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万年中国简史(全二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姚大力、钱文忠、于赓哲、李山、武黎嵩、仇鹿鸣、吴钩、方志远、马勇著

出版社：上海文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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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万年中国简史(全二册)试读：

作者阵容

在本书的开始，我想谈谈中国起源、发育和壮大的时空节奏变迁的问题。如果我们把中国看作是一个舞台，中国历史就是这个舞台上呈现出来的一出又一出精彩绝伦的、长达数千年的戏剧。

但是数千年以来不断发生变化的，不光是舞台上演出的那些大局面和大走势，而且连作为舞台的中国本身也在不断发生重大变化。既然如此，要了解中国的历史，就应当先弄清楚“何为中国”的问题。所以作为这门课的一个引子，我先要在这里简单地介绍一下中国的时空范围是如何变化的。

中国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有今天这样大的。如果能把时间倒推三千多年，去问一问生活在那时的人们，在他们心目中，“中国”到底有多大，答案一定会大大出乎你的意料。最初的“中国”，画到今天中国的地图上，只是一个点而已。所以中国是随着历史的演进而不断变大的。尽管我们今天追溯祖国历史的时候，必须以当代中国的疆域作为它的空间范围，但是今天的这条边界线其实并不是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的。

传统时代称为“中国”的一系列王朝政权，绝大多数都不如今天中国那样幅员广阔。那么中国到底是如何越变越大的？笼统地讲，中国的发育和壮大，是在一种迭经转换的时空节奏中实现的。它可以被概括在自南向北、由北到南，再从东往西这样三个语词之中。三个语词，分别标志了三个前后相继的历史阶段。

其中自南向北的阶段长达四五万年，然后是由北到南的阶段，有三千年，最后是从东往西的阶段，有一千年。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人类社会的变化节奏——越是靠近现代就变得越快。

现在就从最早也最为漫长的那个时段讲起。所谓自南向北，是指绝大部分现代中国人的祖先，分成不多的几批人群，先后从东南亚进入今天中国境内，并且在寻找生存空间的艰苦探索中，朝着各个可能的方向挺进，逐渐自南向北扩散到中国全境的那个过程。它发生在从公元前四五万年直到公元前两千年这样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时期之中。

我这么说，可能会让不少人不以为然，或者让他们大吃一惊。他们会问，根据我们以前读过的教科书，中国境内不是有生活在170万年前的元谋人、70万年前的蓝田人、50万年前的北京人等古人类吗？你怎么能说我们的祖先人群进入中国最多只有四五万年的时间呢？这不是要把中华民族的历史一下子砍掉一百五六十万年吗？

当然，如果说中国的历史要从中国这片大地上出现人类讲起，那么中国史确实应当从元谋人、蓝田人开篇。但是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等的祖先，与全球现代人共同的祖先人群之间，早在大约180万年前，就在物种演化的道路上分道扬镳了。所以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并不是现代中国人的直系祖先。如果我们想追溯的是一部现代中国人的历史，那么它就真的只能有四五万年可说。当然四五万年也已经足够漫长了!

这也就是说，四五万年之前，中国大地上旧石器时代中期以前的全部史前文化以及部分晚期石器文化的创造者们，其实是直立人和早期智人。他们比现代中国人的祖先更早生活在这里。所以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次重大变局，实际上正应该是现代中国人的祖先如何取代直立人和早期智人的那段神秘的故事。

四五万年前进入中国的我们的祖先，当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属于大约7万年前走出非洲的现代智人的后裔人群。不仅是今天的中国人，全球现代人类都源于这一支现代智人，它们是罗德西亚人的后裔。不过走出非洲的还不止这一支人类。

我们刚刚提到，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等早期人类的祖先直立人，在大约200万年前就已经走出过非洲，不过他们的后代在最近30万年前都已灭绝了。产生出罗德西亚人的祖先海德堡人，形成于100多万年以前，他们后裔中的一支，在80万年前也曾经走出非洲，然后在约50万年前分离并且逐渐演化为智人的另外两个亚种，又称为早期智人，那就是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两者都曾与现代人共存于世直到三四万年前，并且相互间有过生殖的交流。所以我们现代人体内除了罗德西亚人的基因以外，还有少部分基因来自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

现在有“智人三分”的说法，就是指现代人的直系祖先罗德西亚人，以及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三者而言。甚至在罗德西亚人的后裔中，也有比今天人类的直系祖先更早走出非洲的。他们至少在西距地中海三公里的以色列境内的斯库尔洞穴留下了他们的遗迹，时间大概是10万年以前。他们后来似乎也灭绝了。

现在让我们回到今日人类的直系祖先走出非洲的故事。

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他们并不是唯一走出非洲的人类。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的共同祖先，曾先于我们的祖先，在80万年前就走出了非洲。比他们更早走出来的，有早已为我们所熟知的直立人，时间约在190万年之前。现代人的直系祖先，则是在距今20万年前，在非洲大陆演化为现代智人的。而他们走出非洲，则是在大约7万年前。

6万年前，他们已经沿印度洋海岸线和东南亚到达澳大利亚，现在一般称他们为早亚洲人，因为他们比进入亚洲的后一批现代人要早上2万年。早亚洲人里滞留在东南亚的部分，后来又从东南亚进入东亚。

约4万年前，在晚亚洲人出发东行之时，现代人祖先人群从中东到达欧洲。另外，从中东向北行进的人群中，有一支折朝东北方向迁徙，在1万年前到达北美洲和南美洲。今天的人如果要这样走，就必须渡过白令海峡。可在那时候，连接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的陆地，还没有被海水淹没。最初历尽千辛万苦而得以踏上美洲土地的现代人的先祖很可能不超过200个人。

就是这样，再加上留在非洲的与我们共祖的人群，也就是今天的布须曼人和俾格米人的祖先，除南极之外的全球各大洲就都被现代人占满了。

最早进入今天中国境内的现代中国人的祖先，就属于从早亚洲人中分离出来的人群。在四五万年前，他们辗转踏进中国的土地，在后来说蒙古语和属于通古斯语系各种语言的人群中，留下了来自他们的较多血脉。所谓通古斯语系是指流行在今天东北和俄罗斯的鄂温克语、鄂伦春语、乌德盖语、满语、赫哲语，乃至已经消亡的女真语等各种语言。

此后下一次从西亚进入东亚的人群迁移，发生在4万年前，所以[1]称他们为晚亚洲人。他们是横穿印巴次大陆的北部，在3万多年前到达东南亚的。这批人中的一部分，在盛冰期，也就是2.5万～1.5万年前之间的一个最寒冷的时期，从南方进入今中国境内，又随着盛冰期的结束和冰川的消退而自南向北迁徙，逐渐分布到今天中国的大部分地区。

