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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杜维明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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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知儒学试读：

二〇〇八年秋，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特地来杭，为浙江大学“文化中国人才计划”的首届同学讲授“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与创新”课程。三年后的今天，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体知儒学》一书，即是以该课程的录音为基础，经学生整理，并由杜维明教授修订而成的最终成果。

浙江大学“文化中国人才计划”是为未来的中国和世界培养具有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抱负，道德高尚，视野开阔，勇于奉献，具有历史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的领袖而设立的一项人才培育项目。为贯彻实施上述理念，“文化中国人才计划”从认知、体验、反思、笃行着手，来培养秉承中华文化之精神，具有全球视野的未来社会各界的领袖人才。该“计划”每年在全校范围内选拔三十名优秀本科生，在保持其各自主修专业的基础上独立成班，经过二至三年学习，完成学业。“计划”共设十门课程和两个系列讲座。“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与创新”即是上述十门课程之一。本书以“体知儒学”命名，当与“计划”强调认知、体验有关。“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与创新”课程的教学是以严肃的学术规范为准则，意在通过研读经典文本和注重创意的深入讨论，来探讨、发掘儒家经典的现代价值与意义。课程的上述特点使根据教学内容集结成书的《体知儒学》成为一部颇有特色的著作。全书内容遵循杜维明教授的思路和讲课的顺序，按《大学》、《论语》、《孟子》的次序编排，书中既有杜先生的精辟见解，又大段载录了师生之间的问答，和对儒家经典的现代价值与意义的孜孜追索，字里行间不乏发人深思的灵感、创见和智慧。

该书的以上特色既与当代儒学的杰出代表杜维明教授的思路密不可分，亦和学生多样化的学科背景与聪明勤奋密切相关。在上课前，同学们认真阅读有关文献，做好充分的准备。课上，杜维明教授精辟、系统地阐述了四书的精髓和真谛，引导学生思考和分析，同学则慎思审问，师生积极互动，辩难析疑，气氛十分活跃。课后，同学们经由反思、笃行，进一步加深了对儒学的体知。这都使《体知儒学》具有值得一读的价值。衷心希望《体知儒学》一书的出版，能进一步引起人们对儒家经典的现代价值与意义的关注和探讨，使更多的人了解和认同儒家传统的现代价值与意义。是为序。周生春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八日对话一文化中国

·文化中国的第一个意义世界以汉人为主，也包括各种其他民族，主要指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第二个意义世界包括散布世界各地的华人；第三个意义世界就是和中国既无血缘又无婚姻关系但是和中国有接触、愿意了解认识中国文化的外籍人士。儒教文化圈是文化中国的扩展。【杜】欢迎大家进入“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与创新”课程。在正式讨论儒家之前，我想稍微谈一点我的个人经历。

我在昆明出生，在台湾读书，大学毕业后到了美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在想：糟糕了，我永远没办法回到大陆，永远不知道中国学人在做什么了。在海外了解大陆，或是出自官方的论调，或是源于偷渡到香港的难民。当时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多集中于香港，〔1〕在与难民的交谈中寻求素材。譬如傅高义，他写了一本很好也很有影响的书，专门讨论广州的地方政府，其内容就是他与一个难民的谈话，呈现后者的政治经验。其实这样做学术困难很大，正因为如此，我觉得我非回来不可。

1978年，我参加了美国科学院组织的海洋学代表团，第一次访问大陆，并在北京做了一场名为“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的学术报〔2〕告，将马克斯·韦伯的观点介绍给“文革”以后进大学的“老三届”。

1980年，我接受了美国第一届中美学术交流计划的邀请，在北京师范大学生活了若干月。在此期间，我和77、78、79三届同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文革”以后的这三届都是极有才华的人，现在这些人在各个地方都是中坚，多半是领导。他们做好事，大家享福；他们做坏事，任何人都没办法对付他们——因为他们曾在最糟糕的环境中生存过，尔后又经历了最好的环境。他们中间有没有做坏事的呢？有，但大部分还是代表了我们的希望。这一批人曾经计划联合十三所院校共同发行一本杂志，每一年由一所学校负责，但第一期发行后即被禁掉了，之后就不了了之。这本杂志第一期的名字起得非常震撼，〔3〕叫《这一代》，意思是：随着我们这一代的出现，中华民族的命运即将发生改变。〔4〕

1983年，我到大陆参加汤用彤先生的百岁冥寿。当时大陆正在进行“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大陆的运动。运动期间，所有学校皆积极参加，从早上五点开始到处都是震耳的广播，排外的言辞、批判西方“精神污染”的论调极其尖锐。有些学者说“这个运动至少搞三年”，幸好中央内部有人反对，搞了三个月，就搞不下去了。

1985年，我到北京大学讲授儒家哲学。当时的情形非常有趣：来听我讲课的人很多，但反应不一，有生疏者，不知儒学为何物；有反感者；也有好奇者。我有一个比较深刻的感觉，儒家作为一个传统，特别是作为一个哲学思想的传统，在中国已完全边缘化了，没有什么影响。有一位先生问我：“杜教授，你知道在你之前也有人讲过儒家〔5〕哲学么？”我说不太清楚。“梁漱溟，1923年。”从1923年到1985年，六十余年的时间里北京大学已没有人在教儒家哲学了。当然，儒学研究可以纳入文学研究、历史研究、哲学研究，但是没有专门的儒家哲学这门课。我曾看望过梁漱溟先生，当时他已近九十高龄。我问：“梁先生，你记不记得在北大上过一门儒家哲学？”他说：“怎么不记得？我上课的时候来了一大堆人，但我非常不高兴，北大是反传统的大本营，他们都是来看怪物的。我一生气就不再教了，但是在红门旁边租了一个房子，凡是来上学的人，一个人收一块袁大头，学生不多，可是听得非常用心，而我的生活也改善了。”1923年，正是科学与玄学论战的时候，科学主义的力量很强，鲁迅、陈独秀、胡适的观点影响特别大，所以梁漱溟称自己是“孤军奋战”。他写了一本书《东西〔6〕文化及其哲学》，在当时引起了很大不安。我在北大上儒家哲学这门课时也有奇特的经验。有些同学说：“听了你的课，我对儒学产生了兴趣，想做这方面的研究。我们以前关注不够，爱批评儒家，现在可以同情、了解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这些在中国长大的学生，永远不会认同儒家，永远不会说自己属于儒家。你在海外时间太久了，所以你可以说你是儒家，你可以把儒家说得天花乱坠，好像是多好的东西。我们在这边可是深受儒家之苦啊，儒家是封建余毒，没有它中国的现代化早就实现了。”还有些人说：“杜先生，你知不知道我们经历过五四运动？”我说：“我知道一些，‘五四’是反传统的。”他们说：“你听说过鲁迅吗？”我说鲁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有影响力的大文豪。“你听过李大钊吗？听过陈独秀吗？他们没有人不反对儒家。那你现在讲儒家不是反其道而行吗？”我说：“他们可能也有过分激进的地方吧。”〔7〕

