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鹤间和幸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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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试读：
推荐序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实现了统一。秦的统一并非只是兼并六国，即后世人所谓“六王毕，四海一”（〔唐〕杜牧：《阿房宫赋》），而且通过军事手段和战争方式实现了中原文化向北边匈奴控制区和岭南越人居住地的扩展。后者的意义尤其重要。有学者称秦的统一是继商周时代“有着广大统治区域的统一王朝”之后，又经历了“充满了战乱和分裂”的东周时代，实现的“重新统一”（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6月版，第7页）。当然，秦代的“广大统治区域”已经与商周时代的“广大统治区域”完全不同。秦帝国的建立，版图的规模，行政的力度，控制的效能和文化理念的同一，也与商周时代完全不同。秦的政体又为汉帝国所继承并进一步完善。
从秦统一至公元220年曹丕代汉，是秦王朝和汉王朝统治的历史阶段。在两汉之间，又有王莽新朝的短暂统治。在这四个多世纪的历史阶段内，中国文明的构成形式和创造内容都有重要的变化。秦汉人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为主要舞台，进行了生动活泼的历史表演，同时推动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突出的进步。秦汉时期的文明创造和文明积累，在中国历史上有显赫的地位。当时的文化风貌和民族精神，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秦汉时期的社会结构、政治格局和管理形式，也对中国此后两千年来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历史演进的方向形成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怎样全面地认识和深刻地理解秦汉历史，从司马迁到今天，人们已经探索了两千多年。今天学者对许多秦汉史的基本问题依然存在着明显的异见。我们面前的鹤间和幸著讲谈社版《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中译本，提供了与许多中国学者视角有所不同的对中国秦汉史的另一种说明。
鹤间和幸是日本从事中国秦汉史研究成就卓然的学者，多有质量优异的论著面世。他的这部《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比较全面地总结了秦汉历史。这部专著虽然更多地侧重于秦与西汉史的论说，但是对于东汉史的分析，依然有值得重视的学术亮点。
在睡虎地秦墓竹简发现以后，又有若干有益于说明秦汉历史的新的出土文献面世。里耶秦简、张家山汉简等新资料的利用，正是鹤间和幸这部著作显著的优异之处。此外，陕西秦汉考古学者近年的工作成绩，如张安世家族墓地的发掘信息，汉长安城宫殿区的考古收获，甚至“张汤印”的发现，都受到作者的注意，及时作为最新资料用以说明和印证自己的学术论点，体现出《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作者站立于学术前沿的立场。书中对于汉长安城周边自然环境的介绍，对于东汉自然灾害影响人文历史的思考，也都反映了作者对生态环境史予以重视的可贵的学术新识，可以给我们有意义的文化启示。
中国古史研究学界久有“汉承秦制”的说法。这一见解较早见于《续汉书·舆服志上》、《舆服志下》和《后汉书》卷四○上《班彪传》。前者《太平御览》卷六九二及卷七七四引作“董巴《汉舆服志》”、“董巴《舆服志》”。而《续汉书·五行志一》说，“《五行传》说及其占应，《汉书·五行志》录之详矣。故泰山太守应劭、给事中董巴、散骑常侍谯周并撰建武以来灾异。今合而论之，以续《前志》云”。可知“汉承秦制”之说汉末已经通行。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与睡虎地秦简秦律的承继关系，也鲜明地显现了这一事实。李学勤先生对于秦汉文化的关系是这样表述的：“秦的兼并六国，建立统一的新王朝，使秦文化成为后来辉煌的汉代文化的基础。”“秦统一后，划分全国为三十六郡，随后发展为四十六郡。郡县制的普及，形成了与商、周王朝不同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治上的重新统一，带来了国内各民族文化的进一步交流和融合，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转折点。秦朝由于存在的时间很短，不可能在历史上充分发挥作用；而不久建立的汉朝，其辉煌的文明所造成的影响，范围绝不限于亚洲东部。我们只有从世界史的高度才能估价它的意义和价值。”（李学勤著《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6月版，第12页，第382页）鹤间和幸著《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将汉帝国的历史文化存在视作“始皇帝的遗产”，这样的认识我们以为符合历史真实。
尽管主要用意在于向一般读者介绍秦汉历史，并不承负在较深层次进行学术攻坚的任务，但是《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一书依然在若干方面提出了颇为新异的意见。例如，书中写道：据“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理学研究科的植田信太郎与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的王丽为首的日中共同研究小组”通过古代人骨分析得出的结论，“战国时代中期的山东人与欧洲人有着相近的关系，西汉末的山东人与中亚的维吾尔和吉尔吉斯人接近”。当然，这样的认识，可能还需要较丰富的资料和较全面的考察的支持。