可以说，晚亚洲人充当了塑造上古中国人口分布的基本面貌的主角。此外，在亚洲北部，自南向北扩散的东亚人群，与从中东向西伯利亚扩散的西方人群相融合。而在中亚，新疆成为东西方人口迁徙运动的交会地区。一方面有东亚人群的西去，另一方面又有西部欧亚人群的东来。这些也对中国人口的分布格局造成了重大影响。

到现在为止，想来我已经说清楚了，中国现代人的直系祖先们是在何时以及如何从外部世界走进今天中国的疆域之内的。我猜想，一定会有为数不少的朋友心里有点纳闷：你说的这些关于早期人类起源和他们在全球漫游的信息，又是从哪里获得的？02 你的身体里流着谁的血

现在我们要对前面讲过的内容做一点带注释性质的补充，但是这可能会使读者失去某些耐心，所以我想把它们变换成两个问题进行讨论。

第一个问题比较简单一点：早期人类是如何发现到达全球的那些迁徙路线的？前面提到过早亚洲人，也就是大约7万年前向东进发的那批现代智人，是一直沿着海岸行走的。从我们今天看来，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原始人类的生存能力还极端低下，而在浅海附近，他们最容易获得动物蛋白的补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开始就明白这一点。

在以采集、狩猎等攫取型经济来维持生计的时代，定居的大型人群将会很快因为四周生活资源的枯竭而陷入绝境。所以早期人类不得不分解成比较小的群体，在盲目地向外围世界不断离散和移动的过程中，去寻找各自的生存空间。在缺乏明确目标的漫游中，绝大多数群体由于遭遇这样那样的自然障碍，比如各种地理上的天险、瘟疫的袭击，以及其他的突发性灾难等，而归于灭亡。

只有一道接一道地通过了“瓶颈”压缩的少数幸运者群体，才得以继续生存。由这些幸运者群体无数次的偶然选择所连接起来的浪迹天涯的脚印，就是我们上面说到的“迁徙路线”。换句话说，这些所谓“路线”并不是出于早期人类的主动设计，而是他们以数不清的生命作为代价，去“试错”的结果。

第二个问题，有关人类起源和原始人群向全球迁徙的这么多信息，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这些对生命科学研究者以外的其他人来说，至今还带有某种颠覆性的知识，主要来自分子生物学(也有人称之为“分子人类学”)在最近三四十年里面迅速发展的成果。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人类学教科书里，仅“人类”一个物种单独占据着动物遗传谱系里“人科”的位置，高居在“猩猩科”之上，但分子生物学完全改变了这一认识。原来属于“猩猩科”的黑猩猩、大猩猩等三个物种，今天已经完全被归入“人科”。

而与我们现在的讨论关系更密切的是，人们曾经普遍相信，现代人进入东亚的路径，是从西面先到达亚洲北部，然后再从北向南散布到东亚各地的。但是由分子生物学提供的信息，可以说是正好相反，现代人类是从南方进入东亚的。

分子生物学所关心的重大课题之一，就是在分子水平上考察和研究人类起源，以及不同人群间分化和融合的机理和历史。这里所谓分子水平，是针对男性人体细胞核内第23对染色体中的一条Y染色体上那一丝DNA而言。因为它就是由一个分子，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由一个长串复合分子构成的。如果把它拉长，可以有两米长，上面大约有6000万个碱基对，也就是基因片段。在父亲遗传给儿子的Y染色体的有些区段，基因片段的排列会因为Y染色体与来自母亲的X染色体的结合，而发生序列重组。但是Y染色体上有3000万个基因片段，是位于非重组区段的。

在从父亲到儿子的世代传递中，位于非重组区段的这3000万个基因片段，除每代平均有一个会发生随机突变外，都会以相同的编排序列，完整地由父代遗传给子代。而逐渐积累起来的基因突变也会一代接一代地遗传下去。因此如果样本齐全，根据这个区段上基因片段的排列，就不难把出于同一个父系的所有后裔成员编入一个血缘谱系[2]之内。同样，人类细胞内的线粒体基因片段，也可以由母亲完整地遗传给女儿，所以从线粒体DNA可以追溯一个女人的母系血缘关系。

有关人类DNA研究的突破，先是出现在对线粒体DNA的研究方面。20世纪70年代，全人类女性都出自一位非洲夏娃的发现，惊动了全世界。然而这项研究中的某些疏漏之处，引发了针对它的暴风骤雨一样的批评。从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检测技术的显著进步，不甘心的研究人员们重新振作起来，并且把考察对象更多地聚焦到Y染色体DNA上面。

现代人类是某一个非洲夏娃与某一个非洲亚当的集体后裔，对这一见解现在已经很少有行内人再会提出疑问了。一种似乎导向死胡同的研究路径，在经历一番柳暗花明的转折之后，重见天日。基因研究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范性的例证。

Y染色体DNA不仅可以用来追溯个体的父系血谱，也可以用来检测各个大型人群的独特遗传结构。不仅如此，对拥有各自特定遗传结构的不同人群之间分化和融合的相互关系，以及它的历史过程的探查，现在也有了可能。

早期人类从祖先群体中离散开来，四处游走，再加上他们因为一再遭遇各种自然与社会性的灾难，而发生群内人口严重耗损的所谓[3]“瓶颈效应”，都必然会导致祖先人群原先拥有的相当一部分根部基因变异在群体各个分支中丧失，尽管每个分离人群的下游基因变异可能在持续增加。因此，具有同祖亲缘联系的各人类群体的根部基因变异最丰富的所在地，便是那一系列同祖人群起源的地方。这就是论证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的基本原理。研究线粒体DNA和常染色体DNA，对于揭示上述秘密，也可以发挥各自特殊的功用。

人身上的不同基因突变对后代产生的影响也非常不同。一方面，每个人群都会在一些特别时段生成若干对本群体父系遗传贡献非常之大的个体，从而把属于他们的基因突变传递给这个人群中占很大比例的后代成员。

另一方面，部分基因突变从人类生命史中被“抹去”，也不只发生在远古时代。没有生育或者没有生育男性后裔者的基因突变，也容易随世代的更替而最终丢失。这种不断发生的基因突变遗失，有效地抑制了被传递下来的基因变异多样化的规模。有些研究揭示出，生活在不同时期的对现代人有直接遗传贡献的人，也就是得以把属于他们自身的基因突变一直保留到现代人基因组中的个体，包括非洲夏娃和非洲亚当在内，总数不过8.6万而已。

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对于没有后代会产生一种深刻的焦虑。但是如果你发现人类绝大多数的个体实际上都没有能留下自己的直系后裔，你还会受这一类的焦虑的干扰吗？

