响政治行为主体的政治信念、信仰和态度。儒家坚持的是一种道德人文主义学说，其核心价值观可以用“一道五德”来概括。“仁”是儒学的根本之道，“义、礼、信、和、敬”五德则是“仁”道的外化。紧扣儒学这一核心，虽然不同时期的政治观千差万别，但其根本的东西则是历久弥新的，那就是崇尚王道，主张仁政、爱民。
王道政治是为民众的利益而平治天下，将内圣作为外王的基点，在“修齐治平”这样一个递增的逻辑上实施王道、德治。孔子讲“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落实到具体的政治形态上，则是孟子所提出的“仁政”。“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中庸》），可见儒家的仁政以人为根本，在亲亲、爱人的基础上扩展开来。唐代韩愈提出“博爱之谓仁”，把“仁”解释为普遍性的“爱”，从而更加凸显了仁爱和人本的特征。北宋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命题，更是把爱一切人扩大到爱万物，把仁爱思想现实化为生活中的准则。黄宗羲则提出了具有民主启蒙性质的新民本思想，创立了“由民做主”的“民主君客”论的理论范式。他伸张人民主权，批判君主专制，认为君臣关系应该像师友那样平等，并倡导民治，提倡万民之法，强调藏富于民。这种民本思想也为当代政治领袖所继承，并在治国实践中体现了关注民生、爱民亲民的仁政理想。
另一方面，儒家仁政思想里也有尊崇大一统的王道观。这种大一统思想虽然有利于爱国保种，发展出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但也容易形成尊君抑民的专制传统。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董仲舒以“屈民而伸君”为“《春秋》之大义”，显然是尊君基础上的大一统，蕴涵着思想的统一与钳制。这种王权大一统思想，经过董仲舒神化之后，往往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培植了中国人的奴性与盲目性。
总之，传统儒家崇尚的是仁政王道的政治观，实质上是倡导贤人政治，其基点是践仁、爱民。但是，儒家王道思想里尊君大一统的王道观，也可能为专制政治提供辩护。我们应该全面认识传统儒学的政治观，承其利而除其弊，将仁政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2.经济观
古代儒家所谓“经济”，是“经世济民”之意。其含义十分广泛，既有治国理政、富国强兵之道，又有安定民生、发展生产之政策举措。孔子的经济观集中体现在使民“富之”而后“教之”（见《论语·子路》）和“足食，足兵，民信之”（《论语·颜渊》）的政策方略；孟子的经济观，是“以民为本”的王道政策，其具体内容，一是使民“有恒产”（《孟子·滕文公上》），二是“不违农时”、“使民养生丧死无憾”，确保“黎民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上》）。荀子的经济观，见于其“富国”、“强国”政策。其富国政策，就在“节用裕民”四字。他说：“节用以礼，裕民以政……故知节用裕民，则必有仁义圣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积矣。”（《荀子·富国》）其“强国”政策，则在“隆礼重法”四字。他说：“人君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荀子·强国》）可见荀子是提倡王霸兼用、礼法共治的经济观的。
儒家经济观的重要内容，是对民生事业的“崇本抑末”之说。春秋时期的管仲提出了“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柱石之民）”（《管子·大匡》）之说，认为四民分工不同，应各司其业，不应“杂处”，但并无本末之别。到战国时期，逐渐形成了“农本商末”、“崇本抑末”的思想观念（注：最早提出重农抑商或农本商末思想的是法家商鞅与韩非。《商君书·壹言》提出了“事本禁末”说，《韩非子·五蠹》则以农为本、以商工为末，主张抑制“商工游食之民”。汉以后的儒家也接受了“农本商末”说，如司马迁、班固皆然：《史记·货殖列传》引计然曰：“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农末俱利……治国之道也。”《汉书·食货志》则引贾谊言，称：“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师古注曰：“本，农业也；末，工商也。”），而自秦汉至明清的中国君主制社会中，统治者都实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至南宋叶适，才首次批判了这个政策。叶适认为“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并主张效法春秋“通商惠工”政策，“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习学记言》卷十九《平准书》）。至明清之际的黄宗羲，则在《明夷待访录》中借“古先圣王”之口对“本末”问题作了颠覆性诠释。他认为，所谓为治之本，是使老百姓的行为符合礼节，而所谓末业，是那些不切民用的陋习恶俗（如铺张的婚丧礼仪）、蛊惑迷信（如信佛、信巫）、奢侈浪费（如倡优、酒肆、机坊）的行业。他批评“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的传统观念，进而提出了“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的“工商皆本”思想主张。这是对千百年来“重农抑商”政策的历史性批判，反映了当时新兴市民阶级要求发展商品经济的强烈要求，是儒家经济观与时俱进的历史性进步。