关注学术成果传播的朋友们都知道译之不易的事实。实际上，自西汉时期起，已经出现了“译官”、“译令”（《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译长”、“译使”（《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等身份。所谓“译人传辞”（《三国志》卷三○《魏书·东夷传》），已经是作用特殊的文化职任。“译人”这一称谓也成为一种对文化交流负有崇高责任的职业的代号。马彪先生为《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一书在中国的传播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的译本在“信、达、雅”诸要素中“信”的方面应当首先可靠。“达”和“雅”当然是很高的要求，译者的努力可以使我们看到成功。特别因译者作为熟悉中国历史学的学者，在译作中也会有自己的学术意识体现。建议读者、特别是有意以此作为学术参考的朋友能够将鹤间和幸教授的原书和马彪教授的译本两相对照，也许会获得更多的阅读收益。王子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2012年1月17日
中文版自序
本书能够翻译为中文在中国出版是笔者的荣幸。本来是用日文写给日本人的外国史读物，现在中国的读者要将其作为自己国家历史的史书来阅读了。但是，就我本意的来说并不希望读者是将本书作为一本由外国人写作的中国史，而是将其作为不问国籍的一名研究者所著的中国史书来阅读。
在此研究领域中，笔者作为日本秦汉史学会的一员，一直保持着与中国的秦汉史研究会的不断交流。在日、中秦汉史学者撰写的论文中是没有国境界线的。对于中国最早实现统一的秦汉这一历史时期，中日两国学者都是以《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基本文献和竹简、木简出土的文字史料，以及考古学资料为依据予以描述的。
然而，所谓历史读物必然要反映著述者的立场。在日本作为从外部观察中国的国家、社会、文化的人们，与在中国的国家、社会、文化之中生活的人们，他们观察过去的立场自然不会一样。这也许就是历史认识的差异吧。
本书则是将中国、日本都置于东亚这一大背景之中的。秦汉时期的日本列岛，社会与中国相比的话是相当落后的，这是当时的事实。“倭”已经出现在《汉书·地理志》中，记载曰：“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日本列岛当时还是小国分立的时代，其中的一个小国向汉进行了朝贡。但即便如此，那种以中国为中心，从中华的角度出发，视边境地域为“夷狄”的观点并不可取。笔者放弃了华夷思想，从多元文化地域集合体的观点对中国进行了描述。
另外，从世界古代史的角度认识中国的视角也是很重要的。对于当时中国与古代罗马之间的关系，我不仅记述了东汉时期罗马使节访问中国的直接交流，也看到二者所共同具有的古代社会的时代特性。对于希腊、罗马的古代与中国的古代，我并没有从民主与专制的所谓二元的对比关系进行描述，而是着重探求了同一时代东、西世界中，从某种意义上说独自而完整出现的罗马帝国与秦汉帝国所具有的真相。我认为从民众创造的国家、帝国的视角描述历史是十分重要的。
笔者在当地考古学者的协助下，对秦汉时期许多遗址进行了长年的调查。踏访了诸如秦汉的都城、皇帝陵、长城、始皇帝巡行路线，郑国渠、都江堰等水利设施，以及黄土高原、黄河下游流域的许多遗址，还参观了各地的博物馆。调查访问中，我一方面深感文献史料有限，同时又通过亲赴文献所描述的地点进行考察，从而加深了对文献史料的理解。这些成果在本书中可说随处可见。鹤间和幸2011年
前言 超越《史记》、《汉书》
二十一世纪最重大的发现——里耶秦简
在二十一世纪来临之际，能如此精彩地为这部秦汉史著作开篇，实在是笔者始料未及的。湖南省湘西地区龙山县里耶古城的一眼古井中发现了三万六千余枚秦代简牍。中国的报纸迅速地以诸如“改写秦史”、“二十一世纪最重大发现”一类赞誉之辞予以报道。且不说此事于二十一世纪如何，至少它已入选了2002年中国重大发现之一。1974年秦始皇兵马俑的发现、1975年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一千一百余枚竹简文书的发现已是振聋发聩，时隔二十七年的2002年6月，不能不说有了更大的发现。
简牍即木札，上面书写有数十万的文字。里耶简牍不仅与兵马俑的价值不同，而且在数量上是睡虎地秦简的三十六倍。可以说发现了足够一部书分量的、重要的、秦代当时的文字史料。1 里耶古城发掘现场 2002年湖南省龙山县里耶古城的古井中发现了三万六千支秦代简牍。被誉为胜过1974年秦始皇兵马俑发现的“二十一世纪的最大发现”（《文物天地》2003年5月）
这二十几年的中国古代历史、尤其是秦统一中国的历史，离开睡虎地秦简的出土史料是无法撰写的，仅仅依靠作为基本史料的司马迁的《史记》显然已经很不够了。同样，今后撰述秦汉史时，作为史料的里耶秦简亦绝非可有可无。里耶秦简发现后仅仅半年，《文物》2003年第一期就异常迅速地登出了《湖南龙山里耶战国——秦代古城一号井发掘简报》。虽然所刊载的仅仅是部分秦简，但文章根据大量彩色图版对简牍进行了介绍。因此，本书也只是就目前公布的文书内容所进行的写作。中国古代史就是这样，既有趣又艰深。
无论如何，还是先从介绍里耶秦简的概况开始吧。龙山县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毗邻以奇岩石林风景而闻名的世界自然遗产张家界、武陵源。在远古沉积于海中的石灰岩隆出海面，受到侵蚀之后最终形成了张家界、武陵源这种喀斯特地貌。由此再往西就是坐落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龙山县。土家族是人口不过八百零二万（2000年）的少数民族，自称“毕兹卡”，意思是“土著”，汉译为“土家”。苗族有人口八百九十四万（2000年），在古代被称为“五溪蛮”、“武陵蛮”。于现在少数民族地区发掘出土了秦代文书，可谓意义重大。
陶渊明所咏桃源乡真实存在的可能性