后来，我在上海与王元化先生座谈，他的一位弟子说：“杜教授，听完你所讲的儒学，我有点感动。但你最好五十年后再来和我们说这些美妙而不切实际的东西。我们现在要现代化，我们现在要反传统，把小农经济思潮、家族制度、权威主义这些封建遗毒彻底摧毁掉。你现在不要来讲儒学，五十年以后我们绝对可以听。”我说：“我已经四十岁了，到我九十岁再来讲，有很大的困难。”当时有一〔8〕部很有影响力的纪录片——《河殇》，共六集，每一集长达一个小时，据说有上亿人看过。其基调就是中华民族如果要现代化，就必须从黄土地进入蓝海洋，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离开中国的母体，向西方彻底学习。我说：“走向蓝海洋很好啊，但我们一进入海洋碰到的不是大西洋而是太平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碰到日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这些地方都非常尊崇儒学，你反对儒学，但这并不表示他们都错了。”

以上几个例子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对儒学尚有很多争论。但那个时代思想非常开放，每次上课我讲一个半小时，大家讨论半个小时，课堂上还有外国学生。我发现北大是一所和哈佛等美国大学不同的世界型大学，它有一批来自苏联、北朝鲜、罗马尼亚及保加利亚（当时属于苏联）、日本、美国以及非洲的国际学生。北朝鲜的学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从不单独活动，总是集体行动，整齐划一。我很幸运，和他们的领队及一位菲律宾华裔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彼此熟悉之后，我就问那位华裔，可否安排我与朝鲜领队单独谈谈。与那位女领队交谈之后，我非常惊讶，我发现当时朝鲜的汉学并不落后。〔9〕比如《李朝实录》有两个版本，一本由韩国学者注释，一本由朝鲜学者注释，后者的注释和标点远远超过前者，是由一批没有移居南方、留在平壤的老先生编审的。这些老先生现在大半都已过世了。

1985年以后，我几乎每年都回国讨论儒学。有人说我是“宣传者”、“扬声器”，也算名副其实，但我不喜欢这种称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思想界非常活跃，但以极端西化为主。不过，不管是哪一派别，大家都能在一起辩论问难。

1989年动乱，我大约三年半没有回来。

1994年，我到孟子的老家山东邹县参加一个关于孟子的学术会议——据说这是1949年以来从未有过的。从那时开始，我回国的频率日趋频繁。

1996年，我出任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每年都要回来五六次。一直以来，我的主要工作就是让大家慢慢地觉得《论语》等儒家经典是一个可以细读的文本。现在有很多人讲《论语》、《孟子》，比〔10〕〔11〕如于丹、傅佩荣。他们都是值得推崇的，因为他们唤起了一般人的兴趣，将儒家的信息传播给普通大众。他们与我的工作有一种双向的关系：他们的出现是我的工作长期奋斗的结果，而这种出现又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崭新的可能。我觉得学术界不应该批评这种现象。学术的发展是要分层的，有些人做深入的学术理论研究，有些人做非常精细的考据、词章、注释，有些人向大众传播，有些人身体力行……基督教、伊斯兰教及佛教的发展，莫不如此，儒家也应该这样。所以，通过媒体宣传的知识分子，也应该受到尊重与重视。当然，如果他讲的内容有问题，我们也可以公开讨论。

现在我们进入正题。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文化中国呢？文化是一个非常难以理解的概念，研究自然科学甚至社会科学的学者有时不太关注这个领域，而研究文史哲的专家所做的工作又过于艰深难懂。但我希望大家可以区分两种意义上的文化。

第一种意义上的文化，我称之为广义的文化，指一个社群整体的精神体现，比如说中国文化、浙江文化、浙江大学的文化。这种意义的文化范围很广，难以定义。什么是中国文化？有人说是仁义礼智信，是爱好和平、重视和谐；有人说是裹小脚、抽鸦片烟，是走后门、贪污腐化；五四时有鲁迅批判的“中国人的劣根性”，也有胡适口中的中国“百事不如人”，这些都是中国文化。

第二种意义上的文化，我称之为与其他领域相区分的文化，也就是说，不是经济，不是政治，不是社会，而是文化。这种文化与广义的文化不同，但也有关联。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文化属于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但我的看法不太相同，我将其称之为“添加价值”，意思是文化添加于经济、政治、社会之上。

譬如面对金融风暴，我们通过经济分析来解释它的成因，一般不考虑政治因素，因为后者被经济学家认为是“外生因素”（externalities）——外生于经济原则之外；但如果单纯的经济分析无法解释金融风暴，我们就需要引入政治因素，比如政府干预；如果考虑了政治因素，我们仍旧无法解释，我们还要将社会因素带进来，了解社会的风俗、结构、家族关系等；如果至此我们仍然无法充分说明问题，我们还需要将文化因素也引进来，考虑价值取向，但即使如此，我们也未必对问题一目了然（但文化解释必然是更加复杂并且涉及哲学和宗教问题）。所以，文化是一个比经济、政治、社会更复杂的观念，绝不可以理解为单一的“化约主义”（reductionism）。有人说我的立场是一个文化立场，后面隐含着文化命定论的意思。这是很大的误解。文化命定论或者说文化决定论，意味着文化（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这不是韦伯的观点，更不是我的观点。文化与政治、经济、〔12〕社会是一个复杂的互动关系，韦伯称之为“选择的亲和性”（selective affinity）。但同时涌现的两个现象，它们之间并不一定存在因果关系，有儒家伦理并不一定有经济发展。〔13〕