儒家的经济观，还包含处理义利关系的义利观。儒家所谓“义”，主要是指道义、正义；所谓“利”，主要是指眼前利益、功名利禄，或功利事业。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孟子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荀子主张先“义”后“利”，称“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都有重道义而轻小利倾向。后世儒者关于义利问题众说纷纭。汉儒董仲舒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之说，虽然大致继承了孔孟义利观，但开始将道义与功利对立起来。宋代以后，“义利之辩”尤为突出。大程子程颢认为“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二程语录》），小程子程颐认为“圣人以义为利，义安处便为利”（《遗书》卷十六），强调的是道义。朱熹认为“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徇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已随之”（《四书章句集注》），即以“义”为天理之公、以“利”为人欲之私，显然是重义轻利。南宋浙学的代表叶适批评了董说，称“‘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习学记言·汉书》），坚持的是源自《周易》“利者义之和”的义利统一观。朱熹批评叶适，称“浙学却专是功利……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三），未免有些片面。至清儒颜元则主张将董仲舒之言改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四书正误》），则反映了清初儒者义利并重的实学倾向。作为当代儒者，应当坚持以道义指导功利、由功利体现道义的辩证义利观。3.历史观
历史观是人们对社会历史的根本观点、看法。儒家各派的历史观不尽相同，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种：（1）历史进化论。认为社会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春秋末的孔子就曾提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战国末的荀子提出“法后王”的理念，东汉王充认为“汉高于周”、“今胜于古”，都是历史进化论思想。西汉今文经学家董仲舒阐发《春秋》“微言大义”，首倡“公羊三世”说，认为：“《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春秋繁露·楚庄王第一》）东汉的何休进一步解说了《公羊春秋》的“三世”概念。清代刘逢禄发展了“公羊三世”说，认为“春秋起衰乱，以近升平，由升平以极太平”。康有为则明确把公羊三世、小康、大同与西方进化论思想融合在一起，认为人类社会历史是沿着据乱世一升平世一太平世的轨道进化的，主张由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然后再到民主共和，进而达到“太平大同”的最高阶段。（2）历史循环论。持这一看法的人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是周而复始的轮回，否定螺旋式上升的发展。孟子曾云：“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孟子·公孙丑下》）汉代董仲舒则在继承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基础上提出了“三统”循环的历史观。“三统”指的是黑统、白统和赤统，历史的发展规律是此三统交替循环。他认为每一统都有相应的改制之举，如夏王朝是黑统，商是白统，而周则是赤统，三统依次循环。北宋邵雍提出“元会运世”的宇宙终始之数，用元、会、运、世、岁、月、日、辰来计量时间，一元之数终结，新的一元开始复起，往复循环。朱熹也提出过：“气运从来一盛了又一衰，一衰了又一盛，只管恁地循环去”（《朱子语类》卷一），认为人类社会历史同样是“终而复始”的循环运动。（3）英雄史观。把个别英雄人物夸大为历史主宰者，忽视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一句，历史循环论之外还含有英雄史观的意味。他提出“劳心劳力”说，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荀子也同样非常重视君主的作用，认为治乱不在天、不在地，而在于人君。韩愈则更明确提出圣人治国的圣人史观。至于龚自珍，则从王阳明心学和佛教的基础上进一步夸大了“心力”作用，认为“心无力者谓之庸人”（《壬癸之际胎观第四》），圣人的心力可以创造一切，就连天地都是心力创造的。（4）朴素唯物史观。先秦时期，就有朴素唯物史观的因素。孟子有“不违农时”（《孟子·梁惠王上》）之说，荀子有“天人相分”的论点，主张“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柳宗元认为从封建制到郡县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社会制度的沿革“非圣人之意也，势也”（《封建论》）。王夫之继承发展了柳宗元的历史观，提出了理、势结合的历史观，肯定人是自然界的最高产物，是文明的主体，社会是依靠人类的劳动以及通过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斗争不断前进发展的过程。
