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乐民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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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明十五讲(名家通识讲座书系)试读：
前言
2002年9月28日至12月21日，我应约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三年级本科生开了一门《欧洲文明史论》的课。北京大学出版社希望把我的“讲稿”辑印成书。这就是这本书的来由。
现在关于欧洲文明的书已不少见，我本人在近二十年内就写了《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欧洲文明扩张史》以及最近出版的《欧洲文明的进程》。据悉，不少学生在学习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史时曾看过。既然都读过世界通史一类的课程，我这门课的重点便不在于讲知识性的东西，对许多问题以及涉及的历史大事都不必从ABC讲起。而且这个学期只有三个月，一个短学期的课程，我必须有所取舍和剪裁。而既是“史论”，便主要是讲我的理解和体会；试图通过讲我的理解和体会来帮助学生加深对欧洲文明的了解，消化他们学到的东西，开拓思路，活跃思维，并且引导他们进一步读书。
我没有写出讲稿，只依习惯凭几条简要的提纲就上讲台了。因此“即兴发挥”较多，也就完全“口语化”了。我是一个随时有些想法的人，每节课都有相当多的没有写进书里的新体会。口讲比手写总要比较透彻些，活泼些。几乎每堂课我都特意留出相当的时间给学生提问题，与学生的问答附在每课的讲稿后面。学生们的提问，对我也有启发；有些问题是我没有想到的，此之所谓“教学相长”。这些学生大多二十岁出头，听讲很专注，提问很踊跃，他们有很强的求知欲，很可爱。通过他们，也使我领会到一些北大的求知风气和学生的气质。我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北大毕业生，看到年龄相差半个多世纪的“小同学”朝气蓬勃，心里感到很欣慰。
现在辑印成书的就是学生们分工根据讲课录音笔录下来的记录稿。为了尽量保持课堂上的气氛，除了不少错录、赘语和错讹字，我没有作太多的改动。
学生们的热情使我感动。最后一堂课讲完，在学生当中举起了好几架照相机，他们分批与我合影，要我在他们的笔记本上写一句话，签个名。我在他们的簇拥下走到前厅时，忽然先后两位学生在我面前深深地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
我看了选送给我的十篇作为期末考试的作业论文（我年老多病，不可能看所有的论文）。我仔细地看了每一篇，写了评语。总的印象是“孺子可教”、“后生可畏”。半个世纪前我在这个年龄是写不出来的；当然时代不同了，他们理应比我们享有广阔得多的天地。此后不久，我给北大国际关系学院袁明教授写信，告诉她我的一点体会：高等学府固然应是“研究型”的学术殿堂，但同时更应以同样的精力甚至更多的精力放在“本科生”的培养上。
最后，我要感谢国际关系学院给我配备的两位青年助教任羽中和陈斌，他们帮助我处理了不少有关的问题。陈乐民2003年7月下旬盛暑第一讲 开场白
为什么要讲一讲欧洲文明的史论呢？我有几个感想。一个自然是因为我自己是研究欧洲问题的。我研究欧洲问题，差不多一辈子、大半辈子了。我们经常形容我们的文化是博大精深，那么欧洲也是博大精深的。我感到不了解欧洲，很难说你了解了世界；而假如你不了解美国的话，也还是能够了解世界的。你们不要把美国看得那么大，那么强，它的源头在欧洲。你要不了解欧洲，至少这个世界的一半，你就了解不了。所以我认为，欧洲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它更是一个文化的概念。它不仅仅是geographical Europe，还是cultural Europe。仅仅把欧罗巴理解为一个地理的概念，说明你还了解得不够深，不够透。这是第一点，对于研究世界，对于研究国际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点，我觉得现在研究国际关系问题的人把绝大部分精力，一股脑儿地投入到美国问题上；而且研究美国的时候，绝大部分又只对中美关系有兴趣。我觉得这是很浅层次的学习。
我也做过一阵欧洲研究所的领导，一直都提倡国际关系学者要研究欧洲。并不是因为我是研究欧洲的，所以欧洲问题就多么了不起，大家都要研究欧洲。原因还在那个cultural Europe。你不了解这个东西，你就没法了解欧洲文明乃至西洋文明是什么。你所看到的就是麦当劳，就是现在这些个通俗文化。通俗文化当然要了解，但是人类文化的根基不在通俗文化。
欧洲现在好像又热起来了。为什么呢，现在大家都知道有个欧洲联盟。欧洲联盟和中国的关系正在发展，又有个《欧洲联盟和中国高等教育合作协定》，于是大家对欧洲联盟有兴趣了。兴趣在哪里呢？兴趣在人家可以拿出钱来，中国可以派人出国。再有一种对欧洲有兴趣的是什么呢？街上到处看得见的，“欧陆风情”、“意大利家具”、法兰西的fashion……可是这叫了解欧洲吗？
第三点，我研究欧洲，实际上心里想的是中国。80年代中期以后，我不断思考着一个问题———现在也还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欧洲何以为欧洲，中国何以为中国”。我给自己提出了这个终生研究的问题———当然反正我也没有多长时间了。上个世纪的30年代，贺麟教授提出应该全面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中国的历史和学问，应该全面系统地研究西方的学问———就是两个“全面系统”。我现在把这两句话点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对我来讲，我把它看成一个使命。中国发展到现在，终于从低谷爬起来了，但是为什么中国那么长时期被动？黑格尔把中国和印度划在了世界历史之外，就是把中国和印度看做了世界历史发展规律之外的国家，是“另类”。当然，这是十分的“欧洲中心主义”，黑格尔还是十分的“日耳曼中心主义”。但是，客观地说，中国进入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才一百多年，为什么这么滞后？把账全部算在孔老夫子身上？我看也不公道，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是向谁追问责任的问题，甚至不是一个褒贬是非的问题，而是把客观事实弄清楚的问题。有个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最近故去了，八十多岁。他有个观点，我比较赞成———“历史的长期合理性”，就是说历史是不能责怪的。有相当长时期的合理因素在里面，中国的历史发展下来，没办法，也不可能在中间再插上一个文艺复兴、工业革命。这不是怪罪谁的问题。中国历史的轨迹就是这么下来的。而西方的历史则不是这样的，也是有它的合理性的。
研究历史的合理性，我想，作为一个学者，一个学生，一个老师，心境就比较平和，能把是非之心、功利之心，稍微淡化一点。研究研究事实，研究一点客观的东西。这个事实和客观，就包括历史，包括现在。我本人在研究欧洲问题的时候，不是就欧洲而欧洲，也不是把欧洲的一个特定的时期和中国的某一个特定的时期做一个简单的机械的比较。我在研究欧洲的时候，心里面老放着一个中国。有个青年朋友在看我的《欧洲文明扩张史》以后，写了一篇短文章，说陈老师有“欧洲情结”。我说这话说对了一半，我是有“欧洲情结”，如果没有“欧洲情结”，我就钻不下去。
做学问，包括你们本科生的学习，没有一种“情结”，是不行的。
总之要有“情结”，要有兴趣的升华，甚至升华到带有感情色彩了，你才能学得下去。读书不单单是一个实用的问题。要说实用，什么都比不上TOFEL实用。对不对？我不光有“欧洲情结”，但是还有更深的一个“情结”，就是我的“中国情结”。当然我们这课，不讲我的“中国情结”，也许会说一点，但是不会讲很多。主要是讲文明的欧洲，文化的欧洲。以上这些就是我这个课的开场白。
我写过两本书，一个是《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这本书已经卖完了。我现在拿出来看，脸会红的；后来写了《欧洲文明扩张史》。我每写一本书之后，必会遗憾一次。我不大像很多很自信的学者，我每写一本都感觉到缺憾。最近有希望把《欧洲文明扩张史》再版，就趁这个机会再修改一次。修改完了以后，稿子刚刚交出，我又遗憾起来，觉得有些什么东西没有写进去，脑子里面活动的东西，没写进去，老是这样。
做学问这个事情，有两点很重要———现在我姑且把大家都算做做学问的人———不过你们将来干吗我也不知道，反正先谈点个人的体会。
第一，要怀疑。没有怀疑，就没有知识，大家都知道，笛卡儿的这句话：“我思，故我在。”但常常忘了他说“我思，故我在”之前的论证。前面的论证，如果我要给他概括的话，可以是五个字：“我疑，故我思”———我有怀疑，所以我思想；因为我有思想，所以我存在。他这个存在主要是本体论的存在，并不是说我本人。
这也许是带有神学、半神学色彩的。假如把这两句话连在一起，确实构成了知识论的完整的东西：“我疑，故我思；我思，故我在。”就是说，一个人，要有怀疑，才有知识。
第二点，要经常感到缺憾，经常感到自己缺点什么东西，知识才能见长。前两天我看电视台采访费孝通先生的节目，他已经九十多岁了。他说了句话让我很感动。他说他现在还在学习。生命是有限的，知识是无穷的。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有这么强烈的青春气派，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是一个病人，但是我想我也可以继续学习。