好了，现在可以结束这个可能已过于枯燥的科普话题，接着讲述现代人在进入中国境内后如何四处迁徙的基本情况了。

最早大约4万年前进入中国的早亚洲人，其实至少有两支。其中携带D单倍型的一支，应当是在四五万年前从中国云南与缅甸交界处的山谷走廊进入中国的。这支人群在青藏高原的羌族和藏语系民族中留下了很稀薄的遗传成分。东南亚以及印度洋东部安达曼群岛上的尼格罗陀人，则是尚未进入中国的D单倍型人群的后裔，虽然在其中有些人群里，这些遗传成分几乎已经完全丢失。他们是中国古代小说描写的身材矮小、肤色黝黑、短发卷曲，对主人忠心耿耿的“昆仑奴”的原型。

另一支携带C单倍群的早亚洲人，就像我们前面说过的，沿东海与黄海海岸线北上，在1.5万年前抵达黑龙江南北，成为今蒙古语和通古斯-满语各族共同祖先人群中最古老遗传成分的贡献者。蒙古语和通古斯-满语祖先人群的最早分化就发生在此之后。

与早亚洲人一样，晚亚洲人也是分别从滇缅走廊和今天两广的陆海边界入境的，时间大约在2万年前。他们的染色体类型中最突出的是O型，还有少量的N型乃至更稀少的Q型和R型。今天靠近中国边界的东南亚邻国人口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极可能源于已经进入中国，在人口膨胀后又重新溢出今中国版图的晚亚洲人。

从两广的陆海边境进来的那批晚亚洲人，是后来构成壮侗语系各民族，例如壮族、侗族、傣族、水族等族的最古老的祖先人群，他们恐怕是从上古直到秦汉记载中经常提到的“百越”的主要成分。直到东汉时，从今天的越南北部，北至杭州湾，仍然“百越杂处”，分布着骆越、夔越、夷越、瓯越、闽越、于越、南越、扬越、大越、山越等名目繁多的越人。他们未必都是同一种人，未必说同一种语言，但其中一定有相当大的部分属于壮侗语人群。

春秋后期，在江汉流域仍然有不少壮侗语人群的分布。两汉之际[4]的刘向，在《说苑》这部书里采用两种方式记录了一首《越人歌》，一种是它的汉语翻译，另一种方式则是借用汉字来记录《越人歌》的本来语音，类似于有些小朋友用“古特毛宁”四个字来记录英语“早上好”的发音。今天研究壮侗语的专家，可以毫无困难地借当代壮、侗语的知识，对汉代用汉字记音的文本从事试读。他们通过这个方式翻译出来的文本，所表达的意思与刘向记录的汉译本十分贴近。虽然刘向记录的译文可能因为深受汉代流行的楚辞风格影响，而已经变得“宛若楚辞”。

这个例证非常生动地表明，所谓“越人”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口说的是属于壮侗语族的古代语言。他们沿海岸北上，走得非常之远。活动在上古中国北方的“东夷”中，可能还有他们的后裔，甚至主要就是由他们的后裔构成的。

如上所述，从两广陆海边境和从滇缅走廊进入中国的晚亚洲人，同样在南部中国后来的人口史和民族史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但对华北来说，后一批人群，也就是从滇缅走廊北上的晚亚洲人的影响，相比而言就要大得多了。03 “长江”的名字来源于东南亚的语言

下面我们讨论一下从滇缅走廊，也就是从今天的云南省和缅甸交界地区进入中国的晚亚洲人。当然在他们不停迁徙的路上，也总会有些人不时地就地停下来，不再跟随同伴继续往前走。

沿滇缅走廊北进的人群中最早沉淀在西南中国的部分，后来演化[5][6]为说孟-高棉语的各个人群。历史上所谓的“百濮”，其主体可能就由他们构成。顾名思义，我们不难想象，现代说孟-高棉语的民族，就应该包括高棉人，也就是柬埔寨人，以及伊洛瓦底江下游的孟人。

古代孟人的分布空间后来受到从北方南下的缅人的严重挤压。后者属于藏人的亲缘人群，在语言上同属于藏-缅语族。越南语也属于孟-高棉语族。如今在中国境内，只有在云南边界还生活着三个人口极少的孟-高棉语民族，即佤族、布朗族和德昂族。但在古代，孟-高棉语人群在中国的分布，还可能从西南地区大规模地向外扩展。

就像我们后面会提到的，当原先居住在华北的上古时期的汉语祖先人群，沿着汉水到达长江，并且入乡问俗，向当地的土著询问如何称呼长江时，当地人回答他们说，它叫krong。这个词在孟-高棉语里的意思就是大河流，南下的汉语祖先人群把它误解为长江的专名，用“江”这个汉字来记录krong的发音。

上古汉语里是存在着诸如kr-、pl-等双声母的，也就是字头辅音包含两个辅音的元素。“江”字就是以kr-为首辅音的双声母字，所以正好用它来记录外来名词krong的读音。汉语里的“江”就这样变成长江的专名。只是到后来，它变得可兼指流入长江的大支流，再转义为可以泛指一般大河流的普通名词；而它的读音则从最先的krong演变为kjang，而后随16或者17世纪的汉语新产生出j-、q-、x-三个辅音，最终演变为今天普通话里的jiang。“江”从土语中泛指大河流转义为汉语中对一条大河流的专称，与到达南美的欧洲人把印第安语里泛指大河的普通名词“密西西比”误解为今天密西西比河的专名，道理完全相同。另外据文献记载，中国南方当时有人称死亡为“札”，孟-高棉语就把“死”叫作chad。而“札”在古汉语里是一个带尾辅音-t的收声字，所以用来记录chad的读音也正好。可见孟-高棉语人群在上古中国的南部呈大面积分布的状态。

这一批晚亚洲人当然没有全体止步在中国的西南一角。其中折向东偏北继续前行者，在今天华中地区发展成说苗、瑶语的各支人群，是今天湖北、湖南地区苗族、瑶族等人群的祖先。而从继续朝着大体上正北的方向前行的那部分群体里，最终分化出占今天中国人口90%之多的最大民族，也就是汉族的祖先人群。

由南向北穿越四川盆地的晚亚洲人，看来在翻越秦岭之后获得了很大的拓展，一路分布到太行山的东麓。这部分人曾经说一种原始汉藏共同语。在公元前大约4000年左右，也就是距今6000年前，他们又分化为说原始汉语和原始藏缅共同语的两群人。

这也就是说，几乎囊括今河南、山西和陕西省范围的仰韶文化(公元前5000—前3000年)，其创造者很可能是原始汉藏共同语的人群。在仰韶文化形成发育约千年之后，共同创造了这一文化的人们开始分化成两个分别说原始汉语与说原始藏缅共同语的人群。造成这一分化的主要原因，可能是身处仰韶文化西部边缘的一部分人，因生态环境不宜于进一步的农业开发，而选择把原来从事的农业和流动畜牧混合经济逐步推向专门化流动畜牧业的发展方向，因此逐步从他们原先的居地迁往更西更南的宜牧地区。中国学者新近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文章，综合分子生物学、考古和语言史领域的研究，把上述分化的年代定位于5900年前。由此可见，继碳十四测定技术的发明之后，基因研究对于推动第二次“考古学革命”起到了何等重大的作用。