儒学在当今社会迅速发展，其历史观也随之变化发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尤其是受到社会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影响的新儒家，他们的历史观与传统儒家的历史观已有很大不同，对此应作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4.知行观
在“知”与“行”的关系问题上，儒家有较为深入的探讨。大体上有知先行后、知易行难、知行并进、知行合一等说法。《伪古文尚书》中记载了傅说对商王武丁说过“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的话，反映了先秦时期已有“知易行难”说。孔子较多地论述了“知”与“行”，他认为人有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学之三种，主张“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看来是主张以行为本的。继承了孔子以行为本的思想，《中庸》提出“好学近乎知，知耻近乎勇，力行近乎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等命题，强调“力行”与“笃行”。荀况提出“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已，则知明而行无过”的命题，有主张“知行合一”的倾向。但先秦儒家还没有系统的知行观。
汉代王充以“效验”论驳斥先验论，认为所有人都是“学而知之”的，即便是圣人也不能“神而先知”或“生而知之”；知识的真伪必须通过事实的检验才能证实即所谓“事有证验，以效实然”（《论衡·知实篇》），但他对知行关系尚无深论。南宋朱熹提出了“知行相须”、“知先行重”的观点，认为“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四库全书》子部，《御纂朱子全书》卷三）。明代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说，即以“良知为知”，“致良知为行”，主张“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动即静，即体即用”（黄宗羲《明儒学案·师说》转引）。明清之际的黄宗羲则继承发展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认为“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明儒学案序》），即认识是一个过程，本体是在认识过程中逐步呈现的，“致字即是行字，必以力行为工夫”，从而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力行”哲学。与黄宗羲同时代的王夫之批判了朱熹的“知先行后”说和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提出了“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知行相资以为用”（王夫之：《礼记章句》卷三十一《中庸》）的论断。
但从本质上说，传统儒家的知行观不同于西方的知识论，它更重视的是道德实践，是一种道德论而非知识论。5.生态观
儒家生态观体现在其“天人关系”理论系统中，基本思想可以用“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和谐用中”、“生生不息”四句话来概括，而其核心是“万物一体”论，其策略原则是“和谐用中”。
孔子对于天人关系论说不多，但他是主张敬畏天命、以德配天的，认为君子应当“畏天命”、“知天命”，认为“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尽心知性则知天”的思想， 《中庸》所谓“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的思想，也是与孔子思想一脉相承的。至宋儒张载，则将先秦儒家的“天人合一，万物一体”思想进一步阐发为“民胞物与”的道德人文主义思想，并且首次明确提出了“天人合一”的范畴概念。宋儒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以生动的图像和简洁的文字阐发了天人关系的哲理，强调了天道（极）的运动变化而产生万物、形成万物之性，而“唯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并强调了“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的思想，阐明了天道之阴阳、地道之柔刚、人道之仁义辩证统一的道理，从而更完整精致地体现了儒家文化中“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思想传统。“生生不息”的思想始见于《周易》。《周易·系辞上》说：“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就是讲天道之大德既是生生不已，又是日日更新的。这表现了儒家的生态观是一种开放性的思想，它强调的是宇宙万物发展的无限可能性，而不是把宇宙万物看作封闭的循环往复的过程。正因如此，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大多数儒家思想家在坚持“天人合一”、“和合中庸”指导思想的同时，仍然具有一种进取向上的奋斗精神，即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