西方人就是这样，不断提出问题，不断假设问题；解决一个问题，提出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再提出一个问题。中国不是这样。中国解决了一个问题，敲锣打鼓好几年。所以希望诸位都趁着年轻，像海绵一样，拼命吸收知识。
我这门《欧洲文明史论》课不会讲得很详细，不会向你们提供教科书式的欧洲文明发展史。有很多具体的东西，需要你们自己或者去查，或者我假设你们已经都知道的。过去你们大概都读过《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之类。我在讲欧洲文明的时候，就假设你们都已经读过这些书了。所以你们不要期望从我讲的课里面，得到某一件事的具体情节和它的发展。比如你要问我什么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什么是巴士底狱，在我的课里不具体讲这个。我讲什么呢，我讲的就是西方的文明，欧洲的文明，希腊的文明，从古到今，它是怎么发展过来的。我要讲清楚这个线索。
我粗粗地给大家开了张书单，这门课要读的大体上就是这张单子（指授课提纲）上的东西。当然也不是要求非读不可，但尽量争取都翻一翻。
1.Donald Kagan，Skven Ogment，Franlo．M．Turmen：The Western Heritage这是很厚的两本书，西方的历史学系里拿它作为教材。不一定从头看到尾，有什么具体的问题，要知道它的来龙去脉，可以查一查。
2.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黑格尔写的历史哲学，非常难读，我不要求把这本书从头到尾读，但是绪论要读，很长一篇的introduction，相当于一本专著那样厚，主要讲黑格尔对历史的看法。这本书1956年有人翻成中文，译者是王造时教授。但是依我看，与其看王造时先生的中译本，不如直接去看英文的译本，当然直接读德文更好。那中文实在是难读。
3.陈衡哲：《西洋史》，辽宁教育出版社。
这本书我建议你们好好看。我说句大话，到现在为止，中国人写的《西洋史》当中，我还没有见到比这本书写得更好的。陈衡哲是谁呢，是五四前后的新文化女战士，文学、历史、哲学兼通。总之这本书写得非常好，文笔非常流利、细腻。
4.德尼菲·加亚尔等：《欧洲史》，海南出版社。
这是几个法国人写的大学教科书。翻译者是蔡鸿滨和桂裕芳，北大法语系的老教授。这本《欧洲史》的特点是什么呢？你要查年代，特别方便，每一章都有一个年代表，可以帮助你们了解历史。刚才不是讲我们这个课不讲那么多细节么，不会讲这个年，那个年，我脑子也没有那么灵活，常常会忘。所以你们自己查书。
5.雷海宗：《西洋文化史纲要》，上海古籍出版社。
我认为，这本书是研究西方文化必备的工具书。雷海宗先生是何许人呢？你们可能都没有人知道了。他是过去的清华大学教授，早年留学美国，回来以后在武汉大学教书，再后来又到清华大学历史系教书。我在清华大学的时候，人们说他讲课“其声如雷，其学如海，史学之宗”，他就是这么一位大学问家。雷先生在1952年院系调整的时候，本来应该调到北大历史系。不知道是何缘故，所有的清华大学文科的名牌教授都调到北大来了，少数的调到社科院去了，独独雷海宗先生调到南开大学。南开大学得人啊，因此，南开大学历史系最有它的特色。得一位老师，兴一个学科。当然后来雷海宗先生也免不了和其他的教授一样戴上了“右派”帽子。
这本书是他1937年在武汉大学讲课的纲要。现在，他的学生在南开整理出来发表了。我看了之后，实在是佩服。纲要中都是一些大题目，小题目，但是你看那些大题目、小题目的安排，你可以感觉到他思想的开放和钻研的深度。
6.陈乐民：《欧洲文明扩张史》。
这本书供批判用，大家看看就是了。我现在讲的和这个扩张史有很大的不同了。几次写书，几次缺憾，大概我要把缺憾的东西融进讲课当中。
7.DavidS．Landes：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Why Some Are So Rich and SomeSo Pooor．
这本书是新书，不知道北大有没有？（一同学接话：已经有中文译本）。你们能看英文就看英文。你们读英文原书，既学英文，又学知识，何乐而不为呢？当然黑格尔的除外，翻成什么文都难看。
以上这几本书，大家看看有好处。还有其他一些史学巨著，我就不一一介绍了。比如布罗代尔的书，应该看看。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大家有时间翻翻可以，不必认真去看，他那书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你看不出个眉目。再如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名气很大，里头的东西实际上没法看，说的是西方的“没落”，实际上是“西方中心主义”。当然，汤因比也是，说的是西方中心。这些书，大家常常翻翻也好。当然需要看的书不止这些，我在讲课时会随时提出来。
我还希望我们之间是平等的。我想向系里建议，交上来作为作业的文章，如果完全同意我的观点的，照抄的，低分；完全反对我的意见的，如果你说得有道理的，可以，看你道理说到什么程度，你完全不着边际的，低分，你总得有个规矩嘛。我也不是老师，我没有当过这样的老师。我当老师的话，最多就是和两三个人在家里坐着神聊。正儿八经坐在讲台上也有，那是讲座，不叫上课。讲一通，也可以说甚至是不负责任的讲一通，你爱听不听。现在这个课和讲座是不一样的。
接下来进入正题，我先讲一讲欧洲文明的起源。欧洲文明的源头———大家公认的，我的书里面也是这样写的———是“两希文明”，就是希伯来和希腊。然后呢，就是罗马，再加上基督教文明，这就是欧洲文明的源头。一般都是这样讲。今天我还想补充一下，这个源头其实还不是原初的源头，这个源头的源头，还要远一点。
希伯来是非常重要的，了解希伯来文明是了解希腊文明的一把钥匙。希腊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就是现在希腊本土这一块加上周围的一些小岛。但是古代的希腊也不限于此，现在讲希腊文化也不是单指它的本土。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我讲geographical Europe和cultural Europe的区别。欧洲的文化不限于它的地理位置。欧洲地理的四围和它文化的四围是不完全重合的。问题就在于希伯来，也在于希腊周围的地理环境。那么这就不能不推到远古的时候了，甚至会有些神话的色彩。比如希腊就会有《荷马史诗》———有人提出说《荷马史诗》是后来作的，不过现在还没有得到确证。一般来讲，我们还是相信它的真实性的。哪怕没有荷马这个人，在那个时代也有这样的著作，有这么一部史诗。它反映的是远古时代的各种部落各种邦国之间的战争，而在描写这些战争的过程当中也就介绍了这些地方的风俗习惯、人情、宗教、哲学、神学等各方面的情况。这是很远古的事情。“源头的源头”究竟在什么地方呢？这个源头恰恰就在现在闹得不可开交的伊拉克及其附近的地方。大家在读古代史的时候都知道两河流域———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这两条河是贯穿着伊拉克的，下面一直流到叙利亚。在那个时候，这两条河之间和它们周围，是一个土地肥沃的地方。从伊拉克———那个时候的巴比伦两河流域向西一直到尼罗河流域的古代埃及———这个地方的南边是一片大沙漠———这块地方像一个半月一样，中国人翻译成新月湾，英国人叫做fertilecrescent，土地非常肥沃。
这个地方在上古的时候文化比较发达，原始的商业活动已经出现。所以两河流域或者叫做新月湾的这个地方，是一个最古老的文化发源地，就像我们的长江、黄河、珠江三角洲一样。那时，在希腊的本土，事实上和两河流域已经发生了一些关系。当时两河流域到尼罗河流域的地方，几何学、天文学、医学就比别的地区要发达了，当然还有诗歌、音乐这些东西。现在我们虽然回不到古代去了，但是到了那个地方———我在埃及住过两年———确实是感觉有非常神秘的色彩。你一看就能感觉它的远古必然会有很丰厚的文化积淀，只是后来没落了而已。历史就是这个样子，特别是在远古，在很长时期的过程中，有些文化泯灭了，其实要是把它恢复再现的话，那是相当辉煌的。你们看希罗多德的《历史》，这本书我没有写到参考书目里面，但是你们要看一看。为什么呢？他就把两河流域这一块地方，特别是波斯、埃及等地方的文化状况，远古时期（公元前6世纪以前）的状况做了描述。那些描述是很迷人的，我想它也不是虚假的。因为希罗多德生在公元前5世纪，他即使是听传说也是有价值的，何况他是根据我们已经读不懂的古代文字的记载中得来的。因此希罗多德在西方被称为“史学之父”，西方人就像我们推崇司马迁那样推崇他。在希罗多德的书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两河流域的文化怎么样影响希腊。他讲了一个故事，讲波斯的国王居鲁士（Cyrus）有一次做了一个梦，梦到了一个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就是后来击败他并夺了他的位子的大流士（Darius），很有名的一个波斯的英雄，这个时候大流士才二十岁。居鲁士梦见他长了两只大翅膀，一只覆盖着亚细亚，另一只覆盖着欧罗巴———我所见过的“欧罗巴”这个字，除了在希腊神话中有，在正史的文字中我只见到过两次，一次就是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这虽然是一个梦，但是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波斯———就是现在的伊朗———眼界宽到什么程度。当然这个欧罗巴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概念，大概就是波斯西边的一大块地方，但是居鲁士和大流士想要征服世界的话，这是在他的征服范围之内的。那个时候波斯国力昌盛，像黑格尔的书中就写到，内部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富裕，对外则是推行帝国主义政策，文化也是相当发达了，波斯的文化通过两河流域，通过埃及流入希腊。这是希腊文化的一个来源。当然反方向的也有啊，当时希腊的神学，还有庙宇建筑、音乐这些东西也流向两河流域的国家。