与上述过程同时，位于西进人群之东的仰韶人，不但与它更东面的其他人群发生频繁密切的交往，还在西面逐步占据了由于原始藏缅共同语人群的向西退却而留出来的旧地盘。而原始汉语就是在他们中间逐渐形成的。

研究汉语史的人早就认定，汉语和藏语起源于同一种远古的共同语言。证据实在太多了，现在只举一个同源词作为例证。古藏语“鱼鳞”“盾甲”读作khrab，上古汉语里把“甲”读作khrap，这两者是千真万确的同源词。只不过“甲”的读音在汉语复声母分化后变成kjap。入派三声后变成kja，然后在汉语首辅音j-、q-、x-产生后，变成它今天的语音jia。经历此种复杂音变后，一般人很难再从语音角度直接感知两者之间的同源性。现在分子生物学以基因为根据，推断汉藏两族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人群。出于两种完全不同的学科领域的结论，恰好可以在这里互相印证。

除了上面提到的汉藏共同语人群以外，活动在河西走廊到今新疆一带的，主要是从更西面的中亚地区迁移进来的若干支印欧语系的人群。不过他们的历史大概超不过4000年，远远不及活动在东亚的人群那样久远。从东亚也有人往西一直走到那里的，但是他们基本上被吸纳进文化上占支配地位的印欧语人群之中去了。

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印欧语人群的起源地在黑海和里海以北的草原地区，原始印欧语人群的最初一波扩张，可以粗分为三支，分别到达西欧、今天土耳其所在的小亚，以及东部哈萨克斯坦草原和阿尔泰山—萨彦岭山地。

上述第三支人群在4000年前移居塔里木盆地东部的各个绿洲，他们所说的语言被后人称为“吐火罗语”，是著名学者季羡林深感兴趣的研究对象之一。他们一直在该地生活到公元9世纪，被在那里建立统治的回鹘人，也就是维吾尔族人征服，并且最终淹没在其语言归属于突厥语族的维吾尔族人里面。

天山以北和塔里木盆地西部，也被从西方进入的东伊朗语人群所占据，分别是游牧的月氏人和靠绿洲农业以及过境贸易为生的于阗塞人。于阗塞人大致与吐火罗人同时被它西面的邻国喀喇汗王朝征服，并且也很快融合进突厥语人群之中。

在今天中国境内，除了维吾尔族，还有哈萨克、克尔克孜、撒拉等六个讲突厥语族诸语的民族。原始突厥语人群的起源地应该是在蒙古高原的西部。从遗传结构上看，这个人群中除有O、C等源于东亚和东北亚的染色体基因成分外，还含有在印欧语人群中高频分布的父系单倍型R1a1。因此，原始突厥语人群与原蒙古语和原始通古斯语人群，不像是从同一个祖先人群分化出来的。过去学术界曾经把这三个语族合称为“阿尔泰语系”，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个语系是否成立，遭到越来越多专家的怀疑。

本世纪初，一位博学的俄罗斯语言学家出版了三卷本的巨著《阿尔泰诸语辞源学词典》。但是另一个以分析新波斯语中的突厥语与蒙古语成分而享誉全球的德国语言学家在对这本书的书评里指出：读完这本试图肯定阿尔泰语系身份的书以后，他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阿尔泰语系不可能成立。语言学和分子生物学又一次以各自不同的切入路径，达成了彼此非常接近的认识。

好，我们已经接触到了中国境内讲各个主要语系属下各种语言的上古人群。但说到这里为止，“中国”其实还没有出现。然而由于上古人群付出了成千上万年的、自南向北逐渐打开自己生存空间的努力，“中国”很快就要从一片混沌的东亚大陆上逐渐浮现它的身影了。04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时仅指中原一带

也许会有不少人，对中国历史的印象就只是一部汉民族史，最多再加上四周许多边边角角的所谓“落后文化”，它们都满怀崇拜地围着汉文明团团转。带着如此印象的人，读了前面几节后，一定会有点吃惊。中国历史其实远远不只是汉人的历史，而必须是多民族文化交相辉映的历史。例如，它必须包括在新疆那一大块中国领土上，曾经存在过的说印欧语的不同人群的历史与文化。有人这样描写新疆当年的人群、语言与文化的多样性：“塔里木盆地早期文献所反映的社会、语言和民族多样性，其复杂程度可以与我们今天在一个国际枢纽空港所看到的情况相比。“沙漠极有利于保存干尸、干尸上的衣着、其他随葬物品，以及书写在石头、木片、皮革、纸张之上的数不清的文献。20世纪早期，一个前往塔里木盆地的德国探险队，带回来17种不同语言的文本。“如果我们把自己想象成一名往返于公元8世纪丝绸之路上的行商，就能大概领略上述那种语言现象的复杂性：一个最常见的来自西方的商人，他在家里说的应该是粟特语；在他曾到访过的佛教寺院里，经文可能是混合梵语的，而日常用语则是吐火罗语；如果他的行程是往南抵达和田，他或许需要用和田塞语从事交流；如果他在那里遭遇来自南边的劫掠，他就必须说吐蕃语以求从对方手中解脱，或者祈求被说汉语的军队解救；他甚至会突然碰到一名买卖羊群的说现代波斯语的犹太商人；如果他看清了正在转变的风向，他还会让他的儿子花点时间学习回鹘语——一个重要的突厥语部族的语言。这个部族将在公元9世纪君临塔里木，变成下一个支配该地的民族和语言群体”。

可以十分肯定地说，以上所提到的，就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而不只是在讲授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时，才需要介绍的内容。

前面几节已经相当全面地描述了现代中国人的祖先如何从南方北上，分布到这片极其广袤的土地之上。且走且住的漂泊生活，把他们所创造和继承的叫作“文化”的各种遗物、遗迹、遗址，留在难以数得清的地方。

非常关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著名华裔历史学家何炳棣，晚年回国时总带着一张描图纸，上面是由他本人手描的一幅中国地图，标注了新石器时期考古发现的所有地点。他曾把这张图展示给我看，激动地说：“你看，黄河流域已经被画得密密麻麻了!”何炳棣特别在意华北的新石器文化，他称那里是“中国文明的摇篮”。

事实上，最近40年的考古研究所揭示出来的，是新石器文化在全国各地如同“满天星斗”一样全面繁荣的局面。它记录的正是从现代人在四五万年前踏上中国国土开始，经过新石器时代，也就是公元前8000—前3500年，再到公元前2000年的铜、石并用时代结束之时，我们的祖先自南向北开发中国大地的辉煌成果。