里耶新发现的简牍可以证明四、五世纪以隐逸诗人著称的陶渊明（又名潜，365—427）所描述的桃源乡并非完全虚构，而是有其真实历史背景的。《桃花源记》讲述了一个东晋太元（376—396）年间的故事。说一日，武陵渔人乘舟进入一片盛开的桃花林后，弃舟穿过洞穴，到达一个奇异的村庄。这里的村民说：“祖先为了躲避秦时的祸乱，率妻儿乡人至此与世隔绝的境地，再未出去，于是与外面的人断绝了来往。”总之，“从前，在秦末战乱中，有家族、村民一同入此边境，那以后一直过着与外界隔绝的生活”。他们向渔人询问现在是什么朝代，“竟不知有过汉朝，更不必说魏晋”，他们甚至不知由秦至汉、从魏而晋的变化。受到酒菜热情款待的渔人希望再次来访，沿来路返回时一路上处处做了标记。但是，当郡太守闻及此事，遣人寻找所做标记时，却未能再次成行。
陶渊明最后赋诗曰：“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浸复湮，来径遂芜废。”嬴氏即指秦始皇嬴政，由于他搅乱了天的秩序，贤人便纷纷避世隐居。秦末的夏黄公和绮里季等人隐居商山，同样桃源乡的那些人也隐居避世。他们初进山时的踪迹已经湮没，道路也已废弃荒芜了。
这一传说历来被认为是陶渊明虚构的乌托邦。毕竟秦末的战乱云云，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上说都已是遥远的世界。但是，至少由此可以证明秦的势力的确延伸到了这一带的边境。2 里耶古城一号井 这里发现了“改写秦史”的大量简牍（《文物天地》2003年5月）
还有一种认为桃花源实际并不存在于秦代、不过是假托秦朝言后代之事的观点也是根深蒂固的。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就认为，《桃花源记》所云“秦”指的是南朝宋之刘裕时期。然而，此次里耶秦简的发现，却揭示了作为理想之乡传说背景的历史真实性。秦人确实进入过此地的史实，从此有了确凿的证据。
有观点认为《桃花源记》的渔人是从沅水乘舟溯流而上的，从里耶秦简来看，秦人也是从洞庭湖先由沅水溯流而上，再沿酉水上溯，在上游建立了迁陵县。简牍内容就是这个比桃源乡所在地更加偏僻的迁陵县使用的文书，而且仅就其是秦始皇时期的文书而言，这个小地方在秦始皇统一中国时期发生过什么的谜团也终于得以揭晓了。
认为桃花源的村民一定是从遥远的中原避世于此的观点，并不具有必然性。如果说秦朝对这里的统治仅限于沿河小盆地一些据点的话，倒不妨认为他们是从这里逃亡，而后固守于山中洞穴的。对于他们来说，由秦转变为汉是闻所未闻的异空间之事。
史料相继出土超越《史记》、《汉书》
多数世纪性大发现带有偶然性。秦始皇兵马俑就是当地农民打井时，偶然挖出奇怪俑头得以发现的。里耶秦简的简牍本来也是埋在一口古井里，由于暴雨造成泥石流才被发现的。然而，秦人究竟为何来到这人迹罕至的地方呢？最新的考古发现不但为一直被认为纯属虚构的《桃花源记》提供了真实的依据，同时又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重大疑问。3 里耶秦简 简文所见“三十三年即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这是记录罪犯服劳役刑的账簿（《文物》2003年第一期）
司马迁虽然在秦始皇去世一个世纪后，以《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述了这位第一帝的纪年事迹，但他的记录毕竟是根据秦都咸阳、汉都长安中央朝廷所藏史料进行人为取舍的作品，里耶秦简的大批公文则可以说是秦始皇当时的、未经任何人为编纂的史料。重新认识第一皇帝所处的时代，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2003年秋，又迎来了另一大发现。湖南长沙市一眼古井出土了汉武帝前期的简牍一万余枚。发掘地点距1996年十四万枚三国吴简的出土地不过百米。长沙走马楼吴简才仅仅整理出一部分，又出土了大量的走马楼汉简。与秦始皇时代的里耶秦简一样，这也是一批废弃于古井的汉武帝时代的公文。
这些出土史料的内容虽然尚未整理、公布，但是可以说武帝时代也有了超越《史记》、《汉书》的出土史料，它揭示了一个依据出土史料从事研究的时代的到来。显然，对秦汉时代历史的认识，已经进入新的阶段！
形成多民族秦汉帝国的四百年
1999年，北京石景山老山地区发生了西汉诸侯王墓的大规模盗掘事件。墓中发现一具女性人骨，专家分析认为是三十岁左右的女性，可能是诸侯王的王妃。2001年据该人骨复原的人物面部，有观点认为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吉克人相似。她可能是刘姓皇族诸侯王从西域迎娶的胡女王妃。塔吉克族属印欧语系民族。然而，这一结论引起了争议。为此，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单位，对头盖骨做了3D技术的头部复原。结论是该女子为典型的古代中原地区汉代人物（《中国文物报·遗产周刊》2003年第十六期，2月28日）。认为墓主是塔吉克人的观点遭到否定。
最近，生命科学有着惊人的发展。根据遗传基因信息可以对人类进行分类。人的所有细胞都含有线粒体，其中细胞核的染色体组DNA有三十亿个符号是独立繁殖的，而且仅从母亲那里才能继承的有约一万六千个符号的小型DNA。近年人类学家分析了世界各地民族的线粒体DNA的碱基排序，正在绘制各民族DNA的近似表。据说，现代人类诞生于二十万年前的非洲，在那里多样分化之后，约十万年前其中一支向印欧大陆扩展，欧洲、亚洲人的祖先由此诞生。4 老山西汉墓复原女性像墓主可能是西汉燕王王妃，关于她的民族出身问题引起了讨论
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理学研究科的植田信太郎与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的王丽为首的日中共同研究小组，分析了山东省临淄西汉遗址出土的五十八具人骨，和东周时期九十二具人骨的线粒体。最终探明了在秦统一战争中，最后一个被歼灭的齐民族的情况。当他们将距今两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中期的山东人，与两千年前西汉末的山东人，以及现代山东人的身体特征进行比较时，得出了意外的结论。即战国时代中期的山东人与欧洲人有着相近的关系，西汉末的山东人与中亚的维吾尔和吉尔吉斯人接近。当然，现代山东人与东亚的日本人、韩国人相近（参见多贺谷昭《根据容貌探求日本人起源》，载于《日本人的久远之旅1》，NHK出版，2001年；土井浜遗址人类学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渡来系统弥生人的大陆寻根——与山东省合作研究的报告》，2000年）。