文化是一个复杂的体系（complex system），将经济、政治、社会都包容在内。一个经济学家可以不懂政治，不注意社会，不关切文化；一个政治学家可以对社会问题、文化问题不闻不问，但不能不懂经济；一个社会学家可能对文化的敏感不够，但不能不了解经济、政治；但是，如果一个学者要讨论文化，他必须对经济、政治、社会都要有相当的了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文化学者同时要成为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但他一定要关注这些问题；否则，他所了解的文化必然是非常狭隘的文化，他所进行的思考也会是非常薄弱而没有说明力的思考。所以，我希望大家在思考文化问题时是全面的，也要把其他因素纳入视野。这不仅需要各方面的知识，还需要智慧，需要对精神世界的理解。

文化的作用是很难量化的，看不到、抓不着；但它的影响非常大，每个人都能感受得到。文化的考虑一定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文化的考虑一定是多元的，不是单一的。我举三个例子来说明这两点。〔14〕

第一个例子，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教授莱斯特·索洛，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做了一个预言，叫做“head to head”。他认为世界上有三个经济中心，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日本，一个是德国。当时柏林墙刚刚倒塌，所以他做了一个结论——以上三个地方竞争的最终成功者是德国。我和他不熟但多次见面，就问：“你为什么不考虑另外一个因素？”他问：“什么因素？”我说：“中国因素。你不是中国大陆、香港、台湾都去过好多次么？”他说：“中国可能有潜力，但我是经济学家，经济学是经验科学，不是坐而论道。不像你们，你们是玄想，我要根据数据来预言。中国的经济是日本经济的十分之一，要等到什么时候，五十年么？那时我们再去谈中国。”现在看来，他错误到何种程度。〔15〕

第二个例子，赖世和，一个杰出的汉学家，在巴黎、京都和北京都念过书，同时他又是美国关于日本研究最有影响力的学者，担任过美国驻日大使，《当代日本人——传统与变革》（The 〔16〕Japanese Today: Change and Continuity）就是他写的。赖世和去世后，日本的NHK电视台对他的纪念节目长达好几个小时，制作单位曾分别前往巴黎、哈佛、京都、北京等若干个地方采访，才完整地描绘出他的心路历程。1974年，赖世和在对美国政策极有参考价值的报刊——《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上发表了一篇非常重要却只有八页的文章《反对日本特殊论》。准确地讲，这篇文章是别人根据他做的一个报告整理出来的。当时有一种观念，认为日本的迅速发〔17〕展是因为自福泽谕吉以来的“脱亚入欧”。现在美国最大的威胁是中国，冷战时期美国最大的威胁是苏联，而在两者之间对美国最大的挑战则是日本。日本最辉煌的时候曾一度将美国资本主义的象征洛克菲勒中心（Rockefeller Center）买下来。大家都认为日本是特殊的，绝不是东亚文化、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赖世和的这篇文章就是批评日本特殊论的，它的副标题很重要——“中国世界的透视”（the Sinic World in Perspective）。文章说，假如日本的成功除了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之外，还有价值和文化的因素，并且后者在日本的发展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那么以下四个地区也会发展——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我想当时可能还没有亚洲四小龙的提法。1974年，越南战争尚未结束，所以赖世和说，现在越南是一片废墟，假如越战结束，越南也会发展。文章的最后一段提到了中国。怎么能说中国不会发展？如果中国从计划经济中走出来，必能发挥它的经济动力。赖世和是一个深刻的文化学者，对政治、经济、社会都很关注；他也是一个极有影响力的预言家。他能有这样的洞见非常不容易，而他的洞见正是来自对一个地区文化发展的深刻理解。这也证明了我们后面要提到的“儒教文化圈”并非虚说。