但是直到自南向北阶段的结束，“中国”这个舞台仍然没有被搭建起来。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历史又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转折。随着华北在“满天星斗”的局面中突起，中国发育的时空节奏也就由自南向北转变为由北到南。“中国”的出现就在这个阶段的第一个千纪，也就是公元前2000—前1000年下半段。

代表了中国考据学全盛时代的乾嘉学派，有一个基本学术主张，叫“循名责实”，也就是根据对事物的命名，去追寻它的实质意义。既然出现了“中国”，那就让我们先从“中国”这个名称的意义入手，导出下面对“由北到南”和“从东往西”这两个阶段的讨论。“中国”这个名词在历史上曾先后有过五层意思。

现在我们都已经知道，“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铸成于西周初叶的著名青铜器“何尊”的铭文内。铭文记录周成王追溯他父亲武王的话：“余其宅兹中国。”意思是，且让我安顿在这个称为中国的地方。周武王是否真的说过这句话，今天已经没有办法确切地知道了，但至少这个名称在周成王说出这番话的时候已经流行了。这里的“中国”是指今天的洛阳及其邻近地区，大体上与后来把那一带视为“土中”，也就是天下中心是一个意思。这是“中国”的第一层含义。

中国的第二层含义是指以黄河中下游平原为主体的中原地区，大约包括今天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等省。但是这个意义上的“中国”要靠做概念的减法推演出来。什么叫概念上的减法呢？就是看看古人把哪些地区排除在“中国”的范围内，通过减掉这些地区，反推出当时古人认为的“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范围。

荀子说，战国时候的秦，“威动海内，必将危害中国”；韩非说，中国的君主们都知道，南方的越国越是富强，对中国就越不利。从这两句话就可以知道，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包含秦和越两国。也就是说在战国时期，处于今天陕西省关中地区的秦国和处于今天浙江省地区的越国，还不算在中国的范围之内。不只如此，这个意义上的中国也不包括吴、楚在内，也就是不包括广大的长江以南地区。《汉书》记载，刘邦股部的左侧有72颗黑子，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长在皮肤上的痣。唐朝人颜师古在这里注释说，所谓黑子，在中国都称为黡子；而吴、楚的民间，把它称为“誌”。“誌”也就是“记”的意思，我们今天有时候也把“痣”叫作“记”。所以秦、越、吴、楚，都曾在“中国”的范围之外。可见这个“中国”，仅指中原而言，也就是以黄河中下游平原为主体的那个地区。

中国的第三层含义，把关中也包括进去了。《史记》列举天下的八座名山，说它们“三在蛮夷，五在中国”。位于关中的华山被列入“中国”之内，可见司马迁所说的中国，也就是距今2100年左右的西汉时代所理解的中国，已经把北部中国的核心地区全部包含在中间。

差不多与此同时，“中国”又有了第四层含义，也就是用它来指称以华北核心地区作为统治基础的中央王朝。在后来，甚至也可以指立国于南方的中央王朝，比如说建都南京的东晋、建都杭州的南宋所曾经控制的全部版图。当“中国”被用来命名这样一个疆域范围时，它当然就经常会远远地超出汉地社会和汉文化所达到的边界。秦、汉版图已先后到达今天的广东、云南，但是正如我们稍后将会说到的，直到那时候为止，淮河、汉水以南广大地区的土著，都还根本不是讲汉语的人群。“中国”的第五层含义，是随着汉语人群向华北以外地区的大规模迁徙流动而产生的。它指的是在国家版图内，不断地向外拓展生存空间的那个主体人群，以及他们的文化，也就是汉语人群和汉文化的地域。

万斯同主编的《明史稿》，在讲述云南各个土司辖区时概括说：“大抵诸夷风俗，与中国大异。”(大体说起来各个非汉族的人群的风俗与中国大不一样。)明代的云南早已经在“中国”的版图之内，所以很清楚，这里的“中国”是指有别于当地各种土著人群的汉族和汉文化的地区。

清代探测长江上游水系，说它“源发于西番，委入于中国”。这是说长江源头是在西番，也就是西藏，几经回转与曲折而流入中国。关于黄河的河源，清人又说，“蒙古谓之敖敦塔拉，西番谓之索罗木，中华谓之星宿海”。敖敦塔拉即oto-un tala，翻译成汉文，意思是星星川，汉语星宿海之名即源此。青藏高原本来就在清版图，也就是第四层意义上的“中国”之内。所以这里在有别于“西番”“蒙古”意义上所使用的中国、中华，仅是指汉族、汉文明地区而言。“中国”的最后那两层含义，就是一个统一帝国的全部版图，以及这个帝国内部的汉文明所覆盖的地区，这两层含义一直被沿用到近代。所以英语中的Chinese才会既指“中国的”，又指“汉族的”。这并不是外国人的误读，它确实反映出这样的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这个词，曾经长时期地拥有两个互相有联系但又绝对不能互相混淆的不同意思。

我们已经看到，“中国”这个词起源于汉文明，所以满语里面的“中国”(tulimbai gurun)源于汉语“中国”的意译，如果要把它翻译过来，意思就是“居中之国”；蒙古语的“中国”叫dumdatu ulus，是从满语再转译过去的。中国在藏语里就叫krong-go，维吾尔语里叫jung-guk，一听就知道它们都是汉语“中国”的音译。但到两千多年后的清朝统治下，起源于汉文明的中国，变成了一个版图极其辽阔的多民族统一国家，而远远超越了最初哺育过它的汉文明的地域范围。

所以中国的扩大，既是诸夏或者华夏逐渐拓展它的生存空间的过程，更是中国超越华夏的生存空间，变成一个“大中国”的过程。

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塑造“中国”的时空节奏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改变。正像我们在前面讲到的，在新石器时代以及铜器和石器并用的时代，史前文化是以多头起源、多元发展的形式，像“满天星斗”一样散布在今天中国范围的地域内的。而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华北地区的人群从遍地开花的史前文化中突围出来，率先跨过文明的门槛，进入缔造早期国家的历史轨道。

一个已经拥有国家机器的人群——哪怕在很长时期内，那还只是一种非常初级的国家机器——相对于还处于“前国家”的组织状态中的周围人群，在调动和利用物质以及人力资源方面，当然就会占尽优势。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政治与文化发展都日益超越中国其他地方的华北人群，开始向南拓展自己的控制与影响，于是改变了中国时空进程的方向与节拍。它的特征可以用“由北到南”这个词来加以概括，与此前数万年间“自南向北”的态势刚好相反。

这个以“由北到南”为特征的时空发展阶段，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结束于13世纪初叶，也就是从夏、商、西周时代到宋金对峙的后期，前后一共经历3200多年。它可以再细分为三个时间段来讲。