我们常常将中国的世界与那里具有漫长历史之汉民族的历史，以“传统”一词予以固定化的认识。然而，不容忘怀的是：悠久的中国史其实是由各民族共同创造，并且经过不断的质的变化才得以形成的。秦汉二王朝的建立者，就分别出自西方和东方两个完全不同的集团。秦，早在始皇帝的六百年之前，就由于其祖先非子为周朝牧马有功而得到封地。即位于甘肃省东端的清水县、秦安县附近，黄河支流渭水上游的黄土高原之地。而汉朝则来自于刘邦受封的小国，其国都位于陕西省南端，汉水上游的汉中县附近。进一步说，本来的刘邦集团，来自于刘邦的故乡，江苏省西北部的沛县、丰县的地方势力。位于广义的黄河下游东方平原。
小秦、小汉，兼并其他各国而统治天下，创造了大秦、大汉。以如此方式将庞大国家改朝换代的事情毕竟史无前例，我们称之为帝国。或曰秦帝国、汉帝国，或曰秦汉帝国。秦、汉大国形成之前，小秦、小汉是如何通过与其他地域集团的冲突，最终壮大秦人、汉人集团的呢？让我们一起回顾这四百余年的历史！ 第一章始皇帝的诞生暗杀秦始皇未遂事件地方官吏眼中的秦始皇
秦始皇于公元前259年正月，作为秦王子出生于赵国的邯郸。是他结束了战国时代（前403—前221）。五十年的人生之中，他做了二十五年战国时期秦国的王子，后半生的十二年又以皇帝君临统一的秦帝国。他死于前210年，一个世纪之后，他的事迹被司马迁载入《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本纪》以残存的史书《秦记》的年代记为基础，同时汇集地方上流传的掌故，以及古迹中存留的石刻记录等撰写而成。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即可以通过那些对秦之后的汉代一无所知、生活在秦始皇时期的地方官吏的眼睛审视这位历史人物了。他们作为秦国的官吏，在地方支撑着秦的政治，又亲身经历了秦统一中国那种改变了其后两千两百年中国历史的动荡时代。他们是《史记》中没有留下名字、埋葬于地下的那些官吏。5 云梦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墓主 从头到脚陪葬有竹简文书，脚下还有毛笔。头下放置着《编年记》（《云梦睡虎地秦墓》）
为我们保存了云梦秦简的云梦睡虎地十一号秦墓的墓主人是一位南郡管辖下的县级官吏，他没有留下姓，我们只知道他叫“喜”。他生于前262年，死于始皇三十年的前217年。从秦始皇前246年即位秦王，直至前221年统一中国，在此期间“喜”一直是一位地方官吏。
龙岗秦简出土地云梦龙岗六号秦墓的墓主人，虽然没有留下姓名，但他的确是一位县的官吏。“喜”死于秦始皇去世之前，龙岗六号秦墓的墓主人却亲眼见证了秦始皇的死。
里耶秦简并非出自个人墓葬，是在古井中发现的废弃物，多是些县级官吏书写的文件。在秦始皇统一的时代，是这些官吏在地方上担负着平凡的行政工作。《史记》列传中围绕秦始皇记载了许多知名人物，像吕不韦、嫪毐、韩非、荆轲、李斯、蒙恬、赵高、徐福、卢生都是历史上的名人。《史记》中刻画的这些人物群像，的确扮演了极富戏剧性的历史角色。与此有所不同，地方官吏留给我们的文字史料虽说并不生动，但仅就其直接面对民众一点，却能使人感受到民众的气息。以秦始皇为主角的中央政治正剧当然也很有趣，不过增加一种地方官吏的视角去观察的话，无疑可以使我们对秦始皇及其所处的那个时代有着更加全面的认识。那毕竟是司马迁也未能涉及的历史记述。暗杀秦始皇
秦始皇虽是已作古两千二百年的历史人物，但可以说他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活到今天。即便在“文革”期间，孔子受到批判的时候，秦始皇仍受到赞扬。毛泽东赋诗曰：“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拥护秦始皇的观点再度活跃。秦始皇究竟是暴君，还是干才君主的争论自西汉时期已经开始了。
秦始皇是个充满传说色彩的人物，之所以后代产生各式各样脱离史实的演义，是由于他是中国史上最初的皇帝（统一王朝的皇帝至少就有九十八人之多）、建立了统一帝国。但同时这个由西方秦国征服东方六国而诞生的统一帝国，仅仅存在了十五年就又被东方势力最终击溃，于是有了暴君与干才君主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然而，传说很难与史实判然划清界限。司马迁自己对于传说与史实就未能作出自觉的区别。6 筑 全长117厘米，宽11厘米。有五根弦，演奏时左手握柄部调节音阶，右手持竹拨子叩打（《湖南考古漫步》）
统一天下之后，秦始皇在各地树立了赞颂自己的刻石。其中为我们留下了统一战争的回忆，碑文上说：“六国之王，虐杀人民……”秦对东方六国，即韩、赵、魏中原三国，以及燕、齐、楚三国发动的战争，从秦国的立场上看是正义的统一战争。但是作为败北的六国，当然认为是秦征服六国战争。被侵略一方的史书随着秦始皇焚书令的实施已经荡然无存，但毕竟还有这样一个事件有助于对历史的理解。
秦始皇的在位期间可分为：十三岁开始的二十五年间秦王时期和最后十二年的皇帝时期。在秦王时期，发生了北方燕国敌对势力对他的暗杀未遂事件。对此事件秦国的历史上仅留有简单的记载：
秦王政（即秦始皇）二十年（前227），燕太子丹唯恐秦军来袭，遣荆轲去刺杀秦王。秦王发觉此事，杀荆轲，令王翦、辛胜二人攻燕。
在《史记》的《秦始皇本纪》和被秦歼灭的各国的《世家》中对此都予以了非常冷静地记述。但是，那些记载与其说是叙述暗杀事件的真相，不如说是讲暗杀未遂是如何为秦王攻燕提供了借口。战争也要求有正当的理由。在战国当时所处的国际社会中，舆论认为秦迎进了刺客，从结果来看，为的是要惩处背后阴谋的策划者。刺客荆轲：风萧萧兮易水寒
在《史记·刺客列传》中，荆轲奉命执行暗杀的决行一幕，有着极富戏剧性的描述。奉太子丹之命后，荆轲将樊於期将军的项上人头和富庶之地督亢的地图作为进献秦王的礼物，带上秦舞阳出发赴秦。易水岸边送別时，荆轲合着筑的节奏，唱出了那首后人广为流传的诗歌。全体人员白衣素裹为他送行，来到易水边，祭祀道祖神，高渐离为他击筑，荆轲和着筑声唱起悲歌，送行者无不为之潸然泪下。荆轲又唱道：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歌词的四字句与三字句之间以“兮”衔接，这个“兮”不可忽视，它起着调节呼吸、音调，渲染感情的作用。送行者无不感慨，怒发冲冠。于是荆轲登车而去，终无反顾。据说旅行者出发时如果反顾的话，行程中将会发生不吉之事。