还有一个来源，就是希腊文化的近代来源———爱琴文明。
爱琴文明发现得比较晚，也就是一百多年以前，才有考古学家在爱琴海附近发现了克里特岛（Crete），对这个岛进行考古挖掘以后，结果发现了非常奇妙的宫殿建筑遗址，甚至有各种各样的“卫生设备”，但是那些“卫生设备”究竟是什么样的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可以相信，当时的文明相当发达相当繁荣。这个克里特岛实际上成了两河流域和希腊本土之间的一个跳板，希伯来的文明，希伯来的宗教思想、神学也是通过它传入希腊，跟希腊的哲学相结合的。所以这样看起来，希腊文化有它本土的东西，更多的成分是从两河流域取得的。在几年以前，《读书》杂志上曾经有人写了一篇文章，说欧洲文明的发源地在非洲。这话不能说是错的，埃及不是就在非洲吗？但是埃及在远古的时候是属于亚细亚地区的，属于西亚的。那篇文章没有说错，但是没有说细没有说透，说透了呢应该是两河流域，是巴比伦文化、腓尼基文化（腓尼基就相当于现在的黎巴嫩）。腓尼基文化对希腊的影响主要是文字方面。腓尼基的文字是只有子音没有母音的，到了希腊以后，希腊加上了几个母音，变成了可以发音的东西，这是希腊语的始祖，恐怕也应该是欧洲语言的始祖。
因此可以说，欧洲文明的源头是希腊，希腊文明的源头是同两河流域的交流。不是说从两河流域的文化发展出了一个希腊文化，而是说希腊文化受到了两河流域文化的影响。因为当时的两河流域的文明程度高于希腊，这样在以后才有了希腊的古代历史。
黑格尔经常说只要一提到希腊，就有一种“家园之感”。那么大的欧洲把那么小的希腊当作自己的家园，这话不是偶然的。但是我们要了解的这个“欧洲的家园”，它还有它的根，它还有它的源，就像我们中国追求我们自己的古代历史一样。
讲这样一段话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说欧洲文明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有一个历史的发展阶段的。现在的欧洲文明和古代的欧洲文明已经有很大的不一样了，我们常说现在欧洲文明的核心———我自己就经常这样说———是科学和民主，但这是一个非常粗糙笼统的说法。科学和民主在希腊时代就有吗？当然，希腊时代有过一段时间的民主，有过一些科学的思路。我们要是不了解这些东西的话，就不容易了解欧洲怎么就这样慢慢地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发展下来的。我这个课的目的呢，说来说去不过就是要把这条线理出来。从古代的希腊（包括它的源头）理下来，欧洲文明是有这么一条线的。
所以在讲这个课的时候，除了刚才我说的那些书之外，还希望同学们广泛地阅读。广泛阅读对于你们国际关系学科可能看起来比较遥远，但是在文化的修养和历史文化的积淀上会给你们很大的好处。比如说古代希腊，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三个大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几个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修昔底斯；政治上有王政时代，有伯里克利的民主时代，有梭伦这样的大改革家———我们都可以大体上知道这些。但是我们把这些东西理下来看看，脑子会清楚得多。最近我在看一本柏拉图的对话录，其实是追记一些人同苏格拉底的对话———苏格拉底本人是没有出书的。我认为讲得非常生动，他讲的是古希腊时候的事情，已经涉及到了同西亚的关系，同亚细亚的关系。而且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人，他的老祖父是梭伦时代的公民，听梭伦本人讲当时的地理历史情况，记叙得非常生动，如在目前。他讲到———我还想再查查根儿———从大西洋来了一群不知道什么底细的人，攻占了欧罗巴。这是我在古典的欧洲文字当中第二次看“欧罗巴”。这些人攻占了欧罗巴，一直打到了意大利（意大利这个名字没有出现，出现了一个什么名字我忘记了，就是那个时候有了这么一个地理的概念）。所以可见古代希腊周围的地理、历史、文化条件构成了它的文明的渊源。
咱们还是厚今薄古吧，古代的东西我就讲这么一点，但是我很有兴趣，我也希望同学当中有人对这个有兴趣———只要不妨碍你们拿学分，多看一看有好处。所谓学问并不自今日始。我看希罗多德的《历史》，有时看得是很激动的。希罗多德写的历史两大部分，前一部分就是写埃及是怎么样的，波斯是怎么样的；第二部分才是讲希波（希腊跟波斯）战争。他的描述生动细腻，反映出公元前四五百年那个时候已经有发达的文化了。看看这本《历史》，我个人的感受就是感觉到自己还相当的无知。
当然他描述的文明有些后来没落了，比如说西亚的文化，波斯后来也没落了，两河流域也没落了。巴比伦曾经的辉煌，我看就像现在的纽约一样，一定是这样。所谓“空中花园”，曾经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我在这里说这么多，不是发怀古之幽情，而是说希腊文化的源头是很丰富的，有很深的含义。
这个课呢，今天开头我就讲这些，下次就开始讲希腊，开始讲希腊文明本身和罗马文明。关于罗马文明，希望你们看一看《罗马兴亡史》、《罗马帝国史》，还有孟德斯鸠的《罗马兴衰原因论》。我还想留一点时间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今天我这样讲你们能不能听清楚，以及对我今天讲的有什么问题或是建议，以后讲的时候需要我注意什么问题，拿出一点时间来讨论讨论。我们平等对话。
课堂提问与解答
1.问：您提的欧洲文明的核心就是民主和科学，但是它到底能不能概括欧洲文明？
答：我是赞同这样的概括的，这样的概括当然是非常大而化之的，但是把欧洲文明，特别是放到现代，浓缩而又浓缩，就是科学和民主。至于为什么能够这样来概括，我想我讲完这门课以后你能够理解我的看法。
2.问：您说欧洲的文明是起源于北非和西亚的，那么亚洲文明、非洲文明和欧洲文明之间是不是有些普世的东西？您同不同意这种说法呢？
答：我觉得普世的东西，作为一种伦理的观点来讲，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有这种因素。就比如说应该多做好事不做坏事，在天下任何的伦理当中都有这样的东西，非洲文明有，伊斯兰文明有，佛教也有，但是它在表述出来的时候就不太一样，这个东西在伦理的层面上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冯友兰先生吧，他有一个很有名的论点———但在50年代很受批判的，就是“道德抽象继承法”，他说不要把孔子都否定掉，因为有些东西呢，作为道德的观念是可以抽象地继承的。这在世界别的地方也是一样的啊。
3.问：您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的精神和内容是一样的，但是它们在形式上是不一样的，是这样的吗？
答：精神上也不一样，我现在讲的是道德层面上的。再深入一点，比如说涉及到政治文化———那我在以后的课还要讲的———这方面就大不相同。政治文化，从欧洲讲，有王政时期，甚至有暴君时期，但是也有议会时期，它的议会时期开始得非常之早。它的几次革命，从荷兰，英国，法国革命，再加上美国革命的反馈，等等，形成了欧洲人对民主的信仰。中国人就没有。我经常有这样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在我的文章里写了一些。
启蒙运动中的启蒙思想，咱们向来是说以18世纪的法国为代表，就如大家都知道的孟德斯鸠、伏尔泰这些人，但是再往深里想的话，实际上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的思想主要是从英国来的，不是理性到经验，而是经验到理性，经验的东西首先在英国，是盎格鲁撒克逊的东西。我想我以后要讲到这些问题的。
4.问：我对您研究欧洲文明的方法挺好奇的，就是除了阅读书籍和历史文献之外，您说您曾经到过埃及，感觉那里很神秘。不知道您研究的时候在靠人文的感觉，还是把它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
答：这有一个过程。在大学里我是学西方语言的，毕业之后就分配到外事机关了，去搞民间外交，这样一直搞了几十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那么在这几十年的外交实践工作当中我经常到欧洲去，有时候也长住欧洲，而且非洲的一些地方也去过，拉丁美洲也去过。我当时是很懵懂，很无知的，反正任务来了就去。
但是，这样东看看西看看也自然而然地在脑子里形成了一定的看法，形成了一些感觉，总觉得欧洲这块地方很神奇。我到欧洲的时候欧洲还是挺乱的，50年代初，还有战争的痕迹，左派右派斗争得非常激烈，法国共产党啊，意大利共产党啊，这个时候都是很强的，议会一开会，差一点就能执政了。当时欧洲社会也是很动荡的，物质不是那么丰富，但是呢，到了那个地方，我有一个感觉，就觉得这个地方的文化，是挽救这个地方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我当时有这样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文革”以后我做研究工作了，做研究的开始就是研究国际问题，因为在国外呆过，所以也就研究国际问题了。研究国际问题，无非就是在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就是研究一些很现实的问题，今天哪个国家跟哪个国家矛盾了，张三说了一句话李四怎么批驳了，为什么这样批驳啊，都是这样的事情，写一点这样的材料，而且都是往上报的内部材料，写着写着，我觉得不太满足，我总想把我感觉到的欧洲的文化底蕴和它的发展写出来。正如我的一个朋友说的，欧洲研究啊，用北京话来说，是“有嚼头”，那是咀嚼，不像吃麦当劳。