第一个时段，是从公元前2000年到前500年代。经过1000多年的发育，一个可以看作是汉民族前身的人群，在公元前9世纪中后叶的西周后期已基本形成。此后不久，它就开始拥有最初的自称，也就是“诸夏”或“诸华”。到公元前500年前后，华北核心地区已经见不到“非我族类”，也就是非“诸夏”的各种人群。这就是说，诸夏已经在华北形成独大的局面。“由北到南”的第二时段，是从公元前500年到310年代。也就是从春秋战国时代到东晋建立，经历了800多年的时间。这时候，诸夏凭借自己所拥有的文化势能，逐步加快了向南方的长江流域拓展自己生存空间的过程。秦汉统一国家的建立，尤其是三国时期的吴国，以长江流域作为立国根本，对诸夏文化一波接一波地向南部中国渗透，起到了重大的推进作用。“由北到南”的时空变迁阶段的最后一阶段，从公元310年代持续到1200年代，相当于东晋年间直到宋金对峙的900年那一段，通过三次基本上是被动的大规模的向南方移民运动，汉文明完成了对南部中国的全覆盖以及中国经济文化重心从华北向南方的转移。

南宋王朝和金王朝都自称“中国”，可是查一查历史地图就不难知道，占据今天中国版图一半以上的辽阔的西部地区，并不在当时中国的范围之内。相对于由元朝和清朝建立的中国而言，那还只能算是“小中国”。而从“小中国”转化成一个“大中国”的变迁，那是在1200—1910年代的700多年里实现的。在这700多年里，中国发展的时空变迁又改换了它的节奏，而将以“从东往西”作为它的特征。

现在我们需要把思路从上面这个提纲挈领式的“预告”，转回“华北突起”的话题上来。所谓“华北突起”，指的是从公元前2000年左右开始，华北各史前文化在逐渐被整合为一体的同时，超越全国其他史前文化而真正跨入文明的门槛，从而成为中国历史文化不断向前推进的动力所在。“华北突起”的第一个表现是在“三代”，也就是夏、商、西周三个人群的先后推动下，华北的政治组织经历了从早期国家到相当完备的国家形态的演化。

它的第二个表现是，从大约西周中晚期，也就是从西周共和与宣王中兴时代起，经过之前1000多年的互相征服、共处与互动，源于夏、商、西周的不同人群及其文化逐渐融合在一起，终于形成了同一个拥有共同文化的、可以看作是汉民族前身的大型人群。所以严格地说起来，汉民族也不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它的诞生，最早可以推到公元前9世纪中后叶。再往前推，虽然已存在“夏人”“商人”“周人”等，但还不能说他们是已经形成了拥有相同文化的同一个人群。而现在，属于这个汉族前身的人群所共有的文化被创建出来了。

它的主要成分，只能举几个重要的来说说。第一，在这个时代早期汉语已经形成了。第二，记录这种语言的书写系统，甲骨文和金文，也就是铭刻在早先卜骨与此时青铜器上的文字，也已经形成了。第三，一种典型的青铜器制作技术——块范浇铸技术也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商代晚期，以及东周铸造的大型青铜器，往往是用这种技术制作的。第四，国家的典礼形式，也就是西周创建的礼乐制度形成了。第五，天文历法形成了。这个历法，俗称农历，也被称为夏历，是一个结合太阳运行和月亮运行周期的历法。一直到今天，中国的民间还在使用它。“华北突起”的第三个表现是，这个经过整合的汉语人群在春秋前叶，或者至少是到公元前7世纪中后期，已经拥有了明确的名称，那就是“诸夏”，也有称为“诸华”的。你看“华夏”之名虽然晚出，但其实早已经隐含在“诸夏”与“诸华”的名称之中了。这里的“诸”字之义与“诸位”的“诸”相同，表达一个复数的概念。“夏”和“华”为什么都要使用复数形式呢？

意思是“夏”或者“华”，作为一个拥有共同文化的人群，是由许多个相对独立的政体构成的。因为直到西周为止，专制君主官僚制还没被发明出来。所谓专制君主官僚制，要到战国的后期才出现，在秦汉获得确立和巩固。只有在这样的制度体系下，一个权力中心才可能通过增加官僚的层级，不断扩大它的控制幅度。所以在这之前的统治者只有通过分封体系来瓜分他们手里的统治权力。商王和周天子都只是成百上千个各自为政的独立政体的盟主，而不是后世的专制君主官僚制体系中的皇帝。所以要用“诸”字来界定“夏”，或者“华”。自从秦统一以后，“天下”同归于大一统的帝国，“诸”字所表达的复数意义不再存在。所以从汉代开始，我们看到“华夏”的名称才逐渐流行。“华北突起”的第四个表现是，随着诸夏人群的势力膨胀，原先与他们共存于华北核心地区的各种非诸夏人群，逐渐从他们原先的活动地盘上消失了。他们是以两种不同方式“消失”的，一是被融化在诸夏之中，而不再保持原有的不同文化；另一种方式就是在持续的“夷夏”互动中，不断向华北核心地区的外围退却。

关于这个问题，拉铁摩尔有一段话很可以引起我们的思考。他指出，古代汉文献总是宣称，诸夏只在抵抗侵略和保卫自己文化时才从事战争，华夏与戎狄的战争都起因于戎狄的攻击。但这些说法传达给读者的，在拉铁摩尔看来，只是一种“肤浅的印象”。所谓戎狄入侵，事实上经常是他们被迫把较好的土地让一部分给汉族，而向另一部分汉族取得较贫瘠的土地，并且逐渐以这样的方式退到中原的边缘。

拉铁摩尔指出，在这个过程里，汉族所统治的土地无疑是在增加。这个过程是与中国封建列国间的军事行动并行的。称霸的国家，就是对少数民族战争最多、掠地最广的国家，他在这里指的实际上是秦和楚。所以到春秋、战国之交，华北已经形成“内诸夏而外夷狄”的空间结构，也就是诸夏位于核心、夷狄位于外缘这样一种人群的分布格局。《左传》记载孔子在公元前500年说过的一句话：“夷不乱华，裔不谋夏。”它分别把“华”与“夏”、“夷”与“裔”当作可以互相替换的等义词来对举。“裔”的意思是边缘，把“夷”与“裔”相对举，这就说明当时的夷狄已处在华北边缘区域了。

所以直到大约公元前第一千纪的中叶，我们终于可以明确地画出汉族的祖先群体，也就是诸夏人群所分布的地域范围了。采集于公元前11—前6世纪的《诗经·国风》部分，记载着当时在各地传唱的古汉语民歌。把产生这些民歌的地方标到地图上，就可以获得诸夏人群在当时的分布范围。它大体上相当于中原再加上以今陕西渭河盆地为核心的关中地区。

诸夏聚集地的南部边缘，位于黄河与长江之间的淮河一线，再西面则以秦岭为界。这条界线，恰恰与中国南北分别以“江”或者以“河”来指代大水流的分界线相重叠。大家一定记得，“江”字被创造出来，最初是为了用来记录汉语外来词krong的读音。因此只有在南方，才用“江”字来指代长江以及其他的大水流。这与《诗经·国风》中根本没有南方民歌的记载恰好互相印证。可以看出，南方本不是诸夏的原始居住地。