为荆轲的短歌更进一步烘托悲情的是筑的伴奏。筑虽是一种弦乐器，但既不用弓拉，也不用指甲弹，而是用拨子击打发音的乐器。是一种便于户外携带的小型乐器。筑在宋代以后既已消失，自从湖南省长沙王后墓出土了筑的实物之后，其形状才重新得以确认。这种乐器的有五根弦，器身仅仅长117厘米，宽11厘米，厚6厘米。有着像吉他似的柄，左手握柄部调节音阶，右手持竹拨子叩打。江苏省连云港侍其繇墓还出土了击筑歌舞图。7 筑的演奏 左边的人物右手持拨子演奏筑，中间的人物看上去正在和着乐曲起舞（吴钊《追寻逝去的音乐踪迹——图说中国音乐史》，东方出版社，1999年）
在中国不仅有以弓拉弦，有以指甲弹弦的乐器，还有用棒击弦的乐器。这种乐器称为打弦乐器或击弦乐器，流传至今的有从西方传来的扬琴。古代的筑也是这样的乐器。指拨子可以凌厉地瞬间叩击，较后来的弓弦乐器来说，这种乐器的干脆音色，也许更加余韵悠长。“兮”的歌声与筑的音色交融一体，与荆轲的心境形成完美的共鸣，触动着人们的心弦。史书与画像石的不同描绘
荆轲一行到达咸阳，袭击秦王的情节也随之进入了高潮。东汉时期的画像石，是一种死者祭庙墙壁的石刻。画像石上的荆轲刺秦王的场面是一种将时间凝固的描绘。让我们来看看《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述的这一场景：8 荆轲刺秦王画像石 描绘了向企图逃脱的秦王政投出匕首的荆轲和伏地颤抖的秦舞阳（山东省武氏祠石室画像石，《石索》）
秦王迎荆轲入咸阳宫，荆轲手持樊於期的人头函，秦舞阳捧着地图匣。一到秦王面前秦舞阳恐惧地颤抖起来，群臣颇感怪异。画像石右下方匍匐于地的那人，描绘的就是当时的秦舞阳。荆轲回头笑笑，道歉说：“北方蛮夷之鄙人，未曾见过天子，所以如此。”秦王说：“送上地图来！”荆轲奉上地图，秦王展图之最末端时，一把匕首出现在眼前。荆轲左手抓住秦王衣袖，右手持匕首刺去。匕首并未刺中身体，秦王惊愕立起，衣袖被撕下。所以画像石中间有一截袖子悬在空中。秦王欲拔剑，仓皇之间，利剑无法立即拔出。荆轲追逐秦王，秦王绕柱而逃。画像的柱子左右，一边是撇下鞋子逃生中的秦王，一边是怒发倒竖的荆轲。
群臣在此紧迫情况下，失去了冷静。按照秦法，即便服侍左右的群臣在殿上也不得携带武器。此时，御前侍医夏无且将手中的药囊掷向荆轲，秦王趁此得以将剑推至背后并拔出，以剑击荆轲。荆轲将匕首投出，却击中柱子。画像石中间的画面描绘了这一瞬间。荆轲最终为左右所杀。
这里，《史记》所载内容与画像石的场景有三处明显的不同：第一，画像石中的秦王并没有持剑击伤荆轲，而是用身上所佩玉环正要投向荆轲；这一动作从画像石右侧的秦王右手明显可以看出。第二，秦王左右人等并未被禁止携带武器，画像石左、右两端的士兵都手持武器。第三，作为救急的重要人物侍医夏无且并未在画像石中出场。9 荆轲 画像石描绘了突袭秦王嬴政（左）的荆轲（《南阳汉代画像石》）史实随着史料的不同而变动
民间关于这起暗杀事件有着各种各样的传说，司马迁的记载与画像石描述的内容应该做不同的解释。以荆轲刺秦王为题材的画像石在各地多有发现，反映了各地的不同传说。历史就是这样，可以从同一个事实剥离开来，在人们的心中得以不断地扩展。这就是历史之所以又是历史剧的缘由。但是，正是由于戏剧性的强烈感染力，所以有必要辨别哪些是史实、哪些是后人演绎。虽说二者之间的界限很难划清。
侍医夏无且曾因营救秦始皇受到赞美，而且一直活到了汉代。司马迁将画像石中所绘民间流传的荆轲故事，和夏无且营救秦始皇一事都收入了《刺客列传》。历史素材中各种出发点不同的史料错综复杂。是谁记述了原始史料，是谁讲述了那些事情，编辑那些原始史料的人又有着怎样的立场呢？可以说，悼念荆轲、从荆轲的角度讲述暗杀秦王事件的是那些被秦国歼灭的六国人。历史记载中说秦利用这一事件最终灭亡了六国。于是，汉代司马迁既结合新史料描述了秦的统一战争，又以赞颂的口吻将荆轲收入列传。
这种冷静的态度贯穿了整部《史记》，以原始史料讲述事件和人物。同一个事件，如果史料有差异，会出现不同的立场，有时甚至出现了矛盾，也并不加以修正。由此可见，《史记》的文章并非创作，书中虽未一一注明出处，但是作为史料的确是原始材料。一名地方官吏与始皇帝的相遇
公元前227年，即刺秦王未遂事件那年，一位名叫“喜”的秦南郡地方官吏整三十六岁。他已经失去了父亲，这一年七月甲寅日母亲也去世了。同年，发生在秦咸阳宫的荆轲刺秦王行刺事件具体在哪月、哪日虽然史无记载，但是这年四月二日，秦南郡郡守向所属各县发出了一篇治安文告却有据可查。这份叫做《语书》的文告写在十四支竹简文书上，作为随葬品发现于喜的墓葬中。秦占领了南方楚国领域之后，虽然在那里设置了郡，但并未能对那里实行完全的统治。《语书》的发布如果是在荆轲事件之后的话，在那种就连秦王自身性命都受到威胁的紧张的国际关系下，为了防止被占领地的叛乱，《语书》可以说这是一份旨在强化秦统治力量的文告。
当时，作为地方官吏的喜对于比自己小三岁的三十三岁的秦王，究竟有怎样的认识呢？很可惜我们没有发现能够反映他个人心情方面的文书。不过，喜死的时候，他的墓中陪葬有墓主人作为地方官吏相关的法律文书竹简。同时还陪葬了一部长达五十枚竹简的《编年记》，由此我们得以窥见当时紧张的政治形势。《编年记》是一种记载墓主人身世的履历书，魏晋时期以后叫做墓志，将死者的经历刻在石头上埋葬于墓中。秦代尚无那样的做法，而是像今天我们写履历书那样，把个人经历按照年号记载竹简上。《编年记》的年号是喜所属秦国的年号，是结合秦国大事所做的记录。其中记载说：“四十五年，攻大野王。十二月甲午鸡鸣时，喜产。”所谓“四十五年”是指秦始皇曾祖父昭王四十五年，即公元前262年。秦王政在此后三年的昭王四十八年（前259），出生于赵国的首都邯郸。喜的出生时刻，在《编年记》中是在记录了秦国攻战大（太）行、野王两地之后的十二月甲午，鸡鸣之时，即凌晨两点。关于秦王政的出生时间，史书上记载曰：“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一名官吏却也留下了出生的具体时刻。以不久后成为中国史上第一位皇帝的人物与一名地方官吏做这样的对比，也是一件趣事。
喜并不是中央派往地方相当于郡县长官或次官等级的长吏，而是出生于地方、在当地被录用的地方官吏。他的职称或叫做“史”，或称为“掾史”。十七岁时他作为成年男子登记了户籍，十九岁那年当上了县史。做这一工作必须能够阅读、书写文字。喜还当过县令史，二十八岁当上了鄢县的狱吏。狱吏的职务仅仅能够读写文字是不够的，还必须能够处理犯罪案件，通晓法律和案例，还必须具有撰述报告书、判决书的能力。