于是我就要跳出研究政策性问题的这个圈圈，进入欧洲文明这方面的研究，进去之后我发现那是相当大的一片海洋。其实欧洲的文明，不可能通过一个学期的讲课就能讲清楚，我觉得她的博大精深真是难以言说的。我要讲的仅仅是从文明史的角度，而且又比较偏重于政治文化，即political culture，所以我要涉及到科学、民主和自由这样的问题。那么再进一步呢，就是我现在的这个状态了，我要想一想欧洲何以为欧洲，中国何以为中国。
我的思想就是这么来的，并不是一开始我就想到这么些东西，是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不知道你想要了解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5.问：就是说除了了解一些史实，研究一些史实，然后思考一些史实，还有没有一些对事实的调查？
答：有没有对事实的调查，这个很难讲了。我们不是在做欧洲的社会调查，或者说在做美国的社会调查，我们不生活在那个地方，对吧？主要还是靠资料和书籍。书和资料里面反映的东西，我想大部分还是真实的。你要讲“史无信史”，那就把整个历史否定了，抛掉了，成虚无主义了，不是这样的。还是要从读书当中去体会点什么东西。在我来看的话，就是从很现实的国际关系，比如说德国跟谁的矛盾了，法国跟谁的矛盾了，英国跟谁的摩擦了，从这些现实的现象当中转道去读一些书，去读一些现实以外的书。我读的书除去中国的书以外，大多数都是19世纪以前的。比如说是哲学的东西或是文学的东西，这样子呢，它不会让我直接写出些什么东西来，但是它使我丰富使我充实。比如说，陀斯妥耶夫斯基有一篇散文给我的启发很大，他是19世纪初的文学家，一次到了德国的一个温泉去游览，他就发现这里一个人一个人地看，他可能长得很美，也可能长得很丑陋，可以有这样的穿着，又可以有那样的穿着，但是总体地看这个人群，却可以体会到在俄罗斯所体会不到的文明状态。由此他感觉到欧洲的文明———当时俄罗斯是刚刚进入和接受欧洲文明———高过，甚至大大地高过俄罗斯的文明。那你说这种感觉怎么来的，也就是靠读书之外还有一个观察，靠一个思考，靠多问点“为什么”。
国际关系这门学问既容易又困难，容易到出租车司机也能跟你谈伊拉克是怎么回事，难的就是你很难把它做到有文化的底蕴。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相加，这个只有靠多读书了。
我现在还在看柏拉图，有人说你这个老头子怎么还有闲心去看这个玩意，但是我看完之后真的觉得开窍不少。比如说过去有一位老先生讲，西方的哲学，特别是希腊的哲学的通孔，就是它从什么地方进入哲学的，是自然科学。这是牟宗三的话。老实说，我对这个话理解还不是很清楚。
所谓自然科学是哲学的通孔，无非就是（泰勒斯）把原子啊，水啊，火啊，土啊，这个当成元素论的自然科学的东西。但是我看了柏拉图的书以后，就发现希腊人对自然的考虑，对物质世界的考虑，乃至于对人自身的考虑，确实是埋藏着科学的思维。所以到了亚里士多德的时候，学科分科已经分得那么细，有了力学、动物学、植物学、政治学、逻辑学等等，这不是偶然的，不是亚里士多德拍拍脑袋就能想出来的。
总之你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也很难回答。我劝你们多读些书，一方面国际关系的书不能不读，但国际关系以外的要多读一些，特别是历史的。
6.问：美国文明是否超越了欧洲文明，怎么超越的？
答：我不太同意用“超越”这个词，你看到的美国文明的“超越”是从实力上看，你是从他们有多大的力气上判断的。而我们研究文明，欧洲文明或者美国文明，不是比谁力气大，比谁钱更多———你如果这样比的话，美国当然排第一，但是这个不是文明本身，文明比这个要秀气得多，要文雅得多。这样的话美国超过欧洲了吗？
对美国文明我是这么认识的。第一，美国继承了欧洲文明，这是它的运气，它继承了盎格鲁撒克逊文化里比较精华的部分，当时英国搞宗教迫害，英国也没有现在那么自由，因此就有一批人跑出来了，是英格兰本身的一些优秀分子，坐着“五月花”
号船到了美国，他们的脑子里面是希腊文明传承下来的欧洲文明，特别是英国的培根、洛克的经验主义这一派的思想。他们到了美国之后，马上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没法回去了。那时候的美国不像现在，不是一片花花世界，那个时候是旷野荒郊。他们到了的时候，往回看是大海，往前看是莽莽森林，怎么办？于是他们通过了一个共同宣言即“五月花宣言”，这个“五月花宣言”了不起，这个宣言就是回答“怎么办”的。你回去是不可能的，只有自己组成社会。美国现在这样富强不能忘了老根，老根是靠奋斗出来的，是苦斗出来的。
美国的自治力量很强，也是来源于英国。自治的能力（autonomy），即自己组织自己的生活。美国的社区真正是自发的，自己要生存，自己要组织起来，有一些道德规范，清教徒的道德规范，后来这样慢慢地发展为殖民地了，不仅是盎格鲁撒克逊的人了，法国人来了，德国人来了，特别是德国人，很不简单。所以到独立战争的时候美国已经相当强大了。现在讲殖民地，什么叫殖民地？殖民在古代的时候就有，在希腊的时候就有，希腊一批人到了地中海的西岸住下来了，把这个地方划做殖民地。
后来我们国家的殖民地的概念是由于我们这个国家的情况，是基于政治上的理解，也是约定俗成的。把什么地方都叫成殖民地，其实它不是殖民地。真正的殖民地，美国算一块，澳大利亚、新西兰也算，其他我们讲的殖民地只能说它受白种人统治，但是“殖民地”这三个字，colonization这个词，不光是这个意思。
美国还没独立之前，哈佛大学在17世纪就有了。我今年春天到南京去讲学，东南大学一百周年，他们给我看一个小册子，上面就有美国科学家贝尔的一段讲话，东南大学请了他来参加百周年纪念，他太老了，没有来，就写了一个祝贺词，这个祝贺词里面当然要祝贺一番了，但他还说东南大学一百周年，而我们哈佛大学是1635年成立的。美国是一进入殖民地就发展了，还没独立就发展了的。
再有，美国人最早实现了欧洲人的理想，欧洲人的理想在欧洲没有能实现，在美国实现了，这就是联邦制度，总统联邦制，三权分立。这是18和19世纪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们想象的，欧洲没实现，美国实现了。所以1830年托克维尔到美国去，当时西欧正在闹革命，他去美国考察，回来写了《在美国的民主》。他到了美国之后才发现美国的新奇，很新奇的现象，在欧洲是看不到的，当欧洲乱成一团的时候，美国很平静地建设自己。假如你要讲美国超越了欧洲，这就是超越欧洲的地方。然后美国的这些经验又反馈到了欧洲，在俾斯麦的帝国宪法里就参考了美国的宪法。
总之你要用“超越”这个字也可以，但是你要指出它的渊源。
说到了美国今天的这些作为，那是另外的一说了。比如前几天就有人给我打电话，说你讲科学民主好，美国的科学和民主发展到现在了，它说打谁就打谁，你说科学和民主还好吗？我说这是两个范畴的问题，美国现在很霸道，一会打伊拉克，一会打那个，一会打这个，但你就能说科学和民主不好了吗？这是两个概念嘛。我最近想到，一种理想，哪怕是非常神圣的理想，如果要把它变成现实的话，逃不脱人的因素。而人的因素一旦介入就必然带有事功的成分、利益的成分。所以我看天下理念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只要一落实下来，没有不变味的。你说那怎么办，我这个人，我刚才已经说了，是一介书生，我不管你怎么看，我只管我怎么看。
7.问：我想问一下你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看法。
答：地理环境决定论就是讲，一切都决定于地理环境，这当然是不可取的。那就是说你没有好的地理环境，你就应该心安理得地不发展，不能得出这种结论。
但是我同时觉得地理环境非常重要，希腊为什么后来那么发达，它的地理环境是个相当重要的因素，有人形容希腊就像一把明珠撒在地中海里，颗颗是明珠，而且它这个地方又得地理环境之便，接近当时比较发达的两河流域，虽然和波斯打了一仗，但是跟波斯学到了不少的东西。
这个东西你要两面看，一个方面地理环境非常重要，不能忽视，为什么中国的南方比北方发达，这不是没有地理因素的，你到了上海，到了长江流域一看就清楚了，那跟我们的大西北太不一样了，这是很重要的。但是不能把它看做是决定性的，欧洲的地理环境就好啊，我觉得最舒服的就是欧洲，不是美国，真舒服，舒服得真是没事干。你到了挪威、丹麦这些地方看，觉得他们怎么不闹点事啊？怎么这么平静啊？欧洲实在太平静了，这跟它的地理环境确实有关系，它西北有大西洋，南边有地中海，北边有一个波罗的海，一个北海，中国哪有这个环境啊？但是你说这个重要，重要到了没有这个地理环境就不能发展，是不可能的。
英国为什么能发展？跟地理有没有关系？英国的民主最早，为什么？这跟地理有关系。英吉利海峡现在看不算什么，半个钟头就过去了，但那个时候可是一片海洋啊，英国就成为飘摇在大海里的一条船，它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受大陆的影响比较小。你看西欧大陆的宗教问题很复杂，英国也受到一些传染，但还是能很快解决。等到伏尔泰到英国的时候，他就非常吃惊，没想到英国的宗教宽容能到这个程度，他说如果宗教只有两派，那肯定非你死我活不可，但是英国有三十几种宗教，还能和睦相处。英国为什么能多元化？西欧大陆都没有多元化啊？西欧大陆在王权极盛的时候，英国的贵族已经和皇帝在闹别扭了，这才有后来的《大宪章》。现代民主的根源仍然在《大宪章》里。罗马人上去了又被赶出来了，诺曼底人也被赶出来了，从这以后英国人打的仗都不在它的本土之内，跟法国人打的百年战争都是在法国人的领土上打的。所以你说地理因素重要不重要？还是相当重要的。但这要辩证地看。不能把它看成一个决定因素，但确实非常非常重要。第二讲 希腊———欧洲的“精神家园”