传统儒家的“万物一体，和谐用中”生态观，是一种主张适度开发自然资源的和谐发展生态观，较之法家“尽地力之教”的“竭泽而渔”式生态观更有利于人类的永续发展，较之道家“自然无为”的生态观更多一些进取精神。在人类生活日益富足、生存环境灾变频仍、自然资源有时而竭的背景下，无限制的发展已不再是“硬道理”，儒家的和谐发展生态观就愈益显示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四）儒学的核心价值观
儒学在本质上是“道德人文主义”哲学，它强调确立普遍内在的人类道德主体性，同时极为重视社会问题的解决和对人生意义价值的肯定。从孔子奠定儒学的理论基础、创立儒家学派以来，经过历代儒者的阐明与发展，形成了一整套儒学价值观的观念体系。历代儒者对儒学价值观的认识与概述代有异同，其中既有历久弥新的常道，也有与时俱进的变道。1.儒学核心价值观的表述代有异同，有常道，也有变道
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时代条件，再加上阐释者自身的主观因素，因而，不同儒者在不同时期对儒学核心价值观的表述不尽相同，强调的重点也有所不同。但是，其最核心的“仁”这一价值观念则是常道，是历久弥新的。
据《论语》所载，孔子提出了20多个价值范畴，如：仁、义、礼、知、圣、孝、悌、忠、信、中、和、恭、敬、宽、敏、惠、温、良、俭、让、勇等，其中，讲得最多的就是“仁”和“礼”。孔子的核心价值观可以概括为“仁本礼用”。仁与礼为里表关系。仁是礼的内在依据，而礼是仁得以实现的外在形式。“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中庸》）爱是有差等的，从爱身、孝亲、敬长一步步向外推演，以至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标。这种仁的差等性内在地含有了礼的意蕴：“克己复礼为仁”，克制个人的欲望，使自己的一切活动都符合礼的规范，也就达到了仁的境界。仁表现为内在的道德自觉，而礼表现为外在的制度规范，是仁的外显形式及实现仁的手段，表面看来二者之间有很大张力，但孔子使之和谐统一。从深层次上讲，二者同时指向君子人格，以期达到内圣外王。子思主张以“仁、义、礼、智、圣”为核心的“五行”说，又有以“圣、智、仁、义、忠、信”为核心的“六德”说。孟子继承了孔子、子思的仁学思想并有所发展，其核心价值观念是“仁义礼智”四端之心，认为“仁义礼智根于心”。荀子推崇孔子，肯定和继承了孔子所提出的“仁、义、礼、乐、恭、敬、忠、信”等基本价值观。介于孟子和荀子之间的稷下儒家提出了“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核心价值观。后儒在坚守“三纲五常”核心价值观之外，或以“孝、悌、忠、信”与“礼、义、廉、耻”合为八德，作为儒家的道德准则。（注：朱熹《漳州龙岩县学记》曰：“所谓圣贤之学者非有难知难能之事也，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以修其身，而求师取友颂诗读书以穷事物之理而已。”（载《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悔庵集》卷79）又，明代商辂《政务疏》曰：“古者人生八岁入小学，教之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事，以正其心术。”（载《四库全书》史部诏令奏议类，《商文毅疏稿》））
西汉中期汉武帝时，儒学核心价值观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阐发孔子的“微言大义”，并融合了法家韩非的三纲思想和道家黄老学的阴阳尊卑思想，提出了“三纲五常”理论。“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五常”指的是“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到了东汉由皇帝钦定的《白虎通义》模式化了“三纲五常”，使其符合封建统治者维护纲常伦理、稳定社会秩序的政治需要。至此，“三纲五常”成为贯穿整个封建社会的儒家核心价值观，但它实际上已经偏离了先秦原儒“以人为本，以德为体”的道德人文精神，沦为为君主专制统治服务的工具。直到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五四运动提倡民主、科学以后，“三纲”思想由于不再适合时代要求而被淘汰，但“五常”并没有丧失其历久弥新、与时俱进的价值，而得以保留下来，并在新的历史时期扮演了核心价值观的角色。2.一道五德：当代儒学核心价值观之我见