第三个例子，可以让大家明白，深入了解文化可以使我们更加全面地掌握现在的世界。马克斯·韦伯写过一本很著名的书——《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18〕Capitalism）。严格地说，这本书是哈佛大学社会学家帕森斯根据韦伯的文章整理而成的。韦伯的观点基本上是对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一个修正而非否认。1978年，我第一次回国，在北京做了一场名为“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的学术报告。报告开始我就说，“你们都知道卡尔·马克思，但你们不知道马克斯·韦伯，今天我就要用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来分析问题”。韦伯的观点不容易懂，但思路很清晰：一个社会（而非个人）的价值取向对这个社会的经济乃至政治行为乃至制度都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前者是“独立因素”（independent variable）。这与马克思的观点有所不同。马克思认为，文化等上层建筑只是经济基础的反映，没有独立运作的可能；经济基础不变，上层建筑不会有本质的变化。我们普遍认为郑和下西洋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我们的宝船比哥伦布的海船不知大多少，如果我们多向前走一走，说不定也可绕过好望角乃至发现新大陆；如果我们明代不采取禁海政策，说不定早就成为世界商业霸主了。这是价值取向的不同。郑和的船队曾经带回一只长颈鹿，并以类似麒麟的吉祥动物献给皇上。这件事在当时也有激烈的争论，宦官们说，现在是清明盛世，麒麟这等祥瑞都出现了；士大夫说，我们既不要占人家的土地，又不要贸易，下西洋完全不符合我们的现实需要。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之一是宣扬国威，当时的士大夫对此很不以为然，我们真正要解决我们自家的事情，人民的生活最重要，去西洋干什么，这不就是皇帝的自大狂么，花那么多金钱去宣扬国威，扩大皇帝的影响力，其实没有实质意义。这与今天美国国会辩论政府到底应该花多少资金在太空探险，花多少资金解决贫困问题、经济问题很相似。十九世纪以前，中国的外患多半不是来自海洋，而来自西北，当然东南沿海也有倭寇的骚扰，但并未动摇根本。当时人们的价值取向非常清楚，宣扬国威并不重要，海上没有敌人我们不需要建立海防，海外贸易对中国不很重要我们也不必开拓海外市场。所以郑和下西洋后的海洋政策是一条路，政治、经济各方面状况因为这种价值取向而选择了另一条路。打个比方，这就像火车头和火车轨道的关系。经济是火车头，决定火车跑的速度；价值取向是轨道，决定前进的方向。韦伯就是这样一个观念。新教伦理认为人要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得救，然而这个观念在加〔19〕尔文的宗教传统里被否定了——每个人能否得救都是命中注定的。但有谁愿意说“既然我的命运已被决定了我就甘愿进地狱吧”？所以人们勤奋地工作，表现自身向上的意愿，在凡俗世界里预示自己是得救的选民。这是一个悖论：我非常努力地创造财富，但我又非常〔20〕节俭。因此，财富逐渐积累，资本主义精神也随之出现了。“文化中国”的概念是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也就是如何从文化的角度而不单纯从政治、经济、社会的角度来看待中国或者中华民族。1989年，我发表了一篇文章Cultural China: the Periphery as the Center（《文化中国，以边缘为中心》），是为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的机关报Daedalus所撰写的。这是我第一次使用“文化中国”的概念。自此以后，“文化中国”在海外华人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回应，在美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都开过几次关于“文化中国”的学术会议；后来在中国大陆，也开过了好几次。“文化中国”已经从我提出的一个个人的想法，发展为学术界、知识界和文化界都关注的“论域”（discourse）。为什么“文化中国”能成为大家关注的论域呢？中国经济发展以后，我们知道了什么叫“经济中国”。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政治的影响力逐渐扩大，我们也知道了什么叫“政治中国”。经济与政治是华人世界最为关注的两大课题。相形之下，我们对于文化中国的关注很不够。经济高速发展、政治力量逐渐扩大，中华民族应该向世界传递的文化信息是什么？这是所有生活在文化中国地区的人，尤其是“公共知识分子”，都应关注的课题。我对公共知识分子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定义——关切政治、参与社会、注重文化的人。值得注意的是，公共知识分子关切政治但未必需要从政，参与社会但未必需要以此为职业，注重文化但未必需要成为文化研究的学者。所以，公共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精英主义的提法，好像只有很少的人才能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每一位关切政治、参与社会、注重文化的人，都是公共知识分子。在政界、商界、学术界、新闻界，乃至在宗教界及社会运动中，比如生态环保运动、女性主义运动、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等，都是公共知识分子活动的场所。中华民族向世界传播自身的文化信息，就要靠不同知识分子之间的横向与纵向沟通来塑造。“文化中国”包括所有与中国文化关系密切的人，可以分成三个意义世界。其中，第一个意义世界应该包括哪些地区？【学生】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杜】还有呢？【学生】中国澳门。【杜】好！澳门现在有什么特色？世界上最大的博彩业，而且是中国通向拉美、特别是巴西的窗口。澳门的情况大家以后可以去了解一下。第二个意义世界呢？【学生】海外华侨华人。【杜】海外华人最多的地区在哪里？【学生】东南亚地区。【杜】东南亚地区哪一个国家？【学生】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杜】当然，世界各地，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和中国餐馆。可能对文化传播贡献最大的，就是中国的烹调。第三个意义世界是什么？【学生】汉学家。【杜】好，“汉学家”是一种与中国文化有着密切关系的结缘方式。另一种相反的结缘方式是，某人可能有着强烈的排华意识，但也因此和中国文化“结缘”。

第一个意义世界以汉人为主，但必须包括少数民族。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其中汉族占了绝大多数。虽然汉族占总人口的90％以上，但由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仅占几个百分点的少数民族也有数千万人之多。以汉族为主体的地区，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中国大陆，然后是香港、台湾、澳门地区。新加坡是一个独立国家，但是我把新加坡包括在内，因为新加坡70％以上的是华人。【董磊】在第一个意义世界里，有些少数民族比如藏民或回民从来没关注过中国文化，反而一些外籍人因为关切中国文化被归为第三个意义世界，那么五十六个民族里没有关注中国文化的人有什么资格被归入文化中国圈呢？【杜】这个问题很有挑战性，但也有很大的封闭性。后面会讲到认同中国文化而不认同中国的情况，很多人对此有强烈的反感和异化感。

民主有两个原则，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一是保护少数人的权益。美国麻省康桥的民主选举在第二个原则上做得非常好。一般的民主选举是一人一票，保证了少数服从多数，而康桥的选举是一人五票或者七票，也就是说，我可以把这五票或七票都投给一个人。为什么这么做？保护少数族群的利益。少数族群未必都是少数民族，还包括其他弱势群体，比如同性恋族群，尽管他们是少数，但如果他们都联合起来，每五或七张票都投给一个人，他们也很可能会有自己的代表性。

中国大陆绝对是文化中国的主体，因为汉族占90％之多。我们要问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其他民族不认同中国文化、汉文化，就没〔21〕有资格成为文化中国的一部分呢？费孝通先生曾提出过一个非〔22〕常重要的观念——“多元一体”。汉族对于少数民族问题一般而言处理得不坏。在美国、澳大利亚，多少土著被残忍杀害？但我们的挑战也很大，在主流文化的包容下，如何为少数民族的发展创造条件？如何使“多元”成为“一体”？最好的策略应该如何？其中最难的就是对异质文化，特别是宗教性非常强的异质文化的理解。不能用带有侵略性的工具理性和没有宽容精神的科学主义来处理。科学主义不同于科学精神，科学主义最大的缺失就是不了解宗教，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从迷信的宗教时代，到形而上的哲学时代，再到科学理性时代。而在科学理性时代，宗教都被认为是迷信。实际上并非如此。如果我碰到一个基督徒，告诉他从今天起我可以给你钱，给你权，给你影响力，但只有一个条件——你不要再信基督教了。可能么？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不会答应的。古罗马时代的基督徒，宁愿被狮子咬死也不放弃自己的信仰。穆斯林、佛教徒也是如此。印度有一批智者，他们抛弃一切，一无所有，但受到社会人士的尊重。印度的文化是解脱的文化、舍离的文化。如果一个人赚了一大笔钱，去世之前没花完，那就要把剩下的烧掉。从小到大，最后连欲望也要禁掉。这与儒家文化不同，孔子讲“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23〕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印度文化是舍离的文化，如果你对印度的智者诱之以利，他完全把你看成粪土一样，而不是恩人。因为他是另外一种价值取向，超越了财富，追求灵魂的解脱。印度人相信轮回，灵魂的解脱不仅是现世，还包括前世与来世，所以他们的压力非常大。因此，我们要对包括宗教在内的异质文化保持尊重，尤其是对我们不了解的文化更应如此。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和他们进行真正的对话。