说到这里，我们心里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分布广泛、数量繁多的中国史前文化，为什么会是在华北最早实现了走向文明的突破？05 由北到南：华夏文明如何覆盖到南方

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但我想，生态环境一定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面对南部中国多山、多树丛，沼泽、河流到处泛滥无常的自然环境，使用石器和木器的原始农业人群，只能以很小的人口规模，分别长期生活在相对孤立的小块地域里。在那些地方，河里有鱼类和蚌类，丛林里有野菜、水果、鸟禽，生活资源相对丰富，可是想要拓展生存空间，却极不容易。

而在华北的黄土地带，包括西部的黄土高原、东部黄河中下游的冲积平原，情况就正好相反。黄土地易于开垦，但所能提供的生活资源又相对匮乏，迫使那里的原始人群必须、也较容易不断地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由此也就极大地提高了各人群内部，以及各人群之间社会互动的程度。所以，与远古中国其他地区相比，华北地区的社会控制与社会动员的技术发展得更早，也发展得更快。

这种“北强南弱”的形势非常生动地反映在两个伟大的历史学家的记载中，那就是《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和《汉书》的作者班固。他们两个，一位生活在公元前1世纪，而另一位生活在公元1世纪，他们都居住在当时经济文化的核心地区——华北。

从华北俯瞰中国南方各种原住人群的时候，两人都用“江南卑湿，丈夫早夭”(江南地势低湿，男子大多短寿早夭)来概括江淮以南的人类生存状态。他们写道，江南地广人稀，农夫放火烧田，再浇水浸泡焚烧杂草留下的灰烬，就地肥田，然后种稻。因为蔬果鱼虾富饶，生活容易，所以南方的百姓生性苟且、慵懒，既没有受冻挨饿的人，也没有千金大富之家。可见明显的社会分化还没有在大部分土著人群中发生。

与此同时，当年中原的诸夏文明却早已呈现出一派发达成熟的形态。还是用司马迁的话来说，在华北大小城市里，来来往往的行人拥挤到摩肩接踵的地步，把他们的袖口拼接在一起，可以连缀成一幅遮蔽太阳的大天幕。熙熙攘攘的人群，个个行色匆匆，都在为夺利图财而争相奔走。

在这里我们看到，华北的史前文化最终被提升为一种新的文明，最重要的牵引力不外以下几点：一是不同人群间的交流互动的增强，二是社会控制和社会动员技术的发展，三是产品分配和财富积累方式的改变。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讲完了“由北到南”的第一个时段，也就是从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夏、商、西周时代，到公元前500年前后的战国时代，华北在这个时期完成了超越中国其他地区各种史前文化的过程。

我们一定记得诸夏形成的黎明时期所创造的“中国”，这个时候依托着诸夏的发育也很快膨胀，从只能在地图上表现为一个点，而扩展到整个中原。到了由北到南的第二时段，也就是公元前500—310年代，“中国”就更快地从中原变成一个覆盖秦汉帝国全部版图的舞台。现在轮到诸夏借这个舞台来演出从华北走向南方的戏剧了。

诸夏进入南部中国的历史一定极其久远，比诸夏作为文化共同体的形成还要早得多。西周时，吴国和楚国就已经立国于长江流域；但是直到春秋战国时，他们还没有进入诸夏文化共同体的范围。两国的王室虽然都声称自己是从北方南迁的，但楚王面对中原诸侯，仍然自称“蛮夷之君”，也就是说，他公开承认自己的老百姓都是蛮夷。

无论他们真的是出于北方的移民，或者实际上是从文化上被诸夏融合的土著精英，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带有上古汉语方音特征的古吴语和古楚语，很早已经流行在这些地方的上层社会。屈原的楚辞写得那样优美，似乎不是一个把汉语当作第二语言来学习的人能轻易做得到的。带有明显的地方化特征的楚辞，表明诸夏文化起码已经构成楚地精英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秦汉统一国家的建立，对华夏文化在淮河—汉江—秦岭一线以南地区的传播，以及那里社会经济的开发，是一种极有力的促进。东汉在今杭州湾以南开凿的人工湖，即历史上有名的镜湖(又称鉴湖)、余杭的南湖，还有杭州湾南岸的人工运河，都极大地改良了那里的水利系统。当然，推进是逐步实现的。

与北方相比，秦汉对南部中国的控制仍然还未深入。秦以郡为单位来治理地方。过去有人统计过，秦设在淮河秦岭以北的郡的数目，是南方郡的数目的2.2倍。东汉在全国设置郡国共99个，其中位于南部中国的交州(相当于今天广西、广东省的大部分和越南北部)，以及荆、扬二州江南部分的只有15个。

西汉末年登记在籍的人口数，南北比例为1∶32。之所以有这样的南北差异，当然与那时候南部中国的人口本来就比北方要少得多有很大关系。但是另一个原因也值得指出来，那就是北部中国作为秦汉立国的基础所在，国家采取的是像铺地毯那样全方位展开的面的控制；而对南方的统治，根据当时的国力，还只能实施仅限于点与线的有限控制而已。

所谓点与线的有限控制，就是建立一个与北方核心地区相连通的、稀疏的交通干线网络，再把网络的节点安放在不多的那些地理位置最紧要或者农业条件最优越的地方，通过设置官衙(也就是衙门)、驿传(也就是信息传递的站点)、屯戍(也就是屯兵和戍守，秦代曾经以50万北方军人戍守岭南)、亭障(也就是简易的军事防御工程)、小规模的移民点(指把罪犯及其家属迁到边远地区，与非华夏的土著混杂居住)等方式，对地势复杂、幅员广阔的南方实施一种粗略的管控。

打一个简单的比方，早期帝国对南部中国的治理，是着力编织一个经络系统，像一个“网线袋”那样把南方套了进去。通过纵横交叉的由网线构成的经络系统，北方把有限度地控制南方所必需的基本能量输送到南方，等待逐渐生长出来的“肌肉组织”，慢慢地把经络系统包裹起来。

那么“肌肉组织”又是什么呢？一是为寻求更多更好的生存机会(比如说可以逃避政府的赋税徭役)而从北中国迁往南方的农民、小商人、手艺人；二是因为较早被国家收编为民户，乃至受北方移民的文化影响而逐渐“华夏化”的当地人群。秦统一以后，淮河、泗河流域的非华夏人群大多变成了国家的编户，加快了他们融入华夏之中的历史进程。到汉朝，当地土著融入华夏的局势，以更快的速度向南拓展。