今天我们主要讲希腊。讲古希腊文化，需要结合上一次讲的。上一次讲的是希腊文明的源泉。希腊文明的根基一个是它本土的远古的传说、神话；地理和人文方面的希腊和古希腊文明还有一个来源，就是两河流域。从两河流域到尼罗河这一带，给了远古希腊文明以很大的资源。那个时候也是一个大迁徙时期，人员流动非常频繁：希腊人向各个地方流动经商，这些地方的人也向希腊流动，进而产生文化上的融合。现在要是看古希腊的艺术雕刻，再看看古埃及的雕刻，有很多是相似的，从中能看出它们之间的渊源，就是这个原因。文字语言也是从两河流域传过去的，就是从腓尼基字母过去的，腓尼基大致相当于现在的黎巴嫩，那个地方的字母只有子音字母，被希腊人加上了一些母音，构成了后来的希腊字母，希腊文字实际上也是欧洲文字的祖先。宗教、希伯来语也是从两河流域一带过去的，因此古希腊文化有相当深厚的小亚细亚、北非成分，同时希腊也在向这些地方移民经商，这在早期时就叫做希腊殖民化。希腊人陆陆续续地出走，希腊人不可能不出去，因为希腊都是一些小岛构成的，它有经商的传统。希腊有许许多多的城邦，也就是“城市”，当然这些城市跟我们现在的城市是不一样的，就是这么小的一块地方，有它自己的一套管理办法。
所谓“城邦政治”、“城邦民主”，也就是大家共同选举首席执行官，选举首长，还有他们的元老院，还有参议会。为什么讲欧洲的近代民主、近代文化是源于希腊呢，恐怕这是一个原因。希腊当时的地理历史条件具备了实行“城邦民主”的条件，许多城邦甚至不实行民主也不行。当然，他们这个政治制度的表现是各不一样的，亚里士多德在写他的《政治学》的时候，考察了150个城邦的政治体制，而后写成了《政治学》。城邦制度是古希腊的一个特点，城邦的政治、城邦的历史也就是古希腊的历史，这是一以贯之的。从一开始也就是说自从有了希腊、希腊本土的文化以来，也就是说大约从公元前1000年以来，就有了城邦的形态，这是希腊文明的一个极大的特点。统治城邦的有时候是僭主，僭主就是自封的主，实行他的个人统治。还有叫做执行官，或者叫做国王的，但是这个头总是选举出来的，现在我们叫做是奴隶主选举出来的。如果我们用阶级观点来讲，奴隶制度、地主制度，城邦的头能不是奴隶主选举出来的吗？他们确确实实只是奴隶主的民主，但它是民主的一个起源。
这里我希望同学们认真看一本书，就是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作者是希腊著名的，也可以说是第二著名的历史学家———第一位是希罗多德———他在这本书里转述的公元约前500—400年一位执政官———伯里克利的讲演词。他是我们研究希腊时不能不提的一个人，这本书中全文引述了他在第一年的战争中，也就是雅典同斯巴达的战争中，为了吊唁雅典牺牲的战士所作的一篇悼词———这篇悼词我希望同学们好好看看，有中文本子，而且翻译得很好———他这篇悼词就是说和斯巴达会战的第一年雅典取得了胜利，这场战争横尸遍野，据说死了成千上万的人，那个时候死成千上万可不简单，用的是那样原始的武器。在这一年年末的时候，照例根据雅典的风俗习惯，要推举一个人出来向死者作一篇悼词。这一年举行了一个“国葬”仪式，因为雅典打败了比它强悍的斯巴达，一个部落一口大棺材，里面装上尸体，一共是四十几个部落，然后要推举一个人来做悼词，大家就推举伯里克利。这篇悼词相当长，给我的印象，就好像是现在的国家的总统或者是主席所发表的谘文。他把雅典的“民主制度”、“法律”归纳出来，他讲到雅典的“民主制度”不是从别人那里模仿出来的，是自己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只能供别人仿效，而不是雅典仿效别人。悼词里边还讲到了“雅典精神”———“冒险”，我体会这个“冒险”就是“进取”的意思，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的精神，勇敢的精神、探险的精神、不怕牺牲的精神。他在这篇悼词里还提到了“国家荣誉”，当时雅典是希腊各城邦中最大的一个，而且是模范。雅典和斯巴达的联盟打败了那么大的一个波斯，当时的波斯也是了不起啊，是一个霸权国家。雅典和斯巴达暂时联合起来，打了好几场战争，即希波战争，在打败了波斯的基础之上，雅典发达了起来。斯巴达因为它的文明比较落后，只知道蛮干，文化比较落后，没有民主制度。因此，在伯里克利的这篇悼词里面，没有点名地指出了，雅典是“民主制度”，而另外一个国家，即斯巴达是专制。毛主席有过一句话，“不要言必称希腊”。毛主席是批评那些复古主义者，可是我们现在在研究欧洲问题，探讨欧洲的文明，包括欧洲文明当中民主成分的时候，就不能不提到希腊。黑格尔有一句话，只要我们提到希腊，我们欧洲人就有了一种“家园之感”。怎么体会他的这句话，伯里克利的这篇悼词很值得参考，在那个时候，公元前5世纪，能够说出那样的，现在看起来那么具有现实感的话，不能不说是古希腊人的智慧。他在这篇悼词里还提到，希腊人是爱美的，但是绝不娇柔；希腊人是勇敢的，但是绝不蛮干。真是大气磅礴、文辞美妙的一篇悼词。最后他用了很长的篇幅，来慰问死者的父母，死者的家人，向死者致敬，号召雅典人团结起来，进行新的战斗。伯里克利执政时期有很多这样的悼词，都是比较短的，这篇是最有代表性的，也是西方文论当中的模范，从中可以了解古希腊的精神是什么。黑格尔一再强调希腊的精神是自由，是雄伟的、美丽的，这篇东西可以帮助大家理解这句话。当然希腊的文化也不只是伯里克利讲的这些，伯里克利对它进行了集中的表述。
对于希腊的古文化约定俗成地可以划分成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700年，这段时期希腊开始有了自己的文明，这之前的历史大体上是以传说为主，还有就是我之前说的大迁徙时代，与在两河流域的希伯来文明的联系等。
到公元前1000年，希腊文明有规模了。这一段时期形成了两个最大的城邦，一个是雅典，一个是斯巴达。其他还有很多小城邦，我们现在主要看到的是雅典和斯巴达，一个实行民主，一个实行专制。
第二个时期是公元前700年到公元前400年，这段时期是希腊文明的辉煌时期，希腊文明走向成熟，出了很多像伯里克利这样杰出的人，哲学家如柏拉图，这一个时期最重要的是哲学的发展。在伯里克利之后，雅典的文明进一步的发展、繁荣。在思想界里出现了“诡辩派”，有些老先生不太同意这样的译法，因为诡辩这个词给人的印象就是没理搅三分，所以他们主张把它翻译成“智术之士”。后人为什么把它叫做诡辩派呢？我想这是后人总结的，后人觉得这帮人称不上是哲学家，他们只满足于口头上的舌辩之辞。其实他们也应该算是自然哲学家，希腊文化首先关注的是自然，关注自然是怎样产生的。远古哲学家泰勒斯关注世界是如何产生的，就是元素论，也就是由元素产生的。诡辩派也是从这里出发的，去研究自然，探讨自然界的问题。那个时候雅典确实已经到了非常自由的时期，思想是自由的，街谈巷议，组织各种讨论会，很随便。逐步地，这些辩者有的就变成了无理搅三分，把真理抛在了一边，专门为了辩论而辩论，所以后来人们就叫他们诡辩者。在这些“智术之士”里面，就出现了我们的第一位大哲学家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同智术之士最不同的一点就是他追求真理，不是为辩论而辩论。当然，在第二个时期，雅典所盛行的这种辩论的风气对于雅典的民主和自由是有很大的推动作用的，正是在这种辩论过程当中产生了哲学。在古希腊，哲学和科学是不分的，哲学就是追求知识、寻求智慧的学问，和科学在当时是不可分的。古希腊出现了各种文学和艺术、诗歌、戏剧，戏剧也是在辩论过程中产生的。你们都知道有几大喜剧几大悲剧，都是这个时期产生的。当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还是在哲学方面。和苏格拉底同时期的在中国就是孔子。
我觉得苏格拉底和孔子有相通的地方，比如他说你不要把你不知道的东西说成是知道的，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可见这些先哲们在探讨一些问题时，是有共同的取向的。什么叫正当的辩论，什么叫无理搅三分，是有一个共同的标准、共同的心理的。苏格拉底没有留下任何著作，他留下来的一些话都是他的学生柏拉图记录下来的。在第二个时期里，在哲学界里有两大人物———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在这个时期里，也有很复杂的现象，比如说雅典民主已经在希腊本土成为一种典范，但是这种民主还是很粗糙的，甚至可以说是很原始的，它是一种“直接民主”。我觉得它是一种没有经过修饰的民主，带有相当大的本能性：群众说了算。五百人的公民大会可以决定苏格拉底的生死，而不顾他的意见是不是正确的。到这个时候，雅典的民主已经有点异化了。但就是雅典式的民主，希腊式的民主，它给欧洲文明播种了一颗很好的种子，只是它在希腊时期不可能成长成一个非常完美的事物。苏格拉底的死是一个悲剧，死于雅典的民主，而民主制度是欧洲文明的源泉之一，这是矛盾的，也是辨证的。
现在我们要了解苏格拉底的思想，只能通过他的学生柏拉图的记录。柏拉图写了很多的“对话集”，就是以苏格拉底为主，和他周围的学生、朋友一起谈话，有的是学生提问，苏格拉底回答，有的是苏格拉底请一位学生开讲。然后他加以可长可短的评论。我在读这些书的时候确实觉得这体现了一种很自由的气度，学生要是不同意苏格拉底的话，就说他不同意，他就讲他的道理。柏拉图有一篇东西叫《蒂麦欧》，说的是有一次苏格拉底问蒂麦欧正在想什么，他说他在想两件事情，一件是在想“梭伦改革”，梭伦是更早的时候，可以说是希腊文明刚刚兴盛的时候，雅典的一位首席执政官。他说梭伦的改革，他是听他祖父的一个朋友讲的，接着他转述他祖父的朋友追述梭伦改革的往事。“梭伦改革”实在是了不起，用两句话来概括就是“对内民主，对外进攻”。用我们自己的话来讲，梭伦认为首先应该把我们自己的事情管好，主张解除奴隶的负担。“梭伦改革”是在公元前640年到公元前558年，内容包括以下这些：发布了一个“解负令”消除当时奴隶欠奴隶主的债（非常繁重，还不起，当时已经快要暴(，)动了），当时的奴隶欠奴隶主的钱，在他们家的门口都立一个牌子，写上欠了多少钱，叫做“记债牌”。梭伦的第一项改革就是将这些“记债牌”拔掉，还有就是禁止人身奴役、买卖奴隶，废除与土地无关的工商业债务，禁止输出谷物，等等，这是为了发展本国的农业，同时又搞好外贸。外邦人可以获得雅典的公民权。我觉得这在那个时候还是相当有眼力的，在希腊真正的希腊人说不上有多少，很多都是外来人口，从小亚细亚来的。再有一条就是奴隶人身安全，杀人要偿命，把治安的问题提上日程。再有就是废除贵族政治上的世袭特权，而代之以按照财产来分配权力。另外就是设立元老院和400人议事会，400人议事会里提出的东西交给元老院去处理，人们把这两项叫做“梭伦船上的两支锚”，从中可以看出后来代议制的一些雏形。最后一条十分重要，首创了“陪审法庭”，邀请有公民资格的人陪审。到公元前4世纪左右的这一段时间，政治、法律、文学、艺术都日渐发达，所以说这一时期是希腊古文化最为繁荣的时期。