如果汉族和少数民族有矛盾，汉族应当承担绝大多数的责任。我有一个基本观点：越是强势的人越要对弱势的人负责，去了解他、保护他、促进他的发展。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一是按照强者对弱者负责的观点，我们对少数民族给予资金、政策、人才，可谓仁至义尽，可他们仍有很大的不满；二是长期以来，我们是否有真正了解过他们的文化？我们是否对他们有一种下意识的歧视？我们是不是对他们自认为最珍贵、最应该拥有的东西不屑一顾，认为我们所给予的东西才是他们想要的？如果想要实现不同文化间真正的对话，我们必须注意这些。

第二个意义世界也很容易理解，就是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第一个意义世界和第二个意义世界最大的不同是，在第一个意义世界中，汉人是多数中的多数，我们见到的大半是汉人，虽然其他民族都有代表，享有特权，但是人数很少；在第二个意义世界中，华人是少数中的少数，比如印度尼西亚有上千万华人，但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左右，美国大概占百分之一以下。

犹太文化有一个观念叫“离散社群”（Diaspora），指离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以色列建国之前，犹太人流落在世界各地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并没有国家。世界上只有一千三百万左右的犹太人，大概是中国台湾人口的二分之一，或是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人口的总和。虽然人不多，但犹太民族出了很多伟人，耶稣、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等都是犹太人。有一个犹太人的笑话，讨论到底谁是犹太民族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有人说，头最重要，犹太文明发轫于摩西；有人说不是头，应该是心，所以是耶稣；有人说不能算心，算肚子，填饱肚子最重要，所以是马克思；还有人说不仅仅是肚子，人还需要肚子下面的东西，所以是弗洛伊德；最后一个人说，不管怎么样，都是相对的，所以是爱因斯坦。有学者认为“离散社群”同样适用于海外华人，但也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当代海外华人研究最杰出〔24〕的学者王赓武先生，就是反对者之一。他说“离散社群”是完全属于犹太文明的一个观点，华人和犹太人最大的不同就是犹太没有祖国，一千三百万犹太人散布于世界各地，即使在今天，以色列的犹太人还没有美国的犹太人多；而华人对母国的向心力特别强，所有的海外华人都被吸引过来，与犹太人散离在世界各地而没有中心是完全不同的。但我认为，“离散社群”也可以用于散落在各地的海外华人。以前海外华人有一个特别强的观念——落叶归根。比如我的舅舅，他是一个美籍华人，在芝加哥学习飞行，在美国有一定的影响力。后来他的父亲过世了，遗言就是“把我的尸体带回老家，埋葬在那里”。所以他伴随着他父亲的遗体回到了广东老家，后来成为首创中国航空事业的人，真正落叶归根了。〔25〕

可是现在又有另外一个观念，唐君毅先生称之为“灵根自植”，我称之为“灵根再植”，一般的理解就是落地生根。你在马来西亚就变成马来西亚人，你在美国就变成美国人，也就是说，你的公民权和你的文化认同是分开的。比如马来西亚的华人都是马来西亚的公民，但其文化认同是中国文化。中文里有两个名词是英文无法翻译的，一是“中国人”，一是“华人”。两者在英文里都是Chinese，但它们的内涵显然不同。哪一个观念比较宽泛？华人，毫无疑问。我举一个台湾的例子。我在台湾长大，从小学五年级到大学毕业。这段时间岛内的民众有一个普遍的共识——“我是台湾人，所以我当然是中国人”；后来，民进党的力量逐渐强大，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我是台湾人，但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中国人”；现在的情况是，据说有50％以上的人认为“我是台湾人，所以我肯定不是中国人”，去中国化（desinicization）的现象日趋严重。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比政治上的分离和经济上的抗衡严重得多。如果一个人已经不愿意做中国人了，他的行为态度乃至信念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会改变。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是哈佛的硕士，所以我和她也算熟悉。我问她你是不是中国人，她说她绝对不是中国人。我又问她你是不是华人，她说她既不是日本人也不是美国人，当然是华人。所以中国人和华人的内涵不相同，而且前者往往被认为是一个政治符号，即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后者则是血缘及文化的认同。

第三个意义世界的提法很多学者并不接受。第三个意义世界指一批和中国既无血缘又无婚姻关系，但却与中国有过接触、关切中国文化的外国人。比如汉学家，一生都在从事中国研究，很显然属于文化中国的第三个意义世界。然而我认为第三个意义世界的范围非常宽泛，关切未必认同，接触未必长期，理解未必全面，但只要关切过、接触过、理解过中国文化，都可以成为文化中国第三个意义世界的一部分。所以国外的记者、外交官、企业家，甚至旅行者都可以包括在内。他们中的很多人不会讲汉语，可能对中国有误解甚至仇视，但都没关系。热爱中国的一定是文化中国的一部分，反对中国的就一定不是文化中国的一部分么？“文革”以来有一大批知识分子都是痛恨中国文化的，他们算不算中国人？以前在海外有人说，“文革”中有些人破四旧、反传统文化，说明他们不愿做中国人。其实不然，这些人认为我们就是中国人，我们在反传统就是中国在反传统，我们在发展就是中国在发展，因为我们是中国的主体。总之，这里面的争议很大。