喜在二十九岁那年，即公元前234年曾经从军打仗。从这位地方官吏的生活不难体察到当时战争的紧迫形势。前232年他参加了平阳之战。统一战争结束之后，秦始皇巡行各地时，喜终于有机会见到了秦始皇。本书后面还要提到项羽见到秦始皇的情景，就喜而言，竹简在记述前219年事时写道“今，过安陆”。就是说，作为地方官吏必须保障秦始皇一行在出巡中的安全和道路通畅。所以在迎接皇帝一行时，他自己记述说“现在，皇帝从我眼前通过”。当时四十四岁的喜也许已经不再是地方官吏了。作为生活于秦王时代的喜，我们可以从他见到秦始皇的记述中见到感激的味道。毕竟与项羽所言“我将取而代之”的语气有所不同。喜言及统一后的秦朝虽然仅有一句话、并没有流露出感情色彩，但在“今，过安陆”这仅仅四个字的原文中，还是传递出一种为秦朝供职的欣慰。
与出土史料的淡淡表述有所不同，《史记·秦始皇本纪》对第二次出巡的记载可谓丰富多彩。《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秦本纪》与《秦始皇本纪》是分立的，意在将秦王政以及秦始皇的时期与他之前的秦国相互区分。喜的《编年记》却不是这种结构，而是从秦昭王元年（前306）开始记述到昭王五十六年，而后是孝文王的一年、庄襄王的三年，之后是“今元年（即今上元年）”直至三十年。年表中记述了九十年之间近一个世纪的大事。其中超过半个世纪的五十六年的昭王时期是最值得注意的。秦王政和喜出生的时代，正是秦为成为秦帝国而努力奋斗的时期。战国秦昭王时期拉开帝国时代的大幕
昭王亦称昭襄王，因为周朝第四代王也叫昭王，所以称昭襄王为的是便于区别。这里是根据出土史料而称“昭王”的。昭王十九岁那年就即位秦王了。讲述秦汉时期的历史，是无法忽视战国时期昭王治世那五十六年的。秦始皇的治世也只不过三十七年，所以超过半个世纪的确是很长的时间了，可以与汉武帝匹敌。秦昭王时期国家的领土跨越了国境，不断向东扩大。在早于秦始皇出生半个世纪之前就已经建立了帝国，并于公元前288年称帝，仅仅两个月就成为与称“东帝”的齐湣王齐名的“西帝”。
在秦始皇之前的这次称帝，不愧为后世之先驱。在皇帝称号诞生之前，已经有此用“帝”号代替“王”号以谋求权威之举。司马迁的祖先司马错于惠文王时已经占领了灭亡的蜀国地方（现在的四川省成都平原）。
昭王时期曾经有过大规模杀戮的战争，如斩首两万（楚）、斩首二十四万（韩、魏）、斩首四万（魏）、斩首十五万（魏）、斩首五万（韩），公元前260年秦白起攻陷长平时屠杀四十五万人。当时的战争十分惨烈。《白起列传》中记述了那种场面：
秦动员了十五岁以上的所有人员，集结于长平包围了赵国的军队。长达四十六天的包围造成赵军断粮，以致出现人吃人的情况。赵将军赵括被射杀。赵军败降，白起设计活埋了俘虏，仅将二百四十名儿童遣返赵国。秦军亦死者过半，受到重创。10 长平之战遗址 古代中国的战争非常惨烈山西省高平市永禄村发现十多个人骨坑，埋葬着一百三十多具二十至四十五岁的男性尸骨
此后，秦继而与韩军作战，斩首四万，并于公元前255年灭周。据统计，东方各国在战争中有近千万人牺牲。秦在东方的占领地设立了河东郡、南郡、黔中郡、南阳郡以实现统治。这样做的目的并不在于歼灭六国，只是削减与秦国相邻之楚、韩、魏诸国的领地，以便对其实行统治。郡的设置本是为统治占领地所设的据点。
以“问鼎”故事而闻名、作为周天子的象征的九鼎（即由九州收集来的铜鼎，或曰九尊铜鼎），据说也是在此时归于昭王之手的。天下宾客云集而来，昭王时期的秦国一度拥有了君临天下之“帝”的地位。司马迁在《史记》卷七十二《穰侯列传》卷末的论赞中，称颂穰侯，即昭王母亲宣太后之弟魏冄的功绩说：秦所以能扩展东方领地，削弱诸侯势力，称帝于天下，使天下人皆向西方叩首，实在是穰侯之功。所谓“天下”的概念
此“称帝于天下”一语，意味深长。有国境的领域为国，君临国者为王。昭王本来即位时只是秦国国王。战国时期，王国并列。超越王国之外就是国际世界了，由此出现了天下的概念。当时还没有由一人之手统治天下的意识，但已经出现了超越国境，取得支配诸侯的霸权行为。昭王与齐王二分天下，就是这种的行为。不过，《史记·秦本纪》中有关昭王年代的记载，只是简单地罗列了打胜仗的记录。读者无法从中看到任何戏剧性情节。见不到昭王本人的面孔，只有周围的那些人物。大约能看到辅佐年轻昭王的母亲宣太后的存在。《史记》用“自治”、“专制”这样的字眼形容她的执政。使人觉得这位女性是既像秦始皇的母后，又像惠帝时吕后的政治榜样。
昭王对领土的扩张，可以说是一种中国古代的帝国主义战争。然而，《史记·秦本纪》之外不仅有对外征战的记载，同时还散见有记述昭王内政的内容。而司马迁只强调了其对外征伐的一面，并没有全面地描述昭王的时代。蜀地郡守李冰实行的岷江治水灌溉，商鞅变法实施的阡陌制，推行耕地按东西（阡）南北（陌）田间道路规划的田制。还有抗击北方匈奴，从陇西至北地、上郡修筑长城也是在昭王的时代。秦始皇的政治的原型，即来自对昭王政治的认同。昭王死后葬于芷阳。芷阳即始皇所葬骊山的西麓。昭王生前亲自将自己的墓地选在芷阳，太子和宣太后也分别葬于此。被称为东陵的秦的王族墓葬区，在1986年经过了发掘调查，发现了一些亚字形墓穴和墓室四边都有墓道的大型墓。其中一处无疑是昭王的陵墓。秦始皇的父母也葬于此。始皇在即位之时也依照传统，将东陵的东侧选定为自己的墓地。
昭王那种帝国主义政策的欠账，一直延续至其曾孙秦始皇死后。遭受昭王进攻的楚国、赵国，举国上下对秦的仇恨，可谓代代相传。比起昭王时期的周秦革命，司马迁更重视结束了战国时代的秦始皇之统一大业。从昭王至秦王政，再到秦始皇期间连续发生的事件，在喜的《编年记》有所记载。《编年记》是从昭王元年开始，一直记录到始皇三十年为止的。秦王政与吕不韦
在公元前251年至前247年的短短五年中，秦国王室连遭不幸。昭王、孝文王、庄襄王（庄王）相继去世。当时，喜还是孩子，尚未任职；即便那时他出任官职，也不过是地方官吏，不可能了解中央发生的那些非常事件的真相。据《编年记》记载：“五十六年后（闰）九月，昭（王）死。”“孝文王元年，立即死。”“庄王元年”，“庄王三年，庄王死”，还有“今元年”等等竹简记事的排列。七十五岁的昭王之死，虽说没有什么不可思议，但是孝文王即位三天猝死，“立即死”短短三字所包含的意思，当时其他国家或秦各地的人们，即便不了解事实，也会感到发生了什么事件，他们能一下就理解其中的含义吗？孝文王在昭王长期在位期间年龄也在增长，他即位时已经五十三岁，所以也不排除有病死的可能。但是，如果考虑到特意将孝文王的墓地与昭王分开这一点的话，总是令人感到其中有着意在让庄襄王及早即位的谋略。
在此还要谈谈吕不韦这一人物，吕不韦是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的大商人。他是个行商，不论何种商品，只要低进高出即可。虽说只是行商又并非个体经营者，但看起来他拥有大规模的地域销售网络。他奔走于韩国首都阳翟和赵国首都邯郸之间，两地直线距离就有二百五十公里，从河南省中部直至河北省南端，往来于黄河下游南北两岸地区。