第三个时期从公元前400年到公元纪元，也就是到罗马占领希腊，把希腊变为罗马的一个行省，希腊就等于是亡国一样。
这个时期有两件大事。一件大事是亚历山大东征，亚历山大东征是很了不起的。亚历山大是希腊北部的一个比较落后的城邦———马其顿的国王，人民很强悍，在文化文明方面都远远比不上雅典。但是亚历山大凭借他的武力，不但把希腊本土征服了，而且还扩张武力，向东向西扩张，东边打到小亚细亚、波斯，打到现在的北非，往南一直打到印度。我们发现公元前4世纪的时候，希腊人已经知道中国人了，但是我们查不到很多的记载，最古老的记载是公元前4世纪，在古文献里提到了“seres”这个字，这个词的词根是“丝”的意思，蚕丝、丝之国，这可能是希腊古文献里第一次提到中国。因为他打到印度了，个把人跑到中国是可能的，当然主要是很多稀奇古怪的传说了，说看到“丝之国”里面的羊毛是长在树上的！还有的说“丝之国”的人做买卖非常狡猾。亚历山大有一个非常高明的老师，他就是亚里士多德。亚历山大大帝武功最盛的时候，也是他的文治非常发达的时候，他继承了古希腊的各种制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在文化教育方面规划了很多东西。本来希腊的教育是自然而然这样下来的，到了亚里士多德的那个时候，教育制度就有一点眉目了，把希腊的一种精神继承下来了。亚里士多德说你或者可以做农夫，或者做官，或者去做买卖，但是教育是最需要看重的。也是在亚里士多德的手里面，教育的分科逐渐有了眉目，比如说文法课、逻辑课、动物学、数学、几何学、气象学等。所以第三个时期的前半部分，公元前三百多年亚历山大东征这段时期，及其以后的一段还是非常繁荣的，雅典的发展势头还是很可观的。亚历山大从印度打完仗回来，走到巴比伦突然得病死亡，年仅33岁。后来亚里士多德就继续做他的学问，做他的教育事业去了，成为了一个继苏格拉底以来的哲学的集大成者。这个时候希腊的国运已经不太行了，我想这里有一个原因就是雅典的民主制度不是全境的，不是整个希腊都这样。再有就是它的民主制度都是短命的，经常是贵族的民主制度从独裁专制的国王———也就是僭主轮换，一个时期出来一个僭主，变成一个独裁政体。这个僭主搞不下去了，群众造反，贵族又把他推翻，变成一个“民主制度”，它不是一个一贯的东西。早在公元前5世纪的时候，罗马已经起来了，到了公元纪元之前不久，越来越强，后来罗马帝国吞并了希腊，把希腊变成了一个行省，古希腊的历史也就结束了。我这样说是一个非常非常粗线条地讲这个古希腊的历史，现在人们对希腊又开始注意起来了，比如说有写希腊哲学史的，有写希腊思想史的，实际上思想史和哲学史也不大分得开。但是现在还没有人写一个比较全的、整体的、一看就明白的“希腊史”，因为实在是太难写了，从什么时候开头很难找到。一想到那个远古的时候，比如说荷马史诗，大家都知道，但是是不是真有荷马这个人呢？还是众说纷纭的。
前面我主要把古希腊从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6世纪末这一段历史的轮廓讲了一下。下面要讲三次战争和四次改革（讲战争并不是要讲战争的过程，那个可以在书上找到），这几次战争对于古希腊的命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次战争
第一次战争是希波战争，就是希腊—波斯战争。希腊—波斯战争实际上不是一次，里边有好多好多战役，所以在英文里边希波战争叫PersianWars。这些战争的意义在于雅典联合了斯巴达，联合了其他的城邦，把一个非常分散的希腊团结在一起，同一个比希腊要强大得多的波斯进行战争，最后把它打败了。
关于希波战争，同学们主要去看希罗多德的《历史》，这部书非常好看，翻译的也很好，上下两册。这部书的前一册就是讲波斯的情况，讲埃及的情况，讲两河流域的情况，并没有讲到战争本身，而是为战争作了铺垫。这本书告诉我们，在那个时候波斯帝国就是当时的超级大国，就是一个霸主。它最厉害的时候东到小亚细亚，西到埃及、意大利沿岸、地中海西岸，而且占了不少希腊的领土，气势汹汹，是一个不可一世的国家。
希腊如果不把波斯打掉的话，希腊就没有出路，希腊的各个城邦都要受到威胁，所以就发生了希波战争。希罗多德这本书可以使我们了解到古希腊文明成形之前———波斯，埃及等国家和地区的情况。
波斯当时的情形是什么呢？上一讲讲过，波斯当时有一个国王叫做居鲁士（Cyrus），这个名字在《圣经》的新约里面都有。他那个时候统治着波斯，成为波斯的一代霸主。他有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他手下一位大将的儿子闯进了他的宫殿，突然发现这个年轻人肩膀上长出来两个大翅膀，一个覆盖了亚细亚，一个覆盖了欧罗巴（这是“欧罗巴”这三个字在史籍里边最早出现的记录），他当时就感到这个梦不妙，这说明有人要篡夺他的王位，要向他夺取权力了。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后来非常有名的波斯国王大流士（Darius），也就是他后来领导波斯同希腊进行战争的。
这次战争里边有很多故事，比如说马拉松（现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马拉松比赛），就是出在希波战争中。马拉松是一个海湾，距离雅典40多公里，在这个地方雅典人和波斯人会战，战争打得很惨。这时候波斯军队中有一个雅典人，他从马拉松海滩跑回雅典去报告前方的军情。他跑得非常快，40多公里一口气从马拉松海湾一直跑到雅典城下，大声喊：“胜利了！”这马拉松赛跑就从这儿来的，就是长跑。这次战争的情况是非常惨烈的，在马拉松海滩上堆积起很多双方的尸体，自然而然的就形成了一座古坟。这个古坟据说很大，就把它保存下来了。后来有人说是真的也有人说是假的，在19世纪的后期有一个考古学家对这个古坟做了考证，结果他认为这是真的。这样马拉松海湾就成了世界上著名的古战场一景了。但是重要的还不是在这个地方，重要的在于希波战争以后，雅典兴盛起来了，就是在伯里克利执政的时候。但是在希波战争快将要结束的时候，雅典与它的同盟斯巴达之间已经开始冲突了。
接下来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也是雅典的极盛时期。所以雅典的极盛时期是和战争联系在一起的。我要介绍的第二本书，就是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也是有中译本的，商务印书馆有翻译，非常好读，它的附录很厚，但很好看，可以帮助了解这个时期希腊的民俗、社会状况、思想状况，特别是人民的精神状况。
修昔底德这个史学家，关于他个人生平的资料几乎没有，可能是遗失了，挺可惜的。不像希罗多德大家都知道，材料里边都有。希罗多德被称为“历史之父”，他的著作应该说是西方第一本完整的历史书。而修昔底德，因为他在写《伯罗奔尼撒战纪》的时候，对希腊的政治情况、文化社会情况都有所议论和评论，因此西方人把修昔底德看做是历史批评家中的第一位。
第三次战争就是亚历山大东征，过程可以看历史书《亚历山大东征记》，那个就是一本战记。
主要是前两本，建议大家看一看，也不一定当作教科书似的，从第一篇看到最后一篇，你大概的翻一翻，浏览浏览，有意思的东西可以留心一下，多看几遍。比如说我讲的那个伯里克利的悼词，那就多看看，甚至像你们念古文的时候那么念，真是可以朗朗上口。这是我讲的三次战争。另外就是几次改革。
四次改革
这几次改革应该说是雅典的民主制度从公元前1000年以来的经验的积累。这些改革的重点用两句话概括就是：一句叫主权在民；一句叫轮番为治。这些改革重要的有四次：第一次是公元前600年，叫做“德拉孔立法”。德拉孔，不知道他的详细情况，可能也是一个执政官。他立了一条法，动摇了寡头政治，使得公共事务不能几个人说了算，违反这个法律的或者犯了罪的就采用极刑。后来“德拉孔”这个字就变成了“严酷”的意思。这是第一次改革。
第二次就是“梭伦改革”，在这些改革里边“梭伦改革”影响最大，虽然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僭主政治，但是梭伦改革的思想，包括里边的一些内容，凡是改革派都是接受的。直到现在，西方的民主制度还是有他的影响的，提到民主传统时总要提到梭伦。他改革些什么东西刚才我已经说过了，也就是那么一些吧。
第三次重要的改革就是伯里克利改革。伯里克利改革发生在希波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之间，他改革的特点可以概括成这么几条：一、在民主政治中，贫困不能阻碍一个公民参与城邦公共事务；二、对政府工作人员实行工资津贴的制度；三、政府的工作人员从人民当中抽签产生，任期一年，一年以后再抽签（梭伦的改革到了伯里克利的时候有了直接民主的形式，同后来的代议制有所不同）；四、元老院和公民会议作为决定城邦政治事务的机构，公民会议凡是18岁以上的男子都可以参加，由各部落推选产生，但奴隶和妇女除外，所以这个民主还是有限度的。
在公民会议里边实行表决制度，参加公民会议是推选产生的500人和所有公职人员，大家一起讨论城邦的事务。希腊民主制度或者说雅典的民主制度，到了伯里克利那是比较成熟的。
大概在公元前570年左右，还有一次小的改革，叫“克利斯提尼改革”。他的改革有两个具体的内容：一个是实行村社自治（部落下面的各个村社，村民自治）；另一个是“陶片放逐法”，有点像现在的公民投票，民意测验，就是谁对哪个公职人员有意见要揭发他，就写在一个陶片上，然后交上去，哪个人该放逐就根据这个。
这些改革不能说都完整地实行了，在那个时候也不太可能。