第三个意义世界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因为他们在塑造中国海外形象中的影响非常大。这有很多原因，其中重要的一点原因，和中国自五四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碰到的各种困难有关系。如果中国人不研究自己的文化，而一个美国人毕生都在研究中国文化，那么他有发言权而我们没有发言权。一个美国的大学毕业生，他从研究院第一年才开始真正学汉语，他有什么资格成为中国研究的专家？但大学毕业后他一生的志业就在了解中国文化，他当然有他的发言权，而且有时他比国内一些学者懂得更多、更详细。我们学了多久？小学、中学、大学加起来也不过十多年。日本有些汉学家中国文化的底蕴非常深厚。日本的汉学家有“会读”的习惯，就是大家聚在一起读书讨论。比如几个研究生，跟着一位导师一起会读。可以读《论语》、《孟子》，如〔26〕〔27〕果再深一点可以读《近思录》、《传习录》，或者读《四书〔28〕〔29〕章句集注》、《朱子语类》；读完这本就读另外一本。在会读中，这些研究生逐渐完成了博士论文，然后开始教书，从助理教授到副教授，再到教授。这个历程很长很长。文科的博士研究生在中国需要三四年，而在美国或日本需要八到十年。从助理教授到教授至少又要十年。从研究生到退休的几十年，“会读”不曾间断。一次我去〔30〕日本的时候，沟口雄三教授带我去看一个《朱子语类》的会读。《朱子语类》有一百四十卷，《论语》可以一年念完，《朱子语类》一年是绝对念不完的。沟口雄三带我看的这个会读已经进行到第二代了，第一代会读的老先生很多已故去，第二代的学生还要继续念下去，他们说至少到第三代才可以念完。这应该是一个使我们感动乃至羞赧的想象。这种敬业的精神使他们争取到了中国文化的话语权。

不只如此，为什么连来旅游、与中国交流很浅的记者也算在内？从大众传播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文字传播工具，比如国内很有影响力的《南方周末》、《环球日报》、China Daily在传播中国文化信息方面是很重要的；但在世界上，它们没办法比得上美国的《纽约时报》、英国的《金融时报》，也比不上法国的《费加罗报》、德国的《明镜周刊》、日本的《朝日新闻》或《读卖新闻》。这些用英文、法文、德文、日文所传递的文化信息，常常比用中文传递的文化信息更有影响力。文化是有渗透性的，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所以我们不能不注意海外一些表面上看起来和中国关系并不很密切的人。

我在大学念英文的时候，我的一些drill instructors，就是教我练习英文的助理，多半是美国精英大学的应届毕业生，譬如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欧柏林大学等。我们的英语会话其实就是文化交流，一学英文当然就谈到文化。后来这一批人又到“文化中国”地区进行学术交流。几乎没有例外，他们回到美国后都和中国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其中有很多从事东亚研究，还有很多到中国投资。

还有一个例子，波士顿地区大概有一千个家庭领养了中国的女婴。由于计划生育政策，中国孤儿院里的女婴特别多。这一千个美国家庭自领养中国女婴后，它们的文化生态就改变了。家庭要对孩子负责任，所以养父母都尽量了解中国文化。他们起了非常健康的正面作用。比如海外有些反华势力想联合立体及平面媒体宣扬中国的孤儿院是没有人权的，对孤儿不闻不问，甚至虐待，但是领养中国孤儿的美国家庭宣称他们在中国走访了数千家孤儿院，并没有发现这种现象。反华的阴谋马上就消解了，没有引起负面影响。

从文化中国的角度来看，我们自然希望中国的经济实力越来越大、政治影响越来越强，但同时也期待中国成为一个文化大国。当前中国要向世界输出的信息是什么？很多人喜欢用“软实力”这个词来强调文化的重要，但我认为这是一个片面、不准确的说法。“软实力”〔31〕一词是我的哈佛同事、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前院长约瑟夫·奈伊提出的。他提出“软实力”的背景非常简单，美国要扩张它的影响力，不能仅靠军事、政治、经济，还要靠文化。这里的文化完全是工具性的。我们总说中国现在的公关搞得不好，没有把中国文化包装好；其实这些工具性的行为长期看来都没有什么深刻的意义，也未必有用，不会达到理想的效果。五四时期，人们以中国的糟粕和西方的精华相比。西方是什么？是自由、民主、人权、科学。中国是什么？是封建、抽鸦片、包小脚、蓄妾。这些陋习或多或少都受到儒家传统的影响，但这都是糟粕中的糟粕。把自己文化的糟粕，和人家文明最高的体现相比，当然是百事不如人，越比越糟，提出全盘西化的观点可以说是理所当然。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我想中西之间应该是一种真正平等互惠的核心价值的对话。我们不要把自己的理念当做一种软实力，认为包装不够、公关不够；我们应该把我们自己的核心价值先落实在我们自己的社会里。中国政府提出“和谐”的观念，中国在国际社会上都以和谐的姿态出现，但我们还要问问自己内部是不是和谐，贫富不均怎么解决，城乡矛盾怎么解决，东西差距怎么解决，民族矛盾怎么解决。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我们才能和谐；只有和谐，彼此才能互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奥运会是中国向世界展示自身形象的窗口，世界各地对奥运会都是正面的评价，特别是开幕式，展示了中国的“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文化理念。但在奥运期间，三聚氰胺的毒奶粉事件出现了。想想看，毒奶粉事件破坏中国海外形象的力度，即使十个成功的奥运也无法洗刷掉。我们应该把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当做内在价值，而不是一种工具。

我非常欣赏汉办在世界各地开设孔子学院（Confucius Institute）〔32〕，这与德国的歌德学院是同样的模式。孔子学院教外国人汉语，但语言绝对不仅仅是语言，语言背后一定含蕴着深刻的文化，文化背后一定含蕴着深刻的价值。如果语言教得好，我们就可以传播文化，传播价值。所有教对外汉语的人，我都认为是重要的文化使者。但是，假如我们到美国建立孔子学院，是为了发扬国威，为了进行文化侵略、文化渗透，让美国人来学习中国，同时又批评美国，这个成功的可能性有，但绝对只有短期的效应。如果我们真的准备把传统理念带出去，建立我们的文化认同，那么我们的心态就一定要是开放的、多元的，同时有强烈的自我批评和自我反思的能力。一般认为，历史上中国文化有着很强的同化能力，中国文化从来不靠软实力来同化他者，异质文化对中国文化是一种真正的爱慕和景仰。五代十国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少数民族将自己的姓氏改掉，将自己的习俗改掉，自愿地使草原文化符合中原文化。最值得注意的一个例子就是满清。满族只有一百余万人口，怎么能控制四万万汉族长达两百年之久？因为他们真正认同汉文化，将象征统制的方法运用得极为娴熟。从最初满汉蒙藏的多元民族统治模式到后来的完全被同化，从入侵的异族转变为被入侵民族文化最高价值的体现者，满族的汉化比元代蒙古人的汉化更为全面，以致今天熟练掌握满语的本族人非常之稀少。满清以后，仍有为数众多且贡献极大的一批满族人活跃在文化领域，比如启功〔33〕〔34〕〔35〕、老舍、英若诚等。