华夏的“肌肉组织”在南部中国的发育，在紧接秦汉之后的三国时期有了重大的进展。这与孙吴立国于长江流域有极大的关系。我们知道，孙吴的国都，一开始在今天的武汉，后来搬到建业，也就是今天的南京。这是历史上第一个把统治基础安放在南部中国的华夏国家，它为华夏文化在南方的扩展开创出一个前所未有的空间。

在孙吴之后三四十年，东晋和南朝又先后建都南京长达270多年，长期以半壁江山与十六国、北魏以及北魏的继承者东西魏、北齐北周相对峙，南京因此获得“六朝古都”的名声。这个名称很容易被人记住，可是大多数人对隐含在它里面的有关中国历史文化重大变迁的信息或许并不真正理解。正是这个“六朝”时代，尤其是因晋王室的南迁而启动的历史上第一次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给南部中国带来了秦汉无法与之比拟的人口与文化局面的重塑。而孙吴成为这次持续300多年的重塑过程的“第一记推动”。

东汉末年，后来成为蜀国大臣的许靖，为避乱从江南坐船流亡到今天的越南北部。后来他回忆一路所见说：“经历东瓯、闽粤之国，行经万里，不见汉地。”(语出陈寿《三国志》)可见从今天的浙江南部到福建，当时还没有什么讲汉语的人群。但是再往北一点，情况就不一样了，汉语已经在那里经历了一个“在地化”过程而演化为当地的方言。比如说，古吴语是在东吴地方由上古汉语演化成的方言，它就是现代吴方言的前身。上海话称你为“侬”，那时就已经这样说了。对两晋之际南下的北方人而言，古吴语已经变得使他们完全听不懂了。东晋初年，一个后来以品鉴人物而著名的破落贵族，去拜访名噪一时的丞相王导。回来后有人问他对王导的印象，他说看不出有什么其他特别之处，只是会“作吴语”而已。这个人后来受到王导提拔，他说王导的本事只限于会讲吴语，或许未必尽然。但会讲吴语，对当时从北方南下的士大夫来说，是笼络南方本土上层人物的感情，拉近与他们距离的一种重要技能，所以不能小看能“作吴语”的意义。

在楚地“地方化”的汉语，也已有很久的历史。汉代人就说过，“生长于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语出贾谊《治安策》)。在楚地长大的人，就不能不讲带有楚地口音的汉语。王导的堂兄王敦，口音里就带有“楚音”，大概与他在荆湖待的时间较长有关。南朝的第一个皇帝刘裕出于楚地，虽然几世住在江南，但是他的楚方言的口音没有变化。

由此可知，楚方言与古吴语方言之间的区别很明显。北方汉人与已经生活在南方的汉人之间，不但在语言上已有不同方言的区别(当然当时的南方还有古蜀方言的存在，就是四川的方言)，并且也已经发展出文化上的其他区别。一个最为人熟知的例子，就是南方的汉人爱喝茶；饮茶之风虽然已经传到北方，但那时北方汉人最爱的饮品还不是茶，而是大约从西面的羌人那里传播过来的奶酪。南下的北方士族用奶酪招待一个当地人，吃得这个人整夜拉肚子。这个倒霉的南方人自嘲说，身为南方之人，差点做了北方之鬼。饮茶之外，还有鱼羹、蟹黄，甚至槟榔，也都变成南方汉文化的代表性标志。

如果说孙吴的开拓性南下还只是一个为时不长的试探，那么西晋政权在北方民族深入华北的压力下，被迫向南方撤退，把华夏遵循着“由南到北”的时空节奏继续发展的过程，又推入了一个新的时段。06 避乱江南：你的祖籍是哪里

我们已先后讲述了中国按由北到南的时空节奏发育壮大的前两个时段。从公元前2000年到前500年，诸夏人群率先建立起早期国家，在国家动员能力的推动下诞生、发育，占据了华北核心地域，并蓄势待发。这是我们已经讲过的最先一个时段。后一个时段从公元前500年到310年代，以秦汉大一统王朝和孙吴立国江南的政治架构为依托，华夏人群开始把自己的文化覆盖到淮河—秦岭之南的南部中国。

所以下面将要接着讲的，是由北到南的时空发展节奏的第三个时段。它起始于公元310年代，终止于1200年代，也就是从两晋之际到宋金对峙的后期。在这个阶段，华夏人口进一步南移的主要驱动力来自哪里呢？可以说不再像前两个时段那样，来自它想要扩大自己生存空间的纯主观需求，而是由于它受到周边非华夏人群大规模进入华北的巨大压力，而不得不退往南方，并最终在那片新土地上安家落户。

在这900年里，相继发生过三次华北大乱的局面。第一次是在公元310年代的两晋之际，分布在华北边缘地区的若干少数民族先后闯进华北，西晋政权被迫从洛阳出逃，迁往南京。北方许多世家大族带领着依附在他们大庄园里的数量巨大的劳动人口，纷纷追随晋王室避乱江南，这就导致了中国北方人口第一次大规模南迁。因为乱局演变为不可挽回的形势是在西晋末年的永嘉年间，所以称为“永嘉南渡”。

华北第二次大乱起因于安史之乱，也就是唐朝安置在河北边地的少数族群出身的军阀安禄山和史思明叛乱。从公元755年爆发，安史之乱一路发展为一场历时八年、遍及中原和关中地区的大灾祸。虽然经过八年平叛，安史之乱算是被镇压了，但唐朝从此不再太平，始终在时好时坏的形势下，越来越快地往下跌，一直跌进唐朝末年黄巢起义的大乱之中。在这段时间里，北方人口始终在断断续续地往南迁。

第三次的南迁是在1120年代，金灭辽以后与宋交恶，于是乘灭辽之势大踏步南下，逼得宋王室渡长江南走，并且一度撤退到海上避难。因为这时正是北宋的靖康年间，所以史称“靖康之难”。三次大乱所引发的人口事件，极大地改变了南北中国的人口分布格局，以及那里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以下就选择其中若干最主要的情节，分别说一说。

西晋末的“永嘉南渡”，实际上是晋王室的内乱，也就是所谓“八王之乱”进一步恶化的结果。西晋开国未久，动荡的政局就从接连不断的宫廷政变，演变为由晋宗室的八个藩王参与的华北大内战。自东汉以来，一些非华夏族群已逐渐移入华夏边界的外围，中原内乱的形势又使他们先后参加到混战中来。

他们有些是华夏军队的雇佣军，另外一些是原来的雇佣军成了新的军阀后，在他们手里又再发展出来的新雇佣军。随着他们从雇佣军逐渐变身为具有各自独立目标和立场的政治—军事势力，西晋政权面对他们的反叛节节败退，最后只好狼狈南逃，把一片狼藉的北部中国留给他们继续互相厮杀。所谓的“五胡十六国”时期就这样开始了。

直到北魏统一华北，在那里先后有过匈奴、鲜卑、羯、氐、羌和

[7]賨人六个非华夏人群，前后建立了超过十六之数的政权。所以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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