我们现在提到希腊的宫殿如何如何，那个宫殿建筑还是很粗糙的，而留下来的一些宗教的神庙，现在都是古迹了。当时的生活状况、生活水平、人民的思想状况跟现在都不一样，我们不可能用今天的眼光去看那个时候的民主，但是它有一个精神在，有一个立下的传统在。黑格尔所说的，“想到希腊就有家园之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实际上，古希腊那个时期是战乱不断的，城邦之间的战争非常多。而且打仗的手段非常的原始，或者是非常的野蛮。真正有战争样子的，也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几次战争。
现在讲希腊精神是把它抽象出来说的，不能用近代、现代的眼光去看希腊，只能是看它的精神，比如说去看勇敢，奥林匹克精神；提倡求知，它的哲学的根本就是求知，求智慧；爱美，大家都知道维纳斯的雕塑，那是美的标准的象征；绘画的艺术，诗歌的艺术，戏剧的艺术都是从希腊来的，几大喜剧家，几大悲剧家，几个大哲学家都是从希腊过来的，这讲的都是希腊的精神，希腊的传统。
希腊这个问题真要是详细地讲起来，我觉得整个是一个学科，不是我们几堂课这么讲讲就能使大家很了解，这里面只勾画了一个轮廓。这个轮廓就是三个时期，几次改革，几次战争，城邦民主或者叫城邦制度综合起来的希腊文明。由此我给同学们介绍一本书———《顾准文集》，其中有一篇是关于希腊城邦制度的。顾准是在他受到迫害，人身没有自由的情况下，去研究希腊的政治制度的。他的几句话，完全可以作为对整个古希腊文明的总结：“希腊古代学术文化，首先兴起于小亚细亚，那里是史诗、抒情史、自然哲学、自然科学的故乡。现在（雅典时期），雅典成为希腊世界的中心，它的建筑活动吸引了一大批建筑家、雕刻家来到了雅典，在它的内部，兴起了渊源于诗又超过了诗的戏剧。它的民主生活又使得议事会、陪审法庭和公民大会成为说话的艺术即雄辩术的广阔用武之地。雄辩术可以使一个普通公民成为民众的领袖，这是讲它的民主生活。在这种情况下，雅典总的学术文化十分活跃，雅典公民在政治生活中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希腊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也群趋雅典，伯里克利接近的人中有米利都自然哲学学派的哲学家阿拉克萨哥拉斯（Anaxagoras）有雕刻家菲迪亚斯（Phidias）有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都来自外邦。著名的诡辩学家普罗达哥拉斯（Protagoras）、高尔吉亚（Gorgias）都到过雅典，为豪富子弟当教师，收受巨额报酬。伯里克利的下一代，就在战乱频繁的伯罗奔尼撒内战时期，雅典的苏格拉底（Socrates）兴起为一代哲学宗师，此后希腊哲学的四大派：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璧鸠鲁、斯多葛（Stoic）都起于雅典，学派的中心也一直在雅典，直到罗马时代。”这段话我觉得顾准概括得非常好，把我说的两段时间———一个是古希腊文明成形前的那段时间；一个是古希腊文明本身那段1000多年的时间———都概括在里边了，这本书还讲到了城邦的问题，大家可以好好的读一下。
顺便我再说一下，上次讲到的考试的问题，写一篇读书笔记。在我给大家介绍的书中，有一本雷海宗先生的《西洋文化史纲要》，但是这本书你是没有办法把它从头看到尾的，它是一个纲要。雷先生原来是清华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后来留学到美国，回来后到武汉大学教书，期间写了这本书。那是一个非常全面的索引。如果你已经有了世界历史的基础知识，有了西洋文明的基础知识，你要查点什么东西，或者要从里边得到什么启发，那你就参考雷先生的这本书，它是一本很好的参考书。但是问题就是你如果想从头到尾地看，那就是一本非常枯燥的书，它就是一些条目。雷先生很惨的，1952年院系调整的时候，所有的高级教授都从清华调到北大来了，只有他没有调来，调到南开去了，南开得人啊！南开历史系在他的主持下，做得非常不错。可是，文人知识分子就爱多嘴多舌，他老先生1952年说了一句话，说：“我们现在是一条腿粗一条腿细，马列主义腿太粗，世界史的这条腿太细。”然后就受到了批判，戴上了右派帽子，从此也就没有写什么书，非常可惜，一个大家就这么断送了。所以说你们现在年轻人幸运，什么书都可以看。
另外，再次重点推荐你们去看《西洋史》，陈衡哲写的。如果你们能把《西洋史》吃透，我这课你就可以不上了。陈衡哲何许人呢？她是五四时期的一个女中豪杰，女作家。她写了很多散文，小说，而且她还写了一本《西洋史》，胡适给它作的序。这个序上说，这本《西洋史》是非常有特色的《西洋史》，她用文学的笔法去写枯燥的历史，所以使得这本书写得非常生动，那是上个世纪写的，我向各位说一句冒失的话，我看了陈衡哲的这部《西洋史》，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有谁写西洋史超过她，无论从她的描述还是她的文采，当然她有一些看法你可以批评。现在陈衡哲被人注意起来了，辽宁教育出版社重版了《西洋史》，所以现在去图书馆查，可能是查到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的《西洋史》。可惜的是，胡适的序没有给印上，不知为什么。我重点希望你们看看这本书。如果你们真的看完之后，再听我下面所要讲的，包括我现在讲的，你们都会提出一些问题或者不同的意见，这是一本很基础的《西洋史》。
好了，留下的时间大家提提问题。
课堂提问与解答
1.问：请教陈先生：古希腊文明（文化）与中国古代文明（文化）有无可比性？如果有，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答：这是一个大问题，并且很难讲清楚。但是我觉得有些东西有共同点，比如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这里的古代我不晓得涵盖什么，就拿春秋战国来作为古代，它同古希腊文明都是一种文化的起始，文化的起始和发展都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是个蓬勃的形象，这也是黑格尔的一句话，在这种状态之下，它们的精神状态都是一种青年的状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youthful的状态。所谓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在那个时候。到了秦始皇时期，到了汉武帝时期，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点来讲，在形象上，并不是说内容上，同古希腊的那种“自由辩论”和在学术文化上的所谓“柏拉图学园”是很相像的。
至于区别，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就是中国在古代的时候，在三皇五帝的时候开始就勾画出了一个中国未来的政治文化发展的一个粗线条或者叫一个“引子”，叫做“专制”，即政治文化上的专制。我们现在经常讲孟子有民主思想，如说“民为贵”，那与“民主”还是两回事。我简单说一句话，你从我们的古圣先贤当中想要找一篇像伯里克利的悼词一样的文章出来，是找不到的。那是对人民，对普通人的尊重，让普通人参与政治生活。
2.问：您讲到古希腊的民主还很粗糙，相比之下，古代中国的改革、法律和战争是否与希腊有相似之处，中国的文明是否更精致、更细腻？
答：我只能回答第一个问题。古希腊的民主是很粗糙的，并不是很精致，它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尊重人民的意见，像伯里克利的一篇稿子整个讲的就是人民的利益。中国的文明是不是更精致，更细腻，这个很难比较，中国那时候的艺术现在也没有留下来，春秋战国时期现在挖出来的那些东西跟古希腊的那些雕塑比究竟谁更美一点，这是审美的问题。如果从审美的角度来看，我们古代的艺术家没有雕出像维纳斯那样的作品。
3.问：您认为代议制民主大致起源于何时？是源于古希腊吗？
答：从今天来讲可以说是“源于”古希腊的，但代议制民主很难说是起源于何时。我觉得代议制民主大致是起源于英国十六七世纪，也就是英国革命以后。其实英国革命以前已经出现选举制了，但是没有成为“代议制”，所以说没有一个确定的日期。
4.问：民主制度为何能够在雅典建立起来？进一步说与斯巴达比较，从城邦建立这个同一起点开始，雅典为何会有几代精英人物推行改革，逐渐把民主制度在雅典建立，而斯巴达却没有？答：这个问题提得不错。为什么能把雅典建立起来？这里有几个因素。一是雅典的地形条件，雅典的发达和希腊的向外扩张就是现在在小亚细亚等一些地方，很重要的原因是雅典离这些地方很近。小亚细亚的文化是从爱琴海的科里特岛开始，离科里特岛最近的就是雅典，所以雅典是得了人文的好处，本土涌现出了很多人，人的因素还是很重要的。雅典的经济也比较发达，商业也很发达，并且交通四通八达。这也是黑格尔的一句话，即“希腊文明从哪里来的”，他说是“从海上来的”。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东西，它会从它周围的民族学到点东西，也许雅典的文化是殖民化的，雅典的经济和文化的发达都与它周围的邻国有很大的关系。这是其他的城邦，如斯巴达所缺少的。
5.问：陈老师，您刚才讲到了伯里克利时代的“轮番为治”的改革。那么，请问伯氏自己是否也在轮番为治的行列？他在雅典政治体制中居于什么地位？他是怎么保证有效推进改革的？答：后来的史学批评家把雅典的民主制度总结出来，说是主权在民，轮番为治的一种政治制度。轮番为治就是不要世袭制，古希腊没有世袭，不是父权主义，都是经过一群人推举出来的，所以谁有能力，谁有办事的本事，谁就被推举出来，这就是能人主义。设想当时的情况，不会像我们现在代议民主这样的制度，城邦都很小，召开公民大会说选谁，谁就被选上，那时候的选举是非常粗糙、非常原始的。这种形式在各个城邦、各个古老民族都曾有过，但雅典更典型。伯里克利是自己立为国王的，那时候的国王你也不能设想象拿破仑那样，也不像后来莎士比亚写的那样，他不过是一群人的头，可以叫做“国王”，也可以叫做什么什么，他与人民之间的距离，不像后来国王跟人民之间的距离那么大。伯里克利的那篇悼词是全体人民推举他做的，而不会推举其他人，所以他才做的。伯里克利的改革，刚才说的那几点，也是后来人总结出来的。他的改革确实使得雅典工商业发达了，文化水平提高了，教育水平提高了，雅典的普遍文明水平高于其他城邦。因此所谓“希腊精神”其实就是“雅典精神”。