价格起伏是根据地域的差异以及时间的差别而产生的。战国时期不仅谷物、盐、铁，还有漆器、丝绸等无论什么都可成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商人可以利用南北气候的差别，也可以利用人口密度不同的消费地域性差别。由此，吕不韦蓄积了千金财产。虽说千金之家不比王者之富，却可抵一都会之君。此时，他跨越国界选中了一位可作为投机对象的人物。就这样，商人的智慧被有效地应用于秦国的政治。
昭王的太子死后，次子安国君升为太子，成了昭王的后继者。而安国君的后继者的选择则比较困难。后继者并不一定要按照长幼序列选出，与其是否为嫡子相关。而国君正夫人的地位也未必一成不变。谁受宠谁就成为正夫人，正夫人的儿子就可能成为太子。安国君的正夫人华阳夫人虽受宠爱，但没有儿子。
在邯郸作为质子（人质）的子楚，是安国君的中男（次子）。安国君有子二十余人，子楚的母亲夏姬并不受宠。吕不韦见到子楚时说：“此奇货可居！”意思是说，此物价值很高，当认真囤积。出于商人的经验，他即席计算出子楚的价值。囤积一定时间，商品可以增值。但此奇货就得投资千金财产。昭王的寿命、安国君即位时的年龄、向华阳夫人的请求、子楚的不幸境遇等，一切情况和可能都在吕不韦的计算之中。就这样，作为“奇货”的结果，不仅是子楚，即便秦王政即后来的秦始皇帝的出生也包括其中。
子楚初次和与吕不韦同居的舞女会面，就对她就一见钟情。子楚不知此女实际是赵国的豪门之女，而且已身怀吕不韦之子。政出生之后，子楚就将她立为夫人。昭王的军队围攻邯郸时，政刚刚三岁，勉强与父母一起逃至秦军阵营。昭王死后，安国君即位为孝文王。按照约定，子楚当上太子。一切都在吕不韦的策划之中。
孝文王猝死，子楚即位，就是庄襄王。吕不韦当上相国（丞相），封为文信侯，得到洛阳十万户的领地。千金之商实际上成了一都会之君。此后，庄襄王在位三年而亡，十三岁的政成为秦王。即便当时的官吏也要等到十七岁方可任职，作为一国之君掌管国家政务实在过于年轻。母亲以太后之位支持他，吕不韦继续做相国。嫪毐之乱
商人出身的吕不韦富有编制地域国家之间网络组织的才干。在他门下汇集的各国食客有三千人之多。其门客编著的《吕氏春秋》是一部集各种思想的大成之作。全书包括《八览》、《六论》、《十二纪》，共计二十余万字。其中以《十二纪》最为重要。《十二纪》是将一年十二个月按四季分类，再根据自然的循环对所有人事进行的记载。吕不韦虽说不上是缜密的谋略家，但他对于昭王之后的秦国政治，却希望按照书中规划去做。后来《汉书·艺文志》把此书归为《杂家》类。不过，其思想绝不是杂乱无章的。11 传说的庄襄王陵 位于西安市以东小丘之上的圆形墓，据说是庄襄王陵，也可能是即位三日猝死的孝文王之陵
如果吕不韦直至最后仍作为秦王政的智囊的话，秦帝国或许是另一形态也未可知。《吕氏春秋·贵公》云：“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认为不是掌握权力的皇帝一人治理天下。作为天子，不可不体察人民的动向，如果人民不采取行动的话，就会对暴君有利。官吏若担负起各种责任、报效君主的话，君主则安泰。书中如此描绘了理想的天子形象和国家形象。认为维持战国时期的国家关系结构、建立以秦国为中心的联盟国家是可行的。然而，不但吕不韦官场失足，还发生了嫪毐的宫廷之乱。
据《吕不韦传》记载，秦王政即位之后，吕不韦与政的母亲赵太后仍然继续私通，吕不韦唯恐事情败露，就将嫪毐献与太后身边。嫪毐实际上是个强壮的男子，剃掉了眉须伪装成宦官。太后与嫪毐私生有二子，嫪毐也凭借太后之力获得了权势，受封山阳之地为长信侯。但是公元前238年，有人告发了嫪毐与太后的关系，事态骤变。
嫪毐伪造秦王御玺和太后印玺，集合步兵、骑兵以及戎翟首长、舍人，策划在雍城的蕲年宫发动政变。秦王事先已经探知此情，派相国昌平君和昌文君先发制人，展开攻击。咸阳的激战之中，数百人被斩首，逃走的嫪毐也很快被捕。经过真相调查，发现此事的幕后与吕不韦有牵连。嫪毐一族被处以死刑，太后幽禁雍城，嫪毐的舍人流放蜀地，吕不韦饮鸩酒自杀。12 吕不韦所造戈 戈上有相邦（国）吕不韦的名字
像这等近乎内乱的重大事件，在喜的《编年记》中并没有记录。（秦王政）九年的竹简，只记年号，内容空白。与暗杀未遂事件一样，看来秦王并不愿意公布事件真相。因为中央政府若有所动摇，占领地的治安将难以维持。天下统一李斯的野心
吕不韦失足及太后幽禁之后，秦王政开始亲政。李斯作为新的智囊人物登上政治舞台。李斯的政治蓝图与吕不韦不同。
李斯是楚国上蔡县（河南省）人，年轻时与喜是同一地方的基层官吏。喜是县吏，李斯比他高一层次，是郡小吏。虽然有郡与县的差别，喜与李斯毕竟是同一层次的地位。但是，一个始终不过是一个地方官吏，一个却由地方官吏高升至秦的丞相，二人的不同究竟在哪里呢？
李斯与喜之不同就在于：李斯志在将从荀卿（即荀子。本名荀况，尊称荀卿）处所学的帝王之术，不是通过楚王、而是通过秦王付诸实践。荀卿虽以其与孟子“性善论”相对立的主张“性恶论”的儒家思想家而著称，但又非单纯地主张人生来性恶。他认为由于人生来好利欲，所以在乱世必须用礼仪与法来治理社会，使之有秩序。荀卿本人出身于战国末年的赵国，后来曾在楚春申君身边任兰陵令（兰陵县长官）。荀卿通过县的治理实践，总结出帝王之术的思想。
本是一名地方官吏的李斯，入秦之后投奔吕不韦，成为其门下的一名舍人。舍人，不是什么官吏，只是在主人家侍奉杂事而已。吕不韦欣赏李斯的才能，将其推荐为秦王近旁的郎官。舍人的“舍”是指主人的家，郎官的“郎”是指守卫宫中走廊的近臣官吏。李斯侍奉于秦王近旁，得以阐述帝王之术。他强调：历代秦王从孝公、经昭王，至庄襄王的六世，皆从属于诸侯，如今正是歼灭诸侯、完成帝业、统一天下的机会。当时所谓的诸侯虽说是周王所封诸国的君主，但实际上是已经称王的战国君主了。
在吕不韦脑子里是没有“天下统一”这类概念的，他考虑的只是如何继承昭王的帝业而已。秦王采纳了李斯的谋略。李斯被提拔为长史，成为中央官僚制下的一名官员，进而得到客卿的称号。“客”，想来应该是授予外国人的名誉吧！秦王为了实现天下统一目的，向各国派遣了许多携带大量金玉的密使，让他们去那里进行离间君臣关系的间谍工作。贯彻法治与帝王之术的构想
进一步使李斯登上中央官僚之首的机会到来了：公元前237年，由于反对排斥外国人的《逐客令》，他的上书得到了秦王的认可。秦一直以来积极使用外国人才，那种精神是远远超出我们想象的。平定嫪毐之乱的相国昌平君、昌文君曾是楚国的公子（王子）。诸国王室之间，或依靠姻亲国戚缔结友好关系，或撕毁盟约大动干戈。即便我们了解当时的这种关系，仍不太清楚站在国家的立场起用外国王室究竟出于怎样的意图！“相”有辅助之意，相国即辅助王国的人，即后来的宰相。