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及其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儒家“三纲五常”价值观在中国受到“彻底批判”，从西学引进的“民主与科学”价值观成为时尚新潮流。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至1979年，中国崇尚的是“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价值观。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儒家的价值观念重新受到民众的反省、尊重与接纳。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如何重新认识和推广儒学核心价值观是个相当紧迫的问题。
我们认为，“仁”是儒学价值观中最根本、最具普遍意义的道德范畴，是儒家的根本之道。“仁”是具有情感性、普遍性、族群本位性并可以付诸实践的儒家核心范畴。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即指“仁”是内在于人的心理自觉而外化为人的道德行为。“仁”的内涵既丰富又历久弥新：第一，指有“亲亲”、“孝悌”等基于血缘亲情的家庭道德情感；第二，指立足于人性之善而产生的“泛爱众而亲仁”的社会道德情感，又是一种具体的做人原则和治国之道；第三，指实践仁道的人。“仁者，人也”，所谓“仁者”，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所在。实质上，“仁”就是以人为本，尊重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强调人的道德自觉，由此发展出从民本走向民主的道德人文精神。“义、礼、信、和、敬”是当代儒家最应提倡的五常大德，是仁的体现。“义”本义指合宜，即合于仁的行为，是“仁”的外延与扩充，是介乎仁与礼之间的道德原则。“义者宜也”，基本含义就是追求合理、适时、正义、公正、公平。“礼”首先是德性原则，它是内在仁心、善性的外在表现，所以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同时，它还是规范人际关系、区分社会等级差别的准则与制度。《礼记·曲礼上》说：“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礼”还有敬、让、忠等多重含义。“信”指的是诚信，“诚”指的是真实无妄，“信”就是守这个“诚”，强调的是实事求是、尊重客观实际和信守礼法的精神。“诚信”是立身之本，也是立业、立国之本。“和”即中和之道，强调的是不走极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共生、共荣。“执其两端，用其中于道”，是一种辩证的、和谐的思想方法与工作作风。《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论语》说“礼之用，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等等，都以“和”为大德。“敬”源于仁、合于礼，是一种行为态度，其内涵极其丰富：一指敬天，即敬畏天道，尊重客观，追求“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整体和谐局面。二指敬人，包括敬祖、敬师、敬友。敬祖即敬畏祖宗，孝敬长辈。孔子曾说人与犬马之“养”的不同在于人怀“敬”，才是真正的“孝”。敬师者必重文德，好学深思，而敬友者重视人际和谐，团结互助。三指敬事、敬业，就是要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兢兢业业做事，从而建立事功业绩。
概言之，当代儒学核心价值观可以概括为以“仁”为根本之道、以“义、礼、信、和、敬”为五常大德的“一道五德”价值观。3.儒学核心价值观的现代性与普世性
当今社会正处于全球化的进程当中，在全球化、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如：生态失衡、环境污染、信仰迷失、道德滑坡、贪腐成风等等。这些弊病，有些可以通过科学或法制的手段来解决，但是，“心病还须心药医”，现代精神危机背后隐含的深层价值观问题只能通过道德人文教育的方法去化解。所以，时代正在呼唤新时代的儒学精神。儒学是有崇高道德理想的人文主义哲学，其核心价值观有强大的感化力，能适应这个时代道德重建的要求，其核心价值观日益显示出它的现代性与普世性。
儒学的核心价值观具有现代性。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冷漠而且紧张，为富不仁、见利忘义事件时有发生。国家和民族的分裂、种族歧视、宗教冲突、恐怖主义等等，问题丛生。人与自然的关系也空前紧张，地震频发、飓风肆虐、气候异常等等，大自然在用它特有的方式警示人类。这种情势下，就需要我们进一步转换价值观，运用儒家道德人文精神去构建新的价值体系。“仁”是儒学的核心价值，“仁者爱人”，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以“仁”的情怀构建和谐社会，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相互关爱，和而不同，讲求诚信。对自然界有敬畏之心，坚持“万物一体”的理念和可持续发展的方针，以求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共生。