时至今日，文化中国的发展有两大困境：一是人们掌握的文化资源太薄，尤其是公共知识分子；二是价值领域太少，我们的政治、经济领域已然非常突出，但其他方面还没有开发出来，在这方面，印度是我们很好的参照，后面我会专门提到。

总体而言，文化中国包括三个意义世界，第一个意义世界以汉人为主，也包括各种其他民族，主要指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第二个意义世界指散布世界各地的华人；第三个意义世界就是和中国既无血缘又无婚姻关系但是和中国有接触、愿意了解认识中国文化的外籍人士。如果将文化中国的三个意义世界继续扩大，日本人称之为“儒教文化圈”，也可以说是“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地区”，英语世界的表述是“the confucian cultural area”。这个文化圈有很多特色，使用筷子，吃米饭，用汉字。你们可以举出“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地区”的例子？【学生】韩国、日本、越南。【杜】很好！事实上，越南可能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最早。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地区，诸如以上几例，并不同中国的儒家文化完全一致，他们有自己的特色。

儒教文化圈内的地区，如果经济发展好、政治建设好，儒家的形象就正面；反之，儒家的形象就很糟。这是什么原因？提及传统文化，我们虽常说儒释道三教，但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特别自汉代以来，塑造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最重要的因素是儒家。佛教有很大的影响，但佛教出自印度，并非中华文明的本源。道家也有很大的影响，但道家强调出世、崇尚自然，既然反对文明本身又怎能塑造出文化认同？庄子对于机械文明非常厌恶，曾说“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36〕者必有机心”，当然，我对道家很尊重，老庄思想是我重要的学术基础。我们也不能说中华民族的认同是由基督教塑造的，也许将来有可能，但现在还没有。同理，我们也不能说中华民族的认同是由伊斯兰教塑造的。所以，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受儒家的影响特别大。正因为如此，对儒家文化的正面或负面评断与中华民族的自我了解、民族尊严是否得到维护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关系。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儒教文化圈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经济发展得非常快，后四者被称为“亚洲四小龙”。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世界的经济发展动力已从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一个新的资本主义或现代化的模式出现了。这个模式是什么？“关系资本主义”（Relational Capitalism），甚至有人称之为“儒家资本主义”（Confucian Capitalism），用以区别传统的以新教伦理和个人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很多人认为儒家伦理和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有密切关系，如同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的精神在西方兴起一样。不过这些人多半不是专门从事儒学研究的，而是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等。1997年，发生了金融风暴，从泰国到印度尼西亚，又到韩国，韩国的经济萎缩了50％，濒临崩溃。那么不从事儒学研究的社会科学家，那些把儒家伦理讲得天花乱坠的人又开始说我们错了，儒家伦理就是走后门、官商勾结、贪污腐化，所以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才搞得这么糟。儒家伦理也因此从一个光辉灿烂的能够发展东亚社会的重要精神支援，变成阻碍现代化的深层因素。这些西方学者又说，大概五十年后韩国才能恢复。可没有想到韩国仅两三年经济就恢复了。怎么回事？韩国举国上下“共赴国难”，工人主动减薪、家庭主妇甚至把自己的黄金首饰也都捐出来了。什么理由使得他们这样做？当然和儒家伦理有密切的关系。1997年金融风暴之前，人们认为儒家伦理在现代化进程中起了积极的作用；金融风暴之后人们又认为儒家文化阻碍了经济发展，可是韩国经济复苏后，大家已不再关切儒家伦理了。儒家伦理对于今日之中国的作用，很有争议。有人说中国不能现代化就是因为儒家这个绊脚石，有人说中国现在能够向前冲，建立一个新的文化认同，靠的就是儒家，我们在了解这个现象的时候要看到它复杂的一面。注释〔1〕傅高义（Ezra Vogel，1930－），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社会学家。早期研究日本，著有《日本的新中产阶级》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对中国广东的社会经济情况进行研究，后撰写《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东：一个省会的规划和政治（1949－1968）》。

〔2〕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政治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代表作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和道教》等。韦伯在各个领域均有学术贡献，与卡尔·马克思和埃米尔·涂尔干被并列为现代社会学三大奠基人。