秦惠文公的相张仪是主张秦与东方各国连衡的纵横家。他担任着谋划与各国间外交政策的最重要官职。他已经不是单纯地受雇于外国人了，而是能够从国际战略的角度使国家强大，正是当时能够使一国得以生存的所需人才。然而，即使那个时代也必定有保守派存在。来自邻国韩国的水利专家郑国，实际上就是个间谍。韩国派遣他来是企图让秦专注于大型土木工程，以此削弱秦国军事力量。由于此类阴谋层出不断，王族和大臣要求秦王无一例外地驱逐外国宾客。此事牵涉到楚国出身的李斯，出于保身的考虑，他上书秦王表示反对。
从上书中的巧妙论述来看，他不愧出于荀卿的门下。秦王被他说服。李斯升为廷尉。喜是在公元前235年当上狱吏的，由此，在这位普通的地方法制官吏与最高执法官李斯之间，也就形成了某种衔接关系。地方官吏在犯罪行为发生时，依法执行处罚。如果他们对法律的解释产生疑义的话，可以直接上报中央的廷尉寻求判断。特别是喜所在的秦国占领地区，法治更是得到彻底地贯彻。李斯终于将导师荀卿也未能实施的理念在帝王的眼前予以了实践。
战国时期的最后十年中，正如李斯所构想的那样：各国间的均衡瓦解，出现希望统一的趋势。自从公元前230年韩王安被俘、韩被秦歼灭开始，魏、楚、燕、赵也逐一为秦所灭，最后一个被歼灭的是最东方的齐。于是，公元前221年秦国完成了统一。前面提到的公元前227年发生的暗杀秦王的未遂事件，虽说险及秦王性命，但正是这一事件成为此后秦一系列统一举措的加速器。廷尉李斯也最终将帝王之术的构想在秦国付诸实现。
看看喜的《编年记》对公元前223年之前秦与各国作战的记事：（秦王政）二十五年、二十六年仅记年号，内容空白。四十开外的喜对于李斯热烈倡导并实现的天下统一，究竟作何感受，竟是一片空白的无言。但是，无言也是一种信息。何况，二十七年记录了家族成员的出生；二十八年记录了秦始皇的巡幸。统一天下之翌年《史记·六国年表》中所载“始皇帝元年”是后来追溯的年号，秦王政即位时是不可能有“始皇帝元年”的纪年的。《编年记》中所记“今元年”的表达，倒是更反映了当时官吏对秦王政时代的真情实感。那一时期的出土史料使人感到了那种时代的气息，一种紧张的气氛感染着读者。《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二十六年条目，是从六国最后一位国王齐王被捕记起的。齐王建与相国后胜出兵守卫西部国境，并断绝了与秦的外交往来。当时，秦派遣将军王贲从燕国南部攻齐，活捉了齐王建。接着记述曰：“秦初并天下。”《六国年表》中对这一年的大事有着提纲挈领的记述：“王贲击齐，虏王建。初并天下，立为皇帝。”如果《编年记》中也出现同样记载的话，则无任何疑念可言。
这一年所发生的事件不仅是秦国，即便就整部中国史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一年十二个月之中，究竟何时秦灭齐国而实现天下统一的呢？对此我们完全无从知晓。当时的秦历以十月为一年的开始，以九月为一年的结束。认为一年的开始不是在春天，而是在冬天（十至十二月）。喜的《编年记》于始皇二十六年是空白，那么是否还有其他可以求证的史料呢？新出土的里耶秦简中发现了始皇二十六年的纪年简牍。
里耶秦简的三万六千支简尚未全部公开，虽说仅仅发表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却包括了秦始皇二十五年至秦二世二年的纪年简。仅此，意义已经非同凡响。总之，这一史料并非来自中央，而是可以反映周边地方对当时天下统一这一历史事件反应的史料。那么，地处酉水上游里耶古城的人们，他们对遥远的秦都咸阳所发生的，即秦最终歼灭了山东齐国的事件，究竟持何种态度呢？我们无从知晓。
里耶秦简中记载始皇二十六年木牍共有四块：即三月甲午（十三日）、五月庚子（二十日）、六月癸丑（四日）、八月丙子（二十七日）的记事。记录者是洞庭郡迁陵县的官吏，内容是县的行政文书。
然而，所记内容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想，文书中根本没有记载统一天下的历史事件。秦的官吏们在这一年仅仅专注于本县的行政事务。四篇文书的内容如下：
三月甲午（十三日）的文书是一份由县司马导和县尉乘□（此一字无法释读）二人制订的卒算簿。“司空”是国家、地方官署管理徭役劳动的机构。“卒”是服兵役或因土木工程而征调的服徭役者。“算”是向普通百姓所征收的人头税。另外，由于秦时期实行以钱抵罪的赎金刑，而且可以服劳役可以换算为赎金，所以司空也管理服刑者。
根据上述的喜留给我们的《司空律》竹简文书，其中有服刑一天日薪八钱的规定。比如，八百钱可赎罪的话，劳动一百天可抵罪。秦时戴罪服刑者须从事修筑都城、长城、陵墓等等劳动。如果是役使普通农民的话，还得考虑如何避开农忙季节的问题，但如果是罪犯的话则可以任意驱使。县级官吏负责制订服徭役的劳力名簿。13 秦始皇
翌年的二十七年八月壬辰（十九日）的木牍记录了邻县酉阳县狱吏启根据名簿提交的所需徭役的申请报告，以及迁陵县守丞（副官）令司空处理此事的内容。如果徭役的内容是执行警备任务的话，那么酉阳县一定发生了某种紧急状况。叛乱事件与侵占船只事件
二十六年五月庚子（二十日）的文书，是关于迁陵县下属一个叫启陵乡村庄的记载。当时，县以下的行政单位是乡、里。乡管辖着最基层的里。县官署也设于某乡，设有县官署的乡称为“都乡”。这份文书记录了启陵乡劾姓等十七户人家转为都乡管辖时出现的问题。迁陵县守丞（副官）敦狐命令都乡处理此事。很可能这十七户人家本是一个独处山区的小村落，秦为了控制每一个居民点，就必须将此类村落统统划归乡里制的行政系统。
二十六年六月癸丑（四日）发生的事件更是紧迫，文书记载了越人举城叛乱的情况。这是一份迁陵县下判决之前的确认文书。由于出土文书中有断简，具体内容不得其详。在张家山汉简有称作《贼律》的法律，规定城邑或亭障叛乱者，以谋反罪处以腰斩。处以拦腰斩断的极刑，属于背叛国家罪。越人的“越”看起来虽像是江南山岳民族的首领，但因为这里是对叛乱首领的判决书，所以“越人”在此是个人名。作为人名的“越人”在三十三年的文书里也曾出现过。那位春秋时期的名医扁鹊也是姓秦，名越人。在迁陵县，比北方战局更重要的是如何保障县内治安稳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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