中国人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等等都深受儒学价值观的影响。例如，就以“人”的定义而言，科学的视角把人的特征描述为：直立行走、能创造和使用工具、会劳动、有语言的高级动物。然而，中国人说的“是人”或“不是人”却不是这个意义上的“人”，而是一个道德意义上的价值判断，这个判断是以仁、义、礼、智、信等核心价值观念为平台的。“仁者人也”、“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这就是孔孟荀关于“人”的价值判断。那些无良企业搞三聚氰胺、苏丹红、假鸡蛋等等，用的是科技，使用了工具，也有劳动，会讲话，但在儒家看来，这些奸商就“不是人”，因为他们没有道德廉耻。这最普通的一句话，表明儒学的仁义道德理念，已根植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再拿中国典型的建筑四合院来讲，家长住正房，兄弟子侄住侧房或耳房。在住房位置上体现了长幼有序的“礼”。四合院围墙高大，与外界联系甚少，一家人在院内其乐融融，享受天伦之乐和四季美景，是个人和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另外，遍布中国的文庙以及历代圣贤祠庙塑像、忠孝节义牌坊、碑匾等，都是儒家道德伦理观念的体现。而祭祀、婚丧以及民间的重要节日，或受儒家天命观、孝礼观的影响，或受儒家忠君爱国思想的影响，都打上了儒家价值观的烙印。以中国的春节为例，每每春节将至，在外的游子通宵达旦排队买回家的车票，在家的父母早早准备好孩子喜欢的食品翘首以待。一部《人在囧途》刻画了活生生的春节回家辛劳图。很多外国人不理解，为什么这么辛苦非得往家赶？这其实是中国文化在老百姓血脉中的典型体现。一个简简单单的春节，蕴涵的是父慈子孝、和谐美满、迎春祈福等丰富的文化内涵。再以经商理念而言，当代浙商在明、清、近代徽商、晋商之后独领风骚，就和儒家敢为人先、勇于创新、实事求是、吃苦耐劳、坚守诚信的观念分不开。其灵活应变、竭诚服务、有容乃大的精神又是“智”、“仁”、“勇”观念的体现。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而提出“以德治国”的方针，建立“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和“中国梦”的目标，提倡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和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要抓住“中国特色”，而中国特色首先就是传承了数千年的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例如，“实事求是”最早出自《汉书·河间献王传》，班固称赞河间献王“好学修古，实事求是”。而“八荣八耻”荣辱观可以说是儒学“仁义礼智信”加“忠勤廉”八德的现代版：其“热爱祖国”即“忠”，“服务人民”即“仁”，“崇尚科学”即“智”，“团结互助”即“义”，“诚实守信”即“信”，“遵纪守法”是“礼”，“辛勤劳动”即“勤”，“艰苦奋斗”即“廉”。而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富强、文明、和谐、公正、爱国、敬业、诚信、友善”16字就直接来源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这说明儒学核心价值是适应现代生活需要因而具有现代性的。
儒学核心价值也具有普世性。当今世界正处在经济全球化、社会民主化、文化多元化、价值观念趋同化的进程之中，文化传播的手段与方式日益多样化、世俗化，不同质文化的相互碰撞、沟通、交流日益频密，从而形成了文化兼容、价值互补的形势。在这种大背景下，虽然人类在短期内还不可能建立一个全球统一的价值观，但一些原本根植于西方或东方的价值观念，正在跨越国界而日益为全人类普遍认同、接受。例如，原本根植于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念已经被全人类认同而成为普世价值，而原本根植于东方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如仁爱、民本、礼义、和谐、诚信等，也是经过数千年文化变迁和社会实践证明是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及社会进步的精神财富，且已突破地域的界限而日益成为全人类的普世价值。在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大环境下，西方人士纷纷把目光东移，他们希图从中国的发展模式和价值理念中寻求解决问题之道，为其所用。甚至有个叫乔舒亚·库珀·雷默的美国知名学者撰文提出所谓“北京共识”的概念，将中国的快速发展模式视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甚至提出“应该加快从强权政治向道义政治的转变”的问题。作者指出，北京共识的定义是“锐意创新和试验，积极地捍卫国家边界和利益……既讲求实际，又是意识形态，它反映了几乎不区别理论与实践的中国古代哲学观。……求变、求新和创新是这种共识中体现实力的基本措辞”（注：引自www.douban.com （豆瓣小组网站）2009年6月16日发布的研究报告《北京共识》中译文。该文作者是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兼清华大学客座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原文首先于2009年5月11日在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布。）。如果把他的“北京共识”关键词对应于“中国古代哲学”术语，则可以概括为自强不息、变化日新、爱国主义、务实创新、知行合一等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这有力地证明了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是既有现代性也有普世性的。