〔3〕《这一代》，1979年全国十三所综合性大学的77、78级中文系学生联合办的一本文学刊物，内容包括小说、诗歌和评论，11月创刊后即停。〔4〕汤用彤（1893—1964），哲学史家、佛教史家、教育家，曾任北京大学校长，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代表作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等。〔5〕梁漱溟（1893－1988），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新儒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曾在中国发起过乡村建设运动。代表作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等。〔6〕《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著，初版1921年。该书系统比较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及欧美文化，曾在当时的东西文化论战中引起思想界重视。随着七八十年代海内外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兴起，此书被视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山之作。〔7〕王元化（1920－2008），思想家、文学理论家、批评家，代表作《文心雕龙创作论》，与钱钟书有”北钱南王“之称，另在思想史、学术史及教育思想上均有造诣，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学术界标志性领军人物。〔8〕《河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电视政论片，共分为《寻梦》、《命运》、《灵光》、《新纪元》、《忧患》、《蔚蓝色》六集，由谢选骏、苏晓康、王鲁湘等主创，在当时引起广泛争论。〔9〕《李朝实录》，又称《朝鲜王朝实录》，是自李氏朝鲜始祖太祖至哲宗25代472年（1392－1863）的编年史，共1893卷888册，涵盖李氏朝鲜政治、外交、军事、法律、经济、交通、风俗、工艺、宗教等各个方面，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记为世界纪录遗产。〔10〕于丹（1965－），北京师范大学影视传媒系教授。2006年“十一”期间连续七天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解自己对《论语》的感受；2007年春节年初一到初十，又连讲十天《庄子》心得，在社会上产生较大的反响。〔11〕傅佩荣（1950－），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2009年6月在《百家讲坛》主讲《孟子的智慧》。其在教学、研究、写作、演讲各方面皆有所成，每年发表两百余场讲座。〔12〕“选择的亲和性”，韦伯认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具有历史亲和力，即新教伦理有意识且有力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而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也促进了新教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但一转向东亚经验，又很容易简单化韦伯命题，因此出现很多争议。〔13〕文化体系〔14〕莱斯特·索洛（Lester Thurow，1938－），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与经济学教授，《纽约时报》编辑委员会成员，被认为是世界级的经济问题权威。美国经济政策的策划者和评论者，擅长宏观经济学、公共财政、收入分配、世界经济和管理学，代表作有《零合社会》、《资本主义的未来》等。〔15〕埃德温·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1910–1990），又译赖世和，美国历史学家，外交家。1956年至1963年任哈佛燕京学社第二任社长。1961年至1966年任美国驻日本大使，美国公认的日本问题专家。代表作有《日本人》、《圆仁唐代中国之旅》等。〔16〕《当代日本人——传统与变迁》，赖世和著，1988年初版。该书以日本地理环境及两千年历史为背景，论述了日本人的社会、政治、经济及二战后日本在国际上的地位等，是欧美学者研究日本民族性格的代表著作。〔17〕福泽谕吉（1835－1901），日本明治时期思想家、教育家。终其一生都致力于在日本弘扬西方文明，提倡正经历明治维新的日本应放弃中国思想和儒教精神，学习西方文明。1885年（明治十八年）在日本《时事新报》发表的不署名短文《脱亚论》被普遍认为是福泽谕吉所作。〔18〕《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斯·韦伯著。最初以论文形式发表，1930年经帕森斯翻译出版。该书论述了资本主义的起源和本质，以及宗教信仰与日常经济行为的关系问题，得出“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与新教伦理有着一种内在的亲和关系”的结论。〔19〕约翰·加尔文（Jean Chauvin，1509－1564），法国宗教家、神学家、新教加尔文派创始人。加尔文最核心的观点即“命定论”，认为人得不得救在于神的拣选，人毫无主权；意即神预定某些人得永生，某些人灭亡。〔20〕“资本主义精神”，韦伯认为，在加尔文教“命定论”观念下，新教徒把做好世俗职业工作视为自己已被上帝预先选择获救的确证，教徒们勤勉工作、杜绝享乐、工于算计，因而积累财富，此即“资本主义精神”。〔21〕费孝通（1910－2005），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代表作有《乡土中国》、《江村经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等。〔22〕“多元一体”，见费孝通1988年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之讲演。理论具体包括：第一，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五十六个民族的民族实体；第二，形成多元一体格局有一个从分散的多元结合成一体的过程；第三，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23〕语出《论语·季氏》。〔24〕王赓武（1930－），历史学家、教育家，东南亚史与华人史权威。1986至1995年为香港大学校长，目前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及新加坡国立大学特级教授。代表作有《南洋华人简史》、《中国与海外华人》等。〔25〕唐君毅（1909－1978），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师从熊十力、方东美、梁漱溟等，新儒家代表人物。1949年与钱穆、张丕介等人创办亚洲文商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新亚出院前身）。1958年，与徐复观、张君劢、牟宗三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26〕《近思录》，南宋朱熹和吕祖谦合编。共十四卷，选辑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四人622条语录，囊括北宋五子及朱吕一派学术主体，全面阐述了理学思想。〔27〕《传习录》，明代徐爱、薛侃和钱德洪等收录编辑。共三卷，为明代王守仁（王阳明）的讲学语录，集中反映王阳明的心性之学。〔28〕《四书章句集注》，朱熹著。共二十六卷，首次将《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并加注释，构建出朱熹个人的理学体系。宋以后，元、明、清三朝都以此书作为官方教科书。〔29〕《朱子语类》，黎靖德编。共一百四十卷，为朱熹与其弟子问答的语录：首论理气、性理、鬼神等世界本原问题；其论心性情意、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再论知行、力行、读书、为学等认识方法；又分论《四书》、《五经》，以孔、孟、周、程、张、朱为传此理者，排释老、明道统。〔30〕沟口雄三（1932－2010），日本著名汉学家、中国思想史学家。以研究中国宋代至现代思想史而享誉学界，代表作有《作为方法的中国》、《中国的冲击》等。〔31〕约瑟夫·奈伊（Joseph Nye，1937－），曾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美国助理国防部长，新自由主义的拥护者，提出“柔性权力”、“软实力”等概念。代表作有《柔性权力》等。〔32〕孔子学院，国家汉办组织的一个非营利性教育机构，致力于汉语教学及汉语文化推广，总部位于北京。截至2009年底，已有8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282所孔子学院和272个孔子课堂。〔33〕启功（1912－2005），原名爱新觉罗·启功，书画家、诗人、文物鉴定家。满族正蓝旗，清朝雍正帝九世孙。但启功明确表示不再以爱新觉罗或金为姓氏，而自姓启，字元白，也作元伯。曾被称为“诗、书、画”三绝，亦精于古代书画和碑贴的鉴定。〔34〕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正红旗，小说家、文学家、戏剧家。代表作有小说《骆驼祥子》和话剧《茶馆》等，舒乙认为其作品反映了对满族隐含深层的难以言语的真挚感情。〔35〕英若诚（1929－2003），满族正红旗，表演艺术家、翻译家，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的祖父英敛之是满洲正红旗人，祖母爱新觉罗·淑仲则是皇族。曾出演《马可·波罗》、《末代皇帝》等影片。〔36〕语出《庄子·天地》：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仰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泆汤，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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