6.问：从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到十字军东征，到宗教改革，到新教的清规戒律和自以为是，我们看到的是三个字———不宽容。希望您谈谈对这方面“西方文化传统”的看法。
答：民主、自由、宽容、美好、灵感等等这些体现精神抽象的字眼都不是绝对的。比如我说自由应该涵盖它们，那你可以说是这样么？我就可以在讲自由的这种辩论当中，对对方，对辩证的对手极不宽容。鲁迅提过自由吧？但是鲁迅说：跟我结仇的人我到死一个都不宽恕他。我想很多东西不能绝对地对立起来，得看那种精神的实质才行。西方文化的传统，我的总的看法，我的文章已经这样写了，我的课还没讲完，讲完了，至少我现在还这样认为，就是两个核心：民主与科学。这是我们“五四”的时候提出来的。你说这里面有没有“不宽容”？当然有，有很多的不宽容。另外主观上的宽容不宽容，从客观上所起的结果是什么？作为历史学者的眼光来看，也应该做这样的分析。比如说“十字军东征”，这是以后要讲的。不管从哪里的文献，从我们自己写出来的东西，或者是从西方写的这个“十字军东征”的风格来看，没有人说十字军东征不残酷，杀人盈野。可是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一个东西方文化的融合，是阿拉伯文化进一步向西方的渗入，在那个时候的阿拉伯的文化是相当先进的。所以，你看你怎么看，从哪个角度看，从历史的结果看，还是从这个一时，是“宽容”还是“不宽容”的。在欧洲、在西方的文明里面，“不宽容”的例子那是历历可数啊。英国的克伦威尔取消了君主，他自己成立了共和国，那是第一次英国有了共和国，但他不是把查理一世国王砍了头么？怎么就那么“不宽容”呢？这个宽容不宽容要看怎么样的一个说法。政治斗争肯定残酷，但是人文精神总的是宽容和自由的，这就很复杂，但是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
7.问：后来有学者提出苏格拉底与智者其实并不是判然对立的，而且智者学派并非一无可取，其与希腊的民主制度有着某种关系，如雄辩术所产生的民众领袖，还可能产生了律师职业，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答：我同意上面的说法。雄辩术同苏格拉底时的哲学家并没有截然的区别，都是在探讨一些宇宙的问题，自然的问题，还是人生的问题。区别就在于那个诡辩术呢，后来把它翻成诡辩，他的问题就是“诡辩”。其实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对话里写的苏格拉底，让我看也够“诡辩”的，从一个概念到一个概念，简直是偷换概念，应该说是有区别，但也并不完全是一清二楚。至于说诡辩术发展成为律师，我觉得完全可能，现在你们大学生辩论会我看就有点像，一个论“正方”一个论“反方”，我如果选着反方了我偏偏赞成正方的意见我怎么办？那怎么办，想办法呗，为反方辩护。我现在不愿意用sophist这个词。但是呢，确实这种辩论术，从希腊开始的辩论术啊，能够成就人才，至少展示人的口才，展示人的思维，展示人的这个思维的系统化，律师也可以从这里面出来，政治家也可以从这里面出来，参议员众议员也可以。我们现在就少这个东西，结果我们的人经常拿不出场面去，说话笨嘴拙舌，几句话说得不成样子。我们过去小的时候有一门课，就叫做“说话”，“说话”课，你把一段话说的清楚。我看有点像这个“诡辩术”。
8.问：（1）古希腊民主制度最辉煌的时期，是有杰出领袖伯里克利，个人号召力、影响力最强的时期，而其从颠峰时期衰落，则是一个群龙无首、意见不一的过程，这是否意味着精英和大众的相互制约是确保民主有效率的必要条件？（2）古希腊时期，野蛮文明可以战胜礼法文明，这与蒙古铁骑可以逐鹿中原如出一辙，即在生产力和公共理性尚不发达的时代，国家的竞争力并不以文明的精致程度为决定因素。而当今在儒教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竞争中，我们可以看到创造更多经济福利，带入更精致化生存状态的西方文明也具有更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在各项指标的比较中，似乎儒教文明全面落后，这里边是否有一些根本因素起作用，例如思维方式、世界观、调节人际权力关系的基本规则等？
答：你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大又很广。你这里边可以包括许多问题。我最近看到一些文章，在《书屋》上，何怀宏写的。写的雅典，他一写雅典我就一下马上想起今天的美国。但是有一点他没有提出，这不是批评他，古希腊跟现在这个世界差着好几千年，这些是不太一样的。如果你在讲文明的本质，那确确实实的要从西方来讲、从古希腊开始一直到现在的欧美文明，你会发现它文明的本质。中国也是一样，也得这样做，才能发现文明的本质。那么作为本质来说，是说他的“本质”，不是说由本质派生出的这种“异化”的问题。怎么叫“异化”的东西呢？比如科学发展，结果造出了克隆人，发展出来炸弹、原子弹，毁灭性大杀伤武器，变成了摧毁文明的工具了，这是“异化”的表现。民主也可以“异化”，可以异化到“多数暴政”，这是托克维尔的看法，其实那少数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多数压倒少数，少数反而得不到认可了。苏格拉底恐怕也是多数暴政的结果，我们中国的政治文化，从古代到19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我们是两个主义，一个是“专制主义”，一个是“臣民主义”。那西方的民主，西方的这个“文明传统”，科学和民主，会不会发生“异化”，造成不好的东西？
刚才我说了，任何东西都会发生“异化”。这是我准备再继续思考的一个问题，例如现在西方的民主发展到今天，有没有“异化”的现象？就是它有没有反民主的现象？或者不大符合过去思想家所提倡的这种民主，这我还说不清楚。难道这个民主制度，就一劳永逸不出问题了吗？我们讲自由主义，讲自由，自由主义不出问题么？我们就不能说得那么绝对。但是本质的东西还是本质的东西，不能说我们现在还缺少民主，我们的民主制度不完善，就去责备人家的民主，说你那个民主更糟糕。而我们的任务是什么？是把我们的民主和法治搞得更好一点。不能够因为人家有毛病，我们自己的毛病就可以原谅。所以你提出的那些问题我感觉是很综合的，其中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学会一个多元的思维方式；思维方法，不是单一的。我建议你们看一本书，我也向别的朋友介绍过，看看《柏林谈话录》，就是那个英国人柏林写的。因为他的书虽然很多，但是他这个谈话录，看起来比较简单，也好读，不是那么深奥。我很欣赏他那种自由的态度，自由的心态。他提倡多元，不提倡一元。很好看，你可以看看。当然也有人批评这本书，说柏林写的太滑头，对于一些大的政治问题不正面表态，不去陷入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只是讲他个人的这个所谓的“消极的自由”，有人批评他，我觉得批评的可能也有道理，但是我还是很欣赏柏林这种心态。
9.问：老师刚才您讲到“异化”，我想到在历史长河中民主的具体操作有所变化，这就是说伯里克利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最大的时候，也是古希腊文明最辉煌的时候：此后民主制度异化了———或者说恢复其字面含义了。再无人具有伯里克利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古希腊文明也开始衰落。这是否说明民主的本身就需要一种制约？民主刚产生之时就具有精英统治的某种含义？
答：伯里克利的民主应该说还不是很完善的，而且伯里克利以后，也确实没人了，后继无人。一个国家总有盛的时候，有衰的时候。特别在古代的时候，盛衰相互之间的更替是很自然的事情。第三讲 罗马兴衰一千年
按照我们的提纲，今天讲讲古罗马。现在教学改革之后的学期是短学期、长休假，我看这也好，可以使大家能够比较自由自在地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志愿读书，并接触社会。但是，这样也给授课带来了一个难题，就是怎么样把我这张纸列的东西十几次就把它讲完，这是一个困难。像希腊、罗马，希腊是一千年，大体上讲它的一千年，罗马大体上也是一千年，在罗马帝国以后进入了中世纪，也是一千年。一千年要在两个钟头当中讲完，这确实有一个讲什么不讲什么的问题，所以我想只能给同学们一个轮廓，然后同学们可以根据这个轮廓自己去找书读，把讲课的提纲丰富起来，这是一点要讲的。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这个课叫做欧洲文明史论，学习史的成分不多，史的成分是靠大家自己去读书，主要还是一个“论”，这个论多多少少带有点我的主观成分，有的是大家都一致的看法，有的就不见得，带有我个人的色彩，这一点同学们在听的时候要自己分辨。用你们所读的书，所得到的知识以及你们的思考和你们的想象力去提出你们的看法。第三点要说明的，就是整个的讲课设置，多多少少有一点是厚今薄古，主要是讲近代以后。作为欧洲文明能够对世界发生影响，包括美国和其他地区在内，主要是近代欧洲文明，所以就把希腊、罗马和中世纪讲得简单一些。我对欧洲文明的看法更多地是放在近代和当代。总起来看就是这么安排的。
今天讲罗马，古罗马的历史时期也是一千年，不过古罗马的一千年比起希腊的一千年来，大体上晚上五百年。上次我们讲希腊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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