诚然，儒学的核心价值具有普世性，但并非一成不变的、僵化的教条，而是与时俱进、活泼日新的精神理念。当中国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之际，我们切切不可盲目自大，而应深入认识中西文化的互补性，摒弃那种“唯我独尊”的霸权主义逻辑。未来的世界是一个多样化社会共存并进的世界，未来的世界文化也将是一个多元文化沟通互补、和而不同的格局。儒学的核心价值观也将在与其他异质文化的沟通交流中吸取其精华，实现多元和谐，共同为现代社会服务。例如儒学传统的“仁本礼用”价值观，完全可以吸纳和融合西方民主、法治、科学等价值观念，而改造成为适合新时代需要的“民主仁爱为体，礼法科技为用”的当代新儒学的核心价值观。（注：参见吴光著、张宏敏编：《从道德仁学到民主仁学——吴光说儒》，99~120页，贵阳，孔学堂书局，2014。）
总之，现代社会的发展正在呼唤儒学的核心价值，期望运用儒学的道德智慧去解决或消除人类的精神疾病和社会弊端。而作为“以道自任”的儒者，也应该具有自觉担当的精神，为全人类的发展尽职尽责。
（五）儒学的社会功能与历史影响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显学，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习近平同志指出：“从历史的角度看，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对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以下分别就儒学在传统中国的社会功能和广泛影响两个方面，论述其历史地位。1.儒学的社会功能
儒学是中国历史上的国家意识形态，它的功能比较强大，具备道德、政治和法律、信仰三位一体的社会功能。尤其是从两汉至明清儒学被奉为官学之时，其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1）道德功能
儒学最根本的功能是确立道德的主体性，它向人类昭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价值就在于人的道德性，“仁者，人也”，是说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有道德自觉。首先，儒学促进了社会精英道德自我意识的觉醒。儒者自觉担负起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具有忧患意识。其次，保持了相对稳定的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结构，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及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再者，促进了中华民族仁爱、和谐、厚德、诚信、自强、爱国等民族精神的形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觉地注入了道德人文精神。（2）政治和法律功能
儒学的政治功能表现为为当政者提供治国理念和政治思想，如王道论、仁政论、德治论、民本论、纲常论等等。汉代独尊儒术，此后儒学成为国家意识的主导，得以制度化和法律化，比如“孝”，本属道德伦理范畴，但在中国历史上，不孝曾被定为十恶不赦的大罪，“孝”就成了法律规范。（3）信仰功能
儒学崇拜祖先、天命，讲究敬天、敬祖。儒者从祖先和圣贤的言行获得生活的勇气和行为的启示，带有信仰性、超越性和宗教性。孔子讲“朝闻道，夕死可矣”，就是对“道”的强烈信仰。
儒学的社会功能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在中国历史上，儒学对中华民族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儒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对中国的影响更是涉及方方面面。从意识形态到治国纲领，从日常起居到内在品格，无不受到儒学的影响。当今时代背景下，社会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面对现实，在寻求解决之道时，人们将能从儒学中发掘精华，在治国实践、道德教育、精神信仰、生活习俗等方面得到启示。2.儒学在古代世界的影响
儒学成为传统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之后，由于中国在古代世界的超级大国地位，而获得了世界性影响，毫不夸张地说，整个东亚区域的历史文化发展进程都与儒学密切相关。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事实上看，儒家文化在东亚社会现代化实践中都起着重要作用。儒家文化有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即道义学理、制度文物和礼仪风俗。道义学理指的是儒家根本之道所蕴涵的意义以及儒家之学的基本理论，是儒家文化的精神基础。制度文物是指在儒家理念指导下建立的社会政治制度，包括体现社会等级划分的法律制度、官僚制度、管理制度、教育制度等等，以及受儒家理念指导或影响的各种文学艺术作品，如散文、诗词、戏曲、小说、绘画、雕刻、建筑等等。这些制度文物构成了儒家文化遗产的重要方面。礼仪风俗是指在儒家理念影响下形成的处理人际关系的规范化制度（礼仪制度）和民间习俗。特别是民间习俗，或许是儒家文化中最顽强、最有生命力的东西了。
在走向现代化的东亚社会中，封建的政治经济制度已经成为历史的遗迹，因此构成传统儒家文化内容之一的“制度文物”已被淘汰了很大部分。但构成传统儒家文化的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并未随着社会现代化而消失，而是在各个方面继续起作用，特别是在观念形态领域里更是这样。这种作用大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在价值观方面，儒家一向提倡“群学”和“天下为公”，把社会群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在长期的历史熏陶下，东方民族中确实形成了社会群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集体主义价值观。这对战后日本社会的重建、日本现代企业的发展以及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的社会现代化起了积极的作用。而在中国，这种传统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经过社会主义公德的洗礼之后，就更加成为全民的普遍价值观为人们所接受，并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出巨大作用。
在道德观方面，传统儒家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本体说及其义、礼、和、敬、孝、悌、忠、信等道德观念，已深深扎根在东方民族的道德心灵中。儒家的仁爱观念在培养现代人的道德自觉、维护人格尊严、体现人生价值方面的作用是明显的。在东亚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儒家的忠信观念已转化发展成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职守和信守道义、信守承诺、信守合约之类的新道德。这些从旧道德转化而来、被充实了时代新内容的道德观念在东亚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有其积极的作用。
在伦理观方面，传统儒家以君、父为中心的纲常伦理学说及其影响下的专制观念、家长制作风，在现代东方社会中确实还有程度不等的存在，它对于现代化起着消极阻碍作用，是应当加以批判和淘汰的。然而，儒家伦理观中不仅仅是这些东西，其中某些处理社会人际关系与家庭成员关系的观念（如孝、慈、敬、爱等）在以家庭为基础的东方社会中仍然有积极作用，它是保持家庭和睦、人际友爱、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在礼仪风俗方面，现代东亚社会也深深打上了儒家文化的烙印。中国向称礼仪之邦，至今仍然保存着许多古代流传下来的礼仪制度和民间风俗，其中有不少与儒家文化密切相关。如春节、端午、中秋、重阳等节日，反映了儒家爱国、敬长的优秀传统，长期以来都是中国与东亚邻国与海外华人的重要节日，值得继承与弘扬。韩国将“端午祭”申请为联合国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正反映了儒家文化对韩国的深远影响，中国人大可不必大惊小怪或痛心疾首。
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创造了令人惊叹的“东亚现代化模式”，此模式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启示主要有三点：
第一，建立有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们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应该借鉴和学习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和科学管理的经验。第二，严格的法治是实现政治稳定、经济良性发展的基本保证。日本、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在政治民主化方面相差很大，但它们却有个明显的共同点，即都是比较完整意义上的法治社会，这是其社会具有活力的重要保障。第三，儒家道德人文精神在东亚社会现代化中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日本与亚洲四小龙在文化传统上都属于儒家文化圈。在东亚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儒家文化中那些强调君臣、父子、夫妇依附和服从的伦理观念和礼仪制度是需要批判甚至淘汰的，但这些外在的伦理关系并非儒学的本质。儒学的本质是以“仁”为核心价值的道德人文主义，这在培养东亚公民仁爱互助、集体主义、爱国爱家、刚健有为的精神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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